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現實主義影片新理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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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年7月，影片《我不是藥神》創造了國產院線片的又一個里程碑。這一次，影片的進步意義不再簡單地和喜人的票房數據掛鉤，而是通過呈現一幅有關醫藥體制和社會需求博弈的群體畫像，從處于社會認知邊緣群體的視角重新認知和解構國產現實主義影片真相與現實博弈的二元對立命題，并促使其轉向新的方向。

[關鍵詞]我不是藥神;國產電影;現實主義

2018年7月，國產現實主義電影《我不是藥神》一經上映，口碑傳播和各大媒體的報道使這部新銳導演的處女作一時之間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并上升為社會議題。影片圍繞“一群人，一瓶藥，一條命”展開敘述，呈現了現實生活中大家很少接觸到的一個群體，以及這個群體用以續命的、為之瘋狂的救命藥和那些在這個“瘋狂”買藥續命過程中無辜死去的人。這些元素在現實秩序和傳統觀念的沖擊力下，凸顯了影片的現實張力。剝去題材外衣，真正發掘于內核的“生存與救贖”的道德命題觸碰了利益維護與規范丈量的制度屏障。

現實主義題材的獨特藝術表達

以往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往往被貼上反映生活和貼近現實的標簽，在聲光影電營造的虛幻的“現實”故事里,觀眾希望尋求到自我的認同,滿足自我對于烏托邦式生活的想象。而電影《我不是藥神》呈現的現實主義故事卻是反烏托邦式的，影片雖然滿足了觀眾的心理需求，但是那短暫的117分鐘的“洞穴”式麻醉，在燈光亮起走出影院的剎那間便已消失無蹤。這部影片在故事的鋪陳中闡述了現實生活中被大家認識到的醫藥體制帶來的悲痛。這樣一個嚴肅的話題不僅詮釋了目前國產現實主義影片的困境，同時也讓中國電影在傳播時代痛點和社會麻痹之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影片英文譯名《DyingtoSurvive》渲染了肅殺的題材氛圍，圍繞“生存”在社會權層間的博弈與求生，講述了在向死而生的真空環境里緊握生存資源做關于命運游戲的故事。本片很好地把握了觀眾的心理需求，將社會命題的縱深度挖掘到了最深處，以致在影片取得一片好評的同時，也讓很多人感嘆影片能夠過審上映的不易。所以，影片挖掘的社會命題越深，就越涉及社會秩序與規則，對處于社會中下層的觀眾來說就越具有吸引力和代入感。相比國內部分現實主義電影所揭示的沒營養的問題，《我不是藥神》并沒有規避尖銳的社會矛盾，而是通過多角度敘事表達和豐富的人物刻畫建立起了影片的現實沉重感。影片前半部分的鋪陳主要采用喜劇化處理手法，影片后半部分程勇與兒子別離、呂受益在化療后重病情節的鏡頭是簡要甚至是省略的，這似乎是導演刻意在影片前半部分抑制悲情的生長，指引我們帶著思辨性的眼光專注在情節與人物關系鋪墊之中。平實鏡頭中的情感塑造張力文牧野作為一個現實主義影片的導演，他之前的幾部短片呈現的鏡頭和故事都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的某一處被大眾不了解的現實。在本部影片中他依舊使用了極為平實的記錄鏡頭，塑造了一組組在現實張力下情感細膩又不乏個性的人物。此外，本片的監制徐崢，運用他經驗豐富的喜劇塑造力，給本部影片的部分段落營造了黑色喜劇的現實圖景，比如片中程勇在順利從印度走私回第一批藥物后，他的走私販藥帝國便開始建立起來，升格慢鏡頭拍攝的數錢、點煙、交易等畫面頗有好萊塢黑幫片的韻味，給觀眾帶來了一些歡笑，也為后面的悲情奠定了基礎。但作為一部人文劇情類電影，根據鏡頭記錄在人類文化詮釋中的演變，鏡頭語言的運用價值開始從“再現現實”向“表達現實”轉變。片中呂受益去世后，家里家外擠滿了人的那一場景中，導演運用了一組頗具感染力的主客觀鏡頭，使主客觀視點在一群病人和程勇之間來回更替，導演的意圖并沒有像以往的現實主義電影里一樣主觀化，而是通過主客觀視點的交替使觀眾深刻體驗兩者的不同感受，這樣糾結的體驗結合升格慢鏡頭的渲染，一雙雙患者的眼眸直愣愣看向程勇，表現出的是病人對生存無聲的呼喚與渴求一遍遍拷打程勇的內心，讓觀眾的感情也為之觸動。而這正是導演設置這個場景，運用這樣的拍攝鏡頭的目的所在。

優秀群像反映豐盈敘事骨骼

人物刻畫上，“生旦凈末丑”的角色劃分安排不僅體現著導演構思的巧妙與廣度，更以小見大地為本片優秀的群像刻畫奠定堅實基礎。賣藥團隊里的所有人物形象，隨著影片的展開自然平靜地表達出其多個維度的性格特征，每一個角色都極其富有弱勢群體之中平凡且又偉大的人性光芒，去臉譜化缺不了人物性格陰陽面的詮釋比例與相互交流比重的相得益彰。呂受益，或許是影片中最讓人心疼的角色，口罩下潛藏的笑容，眼神中露出的堅韌，或許比任何正常人都顯得由衷，還有面對孩子時，眼中流露出的父愛的光芒；譚卓，被迫放棄肉身自由的她珍視桀驁的心靈與自尊，在經理扭捏舞動的臺前，臉上掛著笑，眼里卻轉著淚的面容實在讓人感到心疼；劉牧師，站在十字架前借勢神權的他是那么高大，但在口罩的束縛下卻又顯得那么弱小，和藹俏皮的行為和受病折磨、稀疏斑駁的白發形成了辛酸的對比；黃毛，話少克制給予了這個人物極大的戲劇張力，無聲的力量貫穿人物始終，手握玻璃碎片悄然地來，面帶微笑悄然地走，膽怯溝通的眼中常含對被社會蹂躪的憤恨，也露出過孩童的天真。我們能夠從容地接受他們在影片中經歷自己坎坷卻又幸福的人生，這種感覺讓我們感到熟悉，熟悉到似乎他們就是坐在我們彼此身邊的你我。病人追求的生與我們面臨絕望時的訴求，在精神實質層面的趨同時刻影響著觀眾。片中周一圍飾演的曹斌警官，堅守著法大于情的人生守則與感性本源的良知，現實之中的正義在影片真相揭曉前被指認為“反派”，這種對抗的精彩在于黑白分明原則所作用于的事件的不分明。很慶幸，影片角色拿捏的精準使觀眾在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硬漢之余，也未忘記其光榮神圣的執法者的威嚴，這也使曹斌成為影片中戲劇張力極強的人物之一。如此細膩的群像反映，在一個不難理解的故事中，把117分鐘填充得滿滿的，也在平實的故事敘述中豐盈了戲劇色彩。

主題背后真相博弈于現實

中國當代電影根據倫理關系主要有集體倫理、個體倫理和生態倫理三個敘事與主旨揭示重點。以往電影在這三個維度上體現出了著重點不同的倫理理念。文牧野卻在影片中構建了一個四方博弈的平臺，全然灰度處理的立場對抗無疑是影片中的最大亮點，但或許也是最大的痛點。執法者、制藥商、賣藥者、病人，四方在社會現實的語境中，相互博弈，沒有最終的勝者，只有最后的真相。四方各執己見，在導演的鏡頭里娓娓道來，他們都有著被大眾理解和同情的因素，但是社會秩序在影片中不斷被解構，這種解構只是徒有虛表的，沒有涉及社會格局和機制的根本，隔靴搔癢式的反抗最終讓程勇進了監獄。情在程式化執法的大環境下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潦倒還是求存的抉擇，這為影片矛盾結構的展開注入一針強心劑。在給予觀眾一次次的觸動間，在對生的拷問與死的救贖間，影片的批判性自然流露出來。同是在謀生，有的為痊愈，有的為利益，有的為責任，有的為信仰，生存成為影片深邃的主旨。病人自救違法是否提倡，違法買賣有效“假藥”是否合適，執法嚴查置情何處，在莫比烏斯環的閉合循環之中尋找出路的難度可想而知。

《我不是藥神》作為一部現實主義電影，它在商業上的成功遠不及它在推動醫藥改革和社會進步上的作用。本片程勇的原型在現實生活中是真實存在的，影片的結尾雖然呈現了一幅群體失落悲傷的送行畫面，但是結尾的字幕也給觀眾帶來了信心。這部成功的國產現實主義電影沒有落入窠臼，重走現實主義電影枯燥的老路，而是恰如其分地融入了商業與藝術的元素，所以，在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不被看好的大背景下，該片可謂是開辟了現實主義影片新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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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星 萬啟航 單位:貴州大學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