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范文10篇

為進一步改善農村交通條件，保障人民群眾出行便捷通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確保全面完成新一輪農村公路改造任務，現提出實施意見如下：

一、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提升農村公路等級，優化完善農村公路網絡結構”為總要求，從人民群眾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的農村公路改造入手，全力加快新一輪農村公路改造步伐，全面提升農村公路建設水平。

根據全市農村公路現狀，從2009年起用2至3年時間完成新一輪600公里農村公路改造任務，其中2009年度要確保完成200公里以上農村公路改造任務。

二、工作原則

按照“統一規劃、分期實施，先急后緩、質量第一，屬地負責、以獎代補”的工作原則，有計劃、有重點、有步驟地推進全市新一輪農村公路改造工作。

一、加強領導，進一步明確職責

我鎮黨委高度重視，組織召開鎮干部會議，傳達學習走基層會議精神，制定我鎮新一輪走基層工作實施方案，進一步調整充實“走基層”活動領導小組，并要求全體黨員干部要高度重視，把制度的落實與“走基層”活動有機結合起來，深入基層，切實做好訪民情、解民憂、集民智、促發展的各項工作，在基層一線磨礪黨性、務實作風、樹立形象、創造業績。

二、精心謀劃，進一步強化措施

我鎮要求全體黨員干部要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進一步加強黨性、黨風建設，在“走基層”過程中，要重實際、說實話、辦實事、求實效，不搞形式主義，不謀求個人的形象；要厲行節約，進一步完善“三本臺帳”，嚴格執行銷號制度；各聯村干部要主動加強與聯系領導、村組干部的溝通聯系，及時掌握工作動態。領導班子成員要堅持率先垂范、深入一線，準確把握實情，加強督促指導，積極引導和幫助聯系村學習先進經驗，強化工作措施，推動工作落實。

三、落到實處，進一步踐行活動

1月26—30日，我鎮組織黨員干部對村、等20個村進行新一輪“走基層、解難題、辦實事、惠民生”活動，對困難群眾進行走訪，給他們分別送上慰問品，并預祝村民春節快樂、身體健康，早日致富奔小康。同時向各村兩委了解村情、民情，并請困難群眾結合自身實際提出具體述求，為制定下一步幫扶計劃奠定堅實基礎。

一、合理確定整村推進貧困村規模

自新階段扶貧開發實施以來，我縣按照省、市的統一要求，集中資金、集中力量實施了93個貧困村整村推進，從整體上改變了貧困村面貌，加快了扶貧開發工作進程，其作用和效果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認可和人民群眾的一致好評。但是，由于貧困村數量較多，整村推進戰線過長，致使部分村整村推進資金投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整村推進效果，群眾急需解決的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新一輪整村推進，我們務必認真總結前階段整村推進的經驗和教訓，按照國家、省扶貧辦的要求，進一步收縮戰線，集中力量，重點突破。“十二五”期間，縣政府重新確定了45個貧困村，比原來的93個減少了48個，每年安排集中連片的6個鄉鎮9個貧困村實施整村推進。在資金投入上要進一步加大力度，強化資源整合，提高推進實效，每個貧困村按照捆綁投入不低于300萬元，其中財政扶貧專項資金不低于100萬元的要求，科學謀劃，選準項目，認真做好新一輪整村推進扶貧開發規劃，確保規劃符合實際，合乎民意，具有可操作性。

二、突出整村推進工作重點

首先，突出抓好產業扶貧開發。產業開發是貧困地區群眾的迫切需要。應根據區位特點和市場需求，依托資源優勢和產業基礎，因地制宜，科學規劃，著力推進貧困村特色產業發展。按照全縣產業規劃布局，堅持集中連片、規模發展，每年集中連片扶持9個貧困村，以促成產業帶的規模優勢和一村一品的專業化特色產業，努力提高特色產業的規模效應。圍繞柑橘、茶葉、核桃、烤煙、生豬等主導產業，每個村選擇1個主導產業做大做強。切忌每樣發展一點，樣樣都不能變成錢。加大新技術、新品種引進推廣力度，大力發展無公害、生態、綠色農業，培育一批適應市場需求的名優農產品。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和發展力度，提高主導產業的發展層次和產品質量，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加大農村實用技術培訓力度，提高農民科技致富能力。要大力發展主導產業，產業項目一旦確定，必須持之以恒，一抓到底。要加大產業開發投入力度，整村推進項目資金不能撒胡椒面，財政扶貧專項資金70%要直接用于產業發展。

其次，重點抓好基礎設施建設。圍繞產業開發，對貧困村內的道路交通、農田水利、電力、能源、通信等各類基礎設施進行配套建設。加強道路交通建設。交通建設牽動整個發展大局，只有交通條件的大改善，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大突破。要充分發揮整村推進整合資金、合力攻堅的優勢，集中各方面的扶持資金，用于貧困村交通建設。以實施農村通達通暢工程為契機，全面硬化農村主干線公路，打通至中心自然村或院落的公路，對產業連片的區域修建田間生產路，有效提升公路等級和公路入戶率，切實改善貧困村發展環境，解決農用物資、農副產品運輸難題。加強水利設施建設。以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為目標，加快農田水利基本設施建設，提高農業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增強農業發展后勁。產業優勢比較突出、條件具備的貧困村，大力發展現代設施農業，著力推進農業生產專業化、標準化進程。

第三，著力抓好扶貧搬遷和危房改造。繼續對貧困村內生存環境惡劣、生產資料嚴重缺乏地區的貧困群眾實施扶貧搬遷，對貧困群眾居住的危房進行改造，扶貧搬遷和危房改造必須結合村莊建設進行。整村推進貧困村面貌的改變主要體現在產業開發和村莊建設上，當前正是農戶建房高峰期，必須高度重視村莊建設。緊緊圍繞整村推進和新農村建設，按照“政府引導、農戶自愿、統一規劃、綜合配套”的原則，在條件具備的貧困村，以相對集中的方式新建一批扶貧搬遷居民點，逐步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公共服務社會化和農村建設村莊化的目標。居民點建設要有規模、有特色，對全縣村莊建設和農戶建房真正起到典型示范作用。今后，對集中新建扶貧搬遷居民點的貧困村，縣扶貧部門將在扶貧搬遷指標上給予傾斜，同時視具體情況對基礎設施配套給予支持。

在8月3日結束的省委2010年度理論研討會上，剛剛從廣東、廣西考察歸來的我省各級黨政領導暢所欲言，在熱烈的討論中形成了高度的共識，那就是在海南國際旅游島戰略全面實施之際、在海南開始步入發展快車道的關鍵時刻，全省上下要認真學習“兩廣”改革、開放、發展的經驗，進一步解放思想、提高發展的膽識和能力，破除一切思想禁錮，抓住國際旅游島建設的重大機遇，順勢推進海南改革發展實現歷史性跨越。可以預見，一輪新的思想解放熱潮，即將在瓊州大地蓬勃興起。

廣東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始終走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前沿，是我國當之無愧的改革發展先行區、科學發展的示范區。廣西這幾年迅速崛起，經濟社會發展突飛猛進，成為中國西南地區重要的增長極。他們促發展求發展的最主要經驗，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思想解放是“兩廣”經驗的精髓。在30年改革開放歷程中，廣東能夠抓住每一次歷史機遇促進社會經濟大發展，連續26年經濟總量排在全國第一，靠的就是各級干部解放思想，先行先試，勇于實踐；廣西能夠在落后中奮起直追，以較快速度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奇跡，靠的也是各級干部沒有框框，敢想敢干，不甘人后。無論是“增城模式”、“桂林精神”，還是“欽州速度”，都體現了“兩廣”人不拘一格追求發展的創新思維。“綠燈跑、黃燈闖、紅燈繞”的大白話，正是“兩廣”人思想解放、巧妙做事的鮮活寫照；而“先干不爭論，時間作結論”、“多做事、少爭論”等理念，則是他們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追求發展的具體總結。總之，解放思想始終是“兩廣”掃除發展障礙進而引領發展的最大“法寶”。

當前海南發展面臨的狀況，決定了我們需要從“兩廣”取得思想解放的真經。近幾年來，海南雖然取得了不小的進步，綜合實力、經濟結構、發展質量都有了明顯的提升，特別是國際旅游島戰略提出和實施后，經濟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海南的經濟總量還很小，產業的支撐能力較弱，發展的基礎還很不牢，抗風險的能力還不夠強。跳出海南看海南，就會更加清楚地看到海南與國內發達地區的差距：雖然海南的發展速度有所加快，但是別的地方發展更快，我們與他們的差距還在持續擴大；雖然海南的投資有了強勁增長，但經濟發展的動力依然不足；雖然海南的城鄉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但與大部分省區、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還在繼續擴大；雖然海南培育起了一些工業支柱產業的雛形，但是產業基礎還不牢固，經濟增長的綜合競爭力不強，等等。如果不正視這些差距，認清發展形勢，切實增強緊迫感和使命感，加快建設發展速度，那我們就會被發展的浪潮甩得越來越遠。

現在，我們一些干部的精神狀態、工作作風令人擔憂。在實際工作中可以看到，一些干部精神不振，作風不實，做事流于形式；一些干部循規蹈矩、瞻前顧后、怕擔風險，不想干事不愛干事；一些干部能力不高，視野不闊，辦法不多，不會做事做不成事，等等。這些干部與“兩廣”銳意進取、攻堅克難、敢做敢當的干部隊伍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如果這些工作作風不轉變，我們的工作就會難以落實，發展就會受到影響，國際旅游島建設進程也會被拖延。這樣的結果，顯然是全省人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隨著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戰略的全面實踐，海南正步入一個健康發展的快車道。在這個關鍵時刻，各級干部的作用尤其重要。說一千道一萬，是非成敗完全在人。能不能抓住這一次難得機遇，真正實現海南發展的歷史性跨越，關鍵在于全省的干部隊伍，決定于各級干部能不能做到思想真解放、理念真創新、作風真務實，真干事、用心干事、干成事。正如廣東同志所總結的：“不怕起步晚，就怕起點低；不怕干不好，就怕沒想好；不怕經濟落后，就怕觀念落后。”要讓全省各級干部在觀念上完成更新，在理念上有所創新，提振精神狀態，轉變工作作風，顯然不是一場會議、一次培訓、一次學習、一次教育或一次問責所能完成的，需要來一場解放思想運動才能加以解決。

“兩廣”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思想解放是破除舊框框、掃除發展障礙的不二“法寶”。海南要擔當起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要破除舊的體制、機制，要構建具有特色的經濟結構，要加快建設國際旅游島，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就需要好好向兩廣的干部群眾學習，學習他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學習他們敢為人先、敢擔風險、敢闖敢試的膽魄和勇氣，學習他們始終緊扣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以發展為重、發展為先、發展為大的強烈發展意識，學習他們寬廣的發展視野和推進發展的大思路、大手筆、大氣魄，學習他們不爭論、多做事、用心做事的工作作風，學習他們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和辦法。

如何推動下關教育在新一輪科學發展上實現新跨越，為建設現代化濱江城區作出新貢獻？下關區教育局潘局長這樣回答：“我們只有不斷解放思想，創新實踐，以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精細化的管理目標；以精益求精的態度，建設常態下的高效的課堂，才能盡快擴大優質教育的覆蓋面，才能使下關教育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在新一輪的教育發展中走在前列！”

十年布局：整合資源做強名優學校

天妃宮小學是南京市首批”老八所”省級實驗學校，也是下關區小學教育的龍頭,是南京辦學實力較強的百年老校之一。近年來，配合城市建設，天妃宮小學易地重建，政府總投資一億元，2007年投入使用，同時區教育局擴大了天妃宮小學的辦學規模，將原永寧街、商埠街小學并入，使得天妃宮小學的輻射范圍進一步擴大，不但解決了小學教育高位發展瓶頸的問題，也使得更多的居民能夠享受到優質教育所帶來的好處。

“我們區的學校較為密集，其中既有辦學質量優異的品牌學校，也有一批教育水平較為薄弱的‘麻雀學校’。”潘局長如是說，“企業學校的加入，使得下關區學校資源總量得到了擴大，但數量上升的同時也對繼續提高教育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應對新形勢，區政府和教育局以“放大名優學校、改造薄弱學校”為宗旨，以既有的一批辦學實力較強的學校為基礎，開始有計劃地推進轄區內學校布局調整工作。從98年全區第一輪教育布局調整，直到2007年的學校再整合，十年的周期，三輪的布局調整，全區減少了17所“麻雀小學”，新建城市建設配套小學3所，小學高優質資源占小學總數的75%,全區就讀省市實驗小學的學生占全區小學學生數的76.1%。有效地解決了老百姓子女上學和上好學的問題。體現了較高的群眾認可度、滿意度。區域教育資源的有效的整合，使得小學布局、規模設置更加合理、科學，整體辦學實力明顯增強，為下關區小學教育進一步在高位上均衡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精細管理：創造常態優質教學環境

近年，中央政府日益重視三農問題，2004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集中反映了新一代領導集體對于解決農村問題的整體布局和戰略思路：積極發展農村經濟，努力增加農民收入，認真貫徹“以人為本”，切實關注社會弱勢群體。

為此，2004年中央政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針對三農問題的重大方針政策，具體包括：減免農業稅；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市場；實行征地制度改革，保護失地農民；保護進城就業農民合法權益；加大農村貧困、特困人口扶貧力度；加快農業金融、保險和財政扶持體系建設；加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改革和完善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等等。

上述大政方針，應該說是立足于新的農村經濟社會形勢下作出的思考結論，對于穩定農村形勢、推動農村改革、尋找農業經濟以至整體國民經濟提速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上述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設計中存在的缺陷：

一是解決三農問題、改變農村狀況的思路沒有脫離“授農以魚”的思想框架。

無論是減免或取消農業稅、農村扶貧、通過財政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加快建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還是放開糧食購銷市場、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保護失地農民，總體上都屬于一種側重于在經濟利益上給予農民合適補償的思路，沒有從建立農業經濟的良性自我發展機制、增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整體實力的重點出發。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伴隨著現代化進程以及市場經濟進程的推進，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社會發展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出現了明顯的不平衡狀況。社會公正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大局、影響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大問題。

《走向公正的中國社會》一書在關注社會公正理論的同時，對中國現實社會中的社會公正問題予以了極大關注，試圖從社會公正的視角觀察并分析中國現實社會中的一些重要問題。

對于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來說，社會公正具有重大意義

社會公正的基本原則由基本權利的保證（保證規則）、機會平等（事前規則）、按照貢獻進行分配（事后規則）和社會調劑（調劑規則）共同構成。社會公正的基本價值取向包括讓全體社會成員能夠共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擁有充分的自由發展空間。對于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來說，兩個基本價值取向各有各的特有重要功能，一是“保底”，二是“不封頂”，兩者缺一不可。社會公正的基本立足點在于，應當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立場上，以維護每一個社會群體和社會成員的平等權利與合理利益為基本出發點，幫助遇到不公平對待的一方解決問題。而且，在解決某一社會群體所面臨的不公正對待問題時，不能損害其他社會群體的合理利益。

社會經濟的發展應當是以人為本的發展。以人為本理念的基本涵義是，發展應當是以人為本的發展，發展應當是以絕大多數人為本的發展，發展應當是以無數個具有平等權利的個體人為本的發展。正確把握以人為本理念的基本涵義，對于解除以往發展過程中的許多困惑，推動中國社會現代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推進中國社會經濟持續、有效、健康的發展，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義。

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理念和準則在中國開始初步形成，但總體而言社會公正的具體狀況不容樂觀

過去十幾年里，歐洲法律學術界圍繞著歐洲民法典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的爭論從未停止過。支持派依舊在不厭其煩地歷數著在歐盟成員國間一系列條約框架下數十年里所取得的法律進展，而反對派在質疑歐盟法缺乏外部全面性和內部連貫性的同時，亦毫無留情地著墨于歐盟各成員國內不同的法律和社會文化對歐盟法律一體化過程的反向牽拉效用。

連年的質疑之聲和歐洲憲法與里斯本條約在歐盟內連續遭遇的困境并沒有泯滅相當數量的法學家的歐洲民法典之夢，自2003年以來在歐洲私法尤其是合同法領域內，一些學術團體跳出目前歐盟法框架前瞻性地獨創出一系列的法律標準參數（CFR），如2008年初《法律標準參數草案——歐洲私法基本原則、定義和現代法》，這些學術成果已在歐洲法學界掀起了新一輪的歐洲民法典之爭。

本文從歷史上幾次有名的歐洲民法典之爭談起，著重對自2003年以來的歐洲私法學術界在法律標準參數上取得的成果進行初步的價值衡量，以求為歐洲私法乃至歐洲民法典或部門法典的未來進行建設性的思考。

一、理智還是敵意？

歐盟以及前身歐洲共同體的超國家性無疑是歐洲民法典之爭的根源所在，當大批歐洲法學家對一部可能的歐洲民法典歡呼雀躍并急不可待地開始對民法典的性質、結構乃至內容進行論證的時候，來自歐洲內部與外部的質疑和批評之聲也從未休止過，而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加拿大法學家皮埃爾羅格郎。在皮埃爾于1997年發表在《現代法評論》的一篇文章里[1]，他指出歐洲各國法律并未真正走上相互融合之路，而所謂的歐洲民法典之說純粹是無稽之談，他的理論依據之一在于對法律移植說本身的全盤否定。這不僅使人聯想起二三十年前恰恰就是以皮埃爾為主角的圍繞著法律移植轟動一時的那場辯論，以法律史學家艾倫沃森為首的支持派認為歷史上多如繁星般的實例已經證明了法律移植的無處不在，而皮埃爾則依托并發展了法國孟德斯鳩的相關學說并指出法律移植的不可能性，一部法律或一項法律制度在轉移至另一法律文化后必然喪失本意。

盡管皮埃爾的理論被之后的法學家們認為有極端之嫌，他本身也被冠之為“不友好的”“反歐洲”學者，但他的理論也無疑為對歐洲法律一體化盲目趨從的學者們上了一課。為了實現人員、貨物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既定目標，歐洲共同體和之后的歐盟機關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比如在歐洲合同法領域，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起，歐洲委員會針對諸多特定的合同形式頒布了許多指令，這些指令在“直接效力”原則下被貫徹執行到每個成員國的國內法律框架內，大大加速了歐洲合同法領域的融合過程，但這樣的努力并非總是受到歡迎的。比如，大陸法系中常見的合同誠信原則在被歐盟采用后，常被歐盟內的英美法系國家斥為一種法律的殖民主義，如英國政治經濟學院的鞏特爾塔博納就曾將該原則在英國的大行其道形容為一種刺激性的法律侵入，而此種法律侵入嚴重影響了成員國國內私法系統的統一性和連續性[2]。如果說制定一部歐洲民法典或部門法典是需要時間來衡量各方的妥協的話，那如何在架構歐洲法律一體化的同時營建統一的歐洲法律文化則是需要耗費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時間來成就的事業。因此，與其將皮埃爾對歐洲民法典的質疑之詞認定為是一種局外人的敵意，倒不如將其理解為是一種旁觀式的理智更為恰當。

為進一步深入推進風險崗位廉能管理工作向前發展，進一步規范風險崗位廉能管理工作，特制定我局2013年度風險崗位廉能管理教育活動計劃。

一、指導思想（略）

二、工作目標

以警示教育為重點，把廉能風險教育貫穿于防范管理工作始終，融入黨員干部教育、管理的全過程，要結合黨風廉政建設宣教月活動，充分利用各種平臺或載體組織開展主題教育、專題教育，廉政文化建設等形式多樣的廉能風險教育活動，同時廣泛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支持和參與防控工作，形成風險崗位廉能管理濃厚的社會氛圍。

三、活動內容

全局擬開展以下廉能風險教育活動：

一、研究文獻與問題

在任何國家，尤其是美國社會，醫療衛生改革總是涉及到從公司雇主、保險公司、納稅人、家庭個人到醫療衛生服務提供者以及其組織內工作的醫師等大量行動者之間的資源再分配問題，而醫改涉及的再分配是如此的復雜和龐大，以致于其產生的社會力量分化與震蕩是難免的。從羅斯福頒布《社會保障法》之后，美國政府多次試圖對醫療衛生系統進行系統性的改革，其中克林頓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進行的立法嘗試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但是，美國國會結構及總統、國會領導處理應對政治結構中內在的約束和機會的策略本身就是注定了其1993～1994年國民健康改革的失敗。那么，問題是時隔15年之后，同樣的為何能夠成功地推動這次醫療衛生改革法案的通過呢?這次醫改和15年前的醫改過程有什么不同?這次美國醫改具有什么樣的政治含義?這次經濟危機縮小了黨派之間的政治分歧嗎?(通常據說危機事件可以短暫地縮小政黨在政策決策過程中的政治分歧，那么這次醫改過程的政治分歧為什么沒有縮小呢?)還是國民政策觀念或意識形態更加支持的結果呢?政治學家們喜歡提出的這些問題在這里對于理解美國的醫改事件有用嗎?關于政策制定過程，一些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理論解釋模式已經產生并被廣泛運用，如金登(Kingdon)的多源流模型解釋了在模糊性條件下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金登的早期模型假設整個政策系統只存在三種源流，即問題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其中，政治源流包括三個因素:國民情緒、壓力集團的爭奪行為和行政立法或立法上的換屆(金登，2004)。類似地，薩巴蒂爾(Sabatier)的倡導聯盟模型吸收了多源流模型中的許多解釋變量，并且還在兩個方面做出了改進，一是倡導聯盟模型更加清晰地將多源流框架下的問題流的問題界定與政策工具的選擇(政策流)以及利益集團的倡導競爭性政治游說活動(政治流)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了，以反映這些復雜源流因素是如何內在地互動，以推動政策的制定過程。薩巴蒂爾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發展和突出了政策子系統模型中政治企業家的信念系統和政策學習機制的作用，這兩個核心概念的引入顯著地增強了該模型的理論解釋力。但是，相對于多源流模型而言，薩巴蒂爾的倡導聯盟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其過于突出政策子系統利益集團的作用，而實際上并不是所有的政策子目標或價值都是與利益集團的動機或倡導一一對應的，客觀上一些重要的政策子目標或價值是由政策決策層的黨派與政治家的意識形態等因素直接界定的。與之相關的，倡導聯盟框架對于政策決策系統的不同黨派斗爭、選舉及其相關政策表決的投票機制關注不夠。本研究將試圖綜合上述兩個理論模型，以便解釋2009～2010年期間美國新醫療衛生改革法案的政策制定過程，以識別政策過程中多源流因素的影響機制及其動態不穩定性特征。

二、醫療衛生政策改革的問題界定:爭論與政治

醫改政策問題的性質是什么?如何理解醫改所面臨的問題，這對于不同的利益相關者而言，其具有不同的政治含義。不過，一般而言，政策問題的直觀性質是對問題的嚴重性的描述和度量，這就需要大量的數據和事實以作為證據，當然，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會對同樣的數據和資料存在不同的理解或分歧，這將會引起政治上的爭論。下面一系列的數據可以說明美國社會醫療體系存在的問題，美國醫療衛生系統存在的問題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類型:

(1)醫療衛生費用失控，費用負擔無論對于政府、企業還是個人都是負擔不堪重負。據世界經合組織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人均健康醫療支出為6933美元，健康醫療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6%，遠遠高出其他國家水平(法國排名第二，為11%);人均健康醫療支出上升不僅“擠出”了美國居民家庭個人非健康支出如消費的比例，而且這種(不利于經濟增長的)醫療費用支出負擔對于不同人群而言具有不同的壓力含義。也就是說，那些低收入的缺乏健康保險的家庭將因為高昂的醫療費用支出而受到更大的沖擊(AaronandGinsburg，2009)。《美國醫學雜志(AmericanJournalofMedicine)》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2007年美國個人破產申請中有62.1%是由于醫療債務、住院費用和其他負擔不起的衛生保健費用。對于中產階級和中小企業而言，多數職工的工資增長速度趕不上醫療保險費用的上升幅度，而僅僅2009年25%的企業報告其員工繳納的醫療保險費用增加了20%。與此同時，許多保險公司CEO的薪酬卻在大幅攀升，這些保險行業被批評為“在你健康的時候，保險公司向你收費，但當你生病了，卻不愿為你支付費用”。對于政府而言，2008年美國醫療衛生支出占當年GDP比重為16.2%，占同期財政支出比例高達49.54%。可見，醫療衛生支出已成為美國財政的沉重負擔(王俊、仲震康等，2010)。

(2)醫療服務系統的交易行為及其效率問題。2006年，美國人口出生預期壽命為78.1歲，在30個OECD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七(僅高于墨西哥、波蘭等幾個經濟相對不發達國家)。考慮到健康的結果受到太多因素的影響，雖然作為健康結果的預期壽命常常被認為與醫療衛生服務的費用支出或效率缺乏直接的關系，但是，高昂的人均健康醫療費用支出與OECD國家中相對較低的預期壽命排名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無疑會造成社會公眾與政治家的不滿與壓力。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顯示，1997年美國人均醫療支出排名第一，國民總體健康水平卻排名第72位;醫療衛生服務系統的效率低下，其中，醫療衛生支出費用構成中30%是被浪費掉的，包括過度的檢查和重復服務等(Orzag，2008)。關于醫療衛生費用控制，有兩個十分關鍵的問題，一是造成醫療衛生費用持續高漲的原因是什么?醫療衛生服務的技術進步、居民收入增長，還是服務系統的低效率或者是人口老齡化等各種各樣的解釋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可信的?二是如何在控制降低醫療衛生總費用時增加或至少不降低社會總福利，尤其是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及公眾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