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起范文10篇

2010年，中國經濟漸別陰霾，迎來新的曙光，在經歷了2007年的大牛市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后，方興未艾的陽光私募基金已經成為投資精英們“掘金”的主要平臺，也漸漸為投資者所認知。

所謂的“陽光私募”是資產管理公司（或投資公司）通過信托機構，向特定投資人發行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由信托公司作為受托人，銀行作為托管人，資產管理公司作為投資顧問，進行證券投資活動，這里的資產管理公司就稱為“陽光私募公司”，其發行的信托產品，稱為“陽光私募產品”。與一般意義上的私募基金不同，陽光私募的“陽光”主要體現在其運作的規范化和透明化上，它的設立要經過監管機構備案，資金實現第三方銀行托管，有定期業績報告，因而投資者的資金安全能得到很大的保障。

1我國陽光私募的發展現狀

1.1數量與規模

公開數據顯示，國內第一支陽光私募基金，是由云南國際信托有限公司于2003年8月1日正式成立的《云南信托·中國龍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募集資金1000萬元人民幣，產品期限為5年，資金托管銀行為招商銀行，其收費除了按照資金1.5%比例收取管理費以外，年度提取超額收益的20%作為業績提成。其成立標志著私募證券投資基金依靠信托平臺開始規范化和透明化運作，正式踏上陽光化的探索之路。

2003—2006年是中國陽光私募基金的萌芽階段，經過2007年和2008年的牛熊市洗禮，私募基金的發展逐漸跨向成熟，也有越來越多優秀的資產管理人躋身私募領域。陽光私募管理人在2007年和2008年的不俗表現逐漸讓廣大投資者認可，陽光私募行業在2009年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當年的陽光私募產品發行量是2008年的3倍。而2010年以來，前三個季度的發行量也超過了2009年，達到334支。

［摘要］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陽光私募已經成為資本市場的一股重要力量,它豐富了社會資金的投資渠道,給我國資本市場注入了新鮮血液,對完善我國資本市場建設起著重要推動作用。本文從陽光私募在我國的發展現狀入手,分析了其興起的原因和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針對存在問題在立法、人才和基金管理等方面提出相關建議,以促進陽光私募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陽光私募；信托；投資主體

2010年,中國經濟漸別陰霾,迎來新的曙光,在經歷了2007年的大牛市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后,方興未艾的陽光私募基金已經成為投資精英們“掘金”的主要平臺,也漸漸為投資者所認知。

所謂的“陽光私募”是資產管理公司(或投資公司)通過信托機構,向特定投資人發行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由信托公司作為受托人,銀行作為托管人,資產管理公司作為投資顧問,進行證券投資活動,這里的資產管理公司就稱為“陽光私募公司”,其發行的信托產品,稱為“陽光私募產品”。與一般意義上的私募基金不同,陽光私募的“陽光”主要體現在其運作的規范化和透明化上,它的設立要經過監管機構備案,資金實現第三方銀行托管,有定期業績報告,因而投資者的資金安全能得到很大的保障。

1我國陽光私募的發展現狀

1.1數量與規模

摘要：我國近代商務英語的興起源于晚清時期中外貿易的溝通需求。這種商務英語主要是上海的洋涇浜英語，以中外商貿及與之有關的金融、服務項目為內容，具有很強的工具性、實用性。晚清民間商務英語教學的開啟，為社會提供了大量急需商務英語人才，促進了中外貿易交流和發展，讓更多國人通過學習了解西方世界，也開創了我國商務英語教學的先河。

關鍵詞：晚清；商務英語；中外貿易；興起與演變

從19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中西方遠洋貿易量擴大，廣州、上海等港口成為中外商埠重要貿易集散地。英語逐漸取代其他外語成為商務主要交流語言，導致社會急需一大批懂英語的人才。為此，民間商務英語學堂開始興起。

一、晚清民間商務英語興起的社會基礎

隨著天朝國門洞開，西方文化開始從廣州、上海等地進入內陸，日益開放的觀念和外貿需求為英語興起奠定了社會基礎。在廣州、香港、上海等重要通商口岸，英語作為通商公共語言使用頻繁，讓人們對外語重要性有了新的認知，促進了商務英語學習風潮興起。

（一）內外驅動力對晚清商務英語熱潮的作用

［摘要］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陽光私募已經成為資本市場的一股重要力量,它豐富了社會資金的投資渠道,給我國資本市場注入了新鮮血液,對完善我國資本市場建設起著重要推動作用。本文從陽光私募在我國的發展現狀入手,分析了其興起的原因和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針對存在問題在立法、人才和基金管理等方面提出相關建議,以促進陽光私募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陽光私募；信托；投資主體

2010年,中國經濟漸別陰霾,迎來新的曙光,在經歷了2007年的大牛市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后,方興未艾的陽光私募基金已經成為投資精英們“掘金”的主要平臺,也漸漸為投資者所認知。

所謂的“陽光私募”是資產管理公司(或投資公司)通過信托機構,向特定投資人發行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由信托公司作為受托人,銀行作為托管人,資產管理公司作為投資顧問,進行證券投資活動,這里的資產管理公司就稱為“陽光私募公司”,其發行的信托產品,稱為“陽光私募產品”。與一般意義上的私募基金不同,陽光私募的“陽光”主要體現在其運作的規范化和透明化上,它的設立要經過監管機構備案,資金實現第三方銀行托管,有定期業績報告,因而投資者的資金安全能得到很大的保障。

1我國陽光私募的發展現狀

1.1數量與規模

2001年8月21日，聯想推出了全新的商用電腦——開天系列。聯想副總裁陳紹鵬宣稱：這一產品系列體現了聯想對產業的思考和對客戶的理解，是用聯想用“全面客戶體驗”理念打造的“全三維品質”精品。聯想認為，在全面客戶體驗時代，不僅需要對用戶深入和全方位的了解，而且還應把對使用者的全方位體驗和尊重凝結在產品層面，讓用戶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和被體貼。

9月4日，惠普公司與康柏公司達成250億美元的并購交易，成為IT新老大。消息傳來，舉世震驚。惠普公司總裁費奧·利娜(CarlyFiorina)提出了構造"全面客戶服務模式"(TotalCustomerExperience)，帶領新惠普由傳統的產品經濟、服務經濟全面轉向體驗經濟。

10月25日，被微軟公司形容為設計最佳和性能最可靠的新一代操作系統WindowsXP全球面市，比爾·蓋茨宣稱該新操作系統為人們"重新定義了人、軟件和網絡之間的體驗關系"。"XP"來自"Experience"，其中文意思即是體驗。

12月2日,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來到中央電視臺《對話》節目現場。這位曾經預測了“第三次浪潮”到來的托夫勒再次向大家預言：服務經濟的下一步是走向體驗經濟，人們會創造越來越多的跟體驗有關的經濟活動，商家將靠提供體驗服務取勝。

一時間，體驗這個詞在各種媒體上一下子熱了起來，不但在IT領域，傳統產業的企業也紛紛一起來關注體驗。但到底何謂體驗，何謂體驗式營銷，如何執行一個體驗式營銷戰略呢？看了本文，我想你將會有一個較為深度的認識。

一、體驗式經濟的到來

摘要：竹枝詞是以濃郁的鄉土氣息、突出的地方特色、悠長哀婉的情韻為特征的山歌，最初是以純民歌的形式存在于民間的。竹枝詞在藝術特點上最為突出的是其創作中大量運用了地方方言和地方俚語，在藝術風格上以“怨”見長。竹枝詞最終在遭遇貶斥的唐代文人筆下，從鄙俗逐漸走向雅致，走向詩歌的殿堂。

關鍵詞：竹枝詞;興起;流傳;藝術風格

在唐代，竹枝詞從粗鄙通俗走向了高貴典雅，登上了詩歌文學的殿堂。據北宋文人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的描述，唐朝的文人墨客們創作的竹枝詞數量有二十二首，其中一首是由顧況創作而成，兩首是由劉禹錫創作而成，四首是由白居易創作而成，四首是由李涉創作而成，兩首是由五代時的孫光憲創作而成。《樂府詩集》中所記載的竹枝詞和后來《全唐詩》中所引入的完全相同。除此之外，《全唐詩》中還收入了李涉的另外一首竹枝詞，加上《尊前集》中皇甫松的六首竹枝詞，總共有二十九首。在這二十九首竹枝詞之外，考察《全唐詩》和《全唐詩補篇》中和“竹枝”相關的詩句時發現，還有四十三首詩歌中含有“竹枝”字樣，可見竹枝詞在唐代的興盛程度。竹枝詞是以濃郁的鄉土氣息、突出的地方特色、悠長哀婉的情韻為特征的山歌，中國古代把這種山歌稱之為“竹枝歌”“竹枝”“竹歌”“竹枝曲”等，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演變成了中國詩歌體裁的一種。

對于竹枝詞在民間興起的時間，現在已難以去做詳盡的推敲和考證，但從現在保存的竹枝詞的古籍資料來考察，發現盛唐時期在一些地域已經有竹枝詞的傳唱和流行蹤跡。唐五代文學家馮贄在《云仙雜記•竹枝曲》中就寫道：“張旭醉后唱竹枝曲，反復必至九回乃止”,可以看出張旭非常熟悉竹枝詞，并且在醉酒后反復歌吟。唐代詩人杜甫也在《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其一）中曰：“竹枝歌未好，畫舸莫遲回”，可見竹枝歌已經融入杜甫的詩歌創作當中。張旭和杜甫都是盛唐時期的著名人物，由此可以推斷在盛唐時期或者更早的時候竹枝詞這種山歌就產生并流傳于民間。竹枝詞最初是以純民歌的形式存在的，在長江的上游地區，即四川東部、河北西部流傳甚是廣泛。從現在保存的古籍資料來看，唐代的開州、夔州、萬州、通州、忠州、渝州等地都有著竹枝歌的最初發展印記,因此，這些地區可視作是竹枝詞的發源地。在《樂府詩集》的卷八一中，有著“《竹枝》本出巴渝”的記載，據考證，當時的“巴渝”就是今天的四川東部。劉禹錫在《竹枝詞九首》的序言中寫道:“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

其中的“建平”就是指唐代時的夔州。北宋樂史在《太平寰宇記》中以“巴之風俗皆重田神,春則刻木虔祈,冬則用牲解賽,邪巫擊鼓以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來記載開州風俗；以“聚會則擊鼓,踏木牙，唱竹枝歌為樂”來記載通州巴渠縣民俗；以“正月七日,鄉市士女渡江南娥眉磧上作雞子卜,擊小鼓,唱竹枝歌”來記載萬州風俗。《夔州府志》卷一以“漁樵耕牧,好唱竹枝歌”g來體現四川開縣民俗。由以上這些典籍資料可見，竹枝歌在唐代時的傳唱、流行區域應該是在今川東一帶，此地的大人孩童都會唱竹枝歌，張口便來。在唐代，人們歌唱竹枝歌有很多方式，如在祭祀婚嫁或迎神賽會時，人們配合樂器的節奏以腳擊地起舞，集體齊唱竹枝歌。也有個人在傷感或高興時的隨口吟唱，如《云仙雜記•竹枝曲》中所提的張旭即是。再還有領唱與和聲伴唱相結合的歌唱方式。

唐代第一位真正意義上進行文人竹枝詞創作的是中唐時期的詩人顧況，除顧況外，唐代詩人白居易也在元和十四年作詩歌《竹枝詞四首》，但對后世的影響不大。使得竹枝詞引起世人矚目的是中唐詩人劉禹錫，他是創作竹枝詞取得成就最高的詩人。劉禹錫被貶為夔州刺史大約是在元和十年左右,此后他有著二十三年的巴渝地區生活經歷。劉禹錫在巴渝期間，深入了解了巴渝地區的風俗民情和民間文化，特別是對竹枝歌做了深入研究。后來他嘗試將自己的詩歌創作建立在當地竹枝歌的基礎之上，引起了其他文人的關注并掀起了竹枝詞創作的熱潮，竹枝詞成了一種單獨的文學樣式并廣泛流傳開來。劉禹錫的竹枝詞，將巴渝地區的風俗景致一一納入筆下，如詩歌中出現白帝城、白鹽山、昭君坊、瞿塘峽之十二灘、巫峽等。劉禹錫的《竹枝詞九首》更是將巴渝人民的生活展示得既形象又生動：第一首描寫了在白帝城頭唱歌的鄉人；第四首描寫了深情婦女托船家給漂泊在外的丈夫捎信的情景；第五首描寫生活在昭君坊里的女子；第九首描寫在江邊取水的女子。恰如《舊唐書》中所述：“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詞也。”

事實也正是如此。1999年11月末，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談判在美國的西雅圖召開。然而，誰也沒有料到，這個被稱為“千年回合”的全球談判竟然無果而終，會場外的反全球化人士聚集在一起，高呼反全球化的口號。他們砸毀了作為全球化表征的麥當勞快餐連鎖店，與警察發生了激烈的沖突，這些激烈的反全球化運動與反全球化思潮匯合，引起全世界的普遍關注。反全球化運動隨即在全球范圍內展開。在世界跨入2000年不到半個月，以《世界經濟論壇》聞名于世的達沃斯會議中心發生炸彈爆炸，肇事者稱其目的是反對經濟全球化；2000年2月在泰國曼谷召開的聯合國貿發會議上，各國的反全球化人士表達了他們自己的聲音；2000年9月，在聯合國千年峰會舉行的同時，世界各國的反全球化人士組織了“人民峰會”(People''''sSummit)；2000年9月下旬，在布拉格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的會場外，來自各國的反全球化人士舉行示威，要求解散作為全球化工具的這兩大全球性經濟組織；2000年10月下旬，來自全世界的約兩萬名反全球化示威者在第三次亞歐會議門外聚集，并組織了“亞歐會議人民論壇”(theAsianPeople''''sForum)；2001年3月，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市召開的旨在推進全球化的環境部長會議，遭到了反全球化人士的抗議，他們在戒備森嚴的會議大廳外部燃放了一枚“火箭”；2001年4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召開了第三屆美洲高峰會議，與會議同時舉行的是會外大批反對組建自由貿易區的示威群眾的抗議運動；2001年5月，全球多國都有“五·一”勞動者大示威，部分演變成騷亂；2001年6月，在瑞典歌斯堡舉行的歐洲聯盟峰會，引來幾萬名示威者，騷亂持續多日，最后演變為嚴重的暴力沖突。2001年7月，八國首腦會議在意大利熱那亞舉行期間，來自世界上多個國家的十多萬人舉行了游行示威活動并同意大利憲兵、警察和安全部門人員發生嚴重流血沖突。以上事實充分表明，當今的反全球化思潮越來越呈現出“全球化”的特征。

“反全球化”作為一個概念何時提出已無從考證。如同全球化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一樣，反全球化也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確切地說，應當把反全球化與抵制全球化的負面效應嚴格區分開來。反全球化不應包括對全球化負面效應的質疑和批評，而僅指對全球化的極端否定態度。但大多數人所理解的反全球化，包含了對全球化的一切質疑和批評。反全球化思潮與全球化思潮針鋒相對，體現了后冷戰時代愈來愈清晰的意識形態分野。可以說，反全球化是全球化進程中矛盾深刻性的體現。

隨著全球化浪潮的風起云涌，這股反全球化思潮還在發展中。就目前而言，“反全球化”是一種尚未完全定型的思潮，是一種新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全球化已經成為一股世界性大潮、顯潮，反全球化思潮還是一股小潮、潛潮。但反全球化思潮的興起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社會價值，值得我們重視和反思。

二

由于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一個國家的不同階層，他們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同，對全球化的態度也就不同。人們一般認為，由于全球化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啟動的，他們在全球化進程中占盡先機，取得了最大利益，所以他們贊成全球化的呼聲最高。而發展中的國家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加入全球化進程的，基本上是被全球化的，其反對全球化的聲音也更大。事實上，反全球化的力量構成比較復雜。除了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包括一些發達國家的弱勢群體。因為他們同樣不能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卻要承擔全球化的負面后果，他們反全球化的情緒和行為也就不難理解了。反資本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生態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等雖然都各有其反全球化的觀點，而且觀點龐雜，歧義迭出。但概括起來，他們的基本思想傾向是相同的，且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反全球化者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充滿了危險性的進程，是一種“意識形態陷阱”。在他們看來，全球化是一個意識形態色彩極濃的價值術語。其意蘊是：其一，借全球化之名自由地推銷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維護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由于全球化的游戲規則是由資本主義國家制定的，他們希冀在全球化過程中永遠占據主導地位，分得最大分量的“蛋糕”，占盡最大利益；其二，自由地推銷西方的價值觀念，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模式形成巨大沖擊。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信息融入量的增加，這種沖擊將愈加激烈。這種情況極易產生模仿效應，導致本民族文化傳統失落，社會主義價值觀念解體，直接瓦解社會主義國家本應執著的精神根基。

政治哲學在今天是一個頗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學作為一種學業在當代學院體制中的位置亦不無尷尬。例如政治哲學應該屬于哲學系還是政治系？應當置于法學院還是文學院？對此我們或許只能回答，政治哲學既不可能囿于一個學科，更難以簡化為一個專業，因為政治哲學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一種超學科的思考。

我們知道，在20世紀的相當長時期，西方大學體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沒有政治哲學的地位，因為西方學界曾一度相信，所有問題都可以由各門實證科學或行為科學來解決，因此認為“政治哲學已經死亡”。但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政治哲學卻成了西方大學內的顯學，不但哲學系、政治系、法學院，而且歷史系、文學系等幾乎無不辯論政治哲學問題，而各種爭相出場的政治哲學流派和學說亦無不具有跨院系、跨學科的活動特性。例如“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在哲學系、政治系和法學院都同樣激烈地展開，而“共和主義政治哲學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挑戰”則首先發端于歷史系（共和主義史學），隨后延伸至法學院、政治系和哲學系等。以復興古典政治哲學為己任的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學派則以政治系為大本營，同時向古典學系、哲學系、法學院和歷史系等擴張。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則把文學系幾乎變成了政治理論系，專事在各種文本中分析種族、性別和族群等當代最敏感的政治問題，尤其福柯和德里達等對“權力－知識”、“法律－暴力”以及“關愛政治”等問題的政治哲學追問之影響遍及所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后，女性主義政治哲學更如水銀瀉地、無處不在，論者或批判西方所謂“個人”其實是“男性家主”，或強烈挑戰政治哲學以“正義”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義，從而提出政治哲學應以“關愛”為中心，等等。

當代政治哲學這一光怪陸離的景觀實際表明，政治哲學具有不受現代學術分工所牢籠的特性。這首先是因為政治哲學的論述范圍極為廣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習俗以至社群、民族、國家及其經濟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別、友誼、婚姻、家庭、養育、教育以至文學藝術等表現方式，因此政治哲學幾乎必然具有跨學科的特性。說到底，政治哲學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之自我認識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現。政治哲學的興起一般都與政治社會出現重大的意見爭論有關，這種爭論往往涉及政治共同體的基本信念、基本價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據，從而必然成為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共同關切。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再度興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謂的“六十年代危機”，亦即上世紀60年代由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引發的社會大變動所導致的西方社會文化危機。這種危機感促使所有人文社會學科不但反省當代西方社會的問題，而且逐漸走向重新認識和重新檢討西方17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基本現代觀念，這就是通常所謂的“現代性問題”或“現代性的危機”。不妨說，這種重新審視“現代性問題”的基本走向，正應了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多年前的預言：“徹底質疑近三四百年來的西方思想學說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點。”

政治哲學的研究在中國雖然才剛剛起步，但我們以為，從一開始就應該明確：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去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學界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要而言之，中國學人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也因此，坊間已經翻譯過來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學教科書，雖然對教書匠和應試生不無裨益，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其視野和論述往往過窄。這些教科書有些以點金術的手法，把西方從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繪成各種理想化概念的連續，卻盲然不顧西方政治哲學中的“古今之爭”這一基本問題，亦即無視西方“現代”政治哲學乃起源于對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拒斥與否定這一轉折；還有些教科書則僅僅鋪陳晚近以來西方學院內的細瑣爭論，造成“最新的爭論就是最前沿的問題”之假象，實際卻恰恰缺乏歷史視野，看不出當代的許多爭論其實只不過是用新術語爭論老問題而已。雖然我們并不否認當論對問題的表述和分析或許更細致，但我們更要強調的是問題本身的歷史深度及其來龍去脈。我們以為，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戒絕盲目地跟風趕時髦的習氣。有必要說明，本文庫兩位主編雖然近年來都曾著重論述過施特勞斯學派的政治哲學，但我們決無意主張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應該簡單化地遵循施特勞斯派的路向。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討論。同樣，我們雖然強調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傳統的重要性，但我們從不主張簡單地以古典來拒斥現代。相反，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而言，我們以為更值得注意的或許是，各主要流派近年來實際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尋求現代思想與古典思想的調和或互補。以自由主義學派而言，近年來正明顯地從以往一切討論立足于“權利”而日益轉向突出地強調“美德”，其具體路向則往往表現為尋求康德與亞里士多德的結合。共和主義學派則從早年強調從古希臘到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傳統逐漸轉向強調古羅馬特別是西塞羅對西方早期現代的影響，其目的實際是要緩和古典共和主義與現代社會之張力。最后，施特勞斯學派雖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圖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學傳統而深刻批判西方現代性，但這種批判并不是簡單地否定現代，而是力圖以古典傳統來矯正現代思想的偏頗和極端。當然，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各派則仍然對古典和現代都持激進的否定性批判態勢。但我們要強調的是，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各種流派都是從西方社會本身的問題出發，因而必然具有“狹隘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的特點，中國學人不應該成為任何一派的簡單信徒，而是要以中國學術共同體為依托而樹立對西方古典、現代、后現代的總體性批判視野。

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毫無疑問將有賴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特別是儒家這一中國的古典政治哲學傳統。歷代儒家先賢對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對暴君和專制的強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強調禮制、儀式、程序和規范的古典法制主義，都有待今人從現代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討、梳理和發展。近百年來那種粗暴地全盤否定中國古典文明的風氣，尤其那種極其輕佻地以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標簽而一筆抹煞中國古典政治傳統的習氣，乃是最不可取的現代人的無知狂妄病，今日必須加以徹底的扭轉。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現的另一種矯枉過正的極端，即以一種過分理想化的方式來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國古典傳統不但與現代世界沒有矛盾，甚至還包含了解決一切現代問題的答案，有些更以儒家傳統來否定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傳統，這在我們看來都是不可取的。我們以為，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國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問題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開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內部的問題、矛盾、張力和沖突，同時，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在面對現代社會和外部世界所面臨的困難，并不需要回避、掩蓋或否認，而恰恰需要充分展開而加以分析。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固然將以儒家為主的中國古典文明為源頭，但同時則必然以日益復雜的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為動力。政治哲學的研究不但要求不斷返回問題的源頭，不斷重讀古代的經典論著，不斷重新展開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爭論，同時更要求所有對古典思想的開展，乃是以現代的問題意識為出發的。當代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同時處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們對中國古典文明的重新認識和重新開展無疑必須從現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復雜性出發才有生命力。

毋庸諱言，政治哲學的研究在我國尚處在幼稚階段，無論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還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都有待我國學界共同努力，逐漸積累研究成果。但我們相信，處在21世紀開端的中國學人正在萌發一種新的文化自覺，而這種文化自覺必將首先體現為政治哲學的思考。我們希望這套“政治哲學文庫”以平實的學風為我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提供一個起點，推動中國政治哲學逐漸走向成熟。

我國在秦漢時期，人們便開始用“出”、“入”、“收”、“付”來記錄財產物資的增減和結存，這便是早期規范化的會計記錄。古代簿記寫下的是金子的蹤跡。13～14世紀的歐洲，資本借貸悄然興起，在以意大利為中心的商業貿易中，借貸復式記賬法帶來了近代會計，它的生命中流淌著資本的血液。進入21世紀，會計已成為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在經濟生活逐漸成為社會發展中的主角、紛繁復雜的市場信息令人目不暇接之時，會計也逐漸羽翼豐滿，并成為經濟發展中不可缺少的獨立學科。

一、管理會計的尷尬境地

管理會計是會計學的一個分支，它是20世紀初伴隨著泰勒的科學管理思想產生的，在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美國管理會計公告中將管理會計定義為：“向管理當局提供用于企業內部計劃、評價、控制以及確保企業資源的合理使用和經營責任的履行所需財務信息的確認、計量、歸集、分析、編報、解釋和傳遞的過程。”其主要職能是為提高企業經營效益而建立各種內部會計控制制度，編制和提供內部管理需要的各種數據、資料。

我國的管理會計是在80年代初引進西方管理會計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過眾多學者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國管理會計的發展并不盡如人意，主要表現為它在企業中的地位及其對企業發展的作用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這既有管理會計本身性質上的原因，也有我們認識應用水平的約束因素。在我國，管理會計有依附性的縮小化傾向：管理會計被看作對財務信息的深加工和再利用。這就決定了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附于財務信息這個主體，而其本身則成為了一種輔助行為。相對于西方管理會計的理論，我國的管理會計將其從一個獨立的過程縮小為依附性的后繼活動，這種認識在本質上限制了管理會計的深層次發展。就管理會計的本身特點來說，它需要借助于數學、統計學、計量經濟學中的一些分析方法。譬如回歸分析，這種方法要求具有大量準確可靠的數據資料和一定的計量軟件操作，這種特性決定了企業會計工作不僅有繁雜的計算過程，還要擁有具有這方面知識的專業人才。

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方法得出的分析預測數據包含著一些假設條件，還要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處理和修正，不能直接與市場環境接軌。這就很容易造成“貌似天仙”的分析模型卻不食“人間煙火”的效果，即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這便是目前阻礙我國管理會計發展的主要問題，因為任何一種應用方法沒有理論依托就很容易失去發展的動力和方向。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在管理會計的實務中造成了一系列的“并發癥”，如由于具有專業知識的專職人員缺乏造成組織性不強、理論模糊造成工作目的性不強等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管理會計作為企業管理的重要手段，其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它對企業運行的貢獻已在西方經濟的發展中得到印證。而在我國，上述因素使管理會計的發展障礙重重，在企業中處于一種地位重要、效果不顯著的尷尬境地。在世界范圍內，西方理論也發現了其自身的一些缺點，于是管理會計有了新的發展和突破。

二、戰略管理會計橫空出世

【摘要】中國傳統音樂是以“中和——淡和”為準則,以恬淡平和為美,因而缺乏矛盾沖突的內在張力,少個性,冒險精神不夠。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較西方音樂的張揚、抗爭、矛盾與沖突,是緣于傳統文化背景、中西方自然宇宙觀在藝術上的不同反映等因素的影響。

【關鍵詞】冒險精神;傳統音樂;音樂美學:審美觀念;文化背景

不同的民族產生不同的藝術,而這些不同的藝術卻各自在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內涵中孕育出來。中國音樂文化品格強調的是群體協調,重理性輕感性,中正和平;西方音樂文化品格強調的是個性解放、張揚,具有理性與感性的協調與平衡,充滿矛盾沖突。與西方比較起來,中國人是較為缺乏冒險精神的,這不但是從生活的方式和態度上看得出來,也可以從中西方的藝術表現上看出來。

一

中國傳統音樂的結構概念中,音樂是一種表述過程,而且以單線條旋律為主。許多中國傳統音樂的演唱、演奏和記譜,都更偏重于對旋律線條流向意味的表現,其中不少音樂在節奏、節拍的處理方面,往往帶有許多隨意性。如,一些節奏比較自由的山歌、牧歌、田歌;又如只記音位與奏法的古琴曲等,其節奏、節拍的處理,都留給了演奏者個人很大的自由、機動性,它主要靠一條旋律線來陳述音樂。這條旋律線的最大特色主要是用無半音的五聲音階及分別由五音所構成的調式。無半音五聲音階所構成的樂曲曲調是非常悅耳的,給人一種穩定和舒暢自然的感覺。但多聽則會覺得平淡,再加上以單線條為主,因此它缺乏變化,沒有立體感而顯得單調。

西方音樂文化強調的是個性解放、個性張揚。音樂是從重善變為重美,故自中世紀以后由單音音樂變為復音音樂,注重“體”之美。中國音樂則始終重善,故始終是單音音樂,注重“線”之美。西方音樂具有理性與感性(理智與感情)的協調和平衡,矛盾沖突造成內在張力,以高度個性化為基礎形成的頻繁的風格變革為其特征,極富冒險精神。中國傳統音樂與之恰恰相反,其總體特征是重理性,輕感性,理性逐步壓倒感性;缺乏矛盾沖突的內在張力;少個性,少變革,創新意識淡薄,缺乏冒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