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貨幣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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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瓦爾拉在其《純粹經濟學要義》一書中提出了經濟學上著名的瓦爾拉斯均衡模型。隨后，瓦爾拉斯首創的一般均衡分析成為經濟學中最有影響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這個幾乎涵蓋一切的、一般均衡體系卻不能包容貨幣理論。貨幣就一直被當作是外在于均衡體系的擾動因素，相對價格的決定與貨幣價格(名義價格)的決定被視為互不相干的兩碼事，經濟學也因此被分成價格理論和貨幣理論兩個獨立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經濟學說史上有名的“兩分法”(Dichoto?鄄my)。為了體現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統一價值理論與貨幣理論，打破傳統的“兩分法”便成為經濟學界要解決的首要課題。

近一個世紀中，多數經濟學家試圖通過為貨幣分析建立“微觀基礎”而最終將貨幣“納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論體系，所謂“瓦爾拉—希克斯—帕廷金傳統”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廣泛質疑，迄今為止，貨幣理論與價值理論相統一仍然是貨幣經濟學有待攻克的難題之一。

正當主流經濟學家沿著傳統研究路徑艱難跋涉之際，以尤金·法馬、列蘭德·伊格爾等著名貨幣理論家為首，推出了另辟蹊徑并號稱“新貨幣經濟學”(Neo-MonetaryEconomics，簡稱NME)的理論。他們同樣力圖證明瓦爾拉體系的合理性，與其他學派迥異的是，他們非但不想把貨幣“納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過取消貨幣以維護瓦爾拉體系的一致性。這樣，“新貨幣經濟學”框架下，不存在相對價格與物價水平決定相分離的問題，其實際上是通過取消貨幣而達成改造后的貨幣理論與傳統的價值理論相統一。換言之，瓦爾拉體系之不能“容納”貨幣，不僅不是其缺點，反倒證明它是對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最合理描述。鑒于新貨幣經濟學的與眾不同，它被稱作“沒有貨幣的金融學”（J.Smithin，1994）。新貨幣經濟學又由兩個分支組成，即“BFH體系”和“法律限制學派”。

2“BFH體系”

1983年，格林菲爾德（Greenfield）與伊格爾（Yeager）注意到，在布萊克、法馬和霍爾先后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設想了一種完全競爭條件下金融體系的運作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現實中以“貨幣”為中心的金融運作機制，為貨幣理論研究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角度，于是按上述三人的姓氏首字母將其命名為“BFH體系”。

摘要20世紀60年代世界各國掀起了一股金融創新風潮，使得各國中央銀行對國際國內經濟的發展以及對貨幣政策的實施都造成了沖擊，提出了挑戰。分析了金融創新下貨幣供給、貨幣需求以及貨幣中介目標的新運行。

關鍵詞金融創新貨幣需求貨幣供給貨幣政策

金融創新是金融資源重新組合的過程，包括金融工具、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創新，資產證券化、表外業務、金融一體化是金融創新的三大趨勢。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運用貨幣政策工具，以市場為載體，以利率為傳導機制，影響中介指標從而影響企業、居民的投資、消費行為，最終實現這個政策目標。

1金融創新對貨幣需求的影響

1.1使得貨幣需求收入有變小的趨勢

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市場高度發達和證券化趨勢，使得介于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之間的金融工具不斷出現。它們提高了持幣的機會成本，從而人們增加非貨幣性的金融資產，銀行甚至出現“脫媒”現象，由此，人們對于交易性貨幣需求減少。

摘要：本文分析2003年下半年以來新一輪貨幣政策實施后對湖北經濟運行的影響，進而剖析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存在的傳導梗阻，據此提出下一階段可選擇的政策建議。2003年下半年以來，針對經濟運行中投資增長偏快、房地產市場偏熱、信貸增長較快及物價開始持續回升等苗頭，我國連續實施一系列貨幣調控措施，包括調高存款準備金率、調高存貸款利率、出臺房地產調控新政、進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等。本文以湖北省為例。綜合利率政策和存款準備金政策數次同向調控產生的疊加效應，對2003年下半年以來新一輪貨幣政策調控實施效果進行分析。分析顯示，貨幣政策實施對湖北經濟運行產生了一定影響，考慮到貨幣政策傳導的時滯性，其效果還有待繼續觀察。同時，貨幣政策在湖北經濟運行的不同環節中的傳導還存在一定滯阻，需引起關注。

(一)新一輪貨幣政策調整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1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利率的上調與湖北省的貸款增長呈正相關關系。從而增加了貨幣政策在湖北省實施的難度。通過分析表明，在2004年7月至2007年7月這一區間，貸款實際利率每提高1％，貸款增長0.6965％；存款準備金率每提高1％，貸款增長0.6517％。這與湖北省近年來貸款增長的事實是相符合的，盡管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利率，但湖北省的貸款仍呈逐年增加之勢，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貸款月平均增幅分別為12.2％、13.3％和14.3％。

2存款利率上調對存款增長有較大影響，但股市回暖是導致存款變動更重要的因素。通過對比存款實際利率和股票市場收益率兩個不同因素對存款增長的影響，表明，存款實際利率每提高1％，湖北省金融機構存款增長率就上升1.2679％；股票市場收益率每提高1％。存款增長率則下降2.4011％。這說明，存款利率上調促進了存款的增長，但由于股市逐步回暖，對存款增長產生了強有力的下拉作用。兩因素相結合，導致2007年以來存款增速趨緩。2007年1至7月，湖北省金融機構存款月平均增速為17.5％，較上年同期下降0.9個百分點。從存款結構看，居民儲蓄存款增速下降是導致湖北省銀行存款增速趨緩的主要因素。2007年上半年，湖北省銀行儲蓄存款月平均增速為11.4％，較2006年下降3.6個百分點，較2005年下降4.7個百分點。

(二)貨幣政策調整對經濟的影響

1貨幣政策調整對物價的影響較為復雜，存在傳導時滯。2007年以來，CPI指數呈逐月上漲趨勢，表明幾次上調利率抑制物價的效果還有待觀察。貨幣政策調整對物價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對物價產生作用。一是由于此輪居民消費品價格上漲主要是受全球范圍內的農產品供應緊張、農產品及原材料價格上漲、國內勞動力成本提高、資源和環境成本提高等因素推動，而貨幣政策調控手段主要是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以保持幣值穩定。因此，難以從單方面改變物價上漲的動因，只是起到間接的調控作用。另外，貨幣政策傳導過程很長，我國采用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滯一般為9個月，而針對物價上漲的政策調整始于2007年初。

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已采取了兩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向國際社會釋放了大量的流動性，美國過度消費和新興市場過度制造的循環使這些主動性的貨幣創造對應的是美國的巨額債務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儲備積累。這樣實際資源出口到了美國而美元流向了外圍國家，維持這樣的全球貿易循環的關鍵是美國經濟的前景和地位，以及美元價值的穩定，但是美國受鑄幣稅特權的誘惑不斷增發貨幣，危機以來更是變本加厲，這使得未來美元的貶值不可避免。各國的經濟增長路徑大都與美國是高度依賴的，但美國卻不對其他國家的經濟負責。這其實是特里芬難題的一個延續，席卷全球的次貸危機就是對這一問題的調整。這也是國際社會重提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倡導SDR發行制度改革和擴大適用范圍的動因之一。正是在此背景下，2011年4月11日，金磚五國領導人聚首海南三亞出席題為“展望未來、共享繁榮”的金磚峰會，商討建設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要求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銀行（WB）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發言權和代表性。

一、SDR是維護美元金融霸權的產物1969年IMF創立了新的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特別提款權（SDR），其目的是為了緩和當時全球性國際儲備資產之不足，滿足全球國際清償能力的需要。

（一）SDR的創設是為了解決國際流動性不足問題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中，國際貨幣體系分裂成幾個相互競爭的貨幣集團，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動蕩不定，因為每一經濟集團都想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解決自身的國際收支和就業問題、呈現出—種無政府狀態。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和二次大戰后，各國的經濟政治實力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登上了資本主義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國際地位因其國際黃金儲備的巨大實力而空前穩固。這就使建立一個以美元為支柱的有利于美國對外經濟擴張的國際貨幣體系成為可能。1944年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典型的以單一主權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則與美元掛鉤，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在戰后相當一段時間內，確實帶來了國際貿易空前發展和全球經濟越來越相互依存的時代。但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著自己無法克服的先天缺陷。1960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特里芬就提出了著名的“特里芬難題”：“即依靠一國或少數國家的貨幣來作為國際貨幣儲備的主要組成，并以此來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行，這樣的體系是不健全的、脆弱的。”在這種情況下，要么國際儲備的增長無法保證，要么人們對儲備貨幣的信心喪失，最終都將導致該體系的崩潰。上世紀50年代，國際貨幣體系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特里芬難題”的國際貨幣儲備數量不足方面，這個時候迫切需要新的儲備資產以彌補美元儲備資產，解決國際流動性不足的問題。但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美國經濟競爭力逐漸削弱，其國際收支開始趨向惡化，出現了全球性“美元過剩”的情況，各國紛紛拋出美元兌換黃金，美國黃金開始大量外流。至此，世界走向了“特里芬難題”的儲備貨幣的信用喪失方面。上世紀60年代動蕩的國際金融形勢為SDR的推出奠定了現實基礎。1960年10月，爆發了第一次美元危機。倫敦黃金市場價格猛漲到41.5美元/盎司，超過官價18.57%，美元大幅貶值，美元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所規定的儲備貨幣第一次顯示出信任危機。為了維持黃金官價水平及美元對外價值，美國不得不采取挽救危機的措施，主要是拋售黃金，平抑金價，以便穩定住對外匯率的跌勢。但是，這些措施雖可見效一時，卻不能使局勢從此穩定，這主要是由于兩個基本原因：一是美國的經濟實力不斷下降；二是美國用以彌補其國際收支逆差的美元數字越來越大，1950-1972年的23年間，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累計額達886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是用美元償付的，這就造成了美元泛濫的局面。在這種形勢下，美元危機的一再爆發是不可避免的了。接連多次爆發的美元危機，使人們對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了質疑，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岌岌可危，而此時其他國家的貨幣又都不具備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條件。這時若不能增加國際儲備貨幣或國際流通手段，就會影響世界經濟的發展。發行SDR，補充現有儲備貨幣或流通手段以保持外匯市場的穩定，就成了IMF最緊迫的任務。1969年8月，IMF理事會推出SDR。

（二）SDR是一種不完整的世界貨幣

1.SDR份額分配和投票權不盡合理

(一)新一輪貨幣政策調整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1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利率的上調與湖北省的貸款增長呈正相關關系。從而增加了貨幣政策在湖北省實施的難度。通過分析表明，在2004年7月至2007年7月這一區間，貸款實際利率每提高1％，貸款增長0.6965％；存款準備金率每提高1％，貸款增長0.6517％。這與湖北省近年來貸款增長的事實是相符合的，盡管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利率，但湖北省的貸款仍呈逐年增加之勢，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貸款月平均增幅分別為12.2％、13.3％和14.3％。

2存款利率上調對存款增長有較大影響，但股市回暖是導致存款變動更重要的因素。通過對比存款實際利率和股票市場收益率兩個不同因素對存款增長的影響，表明，存款實際利率每提高1％，湖北省金融機構存款增長率就上升1.2679％；股票市場收益率每提高1％。存款增長率則下降2.4011％。這說明，存款利率上調促進了存款的增長，但由于股市逐步回暖，對存款增長產生了強有力的下拉作用。兩因素相結合，導致2007年以來存款增速趨緩。2007年1至7月，湖北省金融機構存款月平均增速為17.5％，較上年同期下降0.9個百分點。從存款結構看，居民儲蓄存款增速下降是導致湖北省銀行存款增速趨緩的主要因素。2007年上半年，湖北省銀行儲蓄存款月平均增速為11.4％，較2006年下降3.6個百分點，較2005年下降4.7個百分點。

(二)貨幣政策調整對經濟的影響

1貨幣政策調整對物價的影響較為復雜，存在傳導時滯。2007年以來，CPI指數呈逐月上漲趨勢，表明幾次上調利率抑制物價的效果還有待觀察。貨幣政策調整對物價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對物價產生作用。一是由于此輪居民消費品價格上漲主要是受全球范圍內的農產品供應緊張、農產品及原材料價格上漲、國內勞動力成本提高、資源和環境成本提高等因素推動，而貨幣政策調控手段主要是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以保持幣值穩定。因此，難以從單方面改變物價上漲的動因，只是起到間接的調控作用。另外，貨幣政策傳導過程很長，我國采用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滯一般為9個月，而針對物價上漲的政策調整始于2007年初。

2當期貸款利率調整對下一期投資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且影響均為負向。分析表明，當期中長期貸款利率調整對下一期投資有較強的抑制作用，中長期貸款利率每上調1％，投資會下降2.372％；當期利率調整對下一期工業生產和經濟增長亦存在較大影響，利率每上調1％。工業增加值將下降1.238％。可見，當期利率上調對未來投資和工業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為利率上調使投資增速放緩，進而直接影響工業生產的增長速度。

摘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金融理論的新發展主要沿著兩種思路展開：一種思路是在宏觀經濟模型中加入貨幣的因素；另一種思路是從貨幣與各種金融資產的替代效應出發，提出所謂“新貨幣經濟學”。本文詳細探討了新貨幣經濟學的含義和主要分支，并揭示了新貨幣經濟學產生和發展對現代貨幣、金融理論研究的啟示。

關鍵詞新貨幣經濟學分支啟示

1導言

1900年，瓦爾拉在其《純粹經濟學要義》一書中提出了經濟學上著名的瓦爾拉斯均衡模型。隨后，瓦爾拉斯首創的一般均衡分析成為經濟學中最有影響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這個幾乎涵蓋一切的、一般均衡體系卻不能包容貨幣理論。貨幣就一直被當作是外在于均衡體系的擾動因素，相對價格的決定與貨幣價格(名義價格)的決定被視為互不相干的兩碼事，經濟學也因此被分成價格理論和貨幣理論兩個獨立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經濟學說史上有名的“兩分法”(Dichoto?鄄my)。為了體現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統一價值理論與貨幣理論，打破傳統的“兩分法”便成為經濟學界要解決的首要課題。

近一個世紀中，多數經濟學家試圖通過為貨幣分析建立“微觀基礎”而最終將貨幣“納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論體系，所謂“瓦爾拉—希克斯—帕廷金傳統”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廣泛質疑，迄今為止，貨幣理論與價值理論相統一仍然是貨幣經濟學有待攻克的難題之一。

正當主流經濟學家沿著傳統研究路徑艱難跋涉之際，以尤金·法馬、列蘭德·伊格爾等著名貨幣理論家為首，推出了另辟蹊徑并號稱“新貨幣經濟學”(Neo-MonetaryEconomics，簡稱NME)的理論。他們同樣力圖證明瓦爾拉體系的合理性，與其他學派迥異的是，他們非但不想把貨幣“納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過取消貨幣以維護瓦爾拉體系的一致性。這樣，“新貨幣經濟學”框架下，不存在相對價格與物價水平決定相分離的問題，其實際上是通過取消貨幣而達成改造后的貨幣理論與傳統的價值理論相統一。換言之，瓦爾拉體系之不能“容納”貨幣，不僅不是其缺點，反倒證明它是對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最合理描述。鑒于新貨幣經濟學的與眾不同，它被稱作“沒有貨幣的金融學”（J.Smithin，1994）。新貨幣經濟學又由兩個分支組成，即“BFH體系”和“法律限制學派”。

從布萊克(Black，1970)開始，當代一些學者開始探討記賬單位(價值尺度)和交換媒介(流通手段)分離的可能性。他們設想記賬單位是純粹抽象的，與行使交換媒介職能的資產或資產組合完全分離開來；所有的交換媒介都是內生的，不存在中央銀行和法定貨幣(基礎貨幣)，人們可以用任何形式的資產清償其債務.這種理論被稱為“新貨幣經濟學”(NewMonetaryEconomics)。實際上，在金融史上曾經出現過類似于新貨幣經濟學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理論構想的貨幣制度。古典經濟學家曾廣泛引用過非洲原始民族曼迪果人的支付安排，他們采用一種稱為“馬居特”(Macute)的抽象記賬單位。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提到：“馬居特與任何事物都不相干，而只是人們想象出來用于比較商品價格的一個名詞。

人們說這頭牛值10馬居特，這個奴隸值15馬居特，那個玻璃項鏈值2馬居特……，而實際上這些物品都是互相直接交換的。”歐洲大陸的貨幣制度也很早就表現出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的分離性。金德爾伯格指出：“記賬貨幣的計算并不需要有真正的硬幣，就像人們不需要用尺子來計算距離一樣。很早的時候，鎊和先令是用來給商品定價的，鑄成的硬幣僅銀便士而已。在比較不同硬幣的價值時，貨幣的記賬單位作為貨幣的貨幣就顯得格外重要了。在18世紀的米蘭，流通于市面的硬幣多達50種。要處理好這種局面，只有使它們相等于一個抽象的、甚至是想象的單位，如利弗或里拉。”然而金融史上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的分離只是一些偶然事件，以至于很長時間以來人們一直認為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的結合是理所當然的。不過，隨著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貨幣和證券化的發展有可能使新貨幣經濟學的理論構想走向現實。

一、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魅力所在——支付體系中性

新貨幣經濟學者認為在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支付體系里，不會再有因貨幣供求失衡引起的宏觀經濟波動，這正如薩伊所說的“供給創造對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說，支付體系是中性的，銀行和個人的支付與交易清算活動不影響作為記賬單位的任何資產或資產組合的購買力，不影響一般價格水平。

法馬(Fama，1980)認為在這種支付體系里，莫迪利安尼—米勒的純財務決策無關性定理同樣適用于銀行：“銀行代表存款人持有資產組合，因為它可以更有效地維持支付體系。……但銀行只是存款的被動供給者，銀行體系在價格決定及實際經濟活動中至多只是被動的影響因素。”我們下面把新貨幣經濟學的支付體系與傳統的金本位制度相對照，以理解法馬所描述的這種支付中性。

在金本位制下，記賬單位是金，法律規定1個貨幣單位(如1美元)的含金量，一般價格水平的決定可簡單表示為：P=$／CPI消費品組合：($／單位量黃金)X(單位量黃金／CPI消費品組合)。其中，CPI消費品組合表示計算消費物價指數的消費品組合；($／單位量黃金)表示單位量黃金(如一盎司)是多少美元，它是法律規定的；(單位量黃金／CPI消費品組合)表示黃金與構成消費物價指數的商品組合之間的相對價格，即一個消費物價指數商品組合相當于多少黃金。在金本位制下黃金既是記賬單位，又充當一般等價物。也就是說，黃金作為基礎貨幣，充當銀行同業清算手段，它同時也直接用作交換媒介(金幣可以直接流通)。銀行為了保證其票據兌現，必須自己持有一部分黃金儲備。這樣，銀行的儲備選擇行為會影響作為記賬單位的黃金的需求，會影響黃金與其他商品的價格(單位量黃金／CPI消費物價組合)，從而也會影響名義價格水平。

一、銀行機構面臨的兩難問題與應對策略

(一）銀行機構面臨的兩難問題銀行業金融機構辦理的支付清算業務可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往賬業務，即受客戶委托,將客戶資金匯往其他銀行機構客戶賬戶的行為；一類是來賬業務，即受客戶委托，將其他銀行機構客戶資金匯入本行客戶賬戶的行為。無論是往賬業務還是來賬業務均通過銀行機構在人民銀行的準備金賬戶完成資金清算，并使得準備金賬戶頭寸產生增減。其中，來賬業務使銀行機構準備金賬戶頭寸增加，往賬業務使銀行機構準備金賬戶頭寸減少。因此，支付清算系統的流動性風險根源就在于銀行機構準備金頭寸是否能夠滿足支付業務清算和準備金考核的要求，即如何協調好往來賬業務與準備金頭寸間關系，既按照支付清算紀律要求，完成正常支付業務的清算，又使得準備金頭寸滿足準備金考核的要求。如何處理好這個問題使得銀行機構陷人兩難境地。

(二）銀行機構的應對策略隨著宏觀金融環境的變化，銀行業金融機構要規避流動性風險，滿足預期準備金考核,需要綜合考慮兩個方面：一是歷史支付業務規律，即支付業務歷史往來賬與準備金頭寸變化的規律；一是預期支付業務規律，即支付業務預期往來賬規模與結構，及其對準備金頭寸的影響。一般來講，在相對寬松的金融環境下，準備金頭寸考核比較容易滿足，銀行機構的支付清算安排應更多地側重歷史支付業務規律，滿足支付業務需求；在相對緊縮的金融環境下，銀行機構的支付清算安排應兼顧考慮預期支付業務規律，在歷史與預期業務規律兩者之間作出權衡判斷。因此，本文認為支付清算安排是銀行業金融機構在辦理支付清算業務時，結合以往支付清算往來業務與存款準備金使用情況的歷史規律，對未來支付清算往來業務與存款準備金情況的預期判斷。可以嘗試推斷，在金融市場流動性受到貨幣政策約束的前提下，約束力越強，清算安排對預期不確定性的依賴性越大，銀行機構正是借助清算安排這種流動性風險管理的預調和微調能力，來完成支付清算任務，達到滿足準備金頭寸考核的要求，實現規避流動性風險的目標。

二、資產選擇行為下的支付系統效應與準備金調控模式構建

(一）支付系統中的成本一收益機制1983年，在《穩定貨幣的自由競爭理論》?—書中，新貨幣經濟學提出以無現金支付系統（CashlessCompetitivePaymentSystem)為特征的自由競爭貨幣系統，BP“BFH"系統。認為紙幣貨幣體系向無現金貨幣體系演進的第一步就是外在貨幣消失。銀行活期存款不再代表對現金的最終要求權，而是“可轉讓共同基金份額”。這種“基金份額”可以用任何可交易的財富形式表示，如債券、股票等?。書中指出：“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銀行家和其他投資賬戶管理者之間很難有明顯的區別。盡管銀行比其他金融機構更注重支付服務，但競爭會促使銀行向它們的存款客戶提供不同類型的投資賬戶，而其他金融機構則更注重投資賬戶管理，但競爭也會促使它們向客戶提供與銀行聯系的支付服務。這樣一來，它們都被稱作銀行，因為它們都提供不同回報的投資賬戶，都提供資金轉移的支付服務。”③"BFH"貨幣系統兼具支付結算服務和基金管理雙重功能的貨幣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成本-收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BFH"系統的運行流程。表明，通過發行銀行券，共同基金銀行獲得負債，分別儲存在結算系統和基金管理系統兩個系統中。以單位價值形式儲存在支付賬戶中的負債如同交易媒介，以基金份額儲存在基金賬戶中的負債如同投資資產，賺取基金投資回報。

(二）資產選擇行為下的支付系統效應在前述金融機構的資產選擇行為中，主要體現為成本-收益約束機制，即相對“共同基金”資產收益，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是中央銀行控制的清算資金成本的不確定性，包括對存款準備金調控的不確定性、所面臨的準備金考核罰息的不確定性以及支付清算業務結構是否穩定的不確定性。因此，中央銀行對清算資金成本的操作，構成了新貨幣經濟中的“支付系統效應”。所謂“支付系統效應”，是指中央銀行通過對金融機構清算賬戶成本-收益約束的影響，改變金融機構資產結構，達到政策目標的效應。銀行負債的資金總額將分配在兩個方面：一是共同基金賬戶，以基金份額形式存在并有投資收益；二是用于支付準備的清算賬戶，以“價值單位”形式存在且沒有投資收益。在“支付系統效應”的作用下，銀行在考慮支付清算業務結構及支付清算資金需要的前提下，將不斷調整這兩個資產賬戶的資金配置，以達到最大化的資產配置。本文認為“支付系統效應”控制模式的意義在于：一是該模式改變了通過直接控制名義貨幣數量方式，而采取收益成本控制機制傳導貨幣政策，達到政策目標；二是該模式建立在“市場機制不存在本質缺陷”的前提下，即承認市場有效性，這個前提順應了新貨幣經濟發展的趨勢；三是該模式兼顧支付清算資金需要與業務管理，為從銀行機構的選擇行為判斷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發展提供了基礎條件；四是伴隨著經濟系統向更高層次的發展，金融中介自由競爭特征增強，它推動金融制度從機構管理模式向功能管理模式的轉變。結合上述四個特點’本文認為支付系統控制模式利用市場機制作用于金融中介行為，順應了現代貨幣體系的發展趨勢，也為本文基于電子支付構建準備金調控模式奠定了基礎。

一、國際貿易結算貨幣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國貨幣能否成為國際結算貨幣主要取決于綜合國力、金融發展水平、貨幣特質、產品的差異性、交易成本。當不同國家的綜合國力發生相對變化時，其貨幣在跨境貿易結算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也會相應發生改變。完善的金融市場可以提供滿足市場參與者不同需求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有利于本國貨幣更好地發揮貨幣的職能，提高本幣在跨境貿易結算中的使用量。在國際貿易中，具有競爭優勢的一方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傾向于選擇本幣作為貿易中的結算貨幣。而企業的競爭力主要反應在其產品的差異性方面，差異性越高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就越大。貨幣隨著流通范圍的不斷擴大會產生網絡效應，網絡效應存在外部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較低的交易成本反過來又可以強化現有貨幣的交易網絡。由于舊貨幣具有網絡優勢，新貨幣只有在擁有大于舊貨幣網絡效應的非網絡優勢時才有可能替代舊貨幣。

二、實證分析

1.變量及數據選擇。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和相關的文獻研究成果，本文選取的變量見表1；由于數據可獲得性的影響，本文選取樣本數據是20個國家在1996—2005年期間的數據。

2.回歸分析。為了解決“臨界點現象”（tippingphenomenon），這里對pcp和lcp進行Logistic轉換的得到lgpcp和lglcp，并用轉換后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對pcp和lcp進行Logistic轉換的公式分別為：lgpcp=ln［pcp／（1-pcp）］,lglcp=ln［lcp／（1-lcp）］)。

三、政策建議

一、紅色貨幣思想的依據與動因

紅色貨幣思想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的貨幣學說，這是從成立伊始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探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紅色貨幣思想，自當以馬克思主義貨幣學說在中國的傳播為邏輯的起點與前提。馬克思關于貨幣學說的論述，主要集中在《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兩部著作中。從1919年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廣泛傳播，這兩部著作的內容也已開始在中國陸續得到譯介。1919年6月至11月，北京《晨報》連載了陳溥賢(陳博生)以“淵泉”為筆名翻譯的柯祖基(考茨基)著《馬氏資本論釋義》(1920年6月商務印書館以《馬克思經濟學說》為書名出版)，其第1編第2章即為“貨幣”，介紹了“價值尺度之貨幣”、“價格標準的貨幣”、“貨幣的流動”、顧及。然而，在1927年8月進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之后，黨對于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貨幣學說有了比較迫切的訴求，其中的重要動因，就在于在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認識到了紅色政權的鞏固離不開國民經濟的發展，根據地的社會經濟生活離不開貨幣，為此就須有科學的貨幣理論來指導經濟工作。正是有了這種訴求的動因，黨領導下的理論工作者經過辛勤耕耘，取得了全面譯介馬克思主義貨幣學說的豐碩成果，具體表現在:第一，完整翻譯并出版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貨幣學說的兩部原著。其中，劉曼在1930年3月翻譯出版的《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第1個中文全譯本。同月，陳啟修翻譯出版了《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是該書的第1個單行本，內容為《資本論》第1卷第1篇“商品和貨幣”，包含了馬克思關于貨幣學說的主要論述。之后，這兩部著作均有多種譯本出版，其中《資本論》到1933年出齊了三卷的全譯本。第二，翻譯并出版了一批國外學者關于馬克思主義貨幣學說的著作，其中1929年5月陳豹隱(陳啟修)譯的日本河上肇《經濟學大綱》，1930年朱鏡我譯的蘇聯米哈列夫斯基《經濟學入門》，1931年季陶達譯的蘇聯拉比杜斯《政治經濟學》等著作，都有詳細闡述馬克思貨幣學說的專門篇章，拉比杜斯的《政治經濟學》中還有關于“蘇聯經濟中的商品與貨幣”的論述。第三，撰寫并出版了一批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其中對馬克思主義貨幣學說有所論述的著作有1930年出版的王學文著《近世歐洲經濟思想史》，1931年出版的馬哲民著《社會經濟概論》，1933年和1934年相繼出版的沈志遠著《計劃經濟學大綱》和《新經濟學大綱》，1935年出版的李達著《經濟學大綱》以及狄超白著《通俗經濟學講話》等。黨的理論工作者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和中期所取得的這些成果，基本涵蓋了馬克思主義貨幣學說的全部內容，并且具有系統性和通俗性，為中國共產黨人完整地學習和把握馬克思主義貨幣學說提供了文本依據和學理基礎。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紅色貨幣思想，就是在運用這一學說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完善起來的。

二、紅色貨幣思想的內容和實踐

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共產黨人根據八七會議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發動了100多次武裝起義，并在這些起義的基礎上陸續建立起了大小十多塊農村革命根據地。1927年10月，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29年又和率領紅四軍向贛南、閩西進軍，后來發展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在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四川、陜西、甘肅以及海南等10多個省份創建了革命根據地和紅色政權。這些根據地大都設立了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發行了紅色政權的貨幣。紅色貨幣思想，就是黨在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以馬克思主義貨幣學說為依據，并結合革命根據地的具體情況而形成的開展金融工作的指導思想。這些思想相對集中在當時黨的領導人的一些報告和文章中，更多的則散見于黨在這一時期的決議、法規、公告、布告、命令等文獻中。(一)實行商品經濟和利用貨幣關系的思想。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建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就內部而言，還是處在以小農經濟為主、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狀態，即說的:“現在蘇區國民經濟的發展，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與私人的事業，這三個方面同時進行的”①。這種不同利益主體互相之間的物品交換，必然要依靠商品交換的形式。就外部而言，是處在全國整體上的商品經濟狀態中，根據地為了打破白色政權的經濟封鎖，開展赤白兩區之間的物品交流，也必須要采取商業貿易的形式。因此，黨在根據地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即發展商品經濟，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如在《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中說的:“蘇維埃政府，不但不禁止貿易的自由，而且鼓勵商品的流通”，并且“蘇維埃政府特別鼓勵對外貿易的發展……使赤白的貿易，更能流通起來，使白區的商品大批的廉價的運入，赤區的商品則大批的高價的賣出”②。實行和發展商品經濟，必然離不開以貨幣為媒介形式。因此，各個根據地幾乎都是從一開始無一例外地沿用了貨幣制度。例如，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的1928－1930年，革命根據地的紅色貨幣就有1928年2月、領導湘南起義后發行的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勞動券，同月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加蓋印章的銀票，1928年5月開始使用的井岡山根據地“工”字銀元，1929年8月開始流通于東固根據地的平民銀行銅元票，1930年開始流通于贛西南根據地的東古銀行銅元票、閩西根據地的工農銀行銀元票、贛南地區的江西工農銀行銅幣券，以及贛東北特區貧民銀行銀元票、監利縣蘇維埃信用券、沔陽縣蘇維埃信用券、石首農業銀行信用券、鄂西農民銀行信用券、鄂豫皖特區蘇維埃銀行銀幣券等等③。說明各根據地對利用貨幣關系的必要性是有共同認識的。馬克思主義貨幣學說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貨幣的存在有其客觀必然性。因為“貨幣結晶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產物”，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④。列寧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過程中，在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后，也恢復了貨幣金融關系，指出:“我們沒有做到一下子廢除貨幣。我們說，目前貨幣還保留著，而且在從資本主義舊社會向社會主義新社會過渡的時期，還要保留一個相當長的時間”⑤。中國共產黨人關于在奪取政權之后在根據地發展商品經濟和利用貨幣關系的思想，不但符合根據地的實際情況，而且也符合馬克思關于貨幣是商品交換媒介的觀點和列寧關于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制度下仍應保留貨幣的思想。(二)摧毀舊貨幣機構和建立新貨幣機構的思想。利用貨幣關系來發展根據地的商品經濟，必然要有相應的經營和管理機構作為依托。在資本主義社會，“銀行家成了貨幣資本的總管理人”⑥。而在工農掌權的革命根據地內，這種具有貨幣資金“總管理人”職能的銀行仍然是必要的，不過前提是要改變其階級性質。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在建立政治統治之后，必須“取消一切私人銀行和銀行家”⑦。他們還認為，巴黎公社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沒有把“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⑧。正是根據這種理論，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根據地的金融工作中，確立起了摧毀舊銀行和建立工農銀行的指導思想。不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畢竟在性質上屬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其斗爭對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因此，在對待舊的貨幣機構的政策上，也是有所區別的。其中，對于外國在中國開辦的銀行，黨實行的是沒收政策。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過的“十大政綱”明確宣布:“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①。對于封建性質的金融機構，如高利貸的典當行鋪，黨采取的是嚴格取締政策。而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銀行，則允許其繼續存在，但要進行限制和監督。1931年11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于經濟政策的決定》規定:“城市與鄉村貧民被典當的一切物品，完全無代價的歸還原主，當鋪應交給蘇維埃”;“對各土著及大私人銀行與錢莊，蘇維埃機關應派代表監督其行動”②。在摧毀和限制舊銀行的同時，各根據地都把建立新銀行作為經濟戰略的一項重要任務。例如1929年9月閩西根據地在取締高利貸之后，馬上決定“由縣政府設法開辦農民銀行，區政府設立借貸所，辦理低利借與農民”③。1930年5月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通過的十大政綱，其中之一就是:“由政府設立農民銀行，借給農民資本以消滅高利貸資本的剝削”④。由于各根據地的創建時間有先有后，且都處于被分割包圍、各自為政的狀態，因此所建立的銀行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名稱上，都不夠劃一。盡管如此，新銀行在性質上則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是為工農群眾服務的銀行。例如，1927年10月廣東海陸豐根據地建立之后，在1928年2月即成立了“海陸豐勞動銀行”，并通令宣布，此銀行是為了“使工農貧民在推翻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有此借貸機關，得以從事生產，發展社會經濟”⑤。此后，各根據地的銀行相繼建立，并隨著根據地的擴大而擴大。例如，在湘鄂贛地區，相繼建立了東固平民銀行、江西工農銀行、平江工農銀行、萬載工農兵銀行、宜春工農兵銀行、瀏陽工農兵銀行等。其他如湘鄂西根據地、閩贛根據地和陜甘寧根據地等，也都先后建立了工農銀行或蘇維埃銀行。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同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經濟政策的決定》指出:“為著實行統一貨幣制度并幫助全體勞苦群眾，蘇維埃應開辦工農銀行，并在各蘇維埃區域內設立分行”⑥。根據這一精神，1932年2月在中央根據地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這種統一性的貨幣機構為推動各革命根據地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奠定了組織上的保證。(三)清查舊貨幣和通行新貨幣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革命人民在推翻舊政權和建立新政權之后，必須“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⑦。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觀點，同時也根據中國農村地區的實際情況，中國共產黨在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提出了清查舊貨幣、通行新貨幣的思想。革命根據地建立之前的舊幣有硬幣和紙幣兩種形式，蘇維埃政權對這兩種貨幣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對于舊幣中的硬幣即銀幣和銅幣，由于它們是用一定重量和面額價值的貴金屬鑄成的通貨，所以仍然允許其在根據地內繼續使用，如閩西蘇維埃政府在1930年6月的布告規定:“金融為市面流通之物，無論時洋雜洋自應一體流通”，以便把“銀色好的雜洋集中至赤色區域的市面來”①。這樣，蘇維埃政府就可以通過回籠這些貨幣，籌措到更多到白區去貿易的資金。但是，對于舊貨幣中的紙幣，則采取通過清查加以區別對待的措施。閩西根據地最初的規定是清除舊貨幣，“禁止劣幣及白區紙幣的使用”②;“國民黨軍閥、資本家的紙幣應排除出蘇區去”③。但很快認識到，這些紙幣可以用來到白區去購買貨物，于是不再禁止舊幣的使用，而是用折價的方式，既允許舊紙幣在根據地流通，“但它的價一定要照大洋價減低四分”④。鄂豫皖根據地則從一開始就采取了允許流通折價使用的政策，如該根據地的皖西北地區最初規定:“對于反動的國民黨政府中央票不用，但交通銀行和中國銀行的票子可以通用”，但是要“打八折”⑤。后來，則把中央銀行的紙幣也包括在可以流通的范圍之內，提出“國民黨‘交通’、‘中央’等紙鈔在蘇區一概九六折扣”⑥。對于鄂豫皖根據地的這種做法，中共中央在關于鄂豫皖根據地的決議中予以了肯定，說:“暫時可不必廢除舊的貨幣，它與蘇維埃銀行或工農銀行所發行的貨幣可有同樣的價值”⑦。也有的根據地采取的是對舊紙幣加蓋紅色印章后允許流通的辦法，如海陸豐蘇維埃政府“暫借南豐織造廠附設勞動銀行，并將該廠定制銀票貳萬元，加蓋該行印章發出行使”⑧。江西根據地是“將吉安臨時輔助貨幣一角價值的加蓋我‘江西工農銀行暫借發行券’與蓋五角形赤區通用的圖印，后面并加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方印以昭信用”⑨。上述這些措施和方法，都體現了清查舊貨幣和通行新貨幣思想的具體運用。到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成立時，這一思想作為原則正式確定下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經濟政策的決定》明確規定:“蘇維埃區域內舊的貨幣在目前得在蘇維埃區域通行”，但“蘇維埃須對于這些貨幣加以清查以資監督”，同時規定“蘇維埃應發行蘇維埃貨幣，并兌換舊的貨幣”瑏瑠。不過，對于在舊貨幣上加蓋蘇維埃印記的做法，則由于考慮到加蓋之后再也無法拿到白區去購買根據地所需要的物品，而將其修改為“對于舊的貨幣開始亦可采用，加蓋圖記通用。外來之貨幣須一律兌換已蓋蘇維埃圖記之貨幣，或蘇維埃自己發行之貨幣”瑏瑡。這就既可以使加蓋圖記的舊紙幣在根據地內流通，又回籠了新流入根據地的外來貨幣，使白區貨幣不致浪費而為紅色政權所利用。(四)獨占貨幣發行和統一貨幣制度的思想。實行貨幣的獨占發行，既是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后要對銀行和貨幣“獨享壟斷權”①的應有之義，也是革命根據地通行新貨幣思想的邏輯延伸。因為，如果新貨幣與其他貨幣同時并行而不是獨占發行，那么必然的后果就是貨幣市場的嚴重失序及其新生政權經濟基礎的動搖。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個根據地，必須“把發行紙幣的權統一在蘇維埃政府銀行手里”②。據此，各個革命根據地在發行新貨幣的同時，都把擁有獨占發行貨幣的特權作為一項原則規定下來。例如閩浙贛根據地規定:“嚴禁私人銀行發行紙幣，只有蘇維埃銀行才能發行紙幣”③。鄂豫皖根據地也是“發行根據地貨幣，確立根據地貨幣為法定貨幣地位”，“以根據地貨幣為各項稅收、結算、交換流通的唯一法定貨幣”④。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于經濟政策的決定》明確指出:蘇維埃國家銀行“有發行貨幣之特權”⑤。根據這一精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于1932年2月1日正式開業，在同時頒布的國家銀行暫行章程第二章第八條中規定:“本行由中央政府授予發行鈔票之特權，得發行各種之紙幣”⑥。這個貨幣獨占發行的思想后來成為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長期堅持的一項重要原則。為了使貨幣獨占發行的原則在操作層面上有所依托，實行統一的貨幣制度是必然的要求。然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村革命根據地都是通過“工農武裝割據”，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和從少到多而逐漸建立起來的，不但時間不一，地域分散，而且長期處于被敵人分割包圍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各根據地在初期往往由各縣或區蘇維埃政府自辦銀行和自發貨幣。然而，隨著根據地逐漸擴大到多個縣區的境域之后，這種各自為政的辦法顯然是需要改變的。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后，適時地提出了“實行統一貨幣制度”⑦的思想。為此，根據地的黨和政府主要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建立相對統一的貨幣體系。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武裝起義和武裝割據，建立起了“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⑧。到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原來一小塊一小塊的紅色區域已經相對集中地連接成為了若干大塊的根據地。在這種形勢下，各大根據地在各自的區域內實行了相對統一的貨幣制度。在中央革命根據地，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正式成立后，統一了已經連成一片的贛南和閩西兩個地區的貨幣制度。在鄂豫皖根據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鄂豫皖蘇維埃銀行，將原來分屬于皖西北、豫東南和鄂豫邊的銀行統一為一體，建立起了在整個區域內相對統一的貨幣體系。在湘鄂西根據地，于1932年成立了蘇維埃國家銀行湘鄂西分行，統一了原來分屬于鄂西、鄂北和湘鄂邊三個地區的貨幣制度。在閩浙贛根據地，1932年12月成立了蘇維埃國家銀行閩浙贛省分行，將原來贛東北和閩北兩地的貨幣統一到一個體系中來。在湘贛根據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贛省工農銀行，1933年1月改名為蘇維埃國家銀行湘贛省分行，在該地區實行統一的貨幣制度。在湘鄂贛根據地，1931年10月成立了鄂東南工農銀行，將原來分屬于平江、修水、大冶、銅鼓、萬載、宜春、陽新等縣的貨幣制度納入到一個相對統一的體系之中。這種分區域相對統一的貨幣制度，起到了鞏固政權和發展經濟的重要作用。二是實施完全統一的貨幣政策，即各大根據地可以建立相對獨立的貨幣體系，可以獨立發行各自的貨幣種類，但是在貨幣政策上則必須是一致的。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成立之后，雖然在貨幣體系的范圍上還只能限于中央根據地，但是它所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暫行章程》卻是具有貨幣立法性質的文件，其中所規定的各項條例，在各個根據地都是必須要遵行的。(五)控制紙幣發行數量和保證紙幣流通信用的思想。馬克思主義貨幣學說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論述貨幣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五大職能，其中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又是貨幣的基本職能。對于根據地建設的實踐來說，最具有理論和現實雙重指導意義的是貨幣職能理論中的貨幣流通規律，即:“就一定時間的流通過程來說是:商品價格總額/同名貨幣的流通次數=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量。這個規律是普遍適用的”①。而在紙幣流通的條件下，具有直接指導意義的又是紙幣流通規律，即:“紙幣流通的特殊規律只能從紙幣是金的代表這種關系中產生。這一規律簡單說來就是:紙幣的發行只限于它所象征地代表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②。根據馬克思的這一論述，同時考慮到農村根據地的現實條件和革命戰爭的實際需要，黨在領導開展根據地金融工作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控制紙幣發行數量和保證紙幣流通信用的思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所發行的貨幣既有金屬貨幣，也有紙幣和布幣，其中紙幣是主要的流通貨幣。在這種情況下，各根據地大都是以一定數量的黃金、白銀等貴金屬及鑄幣作為紙幣發行的保證基金。例如，閩西第一次工農兵大會通過的決議規定以現金即銀元作為基金，說:“信用合作社要有五千元以上的現金，請求閩西政府批準者，才準發行紙幣，但不得超過現金之半數”③。湘贛根據地以“群眾集股二萬元”銀元并“收了三萬多兩銀器”為基金，“發行一萬至二萬紙幣”④。湘鄂西根據地作出決議案，要求必須“在有充分基金準備才發行紙幣”⑤。中央蘇區國家銀行成立后，在章程的第三章第十條中明確規定說:“發行紙幣，至少須有十分之三之現金，或貴重金屬，或外國貨幣為現金準備，其余應以易于變售之貨物或短期匯票，或他種證券為保證準備。”⑥后來，大多數根據地基本都是按照國家銀行的這種30%的比例來控制紙幣的發行數量，并且在發現紙幣發行量超過這一比例后，都相應地采取減少紙幣發行、增加準備基金及回收紙幣等措施，來確保把紙幣的發行數量控制在適當的限度之內。控制紙幣的發行數量，目的在于穩定紙幣的幣值和保證紙幣的流通信用。而這一目的能否實現，則取決于紙幣能否與金屬貨幣的充分兌換。為此，各根據地都作出了紙幣與金屬貨幣自由兌換的規定。在各個根據地發行的紙幣票面上，均印有“駁兌現洋”、“憑票即付銀元”、“一律通用隨時兌現”等字樣，例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發行的一元券就印有“憑票即付銀幣一元”。1930年9月閩西蘇維埃政府在建立工農銀行時即規定:“在目前為提高信用起見，凡各級政府以及合作社一律負責兌現這種紙幣”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的命令要求，在各地設立“國家銀行鈔票兌換處”，“對持鈔票要求兌換者，須盡量兌付現洋，不得拒絕”②。由于蘇維埃的紙幣可以隨時兌換銀元，在人民群眾中很快贏得了較高的信用。在鄂豫皖根據地，“銀行當時能兌銀元，群眾拿蘇維埃票子，隨時可以到新集銀行兌換成銀元”，群眾甚為方便，因此“都愿意要蘇維埃的票子”③。蘇區刊物《斗爭報》報道川陜根據地紙幣流通的情況說:“蘇維埃鈔票，境內暢行無阻，且信用極高，群眾多自愿以銀元存入銀行，以其兌現充足故也”④。(六)堅持經濟發行貨幣和積極組織回籠貨幣的思想。貨幣是商品經濟的產物，貨幣的流通必須與商品的流通相適應，幣值才能穩定，這是貨幣流通規律的客觀要求。因此，貨幣的發行必須要堅持經濟發行的原則。但是，革命根據地畢竟是在戰爭環境中建立起來的，并且在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過程中始終與戰爭相伴隨，“在長期國內戰爭的條件之下，增發紙幣常常是彌補財政收支不敷的一個辦法”⑤。財政性支出除了軍費之外，還包括各級政府的行政經費。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好經濟發展需要和財政性支出這兩個方面的貨幣投向，成為擺在蘇維埃政府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在各根據地初創的時期，各地蘇維埃政府還都能夠按照國民經濟的發展需要來組織貨幣的發行，而把單純的財政支出放在次要的地位。例如閩西蘇維埃政府規定工農銀行資金投向的比例是:“存庫不動的現金30%;投入閩西政府及各級政府10%，投入各種合作社25%;社會市面流通13%;投入蘇維埃商店和土地生產15%”⑥。除了作為準備金的30%之外，一半以上的資金都投向了商品流通和生產領域，而財政性用款只占到10%。按照這種比例，基本能夠保持紅色貨幣的幣值，是比較審慎和合理的。然而，以比較低的貨幣投入來支持比較大的政府和軍需供給，顯然是不能滿足的。在這種情況下，紅軍的軍事經費從何而來呢?早在領導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就確定把“打土豪籌款子”⑦作為紅軍的三大任務之一，不但紅軍的軍費主要靠自身籌款來解決，即便是蘇維埃政府撥付給軍隊的錢物，也主要靠打土豪所得。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紅一方面軍連續取得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其中一個重要經驗就是戰爭給養“完全靠紅軍自己來籌”⑧。然而，到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時期，由于“左”傾錯誤的干擾，提出了實行財政統一，以逐漸解除正式紅軍的籌款任務而專一進行革命戰爭的思想。1932年9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財政人民委員部發出訓令，要“轉變過去依靠紅軍籌款的路線，做到政府供給紅軍戰費，使前方部隊解除籌款任務，迅速進攻敵人”⑨。從這時起，“前后方紅軍給養已經是中央財政部負責支付了”瑏瑠。據時任國家銀行副行長曹菊如的回憶，由于軍政費用開支浩大，“日漸增多地依靠發行紙幣”，到了1933年“紙幣發行達到約二百萬元”①。超量增發紙幣必然引起紙幣貶值，導致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為了扭轉這種局面，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指出:“蘇維埃政府對于紙幣的發行應該極端的審慎。紙幣的發行如超過市場所需要的定額之外，必然會使紙幣跌價，會使物價騰貴，使工農生活惡化起來，以致影響到工農的聯合”②。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更是明確提出了發行紙幣首先要按照經濟發展需要、其次再考慮財政性支出的思想，說:“國家銀行發行紙票的原則，應該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財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絕對必需的”③。為了穩定幣值，中國共產黨人還提出了積極組織紙幣回籠的思想。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關于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要求超量發行紙幣的蘇維埃地方政府，要“采取一切方法收回他們過去濫發的紙幣”，并具體指出紙幣回籠的渠道，一是“盡量在蘇維埃經濟的發展中增加各種稅收的收入”;二是“必須更注意于對外對內貿易的發展”;三是“盡量輸入現金與限制現金的輸出”;四是“使蘇維埃金融在經濟建設的發展中極大的活潑起來”。通過這些措施，來“增加市場吸收紙幣的容納量”，“免去蘇維埃紙幣跌價的危險”，“維持蘇維埃紙幣的信用”④。這一積極組織貨幣回籠的思想，后來成為黨領導金融工作的一個長期指導思想。(七)努力吸收儲蓄存款和貸款投放生產事業的思想。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論述貨幣具有“貯藏職能”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論述了銀行通過吸納處于貯藏階段的貨幣，而形成為貨幣借貸資本的過程。他指出:“自從銀行對存款支付利息以來，一切階級的貨幣積蓄和暫時不用的貨幣，都會存入銀行”⑤。而銀行把這些閑散貨幣集中起來的目的，則在于生成借貸貨幣，即“當這一貨幣在一個地方作為存款沉淀下來時，它在另一個地方就會立即再作為貸款發放出去”⑥。正是基于馬克思的有關論述，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概括出了“吸收群眾的存款，貸款給有利的生產事業”⑦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時期，各根據地蘇維埃政府在建立銀行之后，都很快確立起了要努力吸收存款的思想。湘贛根據地在1931年12月的工農銀行簡章中規定:“凡屬各級政府及各革命團體與革命群眾，如有余裕金錢愿儲蓄在本行者，均一律收儲”⑧。閩浙贛根據地在1933年3月的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提出:“應該鼓勵群眾向銀行入股與儲蓄”⑨。在中央蘇區，不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的《暫行章程》中列有“收受各種存款”瑏瑠的業務條款，而且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還專門發表《發展與參加儲蓄運動》的文章，指出儲蓄的意義在于:“可以鼓勵廣大工農群眾在日常生活中從事節省，將所節省的零錢存入銀行，使得聚少成多，化零為整。而銀行普遍地集中與靈活地運用這些社會余資，投放到各種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農群眾中各個人所經營的生產事業上，大大發展蘇區生產，擴大對外貿易”①。在貸款投放方面，蘇維埃政府確立了重點扶植農業生產、兼顧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的思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的《定期信用放款暫行規則》第一條即明確規定:“本規則專為各種合作社和貧苦工農群眾，用途確系有利于發展社會經濟之放款而定。”并列出具體的借款項目為:“凡工農群眾借款用途為下列之一者，均得向本行要求借款。(1)購置農具或肥料;(2)耕種用費;(3)開辟荒田和整頓水利;(4)其他有關于發展社會經濟之用途”②。湘贛根據地工農銀行簡章中規定:“凡革命的工人農民兵士小商人勞動貧民，如遇在發展各種生產事業的需要上得到當地蘇維埃政府的保證，而在本銀行財力可能時，亦得借貸應用”③。閩浙贛根據地《財政與經濟問題的決議案》規定:“銀行的資本，最大部分是要用于幫助各種合作事業的建立發展;并貸款于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幫助他們制辦工具、購買耕牛、耕具和肥料”④。為了扶持農業生產，各根據地都實行了低利借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于借貸暫行條例的決議》規定:“蘇區中借貸利率，高者短期每月不得超過一分二厘，長期周年不得超過一分”⑤。湘鄂西根據地農民銀行也明確規定自己的任務是:“本行辦理低利借貸”⑥。這種低利貸款不但能夠解決農民的暫時困難，有的根據地還以此組織了生產競賽運動，推動了經濟生活的恢復和發展。

三、紅色貨幣思想的作用和意義

中國共產黨人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戰火硝煙中誕生的紅色貨幣思想，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貨幣學說并結合根據地建設實際而形成的認識成果，不僅對當時的根據地貨幣實踐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為紅色政權的鞏固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而且為馬克思主義的貨幣學說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增添了寶貴的財富。(一)紅色貨幣思想的歷史作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戰爭最為艱難困苦的年代，在這樣一個時期所形成的紅色貨幣思想，對于指導和推進這一時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使黨領導下的革命力量不斷發展壯大，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紅色貨幣思想直接指導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第一次大規模建立貨幣體系的實踐。由于有馬克思主義貨幣學說為理論依據，中國共產黨人在建立起政權之后，哪怕只是在一小塊一小塊的割據區域內，而且是在自然經濟成分濃厚的農村地區，也能夠快捷地樹立起一系列以貨幣為杠桿來開展金融工作的思想。正是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各個根據地都能夠卓有成效地建立貨幣機構和實施貨幣政策，快速地占領和統一割據區域內的金融市場，全面地推動根據地金融工作的開展。期間，盡管也有“左”傾錯誤的干擾，但總的來說，根據地的金融秩序相對穩定，金融市場基本處于一種活躍和健康運行的狀態，實現了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提出的“有計劃地調劑整個蘇區金融”①的任務。與此同時，紅色貨幣思想全面推動了革命戰爭環境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所開辟的各個革命根據地，從一開始就都是工農武裝割據的產物，并且自始至終都伴隨著革命戰爭的炮火硝煙。在這種環境下所形成的紅色貨幣思想，必然一方面要努力遵循貨幣流通的一般規律，“按照市場需要的原則”②開展金融工作，努力穩定幣值，大力給農業和工商業提供支持資金，為繁榮蘇區經濟、保障群眾生活和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遵循戰時貨幣的特殊規律，按照蘇維埃政府“用一切辦法去保障紅軍的給養、供給與運輸”③的要求，努力籌集和提供軍費開支，為保證軍需、支援革命戰爭和戰勝敵人的軍事“圍剿”發揮了至關重要的職能作用。(二)紅色貨幣思想的理論意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探索中國革命理論的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所形成的紅色貨幣思想，盡管還沒有系統理論形態的闡述，但是理論體系的總體框架和主干內容卻都已構建出來，這為日后黨在理論上逐漸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首先，紅色貨幣思想為馬克思主義貨幣學說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馬克思的貨幣學說是基于歐洲國家以商品經濟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展開論述的，而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紅色貨幣思想，則是基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在以自然經濟即“地方的農業經濟”④為主體的農村地區進行武裝割據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這一思想是以馬克思貨幣學說為指導，結合具體應用的實踐而形成的創新成果，是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革命和社會實際相結合的貨幣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貨幣學說。其次，紅色貨幣思想為中國革命新道路理論增添了具有重要價值的內容。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所取得的最大理論成果，就是以為主要代表而創立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理論。這一理論的主要內涵，是武裝斗爭、根據地建設、土地革命這三者之間的密切結合，其中根據地建設的任務，則是要通過開展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把落后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⑤。而紅色貨幣思想，就是根據地經濟建設中的核心內容，是中國革命新道路理論具有重要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一理論體系占有重要的地位。最后，紅色貨幣思想為黨在日后構建貨幣理論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紅色貨幣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對貨幣問題認識歷程的邏輯起點，它為日后中國共產黨貨幣思想的不斷發展和走向成熟奠定了前期的基礎。后來，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乃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隨著紅色貨幣發行數量和流通范圍的日益廣大，紅色貨幣思想逐漸豐富和發展為完整的貨幣理論體系，但是就主要精神和核心原則而言，則始終體現了對土地革命時期紅色貨幣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體現了這一思想深刻而又長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