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教育研究范文10篇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各國相繼認識到教育在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它們相繼多次進行基礎教育改革。隨著基礎教育改革不斷深入，阻抗力量不可避免地隨之而出現，如何消解這些阻抗保障的改革順利進行成為各國學者研究的問題。

一、西方基礎教育改革阻抗問題研究之分析

隨著各國基礎教育改革的深入發展，教育改革出現了阻抗問題。此時，受改革理論研究問題領域的影響，教育理論工作者也開始關注和思考有關教育改革的阻抗問題。

從字面上解釋，“阻抗”即“阻止”和“抵抗”。阻止和抵抗這個詞，所表明的是人們對某事所采取的一種反對策略，即以各種方式和手段，使某事不能發生；或者即使無法使之不能發生，也要使其不能順利地進行以阻止行事者達到其目的。

西方各國基礎教育改革所存在的阻抗因素，在不同國家是有所不同的，但不管各國存在什么樣的阻抗，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著共同之處。學者們所總結各國阻抗之因素，可以闡述為如下阻抗因素：權力阻抗、心理阻抗、價值阻抗以及社會阻抗。

1．權力阻抗

［摘要］知識過密化意味著教育結果在表面上表現出“量的增加”，而實質卻出現了“質的停滯”，由此阻滯了教育的高質量發展，且與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教育目的相背離。在知識過密化的視角下，基礎教育改革過程中浮現出諸多“過密型增長”的現象，即“沒有發展的增長”，它涉及學校、課程、教師與學生等方面。在基礎教育改革深化階段，“去過密化”的關鍵在于厘定知識的分類與邊界、優化課程體系與教學改革、注重教育過程質量的評價。

［關鍵詞］知識觀；過密化；基礎教育；深化改革

當前我國基礎教育改革已經進入全面深化階段，推動基礎教育高水平高質量提升，發展中國特色世界先進水平的優質教育，成為改革的重心。然而全面深化改革所出現的一些深層問題尚未得以理清，教育的過程與結果、學校發展的基礎與特色、教育過程中的短期利益和長期價值等矛盾還未實質化解。本文從知識過密化的視角，探討當前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所遇到的困境，并從“去過密化”的思路探求突破基礎教育變革的瓶頸。

一、知識過密化解析

（一）過密化理論引介。過密化（involution，或譯為“內卷化”），從英文詞義上來看，有內卷、卷起、回復原狀、內旋、衰退和消散之意。最早提出人類社會演化進程中的“內卷”問題的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ImmanuelKant），他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出了“內卷理論”，并明確區分了“內卷化”（involution）和“演化”（evolution）這兩種不同的人類社會演變進路。［1］美國人類學家戈登威澤（AlexanderColdenweise）用“內卷化”的概念來指社會或文化形式在某一發展階段到達一種確定的形式后，難以突破或轉化，只有通過使內部更加復雜化而繼續下去。［2］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Geertz）在《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生態變遷的過程》中，用“內卷化”來描述印尼爪哇島農民通過不斷增加水稻生產的勞動投入來緩解人口壓力，由此帶來水稻產量提升的同時，也出現了勞動的過密投入和邊際報酬的遞減。美國學者黃宗智將此概念引入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1985年中譯本中，他用“內卷”描述了華北農村百年社會經濟的演變形式；在其另一部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992年中文版中，他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并將“involution”譯為“過密化”。與格爾茨不同的是，黃氏不僅提出了“過密化”經濟增長帶來的邊際效用遞減，還提出了“過密型增長”理論，即在勞動生產率下降的情況下的經濟成長。［3］印度歷史學家杜贊奇提出國家政治內卷化理論，用以描述一個社會或一種制度在一定歷史時期內不斷精細化和復雜化的現象。［4］我國學者韋森用“內卷”的“錯綜復雜”之意，考察了“制度內卷”的變遷過程及其發生機理。［1］正如康德所做的區分，在描述事物的變化進程中，“內卷化”與“演化”表現了不同的兩種狀態：前者是在一定歷史時期中在同一個層面上內卷、內纏、自我維系和自我復制，而后者則是一種緩慢的、連續的、增進性的變遷。［1］較之“內卷化”，“過密化”的表述雖然磨滅了事物變化的過程，但“過密”的表述更為形象。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描述了農業生產“密集”“過密”和“發展”的三種狀況。“密集”指勞動投入與產出增加速率相同，“過密”指雖有產出增加，但單位勞動時間的邊際報酬遞減，意味著勞動生產率下降，“發展”則是產出以超過勞動投入增加的速率而增加，意味著勞動生產率提高。［3］因此，“過密型增加”也是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從人類文化、農業、經濟、政治到社會制度，“過密化”或“內卷化”的涵義雖然不完全相同，但它顯然已成為一個頗具研究價值與解釋力的概念和分析視角。在教育研究領域，“過密化”或“內卷化”也被用在民族教育、鄉村教育、高等教育等領域。本研究將采用“過密”或“過密化”的表達。“過密化”包含如下幾層含義：（1）從內部與外部的關系來看，“過密化”是事物內部進行不斷自我重復的進化，這種進化只是進行內部的自我復制、自我精細化甚至復雜化，與外部環境沒有產生實際的相互協調，沒有對環境產生積極的影響，也無力突破外力的制約；（2）從過程與結果的關系來看，這種進化雖然帶來結果在數量上的增加，但這是通過增加更多的、比例失衡的勞動投入來實現的；（3）從短期和長期效應來看，這種進化給人帶來“發展”的假象，掩蓋了“發展”的目標和本質，讓人們的思維陷入麻木和定式，而事物卻長期在現有階段停滯不前，無法實現具有創造性、突破性的實質發展。（二）知識過密化釋義。19世紀，斯賓塞痛擊英國傳統教育，提出具有永恒意義的問題———“什么知識最有價值”，并從知識具有的訓練功能，論述了科學知識在學校課程中的價值。20世紀70年代初，英國著名教育學者麥克•揚提出“誰的知識最有價值”，從而揭示了知識與課程的社會決定性，以及社會權利對課程知識選擇的控制。此后，麥克•揚又基于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的研究，尤其是他對于英國和南非課程改革的關注，提出了“強有力的知識”（powerfulknowledge）的概念，亦即追問“什么知識最有力量”。他認為知識既具有建構性又具有客觀性，既要避免傳統的機械實在論，也否定知識的相對主義，［5］7我們應該從人類知識中選擇出“強有力的知識”作為學校課程的基礎。一系列知識問題的追問，映射在課程中，體現了知識觀從科學知識，到社會建構的知識，再到兼具建構性與客觀性的嬗變。將過密化理論引入基礎教育改革的研究，進而從知識觀的層面來解釋我國當前基礎教育改革進程中的問題，反思身處其中的學校、教師和學生是否存在知識過密型的增長，乃解決根本問題及分析范式轉換之亟需。從知識的內容與結構、知識獲得的過程和教育的價值來看，知識過密化體現在兩種相反的進路中，具體是指：（1）由于知識類型的單一和知識結構的不合理呈現某一知識領域的過密，或因脫離了社會而造成知識內容的復雜化和去情境化，或是偏離了知識的客觀性基礎，致使教育改革進程中隱藏了知識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風險；（2）上述兩端的知識觀取向，從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過程來看，或是通過投入更多教學時間和學習時間來獲得知識總量的增長，造成了沉重的教學負擔和課業壓力；或是由于過于松散和隨意的課程和教學形式，否定了學校教育作為一種專業實踐活動的意義，本質上危害了學校教育的價值；（3）兩種過密化增長的方式帶來的結果，或是使學校教育目標窄化為事實性知識的講授和訓練，學生只需要進行機械記憶、采取淺層學習策略達成目標；或是一味否定客觀和理性的價值。兩種結果最終都不能實現創造性、突破性和高質量的教育發展，且與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教育目的相背離。

二、基礎教育改革中的“過密型增長”

摘要：徽州民歌是誕生于徽州地區的一種傳統的民間藝術，它曲調悠揚，旋律明快，體現了徽州地區勞動人民豪爽勤快的性格特征，是我國藝術寶庫中一朵鮮艷的奇葩，然而，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與城市化發展的加深，徽州民歌這一傳統民間藝術正在面臨不甚樂觀的現狀。本文就將具體介紹徽州民歌的音樂形態以及其在傳承保護中可采取的策略。

關鍵詞：徽州民歌；音樂形態；傳承保護

一、徽州民歌概述

民歌，是起源于或流傳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民群眾之中的歌曲，這些歌曲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與演變，會成為他們獨特文化一部分，甚至發展成為當地民間文學的分支，它是各民族藝術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勞動人民的音樂創作，一般是在勞動時由口頭即興創作，之后進行口耳相傳，并在流傳過程中不斷經過集體的加工與改造。民歌能夠表達勞動人民的思、情、志，并具有強烈的現實性。民歌所演繹的是勞動人民的現實勞動與生產，因此民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與地方特色，集中體現了一個民族獨特的審美理想與審美追求。這種具有鄉土性的精神作品與當地的社會文化具有密切關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徽州民歌就是誕生于徽州的一種民間藝術，它在當地人民長期的生活生產實踐中被創造，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

二、徽州民歌的音樂形態

根據徽州民歌的不同類型具體進行分析：（一）號子。號子大多應用于實際的生產勞動之中，具有協調與指揮勞動，同時激勵勞動者堅持勞動的實用功能。號子的音樂風格較為豪邁粗獷，句幅較短，具有很強的節奏感，并且反復出現固定且重復的節奏型。按照勞動場景不同可以將號子劃分為漁船號子、工程號子、搬運號子、作坊號子等。徽州地區山峰多陡峭，河谷地帶河流湍急，水量豐富，因此水運發達，有新安江跨越徽州全境。因此在徽州民歌中，漁船號子是較為常見的勞動號子形式。徽州民歌《新安江上背纖幫》是徽州民歌至今搶救發掘出的第一曲勞動號子，從該曲的旋律上看，休止符給整首歌曲的旋律帶來了節奏感和韻律感，同時也為歌唱者提供了換氣的機會與時值。一呼眾和，再加上各類襯字，十分生動形象，讓聽眾能直接聯想到當年新安江邊背纖幫背纖的生動場景，也能讓聽眾更加同情他們的悲慘命運。（二）山歌。山歌，通常在戶外演唱，具有高亢嘹亮、自由悠長的音樂特征。流傳極廣，蘊藏極豐富。山歌是中國民歌的基本體裁之一。它的風格坦率直露、熱情奔放，直抒胸臆，并且經常伴有較多的修飾音。徽州地區山地較多且多為環繞形山地，山谷地區空曠的自然環境使得山歌較多地被創作出來。但徽州地區的山歌與其他地區山歌直抒胸臆的特點有一定區別，伴有一定的含蓄意味。本地區土地多為紅壤，酸性強，適宜種植茶葉，當地勞動人民在采茶時創作了《采茶調》，這首《采茶調》主要表現茶農看到茶葉豐收而喜悅的情形。但此歌并沒有直接表現茶農的心情，而是通過茶農在采茶時的交談，間接地體現出來。這首山歌就明顯帶有抒情意味，旋律悠長、節奏舒緩，情感處理較為細膩，與其他地區山歌具有明顯區別。（三）小調。又名小曲，是在生活閑暇時演唱的歌曲。與號子和山歌相比，它的音樂更具有敘事與抒情的特點，曲調委婉細膩，情感表達較為含蓄和節制，節拍較為規范，旋律的進行大多呈現出環繞曲折的狀態，音樂形式是規范和成熟的。小調有民間藝人在鄉土田間進行自發傳唱，并與戲曲有較為密切的聯系，因此加工提煉的成分較多，詞、曲即興性較弱，形式較為固定，藝術上較為成熟和完善。古徽州的文化歷史悠久，且興科舉之風，這也造成了徽州地區文人眾多，文風興盛的景象。而在徽州文化中，程朱理學對徽州人的影響極大，因此徽州文化中的禮儀十分嚴謹，嚴格講究規矩，尤其對女性的束縛極為嚴重。因此，古徽州婦女的處境大多都較為凄涼，她們對于自己的人生沒有選擇權，甚至連婚姻都被強制安排。在徽州婚嫁儀式中，哭嫁是新娘離開家前對家中長輩及眾多親眷表達牽掛與不舍的一種儀式，有時還帶有因自己所嫁入的家庭家境不好而產生的不滿與委屈。徽州民歌中的小調《哭嬌》正是體現了歙縣南鄉少女因即將嫁入貧苦的深山中的委屈心情。但這種哭訴與北方地區的哭嫁歌不同，在音樂處理上顯得更加委婉，加入了較多修飾音，也體現了徽州人民委婉溫和的性格特點。

音樂課程做為基礎教育的組成部分和必修學科,多年來在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諸多不適應時展的問題,尤其是音樂課程是整個基礎教育中的薄弱環節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離素質教育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還難以跟上21世紀社會經濟和教育發展的步伐。因此,在音樂教育面臨發展機遇和嚴峻挑戰的今天,如何加強音樂教育自身的建設,完善音樂課程體系,推進美育的發展,已成為擺在音樂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個十分重要和緊迫的課題。

《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的研制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改革背景下進行的,是適應當前基礎教育整體改革和音樂教育自身發展的一大舉措。《標準》的研制力求體現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基本精神,體現《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指導綱要》的指導思想,在認真總結和充分吸收國內外音樂教育理論與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力求超前與創新,在立足中國教育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力求面向世界,為我國基礎音樂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一、領會新課標,把握新教材

面對新出臺的音樂課程標準和新編的音樂教材,怎樣進行教育教學改革,最關鍵的就是要盡快更新音樂教師的教育觀念。新觀念從哪里來,主要來自于加強學習。通過多次的培訓學習,我還充分認識到課程改革的核心環節是課程實施,而課程實施的基本途徑是教學,所以教學改革是最重要的,是課程改革的重頭戲。2003年的沈陽學習,我認識到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重要意義,通過聽專家的報告(看錄像),使我明確了新課程的培養目標,懂得了課程改革必須從課程功能、結構、內容、評價、管理等方面進行改革,樹立了課程意識,初步形成了新的課程觀,即對課程有了自己基本的看法,不再把課程局限于“知識”“學科”“教學科目”等狹隘的范疇。教師就要樹立正確的理念,明確教與學的關系,樹立正確的教育觀、教師現、學生觀等。新課程倡導的學習方式是主動、探究、合作。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是這次課程改革的顯著特征。

通過學習《音樂課程標準》和參加教材培訓,使我充分認識到,《音樂課程標準》體現了我國基礎教育的改革發展,貫穿著素質教育的思想,突出音樂課程的審美價值、文化傳承價值等。根據音樂藝術的特征和現代教育的要求,按照中小學生身心發展特點和審美認識規律,提出了以音樂審美為核心、以興趣愛好為動力、面向全體學生、注重個性發展、重視藝術實踐、鼓勵音樂創造、提倡學科綜合、弘揚民族音樂、理解多元文化、完善評價機制等嶄新的音樂教育理念。通過進一步的學習,明確了國家音樂課程標準展示出一種新的設計思路,立足于學生音樂學習方式的改變,關注學生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的培養,這不僅是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以學生發展為中心的科學教育觀的突出體現。它的突出特點是:把“情感、態度與價值觀”放在課程目標的首位,把“過程與方法”設為課程目標之一。對音樂教學內容進行了整合。通過進行教材培訓,我了解了新教材的編寫特點,明確了教材所體現的四個教學領域:即感受與欣賞、表現、創造、音樂與相關文化。

二、樹立新觀念,上好音樂課

摘要：教育公平、基礎教育均衡發展問題已經成為當前基礎教育改革發展的一項重大問題。嘉蔭縣是我國邊疆地區的農業大縣，在我國欠發達縣域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文章基于公平的視角，以嘉蔭縣為樣本，通過深入分析嘉蔭縣教育改革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提出實現教育均衡發展的幾點建議，為我國欠發達縣域實現教育均衡發展提供一些新思路。

關鍵詞：教育；改革；均衡

一、前言

嘉蔭縣位于我省東北部，小興安嶺北麓，黑龍江中游右岸，與俄羅斯隔江相望。多年來，嘉蔭縣在注重發展經濟的同時，堅持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地位，大力實施教育強縣戰略，著力在保障投入、深化改革、優化隊伍、強化管理等多方面下功夫，認真研究體現縣域特色的教育發展模式，不斷提高教育的覆蓋面和實效性，持續推進各類教育均衡、健康、快速發展。教育公平是一種意識形態，其本質是人們對于教育領域中的利益分配進行的評價，包含了人權思想，體現了對社會全體教育資源以及教育權利進行的綜合性平均分配。教育公平始終都是人們共同追求的理念，教育公平并不是絕對的公平與平均，而是一種體現了將平等作為主要內容的相對性趨向。

二、嘉蔭縣教育改革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教師隊伍老齡化嚴重。目前，嘉蔭縣實有教職工900人，任課教師563人，占教職工總數的63%，平均年齡42周歲。41~50歲任課教師236人，占任課教師總數的42%；30歲以下教職工58人，僅占教職工總數的6%。教師主體以年近半百的中老年教師為主，教師隊伍整體年齡結構不合理，嚴重老齡化。除此之外，教職工中部分教師身體處于亞健康狀態，現有28人因體弱多病，每周僅擔任12節以下課時，15人帶病堅持滿課時量工作，35人因病無法從事正常教學。優秀教師留不住，青年教師不愿來；爺爺奶奶教小學，叔叔阿姨教初中，教師年齡結構偏大，體弱多病，第一學歷層次偏低，大多數教師都是代課后轉正的，學科結構不合理。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總量缺乏，教師隊伍不穩定。尤其幼兒教育師資嚴重匱乏，鄉鎮中心校沒有專業的幼兒教師，幾乎全是由年老體弱、無法勝任班主任和其他學科的教學工作的教師擔任幼兒教師，學生不喜歡這樣的“奶奶老師”，更無從談及對幼兒的智力開發和能力培養。嘉蔭縣教育面臨著新課改舉步維艱、教育教學缺乏生機活力、教師隊伍青黃不接、后繼無人的尷尬境地。（二）教師職稱指標僧多粥少。職稱問題已經成為所有教師的一塊最大心病。嘉蔭縣專任教師中，中級職稱172人，占全縣任課教師的30%；副高級職稱22人，占全縣任課教師的4%。而在農村學校184名任課教師中，僅2人為中高職稱，占農村學校任課教師總數的1%；中級職稱72人，占農村學校任課教師總數的39%；初級職稱110人，占農村學校任課教師總數的60%。全縣中高級職稱的教師80%以上退居二線或者從事管理崗位。工作在一線的班主任和科任教師65%以上是初級職稱，最大的一位初級職稱班主任年齡為52歲。嘉蔭縣從2007年開始，由于職稱指標的限制，一直未獲得中、高級專業技術職稱名額，也因此8年未開展中小學教師中、高級專業技術職稱評審工作。現在學校一線教學骨干教師中很多還是初級職稱。由于看不到職稱晉升的希望，又沒有實行績效制度，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已經嚴重影響到一線骨干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優秀教師外流問題十分嚴重。2005年至2015年，流失教師250人，平均每年流失人才25人。人才流失，師資短缺，使中小學校很難開齊學科教育，教育質量低，學生綜合素質差，生源減少，形成了惡性循環。（三）家庭教育問題突出。教育一般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三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然而家庭教育問題已成為目前嘉蔭縣面臨的重要而緊迫的問題。一是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問題。為了改善經濟條件，嘉蔭縣外出打工的年輕父母越來越多。由于留守兒童與父母長期生養分離，留守兒童在情感、學習、道德和生理等方面缺少父母的關懷和指導，導致一些留守兒童感情比較冷漠，性格比較孤辟、偏激，精神經常恍惚，學習成績和道德品行都比較差。二是家長教育觀念落后。許多家長只重視書本知識、物質投資和個體教育，沒有考慮到孩子的實踐能力、心理素質、個性品行的培養，沒有更多地關注孩子的興趣，挖掘孩子的潛能，只是簡單地把家庭教育作為學校文化課程學習在家庭的延伸和強化。三是家庭教育方式簡單粗暴。家長教育方法貧乏。多數以金錢為誘餌，以打罵為主要教育方式，成績好則給以金錢和物質獎勵，成績差則一頓打罵，這種簡單粗暴的做法嚴重影響著孩子的身心健康。四是教育上過分依賴學校。近年來，嘉蔭縣育人環境明顯改善，極大減輕了家庭負擔。但是，這也助長了家長參與教育的惰性，致使家長過分依賴學校。

摘要:基于虛擬現實技術的基礎教育資源共享平臺是將增強現實技術和混合現實技術相結合,結合中小學教學實際過程與內容,幫助中小學生解決在學習中遇到的難題。平臺充分運用AR和MR技術,將AR技術加入課程學習中,使得教學更富趣味性,能極大調動學習者學習的積極性,MR技術使得平面世界立體化,抽象世界具體化,解決了傳統教學中教育資源不均衡、學生注意力缺失、被動接受、學無所用等教學閉環問題。

關鍵詞:教育；虛擬技術；資源公平分配

在中小學生的科學教育中,施教者經常需要為學生提供相應的事物、場景,以供學生觀察或體驗。在一般傳統教學過程中,提供場景的方式通常由老師語言描述,或是提供較為有限的實物、圖片或是觀看視頻,教學效果很難達到理想效果。虛擬現實技術作為一種新興的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通過精準構建仿真場景,甚至是虛擬教師,輔助中小學生解決在學習中遇到的實際難題。早在2008年教育部就將虛擬現實技術列入2018年度教學信息化重點工作任務:推動信息化2.0,明確要求全國高校、中小學、職教等深入推進信息技術與高等教育教學深度融合,推動大數據,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教育教學中的深入應用,并落實責任到教育部各職能部門。2019年3月教育部辦公廳在《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網絡安全工作要點》一文中提出:“要培養提升教師和學生的信息素養,推動大數據、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教育教學中的深入應用。”由此可見,虛擬現實技術與教育教學的融合勢在必行。增強現實與混合現實技術通過各種途徑被越來越多的應用于中小學教育,凸顯出其在教育領域的重要價值。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系統性變革的內源性動力,是教育現代化的核心驅動力,加快教育現代化,需要教育信息化的質變發展[1]。近年來,隨著AR與MR技術的廣泛應用,通過各種途徑滲透并應用于中小學教育,顯示出了其在教育領域的重要價值。因此該資源分享平臺與虛擬現實技術的結合,打造立體的施教場景,以生動形象的方式來展現整個教學過程,增強了教學的沉浸感,拓展了學生的想象和思維空間,學生學習效果顯著提升。

1發展現狀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科技的飛速發展,許多平臺已經運用互聯網科技的發展帶來的紅利,并逐步轉化到教育領域,構建出了教育教學的新模式、新理念。2020年初國內疫情突發,大中小學立即將線下教學轉到線上,進行網課課程學習,并且取得了矚目的效果。信息技術在教育領域的作用更為顯著。另外,虛擬現實技術在教育教學中的應用也將越來越成熟,越來越普遍。目前由于各種因素導致我國教育資源的分配并不均衡,一些偏遠地區的教學資源、教學設備甚至是教學理念都處于比較落后的狀態。應對各類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問題,應著力互聯網資源,為學習者打造高效的教學環境,讓偏遠地區的學生都能夠享受到與時俱進的教學內容[2]。平衡這種資源共享的不平衡性十分重要。因此該平臺結合教育資源共享和虛擬技術應用的思想。目前,已有眾多教學型APP已經成功上線。就學而思網校來說,其擁有較為完善的課程體系,教學資源涵蓋量廣泛,實行本地化教研,適合多地區學生。同時也采用了AI技術識別學生聽課狀態和回答問題的正確率。學而思網校是類似輔助教學平臺中質量較為優秀的平臺。具備3D動畫課件等,但是其并沒有一套較為完善的虛擬教學資源。就疫情期間線上教學的一段時間內學而思網校平臺用戶日活躍量分析來看,在疫情期間學習者對于此類輔助教學APP的使用量和點擊量較平時來說有著成倍的增長,這說明目前在學習者看來此類互聯網教育平臺只是作為輔助教學平臺,誠然傳統教學及課堂教學就是被學習者最為接受的教學方式,因此無論是發展互聯網教育還是虛擬現實教育,都不能完全的擺脫傳統教育方式。

2平臺特征

[摘要]提高教師自身的素質，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對我們提出的要求。“素質教育”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千百年來人類教育發展和改革歷史經驗的總結，是對自孔子、墨子到宋儒以及近代先進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象山教育思想產生于中國傳統教育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書院教育時代，研究象山教育思想，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素質教育”的理解，并且提高自身素質。

[關鍵詞]課程改革；素質教育；書院教育；象山教育思想

荊門有象山中學、象山小學，是以象山先生命名的。象山先生，姓陸氏，名九淵，字子靜，號象山，八百多年前曾任荊門知軍，南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公元1193年1月）卒于荊門知軍任內，荊門老百姓世世代代懷念他，尊稱他為陸夫子。象山中學、象山小學是荊門基礎教育的兩所知名學校，這兩所學校的教師們，為發展荊門基礎教育事業，學習象山先生的教育思想，“識義利公私之辨”，忠誠人民的教育事業，曾創造了這兩所學校昔日的輝煌。今天，在深入進行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時侯，我們在這里同大家一起討論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與象山教育思想研究問題。

一、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對我們的要求

我們的社會已進入二十一世紀。這個世紀是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世紀，知識已滲透到政治、經濟等社會生活中的一切領域并處于中心的位置；知識制約并決定經濟、產業發展的方向、結構、水平，并且也成為一種產業；知識已成為權力的象征，成為影響財富、政治的最重要權力的來源。隨著世界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為搶占經濟和科技的制高點，全球的競爭日趨激烈。這種競爭以合作為前提，民族經濟之間，相互依賴，相互補充，一國、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日益取決于他國和他地區的經濟發展。這種國際趨勢的出現，對人才素質提出了挑戰，對培養人才的教育提出了挑戰。上個世紀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了“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并提出了一份題為《學習：內在的財富》的報告，認為21世紀教育應以“四學”為支柱，即：學知、學做、學會發展、學會共同生活。

為了積極適應當今國際社會發生的變化，培養當今時代所需要的人才，我們的教育必須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199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為教育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摘要】本文從師范類高校舞蹈學專業人才培養為切入點，發揮專業優勢，注重應用實踐，面向地方，立足基礎教育，針對小學教師職后教育教學能力的要求，創新性探究職前人才培養模式的新路徑。旨在有效解決地方基礎教育音樂課堂教學形式單一、中小學音樂教師舞蹈素養提升、小學舞蹈教師音樂教學手段拓展、小學美育課程改革與拓展，以及高等師范音樂與舞蹈教育教學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定位與發展。貫徹體現素質教育的理念，立足舞蹈專業特色，探究如何在小學音樂課堂上，充分發揮舞蹈動態語言藝術對音樂的獨特表達方式，并結合表演、美術、文學、語言等多元藝術手段，使舞蹈專業較好地在中小學音樂課堂教學中發揮其美育作用。最終以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為宗旨，以培養高等師范院校舞蹈專業學生教育教學綜合素質能力為目標，立足為地方輸送優質的藝術教育應用型人才，探究小學音樂教學中音樂與舞蹈交叉應用的創新性路徑，發揮自身專業優勢，為地方基礎教育音樂教學提供一定的創意型課例素材資源，為基礎教育階段的中小學音樂教師課堂教學提供經驗與參考，有效推動地方基礎教育階段藝術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關鍵詞】舞蹈學；師范生；教育教學；能力培養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提出素質教育以來，學校開始不斷探索舞蹈教育的多樣化模式，2011年義務教育音樂程標準再次修訂，提升舞蹈在音樂課堂中的發揮空間。新課程標準雖增加了舞蹈，但分量微乎其微，如在表現環節中，只有低年級學生有舞蹈表現形式，稱為唱游；在音樂與姊妹藝術中，也只是在1-2年級中提到“能用簡明的舞蹈動作體現音樂情緒”。3-9年級音樂課堂中舞蹈的出現幾乎為零。盡管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但在應試教育的大環境下，舞蹈課程仍處于中小學校藝術教育的邊緣，基本只組織了備賽型舞蹈社團，其主要作用是參與校園藝術活動，以及文教系統組織的賽事，很少有普及型舞蹈社團存在，普及性舞蹈教育只能利用現有的音樂課點滴滲透。由于地方小學在招聘音樂教師時，大多針對的是音樂專業的學生，因此大部分小學音樂教師舞蹈素養一般，教學過程中避重就輕，離素質教育面向全體學生的目標還很遙遠。地方中小學增設舞蹈素質教育課程幾乎不可能，所以探究如何培養舞蹈學專業學生的基礎教育教學能力，借助小學音樂課的多元手段表達，以提升師范類院校關注基礎教育階段兒童舞蹈藝術教育為前提，促進舞蹈學專業學生音樂與舞蹈綜合素養能力的提升，是本課題探究的目標與核心。

一、地方基礎教育師資配備與師范專業培養的不均衡現狀

經過調查研究，河南地區大部分小學音樂教師由音樂學專業、音樂教育專業和音樂表演專業的教師擔任，只有少部分藝術特色學校配有專職舞蹈教師。小學音樂教學需要多元化的教學方法與手段，但大部分音樂教師達不到一專多能，大部分音樂教師多為聲樂與器樂專業畢業，舞蹈素養薄弱，在實際教學中往往避重就輕。舞蹈與律動輔助手段在音樂課上的運用極低，遠遠達不到借舞盡興、借舞傳音的效果，教學手段單一，更是無法實現豐富、多元、生動有趣和快樂體驗的藝術課程教學效果。《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提到舞蹈版塊在音樂教學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地方學校的教師們想要提升教學綜合能力的愿望非常強烈，渴望提升自身舞蹈素養，完善自身對音樂教育教學的全面研究。目前修訂的人才培養方案，已從表演型人才培養向教育型人才培養傾斜，原因有以下幾方面。首先，大多數師范院校舞蹈學與音樂學兩個專業共同承擔著地方中小學音樂教師的輸出任務，一般情況下，音樂學專業設有一年舞蹈公修課，因此舞蹈專業能力普遍一般，而舞蹈學專業的音樂素養課由于重視程度不夠，也未能真正發揮作用，學生們意識不到課程設置的重要性，課程往往流于形式。其次，實習實踐也因設在最后一個學期而無法發現問題并及時解決。通過走訪調查，發現地方學校普遍要求教師的綜合素養，一專多能在中小學呼聲最高。通過就業率分析，音樂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率高，舞蹈專業的學生進入中小學的機率極低，這并非是地方學校對舞蹈教師沒有需求，而是地方學校迫切需要舞蹈教師組織第二課堂或社團，音樂教師優質課也常常因為舞蹈素養缺乏，課堂效果一般。如何將專業與職業并軌，使學生能從校內培養順利過渡到校外實踐，實現具有中小學音樂與舞蹈教師綜合素養能力的人才培養目標，就是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師范類舞蹈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著力點應重在師范特色

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國教育改革浪潮迭起，形成一場歷史上影響廣泛深刻、全方位、大動作的世界性教育改革運動。各國學校音樂教育順應這一教育改革大潮，也不再局限于音樂學科內部某些方面的小修小改，而是紛紛開始進行系統的、整體性的改革，包括重新認識音樂課程的價值與性質、研制新課程標準、設計新教學體系和實驗新教學方法等。

近年來，我國基礎音樂教育也不斷嘗試改革與創新，制定了新的音樂課程標準，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初步建立起中小學音樂教育的管理、咨詢、教研機構，改變了過去一直無專門機構和專人管理音樂教育的狀態；制定了一系列指導中小學音樂教育教學工作的法規和文件，改變了音樂教育無法可依的渙散局面；中小學音樂課程開課率穩步上升，改變了音樂教育長期存在著大面積空白的狀況；引進吸收了多種國外著名音樂教學法，如奧爾夫教學法、達爾克洛茲教學法、柯達伊教學法、鈴木教學法等，教學水平有了明顯提高。開展了一系列豐富多彩的課外、校外音樂活動，有效地推動了學校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另外，在音樂教材建設、教學器材配備以及音樂教育科研等方面，也取得了許多成果。可以說，當前是我國基礎音樂教育史上的黃金發展期和歷史機遇期。

新課程標準實施以來，筆者由于從事高師音樂教育的工作，曾就音樂新課程的推行對海南省及深圳市的中小學骨干音樂教師進行了培訓。在此期間，經過實地聽課、看課及與各地中小學老師溝通了解，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目前我國基礎音樂教育課程體系仍存在著諸多不適應時展的問題。良好的教學條件和大量的投入為城市音樂教育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農村音樂教育尤其是農村少數民族音樂教育則嚴重滯后，城鄉音樂教育的差距越拉越大。在此，筆者結合實際現象，將《音樂課程標準》實施以來,城市與農村、漢族與少數民族中小學音樂教育的現狀進行比較分析，為有針對性、有效地把新課改的先進理念、方法等貫徹到實際教學工作中提供實踐依據。

師資現狀的比較

城市教師隊伍現狀。在我國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小學，多配備有專門的音樂教師。音樂教師作為教育資源的一部分，受到新的教育理念、教育觀念的影響，在工作中不斷地學習和參加培訓，完成教學素養的自我提升，以適應社會的前進和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教師的學歷層次較高、綜合能力強，在能較好完成教學工作的同時，多數還能勝任課外音樂特長輔導。此外，城市中還有一批音樂教研人員、音樂教育專家、熱衷于音樂的各行業音樂愛好者來支持國民音樂教育事業，并發揮了帶頭、引導、示范等骨干作用。他們對音樂教育資源的整合、對基礎音樂教育的發展起著不可輕視的作用。

音樂新課改要求教師們認真解讀《音樂課程標準》。參照標準，教師們在教學設計上下工夫，認真研讀新教材；及時在課堂上調整教師角色的轉換，讓課堂氣氛活起來；并能利用多媒體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豐富學生的情感體驗，真正做到了理念和知識的更新。正如音樂教育界專家所言：新一輪國家基礎教育改革，將使我國的中小學教師隊伍發生一次歷史性的變革，教師的課堂生活將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教師將隨著學生學習方式的改變而重新建立自己的教學方式。

摘要：文章首先對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協同的內涵進行了闡釋，隨后利用內容分析法，提取了協同產生的關鍵條件要素并進行了分析。基于此，文章構建了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協同產生的“CDL-GRA”模型，并提出協同發展的動力可分為原動力、內驅力和外推力三類。最后，文章提出要以“系統觀”引領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協同發展方向，以“內聯外協”形成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協同工作機制，以“內驅外推”激發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協同發展活力，以期為未來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的建設與發展提供參考。

關鍵詞：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協同發展；關鍵條件要素；動力教育

信息化是一個動態復雜的系統過程，具有多主體性和多層次性的系統結構，涉及各類資源的合理配置、跨組織的業務溝通和整合[1]，存在不同力量的競爭與合作，自然也需要不同力量的相互制衡。因此，多主體之間應建立相互信任、彼此依賴、多維互動的新型協同關系，形成互聯互通的網絡治理格局，以促使各子系統內部力量得到有效整合、外部力量得到有效集結，最終實現多主體協同共治和互利共贏[2]。作為教育信息化工作推進的重點，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歷來受到研究者和實踐者的高度重視，其協同發展既受外部環境與人工干預的影響，又受內部結構關系的制約，客觀上需要厘清協同發展的關鍵條件要素和協同發展的動力類型。

一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協同的內涵

“協同”一詞源于希臘文，在1600年左右被提出，主要被應用于神學領域，描述人類努力與神圣意志的結合，后發展為“一起工作”。我國古代許多名言也蘊含了協同理念，如“有眾率怠弗協”、“能用眾力，則無敵于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于圣人矣”、“聲律相協而八音生”等，都從不同視角反映了人或物進行合作時所產生的協同效應。在學理研究層面，學者陸續從不同視角對“協同”進行定義，如林君芬[3]提出協同反映的是事物、系統或要素之間保持合作性、集體性的狀態和趨勢，其產生前提是機構或個體在業務上產生聯系或存在交叉。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是Haken基于系統觀視角對協同的詮釋[4]，即協同是系統中諸多子系統相互協調的、合作的或同步的聯合作用與集體行為，是系統整體性、相關性的內在表現，具有多元性和層次性——從宏觀層面來講，協同是子系統之間有序運動所呈現的整體特征；而從微觀層面來講，協同是通過序參量的作用，實現子系統之間從無序到有序的過程。參考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認為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協同是一個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系統中各相關子系統、要素或主體通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而形成有序整體的過程。各相關子系統、要素或主體秉持自愿協作和合作共贏的理念，以實現區域教育均衡、提高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應用水平、提升教育公共服務水平為目標，通過采取正式與非正式的、顯性與隱形的聯合行動，來實現相互協調與合作。

二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協同產生的關鍵條件要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