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西北戰(zhàn)略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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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西北戰(zhàn)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戰(zhàn)前后特殊的歷史時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目前，大陸研究的文章，對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夠深入，尤其是抗戰(zhàn)前后他對西北戰(zhàn)略地位的認識，尚未見到專門文章，本文試對此做一粗淺探討。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及國民政府鑒于中國首都南京的危險境地，計劃在中國內陸地區(qū)尋求一個安全的后方根據地，初步認定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1934年視察西北時，又視西北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視察西北期間，更明確提出“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zhàn)略地位與抗戰(zhàn)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被迫宣布遷都洛陽辦公，其間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以西北為未來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問題。時任行政院長的宣稱：“今日我們在洛陽開會，是繼續(xù)五千年民族奮斗的精神，發(fā)揚我民族五千年來偉大的潛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長期的抵抗根據，打破自建立民國以來最嚴重最危急的當前的困難?！盵1](P1748)隨后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內中稱“……陪都之設定，在歷史地理及國家將來需要上，終以長安為宜，請定名為西京”[2](P4)，擬議退守西北并以之作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由于當時日本軍隊挑釁的主要地區(qū)是華東的上海，中國所受的最大威脅在東部沿海地區(qū)，所以國民黨中央和依據孫中山早年的構想及當時國內的實際情形，做出了一旦華東地區(qū)戰(zhàn)事擴大，政府將退守中原與西北的打算。此案通過不久，專門提議《切實進行長安陪都及洛陽行都之建設事宜案》，其中稱：“關于長安陪都者：為統(tǒng)一事權起見，將長安改為行政院直轄市，即兼負建設陪都之責任，其市區(qū)應根據陪都之計劃，劃定適當區(qū)域，市之經費，由國庫拔款。”[3](P7)可見他對陪都西安的規(guī)劃和建設十分關心，表明此時的確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首先必須開發(fā)和建設西北，為此，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以專門的組織力量對陪都西京的建設作了若干籌劃，對整個西北地區(qū)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全國經濟委員公還專門設立了西北辦事處，側重從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設。及國民政府做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為消減因不抵抗而激發(fā)的沸騰民怨，提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可轉移國人視線，表明政府抗日的決心；二是從國防戰(zhàn)略的角度看，自鴉片戰(zhàn)爭中國國門被打開后，東南沿海門戶洞開無險可守，而西北內陸地形復雜，列強染指的程度較輕，許多人便看好西北，以為它可成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另外從政治上看，當時西北地方軍閥尚能聽命中央，這是國民政府和確立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時人所言：“自鴉片戰(zhàn)爭以后，我國門戶洞開，毫無國防可言，數十年來徒在國際均勢下度其茍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國際均勢已被打破，此種茍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憑依，強鄰挾其軍事上種種優(yōu)越條件，隨時足以亡我，在此種環(huán)境之下，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故欲求救亡圖存，惟有積極開發(fā)西北，固其地勢，充實國防，于必要時東據崤函，西固邊圉，南連三蜀，北阻強俄，成封豕長蛇之勢，進可以控制天下規(guī)復失地，退則可以閉關自守為民族復興根據地，故今日中國之言國防，舍積極開發(fā)西北以外，固別無良好之出路也?！盵4](P68)這里所說的“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清楚地表明了東南沿海無險可守的事實。后來稱：“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時候，正是敵人的壓迫一天一天嚴重的時候，國家危急情狀，真是朝不保夕，隨時可亡；而當時國際情形，格外慘淡，既無道義信用可言，復無條約協(xié)定可恃；而敵人則如此蠻橫兇暴，我們的國勢又衰弱不堪。所以我們當時對于抗戰(zhàn)大計，實在很不容易決定，因為當時國家的重要建設，無論經濟、政治、交通、文化，統(tǒng)統(tǒng)都在沿江沿海一帶，而為我們國家之寶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點沒有準備，沒有開發(fā)。當時人心惶惶，都覺得抗戰(zhàn)沒有什么把握。自從二十四年江西軍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來視察，其后又到西北華北各省巡視。我將西南與西北情勢通盤考察，整個研究之后，得了一個大發(fā)現(xiàn)，覺得我們有西南西北這廣大的土地、民眾為根據，抗戰(zhàn)已有把握，所以抗戰(zhàn)的計劃，從此就能決定了。因此可以說，我上次到西北來視察的結果，就是決定了我國抗戰(zhàn)的大計?！盵5](P1629)的這段話表明，盡管九一八后國民政府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設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當局并未完全下決心大規(guī)模建設西北，因為當時所謂“剿共”大業(yè)尚未完成。1934年把紅軍趕出江西后，終于可以騰出手來考慮醞釀已久的后方根據地問題了。他帶著自己的顧問人員馬不停蹄地奔走于華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確立以西南為抗戰(zhàn)的政治經濟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慮：首先，1935春夏間，視察西南后，對這一地區(qū)有了新的認識；其次，追剿紅軍的過程中，國民政府中央勢力滲入西南，客觀上為策定以西南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據地提供了條件。但同時仍堅持西北為國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視察寧夏時，聲稱：“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寧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鎮(zhèn)，而且是國家的屏藩，這種重大的責任，如果專委諸政府及軍隊，是不可以的，應該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聯(lián)合起來保衛(wèi)；假使大家放棄了責任，不起來保衛(wèi)，一旦被外國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鎮(zhèn)，也失了國家的屏藩?！盵6]雖只提到了寧夏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過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他所隱含的其實是整個西北國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決定了西南為主要后方根據地之后，國民黨五全大會第三次會議依舊將《西北國防經濟建設案》作為重要問題來討論，該議案宣稱：“自東北事變以來，建設西北，已為全國一致之主張，但如何利用西北經濟資源，如何從事西北國防準備，似尚未有根本之具體計劃。茲就西北之可靠資源，與夫國防之實際需要，擬具西北國防經濟之建設草案。”[7](P40)西安事變后，仍堅持西北是國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兩次致書楊虎城：“須知陜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陜西以作國防之基礎。”[8](P111)“兄等應知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中央數年以來，確認西北尤其陜西為北方國防之根據。并于開發(fā)西北建設西北之事業(yè)，無不本國防之見地，按照計劃盡力進行，不獨國家資本對開發(fā)西北經濟、交通水利、鐵路等建設不遺余力，尤獎勵全國企業(yè)界大量投資，綜計三年以來，合政府人民之資力，總數當在一萬萬元以上，而隴海線之向西延展，及其聯(lián)絡各線之增筑，尤為國防上既定計劃，無論如何困難，斷不中止進行。財政困絀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圖之者，誠欲使后方交通與國防要地得有相當之規(guī)模，以為御侮復興之根據地。”[8](P133-134)抗戰(zhàn)前后，及國民政府曾決定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和御侮的國防重地，這在當時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國內由此興起了規(guī)模巨大的“開發(fā)西北”聲浪，也正是有了這一方針和國民政府的相關措施，至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內的開發(fā)活動才有了初步發(fā)展，從而為戰(zhàn)時西北后方根據地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強西北國防的作用?？箲?zhàn)前后，西北的國防地位的確相當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來中國抗戰(zhàn)的國際通道。非常清楚，若戰(zhàn)爭一起，中國海上交通很快就會中斷，而中國的抗戰(zhàn)若沒有外援是很難取勝的。所以僅從這點來看，西北的國防已是相當重要了，何況抗戰(zhàn)前日本人的勢力已滲透到綏遠，關東軍還派遣大批特務在西北各地四處活動，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在各民族當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以達到分裂西北、以華制華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陰謀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將不保，為此國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西北的國防戰(zhàn)略地位。

二、西北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據地的問題上，和國民政府最終決定以四川和西南為主，因為特別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產資源，這些方面西南的條件遠優(yōu)于西北，只不過初期西南的統(tǒng)一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只好暫定西北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但在如何復興民族的問題上，認為西北有得天獨厚的條件。1934年視察西北期間，的一系列演說，都表明了他將西北視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陜西宣稱：“大家都知道的陜西省，尤其是長安這個地方，是我們中國文化之發(fā)源地，亦可以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fā)祥地。自黃帝開國以后，從周代起，歷秦漢唐諸朝，都是以長安為中國的首都，而且在這個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無論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斷的發(fā)揚光大到極盛的地步，所以不僅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要認識這種民族歷史的光榮和偉大，而毅然以復興民族之大業(yè)，引為己任，就是從遠方來游的人，只要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懷古情深，油然感奮?？吹饺绱嗣篮玫慕剑蜌v代許多的遺跡，想起歷代祖先建設國家、發(fā)展民族的偉績，就可以曉得我們中華民族有最偉大的創(chuàng)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歷史，同時再想起現(xiàn)在我們國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勝今昔之感，你看我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偉大，我們的歷史，是何等的光榮，但是到了現(xiàn)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家已陷于危險存亡的境地，不僅不足于各國并駕齊驅而獨立生存于世界，并且連第三等的國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隨時有被滅亡的危險，這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們大家，都是黃帝以來歷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樣偉大的聰明智力，那樣偉大的精神氣魄，那樣偉大的事業(yè)，難道我們就沒有嗎？難道我們就不能繼承祖先光榮的歷史和偉大的事業(yè)嗎？”[9](P120)西北的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fā)祥地。早在遠古時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動于西北，周秦兩代更是發(fā)跡于渭水流域。歷史上周秦漢唐皆建都西北，關中曾長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特別是被稱為推動世界中古歷史發(fā)展主軸的絲綢之路由此橫穿而過，使這片廣袤神奇的黃土地，成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臺。西北的絲綢之路曾是中華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偉大創(chuàng)造力和燦爛文明的門戶，也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漸失去了往昔的風采。特別到15世紀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北目漸走向衰落。物質的西北雖日趨落后，但作為華夏文化之源，它卻沉積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靈魂、民族精神的寄托。歷史步入近代后，中國所面臨的強敵已不是傳統(tǒng)的游牧民族，而是金發(fā)碧眼的“西夷”，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局所引發(fā)的危機也較前更為強烈。面對西方的挑戰(zhàn)，中國人除從西方那里學習長技以抵抗西方外，還必然要從幾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華，強化對固有文化的認同和歸屬，以便使中華民族統(tǒng)合于共同的旗幟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來侵略，參與自強自救活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開始重新認識西北的歷史地位，尤其作為中華民族發(fā)源地的西北倍受關注。中國人自古即有強烈的祖先崇拜意識，中華兒女正是基于對遠古始祖的認同和歸屬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特別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祖先崇拜意識尤其能顯示偉大力量。

近代以來，面對列強侵略的不斷深入，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進一步增強，炎黃子孫的觀念成為激發(fā)各階層愛國熱情的重要力量。特別是抗戰(zhàn)前后祭奠人文初族黃帝陵的活動更是興盛一時，其中1937年國共兩黨一齊派代表同到陜西中部縣（今黃陵縣）祭祀黃陵更成為中華民族團結御侮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話。盡管祭文的用詞和內容不完全相同，但卻一致把發(fā)揚中華民族精神作為祭祀黃陵的主旨，某種程度上講就是要以此作為復興民族精神的源泉。正如時人所言：“現(xiàn)在我們每年到民族掃墓節(jié)，政府派了大員致祭黃帝陵和漢武靈寢即所以追慕祖先，鼓勵民族精神之意?！盵10](P36)認為西北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其側重點也正是從強調民族祖先和民族發(fā)源地入手的?？箲?zhàn)前后興起的“開發(fā)西北”思潮中許多人在論述開發(fā)西北的必要性或意義時，所強調的也是這一點。著名進步記者范長江在《中國的西北角》第三版序言中寫道：“從九一八以來，中國的上上下下，無不在苦悶中、在彷徨中。但他們堅定的相信：中國民族當前雖遭到空前的危機，但這危機并不就制定的死命，以它內在的力量，以它豪邁的氣魄，在不久的將來，它必能掙脫枷鎖，穩(wěn)健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這種信念，故他們雖苦悶彷徨，然而并沒有一個人失望，他們時時在尋求中華民族的出路，在這尋求的過程中，大家不約而同的把目光轉向了西北——漢民族發(fā)祥地的西北。”[11]要使發(fā)源于西北的民族精神得以發(fā)揚光大，只有“開發(fā)西北”、宣傳西北、振興西北才能激發(fā)出民族的自尊與驕傲，才能挽救整個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機。

三、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

1942年，再次到西北視察，這一次他明確宣稱“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他說：“這次視察的結果，和二十四年視察的感想當然不同，我覺得西北不但是我們抗戰(zhàn)的根據地，而且更是我們建國最重要的基礎?！盵5](P1629)所說的建國根據地，主要指的仍是國防重地和后方根據地，并不是國家的政治經濟中心。他說：“我們在西北的軍人同志，必須認清西北目前的形勢，與其在國際上的重要性，大家要一致努力來建設西北，鞏固西北，要使我們的三民主義的革命事業(yè)，能夠在這雄偉險要、廣大無邊的西北建立起深固的基礎，開拓出無限的前途。否則，如果西北的建設沒有根基，那么我們國家便很危險?！覀儸F(xiàn)在如果是真正有事業(yè)心，有遠大志向，就必須到荒僻邊遠的地方，開辟我們固有的疆土，來充實我們的國防，鞏固我們的國基。”[12]為此他提出保護森林渠塘，造林開渠，發(fā)展畜牧和開發(fā)驛運等西北各省的建設要務。提出“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的方針，首先是基于他的“一面抗戰(zhàn)，一面建國”、“抗戰(zhàn)必勝，建國必成”的理論。他說：“大家不要以為在抗戰(zhàn)期中不能建國，要知道，我們一貫的國策，就是要一面抗戰(zhàn)，一面建國，因此，我們一切建國事業(yè)，必須在抗戰(zhàn)期中努力完成，國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否則，如要等到抗戰(zhàn)結束以后，才來建國，那寶貴時機一經錯過，不僅國家要蒙受很大的損失，而且要重陷于危險的境地。各位可以知道，現(xiàn)在的西北，較之六年以前，各種建設的進步，真可說是一日千里，但是如果沒有這五年多的抗戰(zhàn)，我想西北各省的進展，決沒有今天這樣迅速。”[12]其次，1942年到西北視察時，歐戰(zhàn)和太平洋戰(zhàn)爭已相繼爆發(fā)，中國的抗戰(zhàn)正式成為國際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有機組成部分，此時認為中國抗戰(zhàn)將與歐戰(zhàn)同時結束。基于這種預測，為充實中國持久抗戰(zhàn)的力量，他明確提出了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的口號：“要知道，現(xiàn)在的戰(zhàn)爭，已不是中日兩國的戰(zhàn)爭，而是整個世界的戰(zhàn)爭；因為今日戰(zhàn)爭，不過是世界戰(zhàn)爭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戰(zhàn)爭之結束，亦不是中日兩國單獨可了，而是要隨世界戰(zhàn)爭之總解決，始能獲得真正的解決。因此，我們在這持久抗戰(zhàn)，抗戰(zhàn)勝利的基礎已經大定之時，就格外寶貴目前這個千載難得的時機，盡量利用，加倍努力，來促進各種建國事業(yè)的發(fā)展?！盵12]三是認為西北有豐富的自然和礦產資源，因此有著無限光明的前途。他說：“我們西北既有如此廣大肥美的土地，復有開采不盡的寶藏，不僅我們一生事做不完，就是我們后代子孫三五百年以后，仍將是做不完的。但是我們要求國家、民族能夠世世代代繼續(xù)生存下去，就必須趁此抗戰(zhàn)的時機，由我們這一代手里，來建立千年萬世永固不拔的基礎?！盵12]抗戰(zhàn)時期，有很多專家學者被迫轉移到后方，這在客觀上為他們走出書齋，了解調查中國西部提供了一個機會，因此當時興起了一股考察西北的熱潮。所有考察人員返回重慶后，特別宣傳的就是西北蘊藏如何豐富，開發(fā)前景如何光明等，在這種背景下，提出“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在如何開發(fā)西北的問題上，除提到造林開渠，發(fā)展畜牧，開發(fā)驛運外，還強調開發(fā)西北必須要樹立堅定的信念、勇氣和決心，他說：“現(xiàn)在一般同志，總是說西北交通不方便，工業(yè)不發(fā)達，所以一切事業(yè)不容易建立，抗戰(zhàn)以來，幾乎中外人士，大家都有這種感覺。其實這種話是應加以研究的，固然，自從我們的海口被敵人封鎖以后，一切重工業(yè)的機器，是無法進口了，但是大家要知道，我們國家的建設，是要依賴于真正革命的精神，并不是要全靠外來的機器。無論敵人怎樣來封鎖我們，我們只要能發(fā)揮革命的精神，盡可以完全用自己的力量，把國家建設好?！薄案魑辉谖鞅?，可以看到我們古代建國的歷史，自漢唐以迄前清左宗棠時代為止，其間每一個朝代的創(chuàng)業(yè)，何嘗有一次不是完全靠著自己的精神與決心，以努力完成的？”“而我們的古人運用他們的雙手與雙足，不避風雪，不辭勞瘁，亦能將廣漠無垠的疆土開發(fā)出來，建立歷史上不世的功業(yè)。我們現(xiàn)在要開發(fā)西北，建設中國，必須效法古人這種開疆辟土，艱難創(chuàng)業(yè)的精神，利用我們無盡藏的人力、物力，來發(fā)展我們的事業(yè)，就沒有不成功的”。[12]抗戰(zhàn)時期，中國各方面的物質條件都很落后，要把西北建設成國家重要的后方基地，的確需要堅定的信念和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精神，在這一點上提出用革命精神建設西北比較符合中國實情，有相對的合理性。但由于始終堅持限制人民，尤其限制進步思想，加之國統(tǒng)區(qū)吏治的腐敗，所以他所倡導的革命精神不可能在開發(fā)西北、建設西北中發(fā)揮實質性作用。與此同時我們知道開發(fā)建設西北是一個長期艱巨的事業(yè)，不可能一蹴而就，強調我們“一切建國事業(yè)，必須在抗戰(zhàn)期中努力完成”、“必須趁此抗戰(zhàn)的時機，由我們這一代手里，來建立千年萬世永固不拔的基礎”，顯然是一種急于求成、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不同時代，“開發(fā)西北”的內容也不盡相同。20世紀，無論是國防經濟還是社會經濟，若不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沒有周密的規(guī)劃和精心組織，缺乏基本的人力財力資源等諸多條件，而依舊以古老的傳統(tǒng)方式在極端貧窮的基礎上起步，那么即使有再革命的精神，最后也只能給人“雷聲大，雨點小”的印象。不過在的宣傳鼓動下，當時國統(tǒng)區(qū)的“開發(fā)西北”聲勢再次高漲了起來，時人稱：“自總裁于去年冬巡視西北歸來后，‘開發(fā)西北’、‘建設西北’等口號風起云涌，頗有雨后春筍之勢。”[13]尤其是回到重慶后聲稱“西南是抗戰(zhàn)的根據地”，“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這在當時引起了強烈反響。時人稱：“于是隨著這樣重視西北的號召，怎樣開發(fā)西北和怎樣建設西北的呼聲，又響遍了全國而吸住了每個關心西北問題的人們，因為抗戰(zhàn)建國到了今天，才正確地明確地決定抗戰(zhàn)中建國的根據地是在大后方的西北，這實在是一個有深長意義的抉擇和有極大力量的號召。”[14]

總之，在抗戰(zhàn)前后的民族危機關頭，立足于西北是民族發(fā)源地和國防重地的優(yōu)勢特點，抓住了復興民族和建設后方根據地這一關鍵問題，先后以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和建國的根據地相號召，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對確立后方根據地、發(fā)揚民族精神及支持長期抗戰(zhàn)產生了一定影響，同時對國內興起的開發(fā)西北思潮也起了促進作用，在當時有相對的進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