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范文10篇

幾天來，本報《倡導禮儀新風系列報道》成了社會熱點，記者接到眾多讀者和新人以及婚禮參加者的來信和電話，為了讓文明禮儀新風和文明城市的市民形象走進民間禮儀行業，讓司儀隊伍的正規化，記者昨天走訪了這一行業的專家學者和權威，會診“禮儀行業”的弊病，開出切合實際的藥方。

黑龍江省曲藝家協會名譽主席、著名曲藝藝術家黃楓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說：“我是哈爾濱首家禮儀公司創始人，在1980年就搞禮儀，當時顧問是馬三立，司儀邀請的是哈市的一些知名人士。我看司儀行業應當有一級組織進行管理，組織培訓，持證上崗。禮儀公司也應該有指導單位對其進行約束，不能收錢了事，對有投訴的，堅決取締。好的司儀應該是文化人，給人留下美好的回憶，語言優美，詞匯高尚，包袱有品位，整個過程就是脫口秀。司儀不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伶牙俐齒，能歌善舞，考察一個司儀要有對婚禮文化、流行趨勢的把握，要有他個人的才藝表演，要有一定的控制場面的能力，包括禮儀、服飾、內容的設計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符合傳統，是不是能夠引領時尚這樣一些標準。營造一種喜慶熱烈、神圣莊重的婚禮氣氛。主持風格莊重、大方、高雅、溫馨，注重婚禮的個性化處理，善于將新人不同的文化、社會背景，生活、戀愛經歷同婚禮的形式及內容巧妙結合，氣氛熱烈煽情。司儀還應該與時俱進，吸收先進文化、先進思想，層次、品位、格調要高雅，不要庸俗無聊。有的司儀到處抬自己的師傅說事，師傅教你是讓你繼承傳統文化的精華，而不是搞封建幫會，司儀一定要是正派的人，一身正氣才能代表城市形象，做市民形象的文明代言人。”

黑龍江省曲藝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孫靜波對記者說：司儀文化要融入主流文化，就要靠輿論的支持和正確的引導，整合現在的市場，對塑造文明市民形象很有必要。我們作為指導單位，要與有關部門聯手，組織培訓，加強管理，引導文明的服務。同時，市民也應該提高素質，不要盲從地媚俗跟進，這也是庸俗司儀擁有市場的一個條件。

另外就是有些部門的不負責任，千萬不能再出現某次司儀大賽，129個選手，得129個金牌的現象，更不能出現所謂的號稱“司儀專業委員會”的組織，隊伍不大，主席、副主席有28個。

哈爾濱市曲藝家協會主席胡振東說，司儀必須管理起來，這種大眾民俗活動應該成為構建文明社會的一個分子，司儀整體素質必須提高，業務水平必須加強，否則與文明城市越來越遠。具體應該加強管理，集中培訓，訓練語言技巧，定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進行綜合素質訓練，當然還要有為人民服務的熱心。

哈爾濱馬虹禮儀公司總經理馬虹在禮儀行業已干了10年，承辦了我省我市一些重要的大型禮儀活動，她說，禮儀公司首先應該講究禮儀，講究道德、誠信、修養和文化，如果單純為了贏利，而沒有優質服務，以欺騙和不正當競爭拉客戶，一定是自取滅亡。規范管理是一方面，客戶也應當睜大眼睛，選擇有能力和信譽的禮儀公司來做有層次和品位的慶典活動。

薛暮橋是無錫人的驕傲,不僅因為他是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而且是中國改革的積極開拓者、實踐者,一位忠誠于黨、國家和人民事業的堅強戰士。他早年投身革命,遠離家鄉,但始終熱愛家鄉,關心家鄉的建設和發展,也從家鄉人民的創新實踐中,探索發展規律,汲取理論營養,熔鑄他正直踏實的學術品格。

薛暮橋,1904年10月出生于無錫禮社。薛氏是無錫的大族,但他家卻面臨家道中落,父親在農村辦學經商,因深陷債務而不能自拔。薛暮橋讀完小學和3年初等師范,就輟學到鐵路局當練習生,走上了獨立謀生的道路。

20年代末30年代初,薛暮橋跟隨陳翰笙對無錫農村經濟進行調查,隨后又參加對廣西、廣東等農村的一系列調查,與一批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一起,以翔實的調查資料和深入的分析研究,論證中國社會的性質,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內部的托派展開論爭,批駁統治階級及反動文人的種種謬論,為認清中國革命的目標、任務和動力提供了依據。薛暮橋的學術處女作《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就是以無錫農村為例證,深刻揭示了中國的經濟社會關系,并對與此相關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作出了回應。

1957-1958年,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兼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又一次主持對無錫等地的農村調查。這是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基本確立的情況下,對中國農村、農戶經濟狀況的一次有針對性的調查。雖然由于當時特定的經濟形勢,調查沒能形成系統的研究成果,但是,這次調查補充了無錫、保定22個鄉村1937年、1948年的歷史資料,加上1929年和1958年的調查資料,形成一個前后連貫、有歷史跨度的系列資料。更重要的是,這一次調查使薛暮橋對當時經濟工作中盲目攀比、浮夸冒進的情況有了清醒的認識。他在調查研究中的一些理性思考,特別是尊重客觀規律、強調經濟結構協調平衡的認識,分別融入了他這一時期參與寫作的《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年來中的經驗教訓》等論著之中,留下了諸多真知灼見。

“”中,薛暮橋被列為“反動學術權威”、“修正主義分子”,隔離審查,關進“牛棚”,送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但他身處逆境,雄心不滅,利用“靠邊站”的機會,潛心研讀馬列原著,構思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1975年恢復工作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風塵仆仆到江蘇、安徽、山東進行調查研究。不久,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薛暮橋受到巨大鼓舞。他毅然回到家鄉無錫,閉門謝客,集中精力撰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這項研究系統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深刻反思,積極探索新的發展道路。該書多次翻印再版,總計印數達1000萬冊,并被譯為多國文字,在國際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它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啟蒙教材,中國轉軌經濟學的開山之作。

整個80年代,薛暮橋對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考始終沒有停頓。他深入各地調查研究,認真探討改革開放所涉及的各個方面的問題。從企業改革到政府調控,從流通體制改革、價格改革到通貨膨脹治理,從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到經濟特區建設,他都提出過切中肯綮的意見。這期間,他多次回到家鄉無錫調查研究。家鄉人民記憶最為真切的是,他對正在起步發展的社隊工業(即后來的鄉鎮工業)給予高度肯定,在與當時上海市縣工業的比較中看到農民邁上工業化道路的內在活力,同時也指出對于結構布局加以調控管理的必要;他對于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抱有很大希望,把家鄉無錫稱為“兩頭在外”的成功范例,進而思考與腹地發展戰略相配合的問題。

一、管樂音準的概念

樂器演奏中所發出的音高,能與一定律制的音高相符,稱之為音準。樂器演奏過程中,隨時都要通過演奏者的調控來解決音準。音準的取得,依靠于敏銳的聽覺、優良的樂器、嫻熟技巧與適宜的演奏環境。樂器的形體結構、音的張力變化以及空氣濕度,都能對音準產生影響。就長號來講,氣溫上升可以使長號的管體略微伸長,但同時氣壓降低,聲速提高,頻率也隨之增高(據實測,氣溫每升10℃可使管樂器發音升高3音分)。長號與鋼琴合作時,都以平均律為準則;在獨奏、重奏、合奏時,長號常常需要偏離平均律而趨近純律或五度相生律,才算達到音準要求。由于以上多種原因,導致長號在音準上很難控制。而音準問題是管樂學習中的重要環節,它是成功演奏作品的基本保障。

二、影響管樂音準的主要因素

(一)氣息的運用。

主要是氣息通過嘴時振動發出的聲音,使聲音通過伸縮管而傳遞出來。長號可以說是接近人聲的樂器,長號的U形管猶如人的聲帶,一直暢通無阻。在氣流的貫通下,只要移動把位,音就會有變化。音與音的變換必定會出現泛音,就如同人的聲帶一樣。

當氣息稍有不穩,就會使音發生變化,從而導致音準發生變化。在任何情況下,氣息的運用都是不可忽視的。

一、編輯定位的演變歷程

一百多年前，伴隨著中國學術期刊的誕生，與之相關人員分別具有了編輯、作者、讀者的不同身份。在之后的五十多年里，編輯、作者、讀者三者所扮演的角色雖有不同，但由于“編研一體”的傳統，編輯常由學者兼任，學者可以在編輯、作者、讀者三個角色間可以自由切換，因此其差異并沒有那么涇渭分明［1］。1980年代中期，國內學術期刊開始實行審批制度，新聞出版署的《期刊管理暫行規定》中明確指出，創辦正式期刊“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就是“有健全的編輯部、有符合本專業要求的專職主編及一定數量的專職編輯”。其中，“專職主編”和“專職編輯”的規定成為所有期刊編輯必須職業化的法律依據［1］。該規定將編輯與學者分離開來，職業化后的編輯不得不開始思考該如何處理與學者之間的關系，以及自身身份定位問題，進而產生了“編輯中介說”“編輯再創造說”等理論研究［2，3］。然而，上述理論無法讓編輯脫離對作者、讀者的依附和依賴，也不能實現職業化給編輯帶來的直觀好處———公認的與學者對等的獨立地位，因此又有人提出了“編輯主體說”。“編輯主體說”將獨立審稿權、以及對學術媒介和學術傳播的控制權作為確立編輯主體地位的基點。但與此同時，權力越大，責任也就越大，對編輯的能力要求也就越高。要實現“編輯主體意識”，編輯必須把自己修煉成全能型學者和優秀編輯合體人;要成為全能型學者，編輯必須走“學者化”道路［4］。“編輯學者化”一經提出，立刻引發熱議，國內期刊界紛紛列舉國外頂尖學術期刊編輯的各種學術成就和專家頭銜，并以此作為榜樣，鼓勵自家編輯積極向學者型編輯轉型，如進行在職研究生、博士生等繼續教育學習，參加各種科研項目研究等;也有不少期刊選擇直接招聘學者擔任編輯工作。但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無論是培養學者型編輯的道路，還是招聘學者型編輯的想法，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都遇到了不少問題。

二、編輯“學者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1．職業編輯向學者型編輯轉型存在的困難。以《高電壓技術》為例，該編輯部目前共有編輯6人，其中碩士5人，本科1人，均畢業于電氣專業。響應“編輯學者化”的號召，有2名編輯正在進行電氣專業在職博士生教育學習，有1名編輯正在進行新聞專業在職碩士生教育學習。單從編輯專業和學歷來看，該編輯部已具備了一定的向學者型編輯轉型的基礎，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卻并不順利，主要存在以下問題:(1)學科壁壘問題目前，中國科技期刊的報道方向多為綜合性、一級學科或二級學科，而一個一級學科下面一般有著多個二級學科，一個二級學科可以繼續細分為多個研究方向;正常情況下，一個學生通過4年本科+3年碩士+3年博士總共10年的全日制學習，也只能較為準確、熟練地掌握某個方向的知識，遠不能稱為專家;而對于已畢業多年、未能一直堅守科研一線的科技期刊編輯，成為某一方向的專家遠不止“十年磨一劍”那么簡單。即便一個編輯能成為某個方向的專家，那他又如何能準確評價來自其他研究方向的論文呢?但由于目前對科技期刊的考核評價多以影響因子、被引總數等指標作為統一標準，為了提高各項數據，期刊就必須追逐科研熱點，實時動態調整期刊的組稿方向和欄目設置，但一個編輯所掌握的專業知識卻不可能實時調整，“唯指標”的評價體系加劇了科技期刊的同質化競爭，也讓編輯無法沉下心來，將“學者化”堅持到底。(2)時間和精力的限制不同于人文社會學科，自然學科的研究大多在特定的實驗場所進行，需要特定的研究工具，并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需要專業人士的指導，因此，若要實現編輯學者化，編輯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到高校、實驗室、項目現場，實際參與各項科研工作中，并積極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會議，才能及時掌握學科的前沿領域及發展趨勢。但與此同時，編輯也不能主次顛倒，必須保質保量地按時完成各項本職工作，并同時兼顧家庭事務。《辭海》將“編輯”定義為從事組織、審讀、編選、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的人。根據該定義，可以將編輯工作分為兩類:負責組織、審讀、編選稿件等工作的學術編輯和負責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的技術編輯［5］。這兩類編輯的工作內容性質存在差異，所需的能力也截然不同，因此國外頂尖科技期刊對編輯工作進行了較為細致的分工，而其所說的編輯多指學術編輯。而很多中國科技期刊出于體制限制和人手不足等原因，仍停留在傳統小作坊生產模式，不管是學術編輯工作還是技術編輯工作，又或者是其他行政管理、技術服務、數據統計等工作，全部都分攤給各個編輯。在本職工作量已較為飽滿的情況下，編輯很難抽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泡在”實驗室里學習專業知識，而僅僅靠閱讀專業文獻得來的理論知識顯然不足以支撐編輯成為該領域的“專家”，最終也只能回歸“雜家”或“編輯匠”的身份。(3)主觀能動性不強依附于現有的科技期刊管理體制，大多數有著多年工作經驗的老編輯主要從事以文字潤色、加工為主的技術編輯工作，工作性質較為穩定且安逸，已形成一定的舒適區，而科學研究是一個不斷學習、長期積累的過程，若編輯本身對科研工作缺乏興趣，就缺少向學者型編輯轉型的內在驅動力;再加之“體制內”“終身制”“大鍋飯”的薪酬分配制度，“不做不錯，多做多錯，寧可不做，不能做錯”的懶政思維，使得編輯“學者化”缺少外在激勵，編輯、亦或是編輯部管理人員都更愿意安于現狀，對于進行創新和轉型的主觀能動性不強。2．直接招聘學者型編輯遇到的問題。鑒于將“技術型”老編輯培養成“學者型”編輯存在上述的學科壁壘、時間和精力不足、主觀能動性不強等問題，也有編輯部嘗試直接招聘學者型編輯，將專業水平、科研經歷、博士學歷等列入應聘要求，但在招聘過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問題。首先，由于國家政策對出版行業不夠重視以及社會大眾對期刊工作的固有印象，期刊編輯往往被貼上了“文字加工”“服務人員”“為他人做嫁衣”等標簽，導致編輯的社會地位不高，行業整體薪酬和發展潛力有限;另一方面，以前的科技期刊編輯多呆在辦公室與文字打交道，工作時間和地點較為固定。因此科技期刊招聘時，總會吸引大量不想去科研一線、追求穩定的應聘者;而對于那些科技期刊極度渴望的學術型人才，他們則往往更青睞于具有挑戰性、成長空間大、薪酬更高的科研部門。簡而言之，期刊部門所能提供的薪酬待遇、發展前景等與符合招聘條件的應聘者的需求不匹配，因此很難直接招到學者型編輯。再者，自從1980年代開始編輯職業化道路以來，學者與編輯間的人才交流和身份轉換變得愈發困難，若一些教職人員和科研人員想“半路出家”，轉任科技期刊編輯，就必須放棄原有職稱，轉評編輯系列職稱，否則，即使他們接受了相關編輯業務的專門培訓，并擁有豐富的編輯工作經驗，也不能獲得相應的編輯資格，以至于不能名正言順地擔任編輯工作;而一旦轉為編輯，要想返回原崗位將十分困難。這樣的編輯職業化制度使得原本有意愿到期刊編輯部工作的學科專家望而卻步［1］。

三、編輯“專業化”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

由于科技期刊的受眾(包括作者和讀者)是學者，要獲得學者的真心認可，必須置身于學術界之中，以學者的身份與其進行平等交流，因此雖然編輯“學者化”存在諸多困難，但其仍是所有科技期刊學術編輯的宿命。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科技期刊工作人員都需要“學者化”，除了學術編輯以外，技術編輯、美術編輯等其他非學術編輯在科技期刊出版過程中也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此外，隨著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的發展，一些國內外頂尖科技期刊越來越重視對數字技術、新媒體運營等人才的培養。因此，筆者認為，科技期刊不應一味要求所有編輯都成為學者型編輯，而應鼓勵編輯根據自身性格和專長，為自己量身制定發展方向和目標，使每個編輯都成長為具有一技之長的“專業型”編輯;之后也可以根據編輯部現有人員結構和未來發展需求，有選擇性地進行人員招聘。然而，無論是編輯“學者化”還是“專業化”，除了需要編輯自身的努力外，還需要科技期刊、學術出版行業以及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1．規模化經營和專業化分工。期刊的規模化經營和專業化分工是實現編輯“專業化”的前提。國際主流期刊大多在高度專業化分工狀態下進行期刊的編輯、出版、運營工作。縱觀國際期刊出版經營格局，愛思唯爾、施普林格等國際出版巨頭在創建之初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小企業，隨后通過頻繁的、大規模的資本運作、并購和結盟，成功地實現了規模化、集團化經營路線。他們出版的科技期刊少則幾十種，多則幾百種或上千種。除學術編輯工作外，不少期刊還專門聘請了負責文字校對和潤色工作的文字編輯，負責封面、圖形、表格的設計和繪制的美術編輯等;此外，其下設的出版、銷售、訂購、廣告、宣傳等專業化部門也都在統一管理下有序開展各項工作。當每個人只對一類業務負責時，就更容易成為該領域的專家，整個出版集團也就更能凝聚和造就出一流的“專業型”人才，從而不斷發展壯大，形成良性循環。2．建立科學的期刊評價體系。我國于20世紀初引入SCI期刊統計指標和量化數據而逐步形成的現行科技評價方式，以其簡單直觀、易用統一等特點受到普遍認可，并在國內科技領域得到廣泛推廣使用，確實為助推科技進步、樹立中國影響起到了巨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但隨著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的顯著提升以及科技期刊的多元化發展，“唯指標”的期刊評價機制已越來越暴露出其單一、片面與局限的問題。期刊影響因子，即期刊在某年的影響因子是指該年引證該刊前2年論文的總次數與前2年該刊所發表的論文總數之比［6］，是一種采用文獻計量學指標來間接地評價科技期刊的方法，該指標的高低可以反映從事該領域研究的人員數量及關注熱度，但并不能直接反映某本期刊或某個研究成果的學術水平。基礎研究類、科技應用類、科普類期刊都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使命［7］，即便是同一學科，其下設不同二級學科的受眾范圍、學科特點也都各不相同，科技期刊是學術交流的平臺，既然不能用醫學的標準來評價電氣學科，那也同樣不應用統一的標準來衡量和要求所有科技期刊。若各類科技期刊都能根據學科特點各司其職的話，那么各期刊編輯、特別是學術編輯，也就可以一直保持初心，深耕自己的專業領域，而不用因影響因子、總被引數等第三方評價指標和單位考核要求，被迫去追逐科研熱點。因此急需建立一套科學的期刊評價體系，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1)完善第三方評價機構(如中信所)評價指標，例如根據不同學科特點，建立不同的評價體系，以增量百分比代替絕對值;將評價時間尺度放長一些，不急于對研究成果下結論等等。(2)讓學者更多地參與到科技期刊評審中，讓科技期刊回歸學術共同體。科技期刊的本職是為學者提供一個學術交流平臺，其從業人員是編輯，其服務對象是學者，只有同行編輯能評價其編校質量，也只有同領域學者能評價其學術質量，第三方評價機構的數據指標只能作為評價參考，而不應成為期刊發展的指揮棒。3．提高編輯的地位和待遇。筆者認為提高編輯主觀能動性的辦法有以下2種:一是讓編輯從事自己感興趣、較為擅長的工作，從而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和成就感，讓編輯主動成為“專業型”編輯，此為內在驅動力;二是提高編輯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在編輯能力培養、薪酬福利、職稱職務上給予更多的支持和認可，為期刊引進更多優秀的專業辦刊人員，此為外在激勵。以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主辦的頂尖期刊《Light》為例，為了打造專業編輯隊伍，引入了一位中國科學院二級教授來擔任常務副主編，其工作非常努力，一直在一線打拼;編輯部的年輕編輯全部是博士，符合要求的都已提到了副研的高級職稱，所有這些都可歸結為領導給與了期刊足夠的重視，給與了編輯部員工較好的待遇，從而才能留住這些優秀的人才。

【摘要】國內訪學是我國教育部針對高校教師的職后繼續教育而制定的一項政策，目的是有效地提高高校教育者各方面的知識水平。理性地認識當前國內訪問學者繼續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積極探索實現訪學繼續教育的有效途徑，是提高訪學質量的關鍵。

【關鍵詞】高校教師；訪問學者；繼續教育；實現途徑

為了不斷提升自身素養，適應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需要，高校青年教師迫切希望通過多種學習途徑以謀求個體發展。其中，國內訪學是比較好的一種繼續教育方式，受到廣大高校教師的認可。2004年，教育部辦公廳正式頒布了《高等學校青年骨干教師國內訪問學者項目實施辦法》。

一、國內訪問學者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國內訪學繼續教育對于高校教師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從教育目的的角度看，它可以促進人才培養質量，提高教育水平。從教師專業化的角度看，國內訪問學者進修有利于教師專業化水平的提升。［1］但就目前國內訪問學者的情況而言，還存在著很多問題。

（一）推薦單位對國內訪學的宣傳不夠

摘要：美國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是當代各國研究的主要對象，但從美國的高等教育歷史來看，最初也是選擇性的移植歐洲各國的，學者管理和專家管理在其高等院校管理史上是兩股重要的力量，但是隨著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也彼此消長及發展著。

關鍵詞：美國；高等院校；學者管理；專家管理

經歷了百年的風雨之后，美國的高等院校成為了美國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組織機構之一，并且其重要性仍在與日俱增。現代社會大學被譽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站”，同時社會的進步也為大學的發展提供了合適的土壤。

美國大學起源于殖民地時期創建的學院，它“更像我們今天叫做中學的機構，而不是今天的學院和大學”。但是殖民地學院在以后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非但沒有朝著中等學校的方向發展，成為中等教育機構，相反，為了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發展的需要，經過兩個多世紀的發展后，最后成為了與西歐國家傳統大學相媲美的具有美國特色的大學，但在其內部管理模式方面卻發生了與西歐國家的大學相區別的特色。正如克拉克·克爾所說：“美國學院和大學管理是傳統和體制的積淀，與其說它是有意義的思想，毋寧說它是歷史的饋贈。”縱觀美國高等院校管理發展歷史過程，可以把它分為三個時期來進行分析。

第一個時期，從1636年哈佛學院建立到1819年達特茅斯學院案裁決。第二個時期，從1819—1915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建立。第三個時期，從1915年至今。

在這三個時期中，每一個時期，美國社會文化背景都有著深刻的變化，高等院校的發展也呈現了不同的特點，高等院校的管理也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論文摘要：當下的學者散文創作精品匱乏，風光不再。究其原因，大致有時代原因、藝術表現原因、學者自身原因

論文關鍵詞：學者散文疲頓原因

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學者散文曾煊赫一時，它引領中國散文創作從馬鞍形凹槽中走了出來。在這支作家隊伍中，既有季羨林、張中行、金克木等“老生代”名宿，也有余秋雨、陳平原、雷達、趙園等“中生代”中堅，還有祝勇、林賢治、余杰等“新生代”新人的加盟，他們的散文或隨筆創作，將書齋藝術融入社會文化，用學者精神灌注民眾生活的努力，大大拓展了知性美的空間，促進了文學特別是散文藝術的進一步發展。總體來看，“學者散文讓我們看到了二十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的所思所感，看到了一代學人艱難不屈的治學人生路”①。

然而到了今天，嚴格意義上的學者散文受到了外在的各種形形色色的散文隨筆的沖擊，也受到社會文化體制的汰選；內在的由于創作者和創作方法的根本矛盾導致學者散文走向了今天的頹勢。探究其由盛轉衰的原因或可為后人提供些借鑒。

一、時代原因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余秋雨散文的出現令我們眼前一亮。當時余秋雨先在《收獲》雜志專欄刊登而后又結集出版的《文化苦旅》，雖然出現諸多的知識性缺憾和寫作技法方面的不足，但能將寫作資源定格在歷史的廢墟上，文采翩翩，暢往以思今，他的作品的出現，學者散文大受追捧，令作者和出版商大感意外，更有洛陽紙貴之勢，遂引得和者隨者接踵而至。市場、媒體、讀者與眾多被邊緣化的知識分子或仍然處在主流位置的文人共同組接了一個泱泱大觀的學者散文傳播系統。當時的學者散文之所以如此輝煌，是因為它恰好把握了當時的文化語境。當代散文在建國十七年主要是以抒情散文為主，且主要歌頌“新時代”，歌頌社會主義，歌頌朝鮮戰爭等，創作空間非常狹小，成就最大的三大家也成為散文創作的固定格式，反過來又限制了散文的發展。“”后的散文出現了藝術上散文概念的“窄化”傾向，內容上主要批判“”。這些散文多遠離作者心靈，少有作者的內心體驗和感悟，正因為此，散文批評家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間開展了關于散文發展和革新的大討論，在這種期待中，學者散文應運而生，余秋雨散文的出現，肇始了文人尚可以在工具理性的旗幟之外另擇創作路徑，迎合了接受者批評家對散文新體式與散文作家身份新定位的雙重期待，其對文學發展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

各街道黨工委，各鎮、鄉黨委，區委各部委、區直各部門黨組（黨委、總支、支部）、各人民團體、各區屬國有重點企業：

現將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關于做好**年“西部之光”訪問學者選派工作的通知》轉發給你們，請認真貫徹落實。凡有自愿報名者，經單位同意，于本月25日前報區委組織部送審。

**年4月23日

關于做好**年“西部之光”訪問學者選派工作的通知

各區縣(自治縣)黨委組織部、市級國家機關有關部門組織（干部、人事）部（處）：

根據中組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國科學院《關于做好**年西部之光訪問學者選派工作的通知》精神，現就我市**年“西部之光”訪問學者選派工作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隨著信息科技的發展，爆炸式增長的學術性研究成果，使得文化產業市場不斷擴大，傳統的學術交流模式和傳播方式已不能完全滿足網絡環境下的學術交流需求。開放獲取(OpenAccess，簡稱OA)的出現無疑解決了這一難題，OA是一種基于網絡的電子期刊出版方式，能夠實現科研成果的共享。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ISI)對其定義是:任何經由同行評論的電子期刊，以免費的方式提供給讀者或機構下載、復制、打印、檢索或發行文章。然而，隨著開放獲取的發展，OA學術出版的盛行，使得學術出版過程涉及權利和經濟利益的博弈，成為有利可圖的領域。出版商們積極利用開放出版模式，通過創建掠奪性期刊來牟取利益，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關注。掠奪性期刊不僅傷害個別學者的經濟利益與研究心血，也給學術界帶來偽科學風氣。對此，本文在進行全面梳理OA研究現狀的基礎上，細化對掠奪性期刊出版商特點的研究，就OA出版中存在的掠奪性期刊出版商與普通期刊出版商發出的信號如何影響學者的選擇進行探討，通過構建信號傳遞模型，尋求規避學者聲譽受到影響以及營造良好學術氛圍的辦法。

1文獻梳理與回顧

OA運動在國際范圍內發展迅速，OA出版期刊已逐漸發展成為主流化學術信息資源。學者們從各個角度對OA期刊進行研究，其中包括OA出版模式、OA出版、OA出版商、OA對圖書館的影響、OA期刊質量的衡量因素———影響因子、掠奪性期刊OA的產生原因與危害等內容。王寧寧通過探討歐美圖書館聯盟與OA出版的模式，提出需要注重整合OA出版資源的建議［1］。張晨鑫提出在開放獲取的版權方面會涉及到的問題，如OA對用戶免費共享知識的保護力度、免費性是否侵害知識成果、第三方的共享知識是否合理等［2］。楊繼慧從文本挖掘技術視角，分析了國際期刊出版商的版權立場，即應該積極參與版權博弈［3］。王嵐則是通過比較出版商的收費項目以及不同形式的OA出版收費政策，建議圖書館參與OA出版開支管理的過程［4］。秦小川研究基礎科學類完全OA出版對期刊印證指標的影響［5］。圖書館作為文獻資源保存的重要場所之一，其傳統文獻存儲保護勢必會受到OA的沖擊，為此，不少學者研究了OA對于圖書館的影響。有學者從圖書館出版服務的角色定位進行研究，楊敏對于圖書館在新的學術出版環境下的轉型進行探究［6］。還有學者探討了圖書館在新環境下學術出版素養教育等。更有學者針對掠奪性期刊進行多方面研究:(1)掠奪性期刊產生的原因及后果。陳銘認為產生的原因為迎合科研人員需要，帶來的危害除了損害作者的學術聲譽，還會帶壞科研風氣，侵蝕科研環境［7］。郭進京等人通過對劫持性期刊的期刊網址、影響因子、國別和地區分布等多方面進行調研之后，認為產生原因有:經濟利益驅動、網絡高速發展為欺詐人員提供了便利條件;年輕科研人員起步初期，抓住其心理與發稿需求。后果除了對作者的聲譽造成影響之外還有金錢損失，再就是給正規期刊的投稿率帶來影響［8］。(2)掠奪性期刊的防范措施及應對辦法。楊克魁提出要規范落實同行評議、完善編輯出版流程管理以及實行有效的管理監督機制等［9］。郭進京建議投稿作者要從多角度進行識別和判斷。(3)針對某一學科的掠奪性期刊的研究。有學者從掠奪性期刊所處圖書館情報學領域進行特征以及運作模式的研究，并對學術圖書館提出了提供專業服務的要求。國外由美國科羅拉大學圖書館員JeffreyBeall對開放獲取領域的掠奪性期刊進行跟蹤揭示，提供了掠奪性期刊列表［10］。ElizabethGadd等基于對多個期刊出版商的特征分析，發現出版商的類型導致其與學術期刊市場接觸的方式截然不同，主要表現為產品的價格［11］。MarkJ.McCabe等引入經濟模型理解學術期刊市場OA的趨勢，探討在何種情況下，期刊相對于傳統定價的期刊來說更喜歡開放獲取，如商業期刊發現更多的OA對社會有好處，授權OA有助于改善福利，但如果完全取消傳統的訪問，可能會超出預期。陳志昌［12］在對開放獲取進行SWOT分析時，認為威脅之一就來自于商業出版商。因大型商業出版商使用“大交易”來限制圖書館與出版商之間的合同。根據“大交易”，期刊出版商將在許多年內授予其所有圖書的訪問權限，嚴重威脅開放獲取期刊的生命。NielsTaubert對比了出版商對OA出版物科學政策的態度，以此揭示商業模式和科學政策要求不同立場。綜上所述，國內學者對于掠奪性期刊的研究主要為探討現象、原因、危害以及應對措施。國外學者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對出版商、大學圖書館或是專家就他們所持開放獲取的態度以及利益關系的訪談，還有一部分是研究開放獲取中涉及到的績效評估和同行給出的評價建議。然而，將身為開放獲取中利益參考者的期刊出版商單獨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甚少，本文想就期刊OA出版商與學者之間的信號傳遞模型進行分析。

2案例分析

近年來，在學術界發生的論文被撤稿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SpringerNature出版集團旗下的《腫瘤生物學》(TumorBiology)期刊撤下2012－2016年所刊登的107篇論文，這107篇論文的作者全部來自中國，撤稿原因是論文作者編造審稿人和同行評議意見。撤稿雖然沒有導致外刊對中國科學家的投稿采取更為嚴格的審稿流程，但是使得中國科研工作者的國際聲譽受創。據統計，在2015、2016年連續兩年的《腫瘤生物學》上，2/3以上的文章都是中國作者的，其中“國際合作論文”也占有顯著比例。那么，為何會導致文章被撤?究其原因，即期刊與學者之間信息的不對稱。在信息不對稱時，為了實現交易帶來的好處，有好消息的一方有積極性告訴沒有信息的對方自己真實的類型。所謂信號傳遞，就是用可信的方式顯示自己的類型。一個信號之所以是可信的，是因為同樣的信號對不同類型的人來說傳遞成本不同。“好”類型的人傳遞該信號的成本低于“壞”類型的人，所以后者不敢模仿前者。因此，沒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可以通過觀察信號判斷對方的類型。在學者選擇需要發文的期刊出版商時，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期刊出版商具有私人信息，學者不知道該私人信息時，就會觀察對方的行動來試圖了解對方。此時，期刊出版商的任何一種行動，都可能變成傳遞關于自己私人信息的一種信號。開放獲取環境下，期刊出版商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根據自身的規模類型，對于自身面臨的問題，作出相應的信號傳遞，確保在科學出版的情況下，自身利益不受損，讓學者選擇適合自己的期刊出版商發表文章。為此本文通過對期刊OA出版商傳遞信號及學者做出的選擇進行分析，將OA出版商的類型分為普通期刊出版商和掠奪性期刊出版商。

3期刊OA出版商信號傳遞模型分析

1背景

醫院國內訪問學者制度是借鑒國外訪問學者制度，結合了高校的培養學術帶頭人和學術骨干的特質，并結合了醫院原有進修教育的基礎，開展以項目為主體，促進各地衛生專業技術人才培養的體系。雖然訪問學者項目在醫院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各地仍在不斷摸索發展中，但其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從國家的角度看，它可看作是國家人才強國戰略基礎性工程的組成部分。我院自2008年開始設立國內訪問學者項目，旨在利用我院的臨床、科研高地優勢，吸引全國優秀醫學骨干，通過我院臨床和科研的相關培訓，培養高層次醫療衛生專業技術人才，提高他們的自主創新能力。7年來我院已經接受了各項目訪問學者總人數達184人。

2訪問學者項目管理情況

2.1來源

我院接受的訪問學者面非常廣。分別來自福建省衛生廳項目、云南對口支援項目（包括衛生部縣級醫院骨干醫師培訓項目）、河南省衛生廳“515工程”縣級醫院骨干醫師培訓項目、教育部“西部之光”項目、新疆各級別項目及四川都江堰“三峽之光”項目、上海對口支援寧夏自治區項目、支援西藏日喀則項目等。

2.2進修時間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