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人的存在對文學批評性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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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文學批評是一種帶有主體性的活動，這一觀點已被大家普遍認可。但是這種主體性具體如何、為什么會產生，卻沒有人具體分析。所以可以從人的存在這一角度來論述人對文學批評的影響，

具體闡釋人的存在的的特點對文學批評的性質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人的存在；文學批評；影響

文學批評是文藝學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學觀念、文學理論為指導，以文學欣賞為基礎，對具體的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進行判斷和評價。文學批評是以閱讀文本為基礎的，無論是以文學現象還是以具體作品為批評對象，作品閱讀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斷和評價，就必須理解文本。伽達默爾認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傳統的進程中，在這一過程中將過去和現在不斷融合”。也就是說，理解是由理解

者和理解對象的交流而產生的，是雙方互動的平等對話。而文學批評要以理解作品為基礎，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文學批評是批評者與作品的一種對話活動，是批評者與作品的一種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學批評的主體，是文學批評的發起者，那文學批評對人又意味著什么?人作為世界的一種實體存在，又是怎樣影響文學批評?

一、人的存在的社會性決定了文學批評的時代性

馬克思說過：“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屬性，還有社會屬性，并且本質屬性是社會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體的個人，又是社會的歷史的人，當人作為精神存在時，更主要是體現在社會歷史性上。作為社會歷史的人，人更多地體現出集體性、群體性。不同時期的人們總會有一種共同的心理積淀，也就是榮格的“集體無意識”。人的存在的這種歷史性對文學批評的影響，我們把它叫做文學批評的時代性，即一定歷史時期的人的思想、意識、精神對文學批評的影響。

(一)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學批評觀念和方法

每一個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文學批評觀念，這與那個時代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學創作等等有著密切的關系。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適合自己的文學批評。在先秦時期，并沒有專門的文學批評著作，但是那個百家爭鳴的文學繁榮時代，文學批評理論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時期以社會政治功用道德批評為主，重視文章的思想內容，以及文章對國家、社會產生的影響。如《尚書·堯典》的“詩言志”，孔子的“興觀群怨”，孟子的“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晉時期，被稱為我國文學史上文學自覺的時代，也產生了真正的文學批評家，有了專門的文學批評著作。如曹丕的《典論·論文》、鐘嶸的《詩品》和劉勰的《文心雕龍》。在這一時期人們開始注意到文學的藝術美、形式美，而不光僅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內容，如曹丕的“詩賦欲麗”、鐘嶸的“滋味說”，等等。到了隋唐時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義極度泛濫，所以以陳子昂為首的文學家們又極力提倡文章的內容，認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張學習建安風骨。后又通過“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風得以扭轉，形成了文學史上的大高峰——唐詩。而后的朝代因為各種因素，尤其是創作實踐，又出現詩話、詞話、小說評點等等。

(二)不同的時期對同一作品的批評不同

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學觀和文學批評觀，所以對同一作品的批評也會不同。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文學批評是一種對話，對同一作品，不同時期的人與作品的對話內容是有差異的，會受到時代的局限。以對《水滸傳》的主題思想評論為例。在明清兩代，《水滸傳》一直被統治者列為禁書，因為它鼓舞被壓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專制統治。在近代中國那種內憂外患、多災多難的時期，《水滸傳》被賦予了革命色彩，許嘯天甚至在《水滸傳新序》中說：“《水滸》一書，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債團的宣言書，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民意。”解放以來，它的主題又出現兩大陣營：農民說與市民說。農民說把它稱為“農民革命的教科書”，認為它再現了一次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這是以前一個主流觀點。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滸傳》是反映市民階層利益的作品”，著名學者歐陽健也提出《水滸傳》是“為市井細民寫心”。在期間曾經有一段叫做評水滸，當時的觀點認為《水滸傳》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書，這是當時唯一的官方認可的觀點。從上述材料不難看出，不同的時代因為政治、經濟、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對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評和闡釋。

二、人的存在的具體的個體性決定文學批評的多樣性

文學批評的主體性不僅表現在不同時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學批評觀念和方法，還表現在不同的批評家有不同的批評思想和方式。文學批評是一種在尊重作品客觀性基礎上的主觀性活動，它雖然以揭示文學作品的客觀價值為宗旨，但活動本身卻具有強烈的個體主觀色彩。這是因為批評者都是具體的、區別于他人的個人，都是生活中的“這一個”，在生活經歷、思想意識、氣質個性、文化修養和市美習慣等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而他們所發表的批評也必定帶有自己的特色。文學批評活動是以作品閱讀開始的，所以批評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閱讀者，他需要經歷一個形象感知和情感體驗的過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礎上，以理性的態度去判斷、評價作品。因此，文學批評是允許這種主體性、個體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說過：“客觀的批評如同客觀的藝術一樣并不存在。”法朗士說：“優秀的批評家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把自己的靈魂放到許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險，加以敘述。”圣佩士甚至認為文學批評意味著“一種發明或永恒創作”，主張“我所批評的就是我”。下面我們將從人的思想差異、文化修養不同和所采取視角不同三個方面來論述文學批評的個體性。

(一)人的思想差異導致不同的文學批評

在《水滸傳》的批評史上，出現了李贄和金圣嘆兩位舉足輕重的大家。二人對《水滸傳》都推崇備至。李贄說：“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焚書》，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金圣嘆則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兩人對《水滸傳》的整體評價大致相同，但由于他們所處環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異，在評點的過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傾向，具體表現在他們對梁山起義以及招安問題的看法上。李贄滿腔熱忱地歌頌起義，在批評中灌注自己強烈的政治情感，認為正是由于統治階級的腐敗才導致梁山好漢的起義，同時也贊同梁山好漢接受招安，認為是改邪歸正。而金圣嘆對梁山好漢起義的態度則充滿矛盾，既有同情、欣賞的一面，又有痛恨、詆毀的一面，他強烈反對朝廷招安梁山好漢，認為招安有縱容起義的副作用，對梁山好漢應該殺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養不同導致文學批評的不同

人對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選擇，這與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關系。不同的文化修養會讓人對作品有不同的闡釋。以對《紅樓夢》命意的評論為例。張新之在《紅樓夢讀法》中認為“《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東園筆錄》四編中說：“《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花月癡人在《紅樓幻夢序》中則說：“《紅樓夢》何書也?余答日：情書也。”而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中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王夢阮和沈瓶庵則在《紅樓夢索隱》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義，雜以閑情，…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對此，魯迅歸納道：“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由此看出，一個人的批評意識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經學家的文化修養必定會讓他看到《易》，風花雪月的才子則看到的更多是戀人的纏綿，而作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則是小說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氣節。

(三)采用批評視角的不同會導致批評的不同

由于個體的差異性，必然導致批評家對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評視角不同。對于《紅樓夢》的研究和批評，有兩個大的視角：一是社會歷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學角度。社會歷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紅學史上占主導地位，甚至是統治地位，以索隱派和考證派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則以王國維為代表。社會歷史視角是把小說等同于現實生活，把《紅樓夢》看作是一種歷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說；而文化視角則強調《紅樓夢》是一部小說，重視其理想性與虛構性。

即使在同一大視角下，也會產生不同的派別和看法。如在社會歷史這一視角下，對《紅樓夢》的研究又產生了索隱派、考汪派和斗爭論。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持民族主義論，認為《紅樓夢》是影射歷史，是清初政治小說；以胡適為代表的考證派持“自敘傳”，認為《紅樓夢》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傳，僅僅描寫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為代表的“斗爭論”則認為《紅樓夢》是部描寫封建社會階級斗爭的小說，它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階級斗爭，揭露了貴族統治階級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滅亡的趨勢。

文學批評主體的個體特征都是相互聯系的和相互影響，如生活環境和經歷會導致思想的差異，而思想和氣質個性、文化修養又會影響審美習慣和思維方式。人的各種個體因素會綜合形成人的潛意識，在文學批評中則表現為“人的前理解”，它會導致人對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學批評是具有很強的主體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學批評可以任意隨個人的喜好。批評者不同于一般的讀者，不能僅僅跟著感覺走，要從整體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學的評價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