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本質研討國進民退論文

導語：明確本質研討國進民退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國進民退”的本質與風險；何種市場經濟體制更有利于經濟長期增長；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選擇與建構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國退民進”和“國進民退”一直交織博弈、大型國有企業更是贏家通吃,不斷進軍一般性競爭領域、“國進民退”的本質作為一種經濟現象、新一輪“國進民退”的形成,既有全球危機之影響,也有深刻的歷史淵源、對國家主導型經濟模式的迷信、政府的機會主義、“國進民退”的風險、“國進民退”可能加劇社會不公平、導致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扭曲,加劇經濟的非法治化、不存在政府機會主義、建立了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機制、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夯實民營經濟成長的制度基礎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從歷史的維度看,“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一直貫穿于中國的歷史。作為問題的表象,兩者背后均隱含著國家對經濟體制模式的選擇與建構。2008年以來,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國進民退”問題再次凸顯,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議。對于這個問題的分析,既要明確其本質,更要研究其可能引致的風險。否則,就會影響未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選擇和建構,影響到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國進民退”;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可持續增長

改革開放30年,“國退民進”和“國進民退”一直交織博弈,政府與市場不斷爭奪經濟領域的制高點。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放權讓利”以及對多種經濟成分發展的激勵,使民營經濟在不斷得到承認又被不斷否定的螺旋式過程中得到了發展。1978—1989年,隨著所有制理論禁區逐漸被打破,私營經濟獲得了較大發展。然而,在1989—1991年的宏觀調控中,民營經濟發展曾一度陷入了停滯。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使民營經濟發展再次得到鼓勵,1992—2004年期間,民營企業并購了一批處于破產邊緣的國有企業,成為國有企業的“救贖者”。但是,以“鐵本事件”為標志,2004年以后民營經濟發展不斷放緩,國有企業則是高歌猛進。

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以來,大型國有企業更是贏家通吃,不斷進軍一般性競爭領域。如中糧入主蒙牛、中化收編民營化肥廠、五礦和中鋼兼并民營鋼廠、航空業中民營航空全軍覆沒、高速公路行業中民營資本被集體清退。近期山東鋼鐵與日照鋼鐵的重組以及山西等地煤礦的整合把“國進民退”推向一個新的高潮。從理論上講,作為一種現象,“國進民退”并無好壞之分,如果這種現象是市場導向、公平競爭的結果,那么,“國進民退”無可指責;但如果這種現象建立在制度歧視、資源錯配的基礎上,那么,“國進民退”將會導致全體國民福利受損。現在的問題上,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和評價近期中國出現的“國進民退”現象?

一、“國進民退”的本質與風險

(一)“國進民退”的本質作為一種經濟現象,“國進民退”主要表現為國有經濟在某一或某些產業領域市場份額的擴大,以及民營企業在該領域市場份額的縮小甚至退出。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或者宏觀調控力度的加強理解為“國進民退”。無論如何,“國進民退”都意味著經濟的“逆市場化”取向。一般而言,“國進民退”很少表現在所有的行業和所有的經濟領域,它只是集中在少數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行業。近期人們之所以對“國進民退”感覺強烈,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國有經濟在重要的基礎性行業占據主導地位,且集中度越來越高,如石油石化、鋼鐵、金融、電信、鐵路等,其在國計民生中的地位引人注目。二是這些行業都是利潤豐厚的壟斷行業,危機背景下利潤的逆勢劇增,引起了社會的普遍質疑。三是國有企業不僅壟斷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行業,進軍一般的競爭性行業,而且從實體經濟領域日益向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等虛擬經濟領域擴張。

筆者認為,在經濟轉軌進程中,“國進民退”不僅僅是一種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的簡單博弈,更不僅僅是相關經濟指標的此消彼長。其本質上反映我們對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的偏愛和迷信。根據鮑莫爾的觀點,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指的是國家把增長作為核心經濟目標,但試圖通過優先發展特定企業或特定行業來實現經濟目標。其顯著特征是,政府主導市場運行,是政府而不是私人投資者決定哪些行業甚至哪些企業應當增長。在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中,政府掌握著很多引導經濟增長的手段,最重要的是政府對銀行擁有的直接和間接所有權,從而政府可以分配信貸。此外,政府可以提供直接補貼或稅收激勵、批準貿易保護或利用其他調控措施來選擇“贏家”。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在亞洲國家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30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源于我們對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的選擇和推進。

從中國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中的良好表現看,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的優勢也是非常明顯的。以央企為代表的中國經濟中強大的國家力量,不僅有力地保證了國家重大經濟政策如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產業政策的執行,而且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經濟安全,使那些提供公共產品和國防產品的部門控制在國有資本之下。

新一輪“國進民退”的形成,既有全球危機之影響,也有深刻的歷史淵源。筆者認為,其深層原因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傳統文化的影響。目前,許多人將“國進民退”歸因于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傳統思維沒有改變。即一些政府部門和部分官員始終沒有破除所有制的制度偏見,在政策設計和日常經濟管理活動中,過分偏袒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而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給予冷落和限制。這種認識是對的,但也不是太完整。放眼中國大歷史,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自始至終與政府存在著密切聯系,政府操控國家經濟、操控國有企業的偏好根深蒂固,這是千百年來中國獨有的“國家主義經濟”的必然結果,它根源于長期的傳統文化制度和意識形態。

二是對國家主導型經濟模式的迷信。改革開放30年中國選擇的國家主導型經濟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這使得許多人盲目地認為,它仍然能保證未來中國經濟的成功。筆者認為,前30年國家主導型經濟模式的成功,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⑴十年造成國民經濟瀕臨崩潰;⑵國民皆窮使得全體國民思變;⑶政治強人能夠克服體制內的既得利益,等等。

目前,這些條件已經大大減弱。綜觀世界經濟發展史,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除了在危機時刻,基本上不是主要依賴政府的“高明”決策。通常是在政府“無所作為”的情況下,通過激活民間資本的活力,才保持了經濟的長期增長。

三是政府的機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致力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得到了較快發展。但是,這個過程中,政府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較差,投資者面對的政策環境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所以,民營經濟在與國有經濟的博弈中始終難以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制度障礙始終難以消除,民間資本的效能也始終難以釋放。

四是政府的應對危機策略。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政府出臺了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這些政策措施的積極效應是明顯的。但是,由于這些策略措施都偏向了國有企業,這就促使各種經濟資源再次向國有企業集中回流,導致“國進民退”愈演愈烈。

(二)“國進民退”的風險在全球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出現一定的“國進民退”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對有效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也是必要的。事實上,金融危機后的歐美發達國家也出現了“國進民退”現象。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國進民退”都必須以解決市場失靈為前提,而且,“國進民退”只能作為一種權益之計而不能成為長期的制度安排。“國進民退”現象長期存在可能帶來的風險不可小視。

一是“國進民退”可能加劇社會不公平。為什么有些行業只能由國有企業經營,而民營企業不能進入?為什么只有國企能夠得到大量貸款和財政資金,而民營企業得不到?筆者認為,政策歧視和政府強制只會降低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只會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公平,進而損害整體經濟的效率。

二是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對競爭性行業的壟斷,弱化市場競爭,助長經濟運行的泡沫化。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應對全球危機,積極實施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方面,國有企業功不可沒。

與此同時,大型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從國計民生領域向競爭性領域不斷擴展,從實體經濟領域向虛擬經濟領域迅速延伸,也帶來了許多負面效應。尤其需要關注的是,“國進民退”可能助長中國經濟的泡沫化。因為,“國進民退”趨勢的加劇,必然會使民間資本收縮甚至撤出在加工、制造、資源、重化工和風險投資等領域的投資,而轉向股票市場與房地產市場,加劇中國虛擬市場的泡沫化。

三是導致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扭曲,加劇經濟的非法治化。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些提供公共物品和國防產品的產業是需要政府壟斷的。除此之外,政府壟斷越廣越久,將增加更多的腐敗和低效。

不可否認,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但我們不能以市場失靈為由,強化國家干預,奉凱恩斯主義為圭臬。需要提醒的是,“國進民退”還有可能破壞國家的法治建設。眾所周知,法律的核心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里的平等不僅僅是自然人的平等,法人同樣應該平等。但是,國企的股東是國家,而國家掌握著立法權、執法權和法律解釋權,這就造成民企和國企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四是影響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和建構。這是最根本或最大的風險。我們不能用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否定自由競爭市場這一行之有效的基本經濟運行模式。市場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方向,這一點是堅決不能動搖的。否則,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選擇問題就會陷入迷失,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建構的進程就會被拖曳,我們將會為之付出巨大的時間成本和改革成本。

二、何種市場經濟體制更有利于經濟長期增長

傳統觀點認為,發達國家經濟的成功是市場經濟的成功。但是,市場經濟不成功的案例亦比比皆是。市場經濟從來就不只是具有單一的體制形態,就其對經濟增長而言,這些模式有“好”“壞”之分。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過,現在的市場經濟體制離現代市場經濟體制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如何避免壞的市場經濟,建立起好的市場經濟,是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改革深化的主題。筆者認為,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滿足以下條件:第一,不存在政治壟斷。有經濟學家證明,在不存在政治壟斷的自由市場中,勞動分工的一般均衡水平和綜合生產力高于存在政治壟斷的自由市場中的水平。壞市場經濟具有除了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場,但政府壟斷的部門不能自由進入,盡管政府壟斷部門的服務可以公開自由定價,或間接自由定價(貪污受賄),但壟斷的部門的服務質次價高。

政府壟斷部門也可以獲得大量壟斷利潤,但其他部門受剝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了市場容量的擴展,有害于經濟增長。政府壟斷不僅造成了貪污腐化,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經濟的商業化程度、市場一體化程度、生產集中程度、可以被利用的內生比較優勢以及經濟結構的多樣化程度。

第二,不存在政府機會主義。從西方社會經濟變遷的經驗看,早期英國的成功源于共和制度、憲政制度的建立,這種制度有效地限制了當權者的機會主義。英國的經驗表明,只有對政府的機會主義進行有效地限制,經濟才能發展起來。好的市場經濟是以政治上沒有壟斷為基礎的。

第三,建立了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機制。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礙經濟發展的。當然,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是互為因果的,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經濟發展快,經濟發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這是好的市場經濟的特點。其實,由于分配不公而導致的貧富懸殊,其背后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結果。追求共同富裕、縮小貧富差距是好市場經濟的本質所在,因而,為各種利益群體的公正利益博弈制定有效的規則和程序,是好的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問題。

第四,法治健全。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法治健全是好的市場經濟的關鍵。需要注意的是,法治健全并不等于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和健全,關鍵在于法律與權利的關系是否得到有效界定。不解決法律與權力的關系,法律條文無論如何完善,均沒有意義。

第五,明確公正的交易規則。這些交易規則能夠對所有市場主體的交易行為形成約束,能夠保證市場交易的公平,不能形成任何政府掠奪行為。

三、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選擇與建構

中國改革開放30年所創造的經濟史上的“增長奇跡”,根源于中國選擇了國家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該模式與現代西方的凱恩斯主義、東歐轉軌國家和俄羅斯的市場化模式、東南亞國家的國家主導型模式和南美洲一些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迥然不同。其顯著特征是在市場化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不放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的強有力領導下,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同時,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力和政府管理經濟的能力。盡管這種體制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目前這一經濟體制的框架還不是很完整,不僅市場體系還發育不全,而且市場體制的質量不高。而且,在司法體制、政府廉潔度、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教育和環保等方面還比較落后,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排名中也相當低。因此,中國離現代市場經濟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必須通過深化改革,確立起好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總體方向是,由國家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逐步過渡到大企業型市場經濟和企業家型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混合市場經濟體制模式。

(一)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盡管30年改革開放成就舉世矚目,但我們也有理由對中國的未來表示擔憂。一方面,中國在加快實現大國崛起,另一方面也面臨著許多深層次的問題。比如,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結構失衡、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經濟壟斷嚴重、腐敗問題累積,等等。

在外交和國際關系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對中國“虎視眈眈”。它們更多地關注著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們所認為的由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消極后果。也許,用“內憂外患”來形容當下的中國似乎有點極端,但它的確反映了中國目前的境況。歷史地看,從憂患意識到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深刻的思想大解放。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成功,要歸功于思想解放。但是,面對已有的成就,體制內越來越多的人缺乏憂患意識。一些干部醉生夢死,專注腐敗,私利至上,毫無政治責任感。這就導致了近些年解放思想只有呼聲,沒有結果,許多官員對思想解放無動于衷。更令人擔憂的是,越來越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成為思想解放的強大阻力,改革越來越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中國的知識群體也越來越缺失憂患意識。歷史上,這個群體是最富有憂患意識。20世紀80年代,這個群體是推動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鋒。但是,現在這個群體要么被整合進體制內部,要么被經濟利益所溶解,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變成了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所說的“有機知識分子”,并變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在這種條件下,思想解放變得更加艱難。筆者認為,如果思想危機依然繼續,改革就會難以找到新的突破點,就會難以進一步深化。因此,未來一段時期中國改革的深化和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選擇,必須首先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第一要務。

(二)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最近30年來,中國通過國有制(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制(官督商辦),通過模仿港臺的勞動力密集產品出口導向新工業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術逐步實現了工業化。但是,一些變通性的制度安排沒有被法治體制和市場體制所取代。

相反,它們逐漸被固化為一種國家主導型重商主義的體制,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大量經濟資源的配置權,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在許多領域保持著壟斷地位。

從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來看,中國無疑是政府反應最快、干預力度最強,同時效果也最為明顯的國家。但是,經濟國家主義過于強大造成的問題,已經超出了它對中國經濟的正面功能,甚至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造成了威脅。如中國正在成為一個腐敗和尋租比較猖獗的國家。再如,收入分配嚴重不公。

政府機會主義導致非生產性活動大量滋生。政府政策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許多企業家開始將資本從實業領域轉移到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開辦新生意的勢頭明顯放緩,有的企業家甚至干脆將資產轉移到海外,放棄了創業和經營活動。因此,未來中國改革的重心必須從技術模仿向制度模仿轉變,把一些國家主導的領域逐漸向民間資本開放,切實引入競爭機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結構型改革重點應定位于:一是有效監督國營企業,使國有企業接受社會和民主監督,經營和財務信息應向社會公開;二是給國有企業劃界,對國有資本的擴張應給予限制。

三是促進競爭,政府對某些行業和企業的政策扶持不能代替市場競爭。

(三)不斷健全社會法治法治是好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但法治建設也是一個漫長的歷程。西方發達國家都經過了一二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逐步完善法治的,中國也不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建立起良好的法治體系和法治環境。對于中國來說,建設法治有賴于政治體制改革進程的推進。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可供選擇的時間已經不多,對于一個年增長率高達8%—9%的經濟體來說,法治建設時間的機會成本很高,面對印度等周邊國家經濟的迅猛發展,未來的中國的發展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四)夯實民營經濟成長的制度基礎為了保持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必須促進企業家型市場經濟的成長,而促進企業家型經濟的成長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從中國現有的制度、體制和政策基礎來看,要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必須滿足四個條件:一是政府應當降低創業的“正式手續”成本,建立可實施的破產制度。有效的破產保護對促進企業家創業極為重要。如果沒有這樣的保護,企業家如果失敗除了要面對因宣布破產而導致的社會惡名,還將失去自己的一切,結果很多可能成為企業家的人就不愿承擔創業的風險。二是生產性企業家活動應該得到應有的回報。對企業家型市場經濟來說,僅僅使企業家易于開始其創新活動是不夠的。

企業家必須獲得成功的回報。在這方面,有幾個制度很重要:有效實施的法治、知識產權保護、合理的稅收以及促進特定環境中的模仿回報。此外,政府要獎勵創新,支持研發,將發明商業化,并對模仿進行獎勵。三是制止非生產性活動。這里的非生產性活動包含不合法的以及合法的再分配或尋租行為。

不合法的活動包括偷竊和各種形式的賄賂和腐敗,它會對經濟和社會造成顯著的破壞性影響。合法性的再分配或“尋租”行為,主要是指游說政府為少數人而不是全社會的利益提供特殊的好處。這類活動的一種典型形式就是打著產業重組的旗號通過所謂的并購活動對市場進行壟斷,有意破壞市場競爭。

四是保持成功企業家的創新勢頭。一旦企業家成功了,就必須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使他們繼續保持創新勢頭,而不是轉向尋租等非生產性活動。為此,要反對壟斷,不斷開放貿易和對民間資本、國外資本開放投資市場,摒棄各種投資藩籬。除了以上四個條件外,塑造一種鼓勵創業和創新的文化,建立一種崇尚創新的教育體制和模式,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以及建立運轉良好的民主制度對促進經濟增長也是至關重要的。

(五)積極培育大企業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有賴于建立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但是,目前的最大危險是缺乏企業家精神的國有企業(央企)體制得以固化和擴大。這種體制的特點是僵化、有限的激勵以及極少的突破性創新。從現實觀察,政府的許多政策是限制民營企業的進入,為特定的國有企業提供補貼,這使得競爭規則向被選中的國有企業傾斜,使潛在的更有效率的民營企業失去機會;政府實行的各種行業特定的監管規則,使國有企業逃避了競爭;政府保持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使國際競爭者難以對國有企業形成競爭壓力。對于中國來說,如果想要實現更快的增長,除了更多的創新,別無選擇。但是,國有企業通常更擅長增量改善而不是根本性突破。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培養和發展一批創新型的、高速增長的,能夠引致經濟革命性變革的企業。

(六)釋放企業家精神企業不是從天而降的,它們是由企業家們承擔著通常是不可估量的風險而創建和培育起來的。培育企業家精神是保持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一種最好的戰略。為了保證企業家精神能夠得到充分釋放,一方面要加快建立起正式的法治體制和市場體制;另一方面,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減少各級政府支配經濟資源和對企業活動進行干預的權力。

參考文獻

[1]威廉·鮑莫爾,羅伯特·利坦,卡爾·施拉姆.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2]鄭永年.下一個甲子中國需要怎樣解放思想[J].聯合早報.2009—09—29.

[3]鄭永年,黃彥杰.中國國家主義經濟模式何處去[J].中國企業家.2009,(18).

[4]吳敬璉.好市場經濟會迫使優勢企業持續創新[N].經濟觀察報,2008—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