美國的新金融霸權主義思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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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建立起金融霸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是美國金融霸權的轉折點，即由美國“獨霸”到尋求日本“協作”才能實施有限的金融霸權的“過渡階段”。但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國一方面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減少了金融業的經營風險，增強了金融業的競爭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激活了資本市場，使其恢復了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并恢復了金融霸權的實力；另一方面，竭力推進金融自由化，為其實現新金融霸權營造合適的外在條件。這樣，美國安全度過了有可能喪失金融霸權的“危險期”，并于90年代確立了它在世界的新金融霸權地位。在金融霸權的充分施展之下，美國終于匯集世界巨額資本，孕育出本國的經濟繁榮。

關鍵詞：美國金融霸權經濟繁榮

金融霸權是指霸權國憑借其壓倒優勢的經濟(尤其是金融)、政治、軍事等綜合實力，來獲取用武力冒險與政治訛詐所無法獲得，但是可以通過金融市場上運作而輕易獲得的巨大經濟利益。從本質上來看，金融霸權是軍事霸權和政治霸權在經濟領域中的延伸，而軍事霸權與政治霸權是金融霸權的基礎。20世紀90年代，美國就是主要依靠新金融霸權，贏得了長達十年的經濟繁榮。

一、由“獨霸”到“協霸”——美國金融霸權的歷史轉折

（一)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是美國金融霸權的轉折點

冷戰時期，美國憑借它一手設計的國際金融機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將美元等同于黃金，確立了美元的國際絕對壟斷地位，由此變相向世界各國征收巨額的鑄幣稅。通過征收鑄幣稅，美國為其工業的國際性擴張融通資金，為其扮演“世界銀行”融通資金，為其充當“世界警察”融通資金。亦即，美國可以不受其國際收支盈虧的限制，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其任何經費的短缺都可以通過加快印鈔機的速度來解決。“美國基本上是利用美元的國際地位，解決全球霸權的經濟負擔”。“美國人隨心所欲地印刷美元，以便在越南打一場殖民戰爭，盡量買進外國公司，并通常為美國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霸權提供資金。”美國的隨心所欲行動，引發國內持續惡性通貨膨脹，并通過國際貨幣體系直接導致全球性通貨膨脹，從而促使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是美國金融霸權的轉折點，美元由一家獨霸絕對壟斷地位，到與馬克、日元相競爭的相對壟斷地位。美國的金融霸權也由獨霸而向聯邦德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尋求協助霸權轉變。

(二)日本支持美元，協助美國金融霸權

由于戰后西歐一體化不斷取得進展，本身就是對美國霸權提出的挑戰，因此聯邦德國對于美國金融霸權的協助極為勉強，當美國試圖通過“史密森協定”要求其他國家同意將自己的貨幣與美元重新掛鉤時，遭到了聯邦德國的拒絕，布雷頓森林體系所確立的固定匯率的“復活”便“胎死腹中”。聯邦德國拒絕對美元的支持，促使美國改變了國內經濟政策，“這是戰后美國第一次在外國的壓力下對本國經濟政策作出的重大的改變。在經濟領域，這種政策逆轉標志著美國霸權的結束。從此以后，美國需要日本在金融上予以支持了。”

日本于1981年成為世界頭號資本輸出大國，1986年又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而美國于1985年底，因為日益龐大的財政與外貿赤字而迅速淪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到80年代末，美國的外債累計約1萬億美元。這樣，在不到5年的時間內，美國便逆轉了持續一個世紀之久的趨勢，即由富甲天下變成負債累累。在金融實力迅速下降的前提下，美國繼續維持其金融霸權地位，必須得到金融地位迅速上升的日本的支持。1983年11月美日成立了貨幣委員會，以加強兩國在貨幣領域里的協作，奠定了兩國之間的特殊金融關系。1976年日本購買美國聯邦債券總額只有1．97億美元，但是自美日加強金融協作后，日本對美國聯邦債券的購買迅速增加，僅1986年4月購買額就高達138億美元。8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每年借債1000～2000億美元，日本則提供了其中的大部分資金。“80年代中期，日本已經取代聯邦德國成為美國主要的經濟盟友，以及從金融方面支持美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繼續稱霸的后盾。日本把儲蓄款和大量國際收支盈余在美國投資，支持了美元，幫助為防御體系融通了資金，而且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如果里根政府沒有得到日本這種金融上的支持，作為里根經濟政策的結果，溢值太大的美元可能會暴跌，甚至垮臺。”

二、進行大刀闊斧的金融改革夯實金融霸權的內在基礎

“從70年代到80年代，在美國經濟衰退當中，美國的金融界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在90年代這種變化的效果顯露出來，確立了美國的世界最強國地位”。由于巨額貿易赤字、惡性通貨膨脹以及利率大幅度上漲等不利條件，美國的金融機構的生存基礎一度遭到嚴重動搖(典型事例是伊利諾斯銀行危機和儲蓄貸款合作社危機)，在整個80年代，商業銀行倒閉的數量不斷增加，在拯救伊利諾斯銀行的1984年，倒閉的銀行就達1OO多家，另外由于管理失敗，400多家儲蓄貸款合作社(S&L)瀕臨倒閉危機。為避免全面金融危機的發生，建立健康而富有競爭力的金融體制，美國著手對金融業實施一系列的改革。

(一)減少金融業的經營風險。為穩定金融秩序，改變了由過去保護儲戶存款為提高各類銀行的自有資本比例。通過提高銀行自有資本的比例，增強銀行應對不良貸款增加的能力，從而減少破產風險。對自有資本比例低于一定水平的銀行，金融當局則勒令其采取措施增加資本或壓縮資產，而當自有資本比例低到無法改善的程度時，政府可以決定將其置于國家的管理之下。在提高銀行自有資本比例的同時，金融當局還就存款保險費作出規定，凡是自有資本比例越低的銀行，所繳納的保險費就越高。銀行必須公開主要經營指標，儲戶根據這些指標判斷銀行的存款有無風險。為監視銀行是否準確公開信息，政府配置了多達8000余人的金融檢察官，對于違反規定的經營者給予嚴厲懲罰。

(二)增強金融業的競爭能力。第一，提高金融業經營效率。通過一系列穩定金融秩序的措施，金融業優勝劣汰的競爭原則，在健康的運行環境下得到進一步貫徹。1990年以后，美國為了進一步提高經營效率，興起了大改組運動，金融機構的數量大幅度減少，金融運行效率得到進一步提高；第二，放松了銀行兼營其他金融業務的限制。1933年通過了《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有效地限制了商業銀行的證券投資活動，盡管這一限制控制了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保證了美國金融與經濟在相對穩定的條件下持續發展，但在與歐洲全能型銀行的競爭中，美國金融業處于明顯的不利地位。為了增強美國金融業的競爭力，1989年以后，美聯儲通過對《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第20條作更寬松的解釋，使商業銀行(通過其作為一級交易商的附屬機構)得以進入新證券發行市場，銀行業證券化由此得以迅速發展。

(三)激活資本市場，恢復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由于過多的市場準入限制，與歐洲資本市場相比，美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明顯滯后，尤其是歐洲美元市場迅速擴展，大大減少了美國資本市場的吸引力。為增強美國資本市場的競爭力，美國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包括：第一，縮減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權限，簡化部門手續，加快證券發行的審查，建立一攬子登記制度，廢除對非居民的利息收入增收源泉所得稅。以此為契機，大批外國機構紛紛進入美國資本市場；第二，證券交易委員會于1990年改變了依靠公開信息來保護投資者的想法，大幅度放寬有關融資機構在這個領域公開信息的義務。由此，各類投資基金的發展如雨后春筍；第三，由于放松管制以及通訊技術的不斷進步，美國資本市場的金融創新空間迅速增大，金融衍生商品層出不窮，給各類風險喜好者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投資(或投機)機會，美國資本市場的活力由此得到空前提高。

通過穩定金融秩序、增強金融業的競爭力以及激活資本市場，美國很快恢復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實力迅速增強，為新金融霸權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三、積極推動金融自由化，營造金融霸權的外在條件

由于美國的經濟實力與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與原先相比，美國的新金融霸權在內在基礎與外在條件上都有了新的特色。內在基礎主要體現在：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軍事與經濟超級大國，強大的金融實力，美元的國際壟斷優勢，完善與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遙遙領先的金融創新能力，極具有危險性的對沖基金，等等；外在條件主要體現在：整體上依舊有利于美國金融霸權的國際金融機制，金融自由化與開放的金融市場，世界經濟對于國際資本的依賴，其他金融大國的協助，等等。其中，金融自由化是美國實現金融霸權的最重要的外在條件，因此美國不遺余力地加以營造這一外在條件。

在194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時所制訂的章程中并沒有“資本帳戶自由化”的條款，不僅沒有．而且基金協定還賦予各國“資本控制”的權力。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撒切爾和里根執政為標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凱恩斯干預主義經濟學獲得了英美官方經濟學的寶座，新自由主義崇尚“自由市場機制能自動實現資源最優配置，能自動實現國民經濟充分就業均衡”的舊自由主義教條，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放任。而美國也不斷通過其在世界經濟學界的影響力，大力渲染新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極力推動下，在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所極力宣揚與主張下，新自由主義逐漸上升至世界主流經濟學的地位，促進國際資本自由流動也就成為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目標之一，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因此而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在這一潮流的有力推動下，國際資本流動突飛猛進，金融自由化蔚然成風。

在強化新自由主義的指導思想來變更別國意識形態的同時，美國不斷利用其強大實力，來打開別國金融市場。為此，美國采取的手段通常主要有：一是通過其霸權地位強迫其他國家開放其金融市場。1984年美國就曾壓迫日本開放其金融體系，在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同樣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二是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變相推行金融自由化。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操縱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極力推動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進程，并一度認為，新興市場國家發生危機，并非投機資本的過度流動而是流動不足造成的，并且甚至以進一步實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作為經濟援助的前提條件。1997年在香港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了修改其章程的設想，其目的是要將“資本帳戶自由化”列入修改后的章程中。

四、美國新金融霸權的主要表現

(一)鞏固和捍衛美元的特權地位

1．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權地位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美元等同于黃金，成為“美國世界地位的基石”。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依舊具有核心貨幣的地位。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約占64％；在國際貿易中，有2／3是用美元結算的；在外匯市場上，以美元結算的占83％；國際證券發行總額接近1／2由美元標價；金融衍生產品結算至少有1／2是用美元；國際貸款總額中以美元計價的部分也接近一半；所有美鈔(約4700億美元)的2／3都是在境外流通的，大約3／4新增發的美鈔被外國人所持有；非居民持有的美國凈資產已超過1萬億美元。

美元的這種特殊地位為美國經濟的貨幣擴張、國際收支平衡、信用支撐提供了無法替代的優勢效應。各國以美元作為儲備和主要結算貨幣，導致對其需求增加，得以讓這種綠色的紙幣取代“金本位制”。同時，也讓美國有條件不斷增發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需求的貨幣、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為主導的第三產業比重。于是，以金融資本主導的美國經濟出現了“從紙到紙”的循環；美聯儲發行紙幣支付巨額貿易逆差——各順差國再以得到的美元購買美國發行的其他類型的“紙片”：政府或企業證券——美元回流進入美國資本市場——美國用以對內與對外投資。這種“從紙到紙”的循環支撐了美國的經濟持續繁榮。

2．美元的特權地位給美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

首先，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使美國獲得數額巨大的鑄幣稅，從而白白占有了境外持幣者的資源。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1995年約有半數美元(約3750億美元)在美國境外流通，使其每年大概獲益150億美元，占美國GDP的0．2％。

其次，分享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成果。美國相對而言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舉債，卻不必對等地承擔或干脆不承擔償還責任。美國可以通過美元的貶值，既減輕外債負擔，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例如；在1985年3月至1986年3月的一年間美元貶值就減少了美國約三分之一的債務。

第三，轉嫁危機。當美國出現經常帳戶逆差時，可以通過印刷美鈔來彌補赤字，維持國民經濟的平衡，將通貨膨脹轉嫁給其他國家。在出現金融危機時，美國可以直接增加貨幣發行量，從而避免信貸緊縮和信心崩潰帶來的經濟危機，把部分損失通過貨幣政策的變化轉嫁給世界各國。

3．美國堅決捍衛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權地位

90年代初期，日元和馬克隨著日本與德國經濟的強勁增長，一度成為國際儲備體系中的新寵。然而，由于德國統一消耗了大量財力、物力，再加上歐洲經濟一體化加速，歐洲貨幣聯盟提上議事日程，馬克也就不再對美元構成挑戰。

針對日元的挑戰，現在看來，美國的應對可以說是處心積慮，對日元抑制也不遺余力。在美日經濟戰中，美國給予日本的致命一擊，當數泡沫經濟。是美國“幫助”日本形成了巨大的泡沫經濟，又是美國“協助”日本擠破經濟泡沫，泡沫經濟的破裂，使日元遭受重創。”亞洲金融危機，美元進一步擠壓日元空間。這樣，隨著日本經濟低迷的持續，金融業問題成堆，日元對美元的挑戰也自然被無限期擱置。”

1999年啟動的歐元對美元的特權地位構成的威脅遠遠大于當初馬克的挑戰。在歐元啟動前夕以及啟動之初，不少國家曾紛紛表示要調整本國的外匯儲備結構——減少美元、增加歐元。但是，由美國主導的“北約”通過對南聯盟的轟炸，動搖了國際社會對歐元的樂觀預期，最終使美元度過了經受挑戰的最危險時刻，并且保持著對歐元的強勢。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科索沃危機是美國給歐元布下的陷阱，在危機的“幫助”下，美國股市一路凱歌，而歐元疲態盡現，美元無疑取得了與歐元較量的首輪回合的勝利。

(二)美國金融霸權的新工具——對沖基金

20世紀80年代后的金融改革，大大增加了美國金融業的活力，美國新的金融機構紛紛涌現，金融工具的創新層出不窮，這些都遠遠走在西方發達國家前列。這一方面大大增強了美國資本市場的活力，增加了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這些從事新的金融衍生交易的新的金融機構日益頻繁的活動，大大增加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并且客觀上成為美國金融霸權的又一重要工具。

在諸多從事新的金融衍生交易的新的金融機構中，對沖基金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對沖基金是隨著美國金融業的迅速發展，特別是期貨和期權等交易的出現而興盛起來的，是美國投資風險最大而聯邦金融監管最松的一種基金。然而，直到1990年，美國的對沖基金僅有1500家，資本總額不過500億美元。但是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和金融全球化趨勢的加劇和廣大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市場的開放，美國對沖基金每年都以極快的速度增加。據估算，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至少有4200家對沖基金，資本總額超過4000多億美元(不包括基金的借貸款)。

由于美國股票總市值十分龐大(2000年前后，美國股價市值已高達近17萬億美元，是GDP的1．8倍)，外加金融監管嚴格完善，對沖基金很難在國內興風作浪，但是對于美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美國的對沖基金則往往能夠掀起驚濤駭浪，嚴重威脅金融市場業已開放或正在開放的國家和地區的安全。從20世紀90年代國際金融領域發生一系列的金融危機來看，對沖基金客觀上已經成為美國金融霸權的重要工具。

1992年歐洲貨幣危機，使國際社會第一次領教對沖基金的巨大威力。危機發生后，英鎊和里拉先后被迫退出歐洲貨幣機制，西班牙的比塞塔、葡萄牙的埃斯庫多以及愛爾蘭鎊也受到重創，歐洲匯率機制受到嚴重威脅，英國如今對此仍心有余悸，依舊徘徊于單一貨幣體制之外，歐洲經濟一體化因此而放緩步伐。歐洲貨幣危機，增加了英國對歐洲一體化前途的疑慮，增加了歐盟的離心力，從而減少對美國金融霸權的威脅。

1994歲末9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對沖基金又大顯身手。墨西哥比索受到重創，外匯儲備耗散殆盡，而對沖基金卻中飽私囊。由于怕遭“池魚之殃”，美國慷慨出資400億美元，給予墨西哥鼎立援助，平息墨西哥的金融風潮。墨西哥金融危機，一方面增強了美國對沖基金的實力，另一方面增加了墨西哥對美國的依賴，再一方面增添了美元對西半球的影響力，加快拉美美元化進程。

1997年7月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更是對沖基金興風作浪的結果。對沖基金使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等諸多國家遭受嚴重損失，印度尼西亞的損失尤其慘重，這些國家人民辛苦幾十年所積累的財富，被“金融大鱷”席卷一空。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東盟諸國損失達數千億美元，印尼經濟甚至倒退了30年，菲律賓的國民財富也減少近一半。一度是無限風光的亞洲小虎被折騰得滿目瘡痍、傷痕累累。危機的結果是：東亞“新興經濟體”的實力被嚴重削弱，日本經濟持續低迷，國際經濟中心向亞太轉移的步伐放緩，“日元圈”遭受重挫，美元恢復并強化了在該地區的地位。

對沖基金成為美國金融霸權的重要佐證還體現在：(1)美國官方和經濟學者對對沖基金的嚴重違背人類道義的無賴行為——“于乞丐缽中取食”，聚斂不義之財——聲嘶力竭的辯護；(2)美國官方和經濟學者紛紛指責香港特區政府對對沖基金迎頭痛擊，違背自由市場原則，“損害”香港的長遠利益；(3)美聯儲對因在俄羅斯金融危機和日本金融動蕩中興風作浪而遭受嚴重損失的本應“罪該萬死”的“長期管理基金”給予迅速及時救助；等等。

總之，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美國獲取金融霸權利益的同時，還承擔著維持國際金融秩序穩定的義務。在新金融霸權之下，美國在享用更大特權的同時，卻很少甚至根本就不承擔相應的義務。而且，為維護美國國家利益或攫取更大更多的特權利益，有意或無意制造國際金融動蕩，業已成為美國新金融霸權的本身。美元的特權地位，是布雷頓森林體系這一舊的國際金融機制給美國留下的遺產，而“金融大鱷”對沖基金則是美國金融市場誕生的杰作，一個坐收漁利，一個明火執仗，因此巧取與豪奪成為美國新金融霸權最顯著的特征。而其他諸多金融霸權手段，要么是協助維護美元特權地位以坐收漁利，要么是配合對沖基金“金融大鱷”好明火執仗，如對國際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的利用。

五、美國新金融霸權迎來新的經濟繁榮

(一)美國金融霸權的目標在于爭奪國際資金

國際資金是美國金融霸權爭奪的目標，為此美國利用各種霸權手段，竭力將美國營造成為世界最有利和最安全的投資場所。

1．保持強勢美元，吸引外資進入美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將美元強勢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地位。為維持美元強勢，90年代以來，美國一方面不遺余力打壓競爭對手——馬克(后來是歐元)與日元；另一方面將國內利率總是保持相對較高的水平，擴大與歐盟和日本之間的利差，從而有力地增加了美元資產的吸引力。尤其是從1999年6月到2000年5月期間，由于擔心股市泡沫損害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美聯儲連續6次提高利率。到2000年5月，聯邦基金利率達到9年來的最高水平。截至2000年底，美元的貿易加權匯率比1997年高出15％。保持強勢美元，就可以吸引外資流入，降低銀行利率，刺激消費和投資，利用快速發展的證券市場，引導資金流向高新產業，鼓勵企業重組和調整，增強在全球的競爭力，以此來支持美元的強勢地位。布什新政府的財政部長的保羅·奧尼爾就曾強調，美元堅挺，通脹率較低，促進了外國資本的流入，是美國經濟保持lo年連續增長的重要因素，美國新政府將繼續沿用這一政策。

2．制造諸多事端，驅趕外資進入美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元強勢決不是美國吸引外資的唯一驅動力。前文業已陳述，通過不斷的金融改革，美國對內建立了高度發達的極富有競爭力的資本市場，對外強化了美元和對沖基金大棒，利用政府(加強國際經濟合作、操縱國際經濟機構)和市場(推進經濟全球化)雙管齊下來鞏固和擴展美國的國家利益。20世紀90年代，國際社會總是每隔一段時期(2～3年)，都要發生與美國緊密相關的事端，從海灣戰爭，到歐洲、墨西哥與東亞三大金融危機，再到科索沃危機以及所謂“千年蟲”問題等等。這些與美國緊密相關的事端，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導致國際金融動蕩，國際金融界由此而確信；美國是世界最安全的避風港——例如對“千年蟲”有著準備最充分和最穩定的投資場所——美國遠離遭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通過經濟、政治、軍事以及技術等各種手段，將世界資本驅趕至美國，使美國成為世界資本匯集的中心。在東亞金融危機發生后的一年內，以各種形式流入美國的國際資本約有7000億美元，其中由東亞地區轉向美國的外資就超過3000億美元。

(二)匯集世界資本，孕育經濟繁榮

美國自1982年始便從國際資本凈輸出國轉為凈輸入國。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0年，美國對外資本輸出凈額為816億美元，外資流入凈額為1420億美元。1998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2928億美元和5026億美元，意味著美國凈接受了2000多億美元的國際資本。到1998年底，外國人擁有的美國金融資產總額，就已經達到6．6萬億美元。按美國政府最新的核算方法計算，1990年時，美國可能還算不上是一個國際凈債務國，但1997年時，累計的國際凈債務已相當于GDP的13％，到1998年年底，這一比重達到18％。據美國第一波士頓信托銀行估計，到1998年年底，美國實際上利用著全世界凈儲蓄額的約?2％。大量外國資本流入，使美國的凈外債高達2萬億美元，這相當于每個美國家庭承受2萬美元的外債負擔。

美國長達lo年的經濟繁榮，依賴于旺盛的個人消費這一內在基礎。在美國全年GDP構成中，個人消費因素近年來一直超過了2／3，在2000年4446億美元的美國GDP增額中，個人消費就高達3158億美元。而旺盛的個人消費又仰賴以下三個前提：股市的“財富效應”、日益膨脹的消費信貸以及持續而大量的商品進口。然而，這三大前提的存在又與外國資本密不可分。

首先，外國資本的流入促進了美國股市的繁榮，從而引致“財富效應”。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美國股市的“財富效應”最為明顯。1991年3月至2000年3月這一持續快速經濟增長時期，美國個人消費開支的增加，主要源于美國股市的持續繁榮而引致的“財富效應”。研究表明：在美國，每100元股市收益，就有2—4元用于消費。從1994年年中到1999年年中，美國家庭資產凈值從24萬億美元增加到38萬億美元，在增加的14萬億美元中，有10萬億美元與股票價格上漲有關。但是，美國股市的繁榮與外資大量而持續流入息息相關。1994年外國人購買的美國股票、公司債券和其它非國庫券證券為570億美元，1997年激增到1970億美元，1998年進一步上升到2280億美元，而1999年僅流入美國股市的外國資本就達3520億美元。美國股市在接近巔峰狀態時期，其市值超過17萬億美元，其中外資約占13．6％。公務員之家

其次，外國資本的流入填補了美國儲蓄與消費的資金缺口。美國消費信貸由來已久，90年代的經濟繁榮的一大前提，就是消費信貸市場繁榮。由于股票升值的擔保，家庭在住宅和汽車等方面擴大了消費，各類消費信貸大大增加。到1999年美國的家庭借貸增加了62％，家庭的住房信貸占居民房產價值的43％，而這個數字在1985年則為30％。在90年代的整個消費信貸中，銀行的信用卡信貸僅在1994—1995年之間就增長了77％。然而，長期以來，美國人的儲蓄意識淡薄，借貸消費旺盛。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近年來美國家庭的儲蓄率一直在下降，1996年為3．1％，1997年是2．1％，1998年進一步降至0．5％，這是自]93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1998年第4季度，儲蓄率更是接近0。1999年還出現了連續數月的負增長。儲蓄與消費的資金缺口，很大一部分依靠外國流入的資金填補。

第三，外國資本的流入彌補了經常項目的赤字。由于美國經濟向服務行業的轉變，導致美國制造業在經濟中的地位自60年代以來不斷下降。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制造業所占比重也從1960年的27％下降到了1997年的17％。因此，旺盛的消費需求，只有依賴對國外商品與服務的大量進口，而持續大量進口導致了對外商品貿易與經常項目出現越來越大的巨額逆差。到2000年，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約4500億美元，相當于其GDP的4％。經常項目的失衡，需要資本項目的盈余來彌補，以達到國際收支的平衡。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投資收益凈額逐年遞減，1998年還出現了62億美元的赤字，1999年這一赤字更增加到185億美元，因此，美國用以彌補經常項目赤字的只有吸引大批國際資本的持續流入。

正因如此，是美國的新金融霸權，匯集了世界巨額資本。而就是世界的巨額資本，孕育了美國的經濟繁榮。

綜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建立起金融霸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是美國金融霸權的轉折點，即美國由“獨霸”到尋求日本“協作”才能實施有限的金融霸權的“過渡階段”。但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國一方面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減少了金融業的經營風險，增強了金融業的競爭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激活了資本市場，使其恢復了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并恢復了金融霸權的實力；另一方面，竭力推進金融自由化，為其實現新金融霸權營造合適的外在條件。這樣，美國安全度過了有可能喪失金融霸權的“危險期”，并于90年代確立了它在世界的新金融霸權地位。主要表現：一是美國不斷鞏固和強化美元的特權地位，二是培育出極具危險的金融霸權的新工具——對沖基金，一個坐收漁利，一個明火執仗，巧取與豪奪成為美國新金融霸權最顯著的特征。在金融霸權的充分施展之下，美國終于匯集世界的巨額資本，孕育出本國的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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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吉川元忠：《金融戰敗》，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

10．[美]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