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新視野研究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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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比較電影研究的領域應該比跨國電影研究的范圍更廣。電影研究除了重新思考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還應該超越追蹤金錢流動的規則，同時強調電影生產、發行、放映和接受的語境、文本、互文性和潛在文本等方面。在比較的框架中，本文列舉中國電影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和尚未充分發展的課題，例如觀眾研究、盜版現象、文學改編、電影及其他藝術（戲劇、攝影和影像）之間的跨媒體性等等。本文還強調跨學科性對我們理解包含于電影語言和技術中的跨文化視覺性所起的關鍵性的作用。

【關鍵詞】比較研究跨國研究跨學科性跨媒體性跨文化視覺性

一、電影研究的兩種視野：比較與跨國

1995年，威爾曼（Willemen）作出一個有趣的評論：“盡管比較文學有許多歷史缺陷，但必須承認，電影方面的比較研究尚未存在。更糟的是，由于目前電影理論中的種族主義偏見，急需的比較電影研究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取代目前強加于大學生中的電影研究。”①

威爾曼對于比較文學的評論引起我的興趣，因為我從中看到了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北美比較文學研究和電影研究迥然不同的發展軌跡：盡管比較文學先前在文學理論方面的優勢得到了廣泛承認，但比較文學卻不得不在人文學科規模日益縮減的趨勢中掙扎求存；相反，電影研究近來則在欣欣向榮的跨學科領域里得以繁榮發展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種族中心”為其理論基礎的比較文學，在學界中漸漸退位于英語系，因為英語系經過數十年的重新調整，現在已自稱是跨民族或至少是后殖民的學科。這種反諷來源于比較文學也曾強調過自己具有的類似的跨民族立場，盡管其理論基礎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歐美比較文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現代“民族國家”的思想體系，它研究各民族文學對“總體文學”（generalliterature）所作的“特殊”貢獻。“總體文學”需要跨民族國家界限的運作和多語言的技能，它所隱含的跨國族性體現在它揭示了一種文學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將諸多民族文學結合在一起，從文學主題、母題、類型、模式、風格和運動中分析出可以辨識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共性（如人文價值和審美理想），并通過民族文學之間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進一步建立文學可比性的方法。回想起來，西方的比較文學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時代的逐漸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純粹意義上的民族文學本來不過是個神話，而支持比較和跨民族研究的文學理論已不再僅僅屬于比較文學領域了③。

另一方面，盡管電影研究正在繁榮發展，但它依舊在獲取其獨立的學科地位方面遇到許多難題。它的跨學科性質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大學管理階層的矛盾決定：在美國的愛荷華大學，電影學脫離傳播學系與比較文學系合并，而同時在印第安納大學，電影學則脫離比較文學而并入傳播學系。這些決定可能看似不合邏輯，但事實上，電影學與比較文學可以相容的看法已經存在相當一段時間了。

問題在于，為什么威爾曼當年提出的那種“急需的比較電影研究”至今仍未成型？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當然是個主要原因，威爾曼對此有著尖銳的批評：

學術界的學科領域的擴張創造了就業和院系擴張的機會。結果是，在歐美電影理論模式中成長的學者急于在一些新的領域——例如中國、日本和印度的電影研究——插上旗幟，占據位置。在這方面，這些學者和院系阻礙了真正的比較電影研究的來臨，試圖把歐美電影和美學理論的范式強加于非歐洲的文化實踐中。④

為了挑戰電影研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威爾曼揭示了兩種具有爭議的研究模式：（一）“投射性的挪用”（projectiveappropriation）關注于“征服市場，消除競爭，鞏固壟斷”；（二）“自動發言”（ventriloquism）雖被認為體現了“壟斷者／帝國主義者的內疚”，但卻“允許他在繼續其獨裁壟斷”的同時裝扮成“受壓迫者”的模樣⑤。為了獲得真正的比較視野，威爾曼借鑒巴赫金的“他性”（alterity）概念，主張以利用“創造性的理解”進行雙向交流：這不再是簡單地將“對話”與其他文化的產品相結合，而是利用自己對另一種文化實踐的理解，重新觀察和思考自我文化的格局⑥。因此，比較電影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投射或輸出某種理論范式，而且還是重新審視和反思這種理論的本來的基礎。

我在論述中國電影研究中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時⑦，也同樣借鑒了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以及肖哈特（Shohat）和斯特蘭（Stram）合著的《不加思索的歐洲中心主義》（1995）一書的有關內容⑧，但我認為，中國電影研究正是通過在電影理論和批評方面與歐美主流電影范式的對話、協商才在西方得以發展。因此，中國電影研究在本質上是比較的，得益于同好萊塢和其他民族電影的比較研究。當然，“比較電影研究”尚未存在的另一個原因，是多數學者都心照不宣的一種假設，即任何民族電影，甚至是美國電影，在一定范圍內必然都具有比較的特性。為此，基于跨國電影的概念，魯曉鵬指出：“民族電影研究必須轉型為跨國電影研究。”⑨

裴開瑞（Berry）和法克哈（Farquhar）認真研究了魯曉鵬的建議，提出以下問題：將“跨國電影研究”作為一門學術領域意味著什么？把中國電影和國族性置于跨國框架中又意味著什么？他們認為，鑒于其歷史和地域的復雜性，“中國電影是將思維方式轉變到電影及其國族性的關鍵所在，也是挑戰英語的電影研究中歐洲中心主義的主導力量，因為電影研究領域本身也正向跨國方向發展”⑩。我贊同魯曉鵬、裴開瑞和法克哈的觀點，即電影研究必須轉變為跨國研究，但我相信，要達到這個目標，不僅需要把全球各地多種多樣的生產、發行、放映和消費的地點聯系起來（這些項目之前已經實施，特別是在全球勞工分配方面），而且需要在電影史和電影理論的知識生產過程中審視自己的立場。

威爾曼的比較電影研究和貝利、法克哈的跨國電影研究的觀點都挑戰了電影研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傳統，同時也在進行比較研究。所以我們面臨著評估他們各自在電影研究中的發展潛力的任務。我認為，跨國性可以成為電影研究比較視野中的一個主要方面。跨國性在大多數情況下目光向外，跟隨著跨國家、跨地區和跨大洲的金融、科技和人力資源流動。的確，這種流動被以前的主流電影理論——如符號學和精神分析等——認為毫無價值可言，所以新興的產業研究與媒體研究就對比較電影研究有著實質性的貢獻，但是，僅僅關注外部并不足以解釋電影的生產、流通和接受，以及為其所創造的多面的意義系統。

作為一個總體框架，比起“跨國電影研究”，我更傾向于“比較電影研究”，因為后者更確切地抓住了電影的多重方向性，即電影同時呈現為外向型（跨國性、全球化）、內向型（文化傳統和審美習慣）、后向型（歷史和記憶）和側向型（跨媒體的實踐和跨學科研究）。因此，比較電影研究要求不同領域中的同步的深入研究。僅舉幾個例子：在政治經濟領域，比較電影研究審核跨國、國家、民營資本間的流通，以及國家在某一時間內可能采取的對外（如好萊塢）的抵抗或順從的策略；在傳播和表達方面，比較電影研究分析不同媒體和技術的特殊性和互聯性；在發行、放映和接受方面，比較電影研究探討電影成交和消費的方法；在美學領域，比較電影研究揭示敘事、場景與音像的結構和功能。比較電影研究之所以優越于跨國性，在于它更能受益于首先在其他學科（如產業研究、媒體研究、文化研究、視覺人類學、城市社會學、比較詩學等）發展起來的范式和方法。

這里我還想說明，比較電影研究的框架至少在三個方面不同于比較文學研究。首先，我們必須超越民族國家的模式，尤其是內含其中的民族文化的等級劃分（如西方優越于非西方），這種模式過去一直主導西方比較文學與電影研究的發展。其次，我們必須避免比較文學中傳統的精英主義立場，那種立場一度將該學科引入一味迷戀深奧概念而漠視大眾文化及日常實踐的尷尬處境。再次，我們要放寬“比較”的概念，使其不僅包括相互影響和平行的事物，還包括跨學科、跨媒體和跨技術的關系。必須承認，我并不可能在本文中全面考察比較電影研究的整個領域。所以，以下我著重于跨學科、跨媒體研究的論述，以此引起對中國電影研究尚未發展的課題的關注，使其在更廣闊的比較視野中盡快得到發展。

二、跨學科性及其啟示：觀眾和盜版

當中國電影研究首次進入北美學術界的視野時，裴開瑞正確地強調了多學科研究方法的迫切性，并預計可以從多方面對中國電影進行創造性研究。(11)我總結中國電影在西方的發展時指出，跨學科研究為這個新領域帶來了力量和繁榮，因為它已成功地延伸到了歷史研究、產業研究、類型研究、審美批評、精神分析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性別研究、文化研究等諸多領域。(12)可以理解的是，并非所有的領域都得到均衡的發展，觀眾研究就不幸地被忽略了，甚至是被不負責任地忽略掉了。

關于這種“忽略”的一個很重要的例子是，卡普蘭（Kaplan）僅僅根據與裴開瑞的談話，就斷然宣稱，“依靠采訪觀眾不會有任何成果”，而且中國影評人不可靠，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性地口頭服務于“黨的路線”。(13)比起卡普蘭未經研究就斷然忽略觀眾訪談和影評這兩種觀眾研究方法的態度，裴開瑞早期對中國觀眾的忽視則可能是無意的。他將孫瑜的《大路》（1934）詮釋為一個崇高的文本，“通過對‘力比多’的煽動和對革命對象的重新定位，試圖喚起觀眾的革命熱情”。(14)裴開瑞的這一精神分析式的解讀缺少的是對觀眾的界定——他們或是30年代的歷史觀眾，或是建構于電影理論中的個體觀眾，或是當今電影批評家在某種特定的理論范式中所定義的觀眾。

裴開瑞對觀眾問題復雜性的忽視可以從賴恩（Ryan）對精神分析方法的主要問題的診斷中得以理解：

觀眾并非被電影所精確“定位”；相反，他們要么接受、要么拒絕電影對這個世界的陳述，而他們的選擇是與他們所處的社會階層相符合的。具體的電影文本，即電影對觀眾的指認，是由更廣闊的社會話語所決定的，使這些話語的意義和評價體系決定了社會主體是男性還是女性，是工人階級還是統治階級等等。(15)

賴恩提醒我們，電影研究中的觀眾問題需要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即同時考慮文學和社會形態，以及文本、副文本和語境等因素。

即使在文本層面，觀眾訪談和影評也不再像卡普蘭1991年所斷定的那樣“不可靠”了。裴開瑞最近在他對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研究中正是利用了這兩方面的資源。(16)而且，電影統計數字（例如每年的電影生產、票房排名、觀眾喜好等）在中國也得到越來越廣泛的使用。然而，除了少數特例，用英語寫作的學者似乎對觀眾研究仍感到十分勉強。我冒昧猜測這種勉強的原因。首先，在學科領域，觀眾研究并非是電影、歷史、文學界（中國電影研究者多數來自這三個學科）所推崇的文本研究形式，而擅長統計分析和產業研究的傳播學者可能不熟悉中國語言和文化，因此不想冒險犯下令人尷尬的錯誤。其次，在方法層面，大部分學者熟悉仔細的閱讀，從而滿懷信心地將時興的理論運用于所選的電影文本之上。相比之下，觀眾研究似乎比較繁瑣，往往需要進行廣泛的田野調查和檔案研究，其結果似乎在項目的規劃階段很難準確地預測。第三，在意識形態方面，觀眾研究似乎總在為電影產業服務，一邊分析數據，一邊提出診斷；觀眾研究還要衡量宣傳策略的有效性，這又似乎在為國家服務。因此，觀眾研究似乎風險重重。

但是，觀眾研究所面臨的所謂“風險”是可以控制的。控制風險的一條途徑，是將觀眾研究的邊緣性轉變為其真正的實力：由于在學術界的邊緣化，觀眾研究得以在跨學科領域里繁榮發展，借鑒各種學科的研究方法，從實證研究到經驗研究，從歷史研究到推測性研究。另一種解決學術界邊緣化的方法，是將觀眾研究發展成一個具有意識形態批判性、史學研究翔實性、理論思維成熟性的新興領域。

早在1992年，楊美惠在西安和上海進行了人類學的田野研究，密切追蹤大部分是由工廠工人組成的電影討論組的活動。在電影接受方面，她對不同文本的分析揭示了觀眾接受和電影欣賞之間的互動，以及政黨／國家主體和潛在的公共領域之間的復雜關系。(17)這里，楊美惠開創性的人類學研究與西格森（Higson）所主張的以消費為基礎的電影研究方法不謀而合：

相對電影生產，我們更應該強調電影的消費和電影的使用（聲音、影像、敘述、幻想）。這種方法包括研究重點的轉移，即從原來將電影文本分析為陳述民族感情和呼喚潛在的民族觀眾的渠道，現在轉移到研究現實中的觀眾是如何聯系國內國際電影、電視產業的多種產品來建構自己的身份，以及這種建構得以實現的條件。(18)

無論是西格森對消費的強調還是楊美惠對電影的人類學研究所采用的參與—觀察的方法，二者都在中島圣雄對北京電影俱樂部的社會學研究中起到了同樣重要的作用。中島圣雄在北京進行幾年的田野調查，將布迪厄的“文化生產”模式擴展成“文化消費”模式，據此揭示了文化消費的布局與文化機構（電影俱樂部、電影檢查）、文化成員（俱樂部業者和觀眾）以及文化產品（電影、錄像）之間的動態關系。中島圣雄不僅說明了哪些影片通過非官方渠道得到展映，如何挑選和發行這些影片，他還對電影消費的社會學研究提出了許多問題，例如自我審查、地理文化地點和政治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間的轉化形式等。(19)

楊美惠和中島圣雄分別的個案研究證明，觀眾研究既得益于跨學科研究，也要求比較研究。因此，跨學科比較的方法促使我們探索其他方面的觀眾研究。例如，歷史上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大量投資于流動電影放映隊——前者在抗日戰爭時期，后者在社會主義時期。這種操作遵循了什么樣的文化政策？計劃招募什么樣的觀眾？此外，觀眾是不是社會主義電影制作、發行、放映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或者觀眾只是政黨和藝術家為了證明其為民族興亡而描繪的一個幻象？至于臺灣電影，語言因素又是怎樣將電影消費復雜化了？觀眾對日本電影（50、60年代合法或不合法的放映）的接受程度變化如何？在同政府資助的國語電影的競爭中，臺語電影是如何服務自己的觀眾的？還有，臺灣新電影經過初步階段的成功后，又是怎么迅速地失去了本土的觀眾？

回到當代中國，觀眾研究能給棘手的盜版問題提供什么樣的幫助？作為中國90年代末以來獨立電影的發言人，賈樟柯構想了一個從“盜版到民主”的烏托邦過程，像他一樣的普通老百姓依靠盜版奪回自己觀看國際電影經典和利用數碼攝像（DV）技術從事紀錄片和實驗電影創作的權利。在賈樟柯看來，盜版為觀眾從消費者轉變成生產者提供了一種解放性的功能，盜版剝奪了先前電影管理者所獨占的特權，將它移交給廣大的消費者。(20)另一方面，彭麗君對盜版的批評完全否決了盜版可以促進觀影“民主化”的觀點，她認為盜版是一種令人憤慨的操作，它剝奪了全球知識產權資本，卻滋養了一個以亞洲為基地的非法的地下跨國資本。與賈樟柯對盜版觀眾的潛力的熱情贊揚不同，彭麗君描繪了這么一個“尋求快感”的消費者醉心于色情、暴力等非法影像中的悲觀景象：

顯然，將盜版假設為反抗權威政策、“人人平等”的努力是天真的，因為人們渴望的是香港和好萊塢電影式的娛樂，二者在各自的話語結構中也蘊含了霸權。盜版的熱門商業影片往往存在各種形式的偏見，從種族主義、沙文主義、對同性戀的憎惡到資本主義的貪婪。盜版涉及的所謂策略其性質既非人道的、也非民主的，而是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剝削，使一些強盜大亨從中賺取巨額利潤。(21)

與王淑珍對華語市場盜版的調查相比較，彭麗君在批評中國觀眾欣賞盜版產品的低劣品位時所表現的精英主義態度就變得十分突出。王淑珍也非常重視盜版的政治和經濟等方面（如權力關系，財務決策），但與彭麗君不同的是，她拒絕做出簡單的判斷，比如彭麗君的所謂“電影盜版可以視為中國人對抗國家和全球文化產業最大規模的集體犯罪”。(22)相反，王淑珍更愿意去傾聽消費者的看法和他們使用盜版的理由。王淑珍對消費者的描述表明，大多數人購買盜版產品是基于經濟原因，但個人的選擇也非常重要。接受調查的一個旅居上海的臺灣商人家里擁有“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歐美藝術電影的收藏”；“對他來說，這并不是盜版光碟和電影票之間的差價問題，而是如何選擇和獲取非主流電影的問題”。(23)顯然，這個臺灣商人屬于一群龐大的受過教育的消費者，正是基于他們對盜版有選擇的欣賞，賈樟柯才對中國電影文化中出現一個新的民主場地寄予希望。換句話說，消費者的能動作用是觀眾研究中的一個關鍵部分。

賈樟柯和王淑珍對電影觀眾的信心與彭麗君對低品位消費者的不信任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又將我們帶回到比較電影研究的跨學科問題上來。一個自我反省的文化評論家應該意識到自己學科的盲點，敞開胸懷在其他相關學科中尋求新的發現。即使在日常消費的最底層，觀眾也從來不是一個統一體。電影研究的比較方法使學者們意識到區分研究對象的必要性。這種比較分化可能發生在北京和上海當地消費者的層次上，或在不同城市不同消費習慣的比較分析的層次上，它也可以啟發更高層次上的分析，如跨國研究。因此，王淑珍的對盜版的調查把我們帶到中國內地、香港和臺灣的跨區域華語市場；同樣，中島圣雄對北京電影俱樂部的研究揭示了當地俱樂部的業者和觀眾對歐洲國際電影節跨國操作的熟悉程度。

三、跨媒體性及其潛力：改編與美學

如上所述，跨學科的迫切性將我們引領到另一個關鍵問題，即跨媒體性，其同樣可以從多種學科模式所滋養的比較電影研究中獲益。作為綜合藝術，電影跨越眾多媒體的界限，如文學、繪圖、攝影、音樂和表演等。對在比較視野中進行的跨媒體研究的強調，鼓勵了學者對電影研究中未充分發展的領域進行研究，如電影改編、電影音樂和電影視覺美學等等。

歷史上，電影改編已經成為中國電影生產中的主力軍。中國內地和香港最早拍攝的故事片是由戲曲改編的，如《定軍山》（1905）、《莊子試妻》（1913）。正如對文學作品的改編（其中許多來自對國外作品的翻譯或改寫）提高了早期中國故事片生產的質量，對傳說與神話的改編推動了上海從20年代中期到后期電影創作的第一股商業浪潮，以及戰爭時期的第二股商業浪潮。文學和戲曲的改編依然是50、60年代中國內地和香港電影的主要形式。90年代張藝謀等人所謂的“民俗電影”在海外市場的成功部分源于他們復雜的文學資源。

對中國電影中文學和戲劇改編的研究仍未充分發展，雖然個案研究不時出現，如對早期戲劇改編的研究，對巴金《家》的電影改編、臺灣的文學改編，(24)但從理論和實踐方面對電影改編問題更系統的闡述尚未實現。簡單地說，這個領域是全面開放的。一方面，我們可以在“信”和“達”的概念上考慮，電影改編（如夏衍）和翻譯（如嚴復）與原著有怎樣的異同；準確、歪曲是如何傳達某種意識形態、文化或審美信息的；批評家是如何應對不同時代、不同代的藝術家的各種改編策略的。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研究在當今風靡一時的電影——如《英雄》（2002）、《無極》（2005）、《夜宴》（2006）——中編劇的功能和地位日益衰落的復雜原因。關于文學媒介，盡管字幕并不屬于文學改編本身，但我們可以通過核查在中國大量流通的盜版DVD中明顯的字幕錯誤（有些是情有可原的，有些則是滑稽不堪的），來檢驗中國觀眾對歐美商業和藝術電影的接受程度。

假如文學的電影改編局限于對書面文字進行比較，戲劇的電影改編則推動了不同媒體間的比較。在80年代，當中國電影研究試圖重新將自己定義為一個自足的學科時，許多學者主張放棄電影對文學和戲劇的依賴，轉而擁護電影自身的所謂本體（如視覺），但是，戲劇是歷史性地建構于中國電影中的，而對戲劇、文學、視覺的比較研究應該能為不斷發展的中國電影實踐提供新的理解。例如，將“戲曲片”定為社會主義電影中一種特定類型的原因是什么？這種社會主義傳統與中國電影研究中所謂的“影戲理論”有著怎樣的聯系：它是如何將50、60年代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復雜化的？“”時期根據什么標準來判斷觀眾可以接受與她的“三突出”原則相呼應的革命樣板戲電影版本的？另外，70年代初的電影工作者是如何商討政治、電影、戲劇、音樂和表演等論題，并通過技術手段（如鏡頭的角度、特寫、場景調度、色彩色調）來傳達真正的“革命”產品的？

攝影技術的特性和電影風格的意識形態內涵將我們領入了另一個未充分發展的跨媒體領域，即中國電影與實驗性攝影和視覺藝術之間的聯系。例如，當代中國的實驗攝影的非官方立場是從80年代后期的“紀錄轉向”中發展起來的，它開創了歷史、記憶的新視野以及對自我和身體的表現和定位。(25)同樣，自90年代初起的中國獨立或地下電影一直強調真實性和客觀性及其“紀錄風格”和實驗性質，新一代的中國導演從事記錄現實、保存記憶、表現新的主觀性的影片已經很多年了。(26)攝影和攝像的另一個重疊發生在錄像藝術上，例如歐寧和曹飛的《三元里》（2004），以及楊福東的作品，都可以從比較電影研究的角度看成是藝術媒體間相互滋養的結果。的確，實驗錄像藝術已十分具有吸引力。新紀錄片開創者之一的吳文光就通過拍攝《日記：1998年11月21日，雪》闖進了錄像藝術這個新的藝術分支。這部短片既是對北京一個藝術展覽被官方關閉的記錄，也是實驗紀錄片本身作為一種表演的精心策劃。

從表演的角度，電影表演要求跨媒體的比較，正如明星研究需要將注意力集中在銀幕內外的話語和表演上一樣。在廣泛的范圍內，民國時期新女性的電影形象進一步在大眾傳媒中塑造了一種現代都市的新主體和新原型，這種新女性的模型同樣介于文學（小說、詩歌）、圖畫（卡通、插圖）和攝影（日歷、寫真）等形式之中。可以斷言，作為“白話現代主義”，“電影不僅為女性創造了新的職業，也為其創造了顯著的社會地位和公眾形象”。(27)在小規模的范圍內，化妝、服飾會增加某個影星的流行程度。在中國早期電影中出現的常常并不是真正的中國形象，而是通過現成材料拼貼而成的混合體。所以，在《女俠白玫瑰》（1929）中，女俠吳素馨的裝束來源于復雜的跨文化參照：一道范朋克（Fairbanks）式的胡子、一塊頭巾、一頂牛仔帽，一些彎獵弓跨于她的右肩，一把利劍橫置身前，完全一副豪爽的男性姿態。(28)這種比較電影研究的實踐揭示了早期電影工作者在性別混合、類型混合（中國戲劇和武俠電影，美國女王冒險系列）、媒體混合（電影、戲劇、文學）方面創造性的努力。

像電影表演一樣，電影音樂是中國電影研究中另一個尚未充分發展而將會從跨媒體研究中獲益的領域。幾個案例研究足以證明電影音樂、電影歌曲對比較電影研究潛在的貢獻。(29)至少可以說，30年代的左翼電影中西方管弦樂常常在視覺和聲音軌道之間造成反諷對比，類似西方音樂的顯著影響應該在西方音樂作為大都市象征的地位和中國作曲家跨文化（中國、日本、歐美）的經驗方面去尋求解釋。可以理解的是，這個領域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以此在中國電影的視覺和音樂文本中建構真正的比較模式。

最后，即使在視覺領域，比較電影研究也可以從比較文學中發展出來的比較詩學上獲益。在郝大錚、倪震和微爾克森（Wilkerson）的論文中，他們有意識地嘗試將中國電影和中國傳統美學聯系起來，旨在用藝術跨媒介（繪畫、詩歌、電影）的比較方法，重述美學概念——如多焦點視野、空白和“鏡游”——在電影中的作用。(30)盡管沒有預先的知識，波德威爾（Bordwell）對香港動作片所作的精心的新形式主義式的逐鏡頭分析，揭示了一個基于中國傳統美學的“動”、“靜”的結構原則的“停—動—停模式”。波德威爾因此還聯系到愛森斯坦在日本戲劇中發現的“無轉場的表演”。(31)波德威爾的比較美學研究貫通愛森斯坦和日本戲劇，這一個例子再次提醒我們，比較電影研究在推進視覺和表演的美學方面擁有巨大的潛力，雖然這些潛力大多還不確定，因而目前受到低估。

四、超越跨國主義：比較

電影研究中的跨文化視覺性回到文章開頭所描述的電影研究中的兩種視野，我重新說明一次，我相信比較電影研究比跨國電影研究包含了更大的范圍。“比較”這個術語在描繪跨學科和跨媒體的相關領域方面具有伸縮性，而“跨國”這個術語目前依舊沒有明確的定義，主要原因是跨國主義對“國”有多種詮釋。“跨國”這個術語強調了什么？假如是“國”這個概念，那么“國”又包含了什么？文化、語言、經濟、政治、民族、宗教和地方性？假如強調“跨”這個概念（例如，在電影中跨越和集合不同的民族、文化和語言），那么跨國電影的這方面特征已經包含在比較電影研究之中了。

其實，“跨語言實踐”已被認為是比較文學的重要方面，(32)現在，許多學者喜歡將“華語電影”作為一個術語，以此強調中國電影在跨越官方“國語”和中國多種方言之間的跨越能力，(33)但是，比起電影研究中的“跨語言”一詞，“跨文化”這個術語看起來更受人青睞。例如，周蕾曾強調電影作為一種技術性視覺的幻覺效應：“電影從其誕生以來一直是一種跨文化現象，具有跨越‘文化’的能力——即創造富有魅力的形式，這種形式易于接觸，并以獨立于觀眾的語言和文化特征的方式與其交流。”(34)同樣，在他的“中國電影詩學”的模式中，波德威爾強調國際電影中一組由相似而非不同聯系在一起的“跨文化空間”。(35)

有兩點值得進一步闡述。一是波德威爾的詩學模式接近比較文學中的比較詩學，這是因為他堅信“詩學本身是比較的方法”。第二，比較電影研究旨在通過強調電影視覺的技術性來超越“跨國主義”的模式。比如，波德威爾在探討“比較的中國電影風格”時，以徹底的實證主義方式驗證中西電影間的相互影響和親緣關系：一方面，香港電影通過強化已經“強化了的連戲”而改變了好萊塢經典的連戲系統（起到跨文化“跨橋頭堡”的作用），因此香港電影看起來“比好萊塢更好萊塢”；另一方面，臺灣電影通過在“平面衡量”（planimetric）的形象和場景調度的深度等方面的實驗，回歸了歐洲電影中久已失去的傳統。(36)

波德威爾的研究證明，跨文化視覺需要同時注意比較電影研究中技本性和概念性兩個方面，跨媒體性涉及藝術媒介之間以及藝術和技術媒體之間的比較。如前所述，我在這篇文章中列舉比較電影研究領域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涵蓋；相反，我的目的在于整理出中國電影研究中尚未充分發展的領域。最后，我重申，比較電影研究應該努力超越簡單地追隨金錢（即跨國資本的流動）或分析國內（如電影審查）、國際（如電影節影展）的文化政治，而必須將研究的視野擴展到國際電影的美學、文化、經濟、社會政治和技術等方面的相關問題。

①④⑤⑥PaulWillemen,“TheNational,”inL.DevereauxandR.Hillman（eds.）,FieldsofVision:EssaysinFilmStudies,VisualAnthropology,andPhotograph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5,p.22,pp.2627,pp.2829,p.30.

②(12)張英進：《審視中國：從學科史的角度觀察中國電影與文學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72頁，第3—51頁。

③CharlesBernheimer（ed.）,ComparativeLiteratureintheAgeofMulticulturalism,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4.

⑦YingjinZhang,ScreeningChina:CriticalInterventions,CinematicReconfigurations,andtheTransnationalImaginaryinContemporaryChineseCinema,UniversityofMichigan,CenterforChineseStudies,2002，pp.115147.

⑧EllaShohatandRobertStam,UnthinkingEurocentrism:MulticulturalismandtheMedia,Routledge,1995.

⑨SheldonLu（ed.）,TransnationalChineseCinemas:Identity,Nationhood,Gender,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p.25.

⑩ChrisBerryandMaryFarquhar,ChinaonScreen:CinemaandNation,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5，p.14.

(13)ChrisBerry（ed.）,PerspectivesonChineseCinema,CornellUniversity,ChinaJapanProgram,1985，p.i.

E.AnnKaplan,“Melodrama/Subjectivity/Ideology:WesternMelodramaTheoriesandTheirRelevancetoRecentChineseCinema,”EastWestFilmJournal5.1（1991），p.26.

(14)ChrisBerry,“TheSublimativeTexts:SexandRevolutioninBigRoad,”EastWestFilmJournal2.2（1988），p.79.

(15)MichaelRyan,“ThePoliticsofFilm:Discourse,Psychoanalysis,Ideology,”inC.NelsonandL.Grossberg（eds.）,Marxismand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88，p.480.

(16)裴開瑞的文章收入P.PickowiczandY.Zhang（eds.）,FromUndergroundtoIndependent:AlternativeFilmCultureinContemporaryChina,Rowman&Littlefield,2006，pp.109122.

(17)MayfairYang,“FilmDiscussionGroupsinChina:StateDiscourseoraPlebeianPublicSphere?”VisualAnthropologyReview10.1（1994），pp.11225.

(18)AndrewHigson,“TheConceptofNationalCinema,”Screen30.4（1989）,pp.4546.

(19)中島圣雄的文章收入P.PickowiczandY.Zhang（eds.）,FromUndergroundtoIndependent，pp.162207.

(20)賈樟柯的文章收入張獻民與張亞璇《一個人的影像：DV完全手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3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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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YingjinZhang,“Styles,Subjects,andSpecialPointsofView:AStudyofContemporaryChineseIndependentDocumentary,”NewCinemas2.2（2004），pp.11935.

(27)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TheActressasVernacularEmbodimentinEarlyChineseFilmCulture,”CameraObscura16.3（2001），p.243.MiriamHansen,“FallenWomen,RisingStars,NewHorizons:ShanghaiSilentFilmasVernacularModernism,”FilmQuarterly54.1（2000），pp.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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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SheldonLuandEmilieYeh（eds.）,ChineseLanguageFilm:Historiography,Poetics,Politics,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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