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史范文10篇

Abstract:

America’shistoryofliteraturebeganwiththeswarminginofimmigrantswithdifferentbackgroundandcultures.Afterthat,AmericanliteraturehadbeengreatlyinfluencedbytheEuropeancultureforalongperiod.ItwasnotuntilAmerica’sindependence,didAmericansrealizedthattheyneednationalliteraturestrongly,andAmericanliteraturebegantodeveloped.TheCivilWarwasawatershedinthehistory,afterwhichAmericanliteratureenteredaperiodoffullblooming.Romantics,whichemphasizedindividualismandintuitionandTnscendentalismrepresentedbyEmersoncameoutintobeing.ThiswasanexcitingperiodinthehistoryofAmericanliterature.Liketheflowersofspring,thereweresuddenlymanydifferentkindsofwritingatthesametime.TheyhavegivendepthandstrengthtoAmericanliterature,andacceleratedtheformingofHighRomantics.ButduetotheinfluenceofCivilWar,theAmericansocietywasinaturbulentsituation.Thewritingsaboutlocallife,criticalrealismandunveilingthedarksideofthesocietywereincreased.AfterTheFirstWorldWar,Americanswereatalosspostwar,andtheModernAmericanliteraturebegan.

Mypieceofpaperiswritteninchronologicalorderastheseperiodsdevelopedinordertohaveaclearoutlineofitsprogress.

Keywords:NationalLiterature,Romanism,Transcendentalism,LocalColor,Realism,Modernliterature

摘要：從殖民地時期起，歐洲殖民者和清教徒翻開了美國文學史的第一頁。這往后很長一段時期，美國文學一直都受到歐洲文化的很大影響。一直到美國獨立后，美國人強烈地感覺到了民族文學的需要，美國的民族文學開始發展。南北戰爭是美國文學史上一個分水嶺，戰后美國文學進入了一個全盛時期，產生了強調個性主義和直覺的早期浪漫主義，和以愛默生為代表的超驗主義文學。愛默生的時代是美國前所未有的文學變動時代，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他們突出地給予了當時美國文學以深度和力量，也促進了羅曼主義高潮的來臨。但是由于戰爭的影響，社會動蕩不安，這時的作品更注重于揭示社會的陰暗面，同時美國的民族文學進一步發展，創作出許多帶有本土色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一戰后，美國人陷入戰后的茫然，美國也開始進入了現代文學階段。

我的論文隨著這些時代的發展以時間順序展開，以便對于美國文學史的產生和發展綱要能有一個清晰的條理。

一百年前，敦煌藏經洞出土了數以萬計的中古時代的寫卷，其中有數量不少的以“賦”為名的作品和雖不以“賦”名篇但其實是賦體的作品。這些賦作敘述故事，語言通俗，節奏鏗鏘，押大體相近的韻，風格詼諧，與傳統文人賦迥然不同。它的面世，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鄭振鐸、容肇祖、傅蕓子先生分別把這類作品叫“小品賦”、“白話賦”、“民間賦”[1]。程毅中先生寫于1961年的《關于變文的幾點探索》[2]，首次明確提出了“俗賦”這一概念。他說：“敦煌寫卷中，除了變文之外，還有一部分是敘事體的俗賦。”1963年出版的游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有《俗賦》專節，從此，“俗賦”之名作為中國文學史研究的一個文體概念，正式確立并很快得到學術界的認可。

在敦煌俗賦問世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學術界并沒有把它作為獨立的文體，而是作為“變文”的一類，所以敦煌俗賦的主要作品，都收錄在《敦煌變文集》中。而且一提起“俗賦”，人們只以為是敦煌俗賦，比如馬積高先生在他的《賦史》中就說：“所謂俗賦，是指清末從敦煌石室發現的用接近口語的通俗語言寫的賦和賦體文。”[3]這種觀點，至今仍為一些學者所接受。

1993年，連云港東海縣出土了西漢時期的《神烏賦》，其文體特征同敦煌俗賦完全一樣。鄭振鐸先生在《中國俗文學史》中曾評價王褒的《僮約》是西漢留下的白話賦，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韓朋賦考》一文中還推斷西漢時期民間可能已有這種敘說故事、帶有韻語以使人易聽易記的賦體。《神烏賦》的出土，給鄭先生的說法一個鐵證，也給容先生的推斷一個明確肯定的回答。它把俗賦的歷史由點拉成了一條線，使我們對漢魏六朝以來一些帶有故事性、詼諧性和大體押韻的作品及其文體歸屬有了明確的認識，說明在文人大賦蔚為大國的同時，俗賦作為一股不小的暗流一直潛行于地下，偶然也沖決地表涌出涓涓清溪，呈現它多采多姿的風貌。

對俗賦進行系統地清理和研究，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1、可以充分證明賦這種文體本來就是從民間來的，它是民間故事、寓言、歌謠等多種技藝相融合的產物；2、它在發生、發展過程中，與其它各種文體有著千絲萬縷的依附、滲透和交叉關系。3、早期的賦以娛樂為目的，所以詼諧調侃是它的主要風格特征。優人正是利用了這種體裁，把它引入宮廷，逐漸文人化貴族化了。4、文人借用俗賦的形式把它逐漸貴族化的同時，民間俗賦仍然發展著，并且影響著文人賦的發表，從而形成了賦的“雅”“俗”兩條線索。由于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始終都是“士”的中心任務，由于“士”人整體上對“俗賦”的排斥，因此“俗賦”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著于其它文體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5、俗賦給后世的其它通俗文體以具大的影響，如戲劇、南朝以來形成的講經文、變文、唐宋話本等。

敦煌俗賦的文學史意義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擬從敦煌俗賦入手，并參照其它俗賦的情況，推論秦漢雜賦的有關情況。當然從子孫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實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孫身上帶有祖宗的遺傳因子，從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劉勰所謂“振葉尋根，觀瀾索源”，大概也有這個意思吧！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將賦分為屈原賦、陸賈賦、荀卿賦、雜賦四類。前三家按時間先后分列賦家姓名和作品數目，雜賦類以作品題材及數目為序，無作者姓名。關于前三類的分類標準和義例，章學誠、劉師培、章太炎等先生有精辟的論述[4]。而雜賦一類，雖著錄12家233篇賦作，但竟沒有一篇保存下來，故學者或推測為“后世之總集”，或以為三種之外而無法歸類者，悉入雜賦。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云：“此雜賦盡亡，不可征，蓋多雜詼諧，如《莊子》寓言之類者歟？”[5]現在我順著顧先生的意思，以敦煌俗賦和其它俗賦作為參照物，從若干蛛絲馬跡入手作些探測。

就科學編史學來說，其中有若干問題是最為重要的、核心的、本質的，對于任何科學史的研究（乃至于閱讀）都是無法回避的，當然，對之有關的爭論也是持久的。在本章，我們就將討論這些問題當中的一個，即對歷史的“輝格”解釋的問題。

在當代西方的科學史文獻中，象“歷史的輝格解釋”（the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或“輝格式的歷史”（whighistory）這樣一些術語（相應的形容詞和名詞還有Whiggish，Whiggism和Whiggery）是極為常見的。事實上，在范圍更大的歷史學界，這些術語也是重要的日常用語。它們涉及到歷史研究中一些本質性的問題，是歷史學家們區分某種歷史研究方法與傾向的重要判據。多年來，歷史學家們一直就有關的問題爭論不休。而對于科學史的研究來說，這更是一個重要的，不僅僅是理論性的，而且也與科學史研究的實踐密切相關的問題。

一、概念的提出

在英國歷史上，曾有過兩個對立的政黨：輝格黨（Whig）和托利黨（Tory）。輝格黨即是自由黨的前身，它提倡以君主立憲制代替神權****，站在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立場上擁護國會，反對國王和天主教。

19世紀初期，屬于輝格黨的一些歷史學家從輝格黨的利益出發，用歷史作為工具來論證輝格黨的政見。1827年，作為輝格黨人的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哈蘭（H.Hallam）出版了其代表作《英國憲政史》，在其中，他提出英國自古以來就有一部不成文的憲法，一向就是主權在民的，并高度贊揚1688年的“光榮革命”，歌頌君主立憲制。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英國近代史，也開創了一代輝格史學。因為它“雖然完全避免了黨派熱情，卻自始至終地充滿了輝格黨的原則。”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輝格黨的歷史學家麥考萊（T.B.Macaulay）則更明確地指出，在很長的時間中，“所有輝格黨的歷史學家都渴望要證明，過去的英國政府幾乎就是共和政體的；而所有托利黨的歷史學家都要證明，過去的英國政府幾乎就是****的。”但就歷史學后來發展的主要趨式來說，輝格黨的歷史學似乎更占了上風。直至20世紀，象屈維廉（G.M.Trevelyan）這樣的英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在其著作的傾向和歷史觀方面，也繼承了這種輝格黨人的史學傳統。

1931年，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Butterfield）出版了《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在這部史學名著中，巴特菲爾德將“輝格式的歷史”（或稱“歷史的輝格解釋”）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擴充。巴特菲爾德開宗明義地指出，就這本書來說：

一、早期墨學：王綱解紐時代，中原墨者整飭世道的十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地域性

墨子的生活年代，約為春秋戰國之際至戰國初葉，據考證約為公元前五世紀。①這時由于政治上的多元結構及其連鎖的分裂、組合，使政教合一的封閉模式開始解體，沒落的東周王朝已失去共主地位而淪為小諸侯國，社會陷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攻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的局面。②中原一帶如魯、衛、鄭、宋、陳、蔡等地在激烈的社會變革中迅速衰落，如《詩》、《史記》所謂魯、宋居民保守愚鈍、拘謹懦弱，鄭、衛、陳地民風淫逸等。與中原相反，齊、晉、楚、吳越、秦相繼崛起，紛紛走上強盛稱霸的發展道路。據《墨子》稱：“今之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③“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④這些邦國的日益強盛，嚴重沖擊甚至破壞著中原一帶的安逸。于是，墨家學派在形成自己對世界的系統認識后，以激進的姿態登上整飭世道的舞臺。

首先，墨家學說在歷史上以勇于振世救敝而聞名遐邇。先秦諸子關注的問題各有側重，與孔子關注社會秩序與道德治理有異，墨子學說在社會經濟、政治、倫理、宗教哲學等方面都有涉及。墨子治世主張的出發點是：“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⑤因為在禮崩樂壞時代，墨子所看到的：一是生產工具的改善所帶來經濟發展，而這一發展造成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從而導致社會關系緊張；一是諸候割據帶來的社會動蕩，統治者驕奢淫逸，沉湎無度，興兵黷武，于是國與國仁義辭讓的遺風蕩然無存，人與人之間的觀念心態發生種種逆反傳統的變化。在這些社會問題中，比較嚴重的是什么？墨子指出：“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下之害也。”這一態度墨子在《兼愛》、《非攻》諸篇中有過反復的闡明。“既以非之，何以易之？”⑥墨學作為一種治天下之亂，即關于社會改造和社會批判的學說被提出來。墨子主張正如自己所說：“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⑦以上十論雖非成于一地，也非成于一時，但從內容上看都有很強的針對性，都是直面各邦國的社會現狀提出問題并設法解決。甚至對于突發事件，墨者也是不遺余力的去救助，如墨子一生阻止過三次戰爭，止齊伐魯，取消楚魯陽文君伐鄭、行十日十夜至郢止楚攻宋。孫詒讓說：“其用心篤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⑧因此，墨學的創立，從治世出發點、治亂主張、實際行動等方面看，都與韓、呂諸子不同。歷史上這類自下而上、徑自倡導以天下為己任的治世思想，只有世道澆漓、民不聊生的時代才頻頻出現，所以早期墨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其次，早期墨學形成與中原地帶有著密切的聯系。墨子倡導的十論歷來被認為是墨學的基本精神所在，但聯系當時現實，這十論的大部分內容是針對迅速衰落的中原古邦的，尤其是反對齊、晉、楚、越的兼愛及非攻，更是視中原一帶當時形勢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這實際上是早期墨學真實的思想面貌，反映了早期墨學的時想。究其原因，其一，墨子一生，早年曾到中原各地游歷，熟諳《詩》《書》，嘗讀百家春秋；鼎盛年活動的中心則在魯國，這時他活動范圍大致以黃河中游以下流域為主，也擴及汝水流域的魯陽、長江流域的楚、偏僻的越地；晚年活動西移魯陽（今河南省魯山縣），唐余知古《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語“墨子，北方賢圣人”，魯陽之北即中原地帶。從《魯問》中墨子說：“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于中國耳，何必于越哉？”⑨也說明墨子是“中國”（即中原一帶）人。其二，中原如魯、衛、鄭、宋、陳、蔡等地何以衰落？齊、晉、楚、吳越、秦何以相繼崛起？早期墨學從自身的思想立場上看，實際上對中原地帶予以了深切關注。盡管中原一帶為華夏古邦所萃聚之地，有一定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水準，但畢竟與齊、晉、楚、吳越、秦等地的異域文化不同。這些邦國在建國之初雖區區百里，辟居深山，蓽路藍縷，與戎狄頻繁殘酷戰斗了近百年方才立足，其民風悍勇皆有斗心。他們在土壤的豐度上不及中原，但其他資源方面卻有自己的優勢；又深受夷狄風俗制度影響，能保留和滲入落后民族野蠻精神，銳意進取變革；尤其這些邦國還有防御上的地理優勢，如“吳有三江五湖之難，……楚有汝淵、滿堂之故，……秦有隴坻、崤塞（注：戰國時獲得），……齊有泰山、巨海”。⑩反觀中原一帶，如魯、鄭、宋、衛地處平原，一馬平川，動輒敵軍入境焚掠，動輒兵臨城下。其三，為了推行主張，墨子派勝綽到齊國，派耕柱、公尚過到楚國做官等，也都是自中原向周邊輻射的。所以，若細加考察早期墨學的主要思想及實踐活動，則不難發現它有鮮明的地域特征。

再次，早期墨學在思想上、組織上奠定了墨學基本的雛形，反映了中原學術下移趨勢，以及平民學者漸漸走向政治舞臺。由于學術下移，墨子本人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他的學說中“不及義理者絕少”，B11可他并不是以著述而知名的思想家，而是依口號及行動震撼一世的行動家。在墨子的影響下，其門徒櫛風沐雨、奔走呼號。所謂“短褐之衣，藜藿之羹”，B12“室高足以避潤濕，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御雪霜雨露，墻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B13這些都反映了墨家學派平民學者治世思想的虔誠和投入。而且，出于平民走向政治的原因，墨者以有組織的群體姿態出現。墨子派高石子到衛國做官，讓某墨徒到衛國做官、曹公子到宋國做官，都是由首領派出。特別是弟子禽滑厘率三百墨徒持墨子守御之械助宋守城防楚、墨子自己去楚游說公輸盤勿要發動侵宋戰爭，更是出于統一的部署和通盤的安排。因此，從思想組織上分析，司馬遷就客觀地說墨家“儉而難遵”，“尊卑無別”。B14莊子則從思想上稱墨學“不侈于后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以繩震墨自矯，而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B15汪中甚至感喟：“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B16可見，早期墨者不倦奔走的身影，以及墨學在以后一直得以沿續的許多思想，的確有中原古道之風。

二、中期墨學：道術為天下裂時代，不僅墨學十論的內涵發生變化，而且南北墨者雖俱誦墨經，卻以“別墨”相稱

【摘要題】理論探討

【正文】

中國檔案學史研究不僅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較大的實踐意義。對中國檔案史進行系統的梳理和評價，有利于提高檔案學的科學水平，完善檔案學理論與學科體系，豐富檔案學的研究內容。同時，研究中國檔案學史可以幫助我們反思我國檔案學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揚長避短，增強檔案學理論的針對性和適用性，更好地發揮檔案學理論對檔案工作實踐的指導、規范作用，從而加快我國檔案事業的發展步伐，提高檔案的科學管理水平，為社會各項工作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

一、孕育時期的中國檔案學（思想）

在長期的檔案工作實踐中，我國歷代檔案工作者積累了比較豐富的檔案管理經驗，為中國檔案學思想的孕育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同時也為日后中國檔案學的創立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料。

孕育時期的中國檔案學思想主要體現在檔案文獻編纂方面。在我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孔子、劉知幾、司馬光、章學誠等歷史學家、文獻學家、教育家在文獻整理和史學研究的實踐中，熔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歷史編纂學及檔案文獻編纂的理論和方法于一爐，對檔案文獻編纂的原則和方法進行了認真的探討和總結，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見解，為我國檔案文獻編纂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幾位檔案工作者（架閣官）還就檔案管理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研究，這是迄今為止我國已發現的最早的檔案學文獻。此外，在我國歷代奴隸、封建王朝頒布的有關文書、檔案工作律令、制度及當時的文書、檔案工作實踐中也蘊涵著一些檔案學思想。

中國古代文學史是高校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對外漢語專業、公關文秘專業的必修課,也是中文系教學課時最多、時間跨度最長的一門專業主干基礎課。涉及古代作家、作品、文藝思想等諸方面內容,牽扯到古代漢語、古代文論、古代文化、古代藝術以及訓詁學、考據學等多種領域的相關知識。學好這門課對于中文系學生打好專業基礎非常關鍵,在培養中文系大學生文學素養和文明素質方面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進行本課程教學改革,是當代大學古代文學史任課教師必須思考的問題。本課程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與發展的歷史。但在傳統的古代文學史課中,有不少人習慣于把這門課看成是一門純理論性的操作課。在實際教學中,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教師偏重講述作家、作品、文學現象,而對于“史”的要素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更有甚者,本課程的名稱也隨之發生了改變。

大多數師生稱其為“古代文學”課,從形式上省略了“史”字,從而在內容上也忽略了“史”的教與學。這種普遍存在的意識致使在課堂教學中傳授知識、講述藝術成為主要模式。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對文學史的肢解,使學生窺一斑而難見全豹。強調識記、理解、表述和分析,重視基礎知識、基本能力的培養固然是一項重要手段,但還不足以替代整個課程的內涵。我們現實的課堂教學中應充分重視“古代文學史”課程中“史”的分量,使之真正成為文學史課,而非單純的古代文學知識的羅列。史學家梁啟超在他的著作《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指出:“然則凡屬史的范圍之事實,其必于橫的方面最少亦與他事實有若干之聯系關系,于縱的方面最少亦為前事實一部分之果,或為后事實一部分之因。”

文學史是文學的歷史,文學史中的每一個環節在歷史的橫斷面上與當時的政治事件、經濟政策、文化背景甚至社會動亂、民生疾苦都多多少少存在某種聯系。在歷史的縱向面上,每一種文學現象總與前前后后的歷史時期有所關聯。講授古代文學史課,就不能忽略這些因素。反之,如果在課堂教學中注意了“史”的性質,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到簡明敘述基礎知識,著重分析,加強各個知識環節中的規律探尋,才能更好地幫助學生拓寬知識面,從而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進而提高學生思考人類社會、把握社會實踐的能力。那么怎樣做到借鑒“史”的教學思路呢?又怎樣在文學史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呢?這里以唐代文學史教學為例略作說明。

一、注重文學史的整體性

中國古代文學源遠流長,內容十分豐富。古代文學史課的教學內容即是中國整個歷史時期中的文學狀況。教學過程就要以整個文學發展的過程為全局,將各章節的具體知識納入到全局范圍中予以考察。中國古代各個時期各種文體的嬗變發展、作家作品、作家群體和文學流派、文學理論批評等內容都包括在內,組成了一個研究整體,牽一發而動全身。這就要求我們以全面、客觀、辯證、發展的眼光來認識文學的演變,試圖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從而把文學史教學的基本模式由傳授知識的授課類型轉變為發展思維的授課類型。例如,唐初五七言律詩的定型問題,就要從先秦時期的五七言詩句講起,到兩漢時的五七言民謠、文人詩,直到沈宋在其間所起的關鍵作用。同時可以舉出相應的詩篇進行微觀分析。再如講述歌行體這一在唐詩發展史中極其重要的概念時,就必須明確歌行是一種開放性、流動性很強的文體,在不同的時代都會受其他詩體的影響。

歌行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以“行”為主的漢代歌行;以“篇”為主的魏晉樂府;“歌”、“行”并稱的陳隋歌行以及唐代樂府七言歌行。由于歷代文人在字法、句式、篇章結構以及聲律方面不斷豐富創新,歌行的體調在初盛唐發展到了極致。通過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可以幫助引導學生貫穿起不同時代的零散知識,并由此深入接觸了詩歌特性、語言規律等深層次的問題。以整體觀的文學史教學使學生經過歷史的學習和探究,學會用歷史的視野來認識文學發展中的各種現象,以宏觀的角度來理解中國文學史中的問題。

摘要：初中化學史教學在新課程改革的今天占據著一席之地，筆者經過大量的實際調查和研究，全面分析我國初中化學史教學現狀，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議，期待對改進我國初中化學史教學有所幫助。

關鍵詞：化學史教學現狀建議

化學史是人類在長期的生產勞動過程中對化學知識是怎樣產生的、如何發展的、后來又如何演變的總結，是人類一代代相傳而產生的一種講述化學科學的特殊歷史科學。20世紀初法國的科學家郎之萬建議在科學教學的過程中采取歷史的方法進行教學，我國的傅鷹教授也曾提出相似的觀點，他在各種不同的場合曾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一門學科的歷史是非常寶貴的，因為學科的歷史可以給我們智慧的啟迪。新課程改革的今天化學史占據著化學教學的一席之地，它對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促進學生從發展上掌握知識，對所學知識保持深刻理解；培養科學精神和掌握科學研究方法；對于學生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自豪感的培養具有重要意義，培養民族自尊性；還可以培養學生人文精神，樹立起學生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對新課改的落實發揮重要的作用。

1我國化學史教育的回顧

化學家與化學教育家張子高是我國化學史研究的奠基人，早在20世紀20年代他就對化學史進行過很詳細的研究，并且把我國的化學史劃分為了兩個階段，古代史和近代史。丁旭賢教授最先在北大開設相關的課程，同時他還編寫了《化學史通考》作為學生的教材。袁翰青中國化學史研究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他對中國古代眾多化學歷史做過深入的考證，在高校中開設了中國化學史的課程來進行講授。我國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才開始對化學史教育進行真正的重視，在1956年頒發的《中學化學教學大綱》中對化學史的教育進行了明確的要求。在隨后的幾十年的時間中，國家一直處于動蕩和不安定的環境中，有關化學史的內容在教材中消失的無影無蹤。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對化學史教育在教學中的作用的深入認識，化學史教育才重新被人們接納，20世紀90年代教科書中開始逐漸出現一些與普通化學知識相關的科學家的點點滴滴，學生在學習之余開始有一些趣味性的閱讀材料。在新的世紀，化學教育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化學教育界普遍認可化學史教育的重要性。

2我國初中化學史教學現狀的分析

【摘要】本文通過提供生物學發展史相關資料，幫助學生掌握生物學的基本原理和生物學核心概念；學生通過分析生物科學史中實驗的發展過程呈現的思維與方法，學習科學探究方法與技能；學生了解生物學發展史中科學家勇于探索的精神、堅持不懈地努力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形成科學的態度和價值觀。

【關鍵詞】生物科學史;生物科學素養;核心概念

提高每個高中學生的生物科學素養是課程標準實施的核心任務。通過學習生物科學史對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發現，很多學生在新課學習中一知半解，對生物學的核心概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缺乏對生物學內容和方法的深入了解，沒有情感態度價值觀的體驗，更無從談起如何應用生物學。這一現象說明我們的學生在生物科學素養上還有待提高。新課程改革要求生物教學以學生發展為本，以學生為教學主體，以學生實踐訓練為教學主線，以學生能熟練應用所學知識技能解決實際問題為教學目標，啟發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學習。在新一輪“7選3”的課程改革背景下，如何適應新課程改革，將科學史的教育融入日常教學，需要我們在實踐中積極進取、勇于創造和探索。本課題就是通過學習生物科學史來提高學生的生物科學素養，走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誤區，從根本上提高學生的生物科學素養。

一、研究生物學核心概念的發展史，掌握生物學核心知識

生物學知識包括基本的生物學概念、原理和規律。學生應獲得有關生物體的結構層次、生命活動、生物與環境、生物進化以及生物技術等生物學基本事實、基本原理和規律，對生物學的整體畫面有一個大致的了解。高中生物中存在大量的核心概念，通過對書本原有的發展史或教師提供相關發展史中重要內容的分析，學生對相關核心概念會有深入而細致的理解，掌握核心概念就水到渠成。典例：提供細胞膜的流動鑲嵌模型建立過程中的相關實驗，學生就能自主分析細胞膜的成分和特點。材料一：①1859年，E.Oerton選用500多種化學物質對植物細胞膜的通透性進行了上萬次的研究。發現凡是易溶于脂質的物質，越容易穿過膜，反之，不容易溶于脂質的物質，越不容易穿過膜。你從以上實驗中能得出什么結論？學生結論：細胞膜的組成成分中可能含有脂質。材料二：科學家將膜從哺乳動物的紅細胞中分離出來，然后用蛋白酶處理，細胞膜被破壞。你從以上實驗中能得出什么結論？學生結論：細胞膜的組成成分中含有蛋白質。教師補充：后來現代研究應用化學手段分析表明質膜的主要成分是脂質和蛋白質另外還有少量糖類。組成膜的脂質中磷脂含量最多。材料三：科學家將人紅細胞的細胞膜中的脂質分子抽提出來，并將它在空氣—水界面上鋪成單分子層，發現該單分子層的表面積相當于原來紅細胞表面積的兩倍。這說明了什么？學生結論：細胞膜由兩層磷脂分子構成。指導學生閱讀書本中關于細胞膜中磷脂分子、膽固醇和蛋白質的運動情況。材料四：冰凍蝕刻電子顯微法顯示的細胞膜圖學生結論：蛋白質鑲嵌、覆蓋、貫穿在磷脂雙分子層中。材料五：人鼠細胞雜交實驗（帶不同熒光標記的細胞融合后熒光的變化）學生結論：細胞膜上的蛋白質分子可以運動,細胞膜具有流動性。這些材料的提供幫助學生對流動鑲嵌模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對細胞膜的特點有了更深入的掌握。另外如酶的概念，書本中關于酶本質的探索能幫助學生深入理解酶的本質，而不是簡單的記憶。教師提供光合作用的簡單發現史能夠幫助同學們深入理解光合作用的總反應式，區分光反應過程和碳反應過程的重要步驟，從中分析得出能量轉換的形式，并且理解各內外條件對光合作用的影響。高中生物課堂中應該給學生提供機會，讓他們了解現代生物學的進展，了解現代生物技術對人類社會和人們生活的影響。只有深入了解生物學知識，學生才具有在現實生活中運用知識的能力。

二、分析生物科學史中呈現的思維與方法，學習科學探究方法與技能

摘要：2020年，大學課堂教學迎來了各種教學形式的革新。很多教育機關和教育工作者開始大膽嘗試在線課堂，傳統授課模式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這特殊時期，多種多樣的課堂教學改革也成為各學科教學科研工作者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以《日本文學史》課程為例，探討該課程的在線課堂教學模式。考察《日本文學史》在線課堂的特征、展開形式，研究如何對以往的傳統教學模式進行創新性傳承、如何有效地展開在線教學的教學內容。

關鍵詞：日本文學史；教學模式；線上課堂；騰訊會議；學習通

2020年，隨著“在線課程”時代的到來，成千上萬的人集中開展學習成為可能［1］，這種大規模、開放性［2］的學習模式給傳統外語教學帶來了很大的沖擊。作為在線教學模式，慕課和微課早在幾年前就已受到業界的高度重視。這些“在線學習資源”也給各級教學工作者帶來極大的便利，將線上課程模式應用于高校日語課程，能夠有效促進日語課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整合優質的日語教學資源，改變傳統的日語教學方式，促進日語教學質量不斷提升，對于日語人才的高質量輸出具有重要意義［3］。有學者認為，各類日語的在線課程，應發揮知名院校的影響力，集聚師資力量，打造優質課程［4］。但是，從傳統的課堂一下子轉為在線虛擬課堂，也極大地改變了教學工作者的思維模式。面對這種新形勢下的在線虛擬課堂的挑戰，教師們紛紛思考如何將在線課堂順利地嫁接到傳統的“教室課堂”，以期在遵循以往的課堂教學模式的同時，探索出適應在線科技教學軟件和在線課堂的新模式。筆者所擔任的《日本文學史》課程的在線教學也正是在這樣的新形勢下展開了探索。

一、《日本文學史》的課程性質

《日本文學史》課程是日語專業學生的必修課程之一，也是日語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專業基礎素養課。本課程通過對日本從古至今各個時期的文學現象和概況進行描述，對其從古至今的各種社會背景下的文學現象、作家作品進行分析，使學生了解日本從古代到現代的各個時期的文學現象所反映的社會狀況，從而了解文學史發展的基本情況。引導和啟發學生多角度地認識和理解日本各個時期文學現象、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能夠對相關的文學現象和內容進行獨立的思考，具有問題意識，并作出相應的分析。同時，引導學生分析和發現各個時期的文學思想，對基本的文學理論有一定的積累。進而促使學生對日本的文學現象有一個全局性把握，并在與我國文學史進行比較的過程中體會中國文學史的博大深廣性，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日本文學史》是日本文學專業學生的專業基礎課，與本科階段的《日本文學史》相比，研究生的《日本文學史》課程更加體現了上述的課程性質，更注重突出課程的“文學史”的比較和發現，更注重培養學生用比較和分析的方法把握《日本文學史》，培養學生用考據和考證的方法去挖掘日本文學“史”的源流等。培養學生去探索“日本文學史”中，成為“史”的理論淵源和社會背景，對中國文學進行過何種程度的繼承，又努力作出何種程度的創新，從而形成日本獨自的《日本文學史》。《日本文學史》課程的性質，是以往的《日本文學史》傳統課堂的教師們一向高度關注的課題。這種培養學生尋找問題、分析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等綜合能力的課程，在數字化教學，在線教學等新的教學模式的沖擊下，該如何實施，又該如何與時代接軌，尋找出符合新時代教學形式的線上課堂教學新模式，這是每個文學史課程的教師不得不面臨的課題。換言之，新時期的《日本文學史》在線課程，不僅要遵循《日本文學史》這門課程本身的課程性質，同時，還要思考如何借助在線課程的形式，既滿足以往傳統的教室課堂的“培養綜合能力”的課堂教學效果，又要實現《日本文學史》的線上教學的超越性。

二、《日本文學史》在線課程的達成與超越

一、問題的提出:無可回避的翻譯文學事實

長期以來，在對文學史的一般印象與歷史敘述中，相對于處于文學研究核心的中外創作文學而言，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一直被認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學形式，處于民族文學研究的邊緣地帶，極少受到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史家的足夠重視。正如以色列文論與譯論家伊文•佐哈爾(Even－Zohar)所說的那樣:“作為慣例，文學常常只在無法回避的時候才會提及翻譯”(9－26)。伊文•佐哈爾所言主要是針對歐美文學的研究狀況，但它也是世界文學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近半個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中更是如此。不過若在中國文學空間里往前追溯的話，情況卻并非從來這樣。從學術史演變角度看，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早期中國新文學研究者就不約而同地將翻譯文學納入文學史敘述視野。陳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郭箴一的《中國小說史》等，都設有翻譯文學的專章論述。但在之后的文學史著述中，就很少涉及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中所起作用的專門考察了。

80年代以后，再一次掀起外國文學的譯介高潮，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當代中國文學的批評，中外(特別是中西)之間的文學關系，也重新開始成為文學史敘述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維度。無論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3－13)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陳思和)的整體理論描述，還是《中外文學比較史》(范伯群朱棟霖)等史著的問世，都表明對文學史的敘述，開始更多地注意中國文學對外來文化與文學資源的汲取與創造性轉化。但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作為一種特殊話語實踐的存在，仍遲遲沒有納入文學史研究的框架中，在中國本土學術的話語中，一般更多地把它與所謂“外國文學”，即在異域空間、以原語方式存在的他民族文學直接劃上等號。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情況才逐步得到改變。這種改變，首先發生在“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領域。作為一種文學史研究的斷代方式，“近代文學”的劃分雖然已經逼近了現代文學史之上溯下拓的挑戰(當然還沒有遭遇后來的“中國文學古今演變”①等敘述的整合)，但一些敏感的文學史研究者，基于對大量翻譯文學的文本與實踐的存在，以及無可回避的翻譯文學與本土創作文學的種種難以割舍的聯系，已經開始認真對待漢語空間中這一重要的歷史存在，并嘗試做出相關論述。比如，大型文選《中國近代文學大系》中，就有施蟄存主編的三卷“翻譯文學集”，盡管施蟄存在導言附記中聲明，翻譯作品不是中國近代文學，不過外國文學的輸入與后者的關系密切，因此編選翻譯作品是《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獨有的需要”(施蟄存1990年);由賈植芳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也編列了大量翻譯文學書目。他在編輯過程中竭力主張把現代外國文學翻譯書目編入其中，與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文體創作書目并列，并在序文中明確指出:“外國文學作品是由中國翻譯家用漢語譯出，以漢文形式存在的，在創造和豐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其貢獻與創作具有同等的意義與價值”，進而把創作與翻譯比作“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賈植芳3－4)。

這在事實上已經把翻譯文學及其實踐提升到與創作文學同等重要的地位了。這是否與他們見證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大部分歷史進程，同時又長期生活在上海這個近代以來的開放城市有關?這樣看來，從近代文學研究到當代文學批評，學術界其實都已開始正視翻譯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獨特部分的存在了，不過，試圖對此現象存在從理論上給以界定和闡釋，則是從比較文學領域開始的。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的復興，幾乎與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反思與范式更新同步展開，它們不僅在研究對象上具有廣泛的交叉地帶，更共享著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對幾十年來傳統文學史模式和單一民族文化視野不斷突破的時代思想資源。而比較文學傳統中的法國學派的理論與方法，正是在文學關系史研究基礎上提升出來的一種研究模式。從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的發展狀況來說，中外文學關系領域也是參與者最多，也最早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宋炳輝127－31)，因此對這一學派的理解最深，也最有可能從它的研究轉換出新的方式來。如果說法國學派創始期的文學關系研究重在梳理法國文學外傳及其影響的過程，因而被后來的美國學派代表韋勒克指責為“文學貿易”學(Wellek56)，帶有濃厚的法國(歐洲)中心主義傾向的話，那么，這一學派的理論方法在現代中國，更多地被用來研究近代以來的外來思潮如何被中國文學所汲取，并催生出新的中國文學來。這種理論方法的扭轉式運用，一開始與其說是經過有意識的理論反思，毋寧是基于近代以來的中外(特別是中西)文學交流中明顯的“入超”事實。因為事實上誰也無法回避百多年來漢語空間中大量存在的文學翻譯及其廣泛深遠的影響，這種自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所具有的特定的經驗事實，必定期待著一種歷史的界定與理論的闡釋。不過，承認事實的存在與從理論上對這一事實給予界定和說明之間，卻仍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面對這一跨文化、跨語際的實踐存在，比較文學的跨界意識和思想方法，理所應當地承擔起這一職責。結果，仍是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理論中的流傳學理論，借助于70年代以來西方翻譯文化研究理論的啟示，在中國的比較文學、現代文學與翻譯學的結合點上，慢慢聚集起圍繞翻譯文學的文本與實踐的一系列問題域，并逐步提升出一種基于接受語文化、以文學的文化功能效應為核心的新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這就是以謝天振為代表的基于翻譯理論的新闡釋和譯介學概念的系統化論證，對文學翻譯的文化定位和歷史意義的確認。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到1999年《譯介學》問世，謝天振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完成了從譯介學命題的提出到理論體系建立的過程。該書概括了翻譯文學在國別文學研究中的尷尬處境———它在中國文學研究中被當作外國文學，而國外文學視野中它又完全被視為中國文學的范疇———并在理論上分析了作為國別文學之獨特存在的翻譯文學的性質。明確提出，現代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對國別文學的意義應該在比較文學、國別文學等多個學科中予以更多的重視和研究，并率先在“中國翻譯文學史”與“外國文學翻譯史”進行概念區分的基礎上，在翻譯史領域進行獨立的史述建構的嘗試。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而言，來自相鄰學科的這一問題意識和學術反思具有別樣的意義和啟示，它不僅更凸顯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長期存在的一個薄弱環節，也進一步推動學科視野與理論方法的多元借鑒之勢。同時，包括謝天振在內的一批來自中國現代文學、近代文學、比較文學乃至歷史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先后出版了多種中國翻譯文學史和大量的專題研究著作，②一時間有關翻譯文學的歷史還原和文本勘疏，成為近二十年來文史學術界最為熱鬧的領域之一。

但文學翻譯史的敘述與建構畢竟不能替代文學發展史的整體敘述本身。因為，文學翻譯史可以圍繞這一相對獨立的文類系統，在兼顧作為成因與效應的時代文化背景的條件下，進行文本生成和歷史演變的系統描述與評價。而要將文學翻譯納入民族文學發展史的整體敘述，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和推進。如何將翻譯文學在近代以來的歷史存在及其持續性影響納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敘述之中?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完成對翻譯文學的敘述與闡釋，才能真正確立其在民族文學與文化系統中的地位與價值。但是，至少在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中，翻譯文學這一存在仍然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或者說，在其重要性得到不斷確認的同時，如何與原有的文學史敘述進行有機組合，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一方面，學者們不愿簡單地重復當年陳子展、王哲甫和朱自清們的做法，他們雖說在文學史中將翻譯文學獨立成章，但與整體文學的歷史敘述仍然存在明顯的裂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雖然對翻譯文學的重要性有著明顯的共識，但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沒有解決。與翻譯文學史或者外國文學翻譯史相比，民族文學史中的翻譯文學敘述，不僅需要在一般意義上確認翻譯文學的文化歸屬問題，而且必須進一步解決翻譯文學作為一種特殊文類的性質界定;必須在與本土創作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對照中，區分翻譯文學史敘述與在民族文學史中敘述翻譯文學之間的不同;進一步還應該探討這種敘述將如何展開?可以開辟出怎樣的論述空間?有哪些需要并且值得重點展開的論題?對既有的文學史敘述格局有什么意義?如何在更廣泛的世界文學的背景下，進行科際交叉整合，進而反思對文學的認知方式，拓展對文學歷史的敘述空間，并激發當下文學與文學創造的可能性?等等。筆者愿意就這些問題，進行一些嘗試性的探討。在討論展開之前，還是先就有關翻譯文學的存在方式給以一個概括性的描述。對于這些已經達成基本共識的事實及其評價，是展開進一步討論的前提，是本文提出這一論題的最原初的必要性體現。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與文學空間里:1．翻譯文本的存在作為一種歷史事實。近代以來出現的大量外國文學中譯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本事實;2．文學翻譯及與此相關的介紹、出版等實踐活動，持續貫穿整個現代文學的發展史。3．在文學接受的層面上，翻譯文學的閱讀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學流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4．作家的接受與借鑒。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寫作中，汲取和借鑒外來文學是一個廣泛的不爭事實，而除部分作家從原文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外，更多是經過譯本接受的;新時期作家更是大部分通過譯本接受外來文學。這就意味著，中國現代翻譯文學與文學創作之間有著特定的內在關聯，不論是對外來文學的模仿、借鑒還是對話、獨創，都體現了最深層次的中外文學關系。因此，在面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時候，如伊文•佐哈爾所言，“任何人，若不是采取作家或者讀者的角度，是無法討論文學的”(9－26)。5．中國作家的大量翻譯實踐，既是翻譯與創作關系的體現，同時這些翻譯文本借助于譯者特殊的身份而大大強化了其影響力，因而更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特殊現象。總之，近代以來大量外國文學翻譯文本、連續不斷的翻譯實踐、無處不在的中譯本閱讀的發生以及翻譯文學與整個華語創作之間的廣泛深入的關聯，所有這些事實都提醒我們，必須在多元立體的文學史視域中，重新審視翻譯文學這個龐大的文學實體。而要將翻譯文學真正納入文學史敘述，有兩個前提必須在理論上給以辨析和論證。

二、前提之一:對文學權屬觀念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