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官角色談論韓愈貶潮與區域文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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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一生除京城長安之外，在哪些地方任過職?影響如何?如果從登進士第后的第一次任職，即30歲佐汴州董晉幕算起，則大致有汴州、徐州、陽山(36～38歲)、江陵(38～39歲)、洛陽(40～44歲)、潮州(52歲)、袁州(53歲)等地。從文學互動角度來看，韓文公貶官潮州對促進當地文化發展來說，效果最明顯，影響也最大。原因約有四點:一是貶潮州在52歲，已屆知天命之年，思想成熟。二是在潮州雖為貶官，但卻是主政一方的州刺史，與之前的幕府掌書記、縣令、法曹參軍等職務不可相提并論。三是文化落差越大，影響力則越大，潮州在當時是最為偏僻的地區之一，路途遙遠，文化落后，因而更能彰顯其影響力。四是韓愈在潮州有意識地自覺推行一系列教育措施，擴大了個人影響。總體來看，前三種具有普遍性。換句話說，韓愈之外的其他官員只要符合這三個條件，一般來說也會產生相類似的效果。關鍵是第四個原因，韓愈為什么會積極采取教育舉措?關于這個問題，韓愈在《潮州請置鄉校牒》中已作出回答:“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1］691－692意思是說改變愚昧落后的最好方式是推行德和禮，而教育則是推行德禮的必由路徑。與空發議論不同，韓愈是主動自覺地實施。皇甫湜對韓文公的這段經歷是這樣評價的:“大官謫為州縣，薄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資遷。”［2］卷六八七，7038唐代大官貶為地方官佐，一般都不大過問地方政務，為什么韓愈與眾不同?這與韓愈曾經任職國子學官關系極為密切。韓愈多次任職學官的經歷，與他貶謫潮州和量移袁州所產生的文學影響之間，到底又有什么聯系?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本文寫作的初衷。

一、韓愈國子學官社會角色特征

韓愈一生四任國子學官:貞元十八年(802)，35歲，任四門博士;元和元年(806)至二年(807)，即39到40歲，任職國子博士;元和七年(812)，45歲，復為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820)，53歲，拜國子祭酒。在元和十四年(819)貶謫潮州之前，已做過三次學官，歷經四五個年頭。韓愈的文章反映出他任職學官的情況。他關注教育比較早，曾寫過《子產不毀鄉校頌》，盛贊“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1］67在任職期間，寫過較多的與職務相關的文章，比如《師說》，《進學解》。有寫給太學生的送別序文，如《送陳密序》、《送牛堪序》、《贈張童子序》等。亦有太學生傳記，如《太學生何蕃傳》。此外還有公文的撰制，如《請復國子監生徒狀》、《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等。當然最多的是給同行寫的墓志和祭文，如《歐陽生哀辭》和《題哀辭后》記四門助教歐陽詹，《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志銘》和《祭薛助教文》記國子助教薛公達，謂“同官太學，日得相因”［1］310，等等。這些文章真實地記錄了韓愈任職期間的思想狀態和生活情況，據此可以概括國子學官的社會角色特征。其一，對教育的獨特思考。韓愈貶謫潮州之前歷官已22年，任職中央學官約占1/4的時間。在長達四五年的學官經歷中，他親身體會到教育的重要性，曾提出許多關于教育的重要思想。比如論學習的重要性:“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等等。論學習品格:“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論學習方法:“論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俱收并蓄，待用無遺”。要在博的基礎上求得精深，“沉浸濃郁，含英咀華”。論人才發掘:“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均體現出韓愈獨特的教育理念。其二，以教化為己任，強為人師。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論韓愈“好為人師”:“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3］541表達了對韓愈的同情。韓愈“好為人師”源于當世“恥于從師”的風氣，有著強烈的救偏補弊的現實針對性。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說:“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4］554可見儒家經典在當時不為士子所重。從韓愈《論佛骨表》“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后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1］615中可以看出佛教的興盛，從《故太學博士李君墓志銘》中服藥煉丹者之眾可以看到道教的興盛，這些都反映出中唐儒學生態的窘境。要改變不良風氣，則必須推行教育。因士子皆恥于從師，故不得不逆勢而動“強為人師”。其三，個性化的儒家文化宣揚策略。陳寅恪先生嘗撰《論韓愈》一文，臚為六門:一曰建立道統，證明傳授之淵源。二曰直指人倫，掃除章句之煩瑣。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曰呵詆釋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進文體，廣收宣傳之效用。六曰獎掖后進，期望學說之流傳［5］319－322。此六點亦可視為韓愈宣揚儒家文化的基本策略和方法手段，其中獎掖后進一條尤為重要。唐代無論舉人還是選官，引薦者是非常重要的，韓愈獎掖引薦不遺余力，“韓門弟子”人數眾多。如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傪佐之。韓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傪，尉遲汾、侯云長、沈杞、李翊等皆是年登科，侯喜十九年、劉述古二十一年、李紳元和元年、張后余張苰二年，亦相繼登科［1］198－200。積極引薦科舉士子外，韓愈還經常抓住機會，推舉朋輩，而對于好友張籍、孟郊、侯喜、樊宗師等人，更是竭盡全力。與人為善、樂于汲引有利于形成積極力量，好為人師、善為人師有助于儒家文化的傳播，此為韓公獨具個性的傳道策略，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其四，印記鮮明的文學創作。韓愈任職國子學官期間的詩文創作，體現了職務特性，烙印清晰明顯。一是反映學官物質生活之貧乏。如《進學解》所言之窮態，雖為戲筆，卻是實情。任四門博士所作《與于襄陽書》說:“愈今者惟朝夕芻米仆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1］185又《秋雨聯句》:“儒宮煙火濕，市舍煎熬忲。臥冷空避門，衣寒屢循帶。”［6］473《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三年國子師，腸肚習藜莧。……男寒澀詩書，妻瘦剩腰襻。”［6］702均反映學官生計的艱難。二是記錄學官之閑散。《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說:“由來鈍騃寡參尋，況是儒官飽閑散。”［6］563元和元年所作《贈崔立之評事》云:“頻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6］569國子學官的閑散，可與姚合詩參看，其《和李紳助教不赴看花》云:“笑辭聘禮深坊住，門館長閑似退居。……且看牡丹吟麗句，不知此外復何如［7］卷五百一，5693。三是反映學官銓調之艱難。任四門博士時作《施先生墓銘》說:“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十九年不離太學。”［1］351－352同時的歐陽詹也說:“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2］卷五九六，6025可見學官仕途遷轉之艱難。此外，還有不少反映國子監生徒情狀的作品，如《太學生何蕃傳》、《短燈檠歌》等。上述種種，都是學官社會角色在文學創作中的反映，體現了韓愈學官角色特征。韓愈任職國子學官時間較長，對他思想的形成產生很大的影響。他認為改變中唐社會現狀，必須從人心這個根本上著手。要使人心“復古”，非推行德和禮不可，而教育是重要途徑。韓愈對教育的積極思考、以教化為己任、獎掖后進等等，都與他長期任職學官的經歷密不可分。因此，韓愈貶潮同其他官員的貶謫不大一樣。受多年任職學官經歷的影響，他總是以學者和教育家的眼光來觀察事物，處處著眼于教化。當然，韓愈在貶潮之前還任過其它多種官職，比如史官等。但相對而言，學官角色影響更為巨大。

二、從與常袞的比較看韓愈學官角色之自覺

韓愈在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十四日貶潮州，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州視事，十月二十四日量移袁州刺史，在任實際時間為七月余。貶潮期間學官社會角色主要表征于興學崇教等地方事務治理。韓愈到任不久，即著手建立學校，聘請當地秀才趙德為教師，并慷慨捐出俸祿作為辦學資金。其《潮州請置鄉校牒》詳細記載了當時的情況:“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于王庭，試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有萬余，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后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余，以給學生廚饌。”［1］691－692韓愈興學舉措對潮州的影響，后人評價甚高。蘇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說:“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人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8］509不過，潮州興學開創者并非韓愈。一般都認為是常袞，已于德宗朝在潮州興學教士。南宋的王十朋說:潮州“龍虎成名，功實歸于常袞”。嘉靖《潮洲府志》也說:“袞，京兆人，德宗初以宰相貶潮州刺史，興學教士。”［9］14常袞對潮州學校和學風的開創之功無疑是不可抹煞的。但是，比較韓愈和常袞二人興學動機，則發現前者有著強烈而明顯的自覺意識，而后者則是一種自發行為。常袞于大歷十四年(779)五月貶為潮州刺史，九月十一日到州［2］卷四一七，4270，建中元年五月遷福建觀察使，在潮州不足一年時間。據兩《唐書》本傳，常袞生于玄宗開元十七年(729)，主要仕歷:天寶十四年(755)進士及第。登第后由太子正字累授補闕起居郎。大歷十二年(777)四月壬午拜相，十四年(779)五月唐德宗即位，閏五月甲戌貶為河南少尹，旋又貶為潮州刺史。建中元年(780)五月遷福建觀察史，四年(783)正月卒于任上。常袞在貶謫潮州之前曾任宰相，官高位重，但與韓愈相比缺少任職國子學官的經歷。常袞到潮州后的興學，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一種文化實踐活動。其勸農和興學舉措，是州郡治理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屬于一種自發行為。正如他所說的:“謹當宣揚圣化，慰撫海隅，少安疲甿，以展微效。”［2］卷四一七，4270常袞遷任福州刺史后，同樣采取興辦教育作為地方治理的一種手段。與潮州興學相比，常袞在福州的教育創置更為后人崇敬。《新唐書》本傳:“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其后閩人春秋配享袞于學官云。”［10］4810常袞卒后十余年，韓愈作《歐陽生哀辭》亦云:“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于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1］301其功績至宋猶傳。如戴栩《蔡尚書挽詞》:“閩地祠常袞，詞臣說仲舒。香名五十載，終竟道如初。”［11］卷二九四五，30105從常袞在潮州和福州的舉措來看，推行教育、興學教士系其治理地方社會的慣用方式，這與儒教傳統是相符契的。從上述韓愈的國子學官角色意識和角色特征來看，他在潮州的興辦教育，是強烈而自覺的意念驅使之下的行為。可以說，韓愈在潮州大力推行教育，甚至捐出自己的俸祿來創辦學校，是他長期所思考的教育理念的一次具體實踐。正因為如此，他才會不遺余力地興學崇教。與常袞相比，韓愈的舉措或許也受傳統的影響，但此前長時間的任職國子學官，使得他的行為要比常袞更為自覺，更為有意識。

三、韓愈貶潮對區域文學的影響

所謂區域文學，是指不同文化區域的文學創作。依據文化繁榮發達的強弱程度，大致可分為強勢、次強勢、次弱勢和弱勢等多個不同層次的文化區。以此來看，京城長安和洛陽屬于文化強勢區，潮州無疑屬于文化弱勢區。韓愈貶潮對推動強弱勢文化區域之間的文學傳播和交流，毋庸置疑地產生重要影響。但是這個影響與他的學官角色之間有什么關聯?我們認為，其關聯主要是韓愈在潮州推行的各種舉措都是積極自覺的，多受學官角色意識的支配。對區域文學影響的內在機制，大致是先形成一個教育中心，再以教育為基點形成文學創作和傳播中心。證之以潮州和袁州的種種事例，此理甚明。本節先述潮州期間教育中心的形成及其文學影響。其一，教育中心的形成。韓愈到潮州雖為貶官，卻非常積極地治理州務，與其他貶謫官員多不涉州事不同，這種心態與他長期任職學官所形成的政治理想莫不相關。他常以承繼孔孟之道的“圣人”自居，處處施以禮樂教化，希望能夠建立“道統”，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即便遭貶，此種政治理想依然堅持未變。這可以從劉叉《勿執古寄韓潮州》詩中見出一斑:古人皆執古，不辭凍餓悲。今人亦執古，自取行坐危。老菊凌霜葩，獰松抱雪姿。武王亦至明，寧哀首陽饑。仲尼豈非圣，但為互鄉嗤。寸心生萬路，今古棼若絲。逐逐行不盡，茫茫休者誰。來恨不可遏，去悔何足追。玉石共笑唾，駑驥相奔馳。請君勿執古，執古徒自隳［7］卷三九五，4445。

作為好友，劉叉列舉歷史上伯陽、叔齊、孔子等人為例，說明性格倔強執拗，堅持個人理想信念之人，最終都遭人嘲笑和自取滅亡，以此勸誡韓愈“勿執古”。這首詩正是韓愈在潮期間“執古”的有力明證。韓愈到潮州后大力興學崇教，正是其“執古”理念的一種外化。他的推進力度是強大的，一方面延請當地趙德秀才權攝海陽縣尉，專門置辦州學，一方面又將自己的俸祿拿出來作為興學之資。所延請的趙德秀才，也符合他的教育理想:“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韓愈離開潮州時，曾想攜趙德同赴袁州，并寫詩盛贊趙秀才:“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6］1175這樣，在趙德等當地有識之士的協助下，潮州的教育事業逐步有序推進。韓愈在潮州還營造了良好的文化環境，有助于教育事業的順利開展。在大力推行教育的同時，他還經常拜訪當地名人，主要對象是大顛和尚。韓愈與大顛的交往，保存下來的文字有《與大顛師書》三通。韓愈在《與孟尚書書》中解釋了與和尚交往的因由:“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1］212由此可見，韓愈與大顛的交往，其性質就是普通文人之間的來往，而非外界所傳自亂理路的對釋氏的親近。此外，韓愈作為刺史，代表的是官方立場，他與這位“頗聰明，識道理”的大顛的交流，實可視為治理地方事務的一種。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大顛的交往，正是韓愈努力為潮州創造良好文化環境的明證。而良好的文化環境不僅有助于教育的順利進行，也為區域文化交流溝通開辟了新途徑。其二，區域文學中心的形成。以教育為基點，韓愈對區域文學的影響首先表現為韓文的傳播。權攝海陽縣尉的趙德秀才，在從事地方教育的同時，對韓文的收集整理也下了很大工夫，對韓文在潮州的傳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其《文錄序》云:昌黎公，圣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燋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饑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圣賢之域而謬志于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1］756。一般認為，韓愈文集是在他死后由其門人李漢編纂而成的。實際上早在李漢之前，韓愈尚在人世時，已有趙德的選本。洪興祖《韓子年譜》謂:“趙德秀才，即敘退之文章七十二篇為文錄者”［12］86。方崧卿《韓集舉正》卷一說校正韓集“其趙德《文錄》、《文苑英華》、姚寶臣《文粹》，字之與舊本合者，亦以參校。”《敘錄》又云:“《文錄》，舊六卷，七十五首。”［13］可見《文錄》不僅編纂成集，而且傳世甚廣。韓愈曾邀請趙德一起赴袁，但趙德選擇了繼續在潮州從事地方教育。由此可以推想，《文錄》的整理傳抄對潮州本土文學發展的推動作用是多么的巨大。但其作用是相互的，潮州地方文化也對韓愈產生影響。潮州遠離京城，風物人情迥異，韓愈將聞見感想以詩文形式寄與異地友人，無形中在傳播地域文化。韓愈一直以“道統”自居，處處不忘禮樂文化的宣講，雖然身在潮州，卻并未與外界隔絕，不僅積極教化當地士子，而且與外地友人多有詩書往來。他的耿介正直的人格魅力，以儒家正統自居的文化品格，與人為善獎掖后進的胸懷氣度，這些都對文人極有吸引力。良好的“群眾基礎”有利于道統的宣揚。這個過程在另一方面又成就了他對區域文學的影響。據現存詩文來考察，與他互通消息的好友有柳州的柳宗元，桂林的元集虛、裴行立，廣州的孔戣，漳州的韓泰，長安的賈島、劉叉和張籍等人。這種文人間的互動，傳遞的不只是同情安慰，還有各地奇異的風物。比如韓愈寫給元集虛的詩，對潮州海產品大感驚異:“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蠔相粘為山，百十各自生。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蛤即是蝦蟆，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斗以怪自呈。其余數十種，莫不可嘆驚。”［6］1132這些信息，對于從未到過潮州的人來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通過韓愈的詩文，他們對潮州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潮州期間，韓愈還與廣州刺史孔戣、漳州刺史韓泰互通音訊。孔戣對他特別照顧，韓愈曾作《潮州謝孔大夫狀》表達感激之情。韓愈與漳州的韓泰也有交往。元和十五年，他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曾舉韓泰自代。此外，他還給遠在京城長安張籍的岳父胡珦寫過碑文，曾作《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這些都反映了地域文化傳播雙向互動的真實情況。由此可見，韓愈貶潮對區域文學發展的影響，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得以實現:一是韓文在潮州的傳播，二是潮州本土文化的反作用，三是地域文化的雙向互動。

四、量移袁州對區域文學的影響

韓愈貶潮對區域文學的影響，并沒有因他離潮結束，而是延續至袁州。他在元和十四年(819)十月二十四日離潮，約十五年(820)一月到袁，九月赴京任國子祭酒，在袁州的時間實際不到一年。與在潮州相似，韓愈任職袁州刺史對區域文學的影響，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得以實現:一是以興學為基礎的文學教育，一是以宣揚禮樂文化為媒介的區域文學中心的形成。第一，文學教育中心的形成。正如皇甫湜《韓愈神道碑》所說“轉刺袁州，治袁州如潮”［2］卷六八七，7038，韓愈在袁州贖釋奴婢之外，亦有興學之舉，創辦了類似于書院之類的講學之所。《民國宜春縣志》載韓愈“左遷來袁陽，矯矯賢刺史。惠政紀豐碑，書院自公始”［14］754。興學為文學教育奠定了基礎，影響極為深遠，可以袁州進士名額為例。唐代江西地區的進士中舉人數，據統計總數為65名，其中袁州26名，占40%。以韓愈刺袁為界，此前只有5名進士，而之后卻有21名之多［14］540。這種成就當然不能歸功于韓愈一人，因為此后李德裕等人貶袁，也有很重要的推動作用，另外還要考慮其他各種因素。但是，韓愈的影響顯然是十分重大的，這可以從以下兩個例子見出。一是黃頗，會昌三年進士。史載“黃頗，字無頗，好為洪奧文章，蹉跎一十三載，韓愈為州刺史，頗師之。”［14］540《唐摭言》卷四:“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后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為文，亦振大名。”［15］52據《全唐文》小傳，黃頗官至監察御史，存文一篇《受命于天說》，《全唐詩》卷五五二存詩三首。黃頗入京之后，儼然成為袁州籍同鄉的首領。其《聞宜春諸舉子陪郡主登河梁玩月》云:“一年秋半月當空，遙羨飛觴接庾公。……雖向東堂先折桂，不如賓席此時同。”［7］卷五五二，6395袁州舉子潘唐下第后歸鄉，黃頗等餞別。潘唐酬詩云:“圣代澄清雨露均，獨懷惆悵出咸秦。……一從此地曾攜手，益羨江頭桃李春。”［7］卷五六二，6529二是盧肇和易重。史載“袁州狀元，在唐有盧、易，或云‘韓退之之教也’。”［14］540盧肇，會昌三年進士第一，歷官州刺史。《全唐文》卷七六八存其文十四篇，影響最大的是《海潮賦》。《全唐詩》卷五五一存詩一卷。《宋史藝文志》著錄《愈風集》十卷。易重，會昌五年進士第一。《全唐詩》存其詩《寄宜陽兄弟》一首，詩云:“六年雁序恨分離，詔下今朝遇已知。上國皇風初喜日，御階恩渥屬身時。內庭再考稱文異，圣主宣名獎藝奇。故里仙才若相問，一春攀得兩重枝。”［7］卷五五七，6458此詩當為及第后作，喜色溢于言表。從詩中可以看出他的及第對當地舉子的激勵作用。可見，袁州地區的好學重舉，文運昌盛特達，與韓愈的教育訓化莫不相關。第二，區域文學創作中心的形成。如前所述，韓愈有著強烈而自覺的學官角色意識，他的施教，不僅僅限于所任職的袁州，范圍十分寬廣。此外，他樂于汲引，獎掖后進，也使得很多文士愿意同他交往。他因斥佛而南貶，又博得多人同情所以，他在潮州和袁州的詩文創作就十分活躍，形成以他為中心的文學群體。首先，韓愈的入袁和離袁，產生大量酬贈之作。今存韓愈酬答詩可見一斑。如入袁時有《從潮州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離開袁州時有《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等。其次，韓愈在袁州期間，與江西地區的文人交往甚切。江西使府王仲舒與韓愈交情至深，王氏重修滕王閣，力請韓愈作記。其僚佐王績、陸暢、盧簡求等人也與韓愈常有詩書往來。吉州司戶孟簡與韓愈交往也較為頻繁，韓愈入袁途徑吉州，孟簡盛情接待，離袁回京又邀至蕭洲受道藥［16］237。再次，韓愈在袁州還與京城等其它地方的文人來往，比如柳宗元去世，劉禹錫千里馳書，韓愈為柳宗元撰寫了墓志銘和祭文兩篇重要文章。上述情況表明，韓愈從潮州量移袁州，文學中心也隨之發生遷移，形成以袁州為中心的區域文學群體。由此可見韓愈對袁州地區文學發展產生的影響。

五、結語

韓愈貶潮與其他官員的貶謫既同亦不同。所謂同者，皆為貶謫，在內心痛苦憂愁、對前途未卜的恐懼等方面，大致相當。在排遣憂憤筆之于文方面，與南遷的其他文人頗為相通。所謂不同者，韓愈又非一般普通貶謫官員，他之前曾經任職學官多次，時間長達四五年。自覺而強烈的學官角色意識，使他對事物處處以學官的眼光來觀察和處理，表現尤為明顯的是崇教興學。貶潮和移袁，皆不離于此。以興辦教育為基點，他的文學影響也遠遠超出一般貶謫官員。他的文集在潮州得以編纂和傳播，推動潮州地區文學發展。他以宣揚儒家禮樂文化為媒介，識拔潮袁二州地區文人，形成以他為中心的文學群體，影響區域文學進程。潮袁二州迥異于京洛的風物人情，易于觸發創作。酬酢詩文促成地域文化傳播的雙向互動，又擴大了區域文學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