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貿易理論范文10篇

隨著國際經貿的發展，國際貿易理論研究非常活躍，主流貿易理論得到了豐富和發展。本文就此作些介紹。

一、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歷來被經濟學家所關注。亞當·斯密最早提出的“剩余產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體現了他對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的認識。李嘉圖在其比較成本理論中同樣闡述了國際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的思想。約翰·穆勒關于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論述啟發了人們從新的視角認識貿易的作用。D.H.羅伯特森在30年代提出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EngineforGrowth）的命題，50年代R·納克斯豐富和發展了這一學說。納克斯認為中心國家經濟迅速增長引起的對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大量需求引發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并指出了具體傳遞途徑。馬克斯·科登則提出了貿易的收入效應、資本積累效應、替代效應、收入分配的效應及要素加權效應理論，并認為這些效應都具有累積性，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隨經濟的發展逐漸強化。哈勃勒（Haberler）完善了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他把貿易的促進作用概括為：（1）貿易促使欠發達國家資源得到充分利用；（2）通過市場的擴大促使勞動力流動及規模經濟獲得；（3）國際貿易傳輸新觀念、新技術、先進的管理及其他技巧；（4）貿易刺激資本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動；（5）新設備的進口刺激國內需求；（6）國際貿易同時又是最好的反壟斷的武器。80年代中期以后，以羅默（Romer）、盧卡斯（Lucas）等人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把創新作為推動生產率增長的核心因素，同時認為貿易促進了創新活動，創新活動推動經濟增長。

二、作為外生變量、內生變量的技術與貿易

傳統貿易理論中早已注意到技術進步的作用，但是直到80年代后期國際貿易理論才把技術變動、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按著李嘉圖的模型，仍然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類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研究技術變動怎樣影響貿易和經濟增長，同時把技術發展作為科學研究投資和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

——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隨著國際經貿的發展，國際貿易理論研究非常活躍，主流貿易理論得到了豐富和發展。本文就此作些介紹。

一、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歷來被經濟學家所關注。亞當·斯密最早提出的“剩余產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體現了他對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的認識。李嘉圖在其比較成本理論中同樣闡述了國際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的思想。約翰·穆勒關于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論述啟發了人們從新的視角認識貿易的作用。D.H.羅伯特森在30年代提出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EngineforGrowth）的命題，50年代R·納克斯豐富和發展了這一學說。納克斯認為中心國家經濟迅速增長引起的對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大量需求引發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并指出了具體傳遞途徑。馬克斯·科登則提出了貿易的收入效應、資本積累效應、替代效應、收入分配的效應及要素加權效應理論，并認為這些效應都具有累積性，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隨經濟的發展逐漸強化。哈勃勒（Haberler）完善了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他把貿易的促進作用概括為：（1）貿易促使欠發達國家資源得到充分利用；（2）通過市場的擴大促使勞動力流動及規模經濟獲得；（3）國際貿易傳輸新觀念、新技術、先進的管理及其他技巧；（4）貿易刺激資本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動；（5）新設備的進口刺激國內需求；（6）國際貿易同時又是最好的反壟斷的武器。80年代中期以后，以羅默（Romer）、盧卡斯（Lucas）等人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把創新作為推動生產率增長的核心因素，同時認為貿易促進了創新活動，創新活動推動經濟增長。

二、作為外生變量、內生變量的技術與貿易

傳統貿易理論中早已注意到技術進步的作用，但是直到80年代后期國際貿易理論才把技術變動、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按著李嘉圖的模型，仍然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類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研究技術變動怎樣影響貿易和經濟增長，同時把技術發展作為科學研究投資和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

——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克魯格曼曾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因成功預言隨后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而名噪一時。值此全球性金融動蕩不安之際,克魯格曼的獲獎容易使人聯想到兩者之間是否有關聯。客觀地說,兩者之間并無直接聯系。克魯格曼確實在國際金融領域做出了一定貢獻,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匯率目標區理論,但他獲獎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新經濟學”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創建的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為基礎,出現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論貢獻的新經濟學研究浪潮。在克魯格曼看來,這一系列新經濟學研究浪潮可分為四大階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所出現的新產業組織理論,構建了分析產業組織與結構的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所出現的新貿易理論,構建了收益遞增情形下的國際貿易理論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新增長理論,構建了收益遞增情形下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第四次浪潮則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所出現的新經濟地理學,試圖根據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對經濟的空間結構做出新的解釋。克魯格曼本人既是新貿易理論的主要締造者,又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重要領軍人物。

克魯格曼對經濟學的突破性理論貢獻之一是創建了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有別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之處,在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建立在李嘉圖比較優勢原理基礎之上,新貿易理論則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之上。按照比較優勢原理,在國際貿易中,各國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因此,貿易應在資源稟賦差異最大的國家間發生,例如發達國家出口工業品而欠發達國家出口農產品。然而自二戰以來,貿易中增長最快的部分卻并不是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而是在要素稟賦極為相似的先進工業化國家之間。同時,大量的貿易不是在不同行業之間發生,而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導致一個國家可能既出口汽車也進口汽車。這些事實對傳統貿易理論構成了嚴峻挑戰。

克魯格曼在《收益遞增、壟斷競爭與國際貿易》(1979)、《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格局(1980年)等論文中所提出的規模經濟理論是對李嘉圖傳統的背離。該理論認為,即使在不存在比較優勢的情況下,規模經濟本身也可以是產生貿易的原因。尤其是產業內貿易使得專業化與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并進而導致更低的價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樣化。雖然歷史上也曾有經濟學家認識到規模經濟是導致貿易發生的原因之一,但他們沒有將這種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邏輯的推論。克魯格曼的成功之處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構建的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拓展應用于具有可分性產品的國際貿易領域,從而構建了一個不僅是全新的,而且是綜合了傳統觀點的新貿易理論模型。

克魯格曼認為,新貿易理論模型為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因為,當交換基礎是各種要素的稟賦差異時,開放貿易會有損于雙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換是以規模收入遞增為基礎,貿易開放就會對雙方均有利。

克魯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論貢獻是多年來致力于經濟地理學的復興研究,創建了新經濟地理學這一新興學科。他最早對新經濟地理學思想進行的系統闡述見于1991年發表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這一論文中,并在隨后發表的一系列相關論著中進行了深入探討。克魯格曼認為,以前主流經濟學由于缺乏分析“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工具,導致空間問題長期被排斥在外,現在,由于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等分析工具的發展,可望將空間問題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范疇。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報酬遞增規律如何影響產業的空間集聚,即市場和地理之間的相互聯系上。他的基本觀點是,規模經濟與下降的運輸成本相結合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為什么相似的經濟活動集聚在相同區位。克魯格曼曾運用“中心—外圍”模型分析一國內部產業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該模型中,處于中心的是制造業地區,外圍是農業地區,區位因素取決于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的相互影響。假設工業生產具有報酬遞增的特點,而農業生產的規模報酬不變,隨著時間的推移,工業生產活動將趨向于空間集聚。

克魯格曼曾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因成功預言隨后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而名噪一時。值此全球性金融動蕩不安之際,克魯格曼的獲獎容易使人聯想到兩者之間是否有關聯。客觀地說,兩者

之間并無直接聯系。克魯格曼確實在國際金融領域做出了一定貢獻,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匯率目標區理論,但他獲獎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新經濟學”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創建的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為基礎,出現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論貢獻的新經濟學研究浪潮。在克魯格曼看來,這一系列新經濟學研究浪潮可分為四大階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所出現的新產業組織理論,構建了分析產業組織與結構的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所出現的新貿易理論,構建了收益遞增情形下的國際貿易理論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新增長理論,構建了收益遞增情形下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第四次浪潮則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所出現的新經濟地理學,試圖根據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對經濟的空間結構做出新的解釋。克魯格曼本人既是新貿易理論的主要締造者,又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重要領軍人物。

克魯格曼對經濟學的突破性理論貢獻之一是創建了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有別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之處,在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建立在李嘉圖比較優勢原理基礎之上,新貿易理論則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之上。按照比較優勢原理,在國際貿易中,各國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因此,貿易應在資源稟賦差異最大的國家間發生,例如發達國家出口工業品而欠發達國家出口農產品。然而自二戰以來,貿易中增長最快的部分卻并不是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而是在要素稟賦極為相似的先進工業化國家之間。同時,大量的貿易不是在不同行業之間發生,而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導致一個國家可能既出口汽車也進口汽車。這些事實對傳統貿易理論構成了嚴峻挑戰。

克魯格曼在《收益遞增、壟斷競爭與國際貿易》(1979)、《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格局(1980年)等論文中所提出的規模經濟理論是對李嘉圖傳統的背離。該理論認為,即使在不存在比較優勢的情況下,規模經濟本身也可以是產生貿易的原因。尤其是產業內貿易使得專業化與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并進而導致更低的價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樣化。雖然歷史上也曾有經濟學家認識到規模經濟是導致貿易發生的原因之一,但他們沒有將這種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邏輯的推論。克魯格曼的成功之處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構建的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拓展應用于具有可分性產品的國際貿易領域,從而構建了一個不僅是全新的,而且是綜合了傳統觀點的新貿易理論模型。

克魯格曼認為,新貿易理論模型為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因為,當交換基礎是各種要素的稟賦差異時,開放貿易會有損于雙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換是以規模收入遞增為基礎,貿易開放就會對雙方均有利。

國際貿易理論界向來以傳統的李嘉圖比較優勢說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說占主流地位。假設完全競爭的前提下，應該實行自由貿易，由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對關稅、進口限額等保護貿易或限制貿易政策持否定態度。二戰后，國際貿易的實踐和經濟學分析工具的新進展引起國際經濟學者們對貿易理論和貿易政策的再思考。我們看到，戰后的國際貿易出現了傳統貿易理論無法預示和說明的格局。按照李嘉圖學說，各國應該致力于生產其相對更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在國際交換中以換取其處于相對劣勢的產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說，各國應該出口那些使用本國密集要素，進口那些使用本國非密集要素的產品。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存在巨大反差，大量的國際貿易應該發生在這兩類國家之間。但是現實是戰后發達國家間的工業品貿易、產業內貿易量日益增長，已占世界貿易的較大份額。相繼出現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論、產品生產周期理論在某些范圍也能說明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國際貿易理論，但是它們作為一般性理論存在不足，只能說是對國際貿易理論的修正和補充。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布蘭德、斯賓塞、迪克西特、蘭開斯特和諾曼等分析和論述在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的貿易格局及其成因，提出了戰略貿易政策理論模型，開拓了貿易理論研究的新領域。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一國政府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可以憑借貿易壁壘來扶持本國戰略性工業的成長，增強其競爭能力，從而謀取規模經濟之類的額外收益，并借機掠奪他國的市場份額和利潤，即貿易干預能夠增進國家福利。

雖然這類政策主張有悖于自由貿易學說的經典理論，但是給當前風行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辯護。畢竟，人們看到，諸如日本這樣的國家從貿易保護主義和指導性產業政策中獲得重大利益。而與此同時，美國由于其自由貿易政策遭受了損失。那么，我們的問題是，在WTO這樣一個趨向于對貿易干預持否定態度的多邊貿易體制在全球的影響向縱深發展的情況下，戰略貿易理論與自由貿易理論的發展方向是什么？另外，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透過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基本內容、實施條件和政策效應能夠得到什么有裨益的啟示？

一、重新審視國際貿易理論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之上，按照這一理論，發展中國家在選擇貿易戰略時順理成章的行為就是以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換取他國的比較優勢產品。然而，這一理論本身的完美卻因其在指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發展中目標的戰略選擇時的不適應性而面臨挑戰。由一系列“完美”假設而推導出的“自由”必須要放入現實重新加以審視。

（一）自由的代價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中藥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情況；如何擴大中藥產業的國際貿易；擴大中藥出口貿易的建議；結束語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金融危機已經波及實體經濟，極大地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中藥在國際上的市場分布、中藥在國際上的市場份額、當前國際上對于中藥等天然藥物產品的需求量進一步加大、當前運用基因等高科技技術對中藥和天然植物用藥的分析增多、中藥等天然植物用藥的獨特優勢逐漸被西方主流市場所接受、保護傳統醫藥是擴大中藥產業的前提、正確認識中藥與西藥主流市場的差距、東西方不同醫學文化背景下的差距、加大中藥企業的科技投入、中藥的國際化是國家軟實力的象征、加大中藥的生物活性研究、中醫知識產權和中藥標準化規范的制訂、中藥企業自身營銷模式的轉變等，具體請詳見。

當前，金融危機已經波及實體經濟，極大地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對于醫藥行業來說。由于其直接關系人們的健康和疾病，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少。在此背景下，中藥企業擴大對外貿易將有助于中藥企業走向國際。中藥行業作為中國國內贏利能力較強的行業，產品利潤率高，中國中藥工業與石油工業、橡膠工業等41個工業行業相比，8項經濟指標中有7項名列前茅，其中百元固定資產利稅率僅次于煙草加工業，大力發展中藥的國際貿易有利于中國對外貿易產業格局，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

一、中藥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情況

我國是世界上一個大的天然植物原料生產大國，既是古老的天然植物生產大國，也是天然植物消費大國，但是一直不是中藥出口大國、中藥貿易大國。

(一)中藥在國際上的市場分布當前國際上中藥的貿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塊：一是本土板塊，即以大陸為中心，中藥產品輻射港澳臺三地。目前這一市場已經得到市場普遍的信賴，中藥發展勢頭很好。二是東亞和東南亞等和中國文化和地域相近的地區。在傳統中草藥上有比較大的優勢，中藥出口得到較大的發展。三是南亞和非洲市場，這一地區醫療條件比較落后，衛生狀況差，對中國價廉物美的中藥持有熱情的態度，有利于中國擴大出口。四是北美市場，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把中醫作為回歸自然和天然食品運動的一部分，才開始接受中醫(楊培，2007)。目前中藥被美國國家衛生署當作補充和替代療法，據美國《預防》雜志2007年的研究結果，在全美，18歲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000萬人使用過天然植物藥，這一數字占全國總人口的3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為止，沒有一項中藥產品通過美國FDA(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審查，目前只有幾種藥品通過了FDA的新藥臨床研究預審，獲準進入臨床試驗，中藥在美國的貿易呈現市場大、使用廣泛、尚無合法地位的局面。五是歐盟市場，在歐洲，天然植物用藥市場規模較小，但是發展迅速。隨著20世紀70年代歐洲綠色運動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人轉向對天然植物用藥的求助。2004年3月31日歐盟通過的《傳統植物藥注冊程序指令》和2004年4月30日通過《歐盟傳統藥品法案》給中藥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六是阿拉伯市場，早在20世紀50～60年代，中國援外醫療隊就把中醫藥帶到了中東地區，在中東地區，保健、強壯、減肥、美容的中成藥很受歡迎，產品大多來自港臺、東南亞、日、韓甚至歐美國家。我國產品打入該市場有巨大潛力，但必須在劑型改造、產品包裝和廣告宣傳上下功夫，才能占有一席份額。目前，21個阿拉伯國家中，幾乎都開設了數量不等的中醫診所和中草藥店。1988年，阿聯酋成立了中國中醫藥治療中心，沙特、阿曼、也門相繼商討引進中醫藥專家。

(二)中藥在國際上的市場份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醫藥工業一直保持7％的增長率，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仍可能保持該速度。其中全世界中藥的年貿易銷售額已經超過400億美元，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中藥在全球的應用地區已達到45％(楊文茵，2008)。盡管如此，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植物用藥原料大國，其中藥產品在世界中藥貿易市場上的市場份額卻是極低的。中藥出口額占全球天然藥物貿易額的7％，占全球天然藥物銷售額的3.2％，中藥貿易額占全球天然貿易額的9.4％(虞忠，2006)。據我國海關統計。我國中藥類產品的出口量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增長狀況。2005年我國中藥出口達到了8.3億美元，2005年首次出口達到10.9億美元，2007年達到11.8億美元(張中朋，2008)，2008年中藥出口在金融危機中逆市上揚，僅1～9月份，中藥出口9.61億美元，同比增長13.7％。其中中藥飲片出口3.88億美元，同比增長17.2％；中成藥出口1.25億美元，同比增長13.8％：提取物出口3.85億美元，同比增長9.1％；保健品出口6267萬美元，同比增長21.3％。出口額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國際市場對中醫藥進一步的認可，市場需求仍然處于平穩增長；二是上半年人民幣匯率仍處于上升，以美元計算的出口額增長；三是國內中藥材價格上升，人力、環保等經營成本上升，導致出口價格上升(商務部。2008)。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中藥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情況；如何擴大中藥產業的國際貿易；擴大中藥出口貿易的建議；結束語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金融危機已經波及實體經濟，極大地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中藥在國際上的市場分布當前國際上中藥的貿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塊、中藥在國際上的市場份額、當前國際上對于中藥等天然藥物產品的需求量進一步加大、當前運用基因等高科技技術對中藥和天然植物用藥的分析增多、保護傳統醫藥是擴大中藥產業的前提、正確認識中藥與西藥主流市場的差距、加大中藥企業的科技投入、中藥的國際化是國家軟實力的象征、加大中藥的生物活性研究重點加大中藥提取物研究、中藥企業自身營銷模式的轉變要憑借中藥的原材料的優勢開發高附加值產品等，具體請詳見。

當前，金融危機已經波及實體經濟，極大地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對于醫藥行業來說。由于其直接關系人們的健康和疾病，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少。在此背景下，中藥企業擴大對外貿易將有助于中藥企業走向國際。中藥行業作為中國國內贏利能力較強的行業，產品利潤率高，中國中藥工業與石油工業、橡膠工業等41個工業行業相比，8項經濟指標中有7項名列前茅，其中百元固定資產利稅率僅次于煙草加工業，大力發展中藥的國際貿易有利于中國對外貿易產業格局，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

一、中藥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情況

我國是世界上一個大的天然植物原料生產大國，既是古老的天然植物生產大國，也是天然植物消費大國，但是一直不是中藥出口大國、中藥貿易大國。

(一)中藥在國際上的市場分布當前國際上中藥的貿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塊：一是本土板塊，即以大陸為中心，中藥產品輻射港澳臺三地。目前這一市場已經得到市場普遍的信賴，中藥發展勢頭很好。二是東亞和東南亞等和中國文化和地域相近的地區。在傳統中草藥上有比較大的優勢，中藥出口得到較大的發展。三是南亞和非洲市場，這一地區醫療條件比較落后，衛生狀況差，對中國價廉物美的中藥持有熱情的態度，有利于中國擴大出口。四是北美市場，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把中醫作為回歸自然和天然食品運動的一部分，才開始接受中醫(楊培，2007)。目前中藥被美國國家衛生署當作補充和替代療法，據美國《預防》雜志2007年的研究結果，在全美，18歲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000萬人使用過天然植物藥，這一數字占全國總人口的3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為止，沒有一項中藥產品通過美國FDA(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審查，目前只有幾種藥品通過了FDA的新藥臨床研究預審，獲準進入臨床試驗，中藥在美國的貿易呈現市場大、使用廣泛、尚無合法地位的局面。五是歐盟市場，在歐洲，天然植物用藥市場規模較小，但是發展迅速。隨著20世紀70年代歐洲綠色運動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人轉向對天然植物用藥的求助。2004年3月31日歐盟通過的《傳統植物藥注冊程序指令》和2004年4月30日通過《歐盟傳統藥品法案》給中藥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六是阿拉伯市場，早在20世紀50～60年代，中國援外醫療隊就把中醫藥帶到了中東地區，在中東地區，保健、強壯、減肥、美容的中成藥很受歡迎，產品大多來自港臺、東南亞、日、韓甚至歐美國家。我國產品打入該市場有巨大潛力，但必須在劑型改造、產品包裝和廣告宣傳上下功夫，才能占有一席份額。目前，21個阿拉伯國家中，幾乎都開設了數量不等的中醫診所和中草藥店。1988年，阿聯酋成立了中國中醫藥治療中心，沙特、阿曼、也門相繼商討引進中醫藥專家。

(二)中藥在國際上的市場份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醫藥工業一直保持7％的增長率，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仍可能保持該速度。其中全世界中藥的年貿易銷售額已經超過400億美元，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中藥在全球的應用地區已達到45％(楊文茵，2008)。盡管如此，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植物用藥原料大國，其中藥產品在世界中藥貿易市場上的市場份額卻是極低的。中藥出口額占全球天然藥物貿易額的7％，占全球天然藥物銷售額的3.2％，中藥貿易額占全球天然貿易額的9.4％(虞忠，2006)。據我國海關統計。我國中藥類產品的出口量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增長狀況。2005年我國中藥出口達到了8.3億美元，2005年首次出口達到10.9億美元，2007年達到11.8億美元(張中朋，2008)，2008年中藥出口在金融危機中逆市上揚，僅1～9月份，中藥出口9.61億美元，同比增長13.7％。其中中藥飲片出口3.88億美元，同比增長17.2％；中成藥出口1.25億美元，同比增長13.8％：提取物出口3.85億美元，同比增長9.1％；保健品出口6267萬美元，同比增長21.3％。出口額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國際市場對中醫藥進一步的認可，市場需求仍然處于平穩增長；二是上半年人民幣匯率仍處于上升，以美元計算的出口額增長；三是國內中藥材價格上升，人力、環保等經營成本上升，導致出口價格上升(商務部。2008)。

始于2007年中期的次貸危機沉重地打擊了全球經濟，世界各國，特別是眾多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深陷金融市場崩潰和投資欲望消退所帶來的經濟衰退之中。為了消除危機對于本國經濟的影響，以美國為代表的各國政府紛紛摒棄長期奉行的經濟自由主義，轉而采取各種強有力的經濟政策刺激本國經濟，以求脫離危機的泥潭。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各國政策決策者的思想基礎的西方經濟理論，以及與之對應的經濟政策也都在危機的影響下，出現了很多劇烈的新變化:在研究方法上逐漸擺脫了對于經濟數學的迷信，轉向更為多樣化的研究方法;在政策選擇中，通過對于行業和企業實施更加嚴密的監管，取代以往放任自由的傳統;在對外關系上，各國通過在WTO框架內各種規則許可的保護性手段，強化對于本國市場、本國經濟的保護，這些現象的出現也許將代表著現代西方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選擇的又一個歷史的轉折點的到來。

一、從經濟數學化轉向研究方法多樣化

在危機爆發之前，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數學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國際上主要的經濟期刊都大量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數學模型與數學推理，運用數學方法解釋經濟現象，預測經濟趨勢，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研究的主流。然而本次危機卻暴露出純粹的數學研究的機械性等缺陷，這也促使現代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轉向更為多樣化。事實上，在西方經濟理論誕生之初，歷史研究法與比較研究法往往是這一時期學者進行理論研究的主要方法，在斯密、李嘉圖，以及李斯特等西方經濟學說的先驅者的理論體系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特征。在這一時期，學者們更多的是針對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特別是經濟發展的概況與政府的政策選擇的政策效果，進行深入的研究，細致比較不同經濟條件下的產業演進規律與政策選擇的差異，從中抽象出具體的經濟理論。美國的老制度學派和德國的歷史學派更是這種注重歷史研究與比較研究的傳統在早期西方經濟理論體系中的地位的客觀反映。［1］

只是到20世紀初期，伴隨著邊際革命與凱恩斯革命，數學工具開始在西方經濟理論研究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并成為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主流研究方法。經濟學家發現利用數學語言進行經濟研究，相較于廣泛運用文字和圖表的傳統研究方法，在表述上更為簡潔、準確，在邏輯上更為嚴密、精確，同時通過構建數學模型，可以更為容易地得出單純依賴文字和直覺難以發現的結論，通過比較不同數學模型的假設前提或論證過程，可以更為直觀地把握不同經濟理論學派的內在區別。［2］由于數學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這些內在的優勢，當20世紀中后期，經濟研究數理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潮流，在西方主要經濟院校，以及經濟期刊中，經濟數學化已經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隨之帶來計量經濟學、經濟統計學、數理經濟學等與數學密切相關的經濟學科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一大批數學家搖身一變成為知名的經濟學家，而贏得極高的聲譽，而與之相對，運用非數學方法進行經濟理論研究則被視為異端學派，而廣受排斥。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西方經濟理論中，具有重要歷史影響的演化經濟理論與制度經濟理論的產生之初，往往強調制度分析、隱喻、回溯等研究方法，一度成為強烈反對經濟數學化的斗士，然而，隨著這些經濟理論被主流經濟思想所接納，特別是以上學派的學者為了減少主流經濟理論對它們的攻擊，以求能夠贏得學界的認可，他們往往選擇在研究方法上向主流經濟理論妥協，把主流的數理研究法納入自己的理論體系，嘗試把數學方法應用到自己的研究過程中，用經濟計量方法替代以往的文字研究與邏輯過程，因此，到次貸危機發生之前，即便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等現代意義上的異端經濟理論體系中，經濟數學化也已經成為共同的趨勢。盡管在危機之前，在西方國家的一些經濟院校已經產生了對于經濟數學方法過多的應用于經濟理論研究的爭議，［3］數學計量方法與傳統經濟研究方法之間的優劣比較也屢見于文獻之中，［4］但是經濟數學真正受到最為廣泛的質疑，仍然始于本次危機。如果經濟學數學化真的如同眾多主流經濟學者們所說的那樣是一門嚴謹、精確的科學的話，那么既然全球有如此眾多的經濟學者運用經濟數學方法研究經濟發展狀況，并以此來預測未來經濟發展趨勢，那么就應該有人能夠通過精確的構建數學模型的方式，預測到次貸危機。然而次貸危機的發生，卻完全超越了眾多經濟模型的預測，全球沒有一個學者可以通過數學方法提前預測到這場浩劫，而唯一相對準確預測到本次危機的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卻是運用傳統的歷史研究與比較研究的方法，通過對比美國經濟形勢與以往危機的發生條件，而預測到這次危機的發生。這也促使眾多西方經濟學者反思過于依賴于經濟計量方法與經濟統計方法的主流經濟研究方法的不足，開始探求更為多樣化的經濟研究方法。

2008年11月，英國女王到倫敦經濟學院視察，向經濟學家們提問:“為什么沒有人預見到信貸緊縮的到來?”英國皇家社會科學院針對這個問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并于2009年7月22日，由蒂姆•貝斯勒與彼得•罕尼詩向女王上書回答女王的提問。他們認為是由于沒有從國內外諸多智者處集思廣益，從整體上理解系統風險，才導致了這場危機，在這個基礎上他們提出強化不同部門之間的協作，以管轄相互關聯的不平衡等建議。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回答更多地強調危機發生原因的復雜性，卻并沒有正面回答女王所提出的問題———為什么他們所廣泛采用的經濟數學方法沒能提前通過構建模式的方式預測到這場危機。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雪拉•唐、彼得•厄爾斯蒂、約翰•福斯特等10名學者不同意上述觀點，于2009年8月10日向女王上書，提出是由于只關注數學技術工具和構建無約束的正式實證模式的狹隘的研究方法造成了經濟預測的失敗，而這種缺陷在很多前沿經濟學學術期刊和部門中為尋求數學工具而尋找數學工具，從而進一步加劇。這些經濟學家進而倡導一種更為注重事實，關注歷史、機構、心理學和其他高度相關因素的經濟研究方法。［5］

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危機以后，經濟學界開始懷疑以往的經濟數學化的科學性，經濟數學化在現代經濟研究方法中的主導地位開始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在現代經濟體系中，數學工具只是一種純粹的研究工具，在馬歇爾等早期經濟學大師看來，數學工具甚至只是經濟學研究過程中的一個較為次要的輔助工具。然而20世紀中后期，經濟數學化卻成為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發展的重要趨勢，有沒有運用數學工具，是否構建了復雜的數學模型，成為評判經濟研究科學性的根本標志，從而陷入了嚴重的數學依賴癥。然而過于迷信數學手段卻使得現代西方經濟研究反而脫離了經濟事實，而陷入空洞化、虛擬化。［6］盡管眾多經濟學家在危機爆發前，運用各種數學方法，構建了眾多復雜的數學模型，針對世界經濟進行了深入的預測，然而卻沒有一個學者、沒有一個經濟理論能夠成功地預測到這場嚴重的危機，這恰恰反映了經濟數學研究方法的不足，在這一歷史事實面前，我們甚至可以說經濟數學化恰恰將現代西方經濟學引向了歧途。［7］正是由于危機的爆發，更多西方學者開始認識經濟數學化的不足，從而開始尋求運用更為多樣化的研究方法。傳統的歷史研究、比較研究，以及一度被忽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開始在西方經濟研究中重新崛起，現代西方經濟研究方法，也從經濟數學化的一枝獨秀，走向了更為多樣化的百花爭鳴。

摘要：對國際勞工標準是否應與國際貿易掛鉤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截然相反的態度，本文闡述了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相掛鉤的原因，分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問題兩種不同態度的理論基礎，并論述了當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關鍵詞：國際勞工標準社會條款社會傾銷

一、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概述

“國際勞工標準”是由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公約和建議書等一系列國際法文件所體現的旨在保護全世界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國際規范。國際勞工標準的產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國際貿易競爭。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可追溯到19世紀，美國率先于1890年開始禁止進口囚犯生產的產品，并于1930年將禁止進口的范圍擴大到所有強制性勞工生產的產品。

二十世紀末以來，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極力主張將勞工標準問題與國際貿易掛鉤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1)在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緩慢，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迅速增強，發達國家惴惴不安，因此發達國家將自身發展困境統統歸咎于發展中國家的低勞工標準。(2)WTO多邊貿易體制中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勞工標準所特有的復雜性、隨意性、隱蔽性等特點迎合了發達國家設置新的貿易壁壘的需求。通過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不僅扼制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而且轉嫁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危機。

二、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問題兩種不同態度的理論基礎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兩個層次和核心是比較成本理論與要素稟賦論。前者揭示了互利貿易的基礎及貿易得利的來源在于勞動生產率高低不同而導致的生產成本差異；后者則指出，比較成本差異的原因在于各國資源稟賦不同，并且對國際貿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確定性的結論。兩者都認為，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自由競爭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比較優勢及資源稟賦決定的利益分配天經地義，并會惠及全球。國家干預是一種偶然現象，是國內經濟扭曲的產物。因而，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最大特征就是前提嚴格、邏輯嚴密、形式完善，但這也是它的缺陷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產業內貿易、公司內貿易不斷發展，跨國投資成為經常現象，“里昂惕夫之謎”的產生，導致了人們對傳統貿易理論的反思，產生了很多繁雜的、并不系統的新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以克魯格曼(P.Krugman)、赫爾普曼(Helpman)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各種新的貿易理論進行綜合，創立了所謂的“新貿易理論”(Neo-tradetheory)。在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格羅斯曼(G.Grosman)、斯本瑟(B.Spencer)、布蘭德(J.Brander)、狄克西特(A.Dixit)等人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前提，以產業組織理論和市場結構理論為研究工具，提出了戰略

性貿易政策理論(StrategicTradePolicy)。該理論動搖了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自由貿易政策的最優性，證明了政府干預的合理性，提出了適當運用關稅、補貼等戰略性貿易政策措施，將有助于提高一國貿易福利的主張。這一核心結論正好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悖。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因其在理論的獨創性、分析方法的獨到性及其解釋現實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為人們所重視。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競爭市場和規模經濟條件下的貿易行為

1.規模經濟效應的非常數性。規模收益用于微觀經濟學分析廠商的生產函數始于20世紀30年代。顯然，國際經濟學在這一方面落后了許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分析基礎之上。戰后國際貿易發展現實顯然無法得到傳統貿易理論的合理詮釋。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產品是以規模報酬遞增生產的，并且生產這些產品的行業（如汽車業、半導體業、計算機業等）構成了國民經濟的支柱。產品生產的規模經濟可分為外部經濟效應和內部經濟效應兩部分。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是指廠商水平上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的遞增性報酬以外部經濟的形式體現的情況，因而這種廠商及其產業能夠產生巨大的外部經濟，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出口的擴展。這種外部經濟效應往往并不能為各廠商同時同等程度地享受，廠商與行業間的競爭行為因而受影響。但更重要的是廠商內部規模經濟效應，即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一個較大的公司能夠更好地克服生產不可分割性，使生產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時，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費用并不會隨生產規模而變化，因此其每單位成本會隨著生產增加而下降。如果規模經濟持續存在，則平均成本總大于邊際成本，如果以邊際成本定價就意味著損失，因此，內

部規模經濟不可避免地與競爭均衡發生了矛盾。因而，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發達國家之間與產業內、公司內的貿易成為國際貿易主流這一現實。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才試圖突破這一理論與現狀的隔膜，將規模經濟引入貿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過獲得規模經濟效益，達到擴大出口、搶奪競爭對手市場份額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

2.市場的非完全競爭性。由微觀經濟學可知，廠商這一層次上的規模經濟的存在意味著價格行為與非負的利潤不一致，因而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的。對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西方經濟學迄今沒有一個一般性的結論。但是，畢竟放棄了傳統貿易理論最不現實的假設，即世界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種市場結構：(1)可競爭市場（伯蘭特假定這與無代價和無限制地進入和退出相結合）；(2)古諾雙寡頭國際競爭模型（即均衡產量水平由兩個廠商反應曲線的交叉點所決定）；(3)壟斷競爭。盡管一般性不完全競爭理論沒有產生，但是，在各種不同的市場結構下，在實證和規范兩個方面有關貿易的一些重要結論都有效，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