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研究方式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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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態(tài)古代文學的研究

從形態(tài)上來說，可分為直接的文學研究和間接的文學研究；文學文獻的研究和文學批評的研究。如果細分，直接的文學研究還可以分為專門的文學研究和非專門的文學研究。專門的文學研究主要取材于那些專門的文學著述或是文學理論著作。比如，四庫全書中的詩文評、詞話等，又比如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皎然《詩式》、《中山詩話》、《六藝詩話》、“體兼說部”。非專門的文學研究在四庫全書的經(jīng)史子集各部中都有。

二、理論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體大思精的作品很少，多以札記、評點的方式進行著述。

在西方文論傳入以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以感悟性的評點為主，表現(xiàn)為“重體驗，輕知識”的思想特征。西方文論傳入之后，才開始摒棄個人體驗，進而崇尚理念重邏輯分析。用西方文論對中國古代文學進行研究的早期的先行者是王國維。王國維的很多著作體現(xiàn)了對西方人文理論的熱切關注。然而，較早地運用西方文學理論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是從撰寫中國文學史開始的。這種研究的傾向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生和不斷深入而得到強化，并奠定了整個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外國人文理論和文學理論的縝密而系統(tǒng)的方法顯然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帶來了生機；但本土的文學始終植根于中國肥沃的歷史積淀中，因此中國本土古代文論的文獻雖不多，卻仍足資借鑒。在進行研究時，中國文學的特點也是必須注意的，中國古代文學有其產(chǎn)生的特定歷史、地理和人文因素，我們需要結合以上來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同時以西方文論的方法做指導。

簡要來說，中國古代文學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泛政治化中國古代文學是政治色彩很重的文學。文學自魏晉作為一種獨立的學術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以后，一直作為統(tǒng)治階級招募人才的主要手段。這也就必然決定著文學的政治作用。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和政治是不可分離的。盡管文學具有非功利性，但這并不能使其與政治劃清界限。在歷史上的一些時期，文學甚至成為政治的附庸。說到文學和政治的關系，就不能不提到中國古代的考試制度。古代實行的森嚴的三級考試制度，為文學和政治搭建了一座天然的橋梁，使莘莘學子得以通過文學的手段進入仕途。位居人臣之后，文學也仍然發(fā)揮著它的政治功用，中國古代的文學是官僚文學，能夠吟詩作文的多是官宦，因此中國古代的應制奉和的作品也很多。

（二）泛道德化文學自古具有很強的政治教化作用，這和儒家重道德倫理的傳統(tǒng)是分不開的。從《春秋》的微言大義、一字寓褒貶，到《史記》的不以成敗論英雄，莫不體現(xiàn)著這種道德風尚的尺度。這種尺度貫穿著中國古代文學的始終，比如在《左傳》的《鄭伯克段于鄢》一篇中，處處寓道德教化于字里行間。古人對于文學家的審視很多時候是摻雜著作者的人品的，并不單從作品出發(fā)考量作者的生平，宋人尤其如此，這也是宋人對李白和王維二人評價不高的原因。

（三）天人合一的觀念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觀念對文學具有深遠影響。孔子以“和”作為人文精神的核心。“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這體現(xiàn)了孔子的思想，認為治國處事，禮儀制度，當以和為價值標準，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時，也要這樣。老子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觀點，更是體現(xiàn)了天與人的和諧，進而提倡人與自然的和諧。

三、方法從文學觀念來說，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基本上是一種創(chuàng)作論。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論于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這是一種典型的創(chuàng)作論的觀點。認為作者做不出好的作品，則沒有品評文章的資格。又如“蒙仲文人，非詩人，安能評詩！”則說得的更為明白了。文學在古代一度是經(jīng)學的附庸，所以說“非特善評詩者不能詩，即善吟詩者多不能評詩。”創(chuàng)作論要求作者在創(chuàng)作上要身體力行，對于文學作品的評價也要有豐富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做基礎。這樣的要求看似苛刻，實則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文學的研究都是要以文本為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