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對中美經貿關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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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將亞太地區作為海外戰略的優先事項，并在該地區投入更多的軍事、經濟和政治資源。其中，《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是其在經濟領域的核心政策，其目的就是幫助美國擺脫經濟危機的影響，重新掌控亞太地區的經濟主導權，抵消中國在亞太地區政治特別是經濟方面日益增長的影響，遏制正在不斷崛起的中國。

關鍵詞:“亞太再平衡”;TPP;中美經貿關系

2017年1月20日，奧巴馬正式卸任美國總統一職。他8年的執政生涯可以說是政績與爭議并存。作為奧巴馬執政時期的一項重要的政治遺產，“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是奧巴馬政府亞太政策的核心，被看作是美國自冷戰以后最重要的對外戰略調整之一。關于該政策，奧巴馬在昆士蘭大學的演講中曾提到，美國確實需要返回亞洲，并將繼續留在亞太地區，亞太地區是美國外交政策“根本重點”。他確實這樣做了。8年來，美國利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手段在亞太地區進行了大量精心的布局。盡管隨著特朗普的就職，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被宣告正式結束，“亞太再平衡”與“重返亞太”已成為一種過去時表述，但是該戰略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對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特別是其中的經貿關系的影響，仍然具有研究意義。

一、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中的經濟因素

冷戰時期，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長期放在歐洲。冷戰結束后，歐洲威脅解除，美國安全的戰略重心轉移到中東地區。奧巴馬政府上臺后，重新認識到了亞太地區對美國戰略價值的重要性，從而作出了戰略調整。2011年11月17日，奧巴馬在對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說時稱:“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亞太地區是美國未來的戰略重點地區，并將為此傾注力量。”［1］奧巴馬甚至說美國的削減防務預算并不會以該地區為代價。奧巴馬認為:“亞太地區對于實現我們的最高優先事項至關重要”，“必須把我們在亞太地區的使命和任務放在首位，我們正在將注意力轉向亞太地區的巨大潛力。”［1］白宮首席安全顧問湯姆•多尼隆說:“總統的判斷是，我們在某些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力過大，包括我們在中東的軍事行動。與此同時，我們在亞太等其他地區的權重過低。”［2］2011年11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也發表文章稱，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政治的主要驅動力。亞洲經濟的活力是美國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奧巴馬總統對外戰略的一項重要優先事項。［3］根據多尼隆的解釋，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最主要的任務是保持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和開放的經濟環境，建立一個可以使爭端和平地解決以及基本人權得以被尊重的地區秩序［1］。“亞太再平衡”戰略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使美國更深入地融入亞太這個全球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二是防止發展迅速的中國在該區域占據更多的優勢。［4］而為了更好地實現這兩個目標，美國實施了一個全方面、多方位的戰略，包括:強化舊有聯盟;與新興國家深化伙伴關系;與中國建立一個穩定、高效和富有建設性的關系;在該區域建立可實現共同繁榮的經濟框架等。該政策有三個核心支柱:一是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二是加強美國與傳統盟國和新伙伴的軍事合作關系;三是推動《跨太平洋伙伴協議》(TPP)的談判。盡管奧巴馬及其官員再三否認，美國并不尋求遏制中國，但一些學者認為奧巴馬的亞太政策是不必要和適得其反的，因為它破壞了中美互信以及雙邊關系的發展。經濟貿易是美國向亞太地區“再平衡”的原因和途徑之一。奧巴馬稱，“亞太地區極具活力的經濟對美國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希拉里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中指出:“亞洲開放的市場為美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振經濟的機會。而亞太市場所帶來的經濟福利將極大地緩解經濟危機給美國帶來的壓力。自2000年以來，亞洲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國和繼北美地區后的第二大出口市場。”［5］此外，亞太地區在奧巴馬的國家出口計劃中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在2011年，亞太地區就有4個國家成為美國全球出口戰略的新興出口市場，分別是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5］。然而，在此大好情況下，美國經濟軟實力、影響力卻在亞太地區急劇下降，這引發了美國的擔憂。首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雙邊經濟發展并不順利。此前，美國致力于發展雙邊關系，倡導更開放、透明的市場和更少的關稅，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在亞太地區，美韓之間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自出臺之日起便孤立存在;而由于諸多復雜因素影響，中美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遲遲未取得進展;進出口銀行則受制于共和黨國會黨團會議的意識形態斗爭而前景堪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干脆已經被美國眾議院忽略［4］。與此同時，美國擔心自己已經被高度整合和快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所排斥。這是因為1997年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太經合組織在應對此類問題上反應遲緩、作用甚微的弊病，從而導致了亞洲國家對美國經濟領導能力的不信任，后又發展成對美國所主導的一系列制度的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東亞經濟體開始啟動區域“自救”機制，形成了一系列以東盟為中心的同心圓合作機制。據研究，亞洲自由貿易協定的數量從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20倍［5］。其中，以“東盟+6”自由貿易區為基礎計算的東亞貿易集團的GDP總量在2006年就達到了美國的82%。而亞太經濟一體化還將導致美國福利嚴重受損，大約會使美國每年減少約250億美元的利潤，相當于喪失20萬個高薪就業崗位［6］。美國在國際經濟領域里的主導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多邊框架下推行新的貿易規則的阻力越來越大。除了面臨愈加強大的亞太合作的沖擊，美國也面臨著中國和印度等新型經濟力量崛起的新挑戰。自2010年起，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根據普華永道的預測，它還將于2030年超過美國。中國目前還是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制造業大國和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以中國、印度和東盟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總量，從2004年的僅占美國經濟總量的28%飆升至50%(2008年)。與此同時，中國也在積極推動由自己主導建設、幫助歐亞大陸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項目，包括“一帶一路”倡議和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亞投行目前已有86個成員國，這其中也包含許多美國的傳統盟友。中國還在該區域進行大量貿易，利用現金和巨大的市場影響力來實現自身的經濟增長和影響力。

二、美國推進下的TPP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是“亞太再平衡”戰略在經濟領域的核心政策，用以應對東亞地區出現的日益明顯的排他性區域設計。二戰結束以來，為了維護美國的全球利益，牢牢掌握對全球經濟的主導權，美國一直堅定地奉行國際多邊貿易政策，主張非歧視原則并倡導多邊貿易，堅決反對其他地區進行自主區域合作。在此基礎上，美國成功地推動了關貿總協定(GATT)的多次談判。而以TPP為代表的美國亞太地區區域合作戰略的產生，將幫助美國搭乘亞太經濟高速增長的順風車，提高美國經濟在亞太地區的參與度。圍繞TPP建立的強大的貿易集團通過談判和競爭性自由化政策，將會與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國家形成不對稱的經濟實力對比，進而有助于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推行自己主導的貿易標準。因此，雖然TPP并不是由美國首先提出，但確是由美國積極推進的。TPP的談判主要圍繞兩大部分展開:一是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等所有談判參與國共同決定的領域，二是諸如某種物品關稅減免等雙邊磋商領域。TPP的談判在2016年取得實質性突破，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新西蘭、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秘魯和越南等12個國家正式簽署了TPP協議。12個談判國同意進行自由貿易，并在投資及知識產權等領域設置統一的規范。這12個國家加起來占全球經濟的比重達到40%，超過了歐盟。曾有經濟學家對TPP會帶來哪些益處作出了一些預測，他認為大型經濟體將會是最大受益者，特別是是那些設置了較強的貿易保護屏障的經濟體。其中，美國每年就可以獲得770億美元收益，而日本甚至可以獲得超過1050億美元收益［4］。除了對經濟具有很大影響外，TPP也具有強大的地緣政治影響。美國時任國防部長阿卡特稱，對于美國在亞洲的安全利益，TPP的順利通過與增加航空母艦的部署一樣重要。奧巴馬總統認為，如果沒有TPP，中國將會為亞洲重寫規則。特朗普在2015年參加競選辯論時稱，TPP這一協議是為中國而設計的，就像他們一貫做的那樣，通過后門進入，并完全利用到每一方面。［7］雖然隨后美國官員否認了這一說法，但TPP仍不可避免地被認為是美國及其盟友聯合遏制中國的對策。李侃如認為，美國擔心中國的重商主義政策會損害美國經濟復蘇的機會，而中美兩國在互聯網安全方面的互相指責加劇了這些擔憂。此外，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亞太地區國家對美國的經濟依賴程度正在不斷減弱，而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度卻在日益加深。以日本為例，21世紀以來，日本外貿總額、進出口比重等多項經濟指標都表明其對美國經濟的依存度正在不斷降低，而對中國的依存度卻大幅提升［8］。因此，美國不遺余力地建立并完善以美國為主導的亞太經濟合作機制，既可以使美國在多邊談判中發揮主導作用，改善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系，還能平衡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抵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FTA)的不斷壯大，進而削弱第三方的外交關系［9］。這些舉措還會為美國的經濟向“出口驅動型”經濟轉型打下堅實的基礎。從中國的角度來看，TPP具有明顯的針對性。首先因為它在保護知識產權和國有企業方面有十分苛刻的標準。很顯然，如果美國制定中國不能滿足的標準，則會使中國受到制約。正如多尼隆所說:“其他國家若想參與這一機制，或分享它所帶來的紅利，就必須符合它所規定的那些標準，包括投資、知識產權及國有企業等方面。”［2］例如，TPP中有一項規定稱，不允許給予國有企業補償，而這將削弱中國的競爭優勢。事實上，美國已經多次利用這種多邊貿易體系解決國際貿易問題了，它已經成為其將新興挑戰者納入美國所書寫的國際規范中的一種工具。例如，通過第六輪多邊貿易談判，美國有效地緩解了歐共體國家對美貿易上的歧視性待遇;第七輪貿易談判則針對日本的反補貼和約束商品進出口制定了相應的規則等。就TPP所設置的規定來說，中國可能會承受巨大損失，這些損失來自于從中國流向越南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部分。然而，中國經濟總量是越南的數倍，因此該損失很小，僅相當于中國經濟的0．2%。但是如果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印度和泰國等較大的經濟體加入TPP的話，中國經濟將損失更多［4］。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估算，如果TPP建成，中國的年出口額將因為貿易轉移而損失1000億美元;美國的出口則可以增加1910億美元。此外，美國還經常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提出批評，奧巴馬在夏威夷APEC會議上稱，人民幣的匯率應更符合以市場為基礎的貨幣體系，以降低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價格。因此，TPP實際上是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經濟手段。TPP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一種對抗性的戰略性貿易［4］。雖然具體的政策內容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但奧巴馬政府打定主意要通過TPP重建亞太經濟新秩序。美國已經表示沒有興趣參加任何其他地區的一體化論壇，例如中國一直支持的“東盟+3”和“東盟+6”。此前中國、日本和韓國進行了三方會談，形成了泛亞貿易協議的基礎［5］。但日本于2013年3月宣布加入TPP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日韓三國關于自由貿易的談判的進程，使東亞經濟離心化程度加深。隨著之后TPP談判的深入，中國已經逐漸改變了其以往對TPP的消極態度。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中國意識到了TPP實際上并不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因為各個成員國之間差異非常大，很難在眾多領域達成一致，且TPP的高標準將會使許多弱小的國家失去一定的經濟主權［10］。但是，美國推動TPP戰略顯然不能說是完全針對中國而設定的。因為中國仍然是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也是TPP中許多參與國的最大貿易伙伴［4］。因此，通過限制貿易來遏制中國將會使所有相關實體財富和福利收益減少［11］。但不能否認的是，TPP隨著美國的加入，變得帶有政治色彩。這也是為什么TPP對中美關系帶來的最大的影響仍然停留在戰略層面上。中國政府一直試圖通過自己的多邊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這一提議被廣泛認為是中國版的TPP，涉及東盟10個成員國。就像TPP一樣，它將影響全球超過40%的經濟。由于中美經濟體量位居世界前二，因此中美之間的經濟遏制與反遏制，主要體現在中美兩國所處的國際聯盟陣線力量的較量，也就是體現在各自陣營所形成的戰略實力總和的較量方面。但事實上，由于中美在資源、產業結構和政策特點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當代中美經濟的互補性是大于對抗性的，中美在經濟貿易領域進行合作所帶來的好處是遠遠大于競爭所帶來的。但如果美國繼續使用貿易作為遏制中國發展的武器，那么不止中美兩國，更多的國家也會一同遭受痛苦［10］。美國推動下的TPP的實際影響目前并沒有機會看到，因為特朗普在上任后第一天就宣布退出了它。有媒體認為，美國將失去在經濟貿易領域內持續主導亞太地區的可能性。盡管如今中美在經濟貿易領域的合作或競爭前景還不明確，而從目前情況來說對抗性在逐漸增大，甚至人們不愿意看到的貿易戰可能很快開打，但特朗普對TPP的否定，則等于基本宣布了奧巴馬政府時期大肆鼓吹的“重返亞洲”政策中的主要經濟綱領的失敗。

作者:郭琰 單位:倫敦大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