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思潮興起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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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也正是如此。1999年11月末，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談判在美國的西雅圖召開。然而，誰也沒有料到，這個被稱為“千年回合”的全球談判竟然無果而終，會場外的反全球化人士聚集在一起，高呼反全球化的口號。他們砸毀了作為全球化表征的麥當勞快餐連鎖店，與警察發生了激烈的沖突，這些激烈的反全球化運動與反全球化思潮匯合，引起全世界的普遍關注。反全球化運動隨即在全球范圍內展開。在世界跨入2000年不到半個月，以《世界經濟論壇》聞名于世的達沃斯會議中心發生炸彈爆炸，肇事者稱其目的是反對經濟全球化；2000年2月在泰國曼谷召開的聯合國貿發會議上，各國的反全球化人士表達了他們自己的聲音；2000年9月，在聯合國千年峰會舉行的同時，世界各國的反全球化人士組織了“人民峰會”(People''''sSummit)；2000年9月下旬，在布拉格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的會場外，來自各國的反全球化人士舉行示威，要求解散作為全球化工具的這兩大全球性經濟組織；2000年10月下旬，來自全世界的約兩萬名反全球化示威者在第三次亞歐會議門外聚集，并組織了“亞歐會議人民論壇”(theAsianPeople''''sForum)；2001年3月，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市召開的旨在推進全球化的環境部長會議，遭到了反全球化人士的抗議，他們在戒備森嚴的會議大廳外部燃放了一枚“火箭”；2001年4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召開了第三屆美洲高峰會議，與會議同時舉行的是會外大批反對組建自由貿易區的示威群眾的抗議運動；2001年5月，全球多國都有“五·一”勞動者大示威，部分演變成騷亂；2001年6月，在瑞典歌斯堡舉行的歐洲聯盟峰會，引來幾萬名示威者，騷亂持續多日，最后演變為嚴重的暴力沖突。2001年7月，八國首腦會議在意大利熱那亞舉行期間，來自世界上多個國家的十多萬人舉行了游行示威活動并同意大利憲兵、警察和安全部門人員發生嚴重流血沖突。以上事實充分表明，當今的反全球化思潮越來越呈現出“全球化”的特征。

“反全球化”作為一個概念何時提出已無從考證。如同全球化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一樣，反全球化也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確切地說，應當把反全球化與抵制全球化的負面效應嚴格區分開來。反全球化不應包括對全球化負面效應的質疑和批評，而僅指對全球化的極端否定態度。但大多數人所理解的反全球化，包含了對全球化的一切質疑和批評。反全球化思潮與全球化思潮針鋒相對，體現了后冷戰時代愈來愈清晰的意識形態分野。可以說，反全球化是全球化進程中矛盾深刻性的體現。

隨著全球化浪潮的風起云涌，這股反全球化思潮還在發展中。就目前而言，“反全球化”是一種尚未完全定型的思潮，是一種新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全球化已經成為一股世界性大潮、顯潮，反全球化思潮還是一股小潮、潛潮。但反全球化思潮的興起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社會價值，值得我們重視和反思。

二

由于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一個國家的不同階層，他們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同，對全球化的態度也就不同。人們一般認為，由于全球化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啟動的，他們在全球化進程中占盡先機，取得了最大利益，所以他們贊成全球化的呼聲最高。而發展中的國家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加入全球化進程的，基本上是被全球化的，其反對全球化的聲音也更大。事實上，反全球化的力量構成比較復雜。除了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包括一些發達國家的弱勢群體。因為他們同樣不能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卻要承擔全球化的負面后果，他們反全球化的情緒和行為也就不難理解了。反資本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生態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等雖然都各有其反全球化的觀點，而且觀點龐雜，歧義迭出。但概括起來，他們的基本思想傾向是相同的，且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反全球化者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充滿了危險性的進程，是一種“意識形態陷阱”。在他們看來，全球化是一個意識形態色彩極濃的價值術語。其意蘊是：其一，借全球化之名自由地推銷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維護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由于全球化的游戲規則是由資本主義國家制定的，他們希冀在全球化過程中永遠占據主導地位，分得最大分量的“蛋糕”，占盡最大利益；其二，自由地推銷西方的價值觀念，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模式形成巨大沖擊。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信息融入量的增加，這種沖擊將愈加激烈。這種情況極易產生模仿效應，導致本民族文化傳統失落，社會主義價值觀念解體，直接瓦解社會主義國家本應執著的精神根基。

因而，在一些反全球化者看來，全球化等于“新帝國主義”。目前的Internet是一種“信息帝國主義”，WTO是“市場帝國主義”，IMF是“金融帝國主義”，聯合國則是一種“政治外交帝國主義”。所以，全球化即“西化”、“資本主義化”。馳名世界的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Amin)認為，全體發展中國家再度成為帝國主義“臣民”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全球化的實質就是西方體制的全球性擴散，也就是西化的全球性普及。“西雅圖出現的新自由主義、新經濟并不是什么新東西，它們只是在形式上有新花樣，實質上不過是否定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烏托邦。它們建立在兩個相互聯系的原則之上：一是金融的邏輯控制社會的一切；二是給市場以最大的自由。推行這兩個原則是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歷史已經證明，這些原則是不對的、不合理的。它們激勵的不是民主，而是無政府主義。這種什么都由市場來控制的經濟邏輯，不會產生人們所希望的和平，而是沖突。這種資本主義的烏托邦，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表現出資本要控制一切的傾向。這就是今天的全球化。”(注：李崇富、羅文東：《西方左翼學者論全球化與當代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研究》，2001(2)。)

其次，反全球化者認為，全球化導致“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迄今為止的經濟全球化僅僅是資本運動的全球化，而非經濟福音的全球化。西方資本的大規模跨國運動將世界的生產和交換連為一體，但從世界性的生產和交換活動中產生的經濟利益，卻沒有在全球呈現正態分布。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西方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的贏家，第三世界卻在可悲地扮演著輸家的角色。”(注：房寧、王小東、宋強：《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69頁。)據有關統計資料，全世界有六萬多家跨國公司，他們控制了世界生產的40%，國際貿易的50%—60%，國際直接投資的90%以上。這些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組織生產和流通活動，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動力和主體力量。這是一種被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多次譴責過的“新經濟殖民主義”。“……如果新經濟殖民主義的威脅被真實地感覺到了，那么人民走上街頭抗擊只是個時間問題。如果外國對當地產業的控制被認為是過分了，人民將爭取獲得控制權，示威、大規模游行可能升級，也有可能轉化為暴力和破壞。”(注：龐中英：《另一種全球化——對“反全球化”現象的調查與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2)。)

反全球化者對全球化造成的全球范圍內的兩極分化深表憂慮：一端是高工資、高消費所導引的享樂主義盛行的發達世界，一端是發展明顯滯后的不發達世界。整個世界關系在零和博弈之中，這一零和博弈繼續產生“馬太效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據有關統計資料，擁有世界1/5人口的高收入國家掌握著全世界86%的國民生產總值和82%的出口市場，而占全世界人口1/5的最貧困國家僅占每一項的1%。人類20%的富有者消費著86%的各種商品和服務，而20%的貧困者只消費著世界財富的1.3%。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窮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今已上升到74∶1。20年前，聯合國成員國中最不發達國家僅二十有余，而今卻增加到48個。30億人即世界人口的一半每天的生活費在2美元以下，13億人在絕對貧困線以下，日平均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這巨大的貧富懸殊用活生生的數字宣布了全球化將給人類帶來普遍福祉的神話的破產。拉美一位前總統說，西方得到蛋糕，我們只有面包屑。我們在全球化的中心，看到的是財富、權利和溫文爾雅的享樂，但在全球化的邊緣，我們看到的卻是貧窮、饑餓和危機四伏的動亂。這種利益分配嚴重不均的狀況必將加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影響世界和平；而且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全球性的兩極分化不僅使不發達國家不能擺脫貧窮和困頓，也會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受阻，歸根結底只會有礙于整個人類的持續發展。再次，反全球化者認為全球化導致“渦輪資本主義”，將絞殺民主。曾任里根政府和克林頓政府戰略顧問的愛得華·勒特韋克在其名著《渦輪資本主義——全球經濟中的贏家與輸家》中認為，所謂全球化，即意味著資本主義市場超越地理的界限、技術和通訊的發展、由于產品的非物質化而導致的運輸成本的下降以及消費的同質化等等現象。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推行的經濟自由主義的一種國際化。所謂經濟自由主義，實質上是經濟試圖超越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這種經濟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相結合，產生了今天的“渦輪資本主義”。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在擴大經濟“效益”的同時，將“私先于公、經濟先于公民利益”絕對化，使“受控制的資本主義”失控，造成“社會的失效”。勒特韋克強調，所謂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同脫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結合在一起的，使資本主義成為一部絞殺公眾利益和民主的絞肉機，其結果很可能是走向“民主法西斯主義”。

德國《明鏡》雜志兩位著名記者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用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寫成了《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一書。書中生動地描繪了全球化圖景所帶來的負面后果：“‘渦輪’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的滲透現在似乎已不可阻擋。它正在摧毀自身存在的基礎：即能夠發揮職能作用的國家與民主的穩定。這種變化速度以及權力與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蝕著舊的社會統一，其速度之快遠遠超過新的社會統一的發展。迄今為止的社會福利國家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會資源，其速度比生態資源的消耗還要快。”“政府在所有與生存攸關的未來問題上只是一味地讓人們注意跨國經濟極其強大的客觀強制，把所有政治都變成一種軟弱無力的表演，民主國家于是就名存實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注：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3頁。)

最后，反全球化者認為全球化將導致一系列不可治愈的全球性問題。所謂全球性問題，是指那些事關全人類共同利益、對全球范圍的社會發展有著重大影響、需要在全球范圍的共同合作中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無論是東半球，還是西半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這些問題的困擾和折磨。伴隨著全球化進程，全球性問題以更尖銳、更鮮明的方式沖擊著人類。英國經濟學家克利夫·克魯克認為：“對于態度最激烈的批評者而言，全球化(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大進軍)是壓迫、剝削和非正義的驅動力。他們認為驅使恐怖主義者施以令人發指暴行的憤怒情緒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全球化的一種反應。至少可以說，恐怖主義在貧困中獲得了發展的養分——抗議者們認為，國際資本主義也在貧困中獲得了發展的養分。”(注：克利夫·克魯克：《全球化及其批評者》，《國外社會科學文摘》，2002(1)。)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近年來反全球化者主要來自發達國家。這是因為，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發達國家在利益分配方面也是不均等的，也出現了相對貧困和邊緣化現象(雖然與不發達國家的貧困和邊緣化不可同日而語)，即所謂的“第三世界化現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低收入國家雇傭勞動者之間的直接競爭不僅僅限于低技能工人，而且也波及到其工作可能通過遙感信息手段而處于‘網絡’狀態的所有勞動者”。(注：F.沙奈：《資本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1頁。)他們反對全球化的理由主要是：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改革開放以及吸引外資的政策，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為追求高額利潤，正在不斷地向具有資源稟賦而勞動力成本廉價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并在那里生根開花。隨著越來越多的產業源源不斷地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對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但也給發達國家帶來了產業空洞化的問題。在這同一過程中，發達國家國內工人的就業機會也受到威脅。同時，失業工人的增加，給在業工人也帶來壓力，資本家趁機在在業工人工資、勞動保護、退休金等方面進行削減或克扣，從而惡化了在業工人的工作條件。因此，近些年來，在發達國家，凡是全球性或區域性的重大國際會議，都成為反全球化示威的目標。雖然反全球化參與者魚龍混雜，除了發達國家傳統的工會力量外，還有新左派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女權主義者、環保主義者、貿易保護論者，還包括一批另類激進分子。但他們卻由于反全球化而走到一起。值得警惕的是，他們有時與民族主義、排外主義、激進主義結合在一起，把失業的痛苦和對全球化的仇恨轉移到外來移民身上。如此這般反全球化，有可能改變全球化的正確方向，從中也可以看出反全球化的非理性特質和局限性。

另外，反全球化其實是在反對某種同他們本身信念、價值觀相背離的全球化。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千年報告》也曾指出：“很少有人、團體或政府反對全球化本身。他們反對的是全球化的懸殊差異。……更廣義地說，全球化對許多人意味著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無法預測的力量的傷害，這些力量有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經濟不穩和社會失調。……甚至在最強大的國家，人們不知道誰是主宰，為自己的工作而擔憂，并擔心他們的呼聲會被全球化的聲浪淹沒。”

三

全球化絕不會因反全球化思潮的興起而停止其進程。因為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無論鼓與呼還是反與諷，你都得融入全球化過程，否則你將難以擺脫被“邊緣化”的危險。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已經造成全球范圍內利益分化嚴重不均、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凸現，影響到整個人類發展的程度，再奢談什么全球化的美麗憧憬，就太不顧及起碼的現實了。從這個角度講，盡管反全球化者的看法是片面的，有些行為與情緒是顯然錯誤、過激、非法和非理性的，但它在全球化負面效應越來越凸現的背景下，登高疾呼，嚴肅地提醒世界輿論注意全球化的許多負面影響，具有警示作用。它昭示：全球化并非是一種毫無限制的、不可逆轉的發展進程，它要受到它自身所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的制約。如果全球化的負面效應得不到有效的規避和矯正，那么，全球化進程不是不存在陷入停滯、斷裂甚至逆轉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傾聽反全球化的聲音，并直面反全球化中的合理成分，是全球化順利推進的基礎和前提。

事實上，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不是全球化自身帶來的，而是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所帶來的。換言之，是全球資本主義化所帶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反全球化實質上是反資本主義。資本就其本性來講，是天生的國際派。馬克思早就指出：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這正是反全球化運動和思潮興起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們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的推進，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歷史命運的昭示將更鮮明地體現出來。

從目前情況看，資本主義全球化正處在體系性擴張與轉型的時刻，資本的體系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很快地在關鍵環節上實現突破，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會面臨空前的危機。這一點，已經在全球金融體系的危機中暴露無遺。全球金融界的大亨喬治·索羅斯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一書中明確指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有兩大缺陷：一是市場的不穩定，二是非市場部門也即國家層次和國際政治的失敗。市場的不穩定將導致國際資本體系的瓦解，而全球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脫節則會形成核心國家與邊緣地帶的非均衡化，由此產生的巨大政治壓力最終會反過來影響經濟體系。目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最大特性就是資本的自由流動，全球的各種資源都是靠資本的洪流被整合在一起的，而支持這一巨大的循環系統的體系“有嚴重的缺陷”。“只要資本主義掛帥一天，對金錢的追求就會凌駕于其他的社會考量之上，經濟和政治的安排就會出現偏差。”(注：喬治·索羅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遠方出版社，1999年。)在目前被普遍看好的全球化機遇面前，索氏悲觀地認為這正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時刻。

索羅斯的言論或許有其片面性，但它至少表明，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不是像表面所展現的那般茂盛，而是孕育著深刻的危機。這些危機的發展趨勢如何，我們還要繼續觀察。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資本主義不是各種體制競爭的最后勝利者。全球化的發展從本質上說是與資本主義制度相沖突的，只是人類至今還沒有創造出充分的條件讓它壽終正寢。目前的全球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完全成熟的標志。作為一種成熟的社會形態，它在不斷地對自身進行修正、完善的同時，也為另一種更優越、更高級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對它的全面的、辯證的否定，不自覺地構筑著未來社會的經濟、社會關系方面的基礎。這是反全球化思潮的興起給予我們的昭示。

從反全球化思潮的視角看，未來的全球化乃是社會主義的全球化。它是著眼于整個人類的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化；是由科技的進步所導引、由生產力的發展所推動、世界各國共享人類文明成果和科技成就的全球化；是不同國家的人民和睦相處、取長補短、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全球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從歷史活動的客體(就是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轉變為歷史活動的主體，實現平等、互惠、共贏共存的全球化；是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交流融合、和而不同、實現共存共榮的全球化；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所揭示的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全球化。這樣的全球化，顯然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積極揚棄。從馬克思主義視域來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同義語)事業本身就是世界歷史性的事業，是全球性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