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占用測度分析論文
時間:2022-12-30 05: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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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來具體研究一下生態占用測度方法的理論問題。
1.對a[,j]和EP[,i]的剖析
根據生態占用的概念,生態占用最終要將人類活動轉化為承載這種活動的地理面積,所以生態占用最終測度的不是價值量,而是生態占用面積。
那么,由公式,我們就可得出某地的生態生產力EP[,i]的計算思路,即EP[,i]表示單位面積的資源產量和污染消納能力。它的單位是“某資源單位/面積單位”,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一個強度相對指標。
EP[,i]的計算與生態占用測度的兩個假定是直接相關的,就是說,生態生產力是分類計算的,即,對于每種不同的資源,我們可以明確地把它歸類,找到它所對應的生態生產力進行折算。也就是說,EP[,i]不僅有屬地屬性,還有資源類別屬性,從這個意義上講,EP[,i]最好被寫成EP[,ij],以從統計意義上強調它的兩個屬性。
于是,如果一個區域內有n個城市,則每一個城市都可根據其不同的EP[,ij],找到其對應于這些陸地和水域面積的資源消耗與排泄量,就可計算出其各類的生態占用,即可用代表該區域中城市i對資源j的生態占用面積。這個a[,ij]有如下特點:
(1)它是一個總和指標,而非人均指標;
(2)它是一個逆指標,也就是說它越少就越好,給自己留的空間就越大,系統的可持續性也就越強;
(3)從公式上看,它承認一個區域在其地區域留下了“生態腳印”,這是生態占用的一種外部效應。但它假設不管資源來自于何方,均按本區域的相應類別的生態生產力折算。這種方法只能是一種粗略的做法,尤其當區域間轉移的資源量比較多時更是這樣;
(4)空間上它是不可比的,因為它是有地域屬性的,不同地域是按不同的EP[,ij]來折算的。如果想對不同區域間的相同類別進行比較、加總,就首先要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這是下一步“產量調整”的理論基礎;
(5)它是分類別計算的,一個區域會在耕地、森林、草地、水域等多處留下“生態腳印”。顯然,由于不同類別生態空間的生態屬性不同,所以各類別之間是不可加總的。如果想對不同類別進行比較、加總,就要對上一步的處理結果再進行標準化處理,這是“產量調整”后“等量化處理”的理論基礎。
2.對產量調整方法的剖析
產量調整的出發點是使不同區域的相同消費之間的生態占用具有可比性,具體的方法是引入一個產量調整因子YF[,i](同上,它應該被寫成YF[,ij]),即,這樣可以使由于資源稟賦強(生態生產力強)而掩蓋的生態占用較少的情況調整變得大一些;使得由于資源稟賦差(生態生產力弱)而夸大的生態占用較多的情況調整變得小一些,以正常反映其占用人類資源的規模。
附圖
這樣,我們可以發現,產量調整方法實際上達到了兩個目的,首先是計算的標準化,而更為重要的是它使得生態占用的計算過程大大簡化。即,我們沒有必要再逐個去找每個區域所特有的EP[,ij],而只需知道全球平均的EP[,j],我們就可以計算一個虛擬的生態占用空間,即平均生態生產力水平下的生態占用。顯然,這個虛擬的生態占用空間是有界的,它不會超過地球現有的該類生態空間的總和。
3.對均衡處理過程的剖析
均衡處理過程是為生態占用的類別加總而進行的標準化處理。進行這種標準化處理的理由是很明顯的,因為即使是從平均的生態生產力水平上來看,耕地、草地、化石能源用地、森林、建筑用地、水域等類別的空間都是有差異的。
有人想到了用權數作同度量因素把不同的空間面積加到在一起、這個權數就是均衡因子EQ[,j]目前國際生態占用測度中采用的均衡因子分別是:森林和化石能源用地為1.1、耕地和建筑用地為2.8、草地為0.5、水域為0.2。也就是說,該均衡因子認定耕地和建筑用地的生態生產力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8倍,草地只達到了平均水平的一半。通過這些均衡因子,就可以將六類生態系統面積調整為以全球生態系統標準生產力為基礎的、可以直接相加的生態系統面積。
總的來說,均衡處理過程是要形成一個生態占用的整體概念,它試圖把各種不同功能的空間通過一定的方法換算并加總,這種處理方法是生態占用測度中的第二次標準化處理。由于涉及到了不同生態功能間的轉化,其標準化過程較之產量調整時的標準化方法來說相對困難。
對生態占用的均衡處理,我們覺得有畫蛇添足之嫌,這是因為,很難找到一個合理的均衡因子EQ[,j]。使得各類不同的生態占用被同度量化,而且同度量化后的數據含義也發生了變化,這時的加權總量指標很難說還是與地球空間相關聯的生態空間。
所以,不論是從技術上還是操作上來說,作這種“均衡處理”都是不劃算的。更聰明的方法是做到第二步說停止,只給出分類的生態占用,而不需給出總和的生態占用;即使是要給出總和生態占用指標時,我們不妨單純對各類占用簡單加總即可。為了驗證這種想法,我們找到了生態占用的一個實際測度的例子,這個例子取自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WildFund)的研究成果,具體數字見表1。
表1部分亞太的國家(地區)生態占用數據(1996)
附圖
資料來源:WWF,RedefiningProgress,CentreforSustainablityStudies,28August2000.
表1中第2列是各國(地區)的人口數,第3~8列分別對應于我們所說的6類生態空間,最后一列即各國或地區總的生態占用(單位為公頃)。表1中的數據均是按人均生態占用面積計算的,且表1中的數據已經經過了產量調整。我們注意到,表1中第9列是第3至8列的簡單加總,該計算并沒有進行第三步的均衡處理。
二、幾點思考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有如下的一些思考:
1.生態占用與人口承載力研究的關聯
人口承載力是一個與生態占用相近似而又不同的概念。所謂人口承載力是指在一定的技術水平條件下,一個地區的資源能夠承載的一定生活質量的人口數量。人口承載力與生態占用比較起來,相近之處是都研究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不同之處在于:
(1)研究思路相反。生態占用研究的是在已知一定生活質量的人口數量的條件下,計算人類生活所需的生態空間;而人口承載力研究的是在一定生存空間的約束下,能容納多少人類活動;
(2)研究內容不同。人口承載力主要考慮某些資源對人類生活的制約作用,通常的思路是用某關鍵資源的數量與人口數量進行對比,得出人口數量的上限,它研究的內容較窄;而生態占用反映了人類對生態系統的一種綜合性的影響,它所研究的進出口貿易等變量在人口承載力研究中很難涉及;
(3)標準化程度不同。人口承載力必須和所研究的人口狀況聯系起來,因此它的可比性受到很大的制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L·Solow曾說過這么一段既風趣、又實在的話:
“如果世界上有瑞士人的生產率水平,中國人的消費習慣,瑞典人的平均主義天性,日本人的社會秩序,那么這個地球就有可能承受數倍于今天的人口而任何人都不致貧困。相反,如果人類有乍得人的生產率水平,美國人的消費習慣,印度人的反平均主義天性,阿根廷人的社會秩序,那么這個地球可能無法承受現有的人口數。”
這段話很合適被用到這里,它可以幫我們提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口承載力不具備空間可比性。比如說,中國能承載16億人口,是指承載中國的人口,如若換成美國人口,就不再是16億。
相反,生態占用的計算過程著重考慮了國際比較問題,它通過一系列的標準化手段,使得任何人口特征、資源稟賦等變量都反映在最終的測算結果中,很容易進行比較。同時,它還能根據需要計算具有本區域特征的生態占用,這一點與人口承載力的功能相似。可以說生態占用方法在應用中明顯優于人口承載力方法。
2.生態赤字與生態盈余概念的提出
生態占用測度的是人們對生態空間的需求,但是單單研究生態測度的需求是說明不了問題的,我們還要測度地球對生態空間的供給能力,只有通過這種供給與需求的對比,生態占用測度方法才能更好地描述可持續發展的狀態。
這就引出了生態赤字(EcologicalDeficit)和生態盈余(EcologicalSurplus)的概念。
如果一個區域的生態供給大于生態占用,就形成了生態盈余,這是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反之,就形成了生態赤字。觀察一個地區的生態供給與生態占用之差,從而反映某區域的可持續發展狀態,是生態占用方法最直接的應用。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如何測度生態供給?這一點需要解釋。通常的做法是先找到與生態占用測度對應的各類生態空間的面積資料,再根據本區域各類生態空間的平均生態生產力水平與世界該類生態空間的生產力水平之比,對生態空間的面積進行標準化。顯然這是為了使生態占用和生態供給比較的口徑一致,即都轉化為標準的生態面積后再比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再引入兩個變重:現有的各類生態空間的面積與各類生態空間的生態生產力水平。
當然,如果在生態占用測度時根本沒有經過產量調整,則我們可以把現有的生態面積實物量與生態占用相比較,這時也是具有可比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應用生態測度時、至少要使用一次本區域各類生態空間的平均生態生產力水平。
表2計算了部分亞太國賓(地區)的生態赤字與生態盈余。
由于我們前面提到的原因,我們并不贊成像表2這樣,將加總后的生態占用總量與加總后的生態供給總量進行對比。我們認為,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對比只能給出非常粗略的信息,更有意義的對比應是在小類中進行的,比如耕地生態占用的生態盈余(赤字)、草地占用的生態盈余(赤字)等等。
3.生態占用測度方法的不足之處
綜上所述,生態占用測度方法緊扣可持續發展理論,直觀形象,是比較好的涉及空間系統性、空間公平性的一個非貨幣化綜合指標。但是任何一種方法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我們認為生態占用測度方法至少在以下幾方面是有待完善的:
表2部分亞太國家(地區)生態赤字(盈余)數據(1996)
附圖
(1)缺乏對代際公平的考慮。生態占用所測度的是當代人的生態占用,而且它所用到的變量基本上都只與當代人有關。所以這個指標主要的應用領域是測度空間的公平性,而對代際公平的測度只反映在全球的生態盈余或赤字額上,相對于生態占用對代內公平測度的重視,這只能算是一個副產品;
(2)模型過于理想化。從生態占用的兩個假設可以看出,它把十分復雜的生態系統服務簡單化處理了,而事實上,我們很難就某一種產品的消耗嚴格地找出它的生態類別,即使找到了,我們也很難保證該生態空間只具有這一種生態功能,生態占用測度中對生態空間這種“涇渭分明”的劃界方式只能說明它是一種理想化的方法;
(3)沒有覆蓋所有的生態服務。與生態系統服務貨幣化方法比起來,生態占用測度所覆蓋的范圍明顯不足,它對間接利用價值、存在價值及選擇價值的重視程度都是不夠的。我們認為,生態占用測度方法要進一步發展。擴展其研究范圍將是一個重要的突破點;
(4)總量數據的可比性不強。生態占用測度方法是目前可持續發展測度非貨幣化方法中比較出色的一種,但它還只是一種粗略的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同度量因素,它在類間加總方面處理得仍然不夠好;
(5)生態占用的輸出與輸入方面的處理有明顯的不足。生態占用方法雖然考慮了生態占用的輸出與輸入問題(對進出口變量的考慮),但生態占用的輸出輸入并不像處理進出口那樣簡單,這突出表現在外向型經濟體系內,在此時,巨額的生態赤字可能并不代表發展的不可持續性,而只代表該地區的經濟開放程度(如表2中新加坡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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