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企業范文10篇

摘要：福建省泉州市民營經濟發達，經濟總量連續19年居全省首位，貿易規模居全省第三，集型產品為主。2018年以來，受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影響，泉州市勞動密集型外貿企業受到較大沖擊。人民銀行泉州市中心支行通過走訪市商務局、海關等政府部門，以及深入調查勞動密集型外貿企業，詳細了解中美貿易摩擦對泉州市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影響，進而提出應對舉措，以期提供有益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中美貿易爭端；勞動密集型企業；貿易；影響

一、福建省泉州市對美貿易現狀

福建省泉州市貿易規模位居全省第三，僅次于福州市、廈門市。2018年1-6月，泉州市進出口總額853.80億元，占全省進出口總額14.26%，其中，出口總額544.80億元、占全省14.94%，進口總額309.00億元、占全省13.21%①。美國是泉州市第三大進出口市場，僅次于東盟、歐盟。從對美進出口總額看，2018年1-6月泉州市對美出口84.24億元，同比增長21.33％，約占全市出口的15.46％，主要為紡織服裝、鞋帽傘、箱包等勞動密集型商品；自美國進口17.05億元，同比下降1.41％，占全市進口5.52％，主要是大豆、皮革、木漿等商品。從涉及企業數量看，泉州市涉及美國進出口企業共計1573家，占全市進出口企業總數的18.12％，其中，出口企業1252家、進口企業321家。倘若中美貿易戰持續發酵，將對泉州市進出口貿易造成較大沖擊。

二、美國加征關稅對福建省泉州市勞動密集型企業出口的影響

（一）第一批500億美。元加稅清單對泉州市出口總量影響甚微，但對相關企業負面影響已初步顯現美國第一批500億美元加稅清單涉及泉州市的園藝設備、鋼鋁加工和機械裝備制造等企業。對相關企業負面影響已初步顯現。據泉州市商務局統計，2018年1-6月，泉州市涉及第一批500億美元加稅清單產品的企業195家，出口額1.97億元、占全市出口總額的2.34%。大部分企業反映增加25％的關稅帶來的成本上升，難以與客戶共同消化。企業出口成本壓力激增可能導致虧損，銷量面臨大幅下滑風險，甚至全面停止對美出口。如泉州某電子公司，2017年涉及清單商品對美出口3008萬元，占公司出口全部商品的40％，貿易沖突將導致今年出口下降十幾個百分點。美國獨資企業泉州某工程車輛公司的工程車輛用履帶，2017年對美出口2775萬元，占公司出口80％，產品利潤高達25％左右，征稅后利潤將損失殆盡。（二）第二批2000億。美元加稅清單生效時間尚未明確，但涉美企業訂單已開始受到影響，市場開拓信心明顯不足美國第二批2000億美元加稅清單覆蓋泉州市大部分對美出口的皮革、家具等商品。2018年1-6月，泉州市涉及第二批2000億美元加稅清單產品的企業774家，出口額28.1億元、占泉州出口總額5.15%。預計隨著下半年中美貿易爭端的持續擴大，相關涉美企業出口額或將下滑。從調查情況看，當前企業訂單數量已開始受到影響，部分企業接單心理壓力較大，開拓信心不足，大多企業處于不敢接大單、長單的狀態。如某家居用品企業表示，美國是企業唯一出口國，2000億美元加稅清單中涉及企業鋁制茶幾、鋁制三板桌、鋁制搖沙發等產品。2018年上半年該企業出口美國915.14萬美元，其中清單內有270.37萬美元。受貿易戰影響，目前美方客戶遲遲未與企業簽訂新訂單，企業極為被動。（三）對企業的實際影響。面比統計范圍更廣，對不同企業影響程度不一泉州市部分企業的產品訂單來自廈門、深圳、福州等地出口商，外貿實際供貨量遠大于自營出口量，僅三分之一左右出口數據納入泉州海關統計，加征關稅受影響面實際上可能更廣。據泉州市商務局對2500億美元征稅清單中涉及到的企業（出口額在3000萬元以上）逐一開展調查，結果顯示90％以上的企業表示加征關稅后將削弱競爭優勢，影響企業接單，但對不同企業影響程度不一。具有自主品牌、商品不可替代的企業影響較小。如泉州某集團公司，由于品牌附加值高、產品質量過硬，可以較快找到替代市場。再如泉州某機電公司，產品在美國具有不可替代性，申請關稅豁免的可能性較大。市場單一、客戶單一的企業影響巨大。如泉州某食品公司反映，美國市場占公司業務的85％，加稅成本無法分攤給客戶，將導致出口美國訂單大批量減少。某游艇公司也表示，公司近90％的產品出口美國，關稅提高后，產品在美國將失去價格優勢，對公司影響可能是致命的。

摘要：隨著中美貿易變化的不斷頻繁化，使得全球貿易發展都處于不斷變動中，而金融風險隱患也在不斷加大，對貿易企業金融風險控制提出了重要挑戰。本文主要以中美貿易為背景，對企業金融風險控制的必要性及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策略以強化企業金融風險控制能力，實現貿易企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關鍵詞：中美貿易；企業；金融風險；控制策略

1.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強化，中美之間的貿易往來不斷頻繁，其貿易狀況直接影響著全球貿易的發展。而隨著近來中美貿易的不斷變化導致全球金融風險具有不斷加大的趨勢，因此強化企業的金融風險控制能力顯得尤為重要。在中美貿易背景下企業實施風險控制是十分必要的，是確保企業健康發展的關鍵，是國際貿易穩定持續發展的必然。而當前企業在金融風險控制方面還存在諸多的問題，比如風險因素多且難以準確預測、受貿易政策影響十分明顯、風險管控體系還不健全、缺乏專業化風險管控人才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企業的發展。因此以中美貿易為背景制定有效的風險控制策略顯得十分重要。

2.中美貿易背景下企業金融風險控制的必要性

2.1確保企業健康發展的關鍵。近年來我國對外貿易實現了長足的發展，尤其是中美貿易的發展已經成為全球貿易的新亮點，而由于中美貿易近年來的變數較大進而引發了諸多的風險隱患，迅速波及金融行業，進而對貿易企業產生了重要的威脅。而在中美貿易背景下強化企業的金融風險控制能力可以使其在最大程度上減小由于中美貿易變動而導致的金融風險及其損失，這樣一來就能夠使得貿易企業尤其是中小貿易企業能夠在現有的基礎上實現健康長期發展，避免走向失敗或破產。2.2國際貿易穩定持續發展的必然。中美貿易的發展時刻影響著全球國際貿易的發展，而如果由于中美貿易的變動而導致全球金融風險，不僅會影響到貿易企業的發展，還會對整個國際貿易持續發展造成嚴重的不利影響。在整個國際貿易中，企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要實施全面的金融風險控制，這樣一來才能確保貿易企業的順利運營，以此確保全球貿易的穩定持續發展。

摘要：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背景下，作為我國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動力，中小企業應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呢？本文將對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中小企業的影響進行分析，并提出應對策略。

關鍵詞：中美貿易摩擦；中小企業；影響；對策

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成為美國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中美之間的關系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去年美國政府單方面對中國發起“301”調查，有針對性地對中國資本及技術密集型出口產品征收25%的高關稅，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小企業是我國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力，正確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小企業的高質量發展而言意義重大。本文將對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對我國中小企業的影響進行分析，并提出中小企業的應對策略。

一、中美貿易摩擦的近況

1979年中美兩國建交以來，雙邊經貿關系受諸多因素的影響，經歷了許多波折。目前美國與中國分別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中美間迅速擴大的貿易往來，美國成了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最頻繁而且最激烈的國家。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表現出了一系列的特征，首先，涉及的金額巨大，2017年中美貿易順差達2758億美元，2018年中美貿易順差達3233.2億美元，同比增加17.2%，創下了破紀錄新高，美國越發著急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戰進一步升溫。其次，中美貿易摩擦涉及的金額占據比例居高，總體來看，中美的貿易摩擦涉案數額占中美貿易總額的比重常年保持在50%左右，這一比重說明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已然成了一種常態。再次，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涉及產品不斷更新，20世紀初主要集中在初級產品，21世紀開始由初級加工品向深度加工制成品轉變，自2010年以來涉及產品又由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向技術密集型產品。同時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摩擦手段日益多樣化，使用最多的是反傾銷與反補貼手段，近年來又開始轉向于使用技術性貿易壁壘，包括衛生檢疫規定、商品包裝和標簽規定、綠色貿易壁壘等。

二、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中小企業的影響

摘要：中美貿易戰嚴重阻礙了自由貿易的發展，對中美經濟金融環境的穩定形成了巨大的威脅。中國進出口經營業務的企業在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下面臨了巨大的外匯風險。企業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外匯風險規避手段在當下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美貿易戰；外匯風險；風險規避

中美兩國歷來作為雙方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彼此都具有較高的貿易依存度，但是自2018年上半年以來，美國極具單邊貿易主義的一系列貿易措施，單方面地挑起了兩國的貿易戰爭。2018年3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令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的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其中重點領域包括通信技術、航空、機械等。7月6日，貿易戰持續升級，美國繼續對進口中國的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中國政府為了維護正當的經濟權益，采取了反制措施。2018年4月，中國對從美國進口的120項商品，在現有基礎稅率之上加征15%的關稅，對原128項進口商品中止減稅義務，對中國從美國進口的鋁產品和鋼鐵啟動爭端解決程序。

一、美國發起貿易戰的原因分析

（一）“美國優先”戰略的推行

特朗普在競選時就喊出“美國優先”的口號，發展至今“美國優先”戰略已經上升為國家安全戰略，美國一意孤行地揚起單邊主義的大旗，中美貿易戰持續發酵，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明顯加重，認為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來自于中國商品傾銷。分析兩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可以發現中美貿易具有較高的互補性。

摘要：中美貿易戰嚴重阻礙了自由貿易的發展，對中美經濟金融環境的穩定形成了巨大的威脅。中國進出口經營業務的企業在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下面臨了巨大的外匯風險。企業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外匯風險規避手段在當下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美貿易戰；外匯風險；風險規避

中美兩國歷來作為雙方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彼此都具有較高的貿易依存度，但是自2018年上半年以來，美國極具單邊貿易主義的一系列貿易措施，單方面地挑起了兩國的貿易戰爭。2018年3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令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的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其中重點領域包括通信技術、航空、機械等。7月6日，貿易戰持續升級，美國繼續對進口中國的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中國政府為了維護正當的經濟權益，采取了反制措施。2018年4月，中國對從美國進口的120項商品，在現有基礎稅率之上加征15%的關稅，對原128項進口商品中止減稅義務，對中國從美國進口的鋁產品和鋼鐵啟動爭端解決程序。

一、美國發起貿易戰的原因分析

（一）“美國優先”戰略的推行

特朗普在競選時就喊出“美國優先”的口號，發展至今“美國優先”戰略已經上升為國家安全戰略，美國一意孤行地揚起單邊主義的大旗，中美貿易戰持續發酵，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明顯加重，認為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來自于中國商品傾銷。分析兩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可以發現中美貿易具有較高的互補性。

中美消費行為差異分析

針對中美兩國的消費行為差異,人們從各種不同的視角對其成因進行分析,提出了諸如經濟發展階段、東西方不同的價值觀念以及傳統文化習俗等多種原因。然而,上述觀點大多直接從消費行為出發,只關注直接影響消費需求的各種因素,而對來自市場供給方面、間接制約消費者需求的企業營銷行為則分析不多。本文認為,作為市場供給一方的企業營銷行為,影響和制約消費者行為。

分析需求差異產生的原因,只關注需求本身的影響是不夠的,因為,就人類自身需求而言,共同之處多于差異,要發現導致需求差異的原因,需要在需求之外找原因。例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指出,人類需求具有大致相同的規律,都需要首先滿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而當這些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后,社會交往的需要、歸屬感、獲得尊重與自我實現等更高級層次的需求又將不斷出現。這些人類需求所具有的基本規律并不會因為文化的差異而有本質的改變,如果只從需求角度進行分析,并不利于發現導致消費行為差異的真正原因。

另外,與美國企業相比,中國企業在營銷管理上確實存在較大差距,這在客觀上也導致了中美兩國消費市場供給方面的明顯差異。例如,與美國市場相比,在中國消費品市場上,無論是產品品種、數量、質量、款式、價格組合、促銷方式還是售后服務,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難于滿足顧客的現實需求,更不用說挖掘潛在需求了。而美國的消費市場恰恰相反,企業向市場提供大量產品和服務,利用各種營銷手段,不僅可以有效地吸引消費者的現實消費,而且通過分期付款等金融服務方式充分挖掘潛在需求。人們通常忽視企業營銷差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企業的營銷水平發展很快,如果只是與自身的過去做縱向比較而不是深入到發達國家的現實市場中做橫向對比,很多問題是難于發現的。

中美企業營銷差異分析

作為當今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美國的消費市場高度成熟完善,各種產品供應極其豐富。雖然近年來中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消費品市場不斷成熟,但是與美國相比,市場營銷方面的差距依然十分明顯。下文以服裝市場為例進行具體比較。

古今中外的管理者都很注重管理當中的決策，因為在很大的意義上，決策就意味著領導的成功與失敗。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企業決策的正確與否更成為企業興衰成敗的關鍵。企業的決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外部條件制約外，主要是由企業領導者的決策行為所決定的。企業領導者的決策行為，包括判斷能力、組織能力、預測能力、協調能力以及領導者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偏好等。其中領導者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偏好對其決策行為起著不容忽視的影響作用。

而文化是對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偏好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因素，由于中國和美國有著很不相同的文化底蘊，這種差異必然會體現于其管理者的決策行為之中。文化對于決策行為的影響，通過一份對中美合資企業雙方管理者進行的調查訪問可以得到說明，該訪問訪談了北京地區10個中美合資企業中的17位中方、14位美方高級管理者，結果顯示，雙方管理者對對方都持有某些偏見，這些偏見尤其體現在對對方決策風格的消極評論上，這里我們陳述一下該訪談的結果：

第一，美方管理者對中方管理者決策風格的評論：（1）不作決策。他們認為在"中國，員工把經理看得很高，奉為上人，所以每件事都要由大老板來決策，其他人只是需要等待指示。（2）一致決策。他們認為與美方管理者相比，中方的管理者更傾向于達成一致，傾向于分散決策的責任，而不是勇于來承擔責任。

第二，中方管理者對美方管理者決策風格的評論：他們認為美方管理者過于專斷，不愛聽取下級意見。

由于文化差異的存在，使雙方管理者在涉及到決策問題時，大都感到很不愉快。因而，我們認為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國和美國的文化對合資企業領導者決策行為的影響，從而對上述決策問題上的跨文化沖突做出一些解釋。

一、中國文化對管理者決策行為的影響

古今中外的管理者都很注重管理當中的決策，因為在很大的意義上，決策就意味著領導的成功與失敗。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企業決策的正確與否更成為企業興衰成敗的關鍵。企業的決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外部條件制約外，主要是由企業領導者的決策行為所決定的。企業領導者的決策行為，包括判斷能力、組織能力、預測能力、協調能力以及領導者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偏好等。其中領導者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偏好對其決策行為起著不容忽視的影響作用。

而文化是對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偏好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因素，由于中國和美國有著很不相同的文化底蘊，這種差異必然會體現于其管理者的決策行為之中。文化對于決策行為的影響，通過一份對中美合資企業雙方管理者進行的調查訪問可以得到說明，該訪問訪談了北京地區10個中美合資企業中的17位中方、14位美方高級管理者，結果顯示，雙方管理者對對方都持有某些偏見，這些偏見尤其體現在對對方決策風格的消極評論上，這里我們陳述一下該訪談的結果：

第一，美方管理者對中方管理者決策風格的評論：（1）不作決策。他們認為在"中國，員工把經理看得很高，奉為上人，所以每件事都要由大老板來決策，其他人只是需要等待指示。（2）一致決策。他們認為與美方管理者相比，中方的管理者更傾向于達成一致，傾向于分散決策的責任，而不是勇于來承擔責任。

第二，中方管理者對美方管理者決策風格的評論：他們認為美方管理者過于專斷，不愛聽取下級意見。

由于文化差異的存在，使雙方管理者在涉及到決策問題時，大都感到很不愉快。因而，我們認為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國和美國的文化對合資企業領導者決策行為的影響，從而對上述決策問題上的跨文化沖突做出一些解釋。

一、中國文化對管理者決策行為的影響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然要求深入進行企業改革,使之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和利益主體。與之相適應,企業財務管理也應從“被動型財務”向“自主型財務”轉變,建立現代企業財務管理制度。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企業財務管理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和完善，已經形成一套比較成熟的理論體系和方法體系。通過比較中美兩國企業在財務管理方面的差異及其原因，有助于我們認識財務管理發展的規律，借鑒美國先進的理財技術方法，以豐富和發展我國的財務管理理論與方法，提高企業財務管理水平。

一、中美企業財務管理內涵和外延的比較我國的財務管理是在建國初期從原蘇聯引進的，其基本內容是將財務作為國民經濟各部門中客觀存在的貨幣關系包括在財政體系之中。

1963年后，我國財務理論界打破了原蘇聯財務理論框架，以“企業資金運動論”代替了“貨幣關系論”，之后又提出了“價值分配論”、“財富事務及生產關系論”。改革開放后又提出了“財務職能論”、“本金投入及收益論”、“所有者———經營者財務論”等。我國過去探討財務管理理論一直是馬克思關于“資本循環和周轉”理論，認為財務管理分為宏觀財務和微觀財務兩個層次，并把微觀財務納入宏觀財務體系，以財政職能替代財務職能。由于長期“政企不分”的“二元經濟結構”，使企業過度依賴財政，造成企業責任不清，效益低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后，我國借鑒西方財務理論，確立了企業財務管理的主體地位，逐漸實現宏觀財務與微觀財務的分離。

美國財務管理思想來自于西方微觀經濟學，產生于企業，服務于企業。美國對財務也有不同的定義，主要有：“企業是一個現金流程的體系，財務是關于現金流的管理”、“財務就是核資、籌資和投資”、“財務就是如何使一筆當前的定量現金轉變為一筆未來的(或許是)不定量現金的研究”等。但總的說來，美國的財務都是指企業財務，財務管理以資金管理為中心，以經濟求利原則為基礎，著重研究企業當局如何進行財務決策，怎樣才能使企業的價值或股東財富最大化。美國財務管理與公共財政完全分離，是一種實效性的企業財務，屬于企業經濟范疇。

二、中美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比較

財務管理目標決定著財務管理的發展方向及其運用的技術方法，因而確立財務管理目標具有重要意義。美國企業財務目標有3種主要的觀點：利潤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和股東財富最大化。利潤最大化沒有考慮利潤取得時間及取得的利潤與投入資本的關系，每股收益最大化沒有反映風險，而股東財富最大化則充分考慮企業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目前和未來的營業盈利能力、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等因素，成為目前美國最流行的觀點。我國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經歷了3個階段：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總產值最大化、經濟體制改革后一段時期的利潤最大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本增值最大化及企業價值最大化。前兩個階段的財務目標都與國家對企業的考核指標相聯系，是為國家服務型的財務目標。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后，企業擁有自主的財權，要求企業財務目標為企業服務，轉化為資本增值最大化及企業價值最大化。

摘要：在中美貿易中，國有企業法律地位的中美分歧包括豁免、反補貼措施適用等。近年來，美國在其主導的自由貿易協定中也頻頻將國有企業相關競爭規則問題設單章進行規制，國有企業問題已經成為中美貿易中的一個熱點。一方面，美國不承認中國國有企業商業行為享有豁免待遇，卻又堅持以政府控制標準認定國有企業屬于公共機構，頻繁對國有企業相關產品發起反補貼調查；另一方面，美國又試圖通過其主導的自由貿易協定建立新的國有企業競爭規則。面對上述困境與挑戰，可基于全面視角分析、提煉美國相關法律及貿易政策在認定中國國有企業身份方面的矛盾之處，即對國有企業可歸因為國家行為判斷標準的飄忽不定，以及對反補貼規則與非商業援助主體規制的混淆。考慮到中美兩國在國有經濟體量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以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導向，美國相關規則難以改變。鑒于此，從戰略層面看，建議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以國際法視野完善國內相關法律規則；從戰術層面看，建議中國國有企業在面臨來自美國法院的訴訟時，應對絕對豁免的立場和提出豁免權抗辯的訴訟策略進行區分，主動利用美國法律進行抗辯，同時中國應努力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并積極參與國際新貿易規則建設。

關鍵詞：中美貿易；國有企業；豁免；反補貼；非商業援助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2017年和2018年的《中國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情況報告》中重復提到，與中國國有企業相關的令人煩惱的問題的數量正不斷上升[1-2]。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盡管不是中國特有的企業所有制形式，但中美貿易中美國針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指控卻一直是中美貿易摩擦方面的熱點話題。

一、問題提出：中國國有企業因其“國有”身份在中美貿易中面臨的現實困境

美國針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指控，首先體現在國有企業相關豁免權訴訟與反補貼措施中。在國家豁免層面，隨著中國國有企業的不斷發展，不斷有中國國有企業遭到來自美國原告在美國法院提起的訴訟。中國國有企業常常基于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ForeignSovereignImmunityAct，FSIA）的規定，向法院提出管轄權異議，卻又常常因案件所涉及國有企業行為屬于《外國主權豁免法》中的商業行為例外而不能享受豁免待遇。此外，在美國對中國的反補貼措施上，即使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上訴機構已經在DS379案中澄清了其《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AgreementonSubsidiesandCountervailingMeasures，SCM）中認定公共機構的標準并非美國主張的政府控制標準，但美國仍然堅持中國國有企業因政府控制相關因素屬于公共機構對中國國有企業發起反補貼調查。其次，基于對現有世界貿易組織相關國有企業規則的不滿，近年來美國在其主導簽訂的區域或雙邊貿易協定中均將進一步規制國有企業競爭規則作為貿易政策的目標。以美國為主導談判確定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TPP）就對成員國的國有企業相關問題以單獨設章的方式進行了規范。盡管特朗普政府已經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中體現的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試圖建立新的國際貿易規則的趨勢已經難以改變。綜合來看，中國國有企業的身份不但沒有為自己在美國市場的發展提供便利，反而頻頻遭到詬病。目前，關于中美貿易中國有企業困境的研究主要是將豁免、反補貼及美國主導的貿易協定中的國有企業專章作為單獨問題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在國有企業的豁免問題上，不同的學者因研究重點不同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相關豁免法律與《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不同，其直接將國有企業視為主權豁免的主體，卻又再通過其商業行為例外條款排除國有企業的豁免待遇，具有明顯的法律缺陷。而我國國有企業若提出豁免申請，與我國絕對豁免的立場不符，因此建議中國企業放棄國有企業主權豁免以換取自身在美國的公正待遇[3]。另一種觀點在對我國國有企業成功引用美國豁免法的案例進行分析以及《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國有企業在面對美國民事訴訟時應當出庭抗辯管轄權的建議[4]。在反補貼措施問題上，美國與中國的分歧被學者梳理為以上訴機構為代表的政府權力說與以美國為代表的政府控制說之間的分歧[5]，這種分歧看似屬于不同解釋方法的沖突，但其本質卻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之間經濟體制理念的碰撞[6]，美國的相關反補貼措施是對中國所有權制度的歧視[7]。就應對措施而言，大部分學者建議運用現有規則，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維護自身利益。在美國主導的對外貿易協定中的國有企業專章方面，由于國有企業競爭條款來源于競爭中立理論[8]，且競爭中立規則在國際上已經呈現出法律化趨勢，目前被分析較多的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的競爭規則，與國有企業身份關系最密切的一點即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舍棄了公共機構的概念[9]，直接規定非商業性援助的提供者可以是國有企業。隨著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生效，必然會倒逼國內國有企業改革，因此應積極加以應對[10]。各學者研究均有所長，但由于研究范圍單一，缺乏對以上三個問題之間聯系的分析，其提出的對策具有較強的針對性但缺乏解決美國國有企業偏見的整體性對策。因此，本研究將通過對相關判例的分析，結合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世界貿易組織案例以及美國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方面的規定，梳理上述三個層面的困境來源，分析美國在處理國有企業身份問題時的相關觀點，并從國際法層面提出紓解中國國有企業身份困境的方法。

二、美國關于國有企業地位的法律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