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海外華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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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華文文學經典研究的基礎和特殊性

如果從1910年美國華工刻寫在天使島木屋墻壁上的漢語詩歌算起，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在百年的文學歷程中，無論是西方和東方，都出現過相當數量具有開拓性、令人矚目的著名作家，當中有程抱一、陳舜臣等在歷史上飲譽世界的文學大家，還有白先勇、王鼎鈞、鄭愁予、楊牧、洛夫、痖弦、於梨華、聶華苓、趙淑俠、余心樂、方北方、姚紫、吳岸、黃東平、司馬攻、云鶴等一大批作家，他們中有的以其藝術的突破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有的在其所在國華文文壇上率先創作出具有開拓性、標志性的文學作品，從而確立了自身在海外漢語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有活躍在當今海外華文文學領域中具有獨特個性和藝術影響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嚴歌苓、張翎、虹影、陳河、抗凝（林達）、歐陽昱、陳大為、鐘怡雯、黃錦樹、林幸謙、黎紫書等。這些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華文作家通過自己的創作，在世界各個地區和國家傳播和擴大了華文文學的影響，參與這一領域文學的經典化過程。正是這些優秀作家作品的沉淀，為我們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化和經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海外華文文學是中華文化外傳以后，在世界各地開出的文學奇葩，是一種處于中外東西文化交匯點上的獨特文學現象，各種不同“質”的文化藝術精神、思想元素在這樣一個平臺上錯綜交織，豐富性、多元性、復雜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對這樣的“文學場”，特別是其中的優秀作品，要對其解讀、研究、闡釋，如研究者不能以開放的思維，突破傳統的“國族”界線，就難以把握這一領域文學的特殊性。從現在我們讀到的許多海外華文文學作品看，有三個明顯的特點：①海外華文作家的作品，隱含著他們離家去國之后“離散”生涯的生命體驗，是一種有跨越性的獨特精神歷程的形象敘寫；②因其創作主體是在“本土”以外，處在各種“異”文化包圍的環境里，有多種文化的參照與介入，多數作品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③這些作品淡化了中國歷史傳統主題的內容，更多的是“離散”華人在外生存狀態和生命意識的審美表達，在思維模式上，更加突出了人的主體性，在社會行為模式上，更重視現代價值的普適性和開放精神。這些只是我們在平時閱讀中感受到的，今后要在學術的層面從整體上探討這一領域的文學特質，認識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學傳統，還有待于學界同仁的通力合作，從廣度和深度上作研究，既要從百年長度梳理其興起、發展的文脈，也要通過具體文本的閱讀，在眾多文學作品中尋找、選擇出那些具有路標式的文學經典，并對其進行系列的分析和闡釋，從文化、文學上展示它們所蘊含的新的質素。由于歷史的原因，以往學界對中國新文學傳統和經典的研究，多從意識形態上看待問題，對其傳統的形成和經典特色的論說，也多依附于革命歷史的線索，因而在思維模式上不同程度存在“現代化革命大敘事”為主線的局限。在對新文學自身特質的尋找、分析中國新文學如何從古代文學蛻變過來的原因時，對其中的各種復雜因素，往往關注不夠，少有從文學自身的發展去作更深入的追問，在一些經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中，也少有從文學傳統內在的變化和經典作家獨特的人生解讀展開其闡釋空間。近十幾年，一些現當代文學的學者，如黃曼君、陳思和、洪子誠等都曾在他們的著作中反思和論說過這些問題。黃曼君還特別倡導：要通過對經典著作的誕生、闡釋和論述，揭示新文化特質與“詩性轉向”的思、詩、史關系結構線索。也就是說，要從文化精神、審美詩性與史的定位，對文學經典的真正意義進行分析，通過對具體經典作品的闡釋，進一步認識、展現中國新文學傳統的特質。他們所論的雖是針對中國新文學傳統的研究，但對我們今天開展海外華文文學傳統和經典的研究，如何去突破那種原先可能有的思維定勢和某種局限，也是很好的提醒和啟示。經典作品是歷史承傳的標幟。文學經典既是文學傳統的集中表現，也是建構文學史的一個重要路標。任何文學經典都是以“詩性”為核心的思、詩、史的結晶。探討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形成的新的文學傳統，同樣要通過經典化過程和經典文本研究，了解這一領域文學經典化復雜的歷史變動，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語境中，思、詩、史不同組合形成的新文學經典特質；從文化和審美的視角，認識其從“本土”到“域外”文學傳統的變化、延伸和重構，特別是其獨具的審美內容，那種跨界超越的美學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現出來的某種原創性，那種能夠成為新的經典或新的文學經典性特征。

二、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化和經典文本研究

文學經典是經典化過程的結晶。開展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研究，首先是要對這一領域的經典化過程進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化問題，可以有多種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視角是文化上的從“一元”到“多元”。海外華文文學作為“離散”華人在域外生命體驗的審美表達，是中外文化交匯的藝術成果，尤其是當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優秀作家的作品，這種多元文化、互識互補的特色就更為突出，具有新的文學經典性的特征：從精神意蘊看，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有一種多元文化跨界認同的開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學上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原創性；從藝術審美看，它們涵納了多個地區移民作家復雜多彩的心靈世界和“離散”生涯獨特精神歷程的敘寫，為讀者提供了與中國本土文學不同的審美經驗，有新的“詩學”內涵；從文學史的層面看，它們為世界文學史翻開了新的篇章。本世紀以來，國際學界不斷質疑現有的“20世紀世界文學史”，認為當中存在明顯的“西方中心論”印記，因而提出了重構新的“20世紀世界文學史”問題，其問題的內核正是：文化上應從“一元”到“多元”。而海外華文文學是20世紀興起、發展起來的具有世界性的華文文學領域，具有著從“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學特質，作為世界近百年發展中出現的新的文學元素，在現有成果的基礎上，開展此領域的經典化問題和經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華文文學及其研究深入發展的關鍵”，也將為20世紀新的世界文學史的重構提供一個新的版塊。因為這個新的漢語文學領域，有多種“跨界”的文化特質，早就突破了中國文學“國族”的范圍，是新的20世紀世界文學史重構中不可忽略的內容。正如許多論者所言，文學經典的生成與確立，本質上是立足于審美接受的群體。而其之所以擁有審美接受的群體，前提是它自身是一個極其優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已成為一個開放性的平臺，能在各個時代的讀者中產生特殊的影響。用卡爾維諾的話說：“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是一本即使我們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我們以前讀過的東西的書。”因此，筆者認為，在開展此項研究之初，必須著重關注和回答下列這些問題：①百年來這一領域已經出版的眾多文學作品中，有哪些可稱為經典？②這些經典是怎樣誕生的？有何獨特的人生解讀和闡釋空間？③在其存在的歷史長度，審美群體對它的閱讀、接受、傳播和評價如何？④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樣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態與模式？在審美方面有何原創性的貢獻？而要回答上述這些問題，首先是要從這一領域大量的資料工作做起。饒宗頤先生在《文學與神明》一書中，曾具體談到掌握材料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說：“不論做什么題目，都要材料，這是基礎。”還特別指出：對經典材料，更要反復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繼續了解。有時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認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我們進行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研究，同樣要以材料為基礎。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閱讀上下功夫。通過對各種文學作品及其相關材料的閱讀、比較、篩選，突出文學性，從中選擇出更具有心靈感動、更具有審美內容，為社會、受眾公認的有代表性的名著。“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對文本，而是將文本和歷史結合起來（包括文學史、批評史、接受史和傳播史），與這一領域的文學歷史“對話”。因為同一作品，不同時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樣，即使是同一時代、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個人，對同一作品，在不同時間、不同語境，理解也可能會有差異。所以，在這個過程，研究者就要去面對歷史上這種種的差異，既要了解人們在各種不同情況下對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評價，以及他們解讀文本時不同的態度和方法，聯系他們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讀者、批評家、專業研究者）、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分析其差異的原因；還要關注本領域特殊的文化、文學問題（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問題等），把握與這些問題相關的特殊文學現象，思考、研究“經典”的選擇和確立的依據，闡明其在怎樣意義上成為經典。由于百年海外華文文學是一個在文化上有多種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學領域，因而還有一個如何從國際化角度看待經典的問題。任何經典都是思想和藝術秩序確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領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學傳統的交融、對接（如古今傳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區、國家歷史時空的差異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觀照結果等，也將是我們經典研究的“焦點”問題。也就是說，我們還要從世界文學的角度，通過本領域文學經典化問題的追問和文學經典研究，展示其作為這一特殊漢語文學領域經典著作獨特的思想內涵、精神意蘊和審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原創性與新銳性、豐富性與超越性。

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經典化問題的研究，是關于這一領域文學經典形成過程的研究。而經典的確立，是基于藝術的本體，也就是作品所達到的一種新的藝術高度。所以解讀和闡釋經典文本，展現其之所以成為經典的審美價值，是本課題研究最具意義的工作。西方著名學者納博科夫認為：一部文學作品的經典性和審美價值，“最終要看它能不能兼備詩道的精微與科學的直覺”。“因為這樣的作品才能給人一種既是感知的、又是理智的快感。”可見，作品的藝術本體和讀者的審美接受，是文學經典研究的兩個重要方面，中西方學者均有共識。由于海外華文文學是近百年新興的文學領域，因而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新的文學經典研究，所以我們的工作是要去開發一個新的“礦藏”，這就需要從最基礎的“入門”工作做起，除上面所說的搜集資料、探清“史路”外，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對各種文學文本的閱讀、解讀，特別是對其中的優秀文本的細讀、精讀和不斷地重讀，展示這一領域的優秀作家在文學作品中如何運用語言、結構、文體等創作手段和表現方式，組成不平凡的故事、情節和細節，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藝術生命，怎樣令人讀了能產生情感的火花，引起了心靈的震顫。并通過各方面的比較，選擇出其中的經典名作，將其拆開、窺探，研究其風格、意象、體裁，從作品的藝術設計和構造，深入到作品內里最具創意和精美的部分，揭示其文學和美學上的不尋常價值，闡明那些經典名作為何得以成為經典，以及它們是如何生成的。藝術的魅力存在于作品形象的骨骼和思想的精髓里，任何經典著作都是一個獨特的“新天地”。我們要真正地了解和闡釋它，就必須“進入”到這一個個的“新天地”當中去。作為海外華文文學經典著作的研究者，在藝術上我們要“進入”的是一塊以往人們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天地”，除了對其歷史進程、文化交匯應有所了解外，還應該具有想象力和藝術感，也就是藝術感覺。因為有了藝術感覺，我們才會在閱讀和研究時在自己和作者的心靈之間形成一種和諧關系，甚至隨著不斷重讀和研究日深還成了藝術上的“知己”。記得納博科夫在講解經典著作時，曾用一段形象的描述，來說明優秀讀者和優秀作家的那種難以言喻的共鳴感。他說：“在那無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藝術大師，只是他登上山頂，當風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見了誰？是氣喘吁吁卻又興高采烈的讀者。兩人自然而然地擁抱起來了。如果這本書永垂不朽，他們就永不分離。”筆者認為，這種發自內心對藝術之美的共鳴感，對于文學經典的研究者來說，也是極其重要的。“文本是歷史的，歷史是文本的。”我們要從世紀長度探討海外華文文學的特質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學傳統。

在大的方面，一是要梳理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發展的歷程，明“史實”；二是要對體現其歷史變化發展的文學經典進行闡釋，立“標幟”。前者，學界已有若干或詳或略的文學史問世；后者是近期才提出和被關注的問題。但從探討此領域所形成的新文學傳統的角度，這兩者都十分重要，而且它們之間有著密切不可分割的聯系。記得陳思和說過：“所謂文學作品和文學史的關系，大約類似天上的星星和天空的關系。”構成文學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學作品，是文學的審美，“就像夜幕降臨，星星閃爍，其實每個星球彼此都隔得很遠很遠，但是它們之間互相吸引，互相關照，構成天幕下一幅極為壯麗的星空圖，這就是我們所要面對的文學史”。事實上，任何一個文學的“天空”，都離不開那些“星星閃爍”似的文學作品，它們是“史”的基礎，“論”的依據，各種優秀文學傳統的生命之“光”，沒有它們的“燦爛”，我們就很難觀賞到壯麗的文學“夜空”。所以我們在探討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存在、發展意義及其形成的新傳統時，就不能不關注這一領域那些類似“明星”的文學名著，因為只有通過它們，才能觀賞到這一特定“天空”夜幕中的深邃神秘。

作者：饒秡子單位：暨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