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系空間變遷政治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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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中國共青團已經建立了九十周年。這九十年也是中國社會和政治發生巨大變化的九十年。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中國共青團在與時代同行過程中切實履行著自身的職責。而為了實現自己的功能，中國共青團也不斷根據時代要求推動自身組織發展。在踐行職責和實現功能過程中，通過政治實踐與組織變遷互動，中國共青團發展的內在邏輯不斷在經驗層面上被演繹著。隨著時展，中國共青團也還會像曾經經歷過的那樣遇到許多挑戰，也還需要通過推動自身發展來實現自身功能，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理性地回應時代的要求，而理性態度的標志就是遵循事物發展內在規律來辦事。因此，在紀念建團九十周年之際，最好獻禮之一就是對中國共青團九十年來發展的內在邏輯予以把握和展示。為此，本文擬從組織形態角度對中國共青團發展規律進行研究，以期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一些理論參考和政策建議。

一、權力關系與組織形態：共青團研究的一個視角

盡管在界定上和理解上存在著諸多分歧，但是，大多數分析家們還是承認，所謂“權力”在最低限度上講是指一個行為者或機構影響其他行為者或機構的態度和行動的能力［1］。同時，人們還認為權力不僅導致人們之間形成了一種單向制約的影響關系，而且形成一種相互需要的依賴關系［2］。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將權力認為是人們交往的一種媒介，由于普遍存在這種以影響能力為核心的行動關系，社會才得以正常運轉并形成秩序［3］。因此，社會的交往關系從本質上講就是一種權力關系，而整個社會之間秩序形成也是以權力關系有機化為基礎的。這種權力關系彌漫在社會各個環節之中，既有以松散方式存在著，也有以緊密方式存在著。其中，組織就是以相對緊密方式來構建權力關系的一個空間和領域，因此，我們有理由將組織視為一種具有高度緊密化特征的關系空間。由于組織是權力關系緊密化運行的空間，因此，我們對組織的理解就不能簡單地停留在抽象層面或是某個靜態的、單一的角度，而是應該從具體層面動態和整體地來把握。組織形態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學術視角。所謂組織形態不是單純指狹義的靜態的組織，而是指以實現組織功能為目的，以組織結構為支撐的，圍繞組織中權力運行方式及其機制為核心而展開的整個組織的政治生活的總和。組織形態是對具有多重要素有機統一在一起的組織機體的一種綜合性描述的概念，是權力關系在組織內運行互動的各方面規定性體現，從內涵來看，構成組織形態的要素有組織權力、組織結構、組織過程和組織價值。組織權力是指組織基于自身所擁有的功能及其在更大體系中所處地位而獲得的權力，以及運用這一權力過程中所采取的方式。組織結構是指組織權力結構形式，包括組織內部權力關系結構和組織與其作用對象之間權力結構形式，前者指組織內部結構，后者指組織作用其外在對象的組織體系結構。組織過程是指組織權力實現的過程，具體體現為組織為了實現自身功能，在組織內部運用權力以及在整合外在對象時與各方互動而實現權力運用的過程。組織價值是指組織權力和權力運行方式所體現出來的基本價值訴求，以及組織內部人員和組織外部人員對組織權力和權力運行方式的觀念與認同［4］。由于組織形態包含有多個要素，但其中一個或多個要素發生變化時，整個組織形態就會發生變化，因此，我們可以根據要素變化情況，來分析組織形態變化的邏輯以及對組織發展歷史進行分期。上述關于權力關系與組織形態關系以及組織形態內涵等內容是從組織理論角度予以理解的，具有普遍性和適用性的，而中國共青團是青年政治組織，因此，這一理論視角和基本規定同樣可以適用于對中國共青團的研究。不僅適合于對某個時期的共青團組織運行情況進行分析，而且還可以以此為工具對其整個發展內在邏輯予以把握。

二、黨團關系與團青關系的變遷邏輯：共青團組織形態發展的內在規定

基于分析視角差異，組織空間所包含的權力關系可以有多種類型。從所處空間角度來看，可以分為組織外權力關系與組織內權力關系，前者是組織與組織之外主體之間權力關系，后者是組織內權力關系；從所涉及主體來看，可以分為組織與組織之間的權力關系，組織與個體之間的權力關系，組織與群體之間的權力關系，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權力關系。同時，如果對上述兩個維度進行組合的話，那么所形成的權力關系類型就更多了，這里就不一一列舉。雖然，在組織具體運行過程中，這些權力關系都在發生著作用，但是其中一些權力關系對組織發展卻起到根本性決定作用，而其他權力關系卻只是起到一般性作用。如何辨別哪些是起根本性決定作用的權力關系呢？筆者認為，應該從組織權力來源以及組織功能兩個維度來把握。雖然組織以及其中各要素主體之間都存在著權力關系，但是從整體來看，我們還是能夠分辨出組織的根本權力以及這一權力的來源。同時，我們還可以從組織最根本功能角度出發來把握組織這一根本權力發揮作用所要影響的主要對象。由此，我們就能夠得出以下結論：組織與賦予組織權力的主體之間關系以及組織與組織所需要影響的最主要對象之間關系，是決定組織生成和發展的一對最具根本性的權力關系，這對權力關系構成著組織形態生成和發展的基本邏輯維度。權力關系是組織形態的本質規定，組織形態是權力關系的實現方式。組織形態變化是無法突破這一對權力關系所決定的空間和邊界。然而，如果這對權力關系中任何一個或兩個同時發生變化的話，那么，組織形態就可能發生巨大變化。中國共青團是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對青年有效領導以及保持自身可持續發展而建立的，它存在和發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過有效影響和整合青年，從而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和持續的領導和執政奠定青年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青團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后備軍。從組織理論角度分析，我們可以由此得出一個判斷，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青團最根本的權力來源，而且青年是中國共青團所需要影響的主要對象。因此，對于中國共青團來說，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就成為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發展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對權力關系。雖然，這一對關系對共青團組織來說是屬于組織外權力關系，但是它們卻對共青團組織內部權力關系和其他外部權力關系以及作為這些權力關系實現形式的組織形態都起著決定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說，共青團就是以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為坐標所形成的包含其他權力關系在內的關系空間，其組織形態不過是這一關系空間動態的和有機的實現形式。

三、組織形態發展的歷史邏輯：共青團功能實現的組織化基礎

中國共青團建立以來的九十年是中國社會和政治發生巨大變化的九十年，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和政治狀況不僅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不同任務，而且也導致青年生存形態的差異。同時，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和推動中國發展過程中，對如何構建有效的整合社會的組織體系方面在不同時期也存在著不同理解和認識。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了建團以來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不斷發生著變化，從而使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也因此經歷了一個變遷過程，并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前后經歷了四個時期和十個階段。

1.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生成時期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生成時期，是從1920年8月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到1946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民主青年團的提議》發出之前。這一時期，中國共青團組織功能和權力基本確立，組織結構和體系初步搭建，組織過程和對象開始明確，組織價值和認同已經形成。但是，由于政治形勢變化、國際因素影響和黨團自身認識等方面原因，黨團關系在具體層面上還處于摸索階段，甚至對共青團組織應該如何發展方面還有著不同的理解。因此，雖然這一時期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相關要素已經初步生成，但是整體還是處于不穩定狀態，乃至對共青團是否應該存在或如何存在都進行了爭論和探索。

（1）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創立階段從1920年8月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到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是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創立階段，其中，團的一大召開是中國共青團創立的標志。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建立過程中就開始思考組織青年和建立黨的后備軍問題［5］。正是基于此，在黨的早期組織和隨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才得以建立。因此，黨在賦予共青團以組織權力時，還賦予其兩方面職能：一是以“組織廣泛的青年”為目的的黨的助手職能；二是“以共產主義預備學校”為性質的黨的后備軍職能。共青團權力來源和權力目的的上述規定性，使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成為了團的組織形態發展的兩個決定性的邏輯力量。經過兩年多籌備，1922年8月團的一大正式召開，選舉產生了團一屆中央執委會，制定了團的綱領、章程以及若干工作和組織的決議案［6］。這標志著青年團全國性的組織權力、組織結構、組織價值基本確立，完成了組織形態創立的任務。

（2）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初建階段從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后到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是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初建階段。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的探索和磨合使這一階段團的組織權力、組織過程和組織價值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一系列波折。其中，黨團關系問題貫穿著整個階段，團青關系問題從后半段開始出現。由于青年共產國際因素［7］和黨團自身原因，黨團關系一直未能理順，再加上黨團任務同構等因素，導致黨團內部分別出現了“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現象。組織權力建構和運行的模糊性使共青團存在著第二黨傾向［8］，這種第二黨傾向在這一階段后期還體現在團青關系上。在王明路線影響下，共青團在工作方式上嚴重脫離群眾，在組織發展上實行“關門主義”的傾向，使共青團作用日益削弱，特別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共青團成為了無法帶領青年群眾共同斗爭的狹小組織，大量組織受到了破壞和取締［9］，從而導致組織結構也受到影響。

（3）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改造階段從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到1946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民主青年團的提議》發出之前，是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改造階段。根據青年共產國際要求和國內抗日統一戰線局勢需要，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對共青團在性質上和組織形式上進行全面改造，要求各地“必須大批吸收過去的青年團團員加入共產黨”，“不再組織團的支部或團組”［10］。在西北革命根據地，由原來團組織負責籌建作為青年統一戰線組織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從1937年2月起停止共青團工作，并在當年4月召開了西北青年救國第一次代表大會［11］。同時，中共中央還要求“在共產黨各級組織內應該有青年部或青年委員會及青年干事，在各級黨部總共的領導之下，擔任青年運動的工作，共產黨應該是青年運動的唯一領導者”［12］。上述這些決定和措施意味著共青團的組織權力被共產黨收回，組織結構解體，組織過程停止，組織形態發展中斷了。

2.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成熟時期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成熟時期，是從1946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民主青年團的提議》發出后到1978年10月中國青年團第十次代表大會召開前。這一時期，在吸取之前共青團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基礎上，通過理順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中國共青團的組織權力、組織結構、組織過程和組織價值都在更高層次上予以重建，并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實現了組織形態的鞏固。然而，因整個國家的政治形態在期間陷入危機，共青團組織形態也因此受到了嚴重沖擊。

（1）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重建階段從1946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民主青年團的提議》發出后到1949年4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是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重建時期。團的組織形態生成時期的經驗和教訓表明，建立一個黨團關系明晰的政黨青年群眾組織，是黨有效領導青年的重要手段。為此，1946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建立民主青年團的提議》，決定試建青年團。1949年4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標志著青年團重建工作的完成。重建的青年團，與改造前的老共青團有著較大區別：在政治上完全服從黨的領導，在組織上實行黨團雙重領導，在工作上有著明確任務，黨的助手和后備軍職能得以進一步明確。因此，在全國解放背景下，青年團重建使團的組織權力來源和權力關系得以明確和理順，組織結構和組織網絡得以恢復并擴大到全國和深入到基層，組織權力運行過程得到了政黨支持和青年認同，組織價值再次得以明晰。這就意味著青年團重建不僅只是一般意義上組織形態的恢復，而是在更高層面上的發展，標志著青年團組織形態進入了成熟時期。

（2）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鞏固階段從1949年4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后到1966年8月團中央書記處被改組之前。這一階段，計劃經濟和單位社會的邏輯使政黨組織成為建構社會的核心力量，作為黨的青年組織，共青團也因此成為整合青年的組織力量。因此，在充分理順黨團關系的基礎上，共青團組織權力邊界和內容得以明確和保障；組織結構獲得了充分發展，組織網絡嵌入所有單位組織之中；在組織過程中，共青團在黨的支持下能夠較充分動員青年，在單位社會邏輯和政治熱情驅使和作用下，青年也能夠較認同地支持共青團工作，使共青團權力能夠得到較好的實現；同時，在強化以共產主義為根本價值取向基礎上，通過推出時代典型———雷鋒之后，使組織權力運行的價值原則得以明確，形成了與單位社會相匹配的以組織在先為主要內容的組織運行邏輯。這一階段，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在充分發展過程中獲得了鞏固，但是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

（3）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危機階段1966年8月團中央書記處被改組之后到1978年10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是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危機階段。隨著“”爆發，整個中國政治形態陷入了危機，甚至中國共產黨在地方和基層也一度停止了工作，共青團作為黨的青年組織受到了嚴重沖擊也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在這一階段，共青團組織權力基本被剝奪了，組織結構基本癱瘓，甚至被“紅衛兵”等其他青年組織所替代，組織過程陷入停頓和危機，共青團對青年影響力幾乎消失，組織價值也被嚴重扭曲。雖然，在1969年4月之后中共中央提出開展整團工作，基層團組織略有恢復，但是在“”干擾下，整體來看也還是一場沒有結果的“整團建團”工作［13］。

3.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復原時期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復原時期是從1978年10月團十大召開到1993年12月團十三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前。由于是在改革開放背景下進行的，因此，共青團組織形態復原包含著兩方面內容：一是恢復被“”沖擊的共青團組織形態，推進其從危機和病變狀態走出。二是根據改革開放政策之后出現的新形勢，開始著手調整共青團組織建設相關內容。但是，由于整個工作思路與具體措施都是在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位社會體制的框架內進行，因此，從整個組織形態來看，依然還是屬于組織形態復原內容。由此，復原期可以分為恢復階段和調整階段。

（1）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恢復階段從1978年10月中國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到1984年10月共青團全國基層工作會議召開之前，是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恢復階段。從團十大之后，共青團中央就全面開始推動團的領導系統和基層組織的恢復工作，從而使組織權力和組織結構得以重新恢復。在此過程中，共青團還通過開展各項活動和推動各項工作來使共青團組織權力運行得以恢復。但是，在與青年互動過程中，組織權力運行還是以共青團單向推動這一權力運行模式為主要內容的，這一模式正是在建國初期所建立起來的符合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位社會體制的權力運行的組織過程。雖然在社會中也出現了“潘曉來信”這一類青年主體性意識萌芽的事件，但是對共青團組織權力的認知以及組織運行的價值基礎，不論是共青團組織內部還是青年對共青團的認識，都還僅僅是恢復到“”之前的狀況，即依然還是強調組織在先、紀律為主。

（2）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調整階段從1984年10月共青團全國基層工作會議召開到1993年12月團十三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前，是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調整階段。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之后，農村團組織工作開始遇到了一系列問題，為此，1984年10月團中央召開共青團全國基層工作會議，研究共青團基層工作的改革問題，標志著共青團組織形態調整階段的開始。這一階段組織權力建設有兩個特征：一是從恢復整體組織體系權力向強化組織對成員個體權力影響過渡，出臺了團干部考核和團員證等制度。二是從組織權力恢復向組織權力規范過渡，出臺了一系列規范性團內工作運行制度。在組織結構上，著手改革團的基層組織設置和團員管理辦法。組織權力運行過程開始由過去以組織意圖為主向根據團員實際情況變化而進行組織設置和團員管理方式調整過渡。但是，組織權力過程還是局限在團的組織結構內部調整以及團組織與團員之間關系上。組織價值建構上，這一時期也略有調整，開始呈現出兼顧組織在先和尊重個體的特征。

4.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轉型時期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轉型時期是從1993年12月團十三屆二中全會召開至今。從黨的十四大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兩次轉型：第一次是以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為內容的制度變遷所導致的社會結構轉型；第二次是以互聯網普及為內容的技術革命所導致的社會結構轉型。兩次社會轉型，不僅導致了人們交往方式和行為方式發生了變化，而且還導致了社會成員的生存形態發生了變化，青年在轉型中也受到了深刻影響。為此，在適應青年行為方式和生存形態變化過程中，共青團也不斷推動自身組織形態轉型，先后經歷了承轉與拓展兩個階段。

（1）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承轉階段從1993年12月團十三屆二中全會召開到2003年團十五大召開之前，是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承轉階段。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做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將導致青年生存形態從單位化向原子化轉變，從而對團工作產生根本影響。為此，1993年12月團中央召開了十三屆二中全會，制訂了《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中我國青年工作戰略發展規劃》，標志著共青團組織形態轉型開始。在組織權力實現方式上，共青團開始探索遵循現代國家、社會的建設、運行規律，重構共青團整合青年的權力邏輯：影響對象從強調組織成員到強調青年個體，實現手段從強調團直接影響青年到借助黨與國家力量，組織功能從強調政治功能到強調社會功能。在這一階段，共青團組織結構也開始發生變化，在啟動“兩新”組織團建的同時，進一步探索團的工作社會化結構和著手建立社會資源整合平臺。在組織權力運行過程中，力爭改變傳統單向控制方式，探索與其他權力主體合作的模式。另外，通過推出“青年志愿者行動”，開始構建團組織和青年之間以主體平等和主體在先為前提的新型團青關系，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組織運行的價值原則。

（2）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拓展階段從2003年7月團十五大起至今，是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拓展階段。從本世紀開始，中國進入了網絡社會，網絡社會使青年自我組織的多元社會權力中心開始出現，為此共青團從團十五大起就著手探索適應網絡社會條件下青年工作的新模式，并在此過程中逐漸推動共青團組織形態拓展。在組織權力實現方式上，推動影響對象由重視青年個體向兼顧青年個體和青年組織轉變，作用空間由物理空間向虛擬空間延伸，覆蓋范圍由體制區隔向社會整合發展，權力主體上全面強化領導機關建設和基層組織建設。在組織結構上，在重視市場經濟影響基礎上兼顧網絡社會影響，建立青年中心以實現整合青年的組織載體創新，探索區域團建以推動共青團組織運行機制變化，創新組織類型以力爭組織結構與社會結構相吻合，運用網絡技術以促進組織結構與運行方式的扁平化。共青團的組織過程中呈現出新的特征，其中最典型的內容是團青互動從服務青年個體模式向兼顧服務青年個體又聯系青年組織模式轉變，即從“B2C”模式開始向“B2C”&“B2B”模式轉變。組織價值上開始探索尊重多元與尋求共識相結合的原則。雖然，這一價值建構思路在團組織的整體自覺中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在組織權力運行以及組織結構創新中已經有所體現。

四、作為關系空間的組織形態：共青團發展的內在機理

任何規律的總結，都是通過先對事實進行分析而形成經驗，而后再對經驗進行抽象而獲得。在第三部分中，我們實際上是從組織形態視角對九十年共青團發展的歷史事實所進行的經驗分析，尚未達到對共青團組織形態自身運行的規律的把握。理論邏輯發展要求我們必須對此做進一步抽象，以達到對規律的把握。因此，我們必須對上述歷史經驗做進一步研究，以期把握共青團組織形態發展的內在機理，這就意味著我們除了分別對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變遷機理以及共青團組織形態變遷進行研究外，還必須對它們之間傳導機制以及共青團組織形態內部各要素之間互動機制進行研究和把握。

1.作為政治空間的共青團組織形態：政治結構與共青團組織形態雖然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存在，但是中國共青團在中國政治空間內依然是作為一種政治力量，這就意味著中國共青團生成和發展是受整個中國政治結構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是通過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的邏輯性傳遞實現的。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發展的內在機理時，首先必須考察政治結構空間內主要組成要素是如何影響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的，以及如何借助這對權力關系作用于共青團組織形態的。在現代政治中，政治結構空間是由政黨、國家和社會三個主要要素構成的。首先我們來看政黨對共青團影響的邏輯。由于中國共青團是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因此，政黨不論是在組織上還是在綱領上的變化都會導致黨團關系的變化。在組織上，黨的存在是作為其青年組織的共青團存在的前提。黨在建立過程中同時創立了共青團，因此共青團組織權力是直接來源于黨的；期間黨受到破壞，共青團也因此陷入了危機。在綱領上，黨的綱領不論是政治綱領還是組織綱領的變化，將決定著團的變化和發展。

黨在提出新的綱領和任務后，就會要求共青團也要調整自身政治任務，同時還會要求共青團調整組織形態，甚至要求共青團停止工作，如抗戰期間。如果說黨的影響是直接作用于黨團關系來影響共青團組織形態的話，那么，國家的影響主要是通過黨的作用并借助黨團關系的邏輯來影響共青團的，這種影響對象可以對組織權力，也可以對組織形態的其他要素。如抗戰期間，雖然中共是基于共產國際要求而對共青團進行改造，但國內原因之一也有基于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和擬接受“國防政府”領導的需要考慮。另外，中國共青團的許多組織過程中的一些行為，也是利用其作為執政黨的青年組織與國家機構之間進行有效互動。如果說國家和政黨主要是通過作用于黨團關系來影響共青團的話，那么社會主要是通過作用于青年而后借助團青關系來實現對共青團的影響。比較明顯的是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市場經濟建立和網絡社會生成，社會結構產生了兩次轉型，導致了青年行動方式和生存形態發生巨大變化，從而使共青團在不同階段通過對權力運行方式、組織結構體系、組織過程內容以及組織價值原則等進行不斷調整和創新，起到構建和維護相對密切的團青關系，保證團的政治職能得以實現。

2.作為關系空間的共青團組織形態：黨團-團青關系與共青團組織形態中國共青團作為政治組織，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具有高度緊密化特征的關系空間。在這一關系空間中，存在著多種權力關系，其中最重要的權力關系是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而在這兩種權力關系中，對于共青團組織形態來說，黨團關系又是更為根本。因為，在共青團組織形態各要素中，組織權力來源、組織結構建構原則、組織過程的邊界以及組織價值中的根本性部分是由黨團關系決定的，而團青關系只是決定組織結構具體形式、組織過程中的具體方式以及組織價值中的具體運行原則部分。也就是說，黨團關系決定了共青團組織權力的根本規定部分，而團青關系只是決定了共青團組織權力的具體實現形式。雖然，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在每一時期都存在著一些具體問題，但是，從整個共青團發展歷史來看，黨團關系問題相對嚴重的主要是在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生成時期，而團青關系問題相對嚴重的主要是在組織形態復原期和轉型期，特別是轉型期。在建團初期起，由于青年共產國際因素和黨團自身原因，黨團關系一直處于未理順狀態，因此，出現了“先鋒主義”和“取消主義”傾向，實際上是圍繞著共青團組織權力的性質問題而產生爭論。雖然共青團被改造主要是基于統一戰線需要，但是并第二黨傾向也是導致其被改造的十分重要原因［14］。黨團關系問題在共青團重建之后就基本解決了，隨后共青團所面臨的問題基本不是由黨團關系所帶來的，即使是期間共青團的危機，也是整個政治變動導致，而非是共產黨之本意。改革開放之后，由于市場經濟建立和網絡社會生成導致青年生存狀態發生巨大變化，青年行動邏輯與共青團在單位社會條件下所形成的組織邏輯存在著較大差異，從而使團青關系開始出現不夠緊密的現象，使共青團組織權力的實現不斷遇到挑戰。也正是基于此，共青團才不斷推動自身組織形態發展和創新，以期提高對青年的影響力。

3.作為組織空間的共青團組織形態：組織形態內部要素互動機制作為組織運行的整體政治生活總和，組織形態內部運行也有自身的特性和規律，組織形態各要素之間存在有機互動的機制。具體來說，組織權力是組織形態的核心要素，組織權力的生成與維系是組織形態存在的前提，由此組織權力決定了組織形態的其他要素。組織結構是組織權力維系的基礎條件，組織結構的具體特性主要是受組織權力和組織環境影響。組織權力是關鍵性要素，如果組織結構消失，組織權力也將因此而消亡。組織結構還對組織過程有著十分重要影響，不同組織結構將導致不同組織過程，而組織過程的變化也可能因此導致組織結構的變化。對于組織結構和組織過程來說，組織價值具有靈魂性的作用，組織價值變化了，將導致組織過程和組織結構的變遷。一定意義上說，組織價值特別是組織運行中的價值內涵，更多的是在組織過程和組織結構安排上得以體現，這就意味著組織過程和組織結構是組織價值的表現載體，對其具有十分重要的制約性。從共青團組織形態發展經驗來看，正是因為共產黨創立了共青團，并賦予共青團以領導和整合青年的權力，共青團才因此而有了組織權力。隨后，根據組織權力實現的要求，在組織價值中的組織原則支持下，開始構建組織結構，并在與中國共產黨和青年的互動過程中，不斷推動著組織形態的發展。共青團改造使共青團組織權力被收回，導致了組織結構和組織過程也因此消失了。“”爆發，共青團組織權力受到了沖擊，并一度完全中斷權力運行，由此也導致了組織結構和組織過程受到了嚴重影響，組織價值也產生了嚴重扭曲。改革開放之后，隨著青年行動邏輯的變化，要求共青團與其互動的組織過程、組織結構、組織價值都需要變化，否則青年就將用“以腳投票”的方式遠離共青團，即共青團組織權力可能因此導致空轉而無法在現實中起到應有效果。因此，共青團組織形態由此出現了發展和創新。組織價值和組織過程以及組織結構彼此之間不斷產生著有機互動，在推動著組織形態發展的過程中使共青團組織權力得以獲得績效。

五、復合型團青關系與樞紐型組織形態：共青團發展的戰略選擇

探尋規律的目的就在于運用規律來指導實踐。因此，我們研究九十年中國共青團組織形態發展歷史所得出來的經驗和規律，就是為了能夠對未來共青團組織形態發展提供一個具有戰略性意義的政策建議和理論依據。根據上文的分析，筆者認為，由于建國之后黨團關系基本穩定，而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市場經濟建立和網絡社會生成，使青年生存狀態發生了劇烈變化，先后經歷了單位化、原子化和自組織化等三種狀態，這就導致團青關系穩定性受到了挑戰。因此，建立密切團青關系就成為當前共青團發展中最急迫的戰略性任務。由于三種生存狀態在青年中同時存在，而不同生存狀態的青年具有不同的行動邏輯，這就要求團青關系在具體模式上應該從單一形態向復合形態轉變。另外，青年自組織化現象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具備了區別于傳統黨團組織和經濟組織為組織主體的自我組織能力。這就意味著在團青關系構建中，共青團不僅需要考慮與不同類型青年之間遵循具有差異性的邏輯建立聯系，而且還必須思考如何有效整合其他組織化力量，實現共青團在社會和政治領域內的主導性地位。因此，復合型團青關系構建，既要包括共青團如何與不同類型青年之間建立關系的內容，而且還應包括共青團如何實現主導性的辦法。從本質上來說，組織就是一種關系空間，是基于一定目標和功能、按照一定原則和制度將人們整合起來的一種關系復合體。對于共青團來說，團青關系建立，就意味著共青團內部關系與不同類型青年之間的關系對接，而密切的團青關系就意味著這種關系對接的成功，從而實現共青團組織權力對青年的有效作用。這也就是說，復合型團青關系要能夠得到有效建立，就必須建構與之相適應的共青團組織形態。筆者認為，要達到這一目的，共青團就必須從以支配性為訴求的單維權力運行模式的平面化的同心型組織形態，向以引領性為訴求的多維權力運行模式的立體化的樞紐型組織形態轉變。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共青團組織權力結構體系、組織權力運行過程和組織價值生成機制等方面做進一步的創新和發展。

六、結論

權力關系是社會秩序建構的基礎，組織是以相對緊密方式來構建權力關系的一個空間和領域，而組織形態就是權力關系在組織內互動所形成的政治生活的總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成為共青團組織形態發展的一對決定性力量。黨團關系和團青關系的歷史性變化導致了共青團組織形態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由此形成了四個時期和十個階段。對共青團發展歷史的分析，使我們對其組織形態發展的規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基于這些認識，筆者認為，應該將密切團青關系作為當前和未來共青團工作的戰略任務，并通過構建復合型團青關系和樞紐型組織形態來實現這一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