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知識與創新組織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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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技術創新的制度結構，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本文從技術知識論的角度，重新審視了技術的本性，探討了技術知識與人工制品、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突顯了企業技術知識的難言性和專用性維度及其組織涵義，并以此為基礎，重新思考了創新組織問題，嘗試性地分析了企業內部R&D組織形成的微觀機理。本文所展示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擺脫那種置技術于黑箱之中而只在技術外圍打轉的思維定式，有助于我們透過技術去理解企業技術創新、理解周圍的人工世界。

【關鍵詞】技術知識/難言知識/專用知識/企業技術創新/組織

【正文】

一、導言

自19世紀以來，技術進步方式發生了兩方面彼此關聯的重要變化：一是R&D活動的體制化，使組織而不是個人成為科技成果的母體；二是R&D活動的企業內部化，使企業而不是大學或獨立研究機構掌握了社會大部分R&D資源，逐漸成為了技術知識的生產主體，而不只是人工制品或商品的生產主體。近二十年來，盡管產學研之間技術合作的重要性有了明顯的增長，但企業在技術創新中作為技術知識生產主體的地位并未改變，企業內部R&D進而企業之間技術合作依然是企業捕捉創新機會并獲取創新所需要的技術知識的主導組織形式。這種狀況恰與斯蒂格勒（G.Stigler）早年的一個假設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他看來，隨著R&D活動的增長，將會出現一個基于市場的創新勞動分工過程，產生大量的出售技術知識的專業化的工業研究實驗室，而這種專門實驗室的績效將絲毫不比企業內部實驗室遜色。[1]雖然此一預言未能在市場經濟國家應驗，但與其類似的分工模式卻以“科學”的名義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得到了終遭失敗的真誠嘗試。這雙重的證偽，突出地表明了新古典經濟學和我們的傳統經濟理論在處理技術發展問題上的不足。因此，重新思考技術的本性以及技術創新的制度結構就成了一項重要研究課題。

迄今，對上述問題的探討有兩種視角。其一，可稱為交易費用視角，導源于科斯（R.Coarse）的企業理論和交易費用經濟學；[2][3]其二，是技術知識和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learning）視角，導源于博蘭尼（M.Polanyi）的知識論[4]和納爾遜（R.R.Nelson）等人的經濟進化論。[5]在交易費用視角下，焦點是技術的市場交易成本與企業內部組織成本之高下：正是技術市場的不完全性所招致的高昂的交易成本被視為R&D活動內化于企業的主要原因。在技術知識視角下，難言知識（tacitknowledge）、專用知識（specificknowledge）以及組織學習等概念占據著重要的解釋地位：有關“如何去干”、“如何進行改進”的啟發通常體現在組織常規中，那些擁有內部R&D的企業能夠通過頻繁的內部知識學習與交流形成整體的組織能力，從而善長于利用特定的技術機會并將其轉換成可銷售的特定產品。在這里，要害問題并非交易成本之大小，因為創新過程中運用的那部分現場知識和專用知識只能在此一過程當中經由實踐而生成，乃至可以認為不存在此類知識的先驗市場及交易費用。盡管這兩種解釋方式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沖突，但人們并未對此加以深究，而是并不悖地同時采納了它們。問題還在于，交易費用解釋僅限于一種靜態觀，它預先假定了一個技術市場，并把關注的對象僅僅放在技術上，卻忽視了與商品市場和人力資本市場的比較；技術知識解釋采取動態觀，自然是其優點，但它無法解釋為什么技術交易市場確實存在和發展著。這些問題便引導我們進一步探究技術、人工制品和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以期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創新組織問題。

二、技術作為知識

雖然人們廣泛地使用著“技術”一詞，但各人心目中的技術概念卻頗不一致。迄今的研究已充分地揭示了技術定義的多樣性和定義技術的復雜性。[6][7]技術究竟是一種能力或知識或手段或活動過程，似乎仍將作為一個“糾纏不清的問題”[8]擺在我們面前。

我們既不可能在本項研究中回避對技術概念——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之一——的理解，又不可能在這篇文章里就技術概念作展開的討論，甚至為它提出一個新的定義。我們所能做的只是進行一種選擇。事實上，技術定義的多樣性決定于定義技術的復雜性，而定義技術的復雜性又是由于技術本身的多維性所造成的。技術，既是一個多維的東西，我們便可以對自己所采取的認識視角加以選擇。本文傾向于選擇：技術是一種技能和知識。更確切地說，技術是人們在認識和改造周圍環境過程中所習得的處理、使用和制造有用物品的技能和知識，可簡稱為技術知識，而不是任何形式的人工物——無論是消費品還是投資品。

有必要陳述幾項我們之所以如此選擇的理由：

首先，把技術看成是知識，選擇的是17世紀首次出現的技術（technology）一詞的基本義（meaning）而非關于它的引申義（signif-icance）。該詞按其希臘詞源，來自techne（意思是art和craft和logos（意思是word和speech），意為對技藝和手藝進行討論。這種言說為使技能這類主觀知識轉化為可清晰表達的客觀知識提供了機會，而且也顯然是技術知識系統化和理性化的基礎。

第二，把技能乃至專業能力（expertise）、能力（capability）納入技術知識的范疇內，使我們的論點有別于邦格（M.Bunge）等人的技術作為應用科學的觀點。問題是，把能力范疇納入知識范疇的合理性何在？這里，科學家兼哲學家博蘭尼對“難言知識”的發現及其哲學意義的探究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4]他的哲學體系由以成形的支柱之一即是一項簡單的觀察事實：“我們知識的東西要多于我們所能訴說的東西”。具體到技術領域，他發現，關于技能和專業能力的論述并不能把這能力表達完全。任何一項技術都可以看作可以清楚表達出來的技能和無法加以表達的技能這兩部分之和。通常把前者命名為可清楚表達的知識（articulatableknowledge或codifiableknowledge），把后者命名為難言知識。這樣，技術知識就是兩者的并集。如果把技能和知識并列使用，技能就是難言知識。既然如此，兩者的相對份額和重要性又如何呢？博蘭尼指出，人類大部分技能和專門能力都是難言類型的知識，“甚至在現代工業中，難以描述的知識仍然是技術的一個重要部分”。（［4］，p.52）博蘭尼的論斷業已得到技術創新研究文獻的廣泛引證和確認，成為進化經濟學和創新理論的思想基石之一。[5]

第三，把技術知識和人工制品加以區分，突顯了技術的信息特征，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把握技術交易的本質以及技術交易和一般商品交易的重要差別。比如，對一項技術信息的使用不會使它磨損；對一項技術信息的出售也不會使賣主失去此項技術。技術的這種潛在的“使用的非排他性和產權的不可排他性”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s）特征，使得技術市場的不完全性遠勝于一般商品市場的缺陷。這正是“自由市場將導致R&D投資不足”這類著名論斷的立論依據，[9]亦是爭論不休的“知識產權”問題的現實基礎。當然，把技術知識等同于技術信息是不恰當的，因為技術知識還有難言的和專用的部分，技術信息只是技術知識的一個子集。所以，一般認為，技術是通用知識和專用知識的并集，或者說是潛在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privategoods）的混合體。[10]

第四，把技術看成是知識，也是基于技術史研究的成果而進行的選擇。自雷頓（EdwinLayton）“作為知識的技術”一文[11]發表以來，技術史家日益確認了技術和工程并非科學的衍生物，而是與其有互動關系的自主的知識領域；恰恰是知識，而非人工制品，才是技術的根本。有人提出，技術史研究的重點應放在技術知識內容的變遷而非人工制品的變遷上，應該在技術知識進化的認識論框架內，思考技術變遷的模式。[12]文森迪（WalterVincenti）有關航空技術史的出色研究正是細密地探討“工程認識論”（epistemologyofengineering）的一次成功，他再次確證了技術知識相對于科學的特異性和自主性。[13]這些都表明，定義技術為知識，不僅不會造成與科學的混淆，而且只是當我們把技術看作一種知識域時，才更有必要去辨白科學與技術之間的互動關系。

最后，把技術看作知識，是在企業技術創新研究這一背景下從認識論的角度作出的一種實用的方便選擇。我們認為，對技術概念的孤立界定并不具有自足的合理性。相反，只是當我們從初始界定出發獲得一種令人滿意的解釋系統后，才能進一步確認其合理性。換言之，技術定義的合理性是背景依賴的（context－dependent）。就此而言，我們并不排斥對技術定義的其它選擇，而且我們愿意相信，每種選擇在其解釋背景中都可能是富有成效的。

接下來，我們嘗試探討一下技術、工人制品和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

三、技術知識和工人制品

人工制品本身并不就是技術，但它內含著一定的技術知識，是技術知識的一種物化形式。通過剖析人工制品，探究其結構和功能，人們就有可能把握其內在“本質”，諸如設計技巧、工作原理、組成成分等，甚至搜索出其制造工藝。這個從人工制品中求解它所體現的技術知識的過程，就是日常所說的逆向工程。逆向工程并非總能奏效，它能成立的前提之一，就是人工制品確乎體現了相當的生產技術知識：逆向工程成功的另一個前提，則是其實施主體必得擁有相當的背景技術知識。

但是，人工制品的生產目的顯然不是供競爭對手“解剖”用的。恰恰相反，人工制品的功能在于滿足用戶特定的需要，用戶關心的是其整體性能而非其生產技術。作為界面（interface）的人工制品，[14]其設計的主要目標就在于力求減少對用戶的技術知識需求，使用戶在僅僅擁有十分簡單的使用技術的條件下就能夠方便地操縱該人工制品。也恰恰是這種簡單的人—機界面，使人工制品有可能獲取廣闊的生存空間。相反，如果用戶需要掌握象制造商擁有的那么多的背景技術知識，才能去使用人工制品，那么，這件人工制品也就喪失了其使用價值。因此，對于人工制品的生產者來說，他完全有動力去把人工制品制造得連傻瓜都會使用，而同時使最能干的索技者也變成傻瓜。而要達到此一目的，就需要相當水準的技術知識，去建構精巧的人工物—人的界面，盡可能地把涉及此一制品的技術包絡在內部，隱匿起來，使之處在封閉狀態。這時，人工制品對于用戶的意義，就是其體現的界面，就是其所能發揮的功能。這一界面實質上就劃定了生產者的技術知識和用戶的使用技術乃至生產技術之間的邊界。正因為界面簡單，消費者才有可能在知識不多的情況下操縱眾多的不同類型的人工制品；用戶企業才有可能立足于各種人工制品去建構自己所需要的特定的生產技術。

人的知識是有限的，沒有全知全能者。人工制品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它順應了人類的知識限度，它使上游的技術知識對用戶處于封閉狀態（黑箱），從而大大降低了對用戶的知識要求，使后者有可能立足于人工制品去進行其它的社會實踐活動包括新的技術實踐，從而加速了技術知識的累積性增長過程，加速了自然界的人工化進程。

懷特海（A.Whitehead）曾經說過：“所有的習字帖和大人物演說時反復引用的說法——我們應該養成思考我們在做什么的習慣，是一個大錯特錯的陳詞濫調。事實恰恰相反，文明是通過增加那些使我們不加考慮就能實施的行為的數目而進步的”。哈耶克（F.A.VonHayek）在其著名論文《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里引證了這句話之后，接著說，“這在社會領域極為重要，我們不斷地利用我們不理解的公式、符號和規則，并通過這種利用，使我們能夠得到那些我們個人所未掌握的知識的幫助。”（［15］，p.83）

我們相信，上述說法也適用于技術知識的人工制品。似乎可以說，文明是通過增加那些我們無須太多知識就能使用的人工制品的數目而進步的；也正是這種對我們并不理解的人工制品的廣泛利用，使我們能夠得到那些我們個人所未掌握的技術知識的幫助。

在上述分析中，可以發現，生產技術／使用技術的二分是相對的，兩者也沒有絕對的高下之分。比如，一個企業的生產技術恰恰就是巧妙地配置并使用人工制品（如機床）的知識與能力；一個空軍飛行中隊的作戰技術恰恰就是適當地配置和使用作戰飛機的技術。這種“使用”技術絕不低于也不可還原為生產這些人工制品的技術。從這些例子中也可獲得一種啟示，那就是生產過程和生產設備并不具有與消費過程和消費品相對而言的優越性，在技術分析中，兩方面都是完全對稱的。

最后，需要指出，人工制品并僅僅是技術知識的產物和體現，它同時也是社會知識、文化價值和美學觀念等的產物和體現。人工制品的形成過程正是對技術的和非技術的因素的權衡取舍過程。這恰恰是技術社會學領域中的社會建構主義者能從人工制品這種“文本”里讀出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因素[16]的內在根據，也是考古學之為人文科學、考古學家能根據人類遠古時代所遺留下來的人工制品去建構當時之社會狀況的重要原因。

四、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

如果說人工制品并不就是技術，那么掌握技術知識的人就更不能被看成技術；如果說人工制品所體現的技術知識是死技術的話，那么體現在人身上的技術知識就是一種活技術；如果說人工制品是技術知識的“存儲品”的話，那么人就不僅僅也可以是技術知識的“存儲器”，更重要的則是技術知識的“選擇器”、“解讀器”和“生成器”。人工制品所內含的技術知識以及用語言表達的技術知識，只有靠掌握技術的人才能解讀出來。同樣地，也只有靠掌握技術的人的技術活動，才能在已有的技術知識和人工制品的基礎上，創造出新的技術知識和人工制品。

活技術存在于個人的記憶中，是個人知識的重要方面，也是人力資本的一種重要形式。在個人知識中，總有一部分是在組織學習過程中獲得的而且專用于該組織，即只有在組織網絡中才有意義和價值，可以稱為專用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專用性（specificity）說明了，技術知識通常并作孤立地存在于某個人身上，而是存在于個人之間、小組內部、組織之間等人際關系網絡之中。個人知識只是在這種網絡背景中才能得到恰當的評價，才能彼此關聯形成有機的技術知識整體。該知識整體可以稱之為組織知識，它并不是組織中個人知識的簡單加總。[5]組織知識作為無形的組織資本，也表現出很強的專用性。這種專用性意味著，組織往往在特定的技術領域具有競爭優勢，當組織轉向其它技術領域時，其中原有的組織學習程序即遭不同程度的廢棄。也就是說，組織知識只是在外部社會關系（比如上游企業與下游企業間）網絡中才具有價值。人力資本和組織資本的專用性說明了技術知識的社會分布是非對稱的，個人并不是彼此等價的，組織也是各不相同的。這既是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結果，也是技術知識增長的推動力。當然，人力資本以及組織資本的專用性是有程度上的差別的，也是可以隨著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轉變的。

存在于個人或組織中的技術知識的另一項特征是，它們并不都是易于用語言明確表達出來的，因而就不易寫進“藍本”（blueprint）里，以獨立于個人或組織的方式，象公式信息或專利信息一樣進行傳播。這部分知識正是博蘭尼所著重強調的難言知識。從技術知識傳播的角度看，難言技術不可消除性的重要含義在于：技術知識的人際交流從來沒有擺脫似乎也不可能最終擺脫’師徒傳承”或面對面的密切的人際交往的形式；技術知識的組織際或區域際交流需要以個人或小組為媒介，通過人際關系或人的遷移去完成。比如，擁有難言技術的個人可以離開一家企業而受雇于另一家企業或者開辦新企業，從而實現技術知識的轉移。技術知識的難言維度提醒我們，技術轉移決不僅是技術信息的傳播，也不是生產設備的空間移動。博蘭尼曾對匈牙利的一臺全新的進口燈泡吹制機作過考察，發現同一臺機器在德國運轉良好，而在匈牙利整整一年都沒有生產出一個合格燈泡來。（［4］，p.52）。對此，我們自然并不會感到陌生。星野芳郎也曾指出，技術常識和基礎技術是最難轉移的，因此“向中國的技術轉移，在把機械、材料以及成套設備帶進中國的同時，更有必要帶入有關現代技術的最基本的作業方法和運用制度。如果可能的話，還應該讓日本技術人員長期住在中國，通過現場指導，使作業標準和主系統的運用制度真正固定下來”。（［7］，p.11）這里所涉及的還僅是基本操作技術的轉移，要使受方真正掌握實質技術其難度就更大了。

從技術知識增長的角度看，難言知識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是個人或組織產生正確技術問題的源泉。也就是說，難言知識作為個人或組織成長過程中潛移默化積累起來的“支援意識”（subsidiaryawareness），自發地引導著個人或組織的注意力和關注方向，以辨識特定的技術問題，并通過集中意識（focalawareness），解決將要獲得解決的技術問題。所以，難言知識既包含著發現技術問題的啟發性期待，也孕育著解決該技術問題的方法預期。簡而言之，難言知識孕育著“正確的”技術問題。正因為如此，博蘭尼更喜歡用“難言的知”（tacitknowing）去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就是說，技術知識的增長和人工制品的創造過程是難以明確表達的，更是不能形式化的，誰也找不到技術進步的算法。

以上我們著重論述了個人或組織知識的專用性和難言性方面，兩者從不同的角度顯示了個人或組織在技術知識問題上的特異之處。更一般地，個人或組織的知識基礎難言地制導著個人或組織技術知識增長的速度和方向，從而產生漸進的累積效應和路徑依賴效應。這是因為，已有的知識基礎能增強存儲與其相關聯知識的能力；知識基礎越深厚，其吸收能力越強，對外部技術機會也就越敏感，因而也就越易作出超前反應去開發新技術能力；[18]知識基礎中孕育的正確的技術問題及其解決，預先地定向了技術進步，它反過來融入個人或組織的知識體系，形成累積性增長，而不是一種顛覆。

上述技術觀，既與那種認為技術不過是獨立于人或組織的物的觀點不同，也與那種把技術看作可以普遍適用的易于復制的信息的觀點迥異。我們相信，把技術理解為知識，認真對待難言的和專用的技術知識，認真對待這類知識與個人或組織的不可分性，能夠使我們對技術創新的組織安排有一種新的認識。

五、技術知識和R&D的組織安排

在考察過技術知識和工人制品的關系、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的關系之后，讓我們回過頭來，重新思考技術創新的組織問題，尤其是R&D機構內部化于企業的微觀機制。

我們不妨先來看一下經驗研究的發現，有關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知識運用的經驗調查與分析都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結論：[19]（1）在企業運用于創新的知識中，大約有三分之二來自企業內部的R&D努力和現有的專門技術能力，余下的三分之一來自企業外部。在企業外部知識來源中，貢獻最大的是其它企業，尤其是用戶企業和供方企業以及競爭企業。其次才是學術機構和政府實驗室，其在各產業部門的貢獻各不相同，變動范圍大致是5—20％。（2）從企業內部獲取的知識主要與R&D和設計相關。從這類活動以及生產崗位上獲取的難言技能，與那些來自文獻資料和學校教育的正規知識相比，總體上對企業技術創新做出了更大的貢獻。當然，企業亦通過關系網絡，從其它企業和研究部門獲得某些難言知識。（3）來自企業內部的那部分知識，約有半數是企業員工在R&D、設計、生產和銷售活動中通過組織學習集體地獲得的，另外一半則是純粹的個人知識，是個人先前所受教育和工作實踐的產物。（4）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學術機構和政府實驗室的更有價值的貢獻，不是具體的樣品設計與開發，而是其發現的新的理論知識和研究技巧。這些結論突出地表明了，就企業技術創新而言，內部技術知識較之外源技術知識、組織知識較之個人知識的相對重要性。

有關影響企業技術創新成敗因素的經驗研究則表明：[20]（1）成功創新的特征是善于捕捉和理解用戶的特定需求；失敗的創新則常忽視或無視這類需求；（2）企業內部開發、生產和營銷活動的匹配十分重要。成功者具有這種協調技巧，而失敗者則常常因為缺乏內部知識交流而無法協同。（3）成功的創新者，盡管都有內部R&D能力，但是，他們對來自企業之外的科技信息和知識也有相當的利用；失敗者則缺少與外部技術知識網絡的交流。以上三點發現分別證實了供方—用戶關系鏈條、企業內部知識交流網絡、外部公共技術知識網絡對于企業技術創新成功的重要性。

上述兩方面的經驗發現表明，企業技術創新發生的背景是三個彼此相關聯的網絡的疊加：企業內部網絡、企業間網絡、相關于該企業的公共技術知識網絡。這三種網絡，既是技術知識交流的網絡，也是社會交往網絡。這正是企業技術創新所由以發生的技術—社會支撐結構，它是企業所建構的，反過來又建構著企業（這里暫不考慮政策、法律等上層結構）。可以說，一家企業從誕生到成長壯大的過程，也正是不斷地重建這三種網絡的過程。

在這里，問題并不是“企業為什么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因為我們完全可以把進行技術創新活動的組織“定義”為企業，盡管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進行技術創新。問題的實質在于：為什么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利用的技術知識主要來自內部網絡？為什么企業又需要一個外部技術知識網絡的支持？

從技術知識的視角看，企業的特征就是其技術基礎，這種技術體現在企業所擁有的機器設備、廠房等人工制品上，更體現在企業員工的人力資本中，企業的最基本的職能就是充分利用當下的物質手段和各種投入品去生產用戶企業或消費者所需要的人工制品，從而盡可能地獲取最大收益。正是企業的技術基礎和基本目標決定了企業的議事日程和認知范圍，使企業員工在互動過程中建構出企業歷史與未來發展的“因果圖”（causemaps），[21]界定其特定的有待解決的近期、中期和遠期問題（包括技術問題），并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當一個技術問題被個人、小組或企業確認后，個人或組織的“支援意識”總是被首先調動起來，搜索這些嚴格地依賴于背景的技術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些問題也許對整個企業是難言的，但在特定的小組如產品開發小組，也許就易于傳達；這些問題也許對企業外部網絡是難言的，但在企業內部卻可以是彼此明了的；這些問題對企業是重要的技術問題，但對于外部網絡來說也許根本就不成其為問題。正是企業技術問題的難言性和專用性使得企業內部的人力資本成為最佳的問題解決者。如果企業沒有相當水準的技術的人力資本，那么，企業就連真正的技術問題是什么，都難以辨明，又怎么談得上去進行技術創新呢？反之，正是因為企業有一定的技術水準，企業才能夠捕捉到恰當的技術問題，也才能夠去認知和建構外部技術知識網絡，以備不時之需。但這種對外部知識的利用總是決定于內部的解題過程和運行系統。上述分析表明，企業內部的社會交往、價值認同、知識共享與交流、專用語言的生成等都有助于內部技術問題的捕捉和解決，都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

企業的認知特征，決定了企業技術創新的方向并不是隨機的。[22]企業在進行技術創新時，并不是海闊天空地搜索技術知識的社會總“庫存”，隨意引用各種技術知識。相反，由于企業處在特定的技術范式和技術軌道上，由于企業處在特定的供方—用戶鏈條上，由于企業特定的人工制品和人力資本，便得企業只能發現并嘗試解決特定的“正確”的技術問題，并在這一背景下評估和利用可得的外部技術知識。換言之，企業的技術搜索總是局域搜索，其搜索的方向、范圍和有效性均受制于企業內部的技術基礎。正是這種狀況，使企業的每一次技術創新都既是對企業內部技術傳統的更新，更是對這種傳統的擴展，由此形成企業技術知識的積淀和累積性增長，使企業通過人工制品的生產在市場上保持其特定的與其它企業相區別的專業化的競爭優勢。

企業的目標就是以人工制品在市場上一爭高下，而主要不是以出售技術知識獲取利潤。企業為什么就不可以直接出售技術知識？這是因為，如果企業技術知識是難言的，它就無法與組織分割開來，也就難以出售；如果企業技術知識是專用的，它就少有需求市場；如果企業技術知識是可清晰表達的通用知識，由于其易于復制而難以確立產權，當然比較難復制的人工制品更難獲利；如果企業獲得一項全新的技術，其市場前景的高度的不確定性，往往使需求方的定價遠不及供方的期望。因此，企業的技術轉移往往是成熟技術，把人工制品（如生產線）、操作指南和技術服務組合出售。這樣看來，人工制品作為一種界面，比起技術知識來，更適合成為企業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的邊界。企業只得在自己的技術世界中利用各種各樣的異質的技術和社會知識，去建構更易獲利的人工制品。在此一過程中，外部研究成果是有用的，但是有很大局限性，因為外部研究機構的成果往往與企業特定的技術問題并非直接相干甚至是很少相干的。從這種意義上講，企業只能靠自己解決問題，當然也不排除靠引入人力資本，使之成為自己的一員。

至此，我們基本上從認知的角度論述了企業內部技術知識的重要性。那么，為什么就需要R&D組織呢？這與企業技術創新的繁復性和高度的不確定性有關。企業內部技術問題的偶發性、技術問題產生的頻繁性、技術問題的系統關聯性都要求有專門的組織去承擔排除故障的任務，而一個這樣的與生產過程適當分離的專門組織的出現，正可以拓展整個企業的技術視野，既能從事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創新工作，又能同時保持既定生產過程的連續性。也正是由于創新的不確定性，企業傾向于利用相對一般化的和與結果無關的決策規則，如，“把銷售額的X％投入R&D”，“按照常規份額在基礎研究、風險項目、漸進創新間配置資源”。這種元規則（meta-rule）已經得到一些計量研究的確證。人們發現，R&D投資形式在一個企業內基本上是具有較低誤差的隨機游走。[22]從這種意義上，可以說，恰恰由于創新的不確定性，企業采納了內部R&D組織這種確定的常規組織，并采取穩定的政策，“以不變應萬變”。目前，由于企業外部技術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得外部技術知識網絡的重要性有了增加，但這決不意味著企業內部R&D行將被取代。相反，它倒說明，內部R&D組織甚至更為重要了——它不僅要從事內部的創新，而且要能更加敏銳地監測外部技術機會的變化，更有效地吸納對自己有用的技術知識。也只有這樣，企業才能避免步入人們已廣泛注意到的“技術鎖定”的陷井。這樣看來，企業內部R&D組織的出現也使企業技術基礎擁有了某種再生的動力。

以上我們主要論證了企業內源知識的重要性和內部R&D組織的必要性。至于企業所在的供方—用戶鏈所傳遞的技術知識以及其它來源的技術知識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哈的，這種技術知識通過人際交往的傳播會更為有效。因為人們的解題過程不是去回憶自己擁有的整個技術知識庫存，而是在此時此地搜索出那恰好可用的特定的技術知識。這意味著，企業的外部知識網絡的核心部分，并不是匿名的，而是人格化的，因而也是一個社會關系網絡。

六、簡短的結論

技術創新的制度結構，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本文提出了但并未最終解決這一課題所包含的所有問題。本文的貢獻是，暫時撇開交易費用問題，循著技術知識論的視角，對技術知識和人工制品、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重新審視，從一個特定角度深化了對創新組織的理解，嘗試性地解釋了企業內部R&D組織形成的微觀機理。這種思路，有助于擺脫那種習見的置技術于黑箱之中，只在其外圍打轉的思維定式，有助于透過技術理解企業、理解我們的人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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