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政治下的非主流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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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規范下的“異質”因素

“十七年文學”更加強調文學的政治功利色彩，惟一有效的敘述方式便是文學配合政治的要求，反映國家的政策方針，即主流革命規范下的產物，表達了國家意識形態的聲音。主流話語以一種近乎強制的方式滲透進作家們的頭腦中，強調思想和創作的統一性，以達到思想改造的目的。然而在建構的革命文學話語秩序中，也存在著許多與規范相左的“異質”因素，表達出他們對國家、對人生的獨特感受和領悟。“非主流”文學在這里指的是一些有意或無意地疏離甚至反抗主流意識形態或文藝規范的主張與實踐。具有“異質”因素的“非主流”文學較多出現在以下幾個時期：一是，在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后，以《人民文學》為主陣地發表了一系列“干預生活”、“寫真實”、“寫人情”的文學作品。包括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宗璞的《紅豆》等。二是，60年代初文學規范相對放緩的時期里，出現了一個歷史文學創作的小高潮，如馮至《白發生黑絲》；歷史劇《海瑞罷官》、《蔡文姬》等。三是，“”期間，各種處于秘密、半秘密的創作和發表的地下文學，有“白洋淀詩群”的詩作；流傳廣泛的“手抄本小說”，如張揚的《第二次握手》等。以上三個時期較鮮明的代表了“十七年文學”中的與“主流文學”相左的“異端”因素，在此后的一些政治運動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此外50年代初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及路翎的《洼地上的“戰役”》等都因其所表現的內容與主流話語不符而受到指責。而散文領域一直是作家們表達自己真情實感的最佳領域，因此部分作家的散文也可以被劃入“非主流”文學的范圍內，如冰心在散文《海戀》中不自覺地流露了一個被隱藏起來的“自我”；巴金在《憶青野季吉先生》等篇表達對日本朋友的感情；豐子愷在散文《阿咪》中的個性表現。這些老作家們的名篇名著遠離了政治的傾軋與權力的角逐，反映的是自己真實的生活和細膩的內心世界。這些“非主流”文學的特征，是作家們在情感抒發、身份認同、社會地位等方面艱難處境的最好說明。從中，我們看到這個時期作家的執著與反思、矛盾與掙扎，這可以說是他們獨特的生存方式。

二.宏大敘事下的個人話語

宗璞的短篇《紅豆》發表于“雙百方針”頒布不久之后，屬于20世紀“革命+戀愛”的傳統主題，在當時冷寂的文壇上空升騰起絢麗的火花。其主題是關于一個年輕的女性在愛情與革命之間的猶豫與選擇，經過小資產階級式的徘徊之后，她戰勝了個人的情感，認清了資產階級情感的虛偽，而投身于革命。自古紅豆就象征愛情，常用它來表達相思之情。宗璞將這樣一個頗有浪漫氣息的紅豆作為小說的題目就暗示著作品的主題是愛情。與當時許多表現英雄人物的小說相比，確實給文壇帶來了一陣清新的氣息。《紅豆》的主題是多層次的。首先它寫出了青年人處于人生十字路口前的抉擇。在把握這種選擇的痛苦時，宗璞較尊重主人公的內心情感的真實性。充分描寫了江玫面對愛情與革命做出選擇時的痛苦，尤其是當齊虹要離開祖國時，作者毫不掩飾江玫的悲傷、失落，細膩的刻畫出江玫對自己的克制以及內心的不舍。“江玫想說點什么，但說不出來，好像有千把刀子插在喉頭。她心里想：‘我要撐過這一分鐘，無論如何要撐過這一分鐘’”。理智和情感的沖突也是小說最有魅力的地方。惟有寫出女主人公內心激烈的斗爭，才能塑造出一個更為真實的人物。50年代以來，充斥文壇的是大量的英雄形象，他們似乎生來就是無敵的，很少有自己的感情糾葛，往往形成了一些抽象的政治符號，造成了文學作品的枯燥。江玫這一形象的意義就在于她突破了那些“高大全”的僵化的英雄模式，以自己豐富細膩的內心感情充斥著文本，震撼著讀者的心靈。其次，《紅豆》內部存在著敘事的內部矛盾。作者以革命思想和個人情感的內在線索交替敘述。雖然試圖以革命思想發展的邏輯自然地解決個人問題，但她還是看到了情感問題的復雜性。宗璞也站在個體的立場上，不自覺地被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所吸引，表現他們之間的真摯情感，開拓了這部作品的主題空間。小說是在革命斗爭的背景下開展愛情故事的，政治傾向的不同加速了男女主人公的分手，但江玫對這段刻骨銘心的感情是悲傷不已的，這里作者并沒有因為階級立場批判他們之間的感情，而是表達了對這段愛情悲劇的同情，認可了愛情中的非階級性因素。在表現江玫憂傷的同時也流露出作者對階級社會里人的情感的關懷，開掘了作品人性的深度。這也是作品當時受到批判的原因，“愛情被革命迫害”、“在感情的細流里不健康”、“資產階級人性”都是《紅豆》犯的“錯誤”。

三.備受爭議的“創作逆流”

新中國以法律形式賦予了女性嶄新的歷史地位，但這場婦女解放運動一味地反對性別歧視，因而忽略了性別差異，導致模糊了性別的女性人物成為“十七年”文學中的女性形象的“楷模”。無論她們是女革命者、知識分子抑或是勞動婦女，都是革命把她們從小家庭吸引到了大社會，有著與男性一樣的精力和熱情，對革命、對敵人、對愛情、對家庭都與男性毫無差別，這也就是革命敘事話語中的“新女性”。特定的政治權力“總是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因此“新女性”的這些特征就是革命歷史敘事對女性的種種規范和訓誡，位于邊緣位置的女性創作則突出表現為女性性別意識的淡薄和主體意識的缺失。而本時期也有一些不太符合宏大敘事基調的作品，著力表現的是革命戰爭中的人性人情，營造出一種清雅、雋永的氛圍。《紅豆》就是其中之一。宗璞從小受到清華和燕園的滋潤熏陶，她較多地了解知識分子的生活，不太熟悉宏大敘事主題下的人群的生活。盡管當時政治不斷侵入、干涉文化文學領域，宗璞的內心深處卻依然保持著那一份不為世俗所污染的土地。因此她對“一體化”標準下的主流文學的反抗，是通過語言表現出來的。小說中間夾雜著太多的愛情元素，潛藏著一股深深的情感洪流。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出宗璞一直在尋找著藝術的創作方式和個體精神的自由。她憑借女性特有的細膩，用詩意盎然的語言來描繪因時代而造成的悲痛，展現女性獨特的內心世界。本時期女性和知識分子這兩種身份是一直處在一種邊緣位置。而《紅豆》恰恰展現了這雙重身份在革命話語秩序下的徘徊選擇與情感糾葛。也許任何時代的愛情都要被打上時代的烙印，但是人類心中這份真摯而美好的情感卻怎能輕而易舉地消失呢？如果說,江玫為了革命可以忘記齊虹，那么她還為什么要小心保存那兩顆紅豆，為什么再次見到紅豆后會那樣激動？這種撕心裂肺的痛，揭示了革命背景下的愛情過程的復雜，也為當時的革命文學所不容。在1957年夏天文藝界的“反右派運動”開始，《紅豆》被打成“毒草”而淹沒在歷史的塵埃當中，它被批評家們稱為“一股創作上的逆流”。正是這“逆流”讓讀者們看到了在高度一體化的時代，人情人性的美好絢爛，感情的細膩真實，選擇的糾纏矛盾。這種對愛情的如泣如訴的書寫在那個以頌歌為主的文學年代出現，的確是引人注目的。沒有哪一篇像《紅豆》那樣把全部的筆力用于刻畫男女青年如癡如醉纏綿悱惻的愛情，這一點正是這篇小說在今天仍然能打動讀者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裘甜工作單位：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