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文學作品改編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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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20世紀中國文學十分幸運地發生、發展在一個現代傳播飛速發展的時代。電影，是現代傳播的一種形式。在過去的近百年的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中有許多的文學作品借助電影這一現代傳播的形式得以廣泛傳播，經久不衰；電影也從20世紀中國文學的寶庫中汲取了豐富的創作源泉。近百年來，它們互生互長，共同繁榮，結出了累累碩果。

【關鍵詞】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傳播/電影/改編/發展

20世紀中國文學十分幸運地發生、發展在一個現代傳播飛速發展的時代。這是此前任何一個時期的中國文學無法與其相提并論的。20世紀中國文學借助現代傳播得以飛速發展，現代傳播更是給20世紀中國文學插上了騰飛的翅膀。20世紀中國文學與現代傳播如此緊密的關系或許是任何一個文學家和傳播人所沒有預料到的。

上個世紀90年代，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部分專家學者就開始關注到了現代傳播中的報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發掘它與20世紀中國文學之間的關系以及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取得了許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一道亮麗的、引人矚目的風景線。盡管如此，“把‘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聯結起來，做綜合研究，目前還處于嘗試階段，……”。[1]（P103）

現代傳播以書刊、報章、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等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構起了一個強大的“媒體大國”。它對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帶來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試從文學作品改編的角度，對20世紀中國文學作品改編拍攝成電影的情況，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現代傳播中的電影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關系和影響。這里并不包括20世紀中國電影文學在內，若將這一部分也納入范圍的話，那將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載得了的。

10-40年代：一個電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學時代

20世紀中國文學從1917年胡適發起的“文學革命”開始，就與現代傳播結下了不解之緣。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第一聲號角”的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就發表在當時創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學革命”從初期的理論建設轉向創作階段，以魯迅先生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為代表的一批新文學作品也相繼發表在《新青年》上。20世紀中國文學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生之際，中國的現代傳播尚停留在書刊、報章、出版的階段，電影也剛剛在中國拓荒起步不久。做為現代傳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電影實際上在發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傳入了中國。但中國人自己拍的第一部電影《定軍山》卻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無聲片，又是根據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的相關章節改編成京劇而后搬上電影銀幕的。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定軍山》開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傳統文化與最新的藝術樣式結合到了一起。對于20世紀10-40年代這段時間里的中國文學，有學者認為：那是：“一個以刊物為中心的文學時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說：那是一個電影剛剛起步并將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學時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紀中國文學的作家隊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觸“電”，參與到現代傳播之電影的活動中來，接觸到了電影這一當時最新的傳播藝術形式。他們有的涉略過電影理論，有的寫過電影批評，有的進行過電影創作。如：張恨水、徐枕亞、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歐陽予倩、洪深、田漢、魯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錢杏＠①）、陽翰笙、鄭伯奇、沈雁冰、陳白塵、翟秋白、周揚、宋之的、劉吶鷗、穆時英、張駿祥、曹禺、陳殘云、吳祖光、張愛玲、黃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電影傳入中國后，催生了20世紀中國文學園地的另一支奇葩——電影文學。電影文學是為拍攝電影創作的文學腳本。電影在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并沒有事先寫好劇本，正如《新文學大系、戲劇導言》中所言：“那時的電影界也和文明戲一樣，只用幕表而不用詳細的腳本的。”它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萌芽的。現代傳播之電影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從這里可窺一斑。據有人統計：從10-40年代，“僅由上述現代文學作家編寫的腳本拍攝成片的電影就有兩百多部（還不包括他們為數不少的沒有拍成電影的劇本，以及發表在報刊文學雜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當然是這期間由20世紀中國文學作品改編拍成的電影了。這是廿世紀中國文學與現代傳播之電影關系最為緊密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最早一代的電影人從20世紀20年代便開始大量移植文學作品進行改編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國現代作家編寫的并拍成電影的兩百多部電影中，就有近半數的電影是根據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據不完全統計：到1949年，根據20世紀中國文學作品改編拍成影片的電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國電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攝的。現代文學史上最早、最多與電影聯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數“鴛鴦蝴蝶派”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了，“鴛鴦蝴蝶派”在現代文學史上曾經名躁一時、影響極大、且形成一個“流派”，大概與之有密切的聯系，而在其中又要數張恨水的作品改編并拍成電影的最多、影響也最大、最廣。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棄婦》（根據候曜同名舞臺劇改編，1924）、《小朋友》（根據包天笑小說《苦兒流浪記》改編，1925）、《火燒經蓮寺》（根據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改編，1928年）、《落霞孤鶩》（張恨水，1932）、《啼笑姻緣》（張恨水，1932年）、《滿江紅》（張恨水，1933年）、《歡喜冤家》（張恨水，1434年）等。此外，還有根據曹禺同名話劇改編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記》（原著《原野》，1941年）、《京華舊夢》（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據茅盾同名小說改編的《春蠶》（1933年），有根據巴金小說改編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魯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電影由于技術上的多種因素，發展是頗緩慢的，雖然在這近30年中經歷了從無聲到有聲的發展，但還只是停留在一個比較低的層面上。電影的發展實際上還有賴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它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直接影響到電影燈光、音響、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攝影設備、剪輯、以及電影膠片等等多個環節，甚至還有編、導、演方面的人員的文化、文學的素養的影響。當今天我們在觀看那些“老影片”時便會感到畫質不良：畫面模糊；音質不良：聲音不清等等。所有這些在當時的環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受到了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的制約。

50—70年代：一個電影從成熟走向停滯的文學時代

如果說10—40年代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國電影一起走過了一個從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歷程，文學作品改編電影在30—40年代有過一個小高潮，那么另外一個高潮的出現則是在建國后的“十七年”。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就顯示出了勃勃的生機，盡管此時有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如“迎面風”吹來，但是由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卻一部接著一部拍攝出來。有根據解放區時期的同名歌劇改編而成的《白毛女》、《劉胡蘭》，根據孔厥、袁靜的同名小說改編的《新兒女英雄傳》，根據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說改編的《我這一輩子》，根據蕭也牧同名小說改編的《我們夫婦之間》，根據老舍同名話劇改編的《方珍珠》等。這些電影有的歌贊了人民革命戰爭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過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難；有的歌頌了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社會主義新生活。對于剛剛從戰爭的歲月里走進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國人民來說是何等的賞心悅目。對新中國文學的發展，這些電影在建國初期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們昭示：這是一個以電影為中心的文學時代，前景是十分廣闊、燦爛輝煌的！

新中國的電影實際上在建國初期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發展減慢了些許。但在隨后的50年代中期“雙百”方針發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黨對文藝政策的調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在這一時期也有一個突破性的飛躍，形成了一個改編的高潮。這一時期改編成電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上。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在建國以后的文學創作中，大概只有革命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是一路綠燈，通行無阻，得到了最好的發展，這也就為中國電影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創作來源，使中國的電影得以長足的發展。當然這些革命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也通過電影這一現代傳播的形式得以流傳。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的大致有三類：

一就是革命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尤其是革命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幾乎沒有不被改編拍成電影的。如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巖》、馮志的《敵后武工隊》、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馮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高云覽的《小城春秋》、楊沫的《青春之歌》、歐陽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紅旗譜》、雪克的《戰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國革命各個歷史時期的斗爭生活幾乎都通過電影這一現代傳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現，甚至連建國初期剛發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戰爭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陸柱國的《上甘嶺》、巴金的《英雄兒女》。

二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名著改編。如：魯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鋪子》、柔石的《二月》等，這些現代文學史上的名家名著在建國以后改編成電影，自然賦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認識，但由于站在一個所謂的新的歷史的高度進行演繹，盡管也強調了“忠實原著精神”的原則，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跡，在改編、拍攝這些作品時難免有“曲解”、“誤讀”之嫌。

三是現實題材的文學作品改編。這類題材的文學作品有：趙樹理的《三里灣》、高纓的《達吉和她的父親》、李準的《李雙雙小傳》、王煉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樹莊》、劉厚明的《箭桿河邊》、馬烽的《我們村里的年輕人》，老舍的《龍須溝》等。

從以上三類文學作品的改編來看，革命歷史題材的數量最多，也取得了更大的影響，取得了更高的成就，相比之下現實題材的文學作品改編的數量少，且影響和成就也不大。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十七年”中現實題材的文學作品本身就不多。況且現實題材的作品也難寫。在50-60年代那個講階級斗爭、政治斗爭，“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知識分子文化人被排斥在工農兵隊伍之外的年代里，我們的文學家可謂是噤若寒蟬，戰戰驚驚，不敢輕易去觸及“現實”這條敏感的神經，唯恐一不小心就要遭殃。在那個年代，即使創作出來的現實題材作品，也多是粉飾現實，粉飾太平一類的“應時之作”，經不起歷史和時間的考驗，從建國初期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肖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到1957年的全國規模的反右派斗爭，再到對那些大膽干預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陰暗面、突破“禁區”作品的批判，直到狂風暴雨般的“十年”，政治運動接踵而至，且都是拿文藝界開刀問斬而引發的。在這樣的一種狀態下，現實題材的文學創作以及現實題材的作品改編受到極大的限制也就不難理解了。

不過，我們從“十七年”中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的那一長串的名單上的確可以感受到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的輝煌，它的確構成過一個以電影為中心的文學時代。中國的老百姓在那個物質貧乏，沒有更多的娛樂方式來滿足精神需求的年代里，電影給他們帶來了莫大的慰藉，他們通過電影這一現代傳播方式了解了更多的中國現當代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且在他們的心中成為了“經典”難于抹去，對這些文學作品也好，電影作品也好，留下了一種揮之不去的“經典”情結，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重新“解構”、“消解”這些“經典”的時候，在他們的心中迸發出了一種帶有本能性的抗拒情緒。我想這大概就是現代傳播顯示出來的巨大力量吧？！近幾年來，重拍當年這些“經典”的電影也好，電視也好，有幾部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呢？又有幾部超越了當年的這些“經典”而受到歡迎和好評呢？

80年代以來：一個電影復蘇、電視崛起的文學時代

中國的文學和電影在經歷了“十年”的沉寂之后于80年代開始復蘇。稍后一個時期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開展及改革開放的深化，現代傳播之電視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開始普及，這預示著一個電影復蘇、電視崛起的文學時代的到來！

中國電影在“十年”中被一條“文藝黑線專政論”徹底地否定得一干二凈，20世紀中國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自然也在其中而不能幸免。諾大的一個中國電影領域差不多只剩下了“三戰”（《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和“八樣”（八個樣板戲），但我們還能有幸看到幾個閃光的點：《艷陽天》（浩然原著）、《海霞》（根據黎汝清《海島女民兵》改編）、《閃閃的紅星》（根據李心田同名小說改編）。文學作品和電影幾乎脫軌。

中國文學和電影從80年代開始復蘇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攜起手來，重新接軌。《天云山傳奇》（魯彥周原著、編劇）、《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張弦原著、編劇）、《牧馬人》（李準根據張賢亮的小說《靈與肉》改編）、《楓》（鄭義原著、編劇）、《許茂和她的女兒們》（王炎根據周克芹同名小說改編）等一批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較早對包括“十年”在內的“十七年”的歷史進行了血淚的控訴和深刻的反思。文學與電影聯手為“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推波助瀾，盡情地渲泄了人們被壓抑了多年的心聲。

這時，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改編成電影似乎也恢復了往日的強勁氣勢，先后投下了幾個“重磅炸彈”：如《小花》（前涉根據小說《桐柏英雄》改編）、《一個和八個》（張子良、王吉臣根據郭小川同名敘事詩改編）、《黃土地》（張子良編劇）、《紅高梁》（莫言原著，陳劍雨、朱偉、莫言編劇）等。和“十七年”的同類作品比較，這時期的作品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并做出了新的突破。《小花》大膽觸及到了戰爭中人的命運和情感，具有很濃的人情味、人性味；《一個和八個》開掘了人的尊嚴和人性，并且在影像造型及畫面構圖上大膽采用了不平衡的構圖法；《黃土地》取材柯藍的散文《深谷回聲》，從散文取材拍電影這恐怕是從來沒有過的，同時用非敘事結構展示了中國愚昧落后的一面，空間造型感尤為強烈；《紅高梁》在色彩運用方面極有創意，紅色色彩的運用帶給觀眾強烈的視覺沖擊，個性的張揚酣暢淋漓。

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借助現代傳播之電影得以最大限度的發展，一個突出的現象是現實題材的文學作品經改編成電影之后迅速、及時地得以傳播，這與“十七年”中的同類作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較為寬松的環境中，作家們對現實生活中的改革開放表示出了極大的熱情，寫出了一大批現實題材的作品，這就給新時期的電影提供了一個極為豐富的創作源泉，使電影有了近距離貼近生活、貼近百姓的機會。《人到中年》（諶容原著、編劇）突出表現了當代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識分子的境遇；《禍起蕭墻》（水運憲原著，葉丹、祝鴻生編劇）揭示了社會心理給改革帶來的尖銳矛盾；《血，總是熱的》（宗福先、賀國甫編劇）熱情地講述了一個工廠廠長銳意改革的故事；《花園街5號》（李國文原著、李玲修編劇）在一個廣闊的社會生活背景上觸及了改革現實中的一系列新問題；《高山下的花環》（李存葆原著，李準、李存葆編劇）一方面凸現了當代軍人的豐采，一方面又沒有回避當代軍人生活中的問題；《人生》（路遙原著、編劇）關注了一個當代青年幾起幾落的命運悲劇；《野山》（顏學恕、竹子根據賈平凹《雞洼窩人家》改編）通過兩個農村青年換妻的故事，大膽凸現了當代人的人生態度、婚姻觀念、價值觀念；《老井》（鄭義原著、編劇）展現出中國農民生之艱難的生活圖景；《哦，香雪》（鐵凝原著，鐵凝、謝小晶、汪流編劇）突出表現新一代鄉村青年對現代文明的急切渴望和追求；《紅衣少女》（陸小雅根據鐵凝的《沒有紐扣的紅襯衫》改編）反映了當代（女）青年面對急劇變化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所表現出的復雜的心態等等。中國的文學，中國的電影似乎從來沒有如此近距離地接觸生活，接近大眾。

80年代以來似乎還有一個突出的現象，那就是現代文學名著的改編，我們不妨將其稱為“第三次浪潮”。現代文學名著改編成電影的“第三次浪潮”來之并不平凡。眾所周知，“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大棒子曾經延伸至現代文學的歷史中橫掃一遍，除魯迅先生之外，幾乎所有的現代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都成了“毒草”。粉碎“”后，隨著一大批冤假錯案的平反，過去的“毒草”又都成了“重放的鮮花”。整個20世紀80年代，可以說又是一個“現代作家熱”的時代。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一大批的現代作家的作品被紛紛改編成電影，使得這些現代“經典”承露了現代文明的“洗禮”，通過現代傳播的手段之一——電影——進一步得以流傳。“第三次浪潮”是從1981年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為契機開始的，單在1981年就有魯迅的三個小說作品被改編成電影，《阿Q正傳》（陳白塵改編）、《傷逝》（水華改編）、《藥》（肖尹憲、呂紹廉改編）。以后被改編成電影的有：茅盾的《子夜》（桑孤改編）、巴金的《寒夜》（闕文、林洪桐改編）、老舍的《駱駝樣子》（凌子風改編）、曹禺的《雷雨》（孫道臨改編）、《日出》（曹禺、萬方改編）、《原野》（凌子、古思改編）、《湘女蕭蕭》（張弦根據沈從文的《蕭蕭》改編）、張天翼的《包氏父子》（謝鐵驪改編）、許地山的《春桃》（韓蘭芳改編）等。其時，現代傳播的另一崛起的形式——電視——也加入了現代作家作品改編的行列。20世紀中國作家和作品從未與現代傳播有過如此親密的接觸，讓人們通過現代傳播的電影、電視了解了他們曾經熟識又陌生的久違了的現代作家和他們作品。80年代，高科技的飛速發展給電影、電視在其藝術形式上注入了更新的成分，這些現代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在科技含量極高的電影、電視中得到了全新的闡釋。新一輪的20世紀中國文學作品改編比起“十七年”中的改編明顯上升到一個嶄新的層面。不僅僅這一時期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帶來了電影技術上的巨大發展，80年代電影的音響、燈光、色彩、攝影設備、剪輯設備、電影膠片等，科技上的含量大大提升；此外，編劇、導演、演員的思想觀念有了巨大的轉變，藝術修養、對電影藝術的理解也大幅度提升；還有就是從事文學、電影的文藝工作者思想觀念的改觀，摒棄了過去帶傳統的、“左”的思想的有色眼鏡去看待、理解中國現代作家和作品的思維模式，拋棄動轍階級分析、社會學、政治學的批評方法。所有這些因素很好地保障了中國現代作家作品能在改編、拍攝的發展道路上飛速行進。

當然，新一輪的現代作家熱的電影改編并非盡善盡美，并非改編者不懂得應該忠實于原著，也不在于改編者的文字功底差，而在于改編者對這些名家名作“原著精神”及“大師動力”的把握和理解上，有些改編者并沒有將這些名家和他們的名作“還原”到他們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當中去，而是站在所謂的今天的歷史的高度，想當然地去認識和理解這些名家和名著，這樣一來，勢必在理解上對這些名家名著產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使這些名家名作在一定程度上變形、走樣。盡管有些改編者自以為滿意地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筆”中，也盡管借助了媒體大肆地“炒作”吹噓、鼓噪，但對有些改編后拍攝成的影片觀眾并不看好，甚至沒能引起一點的反響。反倒將一部“經典”糟蹋得一塌糊涂，削弱了原著的藝術感染力。向廣大觀眾傳播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經典”。這似乎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學作品都能夠改編成影片的，做為語言藝術的文學和作為視覺藝術的電影、電視還是有區別的，改編者應當從本質上注意把握這兩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藝術形式。夏衍當年改編《祝福》時加上的祥林嫂揮刀“砍門檻”的敗筆之處讓人記憶猶新。魯迅先生當年就《阿Q正傳》的改編所說的話仍然是那樣中肯——“我的意見，以為《阿Q正傳》，實無改編劇本、及電影的要素。因為一上舞臺，將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實不以滑稽或哀憐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國此刻的‘明星’是無法表現的。”[5]（P26）所幸的是在這新一輪的現代作家作品改編熱中這樣的不足實尚不多。

本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20世紀中國文學與現代傳播之電影互生共長的大致情形，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中國文學和現代傳播之電影就好似一株茁壯的長春藤與一棵枝葉繁茂的參天大樹互生共長，郁郁蔥蔥。20世紀中國文學的寶庫之中還有許多優良的種子，隨著現代傳播多種形式的出現，20世紀中國文學這株長春藤必然會繼續在現代傳播這棵參天大樹上繼續攀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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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曉玉.中國電影史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魯迅.致王齊南的信[M].魯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