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公共領域構建政治文化意義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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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傳媒公共領域提供了一個理性的話語交流平臺，既暢通了政治表達渠道，促進社會和諧與政治穩定；也為政府高效了解社會問題提供了可能，成為政府組織傳播渠道之外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補充，推動政治文明建設。因此，電視傳媒公共領域是一種社會實踐和社會建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然而，在傳媒市場化的進程中，我國電視傳媒政治理性有所弱化，出現了去政治化、收視率至上的現象，公共領域尤其是政治公共領域的結構性缺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電視傳媒要實現有效傳播，增強輿論引導力，推進和諧社會、政治文明建設，應該重視和加強公共領域尤其是政治公共領域的構建和完善，這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和先進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同時也體現了信息時代黨和政府文化領導權實現方式的多樣化。

一、電視傳媒重構了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publicsphere,也譯作公共空間），是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所謂公共領域，首先意指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領域，某種接近于公眾輿論的東西能夠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開放這一點得到了保障。在一個大型公共團體中，這種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來傳遞信息并影響信息接受者。今天，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就是公共領域的媒介。當公共討論涉及與國務活動相關的對象時，我們稱之為政治的公共領域。政治公共領域是從文學公共領域中產生出來的；它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和社會的需求加以調節[1](P35)。大眾傳媒的出現是否如哈貝馬斯所斷定的導致了“公共領域”的消失呢？其實不然。

大眾媒介消解的只是具有有形和有限空間諸如沙龍、咖啡館等傳統“公共領域”，而它建構的則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更為廣大、更為開放的現代公共領域。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人們可以很便捷地在電視等媒介參與對于政治、國家事務等論題的討論，進行遠距離的“面對面”的交流。而電視中的現場直播、主持傳播和觀眾參與更像一個有形的、即時交流的“在場”公共空間。所以，新的交往形式出現在了新的交往領域中，是大眾傳媒重構了公共領域。正如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所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媒介即訊息”打破了人們視“媒介”為單純的“用于表現內容的形式”這一成見。麥克盧漢認為，電子媒介打破了舊的時空概念，使人與人之間的時空距離驟然縮短，整個世界緊縮成了“地球村”，電子媒介使人們重新體驗部落文化中村莊式的接觸交往，使人類社會在高級階段上又重歸部落（Tribe）文化而不是國家（Nation）文化。

因此，公共領域是介于公共權力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一個公眾對一般社會問題進行平等交流和批判的領域。它是一個向所有公民開放、由對話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輿論、體現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眾傳媒為主要運作工具的理性平臺。電視傳媒公共領域作為一個公眾廣場，對實現公民的政治知情權、話語權和廣泛、及時的政治參與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平臺，延伸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及其影響范圍。話語權是公民有就社會公共事務和國家事務發表意見的權利，是一種表達權和參與權的體現，也是公民選舉權和參政權等其他政治權利實現的基本前提。公眾廣場是一個由公民自愿參與、自由組合的話語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公民們就國家活動和社會事務等與公共利益相關的話題，自由地發表意見，交流思想，提出意見和批評。2004年3月14日，經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9個字正式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言論自由作為一項基本人權是每個中國公民應該享有的權利，我們國家的法律保障人民的話語權。電視傳媒公共領域可以營造特定政治輿論氛圍，培養公民政治理性和國家政治理性，推進社會和諧、社會改革和政治文明。近年來，由于全球化時代的加速到來，“公共領域”的理論逐漸沿著社會的維度延伸，明顯指向社會結構和政治功能的轉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便是新的“治理理論”的型構。這種理論認為，人類政治過程的重心正在從統治（government）走向治理（governance），從善政（goodgovernment）走向善治（goodgovernance）。而“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2]

我們把治理理論引入電視傳媒公共領域建設，就是要尊重受眾（公民）在政治領域中的主體地位，調動受眾通過電視等媒介平臺參與“治理”過程的積極性，促進我國政治文明建設。與發生在一百多年前清光緒年間的那場“公車上書”相比，現代社會的所謂“上書”行為早已發生了深刻的變遷。它是積極平等地參與公共生活，展示的是現代公民品格和現代民主精神。電視傳媒公共領域，成為公民政治參與和掌握“治理”藝術的重要平臺，能在新型公民的塑造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他們將積極參與國家事務、對出臺的政策施加影響。由于政治參與是一個相互協商的公共過程，因此，政治參與除了具有對政府進行約束的作用之外，作為教育公民的方式亦很重要。公民通過政治參與變得關心政治，增強對政治的信賴感，提高了對政治體制的歸屬感，并具備了寬容精神。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可以教育公民更多地注意到他人的立場，因而變得更加成熟。政治參與反映出公民的意愿。當政府順應民意，而且當公民通過政治參與同國家保持一體感時，其政治體制是穩定的[3]。政治參與不僅是一種治理方法，而且要服務于更廣泛的目的———將公民社會凝聚在一起、教育公民并使之掌握治理的藝術[4](P121)。

電視傳媒作為社會公共領域構建的主導性力量之一，在保障人民享有和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等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在對政府施政行為提出公共質疑，進行公共監督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已成為社會民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種力量。2009年4月13日中國政府第一份人權規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中說：依法保障新聞記者的采訪權、批評權、評論權、發表權。電視媒介作為輿論有效的代表者，從其調查研究、采訪報道中可以集中發現和及時傳達輿論中的焦點問題，為政府高效了解社會問題提供了可能。這無疑成為政府組織傳播渠道之外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補充。在我國現行的政治制度和媒體管理體制下，黨和政府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對電視等新聞傳媒實施的政治控制體現的是一種正面控制的愿望，包括“焦點訪談”類含有較多批評、揭露內容的電視文本，都在可控制的范圍運行，權力機關或是直接出場，或是作為缺席的在場者，都是輿論的主控者，體現了黨和政府文化領導權、電視傳媒政治理性實現方式的多樣化。

二、電視公共領域建設的政治文化意義

電視，作為傳統強勢媒體，使信息能較全面、較準確地抵達廣大受眾，信息量和受眾人數的增加深深地影響并改變著政治生活。電視公共領域是電視傳媒與政治之間互動關系的平臺，體現了電視傳媒生存的政治意義。只有經傳播且具有一定規模效應的公眾話語才能形成公眾輿論。作為相對獨立的社會自治領域，公民社會在相當程度上通過電視等傳媒，以公眾輿論的形式與代表國家的官方進行溝通和對話，進而實現公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片面強調新聞媒體的政治宣傳功能，出現了新聞從業者角色錯位的現象。改革開放之后“，社會多元化的利益訴求需要寬容暢達的公共話語的表達空間，民主參與、分散決策的社會現實需要公共信息資源社會共享程度的極大提高。”[5]

黨和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方式更多地轉變為原則性控制，而市場化改革使得新聞媒體開始遵循市場邏輯，而不僅僅是“黨的邏輯”。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作為政治制度一部分的新聞媒體從純粹的政治權力領域中分離出來，朝著新聞本位回歸，新聞傳媒經歷了從組織性傳播工具到大眾傳播媒介的轉變，有學者將這種轉型稱之為“從純粹的政治權力領域走向‘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的過程”[6](P193)。盡管政府依然對媒體保持著最終的政治控制，但中國的一部分新聞媒體已經開始具有公共領域的功能。批評報道的正面建構作用逐漸受到重視，而不再被簡單地視為對黨的權威和國家政權合法性的挑釁。在意識形態宣傳主管部門的組織下，電視機構開始更為積極穩妥地將批評報道作為監控、打擊不法勢力，加強干部管理，維護國家政治權力正當性的有效手段。指出：“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7]

(P113)無疑，電視傳媒公共領域是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加強民主監督，發展民主政治，促進政治文明的重要話語空間和輿論陣地。因此，應重視電視公共領域建設的政治價值取向。影視符號包含著一般意義的感性形式，它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是二者的統一。譬如，具體的新聞作品是新聞工作者在一定的社會政治、文化等語境中運用語言系統敘述與建構新聞事實的產物，即話語，是眾多話語形式中的一種；在紀錄片中出現的影像只是一個形象記號，并非單純地表示被拍攝的對象實物，而是使該物的影像在一個社會性的語境中產生特定記號的作用，因而紀錄片中的影像所傳達的已是被安排在一個人為的事件序列中的對象。總之，電視傳播及其公共領域是一個廣義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再生產過程。公共領域理論提出者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對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體表現為‘公眾輿論’范疇。”[1](P107)有關公共利益的事項可以在此公開平等地討論，大眾傳媒在其中擔任了主要論壇的作用。然而，一些電視傳媒出于自身利益訴求，過分追求娛樂化、平面化、大眾化，腐蝕其作為社會公器的“話語權”，導致信息意義的消解，其對世界的理性思考與深度話語弱化或缺失，所造成的傳媒公共領域已“由于缺少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各界人士的有效參與，正在越來越嚴重地蛻變為一種偽‘公共領域’，比如明星的隱私（身高、膚色、星座、口紅等），在發行量很大的媒體上炒得火熱，而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本來是民主平等地討論重大社會政治問題的空間”[8]。

從我國電視媒體的話題設置來看，政治類的話題明顯偏少；一些“官場+反腐”“黑道+反腐”的通俗電視劇更多地是一種“滿足快樂的意義”；而作為生活政治力量的電視廣告，使人們不由自主地漸漸地習慣了贊美和物的享受、習慣了物的誘導而不再關懷其他事物[9](P210)。從長遠來看，政治信息流量低于社會需求，政治公共領域的結構性缺失，將會形成一種社會“貧血”現象，無疑會損壞社會政治文化建設、大眾的“真正需求”以及媒體自身發展。

哈貝馬斯認為，公民通過輿論和政治參與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是衡量憲政國家民主化的直接尺度，所以，民主在交往行為理論的語境中，可以簡單地定義為通過以言行事的方式解決社會分歧和沖突的公共制度。這種民主規范模式，哈貝馬斯稱之為話語民主。電視公共領域通過廣泛參與、明達辯論的協商式討論，達成理解與共識。不僅擴大了決策主體，而且有助于泄導轉型期民眾不斷郁積的社會不滿情緒，緩解政治矛盾與沖突，減少人們對于權力中心的疏離感，提高了對政治、法律的歸屬感、認同感，成為權力機構的隱形延伸，有效地建構和維持主流價值觀。因此，電視公共領域通過引發輿論、引導輿論、造就理性多元輿論和建設性批評意見，促進一個理性的、具批判性的、政治成熟的公眾的成長，提升公眾政治理性；同時也成為監督、制衡政府權力的偉大力量，可以幫助政府和社會少走彎路，少付出代價，從而推動政治文明、政治穩定。

三、電視公共領域建設的實效性

作為“一種社會輿論的載體”，媒體絕非屬于自己，而是屬于國家和人民。電視傳媒應明確和維護自己的社會公器角色，注重開發電視媒介的“公共話語”功能，引領普通公民和公共決策者雙方的廣泛參與、互動，正確傳遞各方聲音，在政治體系和公眾之間充當好溝通和潤滑的角色，以達成“理解”與“共識”，實現社會成員的制度性信任，從而產生理性的、正義的社會行動和變革，推動政治文明和社會進步。與報紙、廣播相比，唯有電視能夠以直播或直播形態的錄播，聲形俱備、比較完整地還原日常人際傳播中的談話狀態。也許，電視天生就是為談話服務的。英國學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認為：“電視的一個重要特征似乎是它引起交談、鼓勵談話的功能。實際上，電視似乎常常是關于談話的。作為一種媒體，它確實是由可視的談話構成的。”[10](P174)談話節目以及一切有談話或訪談形式的節目形態，以平等對話的雙向交流代替宣傳教化的單向傳播，構建了一個流動的、開放的信息場、輿論場，于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的整個感應過程中，形成一個由小到大、由里向外延伸的不斷拓展的時空領域，從而在廣大公眾與媒體之間產生“共振”現象，實現有效傳播。

事實上，在構建和諧社會和推進政治文明的進程中，通過電視等輿論載體，尊重民意表達，疏通訴求渠道，正視社會輿情，形成良性互動，也成為政府、權力機關的探索和嘗試。比如，2007年，浙江樂清市人大試行監督政府新舉措：通過電視和網絡向公眾直播7位副市長的述職報告。樂清方面稱之為“廣場政治”，意即通過與媒體互動搭建一個面向公眾、更開放的“廣場”，副市長們“已經在廣場上了”。變革后，甚至出現了政府官員主動歡迎“廣場”經常化的良性互動，這樣，不僅達到了人大把政府推到“廣場”上的預期目的，同時，人大自身也被推到了“廣場”上，接受授權它的人民的監督[11]。在如今這個傳播過度的信息社會里，電視公共領域在參與和建構社會政治文明中，必須提高輿論監督與輿論引導藝術，增強其社會影響力、滲透力，成為推動民主政治和社會進步的偉大力量。輿論是公眾對某一問題的意見，其主要表現就是多數人的意見，既然是代表輿論，新聞媒介就不能將自己的立場置于報道內容中過多，主要是依據公眾中多數人的意見。這一點是新聞傳播高質量代表輿論的最基本要求。因此，電視傳播必須具有一定的公眾立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眾意見和呼聲，并與公眾新的信息、娛樂消費趣味達到結構性吻合，通過監督、引導作用，發揮著有效的社會整合功能和對政治生活的能動作用。

在電視公共領域的構建中，如何以新的理念和創新的形式來推動，是其藝術處理的內涵所在，關鍵要加強節目形態和話語系統的革新，以人們樂于接受和“潤物細無聲”的話語方式，引導大眾輿論。影視作品作為一種話語的效力的秘密在于，它抹消了話語陳述的一切標記，制作者的話語精神總是隱含在自己的作品中。話語既是它已說出的東西，還“是它沒有說出的東西的逼迫出場；而這個沒有說出的東西又是從內部消蝕所有已說出的東西的空洞”[12](P25)。影視作品中的任何一個畫面、任何一種音響，都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都是在通過事實或故事建構話語，提高和改良它的敘事功能，實現意識形態的碎片化、隱在性存在和浸潤功能。從敘事的角度看，尤其要注重影視藝術所涉及的各類情境因素，強調制作者與接受者之間的信息互動。

因此，表現主流話語的影視作品能夠為大眾所接受，必須經過一個轉換過程，本著“三貼近”原則，處理好國家意識形態的嚴肅性和藝術的生動形象性之間、重大的政治性主題與百姓的日常生活之間的矛盾，以獲得好的傳播效果。影視作品可以通過滲透一定意義的傳播“符碼”和結構化的新聞處理等方式，如選擇性的新聞、訴諸情感的圖片和含有啟示性的話語等，逐漸引領和培育一種特定的政治意識，并最終凝固為比較穩定的政治觀念。電視民生新聞，有效地實現了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的置換，給普通民眾提供話語權，建立起對話和協商機制；同時通過輿論監督發揮著對權力部門制衡的作用，推進黨和政府工作。而2006年江西衛視開創電視選秀節目新樣本———紅歌會，創造性地結合當下流行的選秀形式，在內容上獨辟蹊徑重溫紅色記憶，隱含的是深深扎根于社會民眾心理深層的政治文化內容，使人們在廣泛參與、表達和觀賞、討論中，主動地、自然而然地受到紅色文化的熏染[13]。

其內在機理在于：“凡宣傳，如不能與大眾所共有的潛在的群集性情緒、信念合拍，就不能驅使他們開展一定的行動。大眾的情緒、信念的火花，對宣傳者來說，就像一觸即發的汽油。”[14](P177)電視紅歌會為我們營造了一個特殊的現代政治公共領域，同時也獲得了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