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莊子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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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諸子中,莊子是一位個性鮮明、獨具特色的思想家。他決然不與宋君合作的態度，他在妻子去世后“鼓盆而歌”異乎常人的舉動，充分顯示了他特立獨行的性格和超越凡俗的精神境界。在他看來，不僅一般的生活是無聊的，即使南面為君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及各級官吏，其生活也是無聊的，對超越生死超越時空的自由精神境界的追求才是他的最高理想。在本文中，筆者試就莊子追求生命自由的哲學特質作粗淺分析。

一、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疇

“道”是《莊子》中的基本概念，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疇。《莊子》基本繼承了《老子》中“道”的思想，莊子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①老子的道重客觀的意義，莊子的道從主體上升為一種宇宙的精神。莊子把道和人緊密結合，使道成為人生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莊子認為，道是世界萬物的本源，宇宙萬物運動的法則，“道”是無形相的，在時空上是無生滅的。“道”的特點，具有絕對性，創造性，永存性，普遍性，無為性。“道”的存在是無條件的，“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無為”形容道的幽隱寂靜，“無形”形容道的超乎名相。道雖然幽隱寂靜，卻在作用上可取得信驗（“有信”）所以具有絕對性；道具有創造性，“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在品位上與時秩上都先于天地鬼神，是產生萬物的最后根源，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道“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出上古而不為老”，在時間和空間上是無限的，故具有永存性；“道”遍及六合四方，“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又具有普遍性；“道”還具有無為性，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殺生者不死，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生生者不生”②，萬物常因特殊的際遇而興起而消失，道運作萬物而自身卻永不消失。莊子詳細地闡述“道”，向世人宣告自已體悟的宇宙觀，這也正是他追求生命自由的逍游境界的思想基礎，要達到生命的絕對自由，就必須深刻體悟“道”這個基本的范疇。

二、追求生命自由的理想手段

在莊子看來，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道的境界。如何擴大人的內在生命，便是莊子所關注的問題。人被生存的環境所蔽，為知見所囿，形成鎖閉的心靈。莊子所關心的，不在于生理我的滿足，不在于家庭我的實現，也不在于社會我的完成，而在于體現宇宙我的理想。“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便是宇宙我的體現。宇宙我的體現，有賴于超越精神的展現。超越的意義，在于揚棄與提升，揚棄俗世的價值，而提升到更高更遼闊的精神領域中。“不從事于務”，即揚棄利祿、名位，權勢，毀譽之俗世活動。“游乎塵垢之外”、“游乎四海之外”、“出六極之外”，心靈活動超出于物質世界形相之拘限，沖破現實的藩籬而精神上達。真正的自由是“無待”的，它不依賴于任何條件。那么怎樣才能做無待呢?那就是“心齋”與“坐忘”。“心齋”，莊子解釋為“若一志，無聽之于耳而聽之于心，無聽之于心而聽之于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③。“虛”即虛無，指無執無為的心境而言。“心齋”作為方法，是一個“致虛”、“守靜”的過程，亦即去執去為過程，其要旨是“一志”和“唯道集虛”。“一志”者，義為專一心靈，神不外馳，不為外物所動。這一過程同時是“唯道集虛”的過程。道之性為虛，沖虛自然。人要“體道”，心靈也要沖虛自然。這一虛靜之心是需要不斷地化欲，反復提升的。在《人世間》篇中，莊子認為心不斷地集虛，則可以“虛實生白”，使之呈現為一種虛靈空白、無執無著、自然無為的狀態，即與道合一之境。“忘”是對外物的超越，“坐忘”是對自我的超越，《大宗師》曰：“墮肢體，黔聰明，離形去知”，即忘掉形體，消除欲心。世人往往寄情于外物，馳心外求，故需返歸自觀。莊子所說的這兩種“執”如同佛學所說的“法執”和“我執”，“忘”的過程就是去掉“二執”的過程。外忘于物，內忘于我。內外俱忘，即為至境。莊子在談論“心齋”時說：“聞以有翼者飛，未聞以無翼者飛”。談論“忘”時，把“坐忘”稱為“同于大通”。莊子反對“以有翼者飛”，贊成“以無翼者飛”。有翼之飛受肉體的局限和外部條件的束縛，因而是有待的。“無翼”是對外物和自我之執的化解，唯其如此，才能“游無窮”，實現自由。“同于大通”亦即“同于大道”。道是大通的，意即通達無阻、所在皆順之意思。主體與道為一，則無往不通，來去無滯，自由自在。

三、逍遙游，追求生命自由的最高境界

“逍遙游”才是“無所待”的自由即絕對的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逍遙”一詞始見于《詩經》，“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檜風•羔裘》）“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于焉逍遙。”（《小雅•白駒》）意即“到處游逛”。但莊子首次作為哲學概念使用。對于“逍遙游”支道林這樣解釋：“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游無窮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遙然靡不適。”④“可見莊子的”逍遙游“，是一種人道合一后實現了對人生各種困境的超越的忘物忘我、無功無名無己、無待無累無患的絕對自由的精神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超越了一切，無時空之限，無是非之辯，解決了人生一切苦難，內心充溢的是一種妙不可言的喜悅和快感。這是人生最佳的境界。在莊子看來，只有無己的至人（真人）、無功的神人、無名的圣人才能達到這種境界。“于無何有之，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⑤到達這種境界便能和天地萬物同體而無偏私，和天地萬物融化而不偏執，“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便是大通境界的寫照。

四、“道通為一”的齊物觀

莊子認為，人生問題的產生，源于人的“成見”，世人站在自我的立場對萬物加以分別與追逐，不但引起內心欲望的膨脹而勞神傷體，還引起無休止的紛爭乃至戰爭。要想在紛繁的現實面前不動心，使心靈在無限中遨翔，就要從自我的局限性中解脫出來，以開放的心靈觀察事物，認識問題，做到和是非，齊萬物，泯生死。萬物始于“無”，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應順應自然。既因自然而生，便無是非真假之爭、死生物我之辨。一切源于道，故“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萬物的種種差別不過是世人的一已成見，它們其實各稟自然之形、之性，并無大小壽夭之別。“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⑥世間本無是非，“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涂土，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⑦如果“以非指喻指之非指”，則一切是非之辨都不攻自破了。至于死生之辨，莊子認為：“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⑧這是說人不必畏懼死亡。莊子進一步又說明了死不但不可怕，而且和生一樣，是自然的安排與規律，人要安然順處。“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⑨所以要“不知說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莊子承認萬物齊一，社會中的貴賤、富貧、榮辱、是非、名利、得失、生死都成為了可以退忘、遺棄的東西，這樣，就可以在動蕩之中不動心，永遠保持虛靜、逍遙的境界。

五、有無合一與理想境界

莊子認為走向逍遙莫過于安時處順、委運任化。安時才能隨順事物的變化，精神體會到自由的滿足，并通過化執的來實現對自身的超越。人生所面臨的生死、貧富、窮達等問題，存在于現實界，屬于有。但莊子超越并不疏離于現實，隔絕于現實。從莊子哲學的本質看，它不主張兩方面的割裂。這意味著，莊子哲學是不離現實有而另求空，不離現實而求自由，這是安時即自由更深一層的義蘊。莊子哲學的這一義蘊，建立在它對道與萬物關系的理解上。在莊子哲學那里，道無疑是超越的，它“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生天生地”，圓滿自足，為萬物之本；但又是非超越的，誠如莊子在《大宗師》篇中所說的那樣，它“在太極之先”、“在六極之下”，既內存于萬物，又遍存于萬物。《莊子》外篇《知北游》對道體的這一特點說得更明白。道“不可聞”、“不可見”、“不可言”，但它又是“周遍咸”，“無所不在”，它存在于“螻蟻”、“瓦盆”、“屎溺”等具體事物中。莊子這一本體論觀念，決定著對規律與自由關系的特定理解。“體道”表現為對“物”的超越，但又不是離“物”而求超越，而是在“物”中求超越。“物”代表俗諦的有，無待的自由則是勝義諦的無。因而莊子所追求的理想的自由之境既超越于物，又不離物，它存在于現實之中。莊子主張有不離無，無不離有，即有即空，空有不二。這就意味著，必須不離規律而求超越，不離現實而求理想。也就是說，超越即在規律中，超越即在現象中，理想即在現實中。這就是”命”與“逍遙”的合一，規律與自由的合一，亦即安時處順的根本義蘊所在。

人的一生面臨著種種問題，有些確實是人力無可奈何的，但追求自由乃人的本性所在。莊子正是從人類生存的根源處揭示了這一矛盾。對此，莊子主張“安命”，采取不執的人生態度。心不受外物所牽，即可享受自由的快樂。這種追求自由的方式，雖然在實然領域并沒有消除矛盾。但在超然領域又可以說是一種真正的解決，正如佛教所言，煩惱即是菩提。一念悟即是佛。人生需要這種解決矛盾的方式，它可以化解人的結縛，平衡人的心靈，使人從欲望的牽引中解脫出來。莊子的心境說是一種真正的解決。它為人類如何生存指明了一條路徑。在我們所處向市場經濟大轉變的現實社會之中，人們所缺乏的并不是一種對自身物質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競爭意識，許多人溺于無止境的五欲的滿足而不能自拔，他們真正缺乏的是從欲望的奴役下解放出來的逍遙自由的精神。這正是莊子所提倡的逍遙自由的精神境界的積極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