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維”責任體系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時間:2022-11-09 10: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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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09年正式啟航以來,人民幣國際化在市場驅動下取得了積極進展,但整體看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的作用與中國的全球經濟地位還不相匹配。本文認為,人民幣要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站穩腳跟,有必要逐步構建起涵蓋安全、經濟、援助、制度、金融在內的“五維”責任體系,從“頂層設計”和“戰略全局”的角度出發,逐步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基礎,審慎有序地推動人民幣成為全球主要貨幣,服務民族復興與國家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責任體系;戰略視角
頂層設計以往對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探討,主要是從經濟視角出發,以市場驅動為主、政策輔助搭臺。但隨著國際形勢變化和大國博弈加劇,人民幣國際化問題逐漸與全球治理和非傳統安全等問題相互交織,有必要從“戰略全局”的視角進一步加以梳理和部署。因此,加強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探討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就變得十分必要。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基本情況
人民幣國際化自2009年正式啟航以來,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顯著提升。中國人民銀行《2020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顯示,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國際支付貨幣、第五大國際儲備貨幣和第八大外匯交易貨幣,人民幣清算行覆蓋25個國家和地區,人民幣貨幣互換覆蓋39個國家和地區,人民幣進入全球超過70個國家和地區的外匯儲備,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覆蓋六大洲94個國家和地區。但是,盡管過去11年人民幣國際化在市場驅動下取得了積極進展,國際貨幣職能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但人民幣國際化的根基仍然不夠牢固。截至當前,人民幣國際化仍以跨境使用為主,并未廣泛參與第三方國際經濟金融往來,在國際計價、定價領域的話語權較弱。與此同時,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的作用遠不像中國的全球經濟地位那樣重要,中國分別擁有約占全球16%的經濟總量和11%的貿易規模,但人民幣外匯儲備份額才剛剛超過2%,這還是人民幣“入籃”以來的最高水平,與其在SDR(特別提款權)中10.92%的權重相比,仍任重而道遠。究其根源,人民幣是在并不完全具備國際使用的條件下,為應對美國次貸危機中美元流動性收縮而主動承擔起向國際社會補充流動性的義務,并由此走上國際化道路的,這與英鎊、美元、歐元等主要貨幣國際化的“初始路徑”并不相同。在此情勢下,人民幣要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站穩腳跟、不斷鞏固國際貨幣職能的層級路徑演進,就有必要逐步構建起“五維”責任體系,以此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二、國內外相關研究
蒙代爾(1983、2003)認為,貨幣作為公共產品具有內在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流通區域越大,其應對沖擊的能力就越強;而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取決于人們對該貨幣穩定的信心,包括貨幣發行國的強大、持有貨幣本身的還原價值、政治和軍事力量對貨幣國際地位的鞏固作用、貨幣政策的穩定等,這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對貨幣國際化開展的有益探討。邁克爾•赫德森(2008)指出,美國依靠政治、經濟、軍事實力支撐和強化了以美元為樞紐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具體形式包括全球戰略資源的美元計價安排、提供對外援助、在全球治理中取得主導地位等,這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對驅動美元國際24化的內在邏輯進行的有益探索。李揚(2015)進一步指出,人民幣國際化的地位與責任相輔相成。要使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避險貨幣,中國就必須承擔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包括在國內建立可信的產權保護制度、持續深化金融改革,以及向國際社會提供和平與安全的保障、維護穩定的國際治理體系和有效的國際援助體系等,這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對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進行的前瞻性研究。綜合來看,上述研究沒有從“戰略全局”的視角系統梳理貨幣國際化的內在邏輯,分析框架略顯松散。本文試圖對此加以改進,在運用體系化思維的基礎上,提出人民幣國際化“五維”責任體系,并在此框架下重新從“戰略全局”視角系統梳理人民幣國際化的內在邏輯。
三、人民幣國際化“五維”責任體系的內涵
在借鑒前文所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根據我國實際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五維”責任體系,包括:和平穩定的安全責任體系、可持續的經濟責任體系、有效的援助責任體系、可信賴的制度責任體系以及發達完善的金融責任體系。具體說明如下:(一)和平穩定的安全責任體系。當今世界正處于大分化、大調整、大變革之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地區局勢動蕩不安,民粹主義、孤立主義抬頭,一些國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盛行,霸權思維、強權政治、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全球不確定因素接踵而至,軍備競賽、恐怖主義、難民危機、網絡安全、氣候惡化、疫癥肆虐等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因素相互交織,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使命依然任重道遠、路阻且長。隨著國際地位不斷提升,中國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傳統安全領域,中國是聯合國第二大維和攤款國和會費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第一大出兵國;中國軍隊先后參加25項聯合國維和行動,累計派出維和官兵4萬余人次,16名中國官兵為了世界和平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中國軍艦在索馬里海域共派出31批維和部隊執行護航任務6600余次;中國“和平方舟”為超過23萬外國民眾送上醫療救援服務;中國始終在國際地區熱點、難點問題上秉持客觀公正立場,提出中國方案,積極勸和促談,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做出有益貢獻。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推出中國原油期貨(INE),以人民幣計價并可轉換成黃金,有利于防范美國制裁、維護國際能源價格穩定;境內鐵礦石期貨向境外交易者開放,有利于形成公開透明的定價機制,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鋼鐵產業貿易新秩序;積極應對金融危機,為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經濟金融穩定貢獻力量;作為最早遭受肺炎疫情沖擊并最早阻斷疫情傳播的國家,中國以巨大的魄力、勇毅的付出向世界傳遞出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中國信心”和“中國方案”,積極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中國在積極構建國際安全責任體系的過程中,客觀上推動了人民幣逐步承擔起國際貨幣的職能。由于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主動承擔起向國際社會補充流動性的義務,促使人民幣走上了國際化的道路;由于推動了原油、鐵礦石等能源資源以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促使國際投資者關注、了解人民幣,并為進行相關交易適度儲備人民幣。未來,隨著市場逐步成熟,更多期貨品種對外開放,將進一步促使人民幣在國際上流通使用,也將在客觀上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斷向前邁進。(二)可持續的經濟責任體系。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和影響迄今仍然存在,世界范圍內產能過剩、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滑等問題依然嚴峻,在大劑量的經濟刺激政策之后,全球經濟仍深陷困局、裹足不前,而新的技術將如何推動世界經濟增長仍未可知。如果說逆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不匹配的結果,那么,紅利的結束、增長的邊界、困境的顯現或將帶來新一輪全球治理的重塑。隨著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持續提升,全球經濟陣營逐步分化,新興經濟體開始對國際貿易規則、國際投資規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方面表達訴求。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必要積極參與和謀劃全球經濟治理與區域合作,穩步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完善,促進全球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為全球經濟格局重塑貢獻“中國智慧”。一是推動國際貿易體系重塑。2008年金融危機后,國際貿易環境日趨復雜,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家間貿易爭端增多,WTO多邊貿易談判停滯不前,無法推動各國間貿易便利化水平和貿易規則的升級與優化。中國可全方位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規則重構,推動多邊貿易談判進程,加快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簽署和實施,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致力于形成高層次、廣覆蓋的高標準國際貿易規則。二是推動國際投資體系建設。當前的國際投資規則比較分散,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2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當前全球投資被3284個國際投資協定(IIAs)規范著,沒有一套全球通行的國際規則可以遵循。隨著國際投資地位的提升,中國已從單純的資本輸入大國轉變為兼具“主要資本輸入”和“重要資本輸出”雙重地位的國家。中國需要改變過去相對被動的狀態,在國際投資規則制定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致力于推動全球投資規則朝著自由化、便利化方向發展。三是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保障向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所產生的支付需要提供服務,從而促進各國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資源,推動世界經濟穩定有序發展。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貨幣美元出現流動性不足,各國因在國際貿易、國際資本流動等方面過于依賴美元而被動地面臨巨大風險,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沖擊,由此產生的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開放程度不斷提升,中國可積極主動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為國際貨幣體系提供多樣化選擇,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穩步向前。中國在推動經濟責任體系構建的過程中,向國際社會展示出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能力與擔當,對樹立中國的國際信譽大有裨益,也在客觀上為人民幣國際化進行了信用背書。(三)有效的援助責任體系。國際發展援助體系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和穩定全球多邊體系的主要機制,有助于加強全球合作與交流。國際發展援助的核心是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以致力于服務全球公共利益為主要目標。進入21世紀,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演化,暗流涌動的逆全球化、孤立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思潮在西方國家呈上升趨勢,利己主義理念開始逐步侵蝕著傳統基于利他和道義導向的國際援助理念,國際發展合作形勢日漸嚴峻。同時,由于面臨援助有效性和持續性的挑戰,西方發達國家的援助意愿出現大幅下降,整體呈收縮趨勢。相比之下,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自身條件并不寬裕的情況下,仍然積極承擔起國際援助義務,充分展現負責任大國的風范,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和推動全球治理,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搭建共享平臺,分享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貢獻中國發展經驗、成果和機遇,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繁榮。“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中國向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社會提供的一項重要制度性公共產品,不僅有助于破解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固有缺陷,而且有助于在分化的世界中構造緊密相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深化跨境貿易與金融合作等領域對貨幣資本及投資行為存在大量潛在需求,這對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流通使用提出了更高要求,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新機遇。與此同時,隨著人民幣國際化不斷發展完善,也將對“一帶一路”建設起到支持和推動作用。(四)可信賴的制度責任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人類社會進入純粹信用貨幣體系時代。這里的“信用”主要是指國家信用,而國家信用的核心在于制度。一個穩定、成熟的制度體系,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具有未來可預期的發展方向,這是確立信任的基礎,能夠進而增強整個社會的發展信心和戰略定力。可信賴的制度體系首先表現為國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權力主體的穩定,國家政治生活具有秩序性和繼承性,沒有全局性的政治動蕩和社會突變;其次表現為國家法律、法規、方針、政策的持續穩定,整個社會呈現出安定有序的運作和發展狀態。對主權貨幣而言,高度健全的以保護產權為核心的市場經濟制度是支撐其貨幣信用的主要來源。貨幣國際化不僅僅是一個貨幣問題,本質上還是一個制度問題:在貨幣國際化的初期,一國通常主要依靠貿易渠道來實現本幣的周邊使用和國際化,以便利周邊貿易為特征且規模較小,因而對制度層面的依賴并不突出;隨著貨幣國際化逐步走向深入和更高的層次,貨幣的可兌換性對制度層面的依賴逐漸凸顯出來,尤其是資本項目可兌換。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報告,人民幣在七大類共40項資本項目交易中,已實現可兌換、基本可兌換、部分可兌換的項目共計37項,大部分資本項目子項均打通了資本流動渠道。但是,想要完全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斷深化,還需要持續推進產權改革以建立高度健全的以保護產權為核心的市場經濟制度,讓中國的經濟制度與世界對接,通過改革為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創造永久性的制度前提,持續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五)發達完善的金融責任體系。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貨幣能否成為國際通用貨幣,與該貨幣發行國是否具備發達、開放、高效的金融市場密不可分。以美元為例,美國經濟總量早在1894年就已超過英國,其對外貿易規模也在1900年前后超過了英國,但直到1944年美元才最終確立了主導性國際貨幣的地位。在這50年間,美國不斷致力于深化其金融市場發展:成立美聯儲,大力發展銀行承兌匯票市場,金融市場逐漸形成規模并且流動性日漸提升,美元逐步獲得國際結算和融資貨幣地位,紐約成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美元國際化的經驗表明,即使一個經濟體在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規模方面都取得了全球領先地位,但如果其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其貨幣的國際化可能仍難以實現。事實上,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之所以能夠持續占據主導性國際貨幣地位,除了其綜合國力的支撐外,擁有全球最發達的金融市場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日元國際化的歷程也表明,如果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即使貨幣國際化的進程已經開始,也完全可能發生逆轉。當前人民幣已經走上國際化發展的道路,積極推進我國金融市場深化改革,既是成為國際公共產品需要承擔的責任,也將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發展行穩致遠。發達的金融市場可以為持幣者提供廣泛優質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并進一步增加持幣數量和意愿。一個成熟、發達的金融市場,應該擁有完備的基礎設施、豐富的金融市場工具、高度的流動性、穩健的金融監管體系以及獨立的中央銀行體系。近年來,我國金融市場深化改革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距離人民幣國際化對深化金融市場的要求仍任重而道遠。因此,應積極推進國內金融市場改革。一是夯實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推進金融市場法治化運行,整合金融市場托管、清算、結算系統,提升征信、反洗錢等重要系統平臺的高效安全運行,建立金融市場風險預警機制,保障金融市場安全高效運行。二是構建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深化資本市場改革,豐富債券市場產品,擴大銀行間外匯市場參與主體,建立和優化金融市場各子市場之間資金流動渠道,完善金融宏觀調控機制,提高金融市場整體運行效率。三是加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力度。穩步推進金融市場高水平開放,提高國內金融機構國際化程度,加快在岸人民幣金融中心建設,加強離岸人民幣市場培育,拓寬人民幣跨境流通渠道,培養國際化金融人才隊伍,助力金融市場與國際接軌。四是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綜合運用好價格和數量工具,持續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加強貨幣政策國際協調。
四、結語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對于人民幣國際化,應當順勢而為、把握節奏,在發揮市場主導力量的同時,逐步構建起“五維”責任體系,從“頂層設計”和“戰略全局”的視角出發,逐步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基礎,審慎有序地推動人民幣成為全球主要貨幣,服務民族復興與國家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赫德森.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M].嵇飛,林小芳,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2]李揚.人民幣國際化的地位與責任相輔相成[J].經濟研究信息,2015(7):7-9.
[3]曹遠征,甄峰.人民幣國際化的特殊路徑及其意義[J].國際金融,2012(11):3-7.
[4]桑百川,靳朝暉.國際投資規則新發展及對中國的影響[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224-228.
[5]黃永富.國際發展援助體系改革和中國的作用[J].全球化,2019(9):74-82.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作者:韓雨晴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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