蘊涵范文10篇
時間:2024-04-12 07: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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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涵與句義分析論文
【摘要】本文嘗試引鑒邏輯的蘊涵理論對漢語的語句語義進行探討分析。語義蘊涵主要是解釋蘊涵,
解釋蘊涵完全拋開表層形式,只憑對語句語義的理解而進行。運用解釋蘊涵可以作語義鑒別和語義比較。語
義鑒別是對單個語句的語義性質進行認定,可將語句區分為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等;語義比較
是對多個語句間的語義關系進行認定,可將語義關系區分為同義關系、矛盾關系、對立關系等。
【關鍵詞】語義蘊涵虛指蘊涵解釋蘊涵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同義關系矛盾關系
對立關系
蘊涵與句義試析論文
【摘要】本文嘗試引鑒邏輯的蘊涵理論對漢語的語句語義進行探討分析。語義蘊涵主要是解釋蘊涵,
解釋蘊涵完全拋開表層形式,只憑對語句語義的理解而進行。運用解釋蘊涵可以作語義鑒別和語義比較。語
義鑒別是對單個語句的語義性質進行認定,可將語句區分為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等;語義比較
是對多個語句間的語義關系進行認定,可將語義關系區分為同義關系、矛盾關系、對立關系等。
【關鍵詞】語義蘊涵虛指蘊涵解釋蘊涵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同義關系矛盾關系
對立關系
體育電影的影像蘊涵的意義
體育電影除了具備其他類型的電影的娛樂、教育等功能以外,還能夠促使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自我、改進自我。在我國電影發展的初期就已經有了體育電影,早在20世紀初期我國就已經拍攝了紀錄片。如第1屆遠東運動會就是在日本拍攝的。早期的體育電影僅僅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文化符號,僅僅是當時都市的一種時尚生活的反映。從20世紀初體育題材才開始與電影藝術有機結合,在當時,體育其實是一件非常時尚的事情:體育電影是利用體育競技比賽來展現人性的方方面面,這種競技形式不僅僅是純粹為了獲得獎牌而展開競爭,它還具備一定的教育意義。體育題材的電影傳播通常是將情節與體育進行完美融合,在電影院這種比較獨特的環境下,觀眾更加容易接受,特別是將體育比賽與故事情節有機結合的傳播形式,讓廣大觀眾通過體育題材的電影樹立科學的信仰、價值觀、道德甚至是認識更深層次的文化精神。體育電影在呈現人體的健美和體態端正的前提下,更為關注的是充分體現運動員敢于迎接挑戰、艱苦奮斗,努力爭取最終勝利的精神,以便實現激勵廣大青少年積極向上、戰勝自我的教育價值。體育電影對于培養廣大青少年樹立科學的體育觀念以及健康的價值體系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體育電影的影像蘊涵的意義
體育電影是將體育與影像藝術有機融合的一種綜合藝術,它以特殊的視聽語言形式使體育運動中所反映的奮發有為的魅力融入到電影中去,不僅使體育文化與精神能夠有效地傳播,同時也使電影的形式和內容更為豐富多彩。如今體育運動早就不是單純的埋頭苦干,而是通過艱苦訓練與技巧性的訓練有機結合,進而取得理想的體育效果。體育電影不但可以很好地反映本國的體育文化,更是反映國民精神的一種良好的形式,是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一個有效渠道。體育電影是社會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形式,蘊涵了十分豐富的人文主義情懷,是社會價值、思想意識、社會風氣、行為規范的真實體現。大部分體育電影的故事情節都是取材于真實的體育故事,這種題材可以有效地抓住觀眾的內心世界,以現實生活改編而來的精彩故事與現實生活更加貼近,更有利于對觀眾進行教育,對觀眾產生的影響也更有信服力。伴隨我們國家的電影事業的迅速發展與壯大,我們當前的體育電影不僅僅具備單一意義上的娛樂以及消遣的價值,當前很多體育電影導演正努力嘗試利用體育電影題材為人們呈現出具有更強藝術價值的影像作品。體育電影主要通過體育競技的殘酷競爭性、體育人物的百折不屈、敢于拼搏以及超常的智慧完美結合的影像,生動地呈現出體育人物的性格和內心情感。體育電影通過展現電影人物在訓練過程中的勤奮、刻苦,以振興國家、民族的精神力量為中心主題,從而激勵人們奮發拼搏的民族精神。體育電影中的主人公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奮斗,通過在體育賽場上取得的勝利、轉變中國以往在世界人民心中“東亞病夫”的負面形象,而支撐電影中的主人公奮勇拼搏的主要是他們身上那種非常強烈的民族尊嚴與自豪感。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上,中華民族長期遭受各種磨難和恥辱,而在民族奮起當中,中國一直在為重新獲得全世界的尊重而不懈努力奮斗。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強大必須建立在擁有十分強健體魄的國民基礎之上,而中國的國民由于歷史和自身體質的原因,曾經被日本侵略者稱之為“東亞病夫”。體育競技其實是國家之間的競爭與較量,因此,必須強化體育鍛煉,進一步提升中國國民的整體體育素質。體育水平的高低與一個國家的榮辱興衰密切相關。任何時期、任何時代背景的體育電影其最大的期許、愿望以及所傳遞的主要民族精神是為了徹底扭轉世界人民對中國是一個體育弱國的觀念。因此,振興體育自然而然也就成為振興中國綜合國力的一個十分關鍵的標準。大部分的體育導演也是這樣一群具有十分強烈的民族憂患感、自尊心、自豪感以及使命感的藝術家,他們所拍攝的體育題材的電影作品也是這種情感的集中體現。體育電影在講述運動員成長的過程中,描繪了各種各樣的坎坷遭遇,進而深入揭示了個人的命運與社會、時代密切相關。體育電影中的人物經過自身長期不懈地艱苦奮斗,在追求卓越和尊嚴的生命歷程中確立了奧運會長期以來所提倡的宗旨,也就是與現代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他們在體育運動的競爭過程中正是以其融入血液中的民族自覺意識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頑強奮斗、努力拼搏、永不放棄、雖敗猶榮的精神之旅。在體育電影中,體育運動所呈現出來的“力”與“美”的結合是一種個人理想以及民族意識的充分體現,正是這種單純的、積極進取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無數的觀眾。在體育電影中,身體并非是運動的唯一主題,電影的最終目的是透過身體力與美的完美結合呈現出一種感性意象的審美,觀眾通過對于相對靜態的形式的感悟,產生一種不同于體育活動的身體物理張力的視覺樣式以及景觀結構,從而達到一種更深層次的美感享受。體育電影不僅需要呈現出運動員身體的技術動作,還必須通過選擇和不斷切換來獲得超現實的穿越式感官享受。在比賽場景中,通過影像的特定藝術手法讓運動員的身體能夠爆發出極富想象力的高難度技術動作,通過電影鏡頭的有效組接,從而清晰地展現他們靈活的自然肢體活動,并且透過賽場上那種極富煽動性的音樂以及音響效果,激發觀眾對于英雄人物的崇拜,體育電影那種振奮人心的無窮魅力在觀眾醞釀已久的內心世界油然而生。
中國體育電影事業的發展前途
由于現代電影事業的迅猛發展,中國體育電影肯定會有一個十分美好的發展前途。我們有著非常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如何使外部環境與內在意蘊完美融合起來是發展現代體育電影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國電影人必須打破傳統理念模式的限制,尋求一個符合現代體育電影發展要求的框架結構,以全新的理念,運用科學先進的技術手段把中國體育電影打造成一個極富時代特色的藝術作品。現代優秀的體育電影將人性思考的主題巧妙地融入其中,在這種理念的引導下,電影透過體育人物的感人故事反映對生命自身的禮贊。體育電影作為一種獨特的電影類型,要求注重研究并滿足社會主流心理需求與愿望。而部分體育電影創作人員將體育電影單純地理解成“勵志”。誠然勵志也是體育電影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主題,然而絕非唯一的主題,一部優秀的體育電影應當對勵志主題作進一步的拓展。體育電影的主人公必須通過體育競技進一步探索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真諦,戰勝各種困難與挫折,實現個人夢想的不斷超越。體育電影是講述體育運動相關的社會生活故事片,主人公的命運、故事情節應當與競技項目、體育事業有機聯系起來,精彩、激烈而緊張的體育比賽場面非常多。對于體育而言,其最終目標并非競結果,競技自身也并非最終表現對象。力與美不過是體育電影的表象,夢想才是其核心,而始終貫穿全過程的是情感或情趣。一部優秀的體育電影,能夠給觀眾更多的價值啟示以及精神鼓舞。創新是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體現,特別是體育電影這種藝術,更需要通過不斷創新以尋求在藝術上不斷獲得突破。在我們國家的各項文化事業的改革與創新改革中,體育電影也必須進行不斷改革與創新,在充分參考、借鑒傳統體育電影的優點的基礎上,注入更多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的新鮮元素,為體育電影的快速發展提供更加強勁的動力。
結語
科學發展觀的倫理蘊涵
“以人為本”的倫理價值取向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基石。將人的生存與發展當作最高的價值目標,一切為了人,一切服務于人,在“以人為本”中所體現的這種以人的健康生存與全面發展為中心的倫理價值取向為科學發展觀的倫理合法性提供了充實依據。“以人為本”的倫理價值取向反映了科學發展觀的本質特征,即人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理當占居的主體性地位,它與“人類中心論”或“生態中心論”的倫理價值取向均有質的區別。“人類中心論”是舊式現代性的產物或者可以說是物質主義與科學主義畸形結合的產物,它片面地推崇工具理性,單純地追求對自然界的征服和占有,忽視了人對自然環境的有效保護和良性創造;這不僅在社會關系層面使人變成喪失自身類的本質屬性、物化了的“單面人”,并且在經濟與社會發展層面上最終破壞了人類與作為自己對象化的自然界的主、客體相統一的融洽關系,使人類精神淪落為一種群體的“利己主義”。
“以人為本”中的人既非萊布尼茨的“單子”式的個體,也不是存在主義意義上的孤獨的個人,而是涵蘊著集體主義精神的群體之人。這種人既有艱苦創業的決心和毅力,也有團結協作的熱情和智慧,其群體的道德凝聚力和向心力遠非個人中心主義孤傲與浮華的道德弱勢可比。“生態中心論”雖然克服了“人類中心論”對自然環境所持的不擇手段地加以征服的沙文主義傾向,并且超出其狹隘的倫理視野,把自然界納入人的道德研究領域,但由于它完全抹殺人與其它動物或植物的本質性區別,忽視人的歷史性和全面性,忽略價值與事實的差別,從而深陷泛靈論和自然主義錯誤之中。“生態中心論”中的泛道德主義傾向實際上弱化了人作為萬物之靈的道德主體地位,最終導致人在處理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時,無從發揮自身的倫理主動性和道德創造性。
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之最深層的動力是具有優良人格素質和高度理性良知的現代人,而這就要求給予人以深切的眷注和關懷。張登巧認為:“發展倫理學的人學實質是人的發展,其價值取向是為人的,人是發展倫理學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和軸心。”(《道德與文明》,2005年第1期)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以人為本”也就是尊重人、關心人、信任人、提升人和完善人,并且一切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人是自然界的產物,同時人又將自然界對象化而成為發展的主體;這種雙重身份決定了人既永遠不可能完全擺脫自然界的束縛,又不甘于這種約束而不斷地努力以便超越自然界。恩格斯曾就此論道:“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大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歸根到底,數百萬年以來自然界對人的選擇,實際上就是它自身存在方式與活動方式的歷史進化;作為自然界自身發展的代言人,人類的利益與自然界的福祉別無二致。倡導“以人為本”的倫理價值取向,意在矯正以往見物不見人的發展主義的偏差,張揚人作為社會歷史發展主體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從而在將“人為自然立法”納入“人為自己的行為立法”的過程中,使人的行動上的道德自由與自然界的必然性更為一致。我們可以看到,在科學發展觀中所蘊涵的“以人為本”的倫理價值取向,它不僅具有“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現實社會意義,更含有“人的全面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的歷史文化價值。“以人為本”,并不意味著人類可以凌駕于自然界之上,隨心所欲地向它索取,也不表現為人們可以擺脫“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倫理規范,去尋求所謂絕對自由。相反,“以人為本”的倫理價值取向無論在人與自然的關系,還是在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范圍內,均提示著人的責任和義務。只有在面對自然時和身處社會中均能具有高度責任意識和強烈義務感的人們,他們才能全面地挖掘自身在思想道德、科學文化、心理認知、生活審美等各方面的潛力,于不斷地推動經濟與社會和諧發展的同時,也逐步地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
以和諧為主導的倫理認知方式
追求和諧是中國哲學的根本品格,它反映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實質。傳統儒家哲學是一種以道德為本體的社會哲學,它向人們展示的是一種以“仁義為本,孝悌為用”的高度重視人際關系和諧的倫理道德學說。在儒家倫理文化傳統中,個人、社會、家庭三者之間是共生與協調的關系;儒家的修身即是通過向內修德的方式去教化個人善待自己、他人和社會,例如先秦儒家所倡導的“中和”、“忠恕”、“和為貴”、“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等精神以及禮儀文化早已滲入民眾的人倫日用之中,成為他們處世的倫理方法和道德準則。北宋名儒張載推崇“民胞物與”的理念,認為人和萬物均由天地所生,性同一源,本無阻隔;這種仁愛普適性的傳播,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人的倫理認知水平及其道德境界。道家哲學是一種以“道”(按黑格爾的理解它就是超自然的原始的理性)為本體的出世哲學,其倫理思想的精粹體現在如何建立與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方面,譬如“天樂”、“德兼于道”、“道法自然”等理念即是如此。道家主張絕圣棄智,返樸歸真,以致厭惡技術的應用,發出“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莊子·天地》)之論,這當然有其偏頗的一面,但道家大膽質疑技術理性的絕對合理性,倡導人與自然的和睦相處,也有其保護環境,造福人類的積極的一面。在道家一系列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觀點中,也蘊涵著人與人的關系,表達了特定的倫理價值理念和道德價值關系;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42章》),不僅象征著自然關系的交融,而且隱喻著人際關系的諧和。墨家強調“愛無差等”,主張為人之道要“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中》)這種倫理思想反映了古代中國人企求在經濟與社會活動中通過互愛互助去實現社會和諧與安康的善良道德愿望。在中國歷史上,經過文化的碰撞和磨合,儒墨思想的互補成為現代義利統一觀的源泉,而儒道思想的互補,則使天道與人道以及自然與人為相通、協調、統一,從而實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飛躍。道德的衰退和自然生態的破壞是當代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兩個嚴重的威脅。傳統中國哲學中所蘊涵的“和諧”這一倫理理念有助于喚醒人的道德自覺,喚起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富有責任心和義務感的倫理情感,有益于人類遏制上述威脅的增長,并且因此而成為我國當代科學發展觀賴以形成的重要思想文化資源。
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蘊涵的先進性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憂國、憂民和憂黨的大局意識的集中體現,又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根本出路
□如果黨處在執政地位而不加強自身建設,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不能始終成為“三個代表”,就有可能會喪失執政資格
□堅持黨的先進性之所以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問題,是因為它站在時代的高度,深刻地總結了我們黨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深化了對黨的先進性的認識
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開展的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是深入學習和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舉措和有效途徑。其核心是要深刻領會和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蘊涵的先進性,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要求,不斷增強黨的執政意識,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實現黨的執政使命。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始終堅持黨的先進性的緊迫要求
近年來,黨的建設得到了全面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的良好傳統和優勢進一步得到鞏固和發展。但是,21世紀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黨在肩負艱巨歷史使命的同時又面臨著種種嚴峻考驗,黨內尚有許多與形勢和任務不相適應的地方。特別是在黨風建設方面,仍有不少令人憂慮的現象和問題亟待解決,這包括,思想作風、領導作風、生活作風等不過硬,黨內還存在著腐敗現象,這些都對黨的執政危害極大。因此,我們必須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實解決這些問題,使我們黨永葆先進性,始終成為“三個代表”。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自身建設中要特別注重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一是不斷提高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二是不斷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憂國、憂民和憂黨的大局意識的集中體現,又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根本出路。
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蘊涵的先進性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憂國、憂民和憂黨的大局意識的集中體現,又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根本出路
□如果黨處在執政地位而不加強自身建設,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不能始終成為“三個代表”,就有可能會喪失執政資格
□堅持黨的先進性之所以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問題,是因為它站在時代的高度,深刻地總結了我們黨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深化了對黨的先進性的認識
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開展的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是深入學習和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舉措和有效途徑。其核心是要深刻領會和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蘊涵的先進性,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要求,不斷增強黨的執政意識,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實現黨的執政使命。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始終堅持黨的先進性的緊迫要求
近年來,黨的建設得到了全面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的良好傳統和優勢進一步得到鞏固和發展。但是,21世紀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黨在肩負艱巨歷史使命的同時又面臨著種種嚴峻考驗,黨內尚有許多與形勢和任務不相適應的地方。特別是在黨風建設方面,仍有不少令人憂慮的現象和問題亟待解決,這包括,思想作風、領導作風、生活作風等不過硬,黨內還存在著腐敗現象,這些都對黨的執政危害極大。因此,我們必須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實解決這些問題,使我們黨永葆先進性,始終成為“三個代表”。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自身建設中要特別注重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一是不斷提高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二是不斷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憂國、憂民和憂黨的大局意識的集中體現,又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根本出路。
刑法文化的價值蘊涵探索
本文作者:許永強賈愛英工作單位:北京大學法學院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具有燦爛的歷史文化傳統,其中當然包括博大精深的法律文化,并形成了特色鮮明的中華法系。鑒于中華法系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的法律結構模式,我們有理由推斷刑法文化在傳統法律文化中具有主導地位。對于我國刑律發展、演變的歷史,應當放在中華法系發展、演變的歷史中進行研擬當庭宣讀、出示的證據復印件、照片,也應當要求公訴機關將擬當庭宣讀、出示的全部證據復印件、照片提交法院,以體現控辯雙方的訴訟地位的平等性,這也是符合刑事訴訟立法的公正目的。雖然,一些學者提出采取日本公訴案件的起訴狀一本主義¹,但筆者認為起訴狀一本主義不符合我國國情。因為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追求的是以快捷方式審理案件,開庭通常只是一次,公訴機關舉證的方式大都是宣讀和出示證據,控方證人大都不在法庭上進行質證,被告人的質證權利并沒有充分地發揮出來,辯護人取證的能力還非常薄弱。2、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質證權利對控方提出的證人證言,被告人要求質證的,法庭應當予以保障。法庭應當通知這些證人出庭做證和接受質證,否則,該證人的證言不能作為證據。美國刑訴法規定證言必須在法庭上提供º。法國刑訴法規定證人必須到庭作證,如證人不到庭的,法官可以推遲到下一開庭期審理,也可以將其拘傳到庭或并處罰金»。德國和日本刑法也規定了證人有出庭的義務¼。通過被告人和證人面對面的直接質證,保障了被告人的質證權和辯護權,提高了證人證言的效力,提高了審判的透明度和法庭的公信度,提高了案件的質量,節省了訴訟資源,保證了司法公正。3、保障律師調查取證權的充分行使如前所述,我國5刑訴法6第37條的規定限制了律師調查取證權的行使,應予完善。如果辯護律師的調查未被許可或者同意,因此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的,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不得以找不到人作為收集、調取不到證據的理由。辯護律師對不同意接受調查的人員,有權請求法庭通知其出庭作證,對拒不到庭作證的,法庭應以妨害作證罪處理。這樣做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才會落到實處,也將使法庭更加全面客觀地掌握案情,保障案件審判的公正性、準確性。4、解除律師調查取證的后顧之憂如果本案的偵查、公訴機關認為辯護律師涉嫌毀滅證據、偽造證據或者妨害作證,應當進行回避,負責將有關材料報告上級機關。如確需立案偵查的,由上一級公安機關直接立案偵查,或者指令下級其他公安機關立案偵查。這樣做,既體現了法律的威嚴,要求律師必須依法執業,亦體現了法律對律師執業的慎重保護,較大程度地解除了律師調查取證的后顧之憂。究。目前學界對于傳統刑法文化的研究存在重視程度不足、挖掘力度不夠的狀況,比較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沒有將刑法制度史與刑法思想史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進行研究。目前國內尚沒有一部專門研究我國刑法思想的理論專著,關于刑法思想史的研究只能借助一般的法律思想史和部分刑法制度史資料進行,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2)沒有處理好傳統刑法文化研究與解決現實刑法理論實踐問題之間的關系。在對待傳統刑法文化和現實刑法理論問題上,不論是理論研究部門,還是司法實踐部門,都各自為政,沒有將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研究。(3)沒有協調好繼承傳統刑法文化與借鑒國外刑法先進經驗之間的關系。建國初期,刑法學領域以蘇聯為師;期間經歷砸爛公檢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刑法學的研究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與借鑒國外經驗的實踐相比,對傳統刑法文化的研究就冷清得多,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亟待開展。
二、傳統刑法文化的淵源
從文化的淵源考察,中國傳統文化是在中原地區的農耕文化和西北地區的游牧文化各種基因的沖突與融合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這兩種文化分別產生了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二者在中國法律文化的發展中發揮著關鍵的影響作用,成為中國法律文化的主干。經過一定時期的競爭與沖突之后,儒法思想緊密結合,形成了以儒家的禮教為中心,以法家的刑賞為手段的強調集體凝聚力、強調人與社會相和諧的中國刑法文化體系。中國傳統的法律價值體系是建立在國家本位的基礎上的,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權利結構是在自然經濟的土壤上宗法制度與集權制度的密切結合。相對于西方而言,我國沒有形成市民社會基礎上以權利為本位的國家權利結構和法律體系。所以,犯罪也不被視為對劃分為公權和私權的權利形式的侵犯,而是對整體的國家禮法秩序的破壞。5史記#太史公自序6中有載: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先秦時,諸子百家思想薈萃,以儒法兩家影響最大;秦朝統一后,尊崇法家,拋棄禮儀,專任法律,在維護皇權至高無上和加強中央集權過程中走向了刑治的極端。因此,不久即被推翻。從漢代始禮法結合并走向發達。之后,經歷代損益,到唐朝時發展至鼎盛時期。5唐律6被譽為中華法系的典型代表,最為簡明得當,也是禮法結合的典范。直至晚清的變法修律方開始引進西方的法律觀念和制度,由禮法結合走向禮法分野。實際上,由于中國古代的法律體系結構一直為諸法合體、以刑為主,所以,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普遍承認與適用的刑法原則、制度最早是在中國的刑事立法中得到確認的。如:最早區分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的司法原則(5尚書#大禹謨6中即有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的記載);最早對共同犯罪成員實行區別對待的司法原則(始見于5尚書#胤征6);最早的正當防衛制度(始見于5周禮#秋官6);最早的自首制度(始見于5秦簡#法律答問6)等等。¹歷史上的成功和進步都是多種文化交匯的結果。中國傳統刑法文化的發展史也是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多民族刑法文化的交融史。一方面是中華民族內部的融合,如元代禁止溺嬰、墮胎等法律就是蒙古族統一全國以后其原始平等觀念的體現;另一方面是中華民族與外部法律文化的融合,如本世紀2年代國民黨第一部刑法典就吸收了德、日、意等國家刑法中社會防衛主義和主觀人格主義的精神,主張以犯罪動機作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據,還特別增加了保安處分專章,對有犯罪行為或犯罪嫌疑、犯罪危險的人,為預防犯罪或再犯罪而采取社會防衛手段。這種融合是與中國傳統刑法文化的解體同步進行的。傳統刑法文化是從內向融合走向外向融合的,內向融合表現了傳統刑法文化的生命力,而外向融合則標志著傳統刑法文化的飛躍與新生。
三、傳統刑法文化中幾個突出的問題
近代電影與戲劇所蘊涵的啟蒙精神
【摘要】自啟蒙主義思想產生伊始,戲劇與電影就以其與社會文化緊密聯系的特性成為啟蒙思想最合適的載體之一。本文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為案例文本,從易卜生文本中所蘊含的啟蒙思想出發,分析其流傳到中國時所經歷的戲劇與電影化的改編,進而分析啟蒙主義思想對中國戲劇與電影文化的沖擊。
【關鍵詞】玩偶之家;啟蒙;戲劇;電影
一、《玩偶之家》中的啟蒙精神
啟蒙運動是西方繼文藝復興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它以“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為核心概念,確立起自由主義的價值原則,以反對一切形式的語言霸權作為自己的旗幟。[1]易卜生被稱為“現代現實主義的創始人”,其作品精髓在于其根植于啟蒙主義所代表的人本與理性的基礎之上,“要人從‘依附’走向‘獨立’,從奴隸、臣民變成公民和主人。”[2]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上,胡適先生在《新青年》雜志上所發表的《易卜生主義》中這樣形容:“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于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卻不肯下藥。”《玩偶之家》作為易卜生廣受大眾了解的代表作,其中的“娜拉”這一人物形象可被視為其啟蒙思想的化身。從“人本主義”的角度出發,“娜拉”所有行動的出發點都是她自身的感受。她愛著自己的丈夫,愿意盡自己的全力為他做任何事。小到穿衣打扮,大到冒名借債為他看病,她的丈夫想讓她變成自己“可愛的小鳥”,她便努力扮演著這么一個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犧牲自我,依偎在他的身旁。但同時,隨著丈夫的拋棄,“娜拉”意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謊言之中,不愿再作為一個“玩偶”活在籠中的她,隨即決定離開這個冷漠無情的家。從“理性主義”的角度出發,“娜拉”的行動沒有被以往的傳統觀念所束縛,成為丈夫手中被教導的“可愛的小鳥”。在娜拉做出出走的決定時,她的丈夫對她提出一系列質問:“你最重要的責任呢?你的丈夫和你的孩子。”“你說出這樣的話說明你還是個孩子,你太不了解咱們這個社會了。”在這一系列質問之下,“娜拉”的回答是:“我是不了解,所以我要去學習,我要弄明白,究竟是社會正確還是我正確。”由此可以看出,“娜拉”擁有了那個時代極為寶貴的理性精神。面對所發現的問題,她不只是從以往的歷史經驗中來判斷,而是去質疑,質疑這一事件的邏輯,質疑這個社會本身是否合理,并決定通過自身的實踐來證實自己心中所想。“娜拉”這一人物的出現得益于當時工業文明的發展,在此背景之下,女性的工作能力得到巨大提升,像劇中的“林丹太太”一般,她們普遍擁有獨立于男性生活的能力。在此之下,她們受到了啟蒙思想的引導,開始對自己的生命意義產生新的思考。易卜生正是憑借著他對社會的敏銳感知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于是,他創造了“娜拉”這個角色。觀眾通過反思“娜拉”遭遇的一切而開始反思自己,反思自身的境遇與她是否有那么幾分相似,自己是否也只是活在一個甜蜜的謊言之中。不同的國別、不同的政治生活環境下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娜拉”。她們在易卜生的感召下重新開始審視自己的生活,開始再次認識自身,最后一同邁出那扇“大門”。邁出這一步之后又該前往何方?這個問題,易卜生留給了那個時代每一個不愿向自身命運低頭的人。胡適在《易卜生主義》中曾將《人民公敵》中的“斯鐸曼醫生”比作是“白血球”,他要做的不是指導人們該如何戰斗,而是將社會問題的表皮撕開,將底層的問題暴露在世人面前,并號召大家與其作斗爭。[3]
二、《終身大事》中啟蒙精神的表達
中國20世紀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胡適對易卜生十分推崇,他是中國第一批翻譯易卜生的大家,他對易卜生的作品的主題思想進行了提煉,并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易卜生主義》一文。受學生邀請,胡適將《玩偶之家》進行了中國本土化的改編,以下以《終身大事》劇本為例,分析其中中國近代啟蒙精神的表達。《終身大事》講述了一個田家少女在自我意識覺醒后,不顧父母的反對追求愛情的故事。該劇的核心依舊是彰顯人本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啟蒙思想,但相比于易卜生創作玩偶之家時19世紀中葉的瑞典,20世紀初的中國女性解放運動尚處在萌芽階段,女性關注與期望的還僅僅是擁有自由選擇終身伴侶的權力。《終身大事》塑造了一對符號化的中國傳統封建式家長,他們從傳統觀念的角度出發決定孩子的“終身大事”,讓觀眾感受到封建傳統對個人生長的壓迫,而孩子反抗他們的過程,則彰顯了個人主義與理性主義的覺醒。劇中第一個出現的場景是“田太太”算命,田太太這一人物形象代表的是傳統社會中“迷信愚昧”對人思想的毒害。“田太太”僅僅是聽從算命先生的占卜與女媧廟中的求簽,便決定拆散女兒的婚事。緊接著出場的“田先生”則不同,他先是對“田太太”的思想大加抨擊,訓斥她說“你有眼睛自己不肯用,反而去請教那沒有眼睛的瞎子,這不是笑話么?”由此角度可以看出,“田先生”是受過一定的教育,并能夠從“理性主義”的角度來思考判斷問題的人,但僅有“理性主義”仍不夠,“田先生”缺乏了“人本主義”。“田先生”反對女兒婚事的緣由則是受到封建大家族的壓力,面對家中長者“陳”“田”原本是一家的說辭,他自身并不在意。但迫于無法進家族祠堂,無法在大家庭中抬起頭的壓力,他只好狠心拆散他們。在劇中,“田先生”是這么說的:“我不認他也無用,社會承認它,那幫老先生承認它,你叫我怎么樣呢?”“管它有無道理,這是祠堂里的規矩,你們犯了祠規就要革出祠堂。”相比于中世紀的歐洲,中國的宗教力量相對弱小,沒有在思想上占據統治地位,因此,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受到理性主義精神洗禮后,能快速擺脫思想上的愚昧。但與此相對,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導致人口流動近乎停滯,在祖祖輩輩生活著的土地上,人們為了與環境對抗形成了一個個封建大家族,為了融入這個大家族,個人的意志被一定程度地約束與規范,所以,哪怕“田先生”知道所謂的祠規并不合理,也有為女兒幸福考慮的心愿,卻沒有足夠的勇氣與其相抗爭,他最后的決定只是壓制個人的情感欲望,向傳統的觀念屈服。“田小姐”最后的出走展現出“啟蒙思想”在人身上所展現出的光輝。她同她父親一樣,看到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之處,并鼓起勇氣邁出這一步追求自己的人生之路。《終身大事》這一劇本在當時完稿后,也遭遇到易卜生《玩偶之家》類似的遭遇,因其思想太過于激進,并沒有女學生愿意出演劇中“田小姐”這一角色。她們認為“田小姐”這一行為過于荒謬,她們自己絕對無法像“田小姐”這樣拋家不顧,就如同那些德國女演員無法割舍自己的孩子那般。文化的傳播與接受總是需要時間的沉淀。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玩偶之家》是中國上演次數最多的外國戲劇。[4]“娜拉”看清了這個世界的現實,并鼓起勇氣邁出改變世界關鍵一步的勇氣被廣泛稱頌。“五四運動”下,“啟蒙精神”逐漸在中國人心中扎下了根。
文學批評蘊涵社會理想
文學批評的核心價值體系構建必須確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價值追求目標。核心價值體系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奮斗目標,以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為精神支撐,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道德準則。文學批評是對文學價值進行評價的一種精神活動及評價行為,是人類精神文明和人文價值的重要載體,擔負著塑造人的心靈、凈化人的靈魂、提升人的素質、推動社會進步的重任,承載著人類改造現實、追求理想的奮斗目標和堅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古今中外文學史和批評史證明,文學是人類社會基于對現實生存發展需要和理想追求及其精神探索而產生的。文學是人類理想的結晶和觀照,也是人類理想的提振和升華。人類社會發展在理想追求中不斷超越現實而發展,同時也在文學的理想世界中獲得精神自由而發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理想目標的具體內容雖有所變化和更新,但其基本內涵和終極價值意義始終未變。由此可以說,文學精神的實質就是對理想追求的自由精神。文學批評對文學的闡釋和評價就是在更大范圍和更大程度上發掘和弘揚文學對理想追求的自由精神。現階段,中國當代文學所追求的理想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這是具有必然性與合理性的時代選擇,也是當下社會和人民群眾的需求,從而形成文學批評的評價取向,構建了文學批評的核心價值體系。
一、文學批評的共同理想價值取向的合理性
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實質就是改造現實、追求理想的過程,也是人類精神世界不斷擴大、不斷發展、不斷自覺的過程。人類社會發展主要基于現實與理想的對立統一辯證關系,依托現實而觀照理想,才會產生改造現實以實現理想的動力;依托理想而觀照現實,才會使現實呈現出理想的光輝,現實才具有價值和意義。現實有了理想引導才能不斷發展,理想有了現實基礎才會成為有根之本、有源之水,才會具有追求和創造的價值和意義。這說明現實與理想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對而存在和發展的。文學也是人類立足現實、追尋理想的必然結果。同時,文學作為人類精神的結晶,更是不滿足現狀,是超越現實、向往自由、追求理想、實現愿望的心靈產物。從這一角度而言,文學是人類理想的突出表征。文學批評通過文學評價行為事實上已擴大到對人類社會活動的評價,確立評價的共同理想價值取向具有充分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第一,人類活動具有自覺性、目的性和主體性。人類從自然界分離出來后就具有人性、人類性及其類本質、類特性,從而使人類活動與動物活動有本質差異。
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1]顯然,人類活動具有三個特性:一是目的性,在活動之前就已設定目的,使動機與效果統一、過程與結果統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說也是一種基于現實而追求理想的表現方式;二是自覺性,目的在實現之前就早已在人的觀念意識中存在,并指導和支配人類的行為與活動,從而表現出人類意識活動與現實活動的自覺性;三是主體性,人類無論作為意識活動主體還是現實活動主體都具有主動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其目的是基于理想而改造現實或基于現實而實現理想,人類主體性發揮不會像動物那樣僅僅依賴于自然和現實的饋贈,以滿足本能的需求,而是力圖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現實、改造對象以滿足人類生存、存在、發展的需求。馬克思指出:“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則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2]馬克思在此集中討論到人與動物生產的不同特征為:“全面的”生產、“真正的生產”、“再生產”、“自由的”生產、“任何一個種的尺度”的生產、“內在尺度”生產、“美的規律”的生產,突出了人類活動的目的性、自覺性和主體性。第二,人類活動具有對象化、人化特性。人類意識觀念中的目的性,通過人類活動與行為在其目的實現中對象化在結果上,從而使結果帶有人的本質、本質力量以及人的意識、觀念的目的性對象化特征,或曰“人化”特征。馬克思指出:“只有當對象對人說來成為人的對象或者說成為對象性的人的時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對象里面喪失自身。只有當對象的人說來成為社會的對象,人本身對自己說來成為社會的存在物,而社會在這個對象中對人說來成為本質的時候,這個情況才是可能的。”[3]因而,“人化”也好、“對象化”也好,人的意識觀念及其理想目的對象化體現出人類活動的本質和特征。人類在改造對象從而使其“人化”與“對象化”的同時,也使人類自身“人化”,亦即在改造對象的同時也改造人類自身,不斷提升人類性和完善人性,提升人類改造現實、追求理想的意識和能力。馬克思指出:“一方面為了使人的感覺成為人的,另一方面為了創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無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從實踐方面來說,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都是必要的。”
顯然,人類活動的結果不僅是在對象身上體現目的性,而且也在作為活動主體的人類自身上體現目的性,也就是說人類自身的提升、完善、發展也是人類活動的目的。因此,人類社會才會不斷發展,人類也才會不斷完善和提升。這實際上表明從現實到理想、從理想實現到回歸現實,形成現實—理想—改造現實—提升理想的循環的螺旋式上升發展態勢,由此不斷實現人類社會發展目標。第三,人類活動的人文精神特性。人類活動主要分為物質生產活動與精神生產活動。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論來看,在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決定精神的同時,意識和精神對存在、物質具有反作用和獨立性。同時,在人類社會發展早期階段,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渾然一體、不可分割;隨著人類社會發展和社會分工需要,精神生產才分離、獨立出來,形成兩種不同的生產活動方式。但毫無疑問,這種分離和獨立是相對的,不僅存在兩者相間和界線模糊的生產活動形式,而且也存在著兩者之間的兼容、包容和互滲。因為人類社會實踐活動包含著意識、觀念、精神、思維等因素,也都與生產力、生產工具、科學技術、物質載體相關,因而物質性與精神性的協調辯證關系應是人類活動特性的重要支點。文學藝術在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中緣起和發生,并隨著分工而分離、獨立為精神活動形式,精神性應是其本質規定,也決定其人文精神的特征。因此,馬克思主義將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藝術生產”形式,突出其文學意識形態的特殊性和獨立性;指出文學的發展與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文學與現實之間的“懸浮”性,文學與資本主義生產的“敵對”性,等等,突出文學的形象性、典型性、審美性特征;提出批評的“美學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突出文學評價的真、善、美價值取向;提出“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突出文學的現實性與理想性。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繼前蘇聯文學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后提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主張,在強化文學的政治性、階級性、傾向性的同時也凸顯了文學的理想性。鄧小平在新時期糾正“文學為政治服務”偏頗的同時,強調“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斗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優勢。”
對于中國文學發展而言,也需要有馬克思主義指導和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目標。這并非僅僅從政治上、思想上對文學提出要求。文學歷來都是人類理想追求、信仰支撐、精神支柱的重要載體,是人類文明及人文精神的突出表征。中國當代文學應義不容辭地肩負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奮斗目標。文學批評的人類共同理想評價取向具有必然性與合理性。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蘊涵的執政理念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內涵豐富、博大精深,蘊涵著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深邃理念。我理解,它主要包括執政要求、執政要務、執政意識、執政宗旨和執政方式等五個方面。
一、與時俱進的執政要求
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品質,也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執政要求。與時俱進,就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工作要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能否始終做到這一點,決定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堅持與時俱進,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發展到新的階段,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并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奠定了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高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幟,就是真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旗幟。
堅持與時俱進,根本的就是要根據國際、國內形勢和黨的自身狀況的變化,在一定歷史階段適時提出并解決黨在執政中面臨的重大課題。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提出進一步解決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同志在2003年“七一”講話中提出了在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目標的征途中,我們將長期面對的三個重大課題:一是要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正確應對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以及科技進步的發展趨勢,妥善處理影響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各種復雜的不確定因素,抓住利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國發展的主動權。二是要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正確認識和處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推動“三個文明”協調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要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肩負的歷史使命,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黨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執政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以改革的精神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始終成為團結帶領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貫徹與時俱進要求,需要我們堅持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堅持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和“三個重大課題”,這樣我們黨就一定能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
二、發展興國的執政要務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堅持黨的先進性,而黨的先進性的體現,歸根到底要看黨在推動歷史前進中的作用。黨要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責任,必須始終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堅持黨的先進性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落實到發展先進生產力、發展先進文化、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來,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既是人民的愿望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本質要求,也是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強國富民要求的根本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