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歷史范文10篇

從1911年開始的民國時期是中國近代史的最后一個階段，也是中國從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發生在這一階段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不勝枚舉。其中民國的金融改革就直接影響了中國普通百姓和中國社會的歷史命運。民國金融改革經歷了從廢兩改元到流通法幣，再到實行金圓券，最后發行銀元券的過程。本文將分別就上述重要舉措探源民國金融改革的歷史。

一、廢兩改元：開啟中國近現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鑰匙

縱觀世界貨幣史，一般沿襲的是“賤金屬—貴金屬—紙鈔”的發展規律。從民國建立至20世紀30年代初，銀元和銀兩是中國社會流通的主要貨幣，輔之以銅元和銀角，此外還有由各地林立的銀行發行的流通價值極低且貶值嚴重的紙幣。可以說，這一時期在全中國流通的貨幣種類繁多，金融亂象叢生。僅作為主要貨幣的銀兩的制式就有超過100種，如碎銀、銀錠、銀元寶等等。銀元的制式也有將近20種，如俗稱袁大頭的袁洋銀元、以孫中山先生頭像為標志的孫洋銀元，還有從日本、西班牙等國流入的銀元。復雜散亂的貨幣制式，給民國時期的經濟、商業等活動造成了諸多不便。例如日常商業往來和百姓生活大多使用較為方便的銀元作為衡量商品價值的流通貨幣，但銀兩又是政府征稅的本位貨幣。這就造成兩種貨幣經常需要往復折算、交易與幣制脫節的現象[1]141。針對上述金融問題及其所造成的經濟、社會秩序混亂的局面，1928年著名社會學家、經濟學家馬寅初從理論上闡釋了統一貨幣、廢兩改元的緊迫性和可行性。四年后，南京國民政府在上海設立造幣廠，為大規模鑄造錢幣、統一金融幣制作準備。1933年3月，《銀本位幣鑄造條例》由國民政府正式頒布。條例規定以“元”作為銀本位幣的名稱，每元對應23.49公分銀兩，合乎成色和重量要求的銀元可在一定期限內流通使用，超出期限后再通過銀兩折算成“元”。民國政府財政部同時決定在上海建立金融中心，并在上海第一個實行廢兩改元。廢兩改元在上海實行并逐步推廣至全國之后，社會反響大多比較正面，它消除了過去兩元并存所造成的各種弊病。作為開啟中國近現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鑰匙，它推動了中國幣制的發展。改革前，政府財稅的本位幣是兩，但社會生活事關經濟的方方面面卻基本用銀元作為交易工具。銀元與銀兩、現實需求與貨幣制度都相互脫節。銀元與銀兩的往復折算一方面手續繁瑣，另一方面導致了大規模的金融黑市，吞噬著國家和百姓的資產。改革前，中國國內貿易多因貨幣品種繁雜、成色標準不一而內耗頗多，商賈們所涉商品的流通環節越多、流通距離越遠，損失就越大。廢兩改元后上述列舉的問題大多從金融制度方面得到了有效解決。

二、流通法幣：民國金融改革的再一次進步

盡管銀本幣改革平抑了過去中國金融秩序混亂的局面，但與國際金融體系橫向對比，民國的銀本位制并不符合國際金融發展的大趨勢。1933年，英國、日本、加拿大、芬蘭、挪威、奧地利、德國、美國等國家都已經相繼放棄了金本位。1934年，為徹底擺脫經濟危機困境，美國在全球高價收購白銀，同時禁止本國白銀出口。美國這種舍人救己、轉嫁危機的措施致使白銀從中國大量外流。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統計全年白銀出超總額達到2.59億元，同比增長1750%。為阻止白銀外流的兇猛勢頭，1934年底加收白銀出口稅十個百分點。但被美國推高的國際銀價吸引了不少中國人從事白銀走私業務。根據民國財政部估算，1935年白銀走私規模超過兩億元。對于實行銀本位的中國來說，白銀外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通貨緊縮、財政枯竭、金融萎靡、經濟逆行。這種局面逼迫民國政府不得不放棄銀本位而建立新的金融貨幣體系[2]83。在國際金融大環境驟變情勢下，民國建立新的金融貨幣體系、再次進行金融改革已刻不容緩。1935年11月，民國政府財政部對外公布了新一輪幣制改革的公告，民國政府規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控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發行法幣鈔票作為一切市場流通之貨幣形態，原來公私持有的銀本位幣應在規定時間內在指定銀行兌換成法幣。1法幣與23.49公分純銀等值，也就是說，銀元可按照1∶1的比率等值兌換法幣。從表面上看，法幣的發行流通并沒有使銀本位退出金融舞臺，純銀仍然在發揮衡量流通鈔票價值的貨幣作用。而且民國政府并未宣布《銀本位幣鑄造條例》失效。盡管如此，銀本位制在形態上還是發生了本質的改變。因為已嚴重緊縮的白銀儲備不可能支撐和衡量市場所需的法幣量，也就是說，流通中的法幣本質上完全達不到法定含銀量的要求。民國政府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財政部規定發行法幣的三家銀行可以不受任何國內限制買賣外匯，并規定1法幣可兌換0.125英鎊或0.3美元。這一規定說明，失去銀本位支撐的法幣可以用外匯匯率及其價值來衡量，可見以流通法幣為主的第二次金融改革使中國第一次出現了貨幣“外匯本位制”的特點。流通法幣的金融改革是中國近現代金融改革發展歷程中的又一次進步。它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以貴重金屬作為流通本幣的歷史，符合當時國際金融發展的大潮流，也適應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需求。但是，法幣的發行與流通也存在一定弊端并最終爆發。例如：用紙幣強行將白銀收歸國有，就是變相搜刮民眾財富，從而積累了民怨；法幣與英鎊、美元緊密掛鉤的外匯制度，使英美可以輕而易舉地以貨幣為工具操控中國財政、經濟大局；法幣作為一種紙鈔，其發行量由中央政府控制，但缺乏嚴格有效的監管機制，為政府后來濫發鈔票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

三、實行金圓券：惡性通脹后的緊急金融改革

彌爾頓（1608~1674）是英國文藝復興與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領軍人物，無論在文學創作、思想領域以及政治活動方面，都毫無爭議的代表了這個時代最杰出的人群。尤其在文學創作領域，《失樂園》是與《荷馬史詩》《神曲》并稱的西方世界的三大史詩。彌爾頓的《失樂園》第一次在文學創作領域把通常意義上的反面人物撒旦（lucifer）作為主人公來塑造，一方面，顛覆了文學創作中通常描繪正面形象的傳統風格；另一方面，旗幟鮮明的融入了自身的社會理想、反抗思想以及展現了自己的人生軌跡，而且用這樣的人物形象激起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共鳴，不能不說是文學創作領域的一枝奇葩。撒旦的形象來源于圣經，但是讓撒旦從地獄中直沖云霄反抗上帝、反抗不公的人世并且能夠屹立于人世之間為全人類所矚目的，確是彌爾頓。撒旦反抗上帝、反抗人世的不公，正是彌爾頓生平最真實的寫照，可以說撒旦便是彌爾頓在資產階級革命浪潮中最渴望并且一直努力朝向發展的理想人物。撒旦不再是罪惡的源頭，撒旦即是米爾頓的化身。

一、新歷史主義視角下彌爾頓“撒旦”形象的創作思想來源與基礎

新歷史主義批評即文化詩學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盛行于英美的一種注重考辨文本歷史因素的批評理論流派。強調文化、歷史、和其他相關因素決定了文本的意義。新歷史主義的主要觀點是：歷史的文本化，文本的歷史化。即文本是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對文本的閱讀與闡釋必須聯系文本產生的文化與歷史的因素。彌爾頓對“撒旦”形象創作的思想基礎就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彌爾頓多舛的人生經歷造就了他堅定的自由意志的思想觀點，而這種自由觀也正是彌爾頓在創造和構建撒旦這一人物形象時的基調與前提。

一般研究認為，彌爾頓的自由觀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宗教自由、家庭個人自由以及公民自由。作者特有的對于人的意志自由的自我反思與探討，在不同時期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和改變。在《失樂園》中，尤其體現在“撒旦”這一人物形象的自我變遷與推動上。撒旦的早期是天堂光芒萬丈的“天使長”，有著人人得以仰視的地位，無疑是自由的，但是此時的自由還是有局限的，局限于其對自身的認識，是一種受限制的自由、一種僅僅建立于“上帝”權威下的被人恩賜的自由，這一時期的撒旦正如同青年時期的彌爾頓，個人精神上的自由建立在尚未深入到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漩渦中去，僅僅只是旁觀，感受到的僅僅只是文藝復興和煦溫暖的陣風；隨著《失樂園》情節的繼續發展，撒旦由于嫉恨神之子，嫉恨上帝的“不公”而鋌而走險，站在臺前為了自身的自由意志，反抗天堂諸神以及上帝，被打落天堂而其同伴也都全部永墮地獄深淵。可是即使遭受如此不公的待遇，撒旦仍未放棄自己對自由意志的追尋和抗爭。他發表演講，安慰鼓勵同伴，告訴他們只要努力仍可重返天堂，于是全力以赴重建魔宮。長詩寫到此處，撒旦一直都是長詩所描繪的世界舞臺上的主角，撒旦及其同伴正是彌爾頓以及同米爾頓一樣革除社會弊病的清教徒戰士的縮影，所以說彌爾頓對撒旦的描述和塑造，也是對其自身反抗精神與反抗意志的重塑。以上所述《失樂園》史詩的前部分中，彌爾頓的自由主義思想暴露無遺，宗教抗爭為的是爭取宗教信仰的自由，投身革命反抗不公的社會壓迫是為了追尋個人意志的自由，這種自由不是靠他人施舍而來的“偽自由”，而是思想、言論、行動等等的真正的自由，鑒于彌爾頓的人生主要歷程，這也是彌爾頓在撒旦這一人物塑造上前期形象的思想來源和基礎。

二、“撒旦”——宗教彌爾頓

彌爾頓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國宗教改革的時代，主張廢除國教，建立新教的清教主義者們成為了新教運動中的主要力量。清教運動在形式上是人民對道德、綱常敗壞的羅馬教廷統治下的天主教的反動，但實質上又是拯救和實現了瀕臨破產的基督教及其教義的另一種形式上的復興，其基本教義主張人的“原罪論”和“命定論”；思想上，清教主張自律和內省，對于清教徒而言，提倡勤儉節約，強調信徒平等，強調信仰的純潔。詩人從小受到家庭教師托馬斯•楊的教導和影響，拒絕信仰天主教、拒絕做天主教忠順的奴仆。這些經歷都影響了彌爾頓的宗教觀，從而促使其成為一名具有堅定信仰的清教主義戰士。從他在劍橋大學求學開始，其前期的作品，例如《快樂的人》和《幽思的人》無疑不體現了其作為詩人的人文主義思想和其作為一名清教徒的清教思想的融匯和摩擦。在英國革命爆發之際，彌爾頓毅然決然的站在極具革命精神的清教徒一邊參加從教論戰，發表支持清教徒革命者的小冊子，如《談談涉及教會紀律的英國宗教改革》、《論教長政治的主教制》等小冊子對清教徒的斗爭吶喊鼓氣，毫無疑問，彌爾頓是一名堅定地清教徒和清教徒式的革命者。但是隨著社會歷史的變遷，米爾頓的思想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提要】“新主義”是一個彈性較大的文學批評流派，其流派特征為：以特有的方式回歸歷史。但這“歷史”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著力考察的以、制度為主的狀況，而是一種“文化性的”歷史；不過，在對文學的歷史作用的強調上則體現了“新歷史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相通之處。新歷史主義批評是一種多元的產物，它的價值在于嘗試將馬克思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相結合，將歷史緯度輸入到后結構主義批評當中。

【關鍵詞】新歷史主義/馬克思主義/后結構主義/文化詩學/塑造/流通

【正文】

“新歷史主義”（NewHistorism）作為一個批評流派獲得正式命名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美國。1982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為《文類》（Genre）雜志的文藝復興專刊號編選一組論文，并撰寫導言，稱這些論文體現了一種“新歷史主義”的傾向。從此“新歷史主義”很快被廣泛地接受和使用。“新歷史主義”可以說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批評流派，即在具體的批評操作之前，文學批評家之間并沒有一個明確而完備的理論框架作為他們共同的批評支點，在批評操作上也顯出的多樣性，而不象“新批評”那樣逐漸定型化和程式化。到為止，對“新歷史主義”的研究和理論界定已使其相對清晰，但“新歷史主義”仍然是一個彈性較大的文學批評流派，甚至一些被看作是新歷史主義者的人也不承認自己的文學批評是新歷史主義的。

“新歷史主義”作為一個批評流派肯定有其不可取代的共性，這種共性可簡潔地概括為：以特有的方式回歸歷史。20世紀的文學批評可以粗略地分為歷史主義的和非歷史主義的兩種。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強調文學是外在于它的一個更大的社會、歷史、文化系統的一部分，對文學的理解依賴于對產生它的整個“大語境”的理解，這種批評傾向一直不絕如縷；非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則隔斷文學與作者、讀者和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確切關系，抓住文學的語言特性展開其理論和批評實踐。“新歷史主義”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歸歷史的方式是獨特的，不是要簡單地回復到舊歷史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它吸收了非歷史主義批評的若干成分，特別是后結構主義，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論成分。它企圖把馬克思主義和的文化批評結合起來，創造出一種新的歷史主義批評。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認的，他們的批評實踐很難劃入哪一個居主導地位的理論營壘，只能置于馬克思主義和后結構主義之間來加以說明。另一個重要的“新歷史主義”的歷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海登·懷特（HaydenWhite）也說過：“新歷史主義既過于歷史化，又不夠歷史化，既過于形式主義，又不夠形式主義，而這完全取決于以何種歷史和文學理論為基礎來對其加以評判。”［1］（P98）

“新歷史主義”的批評實績主要表現于對文藝復興文學的批評研究上，這和它的近親英國的“文化唯物主義”（CultureMaterialism）顯出了相同的批評偏向。作為“新歷史主義”命名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其主要成就就是在文藝復興研究領域，他長于個案和具體的文體，這種個案分析不同于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那樣的“內在”批評，而始終依托于他所重建起來的歷史、文化的“大語境”上，因此是一種“外在”批評。他是如何在批評實踐中重建歷史文化語境的呢？他這種重建的努力與舊歷史主義文學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又有哪些不同呢？

[論文摘要]新歷史主義是一種不同于舊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文學批評方法，它的產生具有十分復雜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文學批評自身發展的原因。新歷史主義具有許多獨特的新特點。福柯哲學、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等多種理論都是斯歷史主義的理論基礎。

[論文關鍵詞]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歷史文本

新歷史主義于1982年登上舞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在《文類》雜志的一期專刊的前言中，打出“新歷史主義”的旗號。它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歷史文學轉向中最主要的后現代文學批評思潮之一。它把歷史的緯度重新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新歷史主義認為，“歷史是一個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壓縮的歷史。歷史和文本構成生活世界的一個隱喻。文本是歷史的文本，也是歷時與共時統一的文本。”作為一種文本分析形式，新歷史主義日益受到關注，它不僅成為一種常見的文學批評方法，也已滲透到了其它學科中去。本文將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的產生背景

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的產生主要受到了以下兩方面的影響：

1．舊歷史主義存在嚴重缺陷，舊歷史觀被唾棄

[摘要]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的出現,標志著當代西方學術思想的一次重要轉向。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互文性”理論。新歷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與歷史發生虛構、想像或隱喻聯系的語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歷史主義,帶有明顯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顛覆性等后現代主義特征,強調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改寫。新歷史主義的出現是對傳統的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雙重反撥,它突破了文學學科的森嚴壁壘,拓展出多維的研究空間,走向開闊的跨學科研究。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具有既消解又補充歷史唯物主義的雙重性。

[關鍵詞]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對比分析

新歷史主義的問世,是伴隨著當代西方學術界的“文化轉向”而出現的“歷史轉向”。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帶有后現代主義特征的社會文化思潮,對傳統的歷史觀和歷史題材的創作理念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對這種復雜的社會文化思潮進行宏觀辯證的綜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學術思想轉向

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特征顯示出對所謂傳統的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雙重反撥。新歷史主義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共同理論綱領的學術流派,是一個還沒有得到公認的尚不確定的概念。正因為這樣,對新歷史主義的解釋很不相同。從國別來說,美國學派與英國學派存在著差異。英國學派宣揚的“文化唯物論”雖然處于邊緣,但表現出比較強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國學派注重對社會文化領域的重建,新歷史主義作為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式微之后的新理論和新批評,表現出強勁的勢頭。由于不同學者所持歷史觀念的多樣,對新歷史主義的解讀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認為,“歷史”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權力關系和權力斗爭的敘述。有人主張“歷史”是由各種聲音講述的包括處于邊緣的勢力和人物的權力故事。有人把歷史理解為文學文本與社會存在的內部和外部的復雜關系。還有人對新歷史主義表示非議和反感,譏諷那些傾心“文化批評垃圾”的“追新族”們妄圖通過顛覆偉大的文學經典,借助文學來改造社會,只能是一種“文明的野蠻人”的幻想。

新歷史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類》雜志的一期專刊的前言中,打出“新歷史主義”的旗號。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學術伙伴,還有路易斯·蒙特洛斯、喬納森·多利莫爾、海登·懷特及查理·勒翰與卡瑞·利伯特等人,他們的理論既有自身的獨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懷特通過賦予歷史一種想像的詩性結構,從而把歷史事實和對歷史事實的語言表述混為一談。他的著作《元歷史》、《話語轉喻學》、《形式之內容》都越來越明顯地把歷史詩學化,認為歷史是一種語詞建構起來的文本,是一種“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是一種具有文學性的歷史文本,是一種“敘事”的“話語”文本,從而把“史學”變成了“詩學”。后現代主義的歷史觀認為歷史學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詩學,是一種“語言的虛構”,從根本上否定歷史的客觀性、真實性、規律性和科學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解構批評”向各種解釋學的轉移,各種解釋學的闡釋模式,特別是對文學與歷史的接受反應理論和闡釋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融進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思潮之中。

【內容提要】“新歷史主義”是一個彈性較大的文學批評流派，其流派特征為：以特有的方式回歸歷史。但這“歷史”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著力考察的以政治、經濟制度為主的社會狀況，而是一種“文化性的”歷史；不過，在對文學的歷史作用的強調上則體現了“新歷史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相通之處。新歷史主義批評是一種多元理論的產物，它的價值在于嘗試將馬克思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相結合，將歷史緯度輸入到后結構主義批評當中。

【關鍵詞】新歷史主義/馬克思主義/后結構主義/文化詩學/塑造/流通

【正文】

“新歷史主義”（NewHistorism）作為一個批評流派獲得正式命名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美國。1982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為《文類》（Genre）雜志的文藝復興研究專刊號編選一組論文，并撰寫導言，稱這些論文體現了一種“新歷史主義”的傾向。從此“新歷史主義”很快被廣泛地接受和使用。“新歷史主義”可以說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批評流派，即在具體的批評操作之前，文學批評家之間并沒有一個明確而完備的理論框架作為他們共同的批評支點，在批評操作上也顯出方法的多樣性，而不象“新批評”那樣逐漸定型化和程式化。到目前為止，對“新歷史主義”的研究和理論界定已使其相對清晰，但“新歷史主義”仍然是一個彈性較大的文學批評流派，甚至一些被看作是新歷史主義者的人也不承認自己的文學批評是新歷史主義的。

“新歷史主義”作為一個批評流派肯定有其不可取代的共性，這種共性可簡潔地概括為：以特有的方式回歸歷史。20世紀的文學批評可以粗略地分為歷史主義的和非歷史主義的兩種。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強調文學是外在于它的一個更大的社會、歷史、文化系統的一部分，對文學的理解依賴于對產生它的整個“大語境”的理解，這種批評傾向一直不絕如縷；非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則隔斷文學與作者、讀者和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確切關系，抓住文學的語言特性展開其理論和批評實踐。“新歷史主義”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歸歷史的方式是獨特的，不是要簡單地回復到舊歷史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它吸收了非歷史主義批評的若干成分，特別是后結構主義，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論成分。它企圖把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的文化批評結合起來，創造出一種新的歷史主義批評。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認的，他們的批評實踐很難劃入哪一個居主導地位的理論營壘，只能置于馬克思主義和后結構主義之間來加以說明。另一個重要的“新歷史主義”的歷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海登·懷特（HaydenWhite）也說過：“新歷史主義既過于歷史化，又不夠歷史化，既過于形式主義，又不夠形式主義，而這完全取決于以何種歷史和文學理論為基礎來對其加以評判。”［1］（P98）

“新歷史主義”的批評實績主要表現于對文藝復興時代文學的批評研究上，這和它的近親英國的“文化唯物主義”（CultureMaterialism）顯出了相同的批評偏向。作為“新歷史主義”命名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其主要成就就是在文藝復興研究領域，他長于個案和具體的文體分析，這種個案分析不同于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那樣的“內在”批評，而始終依托于他所重建起來的歷史、文化的“大語境”上，因此是一種“外在”批評。他是如何在批評實踐中重建歷史文化語境的呢？他這種重建的努力與舊歷史主義文學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又有哪些不同呢？

【關鍵詞】新歷史主義/馬克思主義/后結構主義/文化詩學/塑造/流通

【正文】

［分類號］I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597（2001）02—0034—06

“新歷史主義”（NewHistorism）作為一個批評流派獲得正式命名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美國。1982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為《文類》（Genre）雜志的文藝復興研究專刊號編選一組論文，并撰寫導言，稱這些論文體現了一種“新歷史主義”的傾向。從此“新歷史主義”很快被廣泛地接受和使用。“新歷史主義”可以說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批評流派，即在具體的批評操作之前，文學批評家之間并沒有一個明確而完備的理論框架作為他們共同的批評支點，在批評操作上也顯出方法的多樣性，而不象“新批評”那樣逐漸定型化和程式化。到目前為止，對“新歷史主義”的研究和理論界定已使其相對清晰，但“新歷史主義”仍然是一個彈性較大的文學批評流派，甚至一些被看作是新歷史主義者的人也不承認自己的文學批評是新歷史主義的。

“新歷史主義”作為一個批評流派肯定有其不可取代的共性，這種共性可簡潔地概括為：以特有的方式回歸歷史。20世紀的文學批評可以粗略地分為歷史主義的和非歷史主義的兩種。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強調文學是外在于它的一個更大的社會、歷史、文化系統的一部分，對文學的理解依賴于對產生它的整個“大語境”的理解，這種批評傾向一直不絕如縷；非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則隔斷文學與作者、讀者和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確切關系，抓住文學的語言特性展開其理論和批評實踐。“新歷史主義”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歸歷史的方式是獨特的，不是要簡單地回復到舊歷史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它吸收了非歷史主義批評的若干成分，特別是后結構主義，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論成分。它企圖把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的文化批評結合起來，創造出一種新的歷史主義批評。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認的，他們的批評實踐很難劃入哪一個居主導地位的理論營壘，只能置于馬克思主義和后結構主義之間來加以說明。另一個重要的“新歷史主義”的歷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海登·懷特（HaydenWhite）也說過：“新歷史主義既過于歷史化，又不夠歷史化，既過于形式主義，又不夠形式主義，而這完全取決于以何種歷史和文學理論為基礎來對其加以評判。”［1］（P98）

“新歷史主義”的批評實績主要表現于對文藝復興時代文學的批評研究上，這和它的近親英國的“文化唯物主義”（CultureMaterialism）顯出了相同的批評偏向。作為“新歷史主義”命名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其主要成就就是在文藝復興研究領域，他長于個案和具體的文體分析，這種個案分析不同于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那樣的“內在”批評，而始終依托于他所重建起來的歷史、文化的“大語境”上，因此是一種“外在”批評。他是如何在批評實踐中重建歷史文化語境的呢？他這種重建的努力與舊歷史主義文學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又有哪些不同呢？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具有五千年的燦爛文化，讓初中學生了解我國的歷史，增加民族自豪感，掌握更多人類發展的歷史知識，這是開設初中歷史課的目的。搞好歷史課堂教學，貫徹新課改的教學理念，是現代教學的重要研究內容。

一、強化學生的歷史學習意識

初一學生由小學剛剛升入新的學校，面對增加的學習科目，他們往往顯得手足無措，尤其是歷史，對于學生來說，總感覺是副科，所以他們對這一學科所抱的學習態度就不十分正確，態度不夠端正。對于此種情況，教師應給與重視，在新生入學的第一節歷史課中，要注重培養和樹立學生的歷史學習觀念，激發他們學習歷史的興趣，但是歷史知識的學習絕不是故事的聆聽，要使學生在那些歷史故事中了解社會發展的歷程，了解古代人們創造的燦爛文化。排除學生思想上的模糊認識，不要把歷史課看成故事課，強調歷史學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而培養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探究歷史的規律性，掌握更多的歷史知識。

二、貫徹以學生為主體的課改理念

1.轉變學生在教學中的角色新課改理念倡導的是以學生為主體，民主課堂，輕松學習。以書為本向以學生為本轉變。樹立學生是課堂主人的意識，充分發揮學生的積極性，變要我學為我要學。針對初一學生的各方面特點，制訂教學計劃，力求以適合為目標。我們都知道，初中階段，是人生發展最復雜的階段，學生由兒童向青年發展，生理的變化、心理的變化以及學校內容和科目的變化，使他們一夜之間長大。他們在學習和生活的各方面都顯得那樣手足無措，尤其是班主任再不像小學老師那樣手把手地管理和教導，科目一下子增加了，所有這些都給他們的學習帶來了影響。學生要擔負起更多的責任，學習和生活的種種變化，都使他們的思想和行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同時也是教師教學可以利用的地方，學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正是他們學習中非常需要的優秀品質。利用這一些特征為歷史教學服務。可以在課堂上向他們展現學習歷史的趣味性，展現歷史學科特點和自己的教學魅力，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提高學習活動的吸引力，讓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教學中。以學生為主體是新課改理念倡導的主要現象。

2.活動課上體現學生的主動性充分利用歷史教材中的活動課，對學生進行自學能力及學習興趣的培養，培養他們學習和生活中的獨立性和自覺性，應該善加利用。上好歷史學科的活動課，對于初一學生來說非常重要。首先要體現以學生為主體的原則，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自己制訂活動計劃，自由確定活動的方式，根據自己的喜歡確定活動內容和形式；加強活動過程中的互動和交流，特別是學生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以及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和交流。在這種交流中增進師生間的了解，體現課堂教學的民主性。利用活動課，使教材和生活相結合，老師要引導學生把課本知識與實際生活融合起來，并把視野移向教材之外的課外讀物，讓學生開闊視野，擴大知識面。例如：“尋找歷史”這一活動課，這一活動范圍相當廣泛，可以說活動內容色彩繽紛，學生開始在身邊尋找歷史，然后討論書本記載的歷史；由生活和學習中的一些細節和物件開始，追尋其歷史淵源，例如：一支筆、一把小刀、一處遺跡、一件歷史文物，都是尋找歷史的極好道具，都可以引發出一段頗具內涵的歷史故事。在整個活動過程之中，學生一直是教學的主角，而且在這樣的尋找中，師生互為學習和提高。

人的知識是通過各種感覺器官獲得的。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采用多種教學方法，交叉刺激學生的感覺器官，讓學生耳聞目睹、口誦心維，讀讀寫寫、講講練練，把知識傳授給學生。這樣做，可以拓寬學生獲得知識的信息渠道；還可以使課堂教學輕松愉快、生動活潑，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依據這樣的指導思想，我在上歷史課時，結合師專的教學內容和學生的特點，改革傳統的教學模式，創造了一些新的教學方法，謹此羅列，以求拋磚引玉。

歷史課的語文教學法

在歷史課中引入語文教學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歷史與文學的關系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任何文學作品都產生于一定的歷史背景并反映某一個方面的社會現實，同樣，任何歷史內容都是依靠文學形式（有少量是實物形式）記錄下來的。因此，對歷史的表述不僅可以借鑒，而且必須借鑒文學的方法。我做過兩年語文教師，上了八年歷史課，從賈誼的《過秦論》中了解到秦朝滅亡的歷史原因，從清朝的腐敗歷史中認識到《紅樓夢》的偉大意義。歷史課和語文課的共性實在太多了。

把一些語文教學方法運用到歷史課之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指導學生圍繞歷史教材的章、節、標題來抓中心，劃段落，分層次，歸納大意，寫出提綱和要點，能有效地培養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講述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運用記敘文和小說的表現手法，按照時間、地點、場景和情節等要素，或敘述，或議論，或描繪，或抒情，再現歷史的過去，生動活潑，能激發學生的學習情趣。講述歷史原因、結果，分析歷史觀點，介紹歷史場景及歷史文物，則采用議論文、說明文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做到觀點鮮明，論據充分，論證嚴密，邏輯性強。甚至在考試中，我也采用作文的方法，把論述題改為“歷史作

文”。考中國古代史，我要求學生寫一篇的詩詞《沁園春·雪》的讀后感，考世界古代史，我要求學生寫一篇“由新航路的開辟所想到的……”的文章，打開了學生的思路，培養了學生的聯想能力。實踐證明，歷史教學參考語文的教學方法是很有益處的。

歷史課的對抗式討論法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具有五千年的燦爛文化，讓初中學生了解我國的歷史，增加民族自豪感，掌握更多人類發展的歷史知識，這是開設初中歷史課的目的。搞好歷史課堂教學，貫徹新課改的教學理念，是現代教學的重要研究內容。

一、強化學生的歷史學習意識

初一學生由小學剛剛升入新的學校，面對增加的學習科目，他們往往顯得手足無措，尤其是歷史，對于學生來說，總感覺是副科，所以他們對這一學科所抱的學習態度就不十分正確，態度不夠端正。對于此種情況，教師應給與重視，在新生入學的第一節歷史課中，要注重培養和樹立學生的歷史學習觀念，激發他們學習歷史的興趣，但是歷史知識的學習絕不是故事的聆聽，要使學生在那些歷史故事中了解社會發展的歷程，了解古代人們創造的燦爛文化。排除學生思想上的模糊認識，不要把歷史課看成故事課，強調歷史學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而培養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探究歷史的規律性，掌握更多的歷史知識。

二、貫徹以學生為主體的課改理念

1.轉變學生在教學中的角色新課改理念倡導的是以學生為主體，民主課堂，輕松學習。以書為本向以學生為本轉變。樹立學生是課堂主人的意識，充分發揮學生的積極性，變要我學為我要學。針對初一學生的各方面特點，制訂教學計劃，力求以適合為目標。我們都知道，初中階段，是人生發展最復雜的階段，學生由兒童向青年發展，生理的變化、心理的變化以及學校內容和科目的變化，使他們一夜之間長大。他們在學習和生活的各方面都顯得那樣手足無措，尤其是班主任再不像小學老師那樣手把手地管理和教導，科目一下子增加了，所有這些都給他們的學習帶來了影響。學生要擔負起更多的責任，學習和生活的種種變化，都使他們的思想和行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同時也是教師教學可以利用的地方，學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正是他們學習中非常需要的優秀品質。利用這一些特征為歷史教學服務。可以在課堂上向他們展現學習歷史的趣味性，展現歷史學科特點和自己的教學魅力，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提高學習活動的吸引力，讓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教學中。以學生為主體是新課改理念倡導的主要現象。

2.活動課上體現學生的主動性充分利用歷史教材中的活動課，對學生進行自學能力及學習興趣的培養，培養他們學習和生活中的獨立性和自覺性，應該善加利用。上好歷史學科的活動課，對于初一學生來說非常重要。首先要體現以學生為主體的原則，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自己制訂活動計劃，自由確定活動的方式，根據自己的喜歡確定活動內容和形式；加強活動過程中的互動和交流，特別是學生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以及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和交流。在這種交流中增進師生間的了解，體現課堂教學的民主性。利用活動課，使教材和生活相結合，老師要引導學生把課本知識與實際生活融合起來，并把視野移向教材之外的課外讀物，讓學生開闊視野，擴大知識面。例如：“尋找歷史”這一活動課，這一活動范圍相當廣泛，可以說活動內容色彩繽紛，學生開始在身邊尋找歷史，然后討論書本記載的歷史；由生活和學習中的一些細節和物件開始，追尋其歷史淵源，例如：一支筆、一把小刀、一處遺跡、一件歷史文物，都是尋找歷史的極好道具，都可以引發出一段頗具內涵的歷史故事。在整個活動過程之中，學生一直是教學的主角，而且在這樣的尋找中，師生互為學習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