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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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技術：人的本質構成

三、技術與人文的原始關聯（一）：語言

四、技術與人文的原始關聯（二）：時間

五、技藝與人文：匠心

六、現代技術與人文：異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學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種學術分科，以別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但人文學科又不只是一種學術分科――如果那樣的話，它就可以簡單地歸入社會科學的行列，就像中國目前的學術管理體制所做的那樣――而且首先不是一種學術分科。人文學科首先著眼的是對于“人”的“培養”，是對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話，“自由的人”的“培養”，這樣的人（性）被稱為Humanitas，對這樣的人的培養希臘時代稱為Paedeia（英文教育學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詞來源于此）。從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間貫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觀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學科的精神實質是樹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過什么途徑，學習什么知識內容，還在其次。或者說，學習什么知識內容、通過什么方式來學習，都取決于有什么樣的“人的理念”。

如果說“人文學科”的內容取決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規定和選取？一般來說，應該做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種相對性和多樣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學科呢？如果我們準備把人培養成聽話合用的工具，培養成大工業流水線上的螺絲釘或者有專長和技藝的專家，那么也存在一個相應的人文學科嗎？事實當然不是這樣。

人文學科具有某種歷史的延續性，關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著歷史的繼承性。在這里，多樣性總是服務于統一性。教養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這些一般認同的理想人性，總是與語言的理解和運用、古老文化傳統的認同、以及審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養聯系在一起，語言、文學、藝術、邏輯、歷史、哲學總是被看成是人文學科的基本學科。今天，人文學科總是能夠相對的與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區分開來。

這同時也意味著，關于人的理念有著歷史的連續性和統一性。在這種連續性和統一性中，希臘人的“自由人”概念貫穿始終。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說，“自由”是人之所以為人所最后持守的東西。一切人的價值、尊嚴、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種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為自己”的存在方式。亞里士多德在談到哲學時說，“正如我們把一個為自己、并不為他人而存在的人稱為自由人一樣，在各種科學中唯有這種科學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僅是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學》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達到自己？人身上的許多“東西”，也許一切“東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質組成屬于這個古老的宇宙，其社會行為受制于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若是把人當作一件物進行分析，那就確實找不到什么獨特的“自己”。要達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種懸擱的能力。自由正就是這樣一種懸擱。人作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對一切外在事物的懸擱，向著“無”（它）回歸。

向著“無”回歸，便同時是向著無限的可能性展開――向著無限的可能性展開與向著無回歸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或者說是一回事。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對無的持守是人的本質，也是人的“無”本質，因為人確實沒有本質。對無的持守也就是永遠保持一種超越的姿態，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著過去、現在和未來開放。

向著無窮的可能性展開、向著過去和未來伸展，這正是時間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時間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擁有時間，只有自由的人才會有歷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歷史性中持守著自己的自由。這就是為什么一切人文學科本質上都是歷史學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術：人的本質構成

人沒有自己的本質。并不存在一個永恒不變的人性，這是人的基本的悖論：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沒有本性。人文學科的目的就在于喚醒人們身上的這個最原始的本性，即回歸“無”的本性。人的無本質包含著兩層意思，第一，它沒有固定的本質――人是一種未完成的存在，一直處在流動變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質的構成是一種向著“無”的，受著“無”的規定的構成，這里的“無”是“無它”，即它是自己創造自己。

一方面是無固定的本質，另一方面是自己創造自己，這種關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臘神話中就已經出現：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話和普羅米修斯(Promethus)神話。柏拉圖在《普羅塔哥拉篇》中講述了這個神話故事。大意是說，從前有一個時候只有神沒有生物，神們用土和火這兩種元素的混合物來塑造各種各樣的生物，并賦與每一種生物種種特有的品質。艾比米修斯和普羅米修斯兩位神界兄弟負責分配事務，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檢查。結果愛比米修斯給有些生物配上了強大的體力但沒有給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則配給了敏捷。身體小的配上翅膀，身體龐大的則配上各種保護裝置。總之都是采用取長補短的辦法，以防止每一種類陷入滅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夠聰明，竟忘記自己已經把應當分配的性質全都給了野獸之類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還一點裝備都沒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當他無法可施之際，普羅米修斯前來檢查分配的情況，他見到別的動物全都配備適當，唯有人還是赤腳裸體，既沒有窩巢，也沒有防身的武器。輪到人從地下出世的規定時刻即將來到了；普羅米修斯不知道怎樣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煉技術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戰爭、農業和各種生產技術的女神）的制造技術，同時又偷了火（沒有火是不能取得和使用這些技術的），送給了人。……這一來人就具備了維持生命的手段了。可是普羅米修斯據說就由于艾比米修斯的過失后來被控犯了盜竊罪。”（《普羅塔哥拉篇》3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過失使得人一無所長，這象征了人的“無”本質――人不是那種靠先天稟承的“本質”特性而能夠穩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羅米修斯的盜火義舉則把人的本質構成與“技術”緊密的聯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過技術造就的。技術是人之本質構成的基本要素。當代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他的《技術與時間》一書中充分揭示了人與技術的這種關系。這樣的思路對一切簡單的反技術主義者是當頭一棒：盧梭所謂的技術對于原始人性的背離只是一個形而上學的神話，這樣的原始人性只是一個抽象。理性也好，主體也好，時間也好，都只能從技術中找到根據。

如果人的本質是人通過技術自己構成的，如果說技術就是人的（無）本質，那么，技術必然存在著兩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潛能帶向現實，自由只有依靠技術才可能表達出來，因為正是技術展開了人的可能性空間：有什么樣的技術，就有什么樣的可能性空間，因而也就有什么樣的自由。另一方面，技術所展開的每一種可能性空間，都必然會遮蔽和遺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豐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單一化。當代技術為著合用和效率所展開的工業世界，確實更多的表現了技術的后一方面。技術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時間，又遺忘時間，既使記憶成為可能，又導致記憶的喪失。對整個人類而言，技術既是主體彰顯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毀滅的力量。這是技術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術與人文的原始關聯（一）：語言

在技術為人掙得自己本質過程中，第一步是為人建立了一個“家”，一個天然的“處所”。從人類學的角度看，這個“處所”、“居所”是城市、村莊、墓地、房舍。但從哲學上講，這個“處所”首先是語言。海德格爾因而有言：“語言是存在的家”。

語言是否是人通過技術掙得的？如何掙得的？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類學的證據。因為這里所謂的技術并不能歸結為考古中發掘出來的工具。各式各樣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術的某種形式，人類的集體勞動，有預見性的有規模的生產，都可以看作是技術的某種形式，但技術不能歸結為它們。事實上正好相反，它們被稱為技術的東西，是因為技術已經以某種方式先行駐留。這種方式就是語言。在類人猿的集體捕食成為人類的勞動生產之前，在動物的代具成為人的工具之前，語言已經先行在發生作用。正是語言使勞動成為人的勞動，使工具成為人的工具。因此，語言應該正確的看成是技術的原初形態。

語言的基本功能是“匯聚”。我們都知道，任何一個最基本的名詞都指的不只是一個特定的東西，“桌子”一詞指的并不是某一個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這個詞里，匯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簡單地解釋成給出一個與物相對應的符號，因為是否對應，用什么符號來對應，都是問題。相反，命名應該恰當的理解成為某一類物的聚合提供了一個“公開場”，因為有了這個公開場，所有這類物突現出來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這個名字。所以，語言的功能不是給出一個與物相對應、相符合的符號，而是展開一個物以類聚、物成其是的“場所”，從而物分有這個名字。因此，命名的過程不是一個被動的反映過程，而是一個創造世界的驚天動地的壯舉。命名即是開辟一片天地，讓那些被命名的物顯出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語言是存在的家，因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駐留）在語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臘詞logos本作“說話”解，所謂人是理性的動物原本應該理解成“人是說話的動物”，但什么又是“說話”呢？其實，logos更原始的含義是“采聚”、收集、匯聚。把事物收攏來，使其結成一體，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過程。古希臘人阿那里西米尼論世界的本原是“氣”的時候，曾經留下了這樣的殘篇：“我們的靈魂是氣，將我們結合起來并支配著我們”，這種結合的力量是靈魂的本質。Logos也是這種意義上的“靈魂”。這里，詞源上的關聯是不言而喻的：因為說話本來就是一個匯聚過程。真正意義上的說話首先是一種召喚，把被召喚者聚攏前來。

技術思想家芒福德正確的意識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義的創造者；語言的進化比武器和工具的進化更原始更具先導作用，一切工具的進化都以特定的語言進化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類特有的，許多昆蟲、鳥類和猩猩都在人類出現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義上的技術發明。看看它們復雜的巢窩：海貍做的壩、蜜蜂幾何狀的蜂窩、城市般的蟻丘和白蟻窩，都是令人嘆為觀止的發明。但是人類首先是說話的動物，或者說是“聽”得懂話從而能夠說話的動物。聽得懂話意味著進入了一個相互展開又相互連結的領域，從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雙手的活動就不只是“單純”為了達成某種目的的工具，它意味著更多的東西，并且把這些東西相互聯結起來：它產生有意義的手勢，它在舞蹈中表達強烈的感情，它撫摸愛人的身體，等等。從發生學角度看，手語以及身體語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語言，而最原始的技術都是身體方面的技術。最原始的語言與最原始的技術同一。

把語言只是理解成一種傳遞信息的工具，與現代人對技術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關。為著實現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術的一種墮落形態。工具性的語言也是本真語言的一種墮落，它是語言之召喚和匯聚能力的一種遺忘和喪失。

四、技術與人文的原始關聯（二）：時間

時間作為存在自身開顯的領域，應該看成是技術的一個必然結果。時間性的出現要求未來對于現在的先行和過去向現在的駐留，也就是說，在現在中聚集著現在、過去與未來三種形態。差異是它們的先決條件，因此，德里達恰當的把時間性稱之為相關差異（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無”本質中并不存在差異，是技術帶來了這種相關差異。

人是有時間意識的動物，意思是說人是有死亡意識的動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時間性的基本原則，技術在什么意義上提供了這種“先行”呢？一切技術都含有預測的因素，因而都預示著未來，是向未來的先行。前面說過，技術是把自由由潛在化成現實，技術也就是現實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說，技術是那種實現了的時間。

普羅米修斯的原則（先行）和愛比米修斯（遺忘）的原則共同構成了技術的原則，而技術的原則也是時間的原則。普羅米修斯所盜取的火種是一個“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無差異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異――在火光之下，“他物”漸次出現；光明帶來希望，因為它開啟了未來。但是普羅米修斯所盜得的火種如何保存？如果沒有語言，就不會有知識的傳播，因而也就沒有對火這種最原初的開啟者的維護。勿庸置疑的是，語言作為最原始的技術形態，包含著對過去和未來的揭示，以及對這種揭示的維持。

愛比米修斯的遺忘原則也是技術的原則，這意味著技術在實現“開啟”作用的同時也起遺忘作用。遺忘是時間性的一個內在因素。從語言到文字的技術進化，就曾被柏拉圖敏銳的意識到是一種遺忘過程。在《斐德羅篇》中，他先講述了一個關于文字的古代傳說。傳說埃及的塞烏司發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長記憶、變得聰明，但國王薩瑪斯卻持相反的看法，他認為文字只會使人們容易依賴外在的書寫符號，而慢慢丟棄其內在的記憶力，所以反而使人們容易忘記。柏拉圖發揮說，文字只提供死的圖象，而喪失了活潑潑的生命，既不能對話，也易遭誤解。（274C－275E）自從人類有了文字的歷史，鮮活的歷史就成了被遺忘的歷史。

計算技術也是如此。計算從另一個方面構造了時間，并掌握了人們通常所具有的時間意識。我在《時間的觀念》一書中把這種時間稱為測度時間，其要害在于計算。但是計算帶來的是遺忘。我們可以注意到，嚴格的說，鐘表并不指示過去和未來，它永遠只指示現在。它在描繪一個線性的數字系列時，悄悄地褪除了時間性，把時間還原成了一個非時間性的系列。當計時器械沿著計算的路線進一步前行的時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種“遺忘”的時間。柏拉圖在《蒂邁歐篇》里把時間說成是對永恒的一種摹仿，而且是以數的方式進行的摹仿。亞里士多德進一步把時間規定成運動的數目。他們都強調了時間的數的方面，計算的方面，從而把“遺忘”的動機深深的注進了西方思想的血脈之中。

五、技藝與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從存在論的層面上看，技術與人文（人之本質）根本就是一回事：技術構成了人文學科的諸核心學科如語言學和歷史學的哲學基礎。然而，我們也表明，作為人文之哲學基礎的技術是兩面的：一面是時間性的實現，一面是對時間的遺忘；一面是人的潛能的自我實現，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毀滅。今天我們使用技術一詞，更多的指的技術的后一方面，它的計算、預測和控制的方面。技術（technology）指的是一個片面發展了的計算型的工具系統，因而常常聽到人們談論技術與人文的對立。事實上，技術的更早的形態是技藝（technics），而技藝又被認為合乎人文法度。技術與人文的這種雙重關系，可以在莊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認為莊子是一個反技術主義者，其著名的反技術主義篇章是《莊子·天地篇》：“子貢游于楚，反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后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跌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為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與這里對“投機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莊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類的巧奪天工的精湛技藝，認為它們“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道之會”。他在《天地篇》里還說：“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與道可以相通，這對于今天陷于技術與人文對立之泥坑的現代技術而言，是一個得救的福音。為了達成技術與人文之間的溝通，我們需要回溯技術的技藝的層面，打破現代社會所賦與技術的狹義化和低級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沒有獲得應有的尊敬，現代技術的惡名也殃及了傳統的技藝。高超的技藝出神入化、爐火純青，其結果是達到一個高超的“境界”。在這個境界里，真正獲得的是自由，所謂隨心所欲不逾矩就是這種自由的境界。在這種有境界追求的技藝里，技術并沒有片面化為達成某一單個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種全身心的修煉過程。他們所生產的技術產品勿寧說是附產品，而他們的工藝活動成了他們的存在方式，在制作過程中，他們領悟到存在的意義和自由的真諦。因此，古代的許多工匠、藝人，其所操持的手藝并非單單為養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義之所系。

“文化”一詞印證了技藝與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詞來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農業技術；而在中文中，“文”來自“紋”，是“裝飾”，“文”又通“藝”，藝則本來指農事稼穡之技。可見，技術在原始意義上是與文化、藝術同一的。它們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帶出來，一方面把人帶出來。技術正是一個“人文化成”的過程。

六、現代技術與人文：異化

下面要進入對現代技術與人文關系的分析。與傳統技術（technics,craft）相比，現代技術(technology)有兩個特征：第一是規模宏大、形成體系和建制，特別體現在工業制造業（manufacture）和商業運行方面；第二是現代科學高度的滲透，使得現代技術看起來像是現代科學的一個應用部門。現代技術支配著今日人們對“技術”的理解，今天的技術與人文話題，也更多的是從現代技術對人文的背離這個方面切入的。因此，我們需要討論現代技術對人文都有哪些背離？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背離？技術時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徑？

現代技術以其單一化、片面化和系統化特征，而成為人文的一種巨大的異化力量。前面我們已經提過，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術從根本上是成就和實現自由，使自由成為一種現實的力量。但是，技術在成就自由的同時又可能構成對自由的威脅，這個兩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維持這種基本的張力也是技術本身的題中應有之義，所謂匠心即是對這種基本張力的維持。但是現代技術打破了這種基本的張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蓋了對自由的“威脅”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體現在，滲透著“權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為核心的形而上學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蘊涵著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時間”概念，理性和計算從此上升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論構成原則。

目的因在希臘哲學中一直是一個內在的東西，對于處處充滿著生命的希臘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變化的動因，因為目的以一種榜樣的力量，喚發事物內部的動力。事物朝著目的的運動和變化，是一種自然的事情。種子總要長成植物，一棵樹的種子目的是長成參天的大樹，但不可“拔苗助長”，因為其生長的速度都有著內在的根據。但是，在滲透著“權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蘊涵的“目的”不是內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標。內在的目的肯定可以達到，而且應該達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規定的時間內以自身特有的方式達到。外在的目的可能達到，也可能達不到，而且達到目的的方式并無一定之規，因此才會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說法。目的成了目標，外在性的目標只是人類“權力意志”的一種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確定的。重要的是目標的“實現”，也即權力意志的實現，而非目標本身。而“實現”要求一種單純的手段，于是出現了對純粹手段的偏好。

對手段和工具的重視古已有之，類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誤砍柴工”等我們耳熟能詳。但是，我們今天對這些關于“器”的格言做了過分的強調，而有意無意的忘記了那些關于“道”的格言。對器的重視甚至片面強調，來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隨著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隱，“手段”成了“效率”中一個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們到處都能聽到對“方法”的崇拜和頌揚[2]。技術時代的人們特別渴望的是一種普遍的方法，一種到處適用的點石成金術，掌握了這種方法，就保證了“效率”。現代技術自覺地在充當這種意義上的“方法”，流水線生產、標準化作業都是這種意義上的“方法”。但是能夠發揮作用的每一種“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發揮它的“帶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脫離“道”的單純的、獨立的片面發展，事實上使得“技術”那種原初的創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喪失。傳統上，每一項技術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來之后發展出來的，這種發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們便不再有提出新鮮目標的能力。所以，現代技術造就了工人以及全體消費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線上、在標準化作業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全都千篇一律的傻瓜化操作。

對普遍方法論的追求、技術的工具化，與自然的數學化、科學的數學化相輔相成，計算成為對世界進行籌劃的主要方式。數學化的基本原則是把質的特異性、多樣性還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純一性，一切經過數學化的事物都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已知的，而未經數學化的東西則被排除在認識的可能性范圍之外。數學化的世界是一個單純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實現那種普遍的“控制”和“預測”。現代技術作為現代科學的一種應用，整體上墜落為普遍合用的工具，喪失了“技以載道”的功能，傳統技術所包含著的獨特而又豐富的人性內容被扁平化、虛化。技術被廣泛的認同為“中性的”工具，據說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術成了人類實現其“權力意志”的馴服的工具。

與技術的工具化相適應的是，語言也被理解為一種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現代人將語言與它的思想內容剝離開來，把語言降格為一種單純的傳遞思想內容的工具，而思想據說也可以最終還原成信息，因此，語言不過是信息傳遞、轉換、加工的工具。今天熱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語言的工具化為前提的。專家們想把語言的內容與其形式剝離開來，發展一種形式化的語言，并最終把一切語言還原為這種最基本的形式化語言。這里最大的失誤在于放棄了語言與人性的最根本的關聯之處：語言不是用來傳遞什么的單純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創造的力量，是構造實在的能力，是意義的來源。如果說語言是傳遞信息的工具，那么“為什么要傳遞信息、為什么要使用這種工具”的問題也得由語言本身來說明和解釋。語言和語言的意義是交織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語言框定，語言總是能夠逃脫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結構本身不是自主的。語言的計算機化之所以停滯不前，問題就在這里。

語言的工具化是技術與人文相分裂的一個比較突出的表現，另一個同樣突出的表現是時間的鐘表化。效率的規定性首先來自時間的可計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義成單位時間的最大利用，而“時間單位”必須事先被規定出來。計時是技術，而且是最原始的技術，但這種最原始的技術是內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轉星移是時間的計量尺度，滄海桑田是時間的尺度，花開花落、萬物的生長盛衰，也是時間的尺度，對于農民而言，母豬下崽，稻子結穗，也都是時間的尺度。前現代時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樣性一樣，時間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樣性。然而，時間的鐘表化使得時間被獨立出來成為一個純粹的計量體系，時間開始從生活世界中剝離出來。“能夠持續不斷工作的機械鐘的出現，改變了白天黑夜分別計時的傳統，使一晝夜均等24小時的計時制得以推行。這一計時體制的出現，是時間觀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種終年不變的、各地統一的普適的時間體系，開始取代從前當下的、臨時性、局域性的計時體系。時間正在脫離人們日常的、具體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約，成為一個獨立的我行我素的客體。”[3]時間的鐘表化是現代技術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語道破天機：“現代工業時代的關鍵機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鐘表。”[4]鐘表是一切機器之母，而借助鐘表，現代技術得以全方位的占據著統治地位。在鐘表的指揮下，現代人疲于奔命，受制于技術的律令。技術的異化通過時間的暴政表現出來。

現代技術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類“權力意志”的無限膨脹，另一方面是技術理性的無所不在。權力意志表面看來是人的自由的一種實現，其實是“自由”的一種墮落。自由意志（freewill）變成了權力意志(willtopower)，自由就得屈從于權力了，這正是技術時代技術理性一統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權力不是由恐懼和威脅來維持，而是由理性和邏輯來支撐著。理性和邏輯是一張無縫之網，把一切都納入自己的甕中。海德格爾稱這樣的甕為“座架”（Gestell,enframing）。作為座架的現代技術把一切都歸入了一個無“差異”之中，從而使現代技術徹底成為一種“非技術”的東西，原始技術那種保持“差異”于“縫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喪失。“公務員之家有”版權所

技術、語言和時間在現代遭遇著同一命運。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技術與人文（自由）處在一種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毀滅它。任何一個已經實現了的自由，或者成為實現新的自由的條件，或者成為扼制新的自由的條件。今天，現代技術開始對人的自由構成全面的威脅，通過發展和改進現代技術本身，并不能使人類從這種困境中解脫出來。相反，反對一切技術也是一種幻想，因為的人的（無）本質正是由技術建構起來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溫原始技術，回憶我們作為人的所是（存在）。這里不僅包括對工匠手藝、藝術家的作品的重溫，也包括對語言和時間的重溫。20世紀的哲學相繼把思想的焦點會聚在“時間”和“語言”問題上，實際上是在為技術時代的救贖準備條件。也許通過語言的運用，通過對“天時地利”的領悟，通過生活技術的恢復，人們可以從現代技術的魔力下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