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絲綢之路與玻璃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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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自誕生之時起就是受歡迎的商品，由于玻璃器華美、昂貴，制造技術相對神秘，因而在歷史上曾與黃金、白銀、寶石一樣，是重要的商品。至今，仍然難以斷定玻璃的起源是公元前20世紀的兩河流域，還是出自同時期的古埃及，這也可以說明早期玻璃貿易非常頻繁，羅馬帝國和伊斯蘭阿拉伯帝國時期的玻璃藝術遠銷到舊大陸的各個角落，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都出土了西亞的玻璃，這些都是貿易交流的證明，而聯系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則是古代玻璃貿易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這個名詞是由李希霍芬（FerdinardvonRichthofen）在19世紀末首次提出的，它是溝通歐亞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的大動脈的代名詞，在古代的中外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明確了絲綢之路的通道包括：（1）北方（草原）絲綢之路；（2）西北（沙漠）絲綢之路；（3）西南（佛教）絲綢之路；（4）南方（海上）絲綢之路。沿絲綢之路出土的文物為我們展現了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交流，在貿易項目中西方向東方輸出了古代玻璃器皿，并最終對中國的玻璃業產生重要影響。中國古代玻璃藝術的發展始終與世界玻璃業保持聯系，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玻璃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玻璃藝術貿易的萌芽時期

鑲嵌玻璃珠俗稱“蜻蜓眼”，是指在單色玻璃珠母體上嵌進另外一種或幾種不同與母體顏色的玻璃，從而構成美麗的圖案。鑲嵌玻璃珠的制作工藝相當復雜，即使在今天，仿制古代的鑲嵌玻璃珠也很不容易，因此，在玻璃制造的初期階段是很難達到的。與鑲嵌玻璃珠的起源地西亞相比，中國鑲嵌玻璃珠的出現非常突然。在西亞，單色玻璃珠出現約1000年后，才有了彩色玻璃珠，而鑲嵌玻璃珠的出現則還需要幾百年，可以說，單色玻璃珠經過漫長歲月后才發展成鑲嵌玻璃珠。而在中國，鑲嵌玻璃珠和單色玻璃珠同時出現在春秋末期。鑲嵌玻璃珠的復雜工藝決定了它價格不菲，不僅擁有者將它視為稀世珍寶，而且擁有這些玻璃藝術品的人通常都是身份顯赫的貴族。這樣說來，鑲嵌玻璃珠只有可能是進口玻璃藝術，那么，它所依附的貿易通道在哪里呢？我國新疆地區位于東西方兩大文明的交匯點，也是古代游牧民族最活躍的地區，北方（草原）絲綢之路上的游牧民族生活遷徙無常、行蹤不定，對史前人們的往來起了很大作用。這一地區發現的鑲嵌玻璃珠為我們提供了關于早期玻璃貿易的證據，其中一件帶有梅花圖案的鑲嵌玻璃珠可以追溯到伊朗高原的史前時代。安吉爾（A•Engle）在《中國的玻璃制造》一文中提出，中國最初的玻璃制造可能和西亞的胡里安（Hurrian）民族有關，胡里安（Hurrian）民族的一支在亞述結束了烏拉爾圖王朝后，有可能到達中國，并帶來了鑲嵌玻璃珠的制造技術。與北方絲綢之路相比，南方的貿易通道與玻璃藝術的傳播更為密切，包括西南（佛教）絲綢之路和南方（海上）絲綢之路，即通過云南、兩廣等地或海路，經東南亞、南亞再通往西方。南道考古發現的古代玻璃藝術展現了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索，盡管這種交流是輾轉式的，數量也很少，但它的存在與楚國玻璃業的發展密切相關。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希臘等地的玻璃制造開始成倍增長，參與貿易的玻璃藝術品也有相應的增加，絲綢之路南道沿線均有當時的玻璃制品出土，今長沙地區不僅是楚國玻璃生產最發達的地區，也是今天考古挖掘出土玻璃藝術品最多的地區。楚國在中國玻璃藝術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為了制造出類似玉的材料，創造了我國獨有的鉛鋇玻璃；楚國人還將青銅的鑄造工藝運用到玻璃產業，發明了模壓工藝，生產出帶有中國特色的玻璃璧、玻璃劍首等；模壓工藝還為平板玻璃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在西漢早期的廣州南越王墓中發現多塊長方形的平板玻璃。春秋末戰國初期到戰國中晚期雖然時代相連，但鑲嵌玻璃珠在圖案紋飾和材料上有很大差別。初期，中原地區的鑲嵌玻璃珠可以在西亞找到相似物，尤其材料是一致的，屬于鈉鈣玻璃，戰國中晚期的鑲嵌玻璃珠則屬于鉛鋇玻璃。在紋飾上，戰國中晚期的鑲嵌玻璃珠豐富多彩，不僅有單純的同心圓，還出現了同心圓和幾何紋的組合，弦紋、菱形紋和三角紋作為底紋，同心圓均勻地分布在底紋上，或是用點連成線，形成網紋，將圖案分割成小的單元。伴隨著鑲嵌玻璃珠的演變，一些典型的中國風格的玻璃藝術品也開始出現，如玻璃壁、玻璃劍飾和玻璃印章。鑲嵌玻璃珠在古代中國的出現和演變，不僅證明了絲綢之路上玻璃藝術的貿易交流，而且還刺激了新興的玻璃業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經過國產玻璃多年的發展以及對西方玻璃的引入，玻璃藝術具備了在中國發展的基礎。

二、玻璃吹制技術的傳入

吹制技術的誕生源于玻璃吹管，何時采用玻璃吹管有不同的版本。一種說法是公元前40年，最早在敘利亞誕生，以后在羅馬帝國流傳；另一種說法是公元前1世紀，羅馬人發明了吹管。除了玻璃制造本身的發明，玻璃制造史上最有意義的發明就是吹制技術，這項先進技術使玻璃業發生了重大轉折，吹制技術的采用簡化了生產過程、降低了成本，使得玻璃制品進入一般市場，玻璃藝術也能夠進入尋常百姓家，而不再局限于上流社會的奢侈品。羅馬帝國征服了地中海沿岸，開始了一段和平時期，為玻璃吹制技術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有力的時機。西北（沙漠）絲綢之路是人們所熟知的漢通西域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其主要通行區域在新疆境內。可分為南、北和新道三條路線，其中的南路是從敦煌經鄯善（今新疆若羌東北）、于闐（今新疆和田）、莎車等地，越蔥嶺（今帕米爾），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中部，主要在阿富汗境內）、安息（波斯，今伊朗），再往西，達條支（今波斯灣）、大秦（今地中海東部，即羅馬帝國）等國。沿沙漠絲綢之路的南路，古代玻璃的出土地點是連續的而且分部較密，同時，西方的玻璃制造技術也隨之傳入。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特殊的時期，一方面，中國社會處于動蕩時期，戰爭不斷，分裂割據。另一方面，思想活躍，文化碰撞，民族融合，為隋代統一、唐代輝煌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上流社會荒淫奢侈，彼此較量物質生活的高低。伴隨著上流社會對奢侈生活的追求，西方的玻璃藝術成為他們彼此“斗富”的寶物，進口的羅馬和薩珊玻璃開始增多。雖然吹制玻璃容器在公元2世紀即進口到我國，但技術的傳播還有賴于工匠的遷移，因此比商品流通要慢得多。在戰國兩漢時期流行的鉛鋇玻璃由于沒有固定的發展條件而逐漸衰落，受到西方玻璃制品和技術的影響，最晚在北魏時期，中國已經采用玻璃吹制技術。據《魏書•大月氏傳》記載大月氏國人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于是采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世祖時西域商人不僅將玻璃吹制技術引入我國，而且在北魏京師平城（今大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型玻璃吹制工廠。這是中國玻璃藝術史上的重要轉折，北魏以后的玻璃生產，廣泛采用了吹制技術，并開始了玻璃制造的中興。

三、玻璃制造的中興

隋代雖然只有短短的37年，但出土的玻璃藝術不僅量多，而且相當精巧，記載隋代玻璃制造的文獻中提到一個關鍵的人物—何稠，何稠是個能工巧匠，深得隋文帝的賞識。據日本學者桑原騭藏和我國學者向達先生的考證，何稠家族來自西域的何國。何國是昭武九姓之一，地理位置在現在的撒馬爾干和布哈達之間。何稠出身于一個精通西亞技術的粟特人家庭，具備了將西亞玻璃技術與我國傳統玻璃技術相結合的條件。盡管對于個人書寫歷史的說法不一，但何稠制造玻璃確是隋代的一件大事，玻璃技術的傳播和發展也伴隨其家族的遷徙，在記載隋代制造玻璃的文獻中，就有“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時中國久絕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現有的隋代玻璃器皿中，除了一件小杯是藍色外，其余全是綠色，有的深綠色與綠釉的顏色基本一致，在造型上也帶有中國瓷器的特點。這時期的玻璃器型雖小，但工藝水平大大提高了，氧化鉛含量高，玻璃的料性大，更適合吹制技術。含鉛玻璃是中國傳統玻璃在成分方面的重要特征，此時的高鉛玻璃結合引入的吹制技術，使得中國古代的玻璃藝術得到很好的延伸和發展。唐代的對外交流更多更廣泛，在中國的絲綢、瓷器等輸出西方的同時，西方的毛織品、香料、寶石、金銀器也大量進口，玻璃貿易空前繁榮。唐代也正是伊斯蘭教和伊朗文化出現的時期，同時興起了伊斯蘭玻璃。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與西方各國的海上交通，從南中國海、印度洋、紅海經埃及古運河，由尼羅河入地中海，是貫穿歐亞非三大洲的海上大通道。古中國的海上交通在漢武帝平越南后有了很大發展，通過在南方設九郡，控制了南海沿海地區。玻璃是易碎的物品，陸上絲綢之路運輸困難，因而海上絲綢之路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資治通鑒》中記載，唐代宗時期，時任嶺南節度使的路嗣恭就曾通過海上貿易，得到過地中海東岸運來的玻璃盤。隋唐時期玻璃藝術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與佛教的關系，出土的玻璃多發現于佛塔的塔基下，這與中國佛教文化的特點有關。佛教自東漢年間傳入中國后，已經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影響、吸收、發展。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佛教也逐漸興盛，安奉舍利形成了一整套的中國化制度。舍利是梵語Sarira的音譯，通常指釋迦摩尼火葬后遺留下來的固體物，菩薩、羅漢、高僧火葬后也有舍利。佛教經典中允許用其他材料代替舍利，玻璃就是其中一種替代材料，玻璃瓶則可以用來存放舍利，后來又有建塔來安奉舍利。

隋唐時代的玻璃藝術，伴隨著當時經濟、文化、技術等方面的中西交融，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這一時期，中國已經全面掌握了外來的技術，玻璃藝術的質地和工藝接近西方，鉛玻璃和鈉鈣玻璃共存，表明了國產傳統玻璃和進口玻璃齊頭并進，而帶有中國器型特點的鈉鈣玻璃則說明外來技術與中國文化的結合。絲綢之路之所以名為絲綢之路，是為了強調這些道路是為羅馬帝國運送中國絲綢，隨著中國絲綢的西進，羅馬帝國、伊朗高原及沿途的奇珍異寶也不斷流入中國，絲綢與玻璃的交換是其中較為典型的貿易，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條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也可以稱為“玻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