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戰略觀范文10篇

目前，大陸研究的文章，大多側重其政治軍事活動，對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夠深入，尤其是抗戰前后他對西北戰略地位的認識，目前尚未見到專門文章，本文試對此做一粗淺探討。

關注西北戰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戰前后特殊的歷史時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及國民政府鑒于中國首都南京的危險境地，計劃在中國內陸地區尋求一個安全的后方根據地，初步認定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1934年視察西北時，又視西北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視察西北期間，更明確提出“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略地位與抗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被迫宣布遷都洛陽辦公，其間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以西北為未來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問題。時任行政院長的宣稱：“今日我們在洛陽開會，是繼續五千年民族奮斗的精神，發揚我民族五千年來偉大的潛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長期的抵抗根據，打破自建立民國以來最嚴重最危急的當前的困難?！盵1](P1748)隨后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內中稱“……陪都之設定，在歷史地理及國家將來需要上，終以長安為宜，請定名為西京”[2](P4)，擬議退守西北并以之作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由于當時日本軍隊挑釁的主要地區是華東的上海，中國所受的最大威脅在東部沿海地區，所以國民黨中央和依據孫中山早年的構想及當時國內的實際情形，做出了一旦華東地區戰事擴大，政府將退守中原與西北的打算。此案通過不久，專門提議《切實進行長安陪都及洛陽行都之建設事宜案》，其中稱：“關于長安陪都者：為統一事權起見，將長安改為行政院直轄市，即兼負建設陪都之責任，其市區應根據陪都之計劃，劃定適當區域，市之經費，由國庫拔款?！盵3](P7)可見他對陪都西安的規劃和建設十分關心，表明此時的確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首先必須開發和建設西北，為此，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以專門的組織力量對陪都西京的建設作了若干籌劃，對整個西北地區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全國經濟委員公還專門設立了西北辦事處，側重從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設。及國民政府做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為消減因不抵抗而激發的沸騰民怨，提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可轉移國人視線，表明政府抗日的決心；二是從國防戰略的角度看，自鴉片戰爭中國國門被打開后，東南沿海門戶洞開無險可守，而西北內陸地形復雜，列強染指的程度較輕，許多人便看好西北，以為它可成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另外從政治上看，當時西北地方軍閥尚能聽命中央，這是國民政府和確立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時人所言：“自鴉片戰爭以后，我國門戶洞開，毫無國防可言，數十年來徒在國際均勢下度其茍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國際均勢已被打破，此種茍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憑依，強鄰挾其軍事上種種優越條件，隨時足以亡我，在此種環境之下，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故欲求救亡圖存，惟有積極開發西北，固其地勢，充實國防，于必要時東據崤函，西固邊圉，南連三蜀，北阻強俄，成封豕長蛇之勢，進可以控制天下規復失地，退則可以閉關自守為民族復興根據地，故今日中國之言國防，舍積極開發西北以外，固別無良好之出路也?！盵4](P68)這里所說的“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清楚地表明了東南沿海無險可守的事實。后來稱：“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時候，正是敵人的壓迫一天一天嚴重的時候，國家危急情狀，真是朝不保夕，隨時可亡；而當時國際情形，格外慘淡，既無道義信用可言，復無條約協定可恃；而敵人則如此蠻橫兇暴，我們的國勢又衰弱不堪。所以我們當時對于抗戰大計，實在很不容易決定，因為當時國家的重要建設，無論經濟、政治、交通、文化，統統都在沿江沿海一帶，而為我們國家之寶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點沒有準備，沒有開發。當時人心惶惶，都覺得抗戰沒有什么把握。自從二十四年江西軍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來視察，其后又到西北華北各省巡視。我將西南與西北情勢通盤考察，整個研究之后，得了一個大發現，覺得我們有西南西北這廣大的土地、民眾為根據，抗戰已有把握，所以抗戰的計劃，從此就能決定了。因此可以說，我上次到西北來視察的結果，就是決定了我國抗戰的大計。”[5](P1629)的這段話表明，盡管九一八后國民政府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設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當局并未完全下決心大規模建設西北，因為當時所謂“剿共”大業尚未完成。1934年把紅軍趕出江西后，終于可以騰出手來考慮醞釀已久的后方根據地問題了。他帶著自己的顧問人員馬不停蹄地奔走于華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確立以西南為抗戰的政治經濟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慮：首先，1935春夏間，視察西南后，對這一地區有了新的認識；其次，追剿紅軍的過程中，國民政府中央勢力滲入西南，客觀上為策定以西南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據地提供了條件。但同時仍堅持西北為國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視察寧夏時，聲稱：“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寧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鎮，而且是國家的屏藩，這種重大的責任，如果專委諸政府及軍隊，是不可以的，應該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聯合起來保衛；假使大家放棄了責任，不起來保衛，一旦被外國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鎮，也失了國家的屏藩?！盵6]雖只提到了寧夏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過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他所隱含的其實是整個西北國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決定了西南為主要后方根據地之后，國民黨五全大會第三次會議依舊將《西北國防經濟建設案》作為重要問題來討論，該議案宣稱：“自東北事變以來，建設西北，已為全國一致之主張，但如何利用西北經濟資源，如何從事西北國防準備，似尚未有根本之具體計劃。茲就西北之可靠資源，與夫國防之實際需要，擬具西北國防經濟之建設草案?！盵7](P40)西安事變后，仍堅持西北是國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兩次致書楊虎城：“須知陜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陜西以作國防之基礎?！盵8](P111)“兄等應知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中央數年以來，確認西北尤其陜西為北方國防之根據。并于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之事業，無不本國防之見地，按照計劃盡力進行，不獨國家資本對開發西北經濟、交通水利、鐵路等建設不遺余力，尤獎勵全國企業界大量投資，綜計三年以來，合政府人民之資力，總數當在一萬萬元以上，而隴海線之向西延展，及其聯絡各線之增筑，尤為國防上既定計劃，無論如何困難，斷不中止進行。財政困絀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圖之者，誠欲使后方交通與國防要地得有相當之規模，以為御侮復興之根據地。”[8](P133-134)抗戰前后，及國民政府曾決定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和御侮的國防重地，這在當時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國內由此興起了規模巨大的“開發西北”聲浪，也正是有了這一方針和國民政府的相關措施，至全面抗戰爆發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內的開發活動才有了初步發展，從而為戰時西北后方根據地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強西北國防的作用?？箲鹎昂螅鞅钡膰赖匚坏拇_相當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來中國抗戰的國際通道。非常清楚，若戰爭一起，中國海上交通很快就會中斷，而中國的抗戰若沒有外援是很難取勝的。所以僅從這點來看，西北的國防已是相當重要了，何況抗戰前日本人的勢力已滲透到綏遠，關東軍還派遣大批特務在西北各地四處活動，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在各民族當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以達到分裂西北、以華制華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陰謀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將不保，為此國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西北的國防戰略地位。

二、西北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據地的問題上，和國民政府最終決定以四川和西南為主，因為特別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產資源，這些方面西南的條件遠優于西北，只不過初期西南的統一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只好暫定西北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但在如何復興民族的問題上，認為西北有得天獨厚的條件。1934年視察西北期間，的一系列演說，都表明了他將西北視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陜西宣稱：“大家都知道的陜西省，尤其是長安這個地方，是我們中國文化之發源地，亦可以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自黃帝開國以后，從周代起，歷秦漢唐諸朝，都是以長安為中國的首都，而且在這個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無論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斷的發揚光大到極盛的地步，所以不僅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要認識這種民族歷史的光榮和偉大，而毅然以復興民族之大業，引為己任，就是從遠方來游的人，只要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懷古情深，油然感奮。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歷代許多的遺跡，想起歷代祖先建設國家、發展民族的偉績，就可以曉得我們中華民族有最偉大的創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歷史，同時再想起現在我們國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勝今昔之感，你看我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偉大，我們的歷史，是何等的光榮，但是到了現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家已陷于危險存亡的境地，不僅不足于各國并駕齊驅而獨立生存于世界，并且連第三等的國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隨時有被滅亡的危險，這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們大家，都是黃帝以來歷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樣偉大的聰明智力，那樣偉大的精神氣魄，那樣偉大的事業，難道我們就沒有嗎？難道我們就不能繼承祖先光榮的歷史和偉大的事業嗎？”[9](P120)西北的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早在遠古時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動于西北，周秦兩代更是發跡于渭水流域。歷史上周秦漢唐皆建都西北，關中曾長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特別是被稱為推動世界中古歷史發展主軸的絲綢之路由此橫穿而過，使這片廣袤神奇的黃土地，成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臺。西北的絲綢之路曾是中華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偉大創造力和燦爛文明的門戶，也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漸失去了往昔的風采。特別到15世紀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北目漸走向衰落。物質的西北雖日趨落后，但作為華夏文化之源，它卻沉積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靈魂、民族精神的寄托。歷史步入近代后，中國所面臨的強敵已不是傳統的游牧民族，而是金發碧眼的“西夷”，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局所引發的危機也較前更為強烈。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人除從西方那里學習長技以抵抗西方外，還必然要從幾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華，強化對固有文化的認同和歸屬，以便使中華民族統合于共同的旗幟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來侵略，參與自強自救活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開始重新認識西北的歷史地位，尤其作為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倍受關注。中國人自古即有強烈的祖先崇拜意識，中華兒女正是基于對遠古始祖的認同和歸屬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特別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祖先崇拜意識尤其能顯示偉大力量。

關注西北戰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戰前后特殊的歷史時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目前，大陸研究的文章，對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夠深入，尤其是抗戰前后他對西北戰略地位的認識，尚未見到專門文章，本文試對此做一粗淺探討。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及國民政府鑒于中國首都南京的危險境地，計劃在中國內陸地區尋求一個安全的后方根據地，初步認定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1934年視察西北時，又視西北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視察西北期間，更明確提出“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略地位與抗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被迫宣布遷都洛陽辦公，其間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以西北為未來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問題。時任行政院長的宣稱：“今日我們在洛陽開會，是繼續五千年民族奮斗的精神，發揚我民族五千年來偉大的潛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長期的抵抗根據，打破自建立民國以來最嚴重最危急的當前的困難?！盵1](P1748)隨后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內中稱“……陪都之設定，在歷史地理及國家將來需要上，終以長安為宜，請定名為西京”[2](P4)，擬議退守西北并以之作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由于當時日本軍隊挑釁的主要地區是華東的上海，中國所受的最大威脅在東部沿海地區，所以國民黨中央和依據孫中山早年的構想及當時國內的實際情形，做出了一旦華東地區戰事擴大，政府將退守中原與西北的打算。此案通過不久，專門提議《切實進行長安陪都及洛陽行都之建設事宜案》，其中稱：“關于長安陪都者：為統一事權起見，將長安改為行政院直轄市，即兼負建設陪都之責任，其市區應根據陪都之計劃，劃定適當區域，市之經費，由國庫拔款?！盵3](P7)可見他對陪都西安的規劃和建設十分關心，表明此時的確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首先必須開發和建設西北，為此，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以專門的組織力量對陪都西京的建設作了若干籌劃，對整個西北地區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全國經濟委員公還專門設立了西北辦事處，側重從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設。及國民政府做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為消減因不抵抗而激發的沸騰民怨，提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可轉移國人視線，表明政府抗日的決心；二是從國防戰略的角度看，自鴉片戰爭中國國門被打開后，東南沿海門戶洞開無險可守，而西北內陸地形復雜，列強染指的程度較輕，許多人便看好西北，以為它可成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另外從政治上看，當時西北地方軍閥尚能聽命中央，這是國民政府和確立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時人所言：“自鴉片戰爭以后，我國門戶洞開，毫無國防可言，數十年來徒在國際均勢下度其茍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國際均勢已被打破，此種茍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憑依，強鄰挾其軍事上種種優越條件，隨時足以亡我，在此種環境之下，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故欲求救亡圖存，惟有積極開發西北，固其地勢，充實國防，于必要時東據崤函，西固邊圉，南連三蜀，北阻強俄，成封豕長蛇之勢，進可以控制天下規復失地，退則可以閉關自守為民族復興根據地，故今日中國之言國防，舍積極開發西北以外，固別無良好之出路也?！盵4](P68)這里所說的“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清楚地表明了東南沿海無險可守的事實。后來稱：“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時候，正是敵人的壓迫一天一天嚴重的時候，國家危急情狀，真是朝不保夕，隨時可亡；而當時國際情形，格外慘淡，既無道義信用可言，復無條約協定可恃；而敵人則如此蠻橫兇暴，我們的國勢又衰弱不堪。所以我們當時對于抗戰大計，實在很不容易決定，因為當時國家的重要建設，無論經濟、政治、交通、文化，統統都在沿江沿海一帶，而為我們國家之寶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點沒有準備，沒有開發。當時人心惶惶，都覺得抗戰沒有什么把握。自從二十四年江西軍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來視察，其后又到西北華北各省巡視。我將西南與西北情勢通盤考察，整個研究之后，得了一個大發現，覺得我們有西南西北這廣大的土地、民眾為根據，抗戰已有把握，所以抗戰的計劃，從此就能決定了。因此可以說，我上次到西北來視察的結果，就是決定了我國抗戰的大計?！盵5](P1629)的這段話表明，盡管九一八后國民政府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設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當局并未完全下決心大規模建設西北，因為當時所謂“剿共”大業尚未完成。1934年把紅軍趕出江西后，終于可以騰出手來考慮醞釀已久的后方根據地問題了。他帶著自己的顧問人員馬不停蹄地奔走于華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確立以西南為抗戰的政治經濟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慮：首先，1935春夏間，視察西南后，對這一地區有了新的認識；其次，追剿紅軍的過程中，國民政府中央勢力滲入西南，客觀上為策定以西南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據地提供了條件。但同時仍堅持西北為國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視察寧夏時，聲稱：“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寧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鎮，而且是國家的屏藩，這種重大的責任，如果專委諸政府及軍隊，是不可以的，應該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聯合起來保衛；假使大家放棄了責任，不起來保衛，一旦被外國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鎮，也失了國家的屏藩?！盵6]雖只提到了寧夏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過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他所隱含的其實是整個西北國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決定了西南為主要后方根據地之后，國民黨五全大會第三次會議依舊將《西北國防經濟建設案》作為重要問題來討論，該議案宣稱：“自東北事變以來，建設西北，已為全國一致之主張，但如何利用西北經濟資源，如何從事西北國防準備，似尚未有根本之具體計劃。茲就西北之可靠資源，與夫國防之實際需要，擬具西北國防經濟之建設草案?！盵7](P40)西安事變后，仍堅持西北是國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兩次致書楊虎城：“須知陜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陜西以作國防之基礎?！盵8](P111)“兄等應知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中央數年以來，確認西北尤其陜西為北方國防之根據。并于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之事業，無不本國防之見地，按照計劃盡力進行，不獨國家資本對開發西北經濟、交通水利、鐵路等建設不遺余力，尤獎勵全國企業界大量投資，綜計三年以來，合政府人民之資力，總數當在一萬萬元以上，而隴海線之向西延展，及其聯絡各線之增筑，尤為國防上既定計劃，無論如何困難，斷不中止進行。財政困絀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圖之者，誠欲使后方交通與國防要地得有相當之規模，以為御侮復興之根據地。”[8](P133-134)抗戰前后，及國民政府曾決定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和御侮的國防重地，這在當時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國內由此興起了規模巨大的“開發西北”聲浪，也正是有了這一方針和國民政府的相關措施，至全面抗戰爆發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內的開發活動才有了初步發展，從而為戰時西北后方根據地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強西北國防的作用。抗戰前后，西北的國防地位的確相當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來中國抗戰的國際通道。非常清楚，若戰爭一起，中國海上交通很快就會中斷，而中國的抗戰若沒有外援是很難取勝的。所以僅從這點來看，西北的國防已是相當重要了，何況抗戰前日本人的勢力已滲透到綏遠，關東軍還派遣大批特務在西北各地四處活動，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在各民族當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以達到分裂西北、以華制華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陰謀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將不保，為此國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西北的國防戰略地位。

二、西北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據地的問題上，和國民政府最終決定以四川和西南為主，因為特別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產資源，這些方面西南的條件遠優于西北，只不過初期西南的統一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只好暫定西北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但在如何復興民族的問題上，認為西北有得天獨厚的條件。1934年視察西北期間，的一系列演說，都表明了他將西北視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陜西宣稱：“大家都知道的陜西省，尤其是長安這個地方，是我們中國文化之發源地，亦可以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自黃帝開國以后，從周代起，歷秦漢唐諸朝，都是以長安為中國的首都，而且在這個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無論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斷的發揚光大到極盛的地步，所以不僅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要認識這種民族歷史的光榮和偉大，而毅然以復興民族之大業，引為己任，就是從遠方來游的人，只要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懷古情深，油然感奮。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歷代許多的遺跡，想起歷代祖先建設國家、發展民族的偉績，就可以曉得我們中華民族有最偉大的創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歷史，同時再想起現在我們國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勝今昔之感，你看我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偉大，我們的歷史，是何等的光榮，但是到了現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家已陷于危險存亡的境地，不僅不足于各國并駕齊驅而獨立生存于世界，并且連第三等的國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隨時有被滅亡的危險，這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們大家，都是黃帝以來歷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樣偉大的聰明智力，那樣偉大的精神氣魄，那樣偉大的事業，難道我們就沒有嗎？難道我們就不能繼承祖先光榮的歷史和偉大的事業嗎？”[9](P120)西北的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早在遠古時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動于西北，周秦兩代更是發跡于渭水流域。歷史上周秦漢唐皆建都西北，關中曾長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特別是被稱為推動世界中古歷史發展主軸的絲綢之路由此橫穿而過，使這片廣袤神奇的黃土地，成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臺。西北的絲綢之路曾是中華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偉大創造力和燦爛文明的門戶，也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漸失去了往昔的風采。特別到15世紀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北目漸走向衰落。物質的西北雖日趨落后，但作為華夏文化之源，它卻沉積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靈魂、民族精神的寄托。歷史步入近代后，中國所面臨的強敵已不是傳統的游牧民族，而是金發碧眼的“西夷”，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局所引發的危機也較前更為強烈。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人除從西方那里學習長技以抵抗西方外，還必然要從幾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華，強化對固有文化的認同和歸屬，以便使中華民族統合于共同的旗幟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來侵略，參與自強自救活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開始重新認識西北的歷史地位，尤其作為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倍受關注。中國人自古即有強烈的祖先崇拜意識，中華兒女正是基于對遠古始祖的認同和歸屬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特別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祖先崇拜意識尤其能顯示偉大力量。

目前，大陸研究的文章，大多側重其政治軍事活動，對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夠深入，尤其是抗戰前后他對西北戰略地位的認識，目前尚未見到專門文章，本文試對此做一粗淺探討。

關注西北戰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戰前后特殊的歷史時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及國民政府鑒于中國首都南京的危險境地，計劃在中國內陸地區尋求一個安全的后方根據地，初步認定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1934年視察西北時，又視西北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視察西北期間，更明確提出“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略地位與抗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被迫宣布遷都洛陽辦公，其間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以西北為未來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問題。時任行政院長的宣稱：“今日我們在洛陽開會，是繼續五千年民族奮斗的精神，發揚我民族五千年來偉大的潛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長期的抵抗根據，打破自建立民國以來最嚴重最危急的當前的困難?！盵1](P1748)隨后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內中稱“……陪都之設定，在歷史地理及國家將來需要上，終以長安為宜，請定名為西京”[2](P4)，擬議退守西北并以之作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由于當時日本軍隊挑釁的主要地區是華東的上海，中國所受的最大威脅在東部沿海地區，所以國民黨中央和依據孫中山早年的構想及當時國內的實際情形，做出了一旦華東地區戰事擴大，政府將退守中原與西北的打算。此案通過不久，專門提議《切實進行長安陪都及洛陽行都之建設事宜案》，其中稱：“關于長安陪都者：為統一事權起見，將長安改為行政院直轄市，即兼負建設陪都之責任，其市區應根據陪都之計劃，劃定適當區域，市之經費，由國庫拔款?！盵3](P7)可見他對陪都西安的規劃和建設十分關心，表明此時的確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首先必須開發和建設西北，為此，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以專門的組織力量對陪都西京的建設作了若干籌劃，對整個西北地區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全國經濟委員公還專門設立了西北辦事處，側重從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設。及國民政府做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為消減因不抵抗而激發的沸騰民怨，提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可轉移國人視線，表明政府抗日的決心；二是從國防戰略的角度看，自鴉片戰爭中國國門被打開后，東南沿海門戶洞開無險可守，而西北內陸地形復雜，列強染指的程度較輕，許多人便看好西北，以為它可成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另外從政治上看，當時西北地方軍閥尚能聽命中央，這是國民政府和確立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時人所言：“自鴉片戰爭以后，我國門戶洞開，毫無國防可言，數十年來徒在國際均勢下度其茍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國際均勢已被打破，此種茍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憑依，強鄰挾其軍事上種種優越條件，隨時足以亡我，在此種環境之下，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故欲求救亡圖存，惟有積極開發西北，固其地勢，充實國防，于必要時東據崤函，西固邊圉，南連三蜀，北阻強俄，成封豕長蛇之勢，進可以控制天下規復失地，退則可以閉關自守為民族復興根據地，故今日中國之言國防，舍積極開發西北以外，固別無良好之出路也。”[4](P68)這里所說的“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清楚地表明了東南沿海無險可守的事實。后來稱：“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時候，正是敵人的壓迫一天一天嚴重的時候，國家危急情狀，真是朝不保夕，隨時可亡；而當時國際情形，格外慘淡，既無道義信用可言，復無條約協定可恃；而敵人則如此蠻橫兇暴，我們的國勢又衰弱不堪。所以我們當時對于抗戰大計，實在很不容易決定，因為當時國家的重要建設，無論經濟、政治、交通、文化，統統都在沿江沿海一帶，而為我們國家之寶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點沒有準備，沒有開發。當時人心惶惶，都覺得抗戰沒有什么把握。自從二十四年江西軍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來視察，其后又到西北華北各省巡視。我將西南與西北情勢通盤考察，整個研究之后，得了一個大發現，覺得我們有西南西北這廣大的土地、民眾為根據，抗戰已有把握，所以抗戰的計劃，從此就能決定了。因此可以說，我上次到西北來視察的結果，就是決定了我國抗戰的大計。”[5](P1629)的這段話表明，盡管九一八后國民政府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設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當局并未完全下決心大規模建設西北，因為當時所謂“剿共”大業尚未完成。1934年把紅軍趕出江西后，終于可以騰出手來考慮醞釀已久的后方根據地問題了。他帶著自己的顧問人員馬不停蹄地奔走于華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確立以西南為抗戰的政治經濟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慮：首先，1935春夏間，視察西南后，對這一地區有了新的認識；其次，追剿紅軍的過程中，國民政府中央勢力滲入西南，客觀上為策定以西南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據地提供了條件。但同時仍堅持西北為國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視察寧夏時，聲稱：“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寧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鎮，而且是國家的屏藩，這種重大的責任，如果專委諸政府及軍隊，是不可以的，應該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聯合起來保衛；假使大家放棄了責任，不起來保衛，一旦被外國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鎮，也失了國家的屏藩?！盵6]雖只提到了寧夏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過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他所隱含的其實是整個西北國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決定了西南為主要后方根據地之后，國民黨五全大會第三次會議依舊將《西北國防經濟建設案》作為重要問題來討論，該議案宣稱：“自東北事變以來，建設西北，已為全國一致之主張，但如何利用西北經濟資源，如何從事西北國防準備，似尚未有根本之具體計劃。茲就西北之可靠資源，與夫國防之實際需要，擬具西北國防經濟之建設草案?！盵7](P40)西安事變后，仍堅持西北是國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兩次致書楊虎城：“須知陜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陜西以作國防之基礎?！盵8](P111)“兄等應知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中央數年以來，確認西北尤其陜西為北方國防之根據。并于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之事業，無不本國防之見地，按照計劃盡力進行，不獨國家資本對開發西北經濟、交通水利、鐵路等建設不遺余力，尤獎勵全國企業界大量投資，綜計三年以來，合政府人民之資力，總數當在一萬萬元以上，而隴海線之向西延展，及其聯絡各線之增筑，尤為國防上既定計劃，無論如何困難，斷不中止進行。財政困絀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圖之者，誠欲使后方交通與國防要地得有相當之規模，以為御侮復興之根據地?！盵8](P133-134)抗戰前后，及國民政府曾決定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和御侮的國防重地，這在當時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國內由此興起了規模巨大的“開發西北”聲浪，也正是有了這一方針和國民政府的相關措施，至全面抗戰爆發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內的開發活動才有了初步發展，從而為戰時西北后方根據地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強西北國防的作用?？箲鹎昂?，西北的國防地位的確相當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來中國抗戰的國際通道。非常清楚，若戰爭一起，中國海上交通很快就會中斷，而中國的抗戰若沒有外援是很難取勝的。所以僅從這點來看，西北的國防已是相當重要了，何況抗戰前日本人的勢力已滲透到綏遠，關東軍還派遣大批特務在西北各地四處活動，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在各民族當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以達到分裂西北、以華制華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陰謀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將不保，為此國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西北的國防戰略地位。

二、西北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據地的問題上，和國民政府最終決定以四川和西南為主，因為特別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產資源，這些方面西南的條件遠優于西北，只不過初期西南的統一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只好暫定西北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但在如何復興民族的問題上，認為西北有得天獨厚的條件。1934年視察西北期間，的一系列演說，都表明了他將西北視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陜西宣稱：“大家都知道的陜西省，尤其是長安這個地方，是我們中國文化之發源地，亦可以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自黃帝開國以后，從周代起，歷秦漢唐諸朝，都是以長安為中國的首都，而且在這個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無論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斷的發揚光大到極盛的地步，所以不僅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要認識這種民族歷史的光榮和偉大，而毅然以復興民族之大業，引為己任，就是從遠方來游的人，只要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懷古情深，油然感奮?？吹饺绱嗣篮玫慕?，和歷代許多的遺跡，想起歷代祖先建設國家、發展民族的偉績，就可以曉得我們中華民族有最偉大的創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歷史，同時再想起現在我們國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勝今昔之感，你看我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偉大，我們的歷史，是何等的光榮，但是到了現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家已陷于危險存亡的境地，不僅不足于各國并駕齊驅而獨立生存于世界，并且連第三等的國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隨時有被滅亡的危險，這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們大家，都是黃帝以來歷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樣偉大的聰明智力，那樣偉大的精神氣魄，那樣偉大的事業，難道我們就沒有嗎？難道我們就不能繼承祖先光榮的歷史和偉大的事業嗎？”[9](P120)西北的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早在遠古時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動于西北，周秦兩代更是發跡于渭水流域。歷史上周秦漢唐皆建都西北，關中曾長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特別是被稱為推動世界中古歷史發展主軸的絲綢之路由此橫穿而過，使這片廣袤神奇的黃土地，成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臺。西北的絲綢之路曾是中華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偉大創造力和燦爛文明的門戶，也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漸失去了往昔的風采。特別到15世紀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北目漸走向衰落。物質的西北雖日趨落后，但作為華夏文化之源，它卻沉積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靈魂、民族精神的寄托。歷史步入近代后，中國所面臨的強敵已不是傳統的游牧民族，而是金發碧眼的“西夷”，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局所引發的危機也較前更為強烈。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人除從西方那里學習長技以抵抗西方外，還必然要從幾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華，強化對固有文化的認同和歸屬，以便使中華民族統合于共同的旗幟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來侵略，參與自強自救活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開始重新認識西北的歷史地位，尤其作為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倍受關注。中國人自古即有強烈的祖先崇拜意識，中華兒女正是基于對遠古始祖的認同和歸屬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特別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祖先崇拜意識尤其能顯示偉大力量。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西北鋁業市場營銷現狀分析；西北鋁業SWOT分析；西北鋁業的營銷戰略分析；結論幾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各行各業對鋁箔等鋁加工產品的需求也隨之大幅增加、國有企業傳統的慣性思維仍然嚴重存在、人力資源的管理和開發需要加強、西北鋁業對市場整體的研究和統一的營銷計劃不夠、營銷計劃是戰術的,而非戰略的、營銷政策措施更多地建立在感性基礎上、西北鋁業存在的優勢、西北鋁業存在的劣勢、西北鋁業面臨的機會、組織高效的營銷隊伍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各行各業對鋁箔等鋁加工產品的需求也隨之大幅增加,同時由于鋁箔行業利潤空間大,市場空間也較大導致大量資本涌入,加劇了該行業的競爭。再加上潛在進入者的威脅和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使得行業內各企業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如何適應市場的變化,如何滿足顧客的特殊需要,如何在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是每個企業都必須考慮的課題。本文從西北鋁業市場營銷現狀入手,運用SWOT分析法對西北鋁業面臨的的形勢進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適合企業發展的目標和戰略。

論文關鍵詞:市場營銷;戰略

西北鋁的主導產品為鋁及鋁合金管、棒、型、線、排、板、帶、箔、鋁粉、鎂粉、鋁鎂合金粉、水性鋁膏、鑄造鋁材和深度加工產品等14大類,近百種合金,上萬種規格。產品特點為多品種,多合金,多規格,附加值高,技術密集性強。產品廣泛應用于航空、航天、航海、兵器、核工業、國防科技、交通運輸、機械制造、儀器儀表、家用電器、化工、電子、電力、建筑、包裝、裝飾等行業。企業現有產品生產能力10萬噸,注冊商標為“奔馬”牌。企業于1999年通過ISO9002,1994質量管理體系認證,2002年通過ISO9001,2000質量管理體系認證。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各行各業對鋁箔等鋁加工產品的需求也隨之大幅增加,同時由于鋁箔行業利潤空間大,市場空間也較大導致大量資本涌入,加劇了該行業的競爭。再加上潛在進入者的威脅和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使得行業內各企業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如何適應市場的變化,如何滿足顧客的特殊需要,如何在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是每個企業都必須考慮的課題。每個企業都應根據自己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選擇適合本企業發展的競爭戰略,特別是制定好營銷戰略和搞好營銷管理。

一、西北鋁業市場營銷現狀分析

1.國有企業傳統的慣性思維仍然嚴重存在,難以破除,部分干部、員工的思想觀念跟不上市場的發展和要求,人員內部流動、末位淘汰機制未能合理形成,執行力不強,勞動生產工作效率偏低。

[摘要]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集群的發展在國家戰略的推進下正逐步成形，亟待區域物流系統的支撐作為其發展引擎；通過分析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集群物流系統建設的現狀、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戰略選擇等，設計出符合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實際的城市集群物流系統結構模式。

[關鍵詞]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集群；戰略選擇；物流系統模式

城市集群是特定地域范圍內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規模的社會經濟聯系密切的城市構成的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隨著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國家戰略的推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集群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將是不斷增強集聚能力和擴散效應的過程和不斷提高城市競爭力、實現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也是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產物。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集群欲努力構建承接產業轉移、服務“三南”、面向東盟的城市集群經濟形態和運行模式，促進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集群國際化、現代化發展，就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物流系統作為支撐、作為保障。

1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集群區域物流系統建設現狀分析

基于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集群在廣西乃至西南地區的龍頭作用，構筑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集群經濟圈已成為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國家戰略推進的重中之重。通過實地調研和文獻整合可以看出：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集群物流系統建設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從總體上來看，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集群現代物流系統建設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發展的總體水平仍然偏低，城市集群物流系統規劃建設一直落后于第二和第三產業發展，主要表現在：

（1）物流管理體制多元，缺乏有效的區域物流協同機制

西北鋁的主導產品為鋁及鋁合金管、棒、型、線、排、板、帶、箔、鋁粉、鎂粉、鋁鎂合金粉、水性鋁膏、鑄造鋁材和深度加工產品等14大類,近百種合金,上萬種規格。產品特點為多品種,多合金,多規格,附加值高,技術密集性強。產品廣泛應用于航空、航天、航海、兵器、核工業、國防科技、交通運輸、機械制造、儀器儀表、家用電器、化工、電子、電力、建筑、包裝、裝飾等行業。企業現有產品生產能力10萬噸,注冊商標為“奔馬”牌。企業于1999年通過ISO9002,1994質量管理體系認證,2002年通過ISO9001,2000質量管理體系認證。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各行各業對鋁箔等鋁加工產品的需求也隨之大幅增加,同時由于鋁箔行業利潤空間大,市場空間也較大導致大量資本涌入,加劇了該行業的競爭。再加上潛在進入者的威脅和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使得行業內各企業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如何適應市場的變化,如何滿足顧客的特殊需要,如何在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是每個企業都必須考慮的課題。每個企業都應根據自己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選擇適合本企業發展的競爭戰略,特別是制定好營銷戰略和搞好營銷管理。

一、西北鋁業市場營銷現狀分析

1.國有企業傳統的慣性思維仍然嚴重存在,難以破除,部分干部、員工的思想觀念跟不上市場的發展和要求,人員內部流動、末位淘汰機制未能合理形成,執行力不強,勞動生產工作效率偏低。

2.缺乏科學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3.人力資源的管理和開發需要加強,尤其是從事市場工作的人員的文化素質較低,遠遠不能適應公司發展的需要。

4.財務管理比較粗放,需要嚴格的成本控制以降低各類費用和產品成本。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障礙因素的具體體現；實現西部地區旅游業跨越式發展的對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西北又是中國的旅游資源寶庫、五省區六大類型旅游資源齊備、地處黃河上游，同樣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化發祥地之一的甘肅省、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美稱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古稱西域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共有四十七個民族、觀念滯后、實現旅游要素產權主體、市場交易主體和開發經營方式的多元化、西北地區旅游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滯后、資金是旅游資源、旅游景點、旅游設施開發的保證、西北地區旅游資源具有突出的多元化特點、統籌規劃，合理分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實施產業化發展戰略、精心定位，加強宣傳等，具體請詳見。

[論文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五省在旅游發展中遇到的障礙因素，并探討了如何克服障礙，促進西北五省旅游業的發展，從而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西北五省旅游資源豐富，西部大開發的實施為其旅游發展帶來了契機。

[關鍵詞]旅游業障礙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當之無愧的旅游資源大國，而西北又是中國的旅游資源寶庫。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西北五省區面積共三百一十點七六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近三分之一；人口共八千九百零二點五八萬人，占全國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七。在這塊地廣人稀的沃土上，擁有豐富而又獨具特色的旅游資源。五省區六大類型旅游資源齊備。在68種基本旅游資源類型中，擁有率超過90%。不僅擁有地文景觀、水體景觀、生物景觀類型資源，而且還有古跡建筑、消閑求知健身和民俗風情類型資源。陜西省13個王朝在此建都，79個帝王在這里執政，歷時長達1100多年，留下了數不盡的古代遺跡和文物珍寶，已發現有七十二座帝王陵，現有各類文物點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處、博物館七十四座，館藏各類文物五十六萬件(組)，其極為豐富的地上地下文物遺存，被譽為天然的歷史博物館，其中秦始皇兵馬俑更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

地處黃河上游，同樣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化發祥地之一的甘肅省，以石窟、寺廟、長城、祁連雪景、黃河奇觀和草原牧場等構成其獨特的人文、自然景觀。其境內的敦煌莫高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嘉峪關城樓、出土的銅奔馬，均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美稱的寧夏回族自治區，邊塞風光與水鄉景色交相輝映，絲綢古道、西夏文化、回族風情、歷史名城融為一體，有東方金字塔之稱的西夏王陵、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須彌山石窟，以及獨具特色的回族風情。

摘要：企業品牌營銷是現代市場營銷的主流，也是當今市場競爭的著力點?！耙粠б宦贰睉鹇允菄抑卮髴鹇圆渴?，為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企業開展國際合作、參與市場競爭、提升企業競爭力提供了大平臺。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企業品牌營銷意識較薄弱、品牌戰略有所欠缺，本文分析了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企業品牌營銷過程中問題的成因，針對性地提出建立企業品牌的必要性，指出提升企業競爭力、改變企業生存狀態的途徑之一是實施品牌戰略。

關鍵詞：品牌營銷;戰略;競爭力;西北;少數民族地區

一、前言

西北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大量聚集的地域。廣袤的西北擁有豐富的資源，豐富的資源還未實現相應的效益。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品牌暢行的世紀，各個國家都極力打造自己的品牌，以品牌爭奪市場、以品牌贏天下、以品牌謀未來發展成為人們的共識。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其經濟發展、企業發展、品牌構建尚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況。國家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一帶一路”戰略客觀上為西北發展經濟、提升企業競爭、發展企業品牌提供了機遇，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如何面對機遇謀區域發展，創造西北少數民族自己的品牌，廣泛參與國際競爭是一個值得審慎思考的課題。

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企業

樹立品牌的必要性品牌是一個企業區別與其它企業的標志，表現于外有品牌名稱、品牌符號、品牌標記等元素，表現于內有企業價值觀、社會責任、文化內涵等。樹立企業品牌既是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客觀必然，也是企業贏得廣大消費者青睞的途徑。（一）競爭的市場需要有競爭力的企業品牌。1.企業競爭力是企業獲得生存和發展的一種綜合能力。從市場的角度看，企業的競爭力表現為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有效為社會提供產品及服務，并在市場交換中獲得期望的利益，達到其目的。企業的競爭力有三個層面的理解：其一，企業的產品有競爭力。產品無論是外觀的設計、造型，還是內在的功能、屬性、品質在同類產品中有著不可替代性；其二，企業的營銷管理要素組合科學。體現為企業的組織結構合理、運行機制健全流暢、企業人才儲備量充足、企業管理方法合理科學；其三，企業的核心實力突出。它表現為企業有系統的管理經營理念、有企業價值觀、企業文化、企業勇于創新的精神等。2.企業品牌是企業外化于形，內化于心的競爭力要素的集合。從市場營銷的角度看企業品牌，包含兩個方面內容：一是企業商品品牌；二是企業服務品牌。商品品牌的著力點在于為消費者提供清晰、可辨、標志明確的產品，使消費者在眾多競爭產品中一眼就可以辨別出該產品，這是企業品牌的外形表現，能夠提升企業品牌的知名度；企業服務品牌的著力點在于為顧客提供期望得到或超出期望的滿足感。它是一種顧客的心里感受，能讓顧客真切地感受到企業服務的誠心，是企業品牌的內在核心，提升著企業的美譽度。3.企業品牌和企業競爭力不可分割。它們之間既相互聯系又彼此區別。其一，企業競爭力是企業直面激烈競爭市場的基礎。競爭力強，企業品牌就堅挺，品牌影響力就廣泛，知曉企業品牌的消費者、社會公眾就多，輻射到企業品牌上，表現為消費者的追逐和狂熱；競爭力弱，企業品牌則默默無聞，品牌影響力有限，知曉企業品牌的消費者、社會公眾就少，企業品牌無生機，對企業品牌而言門可羅雀；其二，企業品牌對企業競爭力有反作用。企業品牌的名氣越大，傳播范圍越廣，消費者、社會公眾則越追逐，忠誠客戶也越多，企業產品的延伸和推廣付出的成本、費用則少，在競爭的市場中處于優勢地位，自然而然競爭力就強。企業競爭力和企業品牌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矛盾體，脫離了競爭力的企業品牌是一具虛殼，不會在市場存活太久；具備了競爭力的企業品牌不僅品牌名聲鵲起，而且生命力長久。（二）有競爭力的企業品牌在市場競爭中具有廣泛優勢。在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逐漸趨向一體化的今天，企業在市場中打拼靠的是強有力的內在功夫，即企業競爭力。而企業競爭力的外在表現企業品牌則是人人能夠看得見，感受的到的眼前事物。1.企業品牌具有顯而易見的可視性。一是企業品牌標志，此信息易被消費者辨認和記憶，由一系列符號、圖案、色彩、字體等要素組成。每當品牌標志映入消費者眼簾，便會刺激消費者的視覺神經，若品牌標志是消費者所熟悉、青睞、喜愛、偏好的企業及產品，則容易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欲望，使其產生購買行為。這一可視性因素，助力消費者區別了企業及產品；二是企業品牌名稱，品牌中能夠用語言稱謂的部分，既有文字符號又能通過聽覺器官接受到文字的信息。品牌名稱常常在消費者中相互傳播，成為討論企業或產品的媒介，人們往往以品牌名稱指代產品。不管是品牌名稱還是品牌標志，顯現和視聽的結合促成了企業品牌的市場效果，消費者借此確認和選擇企業產品。2.競爭力強的企業品牌易被消費者優選?，F在的市場，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度越來越高。消費者以品牌論英雄、以品牌代滿足感。究其原因，根源在于企業品牌的競爭力強大。一方面，企業在生產、研發、科技、經營、銷售等環節中成本費用領先，產品處于領先地位或獨特性強；另一方面，企業品牌所營造的文化內涵、經營理念、企業精神、社會責任等價值觀，能夠引起消費者的共鳴、認同。

1西部大開發戰略

西部大開發戰略是黨中央、國務院按照"兩個大局"的戰略部署，在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取得相當成就的基礎上，為縮小東西部差距，實現均衡發展，對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布局所作的又一次重大戰略調整。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主戰場，是指西部的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10個省區市，另外一些中部省區尤其是與西部接壤的內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甚至廣西等省區也被納入到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整體框架內。

受區域自然條件，生態和水資源是限制西北地區發展的兩大"瓶頸"因子。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制約西部發展的關鍵不在于其自身"優勢"未能得到充分發揮，而在于其水資源貧乏、生態脆弱、基礎設施條件差、人口聚集程度低和體制轉變滯后等一系列區位劣勢未能得到有效克服，導致區域一方面不得不長期承受資源產品大量流出和加工制造產品凈流入的雙重利益損失，同時區域內部實際的經濟資本增值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通過自然資本的轉化而來的，如寧夏靈武市，據測算，1990－1997年經濟資本增加3.609億元，單純考慮經濟資本增加，GDP年均遞增12.5％，而同期自然資本減少1.424億元，而如果同時考慮自然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年均遞增率則降為4.5％[1]。

為此，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具體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加強生態環境建設，二是完善現有基礎設施建設，建立與水資源和生態環境本底條件相匹配的經濟結構體系。

生態環境建設內在涵義很寬泛，可以理解為一切旨在保護、恢復和改善生態環境的行為總稱，對于西北地區來說，生態環境建設的提出是針對目前由于各種人類活動（主要是水土資源的過渡開發）所引發的生態環境退化現象而言，其基本任務是限制或取消那些引起生態系統退化的各種人為干擾，充分利用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功能來實現生態環境系統的良性發展和循環[]。因此西北地區生態環境建設不能脫離固有的自然條件和規律（主要是生態系統的宏觀地帶性規律），盲目地去建設一個新的生態環境，而應根據西北地區不同尺度的生態環境差異性特點，因地制宜，宜林則林、宜灌則灌、宜草則草、宜荒則荒。另外根據西北地區生態環境系統的脆弱性，以及恢復重建的艱巨性，生態環境建設首先要防止對現有生態環境的繼續破壞，并盡可能地恢復重建已被破壞的自然生態環境；在經濟上，西北地區目前以基礎產業為主體，農業生產以自給為主，特色經濟規模不大，且大耗水的糧食作物所占比例過高，工業上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大部分屬于資源開發型且未形成較長的產業鏈，大量的初級能源原材料進入市場，主導功能不強，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帶動力不強[2]。因此西北地區應及時把握西部大開發戰略機遇，高起點地發展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礎設施，對傳統產業進行技術改造，調整產業結構尤其是種植結構，大力發展養殖業、高效特色農業和生物工程產業，有選擇地發展采礦業和相應的加工業，有重點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完善旅游業設施和拓展旅游業市場，從而建立起高效、節水和防污型的經濟結構體系。

2西北地區水資源及生態環境評價

西北地區深居內陸，干旱缺水，自然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絕大部分地區是沙漠、戈壁和高原，適宜人類聚居的谷地和綠洲很少，城市發展的空間布局受到很大限制。現狀以“四帶一環”為主要特征的城市基本格局是在有限分布的水資源條件（黃河及高山冰雪水源）的支撐下，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的。特別是經過近50年礦產開發、工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西北地區社會發展和城鎮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與全國其它多數地區仍存在明顯差距，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城鎮化質量不高，用水效率較低，供排水設施不協調，水環境呈惡化趨勢，防洪體系存在安全隱患。而且，西北地區內部的發展也明顯不平衡，城鄉差距拉大，這種狀況既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更不利于小康社會的全面建設。

預測與分析。

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北地區具有加快發展的內在要求，同時也將面臨人口、資源和環境的更大壓力。預測到2030年前后，西北地區（研究區范圍）的總人口將由2000年的9455萬人增加到1.3億人左右，整體上處于人口超載狀況。其中，城鎮人口將由2000年3000多萬人增加到6000多萬人，與此相對應，城鎮地區的需水量和污水排放量也將增加一倍多。也就是說，在未來30年內，城鎮化進程將加快，西北地區凈增加的人口數量、需水量和污水排放量將主要集中在城鎮地區，而農村地區的人口數量和需水量不會再有明顯增加，這是西北地區城鎮發展和用水需求的基本走向，體現了社會發展的進步要求。這種發展模式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水土資源的利用效率與使用效益，從而在宏觀上擴大生態環境的人口容量，緩解西北地區人與自然之間的尖銳矛盾，但同時也給城鎮發展及水務設施的規劃建設和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對策與建議。

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在西北地區的開發中，要進一步認識和重視城鎮化的作用和戰略地位，將加速推進城鎮化作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方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使其成為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新亮點。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要遵循客觀規律，順自然、依水源、靠全局、有重點、重質量，因地制宜地做好城鎮體系規劃、城市總體規劃和城市水系統規劃，防止規劃和建設中的盲目性，并處理好人口、產業、土地和水資源等“四個農轉非”的相互關系，消除不利于城鎮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要堅持“節流優先，治污為本，多渠道開源”的原則，建立水系統的良性循環機制，努力建設高效節水防污的城鎮體系。在城鎮的空間發展戰略上，應根據繼承發展、突出重點、強化軸線、分類指導的基本思路，通過優化區域規劃，整合優勢資源，加強鐵路、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增強現有城市帶之間的聯系，重點培育橫貫西北地區的歐亞大陸橋城市帶。這不僅有助于加強西北各省區之間的聯系，還有助于加強西北與中、東部及國際間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