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形象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19 1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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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試圖利用系統科學方法論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對國家形象研究中的國家、形象和國家形象的概念進行初步界定,對形象和國家形象的形成過程進行初步分析。
從上述角度分析,國家是一個大的系統,這個系統處于國際社會大系統中;其形象的形成過程類似于單純的物質的形成過程,但是國際社會的復雜性造就了這一過程的復雜性。國家形象其實是一種映像的輸出。
【關鍵詞】國家;形象;國家形象;國際傳播
在國際關系學界以及中國新聞傳播實踐中,國家形象已經不是什么新概念。然而細細考察開來,對于這一概念及其研究過程中的幾個概念卻一直沒有較為仔細和認真的界定。為了便于論述,筆者不揣冒昧對國家形象研究中的有關概念進行初步的界定。
國家形象研究中的國家
1648年維斯特伐里亞條約標志著近代國際關系史的開始。“在歐洲,近代民族國家已經普遍形成”。①在其后300多年中,民族國家成為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行為主體。“主權國家是當今國際社會的最基本單位,是最有組織的政治經濟實體,是國際上最為活躍,也是最有影響力的行為體。”②這一基本事實使我們考慮任何國際關系問題時,都離不開對國家定義的思考。
“國家”一詞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層面和角度。
從國際政治層面分析,“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國家理論:韋伯理論,多元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③。韋伯學派認為,國家是具有主權的組織,能在其領土內對使用有組織暴力具有壟斷權利的實體;多元主義給國家的定義是某一特定的時間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具體個人;而馬克思主義則認為國家是一個歷史范疇,其隨著私有制的出現而出現的,是階級統治的工具。
在國際法層面,學者們強調的是國家作為“國際人格者”所具有的特征:“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在國際法上應具備四個要素:定居的人民、確定的領土、政府和主權。”④
在國際關系發展的不同時期,不同流派對于國家概念的界定各有特點。但是,縱觀所有相關概念,我們應該有幾點共識:國家是具有主權、社會(定居的居民)、領土,使用有組織暴力、具有特定制度和法律秩序的政治組織。
然而,我們研究國家形象問題時,如果仍然把國家的概念固定于傳統的政治學研究范疇中,以權利和利益以及暴力等學術話語來表述形象,形象將永遠處于一個沒有邊際、虛無飄渺的空中。人們時時處處感覺到形象的作用,卻無法評估。于是傳統的政治學者總是把國家形象作為一種附屬品而不是政治學或者國際政治學的層面上單獨的一個概念進行看待。國家形象的相關論述也因此而蒼白無力。
本世紀40年代以來,以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為基礎的系統科學方法論為人類提供了觀察、解釋世界的新途徑。這種理論認為,系統“廣泛存在于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中”⑤。系統論也為社會科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雖然因為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學者們對于系統科學所能夠達到的效果一直存有爭議⑥,但是利用系統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社會問題被學者們廣泛應用到各個學科之中。
“系統論前提是世界可以分解成系統和亞系統,然后組成一個有動態反映的整體,并予以認同”。⑦國家則是一個“大系統”⑧。這個大系統由很多交叉重疊相互建構的子系統或亞系統構成。
從系統科學方法論的角度,我們把國家看作信息源,意即把國際社會中民族國家看作是一個又一個的系統“信源”(informationsource)。這些信息源不是單獨存在的,他們由于互相聯系而存在,并最終形成一個信息互相作用的特大系統,這就是國際社會。這個特大系統中,國家實際上處于一個大的信息鏈條中,即是信息的發出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和反饋者。
國家系統的基礎是最基本的生態和物質亞系統,一般認為包括領土、人口、自然資源等,這些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里,不會發生大的變化,因而是相對恒定的,當然這里的人口因素在特定國家的特定時期會發生比較大的變化,但在多數國家相對穩定。如果要給此亞系統所產生的信息一個名稱,可稱之為“核信息”,這些信息是內化核心信息,是其他系統核信息基礎。
國家系統第二層次是社會組織層。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的環境,也就是政治學層面上所說的制度、法律秩序以及有組織的暴力制度等。該部分是極為龐大、復雜部分,它包羅了一個國家客觀存在的一切。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其形態奠定了一個社會的政治系統、經濟系統以及大社會系統的基礎。如果說第一部分是國家系統的生態、物質基礎,這個部分應當是信息形成過程中人類之后的第二決定者,是國家系統中信息身份的認定者。該部分運動中產生的信息構成國家系統的第三個層次也就是社會、經濟、政治生活層面。
很多政治學者力圖將國際系統的第二到第三層面簡化,建立“政治模型系統”。他們認為“模型是對現實的簡化,它是社會科學家用來整理資料、創立理論和進行預測的。”⑨“在政治系統模型中,很多人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就像生物系統一樣運作。”⑩在眾多的政治系統模型中,伊斯頓的模型應用較為廣泛。但是,這一系統模型也存在很多缺陷。主要問題是沒有考慮到現實的復雜性以及轉換過程中的“黑箱操作”。例如,在水門事件中,是不是美國公民讓尼克松的工作人員在的總部安放竊聽器呢?不。但是當1973年掩蓋的細節被披露時,反饋鏈才開始起作用。這里面也許還有政黨斗爭以及其他政客的個人因素,而并不單單是民眾對眾議院施加壓力而能夠發生的。因此,羅斯金等人在撰寫和研究中對上述模型進行了改動,形成了“政治系統的修正模型”(11)。
修正后的模型中加入了“內部輸入”的概念。“伊斯頓把來自政府不同部分的壓力——政府主要是與自己進行對話從而形成簡短的反饋循環——稱為“內部輸入”(12)。這一概念的引入使這一系統更為復雜,也說明了現實的復雜性。
在分析國家系統的第二層面時,同時涉及到了該系統的第三層面。在第二層面的基礎上,一國系統內部人類的活動基本上都是從這個層面進行的。在這個層面上,上述兩個層面的信息最終被標識并被傳輸。
形象及其形成過程
形象的源本體是物質世界,次級本體是物質世界的綜合表征。拋開人的因素,我們不妨把兩者都看作是客觀存在。前者必定是物質的,是一種現實的存在,后者雖然未必是物質的,但是也是客觀存在的——也就是物質世界的“形”。當然,我們研究的關鍵在“像”,也就是在具體概念環境當中通過一定媒介(medium)形成的通常意義上的“形象”。
物質是作為世界的本體,決定了能量、信息和意識的最終形成。從物質到能量發生了一個守恒的變化,變化出現在形式上;當進入信息轉變之后,變化規律變為不守恒,而意識變化過程中,由于很多因素的不可測性,信息變化更加復雜。
也就是說運動的物質是客觀存在,物質世界在不斷的運動變化中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和差異,這些特征變化也是客觀存在;物質運動過程中,形成信息;作為物質屬性的信息也是客觀存在;信息實質上就是“形象”中的“形”。那么“意識”是否是“象”呢?否!意識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和觀念,意即大腦對信息進行加工的工具。當人們將加工后的信息這種“像”通過一定的方式“輸出”之后才形成“形象”。這是“形象”最基本、最簡單的形成過程(如圖所示)。
物質(運動)信息傳輸(被噪音影響)人腦被加工像(輸出+噪音)變形形象
圖1形象形成過程簡圖
由此,筆者試圖將“形象”界定如下:形象是物質運動過程中產生的信息被人腦映像后在特定條件下通過特定媒介(medium)的輸出。結合上面對于上述幾個概念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表1:
由表1,我們可以分析出形象的特點:
1.形象的物質本原性。形象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的,沒有了物質的本源,形象無從談起;
2.源像的客觀性。物質的運動變化產生信息,這是形象的“源像”,也就是形象的次級本體;源像是客觀存在的,是惟一的,但是具有不可描述性;
3.形象的主觀性。由一些符號組成的意識是信息的“加工廠”,加工廠首先生產出的是“模板”,出廠銷售時根據不同客戶或者是其他具體環境的要求進行“深加工”并形成最終的“形象”。
根據以上對于形象特點的界定,筆者試圖將形象形成的過程細化(如圖2圖3所示):物質運動產生不同類型的信息Ia(14),Ib……I(n+1),這些就是平常所說的“形”,也可以成為“源像”。作為物質運動及其表征的信息進入傳輸領域之后必須有一定的中介,于是符號介入進來。由于“社會中人們共有的都是符號的形式、符號的指說對象和符號的部分意義,而不是全部意義”(15),信息發生第一次變形,并生成Ia(information),Ib‘……I(n+1)’,我們可以把其稱為“訊息”,即“傳達一個具體內容的一組信息符號”(16)。訊息傳輸過程中,不可避免受到來自于外界其他符號系統或類似噪音的影響,于是發生二級變形。經過兩次變形的信息進入大腦。大腦中存在固有的符號系統成為一個加工工廠,這個工廠對進入大腦的信息進行深加工形成某種“模板式”。這個過程中,信息第三次變形生成模板a/b/c/……以及對于特定事物形成的總模板S。這些也就是在大腦中的映像。這些映像生成之后不會立即輸出。只有在各種因素綜合作用下,情況適當時(時間、地點等所有相關條件)以主體獨有的方式將這種映像輸出。由于輸出過程中有符號介入,同時也收到各種不同傳輸環境和條件的影響,所以這里有第四次變形并形成了IMa(image),IMb……IMn+1以及對特定事物總的形象IMC(imagecomprehensive)。形象就此形成,但是形象的使命沒有終結。它會在特定條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對物質本身產生影響,也就是對于物質及其運動產生反作用。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試圖做以下假設:
第一,第一級和第二級信息變形是不可控制的。也就是在“源像”到達大腦之前不可控制。但是當源像信息一旦被人類符號化并進行了編碼,就給予外界一種控制的可能。
第二,可以假定:不同社會制度、生活背景給特定的人以至特定族群以特定符號和符號序列以及編碼系統組成的意識工廠對進入大腦的各種符號進行品評,根據信息符號序列與所儲存相關序列進行對照,原有符號編碼被進一步強化、削弱以至更換,當然也有被完整傳遞的可能。(17)其變化程度與信息進入的數量、原有符號序列的“堅硬”程度、兩種編碼的相似程度有關。(18)
表1物質、信息、意識、形象的區別與聯系(13)
加以比較的各個領域的存在方式事物、基本成分等過程守恒原理熵度量
物質電子、有機細胞、生產力等擴散過程,發展過程等存在于物理領域結構熵數目、數量單位等
信息信號、信號序列通過媒介傳輸,通訊、信息的存儲等沒有守恒原理(因為I=I′+噪音決不是守恒原理)信息熵(例如因為早已(14)介入而產生的信息熵)信息量度(例如根據信息流量)
意識觀念、概念等抽象、邏輯推理等不守恒(因為噪音過多)存在,形式多樣無具體方式和方法
形象眾多概念、多種意識的合成通過中介(media)的反映像過程不守恒(因為噪音過多)存在,形式多樣無具體方式和方法
圖2形象形成過程細圖(19)
第三,由于模板輸出過程及其具體內容受到各種因素制約,包括輿論環境、政治經濟條件等,模板內容輸出時會因為噪音的影響而發生第四級變形。
第四,形象形成后,對于物質及其運動過程會產生能動的影響。這是形象之作用所在。由于其各種影響方式與媒介都有人與媒介的參與,因而具有可控性。
第五,由符號所標識的信息根據其最終的傳輸效果,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類型:一種是“核信息”,這種核信息在形象形成過程中相對穩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里不會發生變化;另一種被夸大的信息;第三種是被縮小的信息。
國家形象及其形成過程
國內新聞傳播學者支庭榮認為:“國家形象的概念在西方國家并沒有明確提出,因為在實踐上早就利用其發達的宣傳機器,鼓吹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并且也十分講究宣傳技巧,更多的運用心理戰術和輿論墊付手段,搞‘和平演變’”。(20)因此,國家形象概念多由國內學者提出。
在國內學者中,最早進行國家形象問題研究的是中國新聞學院徐小鴿教授,他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新聞流動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說是一國在他國新聞媒介的新聞言論報道中所呈現的形象。”(21)
90年代以來,北京廣播學院國際關系專業的兩個教授也對“國家形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楊偉芬教授認為國家形象是“國際社會公眾對一國相對穩定的總體評價”(22)。李壽源教授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主權國家和民族在世界舞臺上所展示的形狀相貌及國際環境中的輿論反映”(23)。
另外,成都科技大學管文虎教授等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綜合體,它是國家的外部公眾和內部公眾對國家本身、國家行為、國家的各項活動及其成果所給予的總的評價和認定。國家形象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凝聚力,是一個國家的整體實力的體現”(24)。
可以看出,在“國家形象”概念界定時,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學者界定層面也不同,但是離不開外部環境,也就是說,大家都認為國家形象的外向性,此其一;其二,國家形象是國家實力的反映,也就是承認國家形象的物質本源性。
結合以上對于國家和形象的界定和分析,筆者認為一國的國家形象是:
一個主權國家系統運動過程中發出的信息被公眾(25)映像后在特定條件下通過特定媒介(medium)的輸出。在國家關系與大眾傳播層面上,我們主要分析一國的國家形象在外部公眾中形成的映像的輸出。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國家系統的3個信息層次。根據國際關系學中系統論的觀點(26),每一個發出信息的國家系統最終組成國際社會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國家系統面對的是外部的國際社會、國際公眾或者說他國公眾以及國際組織(27)。
假定某個國家子系統為一個單獨的抽象信息源,我們就可以把其當作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于是國家形象的形成過程就有類似于普通物質形象的形成過程。
所不同的是國家形象的形成是國家系統發出信息綜合作用的結果,系統本身就十分復雜,系統之中對于信息身份的認定不斷發生變化,外部公眾也處于不斷變化中,相比單純的物質形象的形成過程,具有相當強烈的復雜性;
另外,國家系統本身不是單純的物質,而是存在大量的意識因素,因而,很多信息在國家內部已經進行了相當的加工(雖然由于全球化的發展,這一加工的作用在逐漸縮小,但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會消失),因而第一信息變形實際上在系統內部已經發生,而且上文中所說的二級變形也已經發生。這些變形的發生和系統之中的第二和第三層次有很大的關系。對于國家形象的描述必須引入政治學的系列概念,例如國家體制、意識形態、政策機制等等。
同時,由于上述原因,信息被控制的可能性有了很大的加強。如果說,單純的物質形象形成過程中人是通過符號以及固有意識形態來加工經過一級變形的信息,在國家形象形成過程中,外部公眾加工的則是經過n級變形的信息,這種變形有的是夸大,有的是縮微,當然不排除變形過程中沒有發生變化信息的可能。
考慮到以上4點之后,我們可以發現,國家形象的形成有這樣一個過程(如圖3所示):國家系統內部由于內部物質運動、政策調整而發出信息,這些信息被系統內部加工,發生n級變形,各類變形信息通過多種不同信道被傳送。外部公眾所在的國家和組織通過信道以及傳播者進行的控制、傳播者本身意識形態工廠的加工、信息的接收者的接受方式等使信息在這里又發生n級變形。信息發生了n+1次變形后,為“公眾”加工形成映像并在特定條件下通過一定的信道帶著一定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輸出,并再次為其所在的國家系統和組織所影響而再次發生變形。映像輸出后最終形成形象。
由此,類似于物質本身,國家形象有自己的“源像”,也就是國家系統3個層面運動過程中產生的信息相互作用,形成國家系統的“源像”。類似于單純物質的源像,這種源像具有不可描述性;源像經過國家系統的主控族群(28)的描述和加工輸出,這種形象帶有強烈的該組群意識形態色彩,帶有主控族群的理想主義的色彩(實質上這就是國家系統對自己的身份進行自我認定的過程);同時由于全球化的發展,源像又部分地為國際信道中的傳播者以及其他的國家系統中的主控族群直接描述,這種描述受到了意識形態、國際關系格局和體系、國際形勢等更多因素的影響;上述兩種描述在國家系統的外部受眾中被接收并被加工,形成形象;一旦這一映像和其生活產生聯系時,他們就會通過自己所能夠達到的信道傳輸出來,并最終形成一國形象。這一過程在國際社會實際上在不斷地進行著。
我們可以找到三種國家形象了:一種是具有不可描述性的國家形象的“源像”;一種是本國系統中主控族群所力圖樹立的形象;第三是國際信道傳輸和其他國家主控族群所描述下的一國的形象。后兩者將為了爭取在受眾中的合法化而展開博弈。
筆者認為,一國的國家形象就是這種博弈的結果。這種博弈的過程中涉及到一國的國家信息實力,一國系統所傳播信息與對象國主控意識形態切合的程度;一國系統信息改編他國主控族群的意識形態的能力;一國系統信息在其他族群中合法化的能力和速度等。
關于信息博弈的具體過程分析,筆者將在以后的論文里加以闡述。
圖3國家形象形成過程圖
注釋:
①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十卷本第一卷,“本卷前言”,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②張季良主編:《國際關系學概念》,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頁。
③[美]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0年版,第254頁。
④王鐵崖主編:《國際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6頁。
⑤魏宏森著:《系統科學方法論導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頁。
⑥P·切克蘭德著,左小斯、史然譯:《系統論的思想與實踐》中“科學面臨的問題:社會科學”一節,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7頁。
⑦陳衛星著:《傳播的表象》,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頁。
⑧魏宏森著:《系統科學方法論導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頁。
⑨⑩(11)麥克爾·羅斯金、羅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羅斯、沃爾特·瓊斯著,林震等譯:《政治科學》,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頁。
(12)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95;轉摘自麥克爾·羅斯金、羅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你羅斯、沃爾特·瓊斯著,林震等譯:《政治科學》,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頁。
(13)根據克勞斯著:《從哲學看控制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頁;轉引自胡正榮著:《傳播學總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8頁(改編)。
(14)informationa
(15)胡正榮著:《傳播學總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頁。
(16)胡正榮著:《傳播學總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頁。
(17)由于文章主題所限,筆者不對此假定進行詳細論證。
(18)參考傳播學效果研究理論以及傳播心理學相關內容。
(19)據胡正榮著:《傳播學總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83-119頁;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簡妙如等譯:《大眾傳播媒體新論》,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臺灣)1999年版3-117頁;[法]羅蘭·巴特著,許綺玲譯:《神話—大從文化詮釋》,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7-191頁;魏宏森著:《系統科學方法導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6-45頁相關內容做出。
(20)劉繼南主編:《國際傳播——現代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支庭榮:《國家形象傳播——一個新課題的凸現》。
(21)劉繼南主編:《國際傳播——現代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頁;徐小鴿:《國際新聞傳播中的國家形象問題》。
(22)楊偉芬主編:《滲透與互動——廣播電視與國際關系》,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23)李壽源主編:《國際關系與中國外交——大眾傳播的獨特風景線》,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頁。
(24)管文虎主編:《國家形象論》,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頁。
(25)這里,公眾的概念是廣義的,包括國際社會中民族、國家、國際組織、國際受眾個體等在內。
(26)盧明華著:《當代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頁。
(27)這一看法來自于“新現實主義”對于國際體系的理解和分析,但是筆者認為將這種系統論和信息論的基本原理結合起來,更加容易說明問題。有關的內容可以參閱[美]肯尼思·沃爾茲著,胡少華、王紅纓譯《國際政治理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羅伯特·吉爾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28)是指一個國家內部對于物質力量從而對于意識形態的形成和再生產具有控制能力的族群(group)。這一概念參見TerryEagleton,1991“Ideology:AnIntroduction”VersoLondon,轉引自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簡妙如等譯:《大眾傳播媒體新論》,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臺灣)1999年版,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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