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戰略與區域經濟差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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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突出問題，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便是其中之一。為了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中國的區域發展戰略與區域政策轉向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2006年，國家正式實施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其中，中部地區主要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6省。此后，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各級地方政府先后出臺、制定實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貫徹落實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那么，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對于中部地區經濟增長有無作用？在促進中國區域經濟差距縮小方面是否有效？如果有效的話，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縮小？這是需要進行深入研究的問題。

1實證分析模型及數據處理

1.1實證分析模型

為了驗證中部地區崛起戰略對于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有無作用及其在促進中國區域經濟差距縮小方面的有效性，本文借鑒學者們估計中國區域經濟增長、地區差距時經常使用的β收斂方程，該方程是基于由新古典增長模型所得到的Barro式回歸方程。同時，借鑒邦德、霍弗（Ho-effler）與坦普爾（Temple）對索洛增長模型進行的動態面板分析模型［1］，本文采取的實證模型其形式如下：△yit=Υt+α△yi,t-1+βyi,t-1+Χitλ+ηi+εit（1）其中，被解釋變量△yit為對數差分形式的勞均GDP①；△yi,t-1為滯后的被解釋變量；yi,t-1是對數形式的初始的勞均GDP；xit表示t時期的其他變量；yt是時間虛擬變量；ηi是個體效應；εit為干擾項；下標i與t分別表示地區和時間。該模型兼有動態增長及條件β收斂模型的特征，這一模型也是劉生龍、王亞華、胡鞍鋼（2009對西部大開發效應進行實證檢驗時使用的基本模型［2］。為了檢驗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有效性，我們對（1）式進行修改，最終使用的回歸模型形式如下：△yit=Υt+α△yi,t-1+βyi,t-1+Χitλ+δ1dmid+*d2006+ηi+εit（2）式（2）中變量含義與（1）式中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式中增加了區域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叉項dmid*d2006，其中當dmid=1時，代表中部地區；當dmid=0，則代表除中部地區以外的其他地區；時間虛擬變量d2006代表促進中部崛起戰略實施時間，2006年以前d2006=0，2006年及以后年份d2006=1。此處的參數值δ1即表明了在促進中部崛起戰略實施前后中部地區增長速度的變化與其他地區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之差，從中可以看出前者是否明顯高于后者，以此可以對中部崛起戰略實施效果進行評估。

1.2變量選擇

丹尼•羅德里克（DaniRodrik）曾將影響增長的因素劃分為直接因素和基本因素兩大類［3］。直接因素主要包括：要素稟賦（勞動、資本、自然資源）、生產率（技術、分配效率）；基本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環境、一體化和制度。對于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研究。同時，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過程中，區域政策扮演著重要角色。在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區域政策的主要目標確定為縮小區域收入水平與就業水平差距。因此，本文依據丹尼•羅德里克的增長決定因素的分析框架，借鑒學者們在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增長及收斂過程中的研究成果［4-7］，考慮到中國區域經濟政策的現實，本文選取的變量主要涉及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產業結構轉換等幾個方面。同時，由于中國目前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在地區經濟增長過程中，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還發揮著主導作用，因此，在實證分析時我們也選用政府規模作為重要的解釋變量。物質資本投入我們選用各地區資本存量進行度量；人力資本投入我們選用勞均受教育年限進行度量；基礎設施狀況我們主要選用交通基礎設施方面的指標進行反映。同時，為了分析產業結構轉換效應，我們增加了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總產值占GDP比重作為變量。對于政府規模的度量，我們采用樊綱、王小魯、朱恒鵬（2007）［8］的方法，用國家機關、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年底職工人數占當地總人口的比例進行度量。

1.3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的數據來源為：1997-2008年數據主要來自于《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部分缺失數據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1952-2004》、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進行補充。2009年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0》。交通基礎設施數據來源于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及《中國交通年鑒》。勞均GDP使用勞均實際GDP進行度量，計算方法是先將各地區GDP根據地區生產總值指數折算為1978年價格，然后再以實際GDP除以年平均就業人數總數（即：以上年年底數與本年年底數之和除以2）得到；各地區的資本存量數據計算主要依據張軍等（2004）［9］提供的方法計算；分三次產業資本存量依據徐現祥、周吉梅、舒元（2007）［10］方法進行推算。并以各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將資本存量折算為1978年價格，個別省份、個別年份缺少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以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進行替代。同時，在實證計量分析時用對數形式的勞均固定資本存量作為替代指標；勞均受教育年限的計算方法使用陳釗、陸銘、金煜［11］及多數學者曾使用的方法，本文對勞均受教育水平指標的計算方法是，首先將每一種受教育水平按一定的受教育年限進行折算，然后乘以該教育水平的人數，再加總，最后除以相應的總人口。為了增加可比性，我們在度量交通基礎設施綜合能力時依據運輸能力，依據二級公路為標準把不同等級的公路、鐵路里程折算為準道路里程。并采用其與人口的比率來度量交通便利程度。各變量的描述見表1。

2實證結果及分析

2.1中部崛起戰略與中國區域經濟

整體差距實證模型估計結果分析為了克服動態方程中滯后因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SYSGMM）對回歸方程進行估計。為了判斷殘差項是否存在序列相關，本文進行了自回歸（AR）檢驗，并報告了AR（1）、AR（2）檢驗的P值。為了檢驗SYSGMM的工具變量是否有效，我們對模型進行了薩甘（sar-gan）檢驗，并報告了薩甘（sargan）檢驗的P值。中部崛起戰略實施效應實證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首先，我們在解釋變量中使用了勞均受教育年限、勞均資本存量、人均標準道路里程及政府規模變量，估計結果報告于表2的第（1）列。從各參數估計結果來看，滯后一期的被解釋變量前面的系數為正，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表明了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滯后效應；初始勞均GDP前系數為負，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表明在控制了一定變量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存在著明顯的條件β收斂趨勢；勞均受教育年限前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勞均受教育年限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經濟增長，同時表明了教育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勞均資本存量前系數顯著為正，且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勞均資本存量水平對于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交通基礎設施與政府規模變量前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令人困惑的是，我們關心的區域與時間虛擬變量交叉項dmid*d2006前的系數顯著為負，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表明中部崛起戰略實施后，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沒有起到促進增速作用，反而是降低了其應有的增長速度。dmid*d2006前的系數表明，2006年中部崛起戰略實施后，中部地區的增長速度比應有的速度降低了約2.2個百分點。2006-2009年，中部地區應有的勞均GDP的年均增長速度應為14.5個百分點，而實際增長速度為僅達到了12.3%，比預期的降低了2.2個百分點。究其原因，本文認為可能是由于中部崛起戰略實施較晚，既晚于沿海優先發展戰略，又晚于西部大開發戰略，也晚于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崛起戰略，使得“中部塌陷”形勢嚴峻。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于2006年，而各種政策從制定、實施到起到一定的效果，都有一定的滯后期。也就是說，從本文所涉及的時間序列來看，可能中部崛起戰略效應并未完全顯現。同時，中國目前的許多區域政策仍然停留在戰略層次，政策的可操作性不足（張可云，2009）［12］，這也制約了中部崛起戰略各項政策效應的發揮。如果考慮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市場環境的變化，可能均會影響到中部崛起戰略政策效應的發揮，影響到中部地區經濟的增長。既然中部崛起戰略在短期內并未起到應有的促進作用，那么在長期內是否也如此呢？為此，我們對被解釋變量的2年期平均增長率進行估計分析，估計結果列于表2第（2）列，其結果與第（1）列相似。所不同的是，政府規模變量前系數具有了顯著性，而區域與時間虛擬變量交叉項dmid*d2006前的系數依然為負，且顯著性水平有所提高，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即使考慮滯后二期時，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也沒有預期的增長效應。為了進一步檢驗在控制中部崛起戰略實施時間以后，究竟是三次產業中哪一次產業的投資更為有效、哪一類交通基礎設施促進了經濟增長與中國區域經濟的收斂，以及產業結構轉換效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分別將資本存量分解為分三次產業資本存量，并以勞均水平作為其變量；將交通基礎設施細分為國家鐵路營業里程、內河航道里程、高速公路里程、等級公路里程、等外路等五種類型，并以其與人口比值作為替代指標，以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比重作為產業結構轉換效應變量。我們將這些分解后的變量納入實證方程，其估計結果見表2的第（3）列。與第（1）列的估計結果相同，當細分了各類解釋變量之后，交叉項dmid*d2006前的系數依然顯著為負，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從細分后的各類解釋變量來看，就分三次產業資本的有效性來看，一產資本存量前系數雖然為正，但不具有顯著性；三產資本存量前系數甚至為負，同樣不具有顯著性；而只有第二產業勞均資本存量前的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與一產、三產相比，二產的物質資本使用效率較高；就交通基礎設施估計結果來看，等級公路、高速公路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并有利于區域經濟的收斂。相比之下，等外路則與經濟發展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比重前估計系數雖然為正，但均不具有顯著性，表明產業結構轉換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明顯。

2.2解釋變量二次差分估計結果分析

二次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D）是進行政策效應評價的有效方法，其思想就是對處理組的簡單差分與控制組簡單差分的差值（王志剛，2008）［13］。為進一步檢驗中部崛起戰略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本文使用二次差分法估計了中部崛起戰略實施前后影響中部地區及其他地區經濟增長的解釋變量的變化及影響。各變量二次差分估計結果列于表3。總體來看，與其他地區相比，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中部地區在物質資本存量、公路基礎設施的某些方面得到較快發展，而在其他方面相比于其他地區的發展并不具有優勢，甚至明顯滯后。在人力資本的教育方面，中部地區勞均受教育水平的變化略好于其他地區，但這是主要由于其他地區這一指標的增長也處于下滑趨勢，只是中部地區增長的下滑速度較慢。在物質資本投資方面，不論是總體水平，還是分三次產業形成的物質資本水平，中部地區均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尤其是第二產業勞均資本存量水平增長率在中部崛起戰略實施后比該戰略實施前提高了8.4個百分點，其變化均值高于其他地區4個百分點。而前面的實證分析表明，物質資本存量水平的提高對于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比較顯著的促進作用。中部地區勞均資本存量方面的優勢，對中部地區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在交通基礎設施方面，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以來，雖然中部地區的鐵路、內河航道、高速公路、等級公路以及等外公路的里程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與提高，但相比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以前，增長速度優勢整體不明顯。雖然等級公路增長速度提高了16.6個百分點、等外公路增長速度提高了49.1個百分點，但高速公路增長卻降低了26.9個百分點；鐵路營運里程增速略有提高，而內河航道里程增速略有下降。與其他地區相比，中部地區在中部崛起戰略實施前后僅有等級公路、等外路的增長變動幅度超過其他地區的增長變動幅度，鐵路運營里程、高速公路增長速度的增加幅度均小于其他地區。而從實證模型估計來看，高速公路、等級公路里程對于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而等外路里程水平則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因此，加強中部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積極提升公路等級，加強高等級公路建設是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從產業結構轉換方面來看，中部崛起戰略實施前后，中部地區第二產業占比增速平均提高了1.7個百分點，略高于其他地區的增速提高水平；而第三產業比重增速則有所下降，并且下降速度的幅度超過其他地區。表明中部地區產業結構方面的效應主要體現在第二產業上。從政府規模的改變來看，中部地區的政府規模在中部崛起戰略實施后比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以前的平均增長速度增加了3.9個百分點，而其他地區則僅增加了2.5個百分點，前者高于后者1.4個百分點，而政府規模的擴大并沒有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甚至還起著抑制作用。因此，有效控制政府的合理規模，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有助于中部地區及中國經濟的增長。

3結語

從促進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及內部差距縮小的角度出發，今后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國家區域政策體系，切實提高中部崛起區域政策的實施效果。一是要以立法的形式推進落實《促進中部崛起規劃》，在區域管理立法框架下落實區域政策，確保區域政策的實施取得實效；二是國家區域政策的出臺和實施要體現“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的原則。中部地區地處我國內陸腹地，經濟區位、經濟結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同省份的資源稟賦、經濟發展階段、發展特點等又具有鮮明的差異性，因此，要實行有針對性的差別化國家支持政策（安樹偉等，2010）［14］。另一方面，中部地區要積極承接國際國內產業轉移，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同時，中部地區應不斷完善交通、通訊和物流等基礎設施網絡。加強公路建設，完善公路干線網絡，尤其是高等級公路建設，優化交通資源配置，強化綜合交通運輸樞紐地位，理順管理體制，充分發揮交通基礎設施效用。加快鐵路網和機場建設，提高水運、管道運輸能力。□注釋①使用人均實際GDP是學者們度量經濟增長與人均收入水平的普遍做法，同時，也有學者使用勞均（實際）GDP進行度量，如：何一峰（2008）分別采用中國各省市1978-2006年的人均實際GDP和勞均實際GDP數據對中國轉型經濟下的趨同假說進行了檢驗。一般而言，人均實際GDP反映了收入水平，而勞均實際GDP反映了技術效率。兩個指標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趨同問題的不同側面［15］。為了度量技術效率，我們選用勞均GDP這一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