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理論缺陷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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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國內的經濟學教學和經濟研究工作中，學習和使用西方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已經成為風氣。這為我們研究實際經濟問題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分析工具，對于提高我國經濟學界的學術水平也很有好處。但是在這樣一股持續性的學習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潮流中，也夾雜著一種有害的偏向，那就是把主流微觀經濟理論中的各種理論原理都當成了可以簡單地使用于一切環境之下的信條，許多人已經把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視為不容質疑的新正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有必要清楚地認識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缺陷，以免受誤導而錯誤地濫用這些理論。

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性質和用途

談到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缺陷，實際上就是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究竟能從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中學到什么。

要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不能教給我們什么，還要明白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在什么范圍內可以是正確的。搞清了這些問題，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性質和用途。

中國的經濟學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許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中找到有關最好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結論。由于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都是外國人闡發的，這樣一種追求等于認定，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教給了我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是最優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可是在實際上，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不能告訴我們這樣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我在《混亂的經濟學》一書中已經詳盡地說明，這樣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別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大師們自己也清楚，他們的理論絕不能論證諸如“在任何地方都應當實行自由交易的市場經濟”之類的“政策指南”的正確性，因為微觀經濟學的標準教科書都承認，在存在著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場經濟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也不能告訴我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普遍適用的“經濟規律”。恰恰是當代主流微觀經濟理論本身的分析說明了它的每一條理論原理的局限性，說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濟理論，因為當代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每一條原理都是在一系列嚴格界定的前提下論證出來的。誰都知道，“價格上升供給就會增加”之類的規律，只有在競爭性的市場經濟中才能成立。薩繆爾遜曾經說，經濟學中真正到處都成立的是比較優勢規律。可是英國在18世紀的棉布貿易問題上就沒有遵循比較優勢規律——按照這個規律，英國本來不應當生產棉布，而應當從印度進口棉布。違反了這個規律的英國不但發動了產業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到底在什么范圍內還可以是正確的？回答是：到處都正確，又到處都不正確。

這里的關鍵在于，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向我們提供的任何可靠的東西，都只不過是一些“模型”，是在這些模型內部存在的必然的條件聯系。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用這些模型告訴我們，在哪一套假設的前提（“條件”）下，會出現什么樣的經濟后果，這些經濟后果都是人的經濟行為的產物。條件與經濟后果之間的聯系有著邏輯上的必然性，這種邏輯必然性產生于從假設條件出發所作的演繹推理。

自經濟學這門學科在西方產生以來，經濟學家們就對這門學科的性質和研究方法進行了無盡無休的討論。這種討論伴隨著經濟理論本身的研究進程，導致了經濟學的主流、特別是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越來越走上依據給定前提進行演繹推理的道路。20世紀30年代的一些經濟學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羅賓斯等人，恰當地總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性質，強調經濟學的重要原理都是從假設中演繹出來的。只不過這一代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者還充滿了自信，堅持說作為演繹前提的那些假設都是不可質疑的公理，它們來自于人們內心的自省。根據這種康德先驗論式的觀點，米塞斯甚至稱經濟學的理論原理為“先驗的理論”或“先驗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羅賓斯那一代人所討論的“經濟理論原理”，其實就是當代的主流微觀經濟理論。

對于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在方法論上的演變和發展，國內學者如胡樂明等人近年來也曾作過系統的論述（程恩富、胡樂明，2002，中篇）。

當代的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家已經沒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們雖然將從前提中進行演繹推理的分析方法發揮到極致，使其更加嚴格和系統化，卻不再堅持演繹的前提是內省而來的不證自明的公理。當代的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性質更象米塞斯的同時代人、德國經濟學家瓦爾特·歐肯所定義的“理論”：它包含著對可能的條件狀況之間的必然聯系的一般適用的陳述。在歐肯看來，理論就象力學上的自由落體定律那樣，必須是必然的、假設性的；所謂假設性，是指理論只包括假言判斷，具有“如果……，那么……”的陳述形式：“如果某物體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這種性質，我們就可以斷定它在哪里正確，在哪里不正確：在實際情況正好合乎假定的條件的地方，相應的經濟理論必定是正確的；在實際情況不合乎假定條件的地方，從這種前提條件推導出來的理論常常是不“正確”的——更嚴格地說，是不適用的、沒有現實意義的。

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致命弱點，主要還不在于它的理論結論受預設的假設條件（演繹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這些演繹前提往往是極其脫離現實實際的。用前邊歐肯所說的自由落體定律為例：只有當一個物體真是在“自由降落”時，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物體完全自由下降的情況是很難見到的——空氣的阻力就會降低物體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體是在水中下降，則自由落體定律對說明它的降落速度幾乎就沒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觀經濟理論所預設的假定條件，比自由落體定律的假設前提離現實要遠得多。

當今的主流微觀經濟理論一直有一個非常統一的研究范式，這就是分析個體最優化決策下的供求均衡。為了在其分析中貫徹這一研究范式，它必須在對每一個理論原理的論證中、在每一個“模型”中都假設完全的理性、給定的企業可使用技術、給定的個人偏好，甚至假定每個人都知道并愿意實施那唯一的均衡行為。在至今為止最受偏愛的理論模型中，還附加了諸如完全信息、未來確定、不同企業有完全相同的技術和潛能等假設。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描述的其實是在這樣一組給定的抽象條件下的理想狀態，這是它的一切弱點的主要來源。

認真的觀察和思考會告訴我們，上述那些假設條件幾乎處處都不合乎實際情況，這就使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到處都喪失解釋力。正是由于意識到了這些不合實際的假設妨礙了自己的解釋能力，主流的微觀經濟學家們近年來自己在作出種種努力以放棄某些脫離實際的假設。這就出現了有關不完全信息和不確定條件下的理性經濟行為的研究。甚至對完全理性這樣的假設前提，也出現了修改它的努力。這就導致了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研究，這種研究最近還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盡管如此，微觀經濟學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們前邊所說的那一套不合乎實際的假設中，它的理論原理幾乎全都是根據這一套假設前提推導出來的。

多年以來，筆者都是主流微觀經濟學的一個誠實的研究者。我承認主流的微觀經濟學也是一門科學，承認主流微觀經濟學對真理的要求權，只不過我總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設的那些條件的范圍內，也就是在一個脫離實際的幻想的范圍內，是確鑿無誤的真理；而在現實世界中，濫用它的理論原理往往會導致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的大蕭條和90年代東歐國家的貧困化那樣的經濟災難。

脫離實際的假設前提

既然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實際的，從這樣的前提推導出來的理論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確地解釋實際的經濟生活。我在研究許多實際經濟問題時都碰到了這樣的問題：為了恰當地說明實際經濟生活中的許多現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與主流微觀經濟學不同的假定前提條件，這些前提條件更合乎實際，而根據它們得出的結論卻與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原理相沖突。根據這樣的分析，我們會看到一個與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所描繪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這樣作，不是為了出語驚人，而是這樣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個更接近實際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擁護者卻對他們的不合乎實際的理論分析前提泰然處之。在他們看來，分析前提的脫離實際并不是一種理論的重大缺點。早在20世紀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論文中以一種工具主義的說法來為不合乎現實的假設前提辯護。在他看來，經濟學的假設從來就不現實，理論的有效性與假設的現實性無關；理論的有效性應由其對所解釋的現象的預測能力來判斷。

 我們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贏得了聲譽的有關菲利普斯曲線的爭論來解釋弗里德曼的論點：在弗里德曼看來，一個理論是否有效，取決于它能否根據現在的信息正確地預測菲利普斯曲線未來的行為（諸如在多高的名義工資增長率下會出現多高的失業率），而不取決于它的假設是否合乎現實的實際。按照這種說法，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假設前提不合乎實際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產生了為主流微觀經濟理論辯護的種種說法。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關于個體的最優化行為的。為了在給定的環境下實現這種最優化，需要進行復雜而困難的計算。現實當中的普通人當然不可能進行這樣的計算，而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卻宣稱它說明的正是這些普通人的行為。這當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實際的指責。但是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擁護者們卻辯解說，鳥兒并不懂得空氣動力學，但是它的飛行卻完全合乎空氣動力學的原理；現實中的個人雖然不會進行最優化的數學計算，但是他們的經濟行為卻“似乎就象（asif）”他們懂得并按最優化計算行事一樣。這樣，只要人們的行為與理論原理的結論一樣，我們就可以把現實的狀況視為“似乎就象”理論上的假設前提所說的那樣，從而不必再顧慮理論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實際。

初聽起來這些辯解似乎很有道理。不過，這些辯解要想成立，就必須滿足一個很嚴格的條件：個人的經濟行為、他對外界環境的反應必須真象主流微觀經濟理論所預言的那樣；至少整個經濟生活中各個方面現象之間的關聯必須真的符合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預言，否則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不可能有足夠的預測能力。而這個條件在不現實的假設之下是很難得到滿足的。不合乎實際的假設所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它使整個經濟生活中各方面現象之間的關聯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預言，而且理論預言和現象關聯之間的這種不相吻合很可能就發生在我們的研究所關注的問題上。

還以弗里德曼有關菲利普斯曲線的論述為例。弗里德曼為人稱道的主要功績之一，是推翻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線中的失業率與名義工資增長率之間的替換關系，論證了長期中不存在這種關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強調工人計較的是實際工資，強調預期的作用，強調預期的通貨膨脹率最終必須隨實際通貨膨脹率而調整。但是實際上，弗里德曼在論證長期中不存在失業率與名義工資增長率之間的替換關系時，還假設了勞動市場的一種特殊運行狀況，而這種運行狀況絕不是主流微觀經濟理論所認定的均衡的勞動市場。

市場供求均衡不僅是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分析的核心問題，也不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實際上是它看待整個經濟生活的基本假設。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幾乎每個模型其實都暗中假定每個經濟當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實施那唯一的均衡行為。而對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戰就是勞動市場上的大量失業：大量失業的存在、特別是失業率的顯著波動證明了勞動市場沒有處于均衡狀態。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線所描述的失業率與名義工資增長率之間的替換關系，實際上是以勞動市場不均衡為前提條件的。

盡管弗里德曼認為長期中不存在失業率與名義工資增長率之間的替換關系，但是他并不否認短期中這種替換關系的存在。這樣，他實際上就承認了勞動市場經常處于不均衡之下。不過，弗里德曼堅信長期中任何市場都會均衡。為了使勞動市場上始終存在的大量失業與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業率”概念，把它定義為勞動市場均衡狀態下的失業率，并利用這個概念來否認長期中失業率與名義工資增長率之間的替換關系。可是盡管如此，在論證長期持續的通貨膨脹會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線向上移動時，他使用的論據卻是：預期通貨膨脹加速會使工人在工資談判中要求名義工資加速上升，從而使名義工資上升速度加快。嚴格的數量化分析會證明，在這里，弗里德曼實際上假定了勞動市場上的名義工資是由供給方決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資水平決定的，這樣決定的工資才能容許失業率的波動。這也就是說，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對短期和長期菲利普斯曲線之間的關系作出正確的預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實際的非均衡勞動市場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實際的均衡勞動市場模型。

弗里德曼關于就業和產量波動的思想以后又經過了兩論的發展，一代是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另一代則是所謂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這兩代經濟理論對就業和產量波動的解釋很不同：理性預期學派把它歸結于預期通貨膨脹率和實際通貨膨脹率之間差別的變動，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把它歸因于技術和實際財政開支等“實際”因素的沖擊。但是這兩代經濟波動理論都在同一點上完全回歸到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上：它們都堅持“市場出清”的理論模型，把勞動市場看作始終是供求均衡的，從而名義工資總是會使勞動供給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預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在解釋產量和就業的波動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們的理論模型在對現實的解釋力上都有一個根本的缺陷：它們不能解釋失業特別是失業率的波動。它們解釋的只是勞動供給和就業的波動，至多解釋的是實際勞動投入的波動；但是這顯然不能與失業和失業率的波動劃等號，失業率的上升既可能與勞動供給增加同時發生，也可能與就業的增加同時發生。而且在這兩種模型所假設的那種均衡的勞動市場下，失業、至少是失業率應當不會發生明顯的波動。這樣，這兩種解釋產量和就業波動的模型并不能解釋失業的波動。而在解釋和預測能力上的這種根本缺陷，顯然是由于這兩種模型預先作了勞動市場始終是供求均衡的這種不合乎實際的假設。

理性預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在解釋失業率波動上的無用性是一個最明白無誤的證明，說明嚴重違反實際的假設會破壞理論的預測能力，脫離實際的假設不可能產生一個有完美預測能力的理論。

其實弗里德曼以預測能力來衡量理論有效性的標準也完全可以拿來為中醫的理論辯護：中醫以陰陽五行學說為基礎的理論范式雖然對人體作了不合乎實際的假設，但是只要它有足夠的預測能力，就應當把它視為一個有效的理論。但是實際上，中醫的陰陽五行理論由于對人體的性質作了不合乎實際的假設，它就不可能對人類的健康和疾病狀況作足夠有效的預測。

主流理論的預言與實際狀況的差距

我們可以從演繹前提如何脫離實際上來說明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預言為什么與現實的狀況之間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個體最優化決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這種理論分析合乎經濟生活中的實際，現實生活中的人就不僅必須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計算能力，而且必須知道并愿意實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須預期到別人也是這樣。

不僅如此，這種個體最優化決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確定的結論，還必須假設個人的偏好和企業可以使用的技術對于人們的經濟行為來說是外生給定的。本來許多有見識的經濟學家早已指出了個人的偏好會如何受他人消費、受市場狀況影響，這表現在以流行的消費為好的“隨大流效應”、以與眾不同為好的“snobeffect”、以消費高價物品為幸福的“凡勃倫效應”等等。但是如果這些效應很嚴重，個人的偏好和市場的需求函數就難以確定，以個人滿足最大化為基礎的靜態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極難認定和達到。這就使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不能不幾乎完全漠視個人偏好之間的相互影響、個人效用之間的互動以致情緒上的相互影響等等，從而也就不能不漠視當代經濟中的許多重大特點——通過廣告來影響銷售、市場上和社會中的情緒因素對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樣的考慮還導致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在生產上假定了外生于經濟行為的生產技術可能性—生產函數，從而忽視進入和退出一個行業的實質成本——學習效應一類的東西。學習效應指出生產的效率隨歷史上累積產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積產量的增加也會使生產效率提高的速度遞減。這種學習效應其實時時處處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產者往往有提高生產效率的最大潛力。但是學習效應給靜態均衡分析帶來了巨大的難題：由于學習效應的作用，生產率和生產函數受生產行為本身影響，而在主流的靜態均衡分析中，生產行為本來是在生產函數制約下的企業最優決策的產物。這樣，由于學習效應的作用，主流微觀經濟理論所偏愛的那種唯一的靜態均衡幾乎是無法存在也無法找到的，未來的均衡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那之前的動態演化路徑。正因為如此，主流的微觀經濟分析在其理論模型中幾乎從來就不給學習效應一類的東西留下任何空間。

正是這種生產函數上的非現實假設嚴重損害了主流經濟學的解釋力。按照主流的國際貿易理論，能夠按照比較優勢安排進出口結構的國家應當經濟效率最高，而這里所說的比較優勢，是按照當下給定的生產效率來確定的。根據這樣的假設，主流的國際貿易理論證明了完全的自由貿易能使一國達到最高的經濟效率。但是一旦考慮到學習效應，考慮到學習效應會使一國通過生產現在生產效率相對較低的產品而很快提高其生產效率，保護關稅等促進幼稚產業發展的保護主義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國的經濟效率。這已被歷史的事實所證實：當今的那些大的發達國家在其制造業嚴重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都靠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發展幼稚產業，這方面19世紀的美國更是一個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觀經濟分析為基礎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無法說明美國的崛起，這是不現實的假設導致理論喪失解釋力和預測力的又一個證明。

實際上，給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帶來最大傷害的不現實的假設還不是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場規則、起碼是遵守法律，假定經濟當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對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解釋力造成了最大的損害。

現實當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場規則、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場現象。據說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藥包來對付不聽自己話的競爭者；就是在今日美國的“法制社會”中，公司之間的經濟斗爭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場的辦法：有的公司從別的公司挖人以奪走其采購和銷售網絡，別的公司則以訴諸法庭作為回敬；你以捆綁銷售來壟斷市場，我則以反壟斷訴訟來打擊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中幾乎看不到對這些現象的分析。其結果是當前蘇聯在還沒有建立市場經濟秩序的條件下搬用美國的經濟政策時，繁盛的黑手黨活動使整個經濟陷入一團混亂。對此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幾乎作不出什么象樣的預測。

由于不能容許出現不合市場交換規則的行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換下的市場均衡，并且實際上把平等的交換當成必定均衡的，市場經濟中最普通的現象——資本雇傭勞動、資本在企業中統治勞動竟成了主流微觀經濟理論一直解釋不了的尖端難題。其實資本雇傭勞動本身就是對可能違反市場交易規則的作法的一種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違約的可能性的環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觀經濟理論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數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當于完全的計算能力，而現實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這種能力。在現實生活中，計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種稀缺的資源，甚至可能是人類社會中最寶貴的資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設下，計算能力上的資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為都被描寫成在預見力上超過了未卦先知的諸葛亮。

在這種假定之下發展起來的經典博弈論，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思維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這樣一盤棋——下棋的雙方都永遠不會犯任何錯誤，每一步都實施的是最優策略。而在實際上，任何懂得棋藝的人都會說，這樣的一盤最優對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沒有下出來。現實中的對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優，這決定了每一盤棋都與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當的差距。

仔細的觀察會告訴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人往往連自己的錢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說清。用微觀經濟學的語言說，他們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預算約束”到底在哪。在這種情況下，連在消費行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設都會將理論分析導入歧途。

與完全理性假定相聯系的是主流微觀經濟理論通常假定了同質的企業，甚至假定經濟當事人也都是同質的。由于假定了企業都是同質的，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在論證一種處于完全競爭市場上的產品的供給曲線時，只能以單個企業的邊際成本曲線來說明這種供給曲線為何向上傾斜。其實熟悉市場情況的人都知道，價格高時供給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為一種產品價格高時許多效率較低、成本較高的企業也進入該產品的生產，而價格低時這些企業退出該產品生產又導致其供給下降。而由于假定了當事人的同質性，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竟不能指出許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業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企業可以通過有在市場中經營的才能的人與沒有這種才能的人之間的分工而優化資源配置。

同質企業的假設使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對實際的市場經濟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閉口不談：在現實的市場經濟中，往往是優勢的企業、優勢的人擠垮劣勢的企業、劣勢的人。這種同質企業的假設還使經濟理論家們對有市場競爭優勢的外資企業進入本國喪失了警覺，以致以漠不關心的態度客觀上助長了外資企業壟斷中國經濟的行為。

顯然，如果現實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假設的那樣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場交易規則，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和個人破產將會少得多，企業和個人的虧損和財產損失將會消失。在競爭中被排擠出局的人，不過是其財富的回報少了一點，而一般不會血本無歸。但是我們在現實的市場經濟運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業和個人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是企業的破產和巨額虧損，是個人財產的巨大損失。在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中看不到這些現象，是因為這種理論假設了不合乎實際的前提，漠視了個人理性的不完全、人們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別和現實中處處存在的不遵守市場交易規則的行為。

一般來說，人們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別和大量不遵守市場交易規則的行為會大大加劇市場經濟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由于在假設前提中就排除了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釋市場經濟中的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狀況，不能完全說明現實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程度為何如此之大。這就使對分配不平等問題的理論解釋成了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最大弱點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無法解釋社會中的兩極分化。

主流微觀經濟理論最終關注的是市場經濟中的均衡狀態。但是要達到均衡，不僅當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場交易規則，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實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須預期到別人也是這樣。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預期，并且在這個預期下實行那唯一的納什均衡戰略。但是對現實經濟生活的觀察會告訴我們，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不會如此行動。

正如市場有效性假說證明的那樣，理性預期的假設等價于完全沒有套利機會。但是對沒有套利機會的論證本身就會導致一個悖論。主流微觀經濟學家們論證說，如果有套利機會存在，那么人人都會利用它去牟利，結果就會使套利的機會不再存在。這種論證，等于假設了人人都會努力去發現和利用套利的機會。但是如果人人都堅信市場有效性假說從而認為不會有套利機會存在，他們又怎能有動力去發現和利用套利的機會呢？顯然那時將存在很大的套利機會。這個簡單的悖論告訴我們，沒有套利機會的前提是至少有許多人在搜尋并利用套利機會；沒有追求套利機會的努力存在，經濟生活中將不存在均衡。

與此相關的是，只關注完全理性選擇下的均衡行為導致了經濟理論家在預言股市走勢上的無能。筆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論，對股市上的炒作不感興趣，筆者從來就不能在中國股市的短期動態上發表任何意見。基于我對均衡狀態的分析，我不僅認為熱衷于炒賣股票的人是在拿錢瞎胡鬧，而且認為中國股市的總市值多半都過高。我經常為股市的過熱而擔憂，早早就預言這種過高的股票價格早晚要崩潰。股票市場的事實最終也都證明了我的這些預言。但是現在我卻要根據我這些年觀察股市的經驗承認：作為對股民的忠告，我那樣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處，因為偏離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為一個實證的說明，作為說明大多數股民實際上是如何行動的實證模型，這種均衡分析卻是完全失敗的，因為我根本不能根據這種模型來預言明天的股價會多高。在近年的中國股市上，追漲殺跌是最普遍的行為，有人根據分形理論甚至測算出，股價上漲導致股價進一步上漲的作用可以延續將近一年。就是在美國，這種正反饋的動態也可以延續一天左右。而這樣的正反饋行為完全違反了均衡分析的預言。

其實我在論證股價出現泡沫的股市早晚會崩潰時，依據的也不是對最優化的均衡行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論據，如資金流量的限制等等。這種論證類似于以自然選擇來說明人們的經濟行為。著名的企業經濟學家泰勒爾曾經引用謝勒爾的話說：當必須回答企業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潤時，經濟學家就訴諸他們武庫中的最后武器——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的變種。從長期看，市場經濟中的企業要生存，其利潤就必須是非負的（Tirole，1988，緒論）。這其實也是對最優化行為的最有力的論證：市場經濟中的生存競爭逼迫人們選擇最優化行為，可以把最優化行為看作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但是這種論據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絕大多數的非最優化的行為的存在。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忽略這些非最優化的行為是極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僅是由于這樣它就不能說明實際的經濟運行，而它總是宣稱它說明了實際；而且是由于針對他人的非最優化行為的最優戰略，一般將不同于他人行為最優化時的最優戰略。這就是為什么堅信“可錯性”的索羅斯能靠投機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只關注最優化的均衡行為的分析結構導致它忽略了社會中每日都在進行的自然選擇。

當代博弈論的分析表明，要使最優化的行為達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計算遠非任何個人所能承擔。為了避開這個難題而保留個體最優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觀經濟理論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競爭的市場價格機制。在它定義的完全競爭市場中，單個的企業和買者都不能影響物品的價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給定的。這種給定的價格極大地節約了最優化決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計算任務。而以根據給定的價格所作的最優化行為作基礎，主流微觀經濟理論才能證明，完全競爭能夠保證達到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完全競爭在資源配置效率上優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這樣一種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陷入了另一個難題：它必須說明，完全競爭條件下的物品價格是如何形成、如何決定的。它從來就沒有從個體最優化的理性行為這個層次上說明，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價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問題簡單地從個體推給那個神秘的概念——“市場”，說任何單個的企業和消費者都不能獨自影響完全競爭的物品價格，完全競爭條件下的物品價格完全是由“市場”決定的，歸根結底是由“市場”上的“均衡價格”決定的。至于個體最優化的理性經濟行為如何參與決定物品價格，如何在“市場”決定價格的過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閉口不談。

由于不能從個體最優化的理性行為出發來說明完全競爭市場上的價格如何決定，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當然也不能從個體最優化的理性行為出發來說明市場價格的調整過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觀經濟學教科書《微觀經濟分析》中所說的：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存在于競爭思想和價格調整之間的悖論：若所有當事人將市場價格視為給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價格怎么會變動呢？還剩下誰來調整價格呢？”（Varian,第21章第4節）

這就產生了主流微觀經濟理論中的一個最大笑話：它力圖以個體最優化的理性行為來說明市場價格機制如何運行，但是對于這個市場價格機制中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完全競爭的市場價格如何決定，它卻不能根據個體最優化的理性行為作出解釋！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這個謎團導致了一個精心編造的神話的出現”，在這個神話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爾拉斯設想有一個統攬經濟全局的“拍賣者”，其唯一職能就是尋求市場出清的均衡價格：他先隨機地喊出一套價格，各個經濟當事人再根據這套價格來確定自己的供給和需求。拍賣者比較每一種物品的供給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價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價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價格為止（Varian,第21章第4節）。

在這個以“瓦爾拉斯拍賣者”為主導的價格調整過程中，完全競爭下的價格實際上是由那個“瓦爾拉斯拍賣者”決定的。當然，現實當中并不存在這樣一個拍賣者；而且如果有這樣一個拍賣者的話，他更應當是一個計劃經濟中的中央計劃者。其實奧斯卡·蘭格就是根據這個思路設計了他的“競爭社會主義”。

在歷數了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讀者們聲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經濟史專家那樣，把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說成是“無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認為，按照個體最優化下的均衡行為這個范式推導出來的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并不能告訴我們實際的經濟生活是什么樣子。它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參考點，它是一個類似坐標系中的原點那樣的東西，根據這個參照點，我們可以大致地測出并且說明我們現在的經濟運行在什么地方，運行在離這個原點多遠的地方。

參考文獻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譯本《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著，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程恩富、胡樂明（主編）（2002）：《經濟學方法論》，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

左大培（2002）：《混亂的經濟學》，石油工業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