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地區范文10篇

摘要：經濟周期協同性主要指的是在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下，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行為出現經濟波動同步性。本文首先對亞太地區產品內貿易現狀進行闡述，然后對產品內貿易對亞太地區經濟周期協同性造成的影響及原因進行簡要分析。

關鍵詞：產品內貿易；亞太地區；經濟周期

協同性國際分工格局的新變化源于上個世紀，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讓產品內貿易與產品內分工得到大力發展，因為要素稟賦與地理優勢，產品內貿易最集中的地區已經變為亞太地區，因為運輸成本的降低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產品內貿易在亞太國際貿易格局中的作用極為突出。

1亞太地區產品內貿易現狀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是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的多邊區域經濟集團，成員分布較廣，其中的成員國可以分為發展成員國和發達成員國，在內貿易方面，如我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成員國的經濟都在高速發展中，在經貿合作中，其資源十分充足、商品較為豐富，有利于國際資本的流動，讓貧困人口數量得到減少。發達成員國中出口的初級產品、中間產品以及最終產品呈現出增長趨勢，我國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中發展國家的初級產品貿易有著逆差表現，逆差額增長倍數較大，我國需要從其他發展國家中進口中間產品與初級產品，經過加工后完成出口工作，在國際產品分工中，我國所處的位置依然相對較低。在產品內貿易當中，其國別特征相對明顯，發達成員會將沒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而一些國家因為勞動力成本上升或是貨幣升值等原因，也會轉移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這在過去的十余年中尤為明顯，讓我國和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產品內貿易得到進一步發展。

2產品內貿易對亞太地區經濟周期協同性的影響

進入90年代，盡管北美和西歐無論是從客源產生量還是從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據著國際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隨著國際旅游重心東移意，亞太地空旅游業一枝獨秀，其持續、高速增長令人矚目，國際旅游業正在逐步形成歐、美、亞太地區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從接待游客人次來看，雖然區內各部分呈現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總體增長勢頭卻是十分強勁（見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間，亞太地區旅游接待人次增長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萬增至1992年的5800萬，年均增長8．9％，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從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額來看,1960年，亞太地區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國際游客總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從國際旅游收入來看，1980年，亞太地區旅游總收入為80億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為430億美元，占全球15．5％；從區內客源產生能力看，傳統的單一歐美區際長程國際客源市場地位有所下降，區內各旅游目的地之間互訪游客人次急劇上升，1967年，亞太地區國際游客人次56％是區外客源，44％是區內國際客源，至1992年，區內國際客源比重上升為73％預計在2000年會增至85％。

亞太地區旅游業迅速發展，區內各國或地區因此獲得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匯收入高達600億港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8％。亞太地區旅游業的蓬勃發展、與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亞太地區經濟穩步增長。過去20多年時間里，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區，亞洲“四小龍”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世界旅游組織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時間內，亞洲整體經濟增長率為5．5％，是世界平均增長率2．2％的兩倍半多,90年代以來增長率也一直維持在4％的水平上。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迅速崛起和不斷發展，一方面，人們可支配收入和閑暇時間增加，將有更多的區內國際客源產生，另一方面，亞太地區旅游業不斷走向成熟，旅游產品日趨多樣化和標準化，也會吸引更多的區外旅游者來訪。

其二，旅游環境改善。旅游環境改善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指亞太地區各國或地區旅游管制逐步寬松，例如，日本不斷地放寬居民出國旅游簽證管制，臺灣當局亦于1989年放松簽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進入性”提高,這主要又是指區內、區外航空運力增大，對區內、區外國際客

源市場而言，亞太地區航空“可進入性”得以改善，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指出，1990年，亞太地區國際航空客運量達8700萬乘客人次，預計1995年將會達到1．32億人次，2000年達到1．89億人次，到2010年，亞太地區區內、外國際航空客運量預計會占到全球航空客運總量的51．1％。

其三，主要競爭對手徘徊不前。歐美是世界上國際旅游最集中、國際旅游業最發達的地區，1986年共接待全球國際旅游客總人次的72％，而傳統上，歐美地區的國際旅游客源市場主要是區內對流客源，即各國、地區互為主要客源,因此，歐美始終是亞太地區旅游業在國際市場上擴大占有份額的主要競爭對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來，歐美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國—德國居民的出國旅游市場規模已接近“封頂”程度，因而各國、特別是德國出境旅游人次規模和增長速度已是強弩之末，很難提高，作為旅游目的地，歐美各國在接待國際游客（多數是歐美本土居民）人次不會有太大起色，亞太地區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機，在國際旅游的市場上大顯身手。

進入90年代，盡管北美和西歐無論是從客源產生量還是從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據著國際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隨著國際旅游重心東移意，亞太地空旅游業一枝獨秀，其持續、高速增長令人矚目，國際旅游業正在逐步形成歐、美、亞太地區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從接待游客人次來看，雖然區內各部分呈現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總體增長勢頭卻是十分強勁（見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間，亞太地區旅游接待人次增長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萬增至1992年的5800萬，年均增長8．9％，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從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額來看,1960年，亞太地區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國際游客總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從國際旅游收入來看，1980年，亞太地區旅游總收入為80億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為430億美元，占全球15．5％；從區內客源產生能力看，傳統的單一歐美區際長程國際客源市場地位有所下降，區內各旅游目的地之間互訪游客人次急劇上升，1967年，亞太地區國際游客人次56％是區外客源，44％是區內國際客源，至1992年，區內國際客源比重上升為73％預計在2000年會增至85％。

亞太地區旅游業迅速發展，區內各國或地區因此獲得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匯收入高達600億港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8％。亞太地區旅游業的蓬勃發展、與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亞太地區經濟穩步增長。過去20多年時間里，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區，亞洲“四小龍”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世界旅游組織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時間內，亞洲整體經濟增長率為5．5％，是世界平均增長率2．2％的兩倍半多,90年代以來增長率也一直維持在4％的水平上。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迅速崛起和不斷發展，一方面，人們可支配收入和閑暇時間增加，將有更多的區內國際客源產生，另一方面，亞太地區旅游業不斷走向成熟，旅游產品日趨多樣化和標準化，也會吸引更多的區外旅游者來訪。

其二，旅游環境改善。旅游環境改善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指亞太地區各國或地區旅游管制逐步寬松，例如，日本不斷地放寬居民出國旅游簽證管制，臺灣當局亦于1989年放松簽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進入性”提高,這主要又是指區內、區外航空運力增大，對區內、區外國際客

源市場而言，亞太地區航空“可進入性”得以改善，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指出，1990年，亞太地區國際航空客運量達8700萬乘客人次，預計1995年將會達到1．32億人次，2000年達到1．89億人次，到2010年，亞太地區區內、外國際航空客運量預計會占到全球航空客運總量的51．1％。

其三，主要競爭對手徘徊不前。歐美是世界上國際旅游最集中、國際旅游業最發達的地區，1986年共接待全球國際旅游客總人次的72％，而傳統上，歐美地區的國際旅游客源市場主要是區內對流客源，即各國、地區互為主要客源,因此，歐美始終是亞太地區旅游業在國際市場上擴大占有份額的主要競爭對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來，歐美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國—德國居民的出國旅游市場規模已接近“封頂”程度，因而各國、特別是德國出境旅游人次規模和增長速度已是強弩之末，很難提高，作為旅游目的地，歐美各國在接待國際游客（多數是歐美本土居民）人次不會有太大起色，亞太地區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機，在國際旅游的市場上大顯身手。

進入90年代，盡管北美和西歐無論是從客源產生量還是從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據著國際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隨著國際旅游重心東移意，亞太地空旅游業一枝獨秀，其持續、高速增長令人矚目，國際旅游業正在逐步形成歐、美、亞太地區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從接待游客人次來看，雖然區內各部分呈現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總體增長勢頭卻是十分強勁（見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間，亞太地區旅游接待人次增長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萬增至1992年的5800萬，年均增長8．9％，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從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額來看,1960年，亞太地區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國際游客總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從國際旅游收入來看，1980年，亞太地區旅游總收入為80億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為430億美元，占全球15．5％；從區內客源產生能力看，傳統的單一歐美區際長程國際客源市場地位有所下降，區內各旅游目的地之間互訪游客人次急劇上升，1967年，亞太地區國際游客人次56％是區外客源，44％是區內國際客源，至1992年，區內國際客源比重上升為73％預計在2000年會增至85％。

亞太地區旅游業迅速發展，區內各國或地區因此獲得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匯收入高達600億港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8％。亞太地區旅游業的蓬勃發展、與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亞太地區經濟穩步增長。過去20多年時間里，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區，亞洲“四小龍”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世界旅游組織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時間內，亞洲整體經濟增長率為5．5％，是世界平均增長率2．2％的兩倍半多,90年代以來增長率也一直維持在4％的水平上。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迅速崛起和不斷發展，一方面，人們可支配收入和閑暇時間增加，將有更多的區內國際客源產生，另一方面，亞太地區旅游業不斷走向成熟，旅游產品日趨多樣化和標準化，也會吸引更多的區外旅游者來訪。

其二，旅游環境改善。旅游環境改善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指亞太地區各國或地區旅游管制逐步寬松，例如，日本不斷地放寬居民出國旅游簽證管制，臺灣當局亦于1989年放松簽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進入性”提高,這主要又是指區內、區外航空運力增大，對區內、區外國際客

源市場而言，亞太地區航空“可進入性”得以改善，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指出，1990年，亞太地區國際航空客運量達8700萬乘客人次，預計1995年將會達到1．32億人次，2000年達到1．89億人次，到2010年，亞太地區區內、外國際航空客運量預計會占到全球航空客運總量的51．1％。

其三，主要競爭對手徘徊不前。歐美是世界上國際旅游最集中、國際旅游業最發達的地區，1986年共接待全球國際旅游客總人次的72％，而傳統上，歐美地區的國際旅游客源市場主要是區內對流客源，即各國、地區互為主要客源,因此，歐美始終是亞太地區旅游業在國際市場上擴大占有份額的主要競爭對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來，歐美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國—德國居民的出國旅游市場規模已接近“封頂”程度，因而各國、特別是德國出境旅游人次規模和增長速度已是強弩之末，很難提高，作為旅游目的地，歐美各國在接待國際游客（多數是歐美本土居民）人次不會有太大起色，亞太地區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機，在國際旅游的市場上大顯身手。

進入90年代，盡管北美和西歐無論是從客源產生量還是從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據著國際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隨著國際旅游重心東移意，亞太地空旅游業一枝獨秀，其持續、高速增長令人矚目，國際旅游業正在逐步形成歐、美、亞太地區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從接待游客人次來看，雖然區內各部分呈現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總體增長勢頭卻是十分強勁（見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間，亞太地區旅游接待人次增長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萬增至1992年的5800萬，年均增長8．9％，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從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額來看,1960年，亞太地區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國際游客總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從國際旅游收入來看，1980年，亞太地區旅游總收入為80億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為430億美元，占全球15．5％；從區內客源產生能力看，傳統的單一歐美區際長程國際客源市場地位有所下降，區內各旅游目的地之間互訪游客人次急劇上升，1967年，亞太地區國際游客人次56％是區外客源，44％是區內國際客源，至1992年，區內國際客源比重上升為73％預計在2000年會增至85％。

亞太地區旅游業迅速發展，區內各國或地區因此獲得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匯收入高達600億港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8％。亞太地區旅游業的蓬勃發展、與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亞太地區經濟穩步增長。過去20多年時間里，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區，亞洲“四小龍”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世界旅游組織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時間內，亞洲整體經濟增長率為5．5％，是世界平均增長率2．2％的兩倍半多,90年代以來增長率也一直維持在4％的水平上。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迅速崛起和不斷發展，一方面，人們可支配收入和閑暇時間增加，將有更多的區內國際客源產生，另一方面，亞太地區旅游業不斷走向成熟，旅游產品日趨多樣化和標準化，也會吸引更多的區外旅游者來訪。

其二，旅游環境改善。旅游環境改善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指亞太地區各國或地區旅游管制逐步寬松，例如，日本不斷地放寬居民出國旅游簽證管制，臺灣當局亦于1989年放松簽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進入性”提高,這主要又是指區內、區外航空運力增大，對區內、區外國際客

表一：亞太地區旅游的接待人次增長情況（單位：百萬）地區1980年1992年1980—1992年年均增長率1992年占亞太地區比重

亞太地區

進入90年代，盡管北美和西歐無論是從客源產生量還是從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據著國際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隨著國際旅游重心東移意，亞太地空旅游業一枝獨秀，其持續、高速增長令人矚目，國際旅游業正在逐步形成歐、美、亞太地區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從接待游客人次來看，雖然區內各部分呈現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總體增長勢頭卻是十分強勁（見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間，亞太地區旅游接待人次增長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萬增至1992年的5800萬，年均增長8．9％，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從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額來看,1960年，亞太地區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國際游客總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從國際旅游收入來看，1980年，亞太地區旅游總收入為80億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為430億美元，占全球15．5％；從區內客源產生能力看，傳統的單一歐美區際長程國際客源市場地位有所下降，區內各旅游目的地之間互訪游客人次急劇上升，1967年，亞太地區國際游客人次56％是區外客源，44％是區內國際客源，至1992年，區內國際客源比重上升為73％預計在2000年會增至85％。

亞太地區旅游業迅速發展，區內各國或地區因此獲得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匯收入高達600億港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8％。亞太地區旅游業的蓬勃發展、與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亞太地區經濟穩步增長。過去20多年時間里，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區，亞洲“四小龍”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世界旅游組織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時間內，亞洲整體經濟增長率為5．5％，是世界平均增長率2．2％的兩倍半多,90年代以來增長率也一直維持在4％的水平上。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迅速崛起和不斷發展，一方面，人們可支配收入和閑暇時間增加，將有更多的區內國際客源產生，另一方面，亞太地區旅游業不斷走向成熟，旅游產品日趨多樣化和標準化，也會吸引更多的區外旅游者來訪。

其二，旅游環境改善。旅游環境改善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指亞太地區各國或地區旅游管制逐步寬松，例如，日本不斷地放寬居民出國旅游簽證管制，臺灣當局亦于1989年放松簽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進入性”提高,這主要又是指區內、區外航空運力增大，對區內、區外國際客

表一：亞太地區旅游的接待人次增長情況（單位：百萬）地區1980年1992年1980—1992年年均增長率1992年占亞太地區比重

亞太地區

摘要: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將亞太地區作為海外戰略的優先事項，并在該地區投入更多的軍事、經濟和政治資源。其中，《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是其在經濟領域的核心政策，其目的就是幫助美國擺脫經濟危機的影響，重新掌控亞太地區的經濟主導權，抵消中國在亞太地區政治特別是經濟方面日益增長的影響，遏制正在不斷崛起的中國。

關鍵詞:“亞太再平衡”;TPP;中美經貿關系

2017年1月20日，奧巴馬正式卸任美國總統一職。他8年的執政生涯可以說是政績與爭議并存。作為奧巴馬執政時期的一項重要的政治遺產，“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是奧巴馬政府亞太政策的核心，被看作是美國自冷戰以后最重要的對外戰略調整之一。關于該政策，奧巴馬在昆士蘭大學的演講中曾提到，美國確實需要返回亞洲，并將繼續留在亞太地區，亞太地區是美國外交政策“根本重點”。他確實這樣做了。8年來，美國利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手段在亞太地區進行了大量精心的布局。盡管隨著特朗普的就職，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被宣告正式結束，“亞太再平衡”與“重返亞太”已成為一種過去時表述，但是該戰略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對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特別是其中的經貿關系的影響，仍然具有研究意義。

一、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中的經濟因素

冷戰時期，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長期放在歐洲。冷戰結束后，歐洲威脅解除，美國安全的戰略重心轉移到中東地區。奧巴馬政府上臺后，重新認識到了亞太地區對美國戰略價值的重要性，從而作出了戰略調整。2011年11月17日，奧巴馬在對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說時稱:“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亞太地區是美國未來的戰略重點地區，并將為此傾注力量。”［1］奧巴馬甚至說美國的削減防務預算并不會以該地區為代價。奧巴馬認為:“亞太地區對于實現我們的最高優先事項至關重要”，“必須把我們在亞太地區的使命和任務放在首位，我們正在將注意力轉向亞太地區的巨大潛力。”［1］白宮首席安全顧問湯姆•多尼隆說:“總統的判斷是，我們在某些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力過大，包括我們在中東的軍事行動。與此同時，我們在亞太等其他地區的權重過低。”［2］2011年11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也發表文章稱，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政治的主要驅動力。亞洲經濟的活力是美國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奧巴馬總統對外戰略的一項重要優先事項。［3］根據多尼隆的解釋，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最主要的任務是保持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和開放的經濟環境，建立一個可以使爭端和平地解決以及基本人權得以被尊重的地區秩序［1］。“亞太再平衡”戰略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使美國更深入地融入亞太這個全球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二是防止發展迅速的中國在該區域占據更多的優勢。［4］而為了更好地實現這兩個目標，美國實施了一個全方面、多方位的戰略，包括:強化舊有聯盟;與新興國家深化伙伴關系;與中國建立一個穩定、高效和富有建設性的關系;在該區域建立可實現共同繁榮的經濟框架等。該政策有三個核心支柱:一是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二是加強美國與傳統盟國和新伙伴的軍事合作關系;三是推動《跨太平洋伙伴協議》(TPP)的談判。盡管奧巴馬及其官員再三否認，美國并不尋求遏制中國，但一些學者認為奧巴馬的亞太政策是不必要和適得其反的，因為它破壞了中美互信以及雙邊關系的發展。經濟貿易是美國向亞太地區“再平衡”的原因和途徑之一。奧巴馬稱，“亞太地區極具活力的經濟對美國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希拉里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中指出:“亞洲開放的市場為美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振經濟的機會。而亞太市場所帶來的經濟福利將極大地緩解經濟危機給美國帶來的壓力。自2000年以來，亞洲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國和繼北美地區后的第二大出口市場。”［5］此外，亞太地區在奧巴馬的國家出口計劃中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在2011年，亞太地區就有4個國家成為美國全球出口戰略的新興出口市場，分別是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5］。然而，在此大好情況下，美國經濟軟實力、影響力卻在亞太地區急劇下降，這引發了美國的擔憂。首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雙邊經濟發展并不順利。此前，美國致力于發展雙邊關系，倡導更開放、透明的市場和更少的關稅，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在亞太地區，美韓之間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自出臺之日起便孤立存在;而由于諸多復雜因素影響，中美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遲遲未取得進展;進出口銀行則受制于共和黨國會黨團會議的意識形態斗爭而前景堪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干脆已經被美國眾議院忽略［4］。與此同時，美國擔心自己已經被高度整合和快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所排斥。這是因為1997年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太經合組織在應對此類問題上反應遲緩、作用甚微的弊病，從而導致了亞洲國家對美國經濟領導能力的不信任，后又發展成對美國所主導的一系列制度的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東亞經濟體開始啟動區域“自救”機制，形成了一系列以東盟為中心的同心圓合作機制。據研究，亞洲自由貿易協定的數量從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20倍［5］。其中，以“東盟+6”自由貿易區為基礎計算的東亞貿易集團的GDP總量在2006年就達到了美國的82%。而亞太經濟一體化還將導致美國福利嚴重受損，大約會使美國每年減少約250億美元的利潤，相當于喪失20萬個高薪就業崗位［6］。美國在國際經濟領域里的主導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多邊框架下推行新的貿易規則的阻力越來越大。除了面臨愈加強大的亞太合作的沖擊，美國也面臨著中國和印度等新型經濟力量崛起的新挑戰。自2010年起，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根據普華永道的預測，它還將于2030年超過美國。中國目前還是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制造業大國和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以中國、印度和東盟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總量，從2004年的僅占美國經濟總量的28%飆升至50%(2008年)。與此同時，中國也在積極推動由自己主導建設、幫助歐亞大陸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項目，包括“一帶一路”倡議和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亞投行目前已有86個成員國，這其中也包含許多美國的傳統盟友。中國還在該區域進行大量貿易，利用現金和巨大的市場影響力來實現自身的經濟增長和影響力。

二、美國推進下的TPP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各位同事：

很高興同大家再次相聚。我對霍華德總理和澳大利亞政府為會議所作的周到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謝。

當前，國際形勢總體穩定，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創新更加活躍，人類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環顧我們所在的亞太地區，經濟平穩增長，各國聯系密切，相互依存加深，共同利益擴大，各種對話合作機制積極活躍，呈現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亞太地區作為全球最具活力和潛力的地區之一，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與此同時，亞太地區發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世界經濟失衡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能源資源壓力增大，生態環境問題比較突出。近來，氣候變化引起亞太地區各國普遍關注。氣候變化事關亞太地區的發展，事關亞太地區全體人民的福祉。

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亞太地區既面臨嚴峻挑戰，也擁有獨特優勢。亞太地區有廣泛的代表性，我們占世界人口的42%、世界經濟總量的53%、世界貿易的46%。亞太地區有豐富的多樣性，既有經濟高度發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40000美元的發達成員，也有處在工業化進程之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600多美元的發展中成員。亞太地區有很強的互補性，既有在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方面技術先進、資金充裕的成員，也有亟須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和水平的成員。近年來，亞太經合組織各成員為應對氣候變化提出一些有益倡議，采取不少積極舉措，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們應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凝聚共識、開展合作。這不僅有助于推進本地區可持續發展，而且將對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努力產生重要影響。

我們應該本著對人類、對未來高度負責的態度，尊重歷史，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務實合作，統籌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為此，我愿提出以下建議。

[摘要]俄羅斯參與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有助于俄羅斯擴展市場和戰略空間、促進能源出口多元化、帶動遠東地區經濟發展。然而，俄羅斯參與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包括開放自由貿易可能沖擊俄產業結構、俄羅斯與東北亞各國之間的政治互信有待加強。長遠來看，俄羅斯融入東北亞經濟一體化進程是大勢所趨。

[關鍵詞]俄羅斯；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

東北亞是當今世界經濟最活躍、最具發展潛力的一極，東北亞區域一體化的前景也備受國際社會矚目。2020年11月15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正式簽署標志著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重大突破，繼2015年中韓達成自由貿易協定（FTA）之后，中日、韓日之間首次通過RCEP彼此之間間接達成達成FTA，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走上快車道。普京總統講話中強調要加強與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改善與中日韓朝蒙的雙邊關系，并在上合組織、亞太經合、東亞峰會等多邊機制中發揮積極作用。

一、俄羅斯的亞太戰略背景

“東北亞”作為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很少在俄羅斯官方話語中出現，俄羅斯的東北亞政策隸屬于其亞太戰略，同時也是亞太戰略的主體，俄羅斯對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政策立場在其亞太戰略的基本框架下展開。作為一個地跨歐亞的大國，俄羅斯三分之二的領土集中在亞洲，但其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卻在歐洲；它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但也有著深刻的東方烙印。俄羅斯特殊的地緣環境和歷史背景決定了其在西方和東方都有重要的國家利益和戰略目標，這既賦予了俄羅斯外交靈活發揮的空間，也帶來了腹背受敵的戰略風險。因此，俄羅斯外交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如何協調、平衡東西方戰略，使其在歐洲和亞太地區的經濟利益和安全空間得到最大化。縱觀俄羅斯歷史上的外交政策，總體基調是以西為主，以東為輔。俄羅斯民族文化心理中存在根深蒂固的“西方”身份認同，將自己視為歐洲大國的一員。歐盟既是俄羅斯的主要貿易伙伴，也是其地緣安全重心所在。普京上任后，“向東看”的趨勢逐漸得到強化，亞太戰略被提到一個更高的位置。《2016年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中提出，“俄羅斯聯邦將‘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的地位、加強其與該地區國家的關系’視為對外政策的重要戰略方向”，“俄羅斯聯邦將繼續為建立維護東北亞的和平與安全機制付出努力，并將采取措施擴大在該地區的經濟合作”。[1]種種跡象表明，目前俄羅斯的對外戰略重心呈現東移趨勢，亞太地區、尤其是東北亞在俄羅斯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正在不斷提升。

二、俄羅斯參與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機遇

一、中國參與亞太貿易合作與問題

一般而言，亞太貿易合作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類是以自由貿易協定為基礎的區域貿易安排，這類區域經濟合作通過有關國家和地區簽訂貿易協定，形成具有約束力的一系列制度性的緊密貿易安排，簽約方要按照要求相互開放市場，而且這種開放幅度相對較大。比如《曼谷協定》、內地與港澳CEPA、中國一東盟FTA、中國一新加坡FTA等。第二類是次區域經濟合作，主要由地理上相鄰的合作區內各成員的地方政府來推動合作。其目的在于利用經濟互補性，發揮地緣臨近的區位優勢，通過漸進方式探索潛在的合作方式和合作領域。比如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機制和泛北部灣合作、環日本海經濟圈、環黃渤海經濟圈、圖們江增長三角等。第三類為相對比較松散的區域經濟合作論壇，這一類論壇性質的合作機制一般不具有約束力，其目的一般也是探索性的，通常是以政策對話、促進貿易和加強信息交流為主。比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亞歐會議(ASEM)等。

(一)雙邊貿易機制

自從2004年11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代表自由貿易區的《貨物貿易協議》之后，中國加快了FTA步伐，截至2009年6月，中國已經簽署了9個FTA，正在與冰島、挪威等6個國家或地區進行FTA談判，與印度、韓國進行FTA官方可行性研究，并與韓國、日本、印度等多個國家或地區進行FTA民間可行性研究，如中日韓FTA、ASEAN+3、ASEAN+6等。其中的多個FTA都采取了類似日本EPA形式，捆綁簽訂了囊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投資等多個領域的全面自由貿易協定。表1顯示，中國的已簽署FTA中，亞太地區占絕大多數，亞太地區已經成為中國進行貿易合作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是必須指出，在雙邊FTA積極進展的同時，多邊FTA進展緩慢，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對中國在“東盟+3”為基礎的地區合作框架中的影響表示擔心，極力推動“大東亞”范圍的合作，即“東盟+6”框架下的“東亞峰會”機制。“東亞峰會”把本不屬東亞的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拉進來，這樣，東亞合作就出現了兩個框架并行的態勢，一個是“東盟+3”，一個是“東盟+6”。盡管領導人會議對兩個機制做了分工，但是實際發展并不明確，二者帶有競爭性發展的特征。(張蘊嶺，2009)這種以東亞峰會面目出現的“東盟+6”機制使得東亞合作的政治構架變得更為復雜，凸顯了東亞合作政治利益的多元特征，同時合作方案間的博弈，也延緩了亞太地區多邊FTA進程。

(二)多邊貿易機制

由于亞太經合組織“開放的地區主義”的性質，它的象征意義一直大于實際意義，其開放性和非約束性特征決定了它在區域經濟合作領域不會真正有所作為。(李向陽，2002)即便如此，這仍然引起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內的單邊行動中，關稅減讓水平也都基本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保持一致。但是伴隨著《貿物宣言》決定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兩個時間表，大阪會議制定了實現這兩個時間表的行動議程，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應分別于2010和2020年實現貿易自由化的壓力逐漸增大，盡管進展并不順利，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收效。例如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亞太地區以APEC為核心，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層面上開展了貿易便利化工作。第一階段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已經完成，它成功地使得亞太地區在2002-2006年間貿易交易成本減少了5％，作為它的后續計劃，APEC第二階段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旨在2007-2010年間使得亞太地區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交易成本再降低5％。同時，APEC已經開始實施為期2008-2010年的投資便利化行動計劃(IFAP)。目前，中國參與APEC的承諾基本沒有超出對WTO的承諾，同時參與APEC的方式，也以功能性建設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