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科學哲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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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20多年，科學哲學在中國曾有過一段相對繁榮的發展時期。當時，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幾十種科學哲學譯著和著作。其后將近30多年，由于種種原因，科學哲學不僅在大陸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甚至銷聲匿跡了。結束后的1976年，正當波普爾和庫恩名滿天下之時，在大陸哲學界，并沒有幾個人真正了解他們的學說，甚或相當多的人還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大陸學界遠離國際哲學潮流之遠，由此可見一斑。

1976年“”垮臺后，國家經過兩年的恢復，學術界經過兩年的準備，科學哲學也在大陸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況空前的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舉行；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對、“”鼓吹的個人崇拜、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進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總結了歷史經驗，制定了一些比較開明、比較務實的政策。這些政治背景，不僅為學術研究創造了比較自由、比較寬松的氣氛，提高了知識的價值和學術研究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矯正了一些錯誤的和糊涂的認識（以往純學術、純理論研究往往有“理論脫離實際”之嫌），而且這種背景本身對學術工作者也是一種極大的激勵。

在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這個名稱在大陸是歷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項為現實經濟建設和科技發展服務的綜合性社會研究事業，亦指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史、科學技術社會學等）界，1978年也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年頭。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幾例：（一）1977年12月，全國自然辯證法規劃會議在北京舉行，其任務是制定自然辯證法學科發展規劃，籌建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辦學術刊物《自然辯證法通訊》。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辯證法規劃綱要（草案）》正式成文下發,它強調要加強自然科學方法論、各門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和外國科學哲學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委會在北京舉辦“全國自然辯證法夏季講習會”，來自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的科技工作者、哲學和自然辯證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參加了會議，聽取3位科學家和學者的專題報告。這次講習會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其影響經年不衰。（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又稱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自然辯證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屆自然辯證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專業定名為“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后二者分別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通信》創刊，這份四開四版半月刊的學術新聞性報紙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會刊，其目的在于促進自然辯證法的學習、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辯證法通訊》出版試刊。

就這樣，經過一年多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學術準備，科學哲學自1978年開始逐漸在大陸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現按以下幾個方面分而述之。

專業刊物

專業刊物是一個學科發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學術水平的鮮明標志。與科學哲學相關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自然辯證法通訊》（以下簡稱《通訊》）。1977年10月，李昌、于光遠、錢三強聯名向方毅（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和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關于籌備出版《自然辯證法通訊》的請示報告”。該報告經“華[國鋒]主席和黨中央批準”后，中國科學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發文，成立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社，積極籌備出版《自然辯證法通訊》。于光遠兼任雜志主編，李寶恒擔任副主編，查汝強兼任副主編。《通訊》1979年1月創刊時為季刊，從1980年起改為雙月刊，截止1991年底將出版13卷6期。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社起初是中國科學院直屬的司局級單位，1985年與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雜志遂由該所下屬的科學哲學研究室負責編輯、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訊》被移交給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主辦。盡管隸屬關系幾經變動，但是“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社”的名號一直保留使用。《通訊》為16開80頁的出版物，向國內外公開發行，國內訂戶將近7000份，海外訂戶約為100份。

在《自然辯證法通訊》1981年的封面上，開始加有醒目的副標題：“關于自然科學的哲學、歷史和科學學的綜合性、理論性雜志“。從1982年起，將副標題中的“科學學”改為“社會學”，并一直沿用至今。這個副標題，既對自然辯證法的學科范圍做了界定，也點明了《通訊》的學術內容和特色。從1981年起，該刊形成了“科學哲學”、“科學學與科技政策”（從1983年起改為“科學社會學與科技政策”）、“科學技術史”、“人物評傳”四個主要的固定欄目。此外，還有“科學家論壇”（1986年撤消）、“問題討論”、“科學前沿”、“教學與研究”、“書刊評介”、“讀者•作者•編者”、“學術動態”等欄目。該刊既注重老學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發表中青年學者的真知灼見和斗膽之音。在近幾年所發表的科學哲學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學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辯證法研究》（以下簡稱《研究》）。該刊是由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編輯、出版的，創刊于1985年。創刊時為季刊，自1986年起改為雙月刊，1991年又改為月刊，每期16開80頁。從1988年起，該刊封面加上了副標題：“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研究》現在已成為發表科學哲學研究成果的重要園地之一。現任主編是丘亮輝，副主編是賈云祥。

三、《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叢刊”二字）。該季刊創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開96頁，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主辦，主編邱仁宗。該刊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譯刊，主要譯介國外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以及各門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動態和研究資料。該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學與哲學》（研究資料）。該刊是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社編輯、出版的小32開譯刊，創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輯。該刊譯載了不少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譯文。

除了上述四個主要專業刊物外，《中國社會科學》（北京）、《哲學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長沙）、《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的機關學術刊物——諸如《社會科學戰線》（長春）、《求索》（長沙）等，有關大專院校的學報也刊登科學哲學方面的研究論文，《世界科學》等刊物也刊載科學哲學譯文。

翻譯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陸學術界對科學哲學的研究基本上還處在翻譯和評介階段。當時，《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和《科學與哲學》。譯載了波普爾、庫恩、拉卡托斯、費耶阿本德、勞丹、圖爾敏、普特南、漢森、夏佩爾等西方科學哲學家的論著，以及國外的有關評論文章。同時，一批科學哲學譯著也相繼問世，諸如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李寶恒、紀樹立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年出版）、庫恩的《必要的張力》（紀樹立、范岱年、羅慧生等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約翰•洛西的《科學哲學歷史導論》（邱仁宗等譯，武漢：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范岱年等譯，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爾默斯的《科學究竟是什么？》（查汝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出版）、《科學哲學的興起》伯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版》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商務印書館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許良英、李寶恒、趙中立、范岱年編譯，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許良英、趙中立編譯，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許良英、趙中立、張宣三編譯，1979年出版），該文集是一項巨大而嚴謹的學術工程，搜集資料詳盡，翻譯質量上乘，在學術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礎上，大陸學者對愛因斯坦的科學思想和哲學思想，對波普爾的批判理性論、證偽主義和劃界問題、科學發現的邏輯、進化認識論，對庫恩的范式、科學共同體、科學發展模式、科學革命的實質進行了探討和研究，對拉卡托斯的研究綱領進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評論。這些新穎的學說像清新的空氣一樣，不僅使學術界深受啟迪，而且像證偽主義和范式變革這樣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眾聞之倍感振奮。

1980年代中后期，當代西方著名科學哲學家的代表作陸續在大陸出版，如波普爾的《猜想與反駁》、《客觀知識》，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證明與反駁》，費耶阿本德的《反對方法》、《自由社會中的科學》，勞丹的《科學與價值》、《進步及其問題》，夏佩爾的《理由與求知》等，上海譯文出版社在這方面功績卓著。此外，還出版或發表了蘇聯一些科學哲學譯著或譯文，如凱德洛夫的《列寧與科學革命》（李醒民、何永晉譯，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譯和評介的同時，大陸科學哲學研究者開始對科學哲學本身的對象、內容、涵義等也進行了探討。武漢大學江天驥教授認為，科學哲學的研究對象是科學理論、科學語言和科學活動，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內容：各門科學的邏輯結構和經驗內容的分析，科學理論和客觀世界的關系的分析，科學理論和科學家的關系的分析。吉林大學舒偉光教授指出，廣義的科學哲學是指以科學為對象，研究科學有關方面的一個分支；狹義的科學哲學是指現代西方哲學的某種流派。中山大學張華夏教授強調，科學哲學的基本內容有七個方面：科學的性質和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科學和科學認識過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學認識的程序，科學理論的結構和科學解釋的邏輯，科學的檢驗邏輯和發現邏輯，科學理論的發展和變革即對科學進步和科學革命結構的研究，社會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

在1980年代中期，隨著西方科學哲學思潮和流派的傳入和引進，隨著研究資料的積累和新一代研究生與中青年學者的崛起，大陸科學哲學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來成果的同時，也陸續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陳維杭：“西方科學哲學的來龍去脈”（《通訊》1984年第6期），江天驥：“科學方法論的中心問題”（《通訊》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學理論評價的雙標尺系統和整合觀：（《通訊》1985年第4期），江天驥：“歸納和辯護問題”（《通訊》1986年第5期），周昌忠：“試論科學知識系統的邏輯結構”（《通訊》1987年1期），曹秋華：“意義與科學進步”（《通訊》1987年第1期），蘭征：“不可通約性和科學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陸建體：“科學說明的新爭論”（《通訊》1988年第2期），洪謙：“關于邏輯經驗論的幾個問題”（《通訊》1989年第1期），金觀濤：“奇異悖論——證偽主義可以證偽嗎？”（《通訊》1989年第2期），鞠實兒：“論歸納邏輯的局部辯護和適用范圍”（《通訊》1989年第5期），郭貴春：“測量實在論在科學哲學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學革命的語言根源”（《通訊》1991年第4期）等。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動人心的年代——世紀之交物理學革命的歷史考察和哲學探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驥：《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學方法和科學動力學》（北京：知識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學進步與科學目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說，在自我創新的過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蹤著國際科學哲學思潮的發展和各流派的學說，對邦格（M.Bunge）、瑪麗•赫斯（MaryHesse）、尼尼魯托（IlkkaNiiniluoto）、費希爾（R.A.Fisher）、龐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學說和理論也作了介紹和評論。

大陸的科學哲學研究，并沒有局限于狹義的科學哲學，它具有以下幾個特色：

一、對各門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一直持續地進行著，每年都有為數不少的研究成果發表。尤其對物理學哲學和數學哲學的研究比較深入，比如對互補原理和物理學理論結構的研究就頗有新意。

二、對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耗散結構、突變理論、混沌、生態學等綜合學科的哲學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對作為科學家的哲學家或哲人科學家的思想研究始終是研究重點之一，10余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自然辯證法通訊》和《自然辯證法研究》每年都刊有這方面的研究論文，前者還有“人物評傳”欄目，全面評介有關科學家的科學貢獻、科學思想、哲學思想乃至精神風貌。尤其是對馬赫的哲學特征、精神氣質和方法論的研究，對彭加勒的經驗約定論思想的研究，對愛因斯坦唯理論思想、經驗約定論思想以及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兩極張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獨創性。在愛因斯坦誕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狹義相對論創立80周年（1985年），還分別舉行了愛因斯坦研究學術討論會。

四、在對科學史的哲學分析和科學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響的成果。例如關洪：“牛頓、歌德和黑格爾——關于顏色理論的爭論”（《通訊》1984年第4期），吳忠：“西方歷史上的科學與宗教”（《通訊》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紀之交物理學革命中的兩個學派”（《通訊》1981年第6期）和“論批判學派”（《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對一些傳統的哲學問題，如時空、物質、實在、感覺、知覺、記憶等，也從科學和科學哲學的角度進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別具一格的視野。

從事科學哲學的專業研究人員，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學系（所）和社會科學系。他們所處的機構大都命名為自然辯證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數叫科學哲學研究室（教研室）的。這是一支為數不少的專業隊伍。

學術交流

科學哲學研究的穩步進展，是與廣泛而頻繁的國內外學術交流分不開的。在大陸，從1980年起，先后舉行了五次全國性的科學哲學學術討論會。它們是：

第一次全國科學哲學討論會。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舉行，與會代表30余人。會議就波普爾的科學觀、認識論、方法論、基本哲學立場和“三個世界”理論進行了討論。（參見周寄中的報道，《通訊》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國科學哲學討論會。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舉行，與會代表50余人。會議就庫恩的范式、科學共同體、科學發展模式、認識論和方法論進行了討論，并涉及對西方科學哲學總的看法和應有的態度。（參見李醒民、黃亞萍的報道，《通訊》1982年第2期）第三次全國科學哲學討論會。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舉行，與會代表80余人。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科學哲學的對象、內容、方法、歷史、現狀和發展趨勢。此外，還討論了科學發現的邏輯，有關著名科學家的哲學思想。（參見李醒民、黃亞萍的報道，《通訊》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國科學哲學討論會。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舉行，與會代表70余人。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科學理論的評價。（參見李醒民的報道，《通訊》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國科學哲學討論會。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舉行，與會代表100余人。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科學說明（科學解釋）、科學理論的結構、科學發現、科學進步、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以及各門科學的基礎和方法論。（參見李真真的報道，《通訊》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會議上，已擬訂于1989年在無錫召開第六次全國科學哲學討論會，屆時將討論價值在科學中的作用、科學中的實在論和反實在論、科學的合理性問題。擬議中的會議因故未能按時召開。所幸的是，在事隔數年之后，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國際學術交流部擬于明春在北京召開一次國際性的科學哲學討論會，著重討論實在論和反實在論的問題，屆時國外一些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將應邀參加。

除了以上的專門會議外，在此期間還召開了與科學哲學有關的其他會議。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自然科學方法論學術討論會，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開的自然辯證法首屆年會，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的紀念達爾文逝世100周年學術討論會，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陽召開的全國現代物理學中的哲學問題座談會，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的科學發現的模式學術討論會，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爾濱召開的全國首屆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學術討論會，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開的全國中青年哲學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會，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開的牛頓《原理》出版300周年紀念大會，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龍江省密山縣召開的全國第二屆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學術討論會，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開的馬赫學術思想討論會，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開的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理論發展中青年研討會，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劉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臺和大陸學者有機會兩次幸會，探討交流了有關科學哲學的研究情況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向會議提交的論文涉及到邏輯經驗論、波普爾、庫恩、戴維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學說，也分析了馬赫、彭加勒、愛因斯坦的科學哲學思想，還討論了科學說明、科學翻譯、不可通約、觀察的確定性等科學哲學問題。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學與語言哲學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這次會議，也有部分論文與科學哲學有關，例如“意義與信念”、“庫恩論科學哲學的客觀性”、“科學革命的語言根源”等。

在國際交流方面也比較活躍.大陸學者數次參加了設在南斯拉夫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國際大學校際研究生研究中心舉辦的科學哲學講座，參加了1987年度（在蘇聯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烏普薩拉）舉行的第八屆和第九屆國際邏輯學、方法論和科學哲學大會。國外一些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如新西蘭凱圖大學孔憲中（1981年）、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院士亨普爾（1981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厄爾曼和華萊士（1982年）、牛津大學女王學院喬納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學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東京大學伊東俊太郎（1984）年、美國波士頓大學羅伯特•科恩（1985年）、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喬治•格爾（1986年）、美國內華達大學尼克爾斯（1986年）等人先后訪華。中國科學哲學家江天驥、查汝強、邱仁宗、范岱年、紀樹立、張華夏等人也應國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參加學術會議，與國外學者探討共同感興趣的問題。

人才培養

自1978年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自然辯證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遼寧大學、四川大學哲學系等單位也開始招收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1981年，這兩屆研究生36人同時畢業，其中大多數研究生選定科學哲學或與科學哲學相關的論題作為畢業論文的題目。例如，《探索科學本質的模式》（周寄中），《維納和他的哲學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學的發展》（曹南燕），《彭加勒與物理學危機》（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設與現代科學觀》（劉大椿），《科學理論與科學進步》（馬獻庭），《自然學科與形象思維》（李建珊），《論思想實驗》（高文武），《自然科學中的美學方法》（劉仲林），《對稱性方法的哲學探討》（朱亞宗），《論波普爾科學哲學中的反心理主義》（謝遐令），《論科學創造中的直覺》（周義澄），《科學認識系統的信息過程》（官鳴），《量子力學方法論問題》（王振武），《試論經驗與理論在科學認識中的地位與作用》（梁國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辯證法專業的院校和研究機構愈來愈多。1990年10月，國家教育委員會把“自然辯證法”學科正式更名為“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漢大學江天驥教授的現代外國哲學專業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數是從事科學哲學研究的，而且他們的學術水平都比較高。這從他們的畢業論文可略見一斑：《歸納邏輯與合理信念的測度》（朱志方），《圖爾敏科學哲學思想述評》（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認識論》（曹秋華），《夏佩爾科學合理性理論述評》（李曉蓉），《亨普爾和理論名詞問題》（陸建體），《科學發現：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黃亞林），《論不可通約性和科學合理性》（蘭征）等。現在，大陸的科學技術哲學碩士授予單位8個，博士授予單位4個，博士生指導教師有于光遠、龔育之、黃順基、陳昌曙、邱仁宗、孫小禮。

1981年，教育部發出“關于開設自然辯證法方面課程的意見”，建議把自然辯證法課列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課（文科研究生是否開設，由各校自定），課程內容各校可根據自己的條件和專業特點，自行確定。按照這個意見的精神，各校相繼開設了自然辯證法課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學哲學的內容。為了交流教學經驗，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東煙臺、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華山兩次召開全國自然辯證法教學研討會。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為了促使大陸的中青年哲學工作者系統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歐洲大陸哲學各學科領域的基本理論、研究狀況和發展方向，促進中英學術交流和兩國哲學家的相互了解，中英雙方經過協商，先后在北京舉辦了兩期“中英暑期哲學學院”。第一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清華大學于1988年合作承辦，主題是“分析的哲學和哲學的分析”，招收加強班學員40名，普通班學員50名。第二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辦，主題是“科學哲學”，招收加強班學員50名。第二期的教師和課程為牛津大學博士、教務長凱•威爾克斯：“腦和行為科學”，牛津大學羅•哈雷教授：“科學實在論：傳統觀點和最近的發展”，曼徹斯特大學哲學系基•李女士：“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形成”，利茲大學杰•拉維茲博士：“對科學中確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學馮•泰爾斯副教授：“邏輯和數學哲學”。本期學習時間從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課共90學時。在規劃和舉辦過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總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開放10多年來，科學哲學在大陸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一時期是科學哲學在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雖說科學哲學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議，出現過一些挫折，但是并沒有帶來致命性的傷害，而且困難處境不長時間就過去了。可以預期，只要大膽而廣泛地消化和吸收國外的研究成果，細致而深入地發掘中國文化的遺產，中國的科學哲學家一定能夠創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東西，科學哲學在中國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不用說，這是需要一個自由、寬松、平和的外在環境作保證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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