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文學批判理念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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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文學批評名家，沈從文以自己的人性烏托邦重新修復著人文精神生態，他以對莢的訴求與守望實踐著自己的文學批評理想，思考著文學創作，探索著文學的未來走向，想象設計著文學的現代形態。

關鍵詞：沈從文；文學批評；人性；美與愛；經典重塑

沈從文以其獨特的生活感受、獨特的審美體驗、獨特的精神氣質，獨步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壇，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的文學經典。同樣地，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的文學批評以對美的訴求與守護，傳承著五四新文學之精神，構建著文學之理想形態，參與著世界意義的創造。

一、人性烏托邦之美學構建

周作人1918年12月發表于《新青年》的《人的文學》，率先豎立起了“人性”覺醒的鮮明旗幟。之后，“人的文學”成為貫穿于五四新文學以來的一條思想主線。周作人以人道主義作為根基，以個人為本位，認為人性是獸性和神性的集合，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主張靈肉二重生活要一致，最終實現人性之解放。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梁實秋的文學人性論則更加明確地提出：“文學發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復雜的，唯因其復雜，所以才是有條理可說，情感想像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導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態的普遍的；在這種狀態下所表現出的人性亦是最標準的；在這標淮之下所創作出來的文學才是有永久價值的文學”，強調了“人性之約束”，“人性”成為文學批評之唯一標準。而到了三十年代，沈從文則申明：“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延展豐富了五四以來文學的人性學說，成為經典的自然人性論沈從文所崇尚的理想“人性”，一如其在湘西系列小說中所呈現于世人的那樣，是基于人的原初狀態之下的天人合一。“他認為：生命是一種至善至美的人的本性，一種蓬勃向上的活力，是人生價值和意義的抽象，是健康人生顯示的一種完美而崇高的精神。”他在想象構建著自己的人性烏托邦：處身農耕文明社會，本于自然，順其自然，歸于自然，隨遇而安，與自然和諧共存；人與人之間，真誠純樸，充滿關愛，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生活的自在狀態，人性的自然釋放，田園牧歌一般，恬淡而美好。

沈從文曾經滿懷希望與欣喜地從原始鄉村步入繁華都市，但現實卻使他以對“自然人性”的偏愛，以“鄉下人”之鄉間文化立場來審視現代文明所滋生的各種弊端，批判都市人性的丑陋與萎縮。

在《燭虛》一文中，沈從文秉筆直書：“和尚、道士、會員……人都儼然為一切名分而生存，為一切名詞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嚴，社會益復雜，禁律益嚴，人性即因之喪失凈盡。許多所謂場面上人，事實上說來，不過如花園中的盆景，被人事強制曲折成為各種小巧而丑惡的形式罷了。一切所為所成就，無一不表示對于‘自然’之違反，見出社會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種人生學說，卻無一不即起源于承認這種種，重新給以說明與界限。更表示對‘自然’傾心的本性有所趨避，感到惶恐。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數人生存下來的意義。”他以敏銳深刻之洞察力，直擊肯綮，針砭時弊，診斷出了人性扭曲萎縮的都市文明病癥，試圖恢復重建自然健康的理想人性形態。自五四新文學以來，諸多作家、批評家都在沿襲著魯迅先生所開創的“國民性的批判改造”思維模式，有的后來轉向了社會歷史批評。然而，沈從文卻以文學的“人性觀”切人，進行了一次新的思想啟蒙，開拓了文學批評的新境界。

基于文學的自然人性哲學，沈從文曾在《小說的作者和讀者》一文中指出：“我以為一個作品的恰當與否，必需以‘人性’作為準則。是用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共通處多差別處少’的共通人性作為準則。一個作家能了解它較多，且能好好運用文字來表現它，便可望成功，一個作家對于這一點缺少理解，文字又平常而少生命，必然失敗”；在《給志在寫作者》一文中他又進一步點明：“一個偉大作品，總是表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對于當前社會黑暗的否認，以及未來光明的向往。“人性”作為沈從文美學理想的意義構建，作為其文學理論批評的一個核心考量與參照，原因在于：對作者而言，“人性”是在小說中的藝術本質表現；對讀者而言，“人性”則具有巨大的召喚作用，可以引發其再創造，繼而不斷地實現自我之完善。

二、文學理想形態之美學守望

作為批評家，無論是作家作品評論還是具體理論創作，沈從文以獨到精辟的見地闡釋著個人的批評理想，引領著文學的未來走向，以滿懷的真摯與期待構建著藝術的美學圣殿，想象設計著文學的現代形態。

沈從文以不變的執著與熱忱進行著自己的批評實踐。1937年1月，他曾經在《我對于書評的感想》一文中號召實現一場文學運動的自由解放——書評的自由解放，并且進一步明確了評論之功效：“一個作品的同聲，又希望成一群讀者的指路石”“它溝通了作者與讀者的間隔，縮短了作者與讀者的距離；對作者言它是一個諍友，對讀者言它是一個良友。它的意義是莊嚴的。沈從文基于對于文學批評的準確定位，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言說著對文學藝術美的訴求與守望。他評論卞之琳的詩：“運用平常的文字，寫出平常人的情感，因為手段的高，寫出難言的美。”他坦言自己寫作的原因：“因為我活到這世界里有所愛。美麗，清潔，智慧，以及對全人類幸福的幻影，皆永遠覺得是一種德性，也因此永遠使我對它崇拜和傾心。這點情緒同宗教情緒完全一樣。這點情緒促我來寫作，不斷地寫作，沒有厭倦，只因為我將在各個作品各種形式里，表現我對于這個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夠燃燒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寫作就是頌揚一切與我同在的人類美麗與智慧。若每個作品還皆許可作者安置一點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的作品去擁抱世界，占有這一世紀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許使我平凡與墮落，我的感情還可以向高處跑去；生活或許使我孤單獨立，我的作品將同許多人發生愛情同友誼。……”沈從文在人文主義的旗幟下，承續著五四時代“美”與“愛”之文學理想，在“美”與“愛”之中觀察體驗著生命的意義，書寫著社會與人生。在《美與愛》一文中，他又進行了專門的論述：“一個人過于愛有生一切時，必因為在一切有生中發現了‘美’，亦即發現了‘神’。“然而人是能夠重新創造‘神’的，且能用這個抽象的神，阻止退化現象的擴大，給新的生命一種刺激啟迪的。”我們實需要一種美和愛的新的宗教，來煽起更年青一輩做人的熱誠，激發其生命的抽象搜尋，對人類明日未來向上合理的一切設計，都能產生一種崇高莊嚴感情。國家民族的重造問題，方不至于成為具文，為空話”。沈從文推崇蔡元培所倡導的“美育代宗教”，很重視文學的審美教育作用，強調由“立人”出發，通過神圣之“美”和世間至“愛”的詩意觀照，培塑健康向上的人生觀與時代精神，最終實現民族國家的重造與發展。

沈從文曾經評論馮文炳的作品：“充滿了一切農村寂靜的美”“作者所顯示的神奇，是靜中的動，與平凡的人性的美”；評論徐志摩所創作的《雪花的快樂》：“這里是作者為愛所煎熬，略返凝靜，所作的低訴。柔軟的調子中交織著熱情，得到一種近于神奇的完美”。足見他的作家作品評論不同于倚重功利性的社會歷史批評，更多地基于文學的純美理想，是一次次的尋美之旅。一方面，沈從文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營造著愛與美的世界，與此同時，他的文學理論批評又在梳理總結著現代文學史，思考探測著文壇狀況，表達著對現代文學美學構建與可能設想。

當然，面對文壇創作的概念化、公式化、雷同化、單一化傾向，沈從文力倡“作家問需要一種新運動”，積極祛除作品“差不多”現象之流弊；面對文學的商品化、政治化傾向，沈從文敏銳地探明了“社會固有了進步，文運實已墮落”(之癥候所在：“墮落的原因，一為從民十五起始，文學運動勢力由北向南，由學校轉入商場，與上海商業資本結合為一，文學作品有了商品意義，成為商品之一種。從表面看，是大大發展，事實說來，它必然受損害。一為民十八以后，這個帶商品性得商人推銷的新文學事業，被在朝在野的政黨同時看中了，它又與政治結合為一，從表面看，越有前途，事實說來，只會更糟”；同時提出了“文運的重建”，及時地進行糾偏，修復著文學生態。落實到問題具體方案的設計與施行上，沈從文萌生了“經典重造”之堅定信念：“經典的重造，不是不可能的。經典的重造，在體裁上更覺得用小說形式為便利。這種新經典的產生，還待多數從各方面來努力。這努力的起始，是有識者將寫作專利，從少數‘職業作家’獨占情形下解放，另外從一個更寬廣的社會中去發現作家，鼓勵作家，培養作家”；而且，“新經典的原則，當從一個嶄新觀點去建設這個國家有形社會和無形觀念。尤其是屬于做人的無形觀念重要。勇敢與健康，對于更好的‘明天’或‘未來’人類的崇高理想的向往。為追求理想，犧牲心的激發……更重要點是從生物學新陳代謝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陳代謝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產生‘意志’，且明白種族延續國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東方式傳統信仰的‘命運’。用‘意志’代替‘命運’，把生命的使用，在這個新觀點上變成有計劃而能具連續性，是一切新經典的根本”。重造經典，沈從文立于全人類、全民族的高度，由審美構想到審美救贖，以愛與美之崇高藝術理想與人生觀照，超越功利，超越時空，使得有限的生命實現了無限的自由發展。

三、結語

文學的深邃之處就在于它是對人的心靈世界的一次次探險，是對人的有限性的一次次揚棄與超越，是對無限與永恒的理想性世界的追求。文學，人類生存的美麗神話，在審美觀照中，人必然會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于混沌中求真，于靈魂中求善，于自由中求美，沈從文的文學理想逐漸走向著真善美的和諧統一，他以自己的人性烏托邦重新修復著人文精神生態。從“經典重造”到“民族國家重造”，沈從文以對美的訴求與守望實踐著自己的文學批評理想，思考著文學創作，探索著文學的未來走向，想象設計著文學的現代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