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危機經濟哲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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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資本創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的同時，又因其自身的內在否定性產生了一系列發展悖論，生態危機就是其中之一。生態危機的根源來自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欲望的內在動力馬達強勁，不斷刺激著資本的進一步擴張。對生態危機的反思離不開對高度發達的科技理性的拷問和量度，而且基于主體與客體二元分立的生態觀在生態危機面前也是難辭其咎。本文從經濟哲學的視閾反思當下的生態危機，拓寬生態危機的研究領域，旨在建構起“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

關鍵詞:生態危機;欲望;科技理性;和諧生態觀

在人類發展史上，隨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出現，人類將自身設定為主體的同時自然界的存在成為“他者”，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使得作為主體的人對作為客體的自然界的過度盤剝和壓榨，導致了生態危機的產生。從根源上探究，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是這一問題的邏輯起點。因此，探究生態危機的根源，需要將人類的財富欲望納入歷史通道進行反思。財富欲望的張力隨著世俗社會商業精神的發育而開啟，在利潤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帶來財富的自然界。發達的科技是對自然界進行深度開發的關鍵力量，技術在人類財富欲望的驅使下，“促逼”著自然界，使其被過度開發而遭到破壞，深層次里破壞著“人—自然命運共同體”。

一、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

現代社會是以資本為軸心的經濟社會。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存在在于價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價值的運動就是它自身的運動，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獲得創造價值的奇能，是因為它是價值。它會產仔，或者說，它至少會生金蛋。”［1］因此資本家的目的不是獲得使用價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只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這種絕對的致富欲，這種價值追逐狂，是資本家和貨幣儲藏者所共有的。”［2］這種財富欲望具有一種擴張自身的內在張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義定位，它乃是指社會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產生對一定的物質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識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動傾向，也可以說是趨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類欲望的閘門被打開以后，欲望的張力使得人類對貨幣、資本的追求日益強烈。貨幣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當貨幣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人的手中，這導致了貨幣持有者與無產者之間的極大的不平等。貨幣持有者極力將貨幣繼續投入再生產過程中，以生產出更多的剩余價值。無產者則對貨幣持有者掌握的生產資料日益依賴，越來越多的勞動力轉化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工具。貨幣持有者日益成為勞動者、生產資料的主宰者，貨幣力量由此轉化為能夠在生產過程中帶來增殖的資本力量。資本的擴張邏輯不斷生產出剩余價值并將其投入擴大再生產。“資本擴張過程是資本向自然界的擴張，向自然資源的擴張。資本自誕生以來進行的數百年的擴張過程，就是將從地表到地下，從表層到深層的自然資源不斷貨幣化、資本化，吸收到不斷運轉的資本機器內部的過程，也即吞噬自然資源的過程。”［4］因此，資本的擴張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對自然界無休止的掠奪為前提。“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資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資源，“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資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資源，才能表現為資本的現實存在。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幣，砂糖并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7］因而“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8］世界上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被納入經濟系統中，納入資本擴張的邏輯體系中，由此進一步刺激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欲望。人類不斷開拓著尚未被資本化的資源，資本追求擴張的本性具有使這些資源進入擴張體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資本化的資源在人類欲望的驅動下與貨幣相結合，進入生產領域中，便被賦予了人的主觀意志，被資本化后便獲得了不可遏制的擴張本能。我們亟需對人類瘋狂行為背后的原因進行深層次追問。人類企圖將一切資源都資本化，納入資本擴張的邏輯體系，刺激著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種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為它的武器，支配了勞動，鼓起了勇氣，激發了遠見，使人類的一切能力日益發達。每一種欲望獲得滿足時的享受或愉快，對于那些克服了障礙和完成了自然的計劃的人，是一種無窮盡的報酬的源泉。”［9］追求財富的欲望是資本擴張的推動力。人類把勞動價值注入到自然資源中時，資源被資本化了，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這種心理因素就通過物質得以顯現出來。這種獲得物質資源的力量承載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意志，使得人類進入了瘋狂追求物質力量———資源。當人類對尚未資本化的資源進行開發，要投入大量的資本預付金，因此必須獲得利潤，否則就將血本無歸，因此人類陷入資本邏輯體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動著人類的行為動機，人類的行為由于這一欲望的滿足而終止。這一欲望的滿足又激發了新的欲望的產生，一種物欲造波著另一種物欲，由此導致欲望動力機的馬達強勁，不斷刺激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觸角。亞當•斯密指出:“每一個人對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對于住宅、衣服、車馬、家具等舒適品和裝飾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沒有限制和確定界限的。”［10］滿足這類沒有限制的欲望的資本擴張也就處于無止境狀態。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也深刻指出了，這種資本擴張的欲望邏輯，“物品都徹底地與某種明確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聯系。確切地說這是因為它們對應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可以是社會邏輯，也可以是欲望邏輯———那些邏輯把它們當成了既無意識且變幻莫測的含義范疇。”［11］這是深度資本擴張的欲望帶來的消費社會的圖景。尚未開發的資源被資本化后獲得了一種價值通約的社會性，這種經濟性符號通兌著對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價值通約有著一種將五彩斑斕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過貨幣把異質性的社會變成一種可量度、可計算、可兌換的存在，使得人類的生活世界被貨幣和資本的增殖體系宰制。人類在這個體系下追求資本的不斷擴張，并在資本力量的驅動下研發出越來越多的高尖端的先進科技，進一步武裝著人類進行資本擴張的欲望。人類的資本擴張欲望在吞噬著自然資源的可再生能力。當愈來愈多的自然資源消耗在資本體系中時，資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斷衰減，最終導致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資本主義經濟把追求利潤增長作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增長，包括剝削和犧牲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迅猛增長通常意味著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時向環境傾倒越來越多廢物，導致環境急劇惡化。”［12］人類破壞著與自己的身體發膚密切相關的自然機體而不自知。資本擴張欲望無資源可尋而無法得到滿足時，或許人類真的會將觸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將世代詩意的棲居破壞，人類被瘋狂追求資本擴張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與生態危機的勾連

發達的科學技術對生態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給人類帶來快捷、便利、現代化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資源破壞與生態危機。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的主體地位得到確證的同時，人類對科技的依賴性愈加強烈，對科技的盲目樂觀的態度實際上帶來的是人的主體地位的缺失，人類的深度異化并日益成為機器的奴仆。因此，可以說“科學進展是一種悲喜交加的福音。”［13］科技理性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技術力量。在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期，將對德性的追求視為“至善”，柏拉圖、老子等哲學家都提出技術是“奇技淫巧”會敗壞人的心智，反對技術的應用。近代以來，隨著“科技樂觀主義鼻祖”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科學知識獲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并迅速發展為人類戰勝自然的武器。笛卡爾通過“我思故我在”進一步確立了人的存在，自然在這種反思哲學中成為人的“思中之物”，因此“征服自然意味著，自然是敵人，是一種被規約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東西都被歸為人的勞動而非自然的饋贈，自然只不過是提供了毫無價值的物質材料。”［14］人的主體地位的確證使得自然越來越被淪為人類征服的對象。科技理性由探究真理的本體論變成一種實證的技術手段，這種技術手段追求對自然的深度開發，以達到人類自身的財富欲望，將自然定義為為人的利益而服務的存在。在挖掘自然的內在價值的利益驅使下，使科技理性日益排除了人類的價值判斷，如對真、善、美的價值追求等。科技的發展使科學的理念成為現實，帶來便捷與舒適的同時，也越來越拋棄了對人文意義的追求。科技的發展不斷助推著人類財富欲望的擴張，也使人類面臨越來越多的生存困境與自然困境。比如，農藥、化肥、催熟劑等化學藥劑的超標使用，在提高產量的同時卻破壞了土壤，同時產出的作物含有未完全降解的藥物殘留，直接危害人類自身。人類開始意識到科技理性所導致的人的發展悖論。人類開始將科技理性作為批判與討伐的對象加以審視。首先對科技理性提出批判的是盧梭，他認為科學每往前推進一步，人就隨之往后墮落一尺，因此他將科學定義為人類的禍患和敵人。在《論科學與藝術》中，他指出:“科學的創造神是一個與人類安寧為敵的神。”［15］胡塞爾也強調“科學觀念被實證地簡化為純粹事實的科學。科學的‘危機’表現為科學喪失生活意義。”［16］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喪失了主觀性，拼命追求物的邏輯而缺失了對人自身的思考，只追求動力因，不斷求解著X而忽視了科技對人類應用領域的后果。實證科學導致了現代人漫不經心地丟掉了那些對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的思考，使人類陷于不幸的困境。貝爾納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指出:“把科學應用于實際所創造出來的武器使戰爭變得更為迫近而可怕，使個人的安全幾乎降低到毫無保障的程度……不可否認，假如不是由于科學，這些禍害不至于象現在這個樣子。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科學對文明的價值一直受到了懷疑，至今仍然如此。”［17］因此，科學必須接受審查。海德格爾認為技術作為人類征服世界的工具，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促逼”著自然界，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與此同時，人類自身也成為被“促逼”的對象。對自然和對人類自身的“促逼”達到了“座架”，“座架占統治地位之處，便有最高意義上的危險。”［18］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認為，工具的價值在于它被主體運用在實現主體目的時的作用，工具理性遵循一種效用邏輯。科學技術在工具理性的效用邏輯下發展起來并成為對人類而言行之有效的工具。馬爾庫塞延續了對科學技術批判的思路，認為科學技術在發展的過程中缺失了對事物的人文意義的考量，只追求技術手段的實用性而缺乏目的性的考察，科學發展成為一種奴役人類的異化形態，社會發展成為一種人性扭曲的病態社會，導致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嚴的喪失。以科學技術為載體的高度發達的工具理性剪斷了人與自然的臍帶關系，同時工具理性的體制化運轉也侵占著人類的生活世界，導致人與人之間被各自分離的意見的機械組合的量化計算所代替。工具理性企圖以對世界的操縱為目標，在影片的情節推進中體現的非常明顯。工具理性實質上是科技發展進程中產生的異化現象，工具的發展正從帶給人類的裨益走向反面，越來越缺失對人類自身的存在論境域的思考，成為危害自然生態環境和人自身發展的“罪惡之源”。科學技術強大的工具性和功能給人類帶來的便捷與舒適是不容質疑的，但是科學的發展和運用離不開人類的導控。人類之所與陷于工具理性的崇拜中不能自拔，源于人類自身價值理性的畸形、正確價值觀的缺失。科學技術從屬于資本的邏輯體系時，逐利的秉性操控著科技，瘋狂的資本擴張欲望帶來科技的飛速發展，這種科技的發展當然是一種人類僅僅為滿足自身利益的異化的發展狀態。這種異化狀態可以深層次追溯到主體性哲學的痼疾，人類從原始的自然神教的神秘、蒙昧中走出來，發現了自身的主體性力量，“人是萬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為自然立法”，人的主體性得到了無與倫比的彰顯。然而人類在將自身設定為主體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其他的存在對人類來說都是“他者”(Theothers)，這就導致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人類在自然科學與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中感到歡欣鼓舞，主體性力量達到了一種近乎瘋狂的盲目自信，科技與工業在主體性力量下發展日益迅速，提高了生產效率，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日益豐盈。但是人類卻沉迷于機器與技術的世界中，技術越來越高端、機器越來越精密，人類對工具理性越來越著迷，將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視為客體和“他者”，工具在缺乏對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考量之下畸形發展，由此破壞著與人類發展休戚相關的自然界機體。

三、基于對象性關系的和諧生態觀

人類的財富欲望在科學技術的助推下不斷擴張，最終帶來了生產危機。那么能否像一些學者所提出的那樣，消滅資本也就消滅了人類的財富欲望，生態危機就能迎刃而解了呢?馬克思指出，“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須停留在那種完全的空虛化中，也是可笑的”［19］，人類社會的發展需要資本，只有通過資本才能創造出資產階級這一最發達和最多樣的生產組織。資本作為人類剩余勞動的結晶，本無善惡是非可言，其性質主要取決于它運用于何種生產關系之下以及人類運用資本的目的。因此，可以說對資本擴張的考察也就是對人自身的反省。人類在世界資本化的浪潮中，可以尋找到一個與自然之間的合理距離。馬克思指出，“人們需要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合適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交換。”［20］人類生活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類無機的身體，人與自然不是簡單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生態倫理學基于舊唯物主義的理論，將人與自然主客二分，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念出發，強調人類自身的主體位置和中心地位，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將只對人類有意義的倫理觀、價值觀賦予自然，自然就淪為了人類利用征服和掠奪的對象。人類的主體地位導致人類為了自身利益始終將與自身生存休戚相關的自然視作“他者”，自然成為滿足人類利益的奴隸。人類無限膨脹的欲望導致對自然的無限制開發掠奪，產生了一系列生態災難。生態倫理學把自然當作在人之外的孤立存在客觀事物而不是與人產生內在聯系的人類學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對人類的意義在于給人類提供資源，將自己視為主體的人類竭盡所能去掠奪自然，以滿足自身的需求與欲望。埃里希•弗羅姆指出“我們奴役自然，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來改造自然，結果是自然界越來越多地遭到破壞。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們對它的敵視態度使我們人類變得盲目起來，我們看不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自然界的財富是有限的，終有枯竭的一天，人對自然界的這種掠奪欲望將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21］人類錯誤的生態觀導致無節制地從自然界獲取資源而忘記了自然與人的生命休戚相關的對象性關系。人類在資本的驅動下瘋狂破壞自然界的可再生能力的同時也是在破壞著人類自身的生存環境，即人類在進行著自我毀滅。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是單純以人的利益為中心的生態倫理學，同樣也不能簡單地回溯到“生態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認為“自然物的多樣性具有它自身的內在價值”［22］，所有自然物因為自身固有的內在價值應當得到保護，而不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受到保護。福斯特深刻地指出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僅僅是對諸如人類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間的對立這樣古老的二元論的重新闡述。”［23］“這里永遠存在的二元論觀念往往妨礙了知識和有意義的實踐的真正發展。實際上，這種觀念中所體現出來的二分法往往使‘人類與自然相對立’的觀念長期存在。”［24］福斯特指出了根植于人與自然二分法的生態學理論導致的生態學困境。人類錯誤地將自然視為外在于人的獨立存在物，這種自然被誤以為是外在的，其存在的全部意義只在于給人類提供資源;也正是錯誤地將人與自然分割，以自然界自身的價值為中心，導致“唯自然至上”的“生態中心主義”。幸運的是，人類已經意識到上述兩種基于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不正確的生態觀的問題所在，并已經開始采取行動，為建構和諧生態觀而努力，和諧的生態有賴于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馬克思將自然劃分為第一自然即“自在自然”與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馬克思認為，自在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分隔開來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26］“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7］，即不存在脫離自然界這一對象的孤立的人也不存在不以人為對象的孤立的自然界，“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種非現實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來的存在物，是抽象的東西。”［28］事實上，現實的、有意義的自然是對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不存在獨立于自然界的孤立的人同樣也不存在不以人為對象的自然界。對象性關系意味著“別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個‘我’，就成為我的對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內隱，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個眼睛。只有在別人身上，我才具有對類的意識。”［29］“也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它的存在。”［30］這就意味著人與自然是作為對象性關系而存在的并通過對象性活動而相互內在聯系。這種對象性活動即人的實踐活動。人類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對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31］通過實踐活動建構“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人在與自然的內在聯系隨著實踐活動而不斷深化，自然成為人的“無機身體”。通過實踐活動人類建構起與自然的生理性、理智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的內在聯系，使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存在物，人亦是如此，因此要立足于對象性關系以及實踐活動來研究人與自然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這種“命運共同體”不能屈從于資本力量和人類的財富欲望，不能被科技理性所左右，不能“唯自然至上”，也不能以犧牲自然為代價換取人類生產力的發展，相反人的財富欲望應該服從“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科學技術的進步應立足于“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這才是滿足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的正確的生態觀。

作者:鄭柏茹 單位:上海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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