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安全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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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安全是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概念。女性主義認為，傳統安全觀過于強調軍事安全和國家安全，忽視女性在安全領域的重要作用。女性主義強調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質的安全觀，認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同樣重要；環(huán)境安全與女性息息相關；安全應以人為中心。女性主義安全觀無意取代主流國際安全觀的地位，而是要在國際關系中加進女性視角，使之更客觀公正地反映國際關系的現實。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安全；國際關系

在傳統意義上，安全是保護國家不受外來顛覆和攻擊，使它客觀上不受威脅，主觀上沒有恐懼。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國際關系的主流學派均從不同的角度對安全進行了理論探索。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視角的缺失使傳統安全觀解釋力有限。在對傳統安全觀的批判中，女性主義安全觀漸呈輪廓。女性主義認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同樣重要；環(huán)境安全與女性息息相關；安全應以人為中心。

一

在傳統的國際關系中，國家間的軍事和安全功能總被認為是男性的事務，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現實主義代表作漢斯·摩根索（HansJ.Morgethau）的《國家間政治》一書，并沒有專門論及女性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雖然作者在談到各國政治家時，曾分析過歐洲歷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維多利亞女王、奧地利的瑪利亞·特蕾莎和俄羅斯的葉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這些女性活動時，是把她們當做女王或王后，即國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參與國際事務他并沒有提及。

現實主義另一位代表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種價值”，是國際政治研究的“起點”和“落點”。[1]英國學者巴里·布贊（BarryBuzan）將安全定義為對“免于威脅的追求”，顯示“國家和領土完整，反對敵對勢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線是生存”。[2](P20)據此，學術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極安全和積極安全。前者強調免于危險和威脅以求生存，后者則強調穩(wěn)定。生存和穩(wěn)定是安全的兩個重要目標。

新現實主義自從20世紀60年代出現以后，把安全作為其關注的重點。但新現實主義的安全觀同樣是缺乏女性視角的。新現實主義安全觀中并沒有專門論及女性。因為，它和現實主義一樣，把國家看作國際關系惟一的行為體，在新現實主義代表人物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Waltz)看來，國際關系的性質與領導的個人因素無關，它完全是由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tài)決定的，這難免給人留下社會性別同安全，乃至同整個國際關系毫無關聯的印象。[3]

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約瑟夫·奈（JosephNye）提出：國際安全意旨處于安全困境中的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由于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tài)，各國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過增加實力、擴充軍備等維護本國安全。然而，一個國家采取這種做法，會讓別的國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們也采取類似的措施，以防范對本國安全的威脅，以至競爭和對抗成為國際關系的主旋律，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任何一個國家都走不出這個安全困境。這里有三個條件：（1）至少有兩個以上行為者才會產生“安全困境”；（2）國際政治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缺乏超越主權國家以上的權威機構；（3）安全依靠各國政府的互動。總之，在安全困境中一個國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國家不安全的基礎上，而這會導致國際社會更大的不安全。[4]這是一種以鄰為壑的安全觀。

顯然，無論是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其安全觀主要是指的“軍事安全”，一個國家只有在軍事上更強大，才能保證“免于威脅”，保證“國家和領土的完整”。安全總是從是否存在戰(zhàn)爭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對于主權國家來說，國際體系中普遍存在著戰(zhàn)爭威脅。在這樣一種國際體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種你輸我贏或我贏你輸的零和博弈。而且，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國家的安全”。作為保護者，國家確立“外來”威脅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護內部人民的名義下，國家要求具有性別特征的公民做出犧牲：男人入伍上前線，婦女在后方從事社會化工作。如同國家的壟斷權具有合法性一樣，婚姻制度對合法生育和財產繼承權具有壟斷性，而且是以保護婦女的理由出現。婦女從婚姻中謀求安全，謀求得到丈夫的保護，使自己不受別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為傷害，使自己不在經濟上因性別分工而產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與國家、國內暴力和國際暴力不可避免地糾纏在一起，這種意義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國家享有絕對權力，以對付別的男人和國家。

女性主義對安全的關注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國際婦女大會在荷蘭的海牙召開，美國著名女性主義學者簡·亞當斯（JaneAddams）要求以一種新型的國際主義取代自我毀滅性的民族主義，因為它導致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爆發(fā)并造成巨大的破壞。會議通過的決議質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夠在戰(zhàn)爭中得到保護的傳統觀點，認為裁軍才是確保未來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徑。[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發(fā)（Halifah）舉行的國際婦女和平大會上，來自世界各國的婦女根據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脅來理解安全。西方中產階級婦女主要關注核戰(zhàn)爭的爆發(fā)，第三世界國家的與會者則把缺乏安全同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種族主義造成的結構性暴力聯系起來。與會者一致認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為代價，所謂的安全便形同虛設。在同年舉行的聯合國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上，各國代表也對安全做了類似的全方位定義，即它不僅意味著在國內和國際層面上消除戰(zhàn)爭、暴力和敵意，而且需要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公正。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發(fā)展，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相互依賴性空前加強，安全由片面強調軍事到重視經濟、政治、社會等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由以國家為中心轉向以人為本。與之相適應，各女性主義流派對傳統的安全觀提出了批評和修正，女性主義安全觀漸呈輪廓。

二

女性主義認為，揭示性別關系的不平衡和將女性的經驗添加進安全分析中能夠幫助建構更加綜合的安全定義。女性主義安全觀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同樣重要；環(huán)境安全與女性息息相關；安全應以人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義者質疑傳統國際關系理論關于安全的定義其實是反映男性經驗的。他們批判在性別問題上的所謂中立，通過區(qū)分性別（gender）和性（sex），從而在安全觀念中加進了女性視角。女性主義理論更注重從社會學分析方法中吸取營養(yǎng)，女性主義國際關系各流派共享一個核心分析概念——社會性別。與生理性別不同，社會性別是指在社會文化中形成的屬于男性或女性的群體特征和行為方式。這些群體特征和行為方式被稱為男性特質（masculinity）或女性特質（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別是社會建構的，女性主義強調，所謂性別中立的全球政治實際上是普遍的男性經驗和知識。性和性別的區(qū)分為女性主義學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間，他們相信所有的性別關系都是社會關系，同時把性別引入國際關系也糾正和推翻了這樣一種假設，即男人的一定經歷可以被普遍地用來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經歷。在區(qū)分性和性別的基礎上，女性主義新安全觀認為，現行的安全概念只不過是男性經驗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礎上的軍事與政治安全。

女性主義者還認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問題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國際安全中特別脆弱，極易受到破壞和損傷，據婦女組織估計，從二戰(zhàn)以來婦女和兒童構成了全球難民人口的80%，[5](P54-55)這是由軍事沖突導致的。女性還是國內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內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證，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邊緣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國際社會的關注。女性主義者認為，只有在國際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邊緣人的聲音，安全研究才能變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絲維斯特（ChristineSylvester）認為：“我們必須使國際政治學界定位在行動的領域，這些領域遠不是英雄主義的，絕非高度抽象的，與人們已經習慣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樣。這些領域比‘低級政治’還要低，如家務勞動、工廠、農場、偏僻的鄉(xiāng)間區(qū)域，國際移民的動向等等，它們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來的要寬大。把這些小人物帶入國際政治的舞臺，對于那些眼睛只盯著重要行為體（如官方的決策者、戰(zhàn)士、國務活動家、恐怖主義分子、國王和某些極端主義集團）的學者，無疑是一種震驚和撼動。越來越多的女權主義者提出，當我們最終能夠令那些處于邊緣的人發(fā)出聲音時，我們確實是給自己安裝了一種可以與西方傳統的自我中心主義相抗衡的麥克風。”[6](P639)

（二）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同樣重要

女性主義的重要學派之一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強調物質和經濟力量決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義被擴大到了經濟層面。他們認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女性的不平等發(fā)生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推翻資本主義體系是獲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經濟安全的必要途徑。撇開階級的分析，女性在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在世界各國比較普遍地存在著。據聯合國統計，婦女在家庭勞動、照顧兒童、農業(yè)生產方面的貢獻每年高達11萬億美元；雖然婦女代表過半數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勞動力，卻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擁有世界財產不到1%。[7]由于生理特點或歷史原因，幾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業(yè)，女性所得到的報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業(yè)率也比男性高出許多。這些證據說明，在所有社會中，婦女都面臨巨大的經濟風險。

女性主義者強調，對世界上大多數人來說，滿足基本的物質需求與抵御外來軍事威脅同樣重要。蒂克納認為，如果說傳統的安全觀一直與軍事力量以及從物質上保護國家免受戰(zhàn)爭威脅有關的話，那么，這一傳統概念在今天看來是不全面的。在現代社會，技術先進的國家在經濟等方面相互依賴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戰(zhàn)爭中不會有贏者，因此，對這些國家來說，依賴戰(zhàn)爭去確保自己的安全已經顯得不再有用。對于世界上的多數人而言，安全問題更多地涉及滿足基本的物質需求，而不是對付軍事威脅。基本需求的滿足與婦女有很大關系，因為婦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會發(fā)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8]

女性主義者還把女性的經濟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們認為，全球化的發(fā)展會進一步加劇全球婦女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婦女的經濟不安全。全球化帶來的后果是“貧窮的女性化”，許多全球性危機，如貿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國際化和環(huán)境的惡化，對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擊很大。在發(fā)達國家，女性比男性承擔著更大的就業(yè)壓力，她們同樣是社會福利削減和失業(yè)的受害者。這種“貧窮的女性化”不僅在發(fā)達國家存在著，在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明顯。[8]在發(fā)展中國家特別是一些社會轉型國家里，大量女性失業(yè)，勞動力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就業(yè)壓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經濟地位急速下降。伴隨著發(fā)達國家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勞動力密集的產業(yè)被轉移到了發(fā)展中國家，而在這些跨國公司里拿著最低工資為企業(yè)賣命的往往是女性廉價勞動力。此外，發(fā)展中國家的女性還為發(fā)達國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但是每當經濟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員時，受害的往往首先是這些女性。“貧窮的女性化”說明女性在經濟事務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經濟安全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女性主義學者所關注，尋求女性參與經濟事務的權利，尤其是通過參與和發(fā)展全球化中的經濟事務來影響和選擇女性自己的經濟生活是女性主義學者們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三）環(huán)境安全與女性息息相關

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環(huán)境威脅日益嚴重，環(huán)境安全（environmentsecurity）作為國際關系領域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自20世紀80-90年代開始受到關注。女性主義者從性別視角審視環(huán)境安全領域，在“環(huán)境”與“安全”問題上找到了兩性價值的結合點。

女性主義者首先指出了環(huán)境安全領域存在的性別缺失。女性主義者認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環(huán)境科學和環(huán)境保護領域，而事實上，在環(huán)境科學發(fā)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論建樹，在國際環(huán)境保護中，女性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她們與男性一起為環(huán)境安全作出了貢獻。環(huán)境安全領域的性別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實上的“缺席”，而是傳統國際關系學已經將女性劃歸為“自然”領域，視男性為“文化”與“科學”，而“文化”與“科學”必須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環(huán)境破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導的政治理論將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領域，視女性與自然為一體，將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對象。

女性主義者進一步認為，婦女更易受到環(huán)境安全問題的侵害。在傳統的安全理論中，大多數環(huán)境主義者并沒有指出婦女在環(huán)境威脅中所面臨的特殊困境，事實上婦女和自然界之間存在天然的聯系，這種聯系貫穿于文化、語言和歷史中。根據林·納而遜(LinNelson)的分析，環(huán)境惡化對女性的威脅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機帶來沉重壓力。世界上很多地區(qū)的婦女要到離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運木柴回家，以作為燃料。可是，國際環(huán)境安全領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減少是一個嚴重的環(huán)境安全問題，卻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減少所造成的威脅，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費者是普通的窮苦婦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婦女，她們沒有什么政治權利，自然得不到國際政治領域的關注。另一方面，環(huán)境破壞對女性的生育系統也產生了很大的傷害。1984年，印度發(fā)生的農藥事故不僅奪去了幾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婦女人工流產率的上升，因為她們擔心毒物滲透會導致胎兒畸形。[9]那么，女性主義者是如何重構環(huán)境安全概念的呢？貝蒂·里爾登（Betty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價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種圖景，提出了女性主義的多元安全觀，其中包括全球生態(tài)安全、為全球生態(tài)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奮斗。第一種是生得權圖景（thebirthingvision），這是一種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綜合景象，其實質是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潔的住房；盡責的父母或監(jiān)護人；具備清潔水源、基本衛(wèi)生設施、醫(yī)療服務、基礎教育條件的社區(qū)；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環(huán)境；積極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續(xù)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良性發(fā)展的世界社會。第二種是婦女作為平等伙伴的圖景（womenasequalpartners）,這是一種平等世界的景象，這一世界為人們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區(qū)，更強有力的社會秩序，在這樣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種是超越暴力的圖景（thetranscendenceofviolence），這是一個非軍事化和裁軍的世界。第四種是綜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圖景，為全球生態(tài)平穩(wěn)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奮斗。[9]里爾登的這一安全觀表明，對環(huán)境問題的疏忽與女性在國際關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關系。女性主義安全觀更加強調和側重女性運動和環(huán)境的內在聯系，強調要與自然和諧相處而不是統治自然。建構包括女性視角的環(huán)境安全觀，將有助于全球環(huán)境問題的解決。

（四）安全應以人為中心

與傳統安全觀強調“國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義者運用社會性別分析方法，從更廣泛的人性出發(fā)來重新定義安全，于是，現實主義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會性別安全的“人類安全”觀所超越。女性主義的“人類安全”觀把聯合國的新安全觀念引進國際關系，從而豐富了國際關系的安全內容。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向“婦女2000年”特別會議提交的報告中指出，“人類安全”是由“以國家為中心”的傳統概念演化到“以人為中心”的新安全觀念。[10]女性主義學者駁斥傳統國家安全定義，認為這樣定義國家安全的結果只能導致堅持以權力來維護國家利益的舊思維。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國防和國家安全，也有家庭和個人的安全，在此基礎上，女性主義者將研究視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們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標，所有國家安全的目的都是為了更好的保障作為人的安全。

繼“人類安全”概念出現之后，女性主義者還進一步提出了“女性人類安全”概念，女性主義學者將它視為人類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家庭生活、國家內部和國際關系中的暴力行為是相互聯系的，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暴力都會在以“統治——服從”為特征的社會性別關系中得到體現，比如在戰(zhàn)爭中，80-90%的傷亡者是平民，其中婦女和兒童占絕大多數。從本質上看，形形色色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壓迫。她們主張，對女性的暴力侵害應當放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來理解，以多層次的觀點定義安全。女性主義的目標是要消除各種暴力行為，包括男性對女性的社會性別暴力，認為它的實現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愿望，而不是將他們視做敵人，予以征服和壓制。[3]

在實現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義者認為，僅僅把國家作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夠的，女性主義質疑某些現實主義的國家安全中心模式，認為這種模式是依靠種族、階級和性別等一些跨越國界和地區(qū)邊界的類別劃分而存在，指出現實主義的政治認同與政治邊界成為綜合定義安全觀的障礙，聲稱女性主義以“人”為中心的安全觀定義是超越國家和地區(qū)邊界的，也就是說，只有突破了國家和地區(qū)的界限，才能真正實現人的安全。顯然，這種安全觀包含太多的理想主義色彩。[8]

女性主義者強調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質的安全觀，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質從安全觀念中祛除，而是要說明，認為人性本惡、通過對他人的制約來謀求安全的觀點是一種片面的安全觀。每一個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既有利益的沖突，也有合作的基礎。他們對維護國際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納所說，女性主義決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張去取代傳統看法，在國際關系學中吸收女性觀點，最終是為了超越作為一個分析視角的社會性別，最終破除男性特質、女性特質的僵化劃分，使國際關系理論更能客觀、公正地反映國際關系的現實。

如何評價女性主義安全觀對主流國際關系的影響，也許可以引用一位女權主義批評家塞絲亞·安羅的話：“我們不必等待某個‘女權主義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現，我們或許可以自己創(chuàng)造一個有新意的、更現實的國際政治研究方法。每當一位婦女訴說政府對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勞作時，這樣一種理論便在不知不覺地創(chuàng)造中。在國際關系學里，揭露對女性的排斥、對她們的控制、對她們的勞動成果的剽竊，都是對一種新的學科思想和方法的發(fā)展。它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改造著、創(chuàng)造著人們關于國際政治的定義和假設。”[6](P639)女性主義安全觀雖然還沒有撼動主流國際關系安全觀的地位，它甚至還沒有引起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足夠重視，但是，它畢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和影響著人們對安全問題的認識。女性主義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為本的安全觀，擴展了國際關系理論的視野，使國際關系理論更能客觀地反映國際關系的現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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