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文學缺失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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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體性視野與20世紀中國文學

總體性是20世紀初西方馬克思主義先驅盧卡奇早期代表性著述《小說理論》中的核心范疇。在盧卡奇看來，文藝復興以降，上帝退隱，理性毀滅，之前人生意義和生存價值或不證自明或依附于神得以建立的時代一去不返。個人生命與社會進程、時代延伸、人類命運的關系日益疏離，個體還來不及適應外部環境的變換，便被剪掉臍帶，拋入前途莫測的現代世界。總體性消失，歷史將向何處延伸，成為糾結于人們心頭的哈姆雷特式難題。作為現代性的產物，小說文類歷史地擔負起為個體尋求和揭示新的總體性，并以之為標尺，重建個體生命價值與意義的重任。盧卡奇認為，最終走向自由與解放是人類社會的總體趨勢，彰顯現實與此總體的內在關聯與隱秘互動，強調無產階級在總體進程，彌合意識與現實的割裂，擺脫物化，自我揚棄，走向完善中的歷史作用，被盧卡奇視為評判小說優劣與否的最高準繩［1］。正基于此，盧卡奇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褒獎有加，而對意識流小說執著于內心瑣屑的雕刻則不屑一顧。然而，西方文學的實際進程并沒有如盧卡奇所愿看到的情形鋪展，一如我們所看到的，現實主義小說的“迷惘”與“垮掉”，表現主義、黑色幽默、荒誕派和存在主義等現代主義思潮只能止步于揭示時代總體性缺失給人帶來的異化、疏離、絕望等意緒，總體性的人類前景缺席，肉身的沉重與生存的價值仍無處得以安身。方興未艾的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消解深度與話語狂歡，顛覆淹沒了建設，更是棄絕了對人類社會歸宿追問的興趣，仿佛歷史已然終結，一切只在當下。西方20世紀文學離總體性所表達和追求的理念愈行愈遠，反過來，卻為我們審視和反思中國當代，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狀況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契機與切入點。

總體性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中的最重要范疇之一，不僅因為意識形態親近性的關系，更緣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化癥候、審美情態與文學實際，我們不能再為多元化的假象所蒙蔽，現在已經到了對于總體性的關切需要重新被提升到一個應有高度的時候了。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窺其大者，一個貌似于“總體性”的“總體性存在”———名稱的相似標示出兩者的關聯，然而在具體語境下兩者會出現分歧甚至根本抵牾的———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一直是不構成問題的。現代文學以“啟蒙民智”與“救亡圖存”為主調，兩者膠著纏繞，成為此一時期作家的總體性追求。當代文學以新中國的成立為起訖，便意味著它的發生首先要服務于為新生政權的合理/合法性提供構建、維護與鞏固的話語基礎。很長一段時間，意識形態性成為文學的根本屬性，政治正確成為文學創作與評斷的圭臬。由于特殊的政治氣候，僵化的歌頌，圖式化的揭露，題材選擇、主題設計與人物形象塑造的高度宰制，種種因素造成這一時期整體文學成就不高已成為一個基本的共識。然而換個角度看，盡管對總體性的設定與表征不無檢討之處，但當代文學(1949～1978年)的“總體性存在”依然具備卻是事實。進入新時期文學，接續“五四”新文學傳統，再啟蒙與現代神話重新構成了這一時期的文學主調。現代性的降臨與滋長，被一批作家預定為中國未來的總體期待，“文明與愚昧的沖突”［2］成為此一時期文學屢試不爽的結構法則，當然主體傾向性是一目了然的，掌聲與唾沫分別獻給了前后兩者。在主調之外雖然存在一些貌似的不諧音，如尋根文學和新歷史小說，但本質而言，尋根文學與新歷史小說雖將筆鋒指向歷史深處與荒山鄙地，但其意旨仍是執著地植根于當下與此在，表現的是對前者單一西方模式現代性的深深狐疑與焦慮。從這個意義上看，尋根文學與新歷史小說實際上是從反面實現了向再啟蒙與現代神話總體的靠攏。毋庸否認，總體性僅是眾多衡量文學優劣的標尺之一，稍加檢視便不難察覺，20世紀90年代之前現當代中國文學中的杰出者，現代如魯迅、當代如賈平凹，似乎均堅守著總體性，并以嫻熟的藝術手法敘述個人命運與總體間的內在關聯與隱秘互動，并預示著總體性的前景。這一事實至少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如果說盧卡奇是以西方的人文狀況為支撐，從理論上論證了總體性的有效性，那么中國20世紀的文學情形同樣為其貢獻了有力的旁證。其二，總體性對于中國文學解讀的適用性，使其有理由可以成為反思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狀況，檢討新世紀文學種種亂象的一顆亮眼的“照明彈”。如若將總體性之于中國當下文學的意義之二付諸扎實的探究工作，這將是一項極富價值的課題，然筆者雖有意，此課題卻非本文可以勝任。本文意在拋磚引玉，擇新世紀文學眾多現象之一種，即聚焦評論界投入近十余年來少有的熱情，議論紛紜且受到褒貶兩重天待遇的“底層文學”，主要圍繞作家的創作，也輔以批評家的評論與社會學者的研究，以“總體性”為聚光燈，冀圖較為深入地透視與辨析底層文學的得與失，辯證施治，寄望于其能盡快奔脫羈絆，并帶領中國文學闖出一條可資借鑒的光明大道。

二、“現代性”與新世紀底層文學的迷途

底層的困境，絕不是新世紀的今日才大規模出現的事實，而始終是20世紀乃至進入文明時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個客觀而尖銳的存在。然而幾乎貫穿整個20世紀，出于對現代性的單一追求，從國家的領導人到知識分子群體都始終懷著強烈的現代焦慮，從各自角度思考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以這樣的視野出發，底層就變成了單一的工具性存在，而在作家筆下也自然不會被看做平等的、有個性的，有私生活的“現代”個體，他們要么在革命時代(1900～1949年)是革命者企望集中全民力量實現民族獨立解放的動員對象，要么在后革命時代(1949年至今)是國家現代化或西化道路上的“人力資源”。正是由于“大多數思考都陷入現代性話語的霸權之中，對現代性話語的非人化的一面基本沒有思考和反省的余裕”［3］，底層的傷痛因故才被遮蔽，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話題進入主流權力話語的觀察視野與知識分子的言說范圍。通過權力話語視野中20世紀底層形象的勾勒，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20世紀中國文學不同時期的“總體性存在”完全可以與“現代性”成功置換，至少在對底層的表述與想象上是如此。成敗蕭何，底層的苦痛是為現代性的迷夢所屏蔽的，但也正是在現代性神話出現日趨崩大的裂縫的情勢下而鉆入人們視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轉型，社會各階層逐漸分化。一方面是一些“新富人”(王曉明語)與權貴勾結的暴富神話，另一方面是農民與工人勞而少獲，有的甚至背井離鄉，被趕出工廠，失去勞動機會。較大的生存反差已成為國家民族現代化道路上一個不得不需要嚴重正視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這是中國“現代性”道路神話裂縫中的一個，但已足以引起我們對現代性負面效應的警醒，“底層”因此很自然地成為包括社會學者、思想學者和作家等在內的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文學者關切的焦點。也正是在這一語境下，以曹征路《那兒》、陳應松《馬嘶嶺血案》、劉應邦《紅煤》等小說為前奏，“底層文學”在新世紀文壇卷起一團聲勢浩大的旋風。對于底層書寫帶有文藝思潮性質的面世，人們剛開始的反應往往還只停留于簡單表達自己的立場。歡呼雀躍者有之，視之為左翼文學傳統的重新崛起;貶抑之聲亦不絕于耳，斥之為民粹主義幽靈的回魂;清醒者亦不乏其人，他們一邊質疑作家作為知識分子代言底層的可能性和正當性，一邊憂慮于其藝術實踐中的硬傷有可能導致其短命夭折。隨著討論走向深化，形勢越來越不利于對“底層文學”現象給予足夠高的評價發展。隨著底層文學在人文領域人氣與影響日炙，一批寫底層的創作蜂擁而上，良莠不齊的作品開始自我暴露出諸多受人詬病的把柄。簡單梳理一下，缺乏辯證性的道德化寫作、人物形象圖譜單面化、廉價的苦難情懷、現代性焦慮癥與文體風格濫情/戲謔化是至今為止出現的討論中，底層文學總體性缺失的主要癥侯表征。在批評者眼中，底層寫作越來越演變成一種道德化姿態寫作，作家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實施創作主體對社會不公的道德審判與溫情安撫，道德的正確性代替了對底層生態世界復雜性的考察與把握，“同情大于體恤，怨憤大于省察，經驗大于想象，簡單的道德認同替代了豐富的生命思考”［4］。另外，人物形象千人一面的苦大仇深，甚至連苦難的細節都開始彼此重復。文學形象塑造的總體特征高度簡單化:富人都是壞人，至少是心懷鬼胎;底層都是善人，如做出出格之事，也是為富人所迫。底層形象的圖譜化與單向性，令作品變得單薄虛假，形跡可疑，讓人對此類文學能否擔承起為底層鼓而呼的前景而疑竇叢生。與人物形象的模式化相伴隨，底層文學的“苦難情懷”也一直為討論者所廣為詬病。許多底層寫作在情節設置上向苦難表示親熱、獻媚甚至頂禮膜拜，作家總是以一種放縱式的敘述姿態，將苦難和慘烈的每一個細節不斷地放大，甚至給人以錯覺:苦難是底層的身份證，是人民性的標識，苦難變成了一種炫耀的資本，也變成了一種道德上的特權。苦難能說明一切的創作觀，抹殺了文學理應具有的超越苦難本身并對苦難追問的精神價值維度，底層寫作呈現出“嚴重的模式化、粗俗化和平面化的審美傾向”［5］。擱置藝術水準不論，上述不管是道德化地、情緒化地還是單面性地對底層的書寫，所反映出來的思想立場實質上都是對現代性的根本質疑與完全否定。

與前三者截然相反，堅守現代性信念的現代性焦慮癥也構成當前底層寫作正在誤入的歧途。在現代性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主宰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歷史進程中，對現代性神話的建構與維護，中國20世紀文學可謂不遺余力，居功至偉。20世紀的中國文學為現代性推波助瀾，強化了歷史斷裂的鴻溝。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學，說到底“就是一部中國現代性斷裂的情感備忘錄。它一直在為現代性的合法、合理與合情展開實踐”［6］。然而隨著現代性在中華大地的鋪展與深化，在給國家、民族與個體帶來經濟繁榮和物質豐裕的同時，其負面效應和斷裂性也日愈暴露出來，具體表現為對社會群體層級分化、秩序規范、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帶來的強烈乃至顛覆性的沖擊，這些急需引起人文學者對現代性的警醒與反思。然而一些底層寫作或許是慣性思維定勢緣故，仍企圖在肯定現代性的框架基礎上，為底層的苦痛尋求合理性，極力想證明底層的苦難作為“現代化的陣痛”是實現現代性美好前景的征途中值得付出的必要代價。無視社會現代性轉型這一大背景，要合理解釋底層所承受的苦難，這樣的工作，其難度可想而知，現代性焦慮癥便在作家的創作中產生了。溫情/戲謔敘事是底層寫作中作家疏泄和緩解現代性焦慮癥最常見的路數。所謂溫情敘事，是指從現實的批判抽身，將之轉化成情感的發掘，再把這種情感形式以審美的方式表現出來。底層寫作的溫情敘事不僅是文筆風格的詩意與溫暖，更在于它企圖以創造正面肯定性的形象，向讀者提供回憶和傷感，其所傳遞的審美訴求就不會有力地撼動現實的深層結構。人們從過去尋求意義，也總是會在對過去意義的批判中渴望新的意義，這種常常處在意義與放棄意義之間的徘徊狀態，便是眾多作家退回到民間社會的主體性困厄。然而，這是一種不需用理智甄別便可知的嚴重寫作誤區，“它使文學變得嘩眾取寵、華而不實，可能有結構、有技術，寫得也很巧，更有文學理論批評家想要的美學標準，但無論如何沒有思想的分量和審美的沖擊力以及現實的觀照力”［7］。對于底層寫作，如果說溫情敘事是不合時宜的浪漫風情，那么戲謔敘事便是自我作踐的后現代狂歡。底層書寫對底層的美化有之，但丑化戲謔似乎更勝一籌。底層書寫的主人公都是處于層層重壓之下的弱勢群體，在作品中也同樣處于弱勢地位，一任作者矮化、丑化與戲謔。一些作家對善良美好真實的人情物事缺乏敏感，反應冷淡，而對委瑣卑微屈辱陰暗的一面頗感興趣，樂于沉浸在黑暗中狂歡。一寫到底層世界就是暴虐丑惡病態殘缺，一寫到底層民眾，就是命運重壓下的扭曲異化沉淪墮落。于是，底層世界和底層民眾的真實面目被遮蔽了，本來嚴肅的社會批判也因過多的丑惡展露和感官刺激而失之簡單皮相。很多作品“少了對底層現實困境的真切反映，多了對人物性格的極端化描寫;少了完整的情節結構，多了讓讀者摸不著頭緒的心理結構、零散結構;少了和底層相通的樸素純凈的語言，多了能淹沒文本內容的爆炸性語言”［8］。底層民眾的精神狀態在這種書寫中要么被忽略，要么過于模糊而難于辨認。以上是對新世紀底層文學中陷入的各種主要歧路的簡要梳理，可以發現，不管歧路如何五花八門，盤根錯節，其實質上都主要是對現代性在立場、理解以及底層與現代性關系處理上出了問題的具體表征。底層文學要步出迷途與困厄，開辟一番新天地，歸根結底需要對中國現階段的現代性有更全面辯證的把捉，以及基于之上的更理性正直的寫作立場，當然敏銳的藝術觸角和高超的表現技法同樣不可或缺。

三、總體性、現代性與底層文學的正途

如何理解與界定中國目前的社會形態?明確回答這一問題并達成基本共識，應是包括作家在內的人文學者討論所有問題的基礎與起點。上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經過廣泛而激烈的爭辯和交鋒，中國目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未完成的現代性社會轉型階段，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因素雜然相陳，傳統的與西方的、社會主義的與資本主義的、前現代的與后現代的、本土的與全球化的等各種對立因素以現代性為交匯點，雜然并處，相互纏繞，是當前各種話語對這個問題的基本判斷，取得了相當廣泛的共識。然而，或許是出于一種良好的愿望，在潛意識中，人們總習慣將對中國現代性的思考置于以西方、資本主義、后現代與全球化等為參照系的坐標軸上，而遺忘了傳統、社會主義、前現代、本土等范疇才是與我們血脈相連，確證自我的根基所在。付出極高代價的經濟快速發展不應該沖昏我們的頭腦，讓我們對中國現代性的進程與質量作過于樂觀的估計。現代性轉型是一個“建立現代核心價值觀(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支撐、以市場經濟、民主政體和民族國家為基本制度”［9］的系統工程，然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建設，以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為主線，相對忽視了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內容，而后者往往是更為基礎、更為關鍵的。我們的現代性進程是與西方不對稱和錯位的，它仍處于早期現代的時間節點上，用西方早期現代的問題視閾來看待當下的中國問題才是我們清醒而明智的選擇。

相應地，作為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新世紀文學對底層問題的關注也應該從早期現代的西方底層文學寫作的經驗與教訓中尋求啟示，而不能南轅北轍地從后現代文化中翻檢所謂的資源，將底層形象置特定的生存時空而不顧，作過于平面、淺薄與僵化的處理，或沒有價值立場的不適宜的濫情與戲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應該說，在早期的現代階段，西方文學前輩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哈代等人筆下的優秀作品，在文學如何進入并恰當地表述底層上，為中國當下的作家貢獻了豐富的可資借鑒的文學思想資源。《罪與罰》與《德伯家的苔絲》等作品，主人公都是各自民族在現代化征途中的底層犧牲者，算是標準的底層寫作，然而它們所散發出的豐富歷史蘊涵與鮮活的人性魅力遠非中國當下的底層表述所能比擬。如果說，革命時代的底層寫作還需要在“政治正確”的規范下進行的話，那么，今天我們再也不能以此為借口搪塞新世紀底層寫作的孱弱。以“文學史”為鑒，底層寫作必須遵循審美的規律，塑造真的“典型”，必須突破狹隘的道德、階級、政治的觀照尺度，尤其需警惕“現代性神話”的蠱惑。文學之光，在于博大宏闊的胸襟以及永恒的與現實作對的情懷。在幾乎所有領域都高擎現代大旗的背景下，當代中國底層寫作對此尤應保持清醒的頭腦。基于前文的探討，對于新世紀底層文學而言，總體性可謂是一個恰當的視野與參照。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總體性視野的缺失，卻是當前底層寫作普遍存在的“阿基琉斯之踵”。從現有討論字眼出現的頻率容易發現，“左翼傳統”、“民粹”、“反現代”、“硬傷”、“知識分子代言權”等是圍繞底層文學探討最核心的幾個關鍵詞。然而實際上，所有這些語詞所傳遞的意涵關切，某種意義上，均可以由“總體性”一語所涵蓋的視野予以統一代為表達。當前底層文學對于底層的言說與敘述，大多不外乎如下三種情形———簡單粗暴的貶斥否定、廉價露骨的贊美謳歌、游戲化的戲謔把弄，這使得新世紀中國文學的底層寫作僅停留于道德的審判與審美的觀照，更為理性宏闊的社會歷史視野往往缺席，這不能不有礙于它們經典品格的成型。底層與未來中國歷史進程的互動，是一個滲透了犧牲與鍥入、參與與排斥的過程。一味拔高底層形象的道德操守當不可取，一味聚焦底層形象的愚昧野蠻亦不當行，詩情畫意或挖苦調笑都不適合用于表現當今底層生活的美學基調。當人們紛紛質疑“典型”之于文學的價值時，我們應適時重拾底層文學的“典型”，煥發“典型”之于底層文學的新生機。在盧卡奇那里，典型與總體性是一對相互支撐、彼此關聯的范疇，總體性視野須抉取成功的典型予以表達，典型的選擇需要以總體性作為參照。總體性給予作家創作指導方向，更多地指向普遍性。但典型，作為“寓普遍性中的個性”，不光需要總體性的方向，還需要在此基礎上塑造特別的“這一個”。因此，作家在對中國社會作一準確客觀的總體性判斷之外，還需要從感性體驗和日常細節出發，塑造鮮活飽滿的典型底層人物形象。換言之，作家既要避免將人物形象過分簡化，削足適履地套入對中國社會總體性前景的預判，亦不可隨細節之流恣肆，無所節制，無法標示出底層及中國歷史的未來走向。在新世紀以來的底層寫作中，犯如此兩方面弊病的失敗例子并不鮮見。新世紀底層文學急需呼喚如拉斯科爾尼科夫、苔絲一樣，在傳統與現代夾縫中掙扎的典型形象，廉價的眼淚和單調的批判都不足以揭示底層與中國當代歷史互動的復雜性，文學應該發現一些道德學與社會學所不能發現的底層與現代中國。

總之，新世紀底層文學要從歧路回到正途，必須重拾總體性視野，在準確定位中國當下社會的現實階段狀況與未來走向基礎上，塑造出鮮活飽滿的成功典型形象，藉此揭示底層與中國當代歷史隱秘而復雜的互動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