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域范文10篇

[摘要]國內對傳播視域下的翻譯雖然有了一些研究,但是仍處于初級階段。通過統計和分析國內基于傳播學視域下翻譯研究的歷年刊文和專著數量、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等,可以知道,目前翻譯傳播學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數量總體偏少、研究內容不夠全面,研究方法略微偏重于宏觀研究;還沒能建立完整的翻譯傳播學理論;傳播學理論對翻譯過程的指導作用研究還不夠具體。因此,需要更多的學者加入到傳播視域下的翻譯研究中去。

[關鍵詞]傳播學;翻譯;統計分析;綜述

一、引言

任何信息的交換和傳遞都是一種傳播行為,所以信息的溝通過程就是一個傳播過程,這種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徑在兩個互相獨立的系統間有目的所進行的信息傳遞活動就叫作傳播。把一種語言信息轉換成另一種相同意思表達的語言,這種轉換行為就叫翻譯。而在進行翻譯的時候,需要充分地理解源語言所表達的信息,再運用多種方法將理解到的信息轉換成另一種語言信息,并且可以采用這種新的語言將其準確地表達出來。實際上,翻譯是信息傳播的一種特殊的形式,這種傳播活動涉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語言系統,這是兩種文化之間的傳播活動。德國的威爾斯和美國的奈達都認為翻譯是信息傳播的一種特殊的形式,強調在翻譯研究中必須充分重視其傳播的性質,他們是從傳播學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的代表學者。國內相關研究的先驅者是呂俊教授和廖七一教授:呂俊教授于1997年首次提出了翻譯傳播學的理論,廖七一教授于同年從信息論角度對翻譯進行了深入研究。之后,翻譯的傳播學理論逐漸引起了國內學者們的關注。為了使研究者進一步了解國內傳播學視域下的翻譯研究發展情況,筆者對迄今為止11種外語類核心期刊上刊載的相關論文以及從超新圖書和其他購書網站上搜索到的相關專著為主要研究對象,對它們進行統計分析,完成了此次文獻綜述。希望對今后國內傳播學視域下的翻譯研究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獻計量法、理論分析法,以及比較研究法,選擇了11種外語類核心期刊文章作為研究對象。筆者通過分別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和維普中文期刊服務平臺選擇以上期刊后,分別在兩個數據庫中選取關鍵詞和主題詞“翻譯”與“傳播學”對每種期刊進行一一檢索,搜索出所有相關論文,將論文匯總后,采取逐一分析法,共得到相關論文10篇,形成了本文主要研究對象。同時,通過對超新數字圖書館和當當網購書網站的搜索,共檢索到兩部相關專著,一并作為本研究對象。筆者將這10篇論文和2部專著下載構成本研究的資料庫,然后再依據文獻發表(或者出版)的年份、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以及研究方法來進行整理統計和歸納分析。

一、引言

蕭乾在《關于外國文學》一文中提出：“搞翻譯要結合研究，不然就成了翻譯匠了。”［1］（p．461）何謂“翻譯匠”？楊苡認為是那些只把翻譯看作技術活，以為懂得外文就能搞翻譯的人。［2］（p．127）楊武能說，若不把文學翻譯當作藝術再創造，僅剩下技能和技巧的翻譯“充其量只可稱作一項技藝活動”，譯家也就變成譯匠，可以被機器取代了。［2］（p．166）陳原把外語學得很好，工作態度認真，卻不精通自己的母語，譯不出原作神韻的人也稱為翻譯匠。［2］（p．210）幾位前輩譯家對翻譯匠的闡釋雖來自不同角度，但都表明文學翻譯并非兩種語言間的機械的技術轉化；神韻的傳遞是文學翻譯的靈魂———翻譯匠恰恰丟失了這一點———無論是沒有領會原作的神韻，還是未能譯出原作的神韻。從這個意義上講，對翻譯工作者來說，文學研究之于文學翻譯如影相隨，相輔相成。本文擬從詮釋學角度論證文學研究之于文學翻譯的必要性，進而從翻譯的理解和表達兩個方面論述研究的具體內容和形式。

二、文學研究是文學翻譯的基礎：詮釋學視角

詮釋學作為一門聚焦理解和解釋的學科，在其發展過程中由于對文本特征和理解者特征的不同認識而形成了傳統的客觀詮釋學派和以哲學詮釋學、接受美學為代表的主觀詮釋學派。［3］他們就文本本意、作者本意以及理解者的理解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不同的思考。客觀派如施雷爾馬赫、狄爾泰強調對作者本意的回歸和再現；［4］赫施在認同這一理想的同時，也指出作者本意可以無限趨近，但無法對此達到確切理解。［5］主觀詮釋學派如伽達默爾認為文本的真實意義并不完全依賴于作者所表現的偶然性，文本的意義超越作者本意，具有不確定性，理解者可以而且必須比作者理解得更多些。［6］（p．382－383）從翻譯的角度來講，我們認同客觀派對文本本意和作者本意的尊重以及文本／作者本意確定論。伽達默爾所說的文本意義超越作者本意著眼于歷史，強調理解者在理解過程中的主體性地位，但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并非漫無邊際。哈貝馬斯說：“語言游戲的語法……既規定符號之間的結合方式，也規定著如何按照行動和表達對語言符號進行解釋。”［7］由符號組成的文本和譯者的責任決定了譯者參與意義生成過程中的有限作用。文本的意義不管在譯者的理解過程中發生了怎樣的折射，作者本意始終是譯者無法舍棄的一個藍本。從歷史性出發，伽達默爾認為由作者創作的文本帶有作者的“視域”，理解者在理解文本之前也帶有歷史所賦予的“前理解”，或稱“前見”，為理解者提供了特殊的“視域”。兩個視域之間存在著差距。由于前見是一個理解者無法也不必徹底拋棄的客觀存在，理解的過程就變成了理解者的視域同文本的視域———在本文中也即原作者的視域———相融合的過程。［6］（p．343－397）伍凌在伽氏“視域融合”理論的基礎上從理解個體的角度提出“視域疊合”的概念，更好地反映了理解者的前見同文本意義之間的對比關系。她把理解個體的前見具體為理解個體在理解前的知識儲備，指出好的翻譯必然需要譯者的前見同原作者的前見達到理想的疊合狀態。［7］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分析造成“前見”的具體因素。在艾柯詮釋學中，前見被具體為理解者的“種族文化背景、歷史背景、社會政治和個人經驗”等等。

我們認為，既然作者和理解者都是“一種具有歷史事件性和自身特殊性的存在”，［4］那么帶來前見的因素可被分成社會歷史背景因素和個體因素兩大方面。譯者的個體因素中有些很難通過后天努力而改變，比如譯者的脾氣稟賦和生活經歷：若同作者相近，于理解作品則事倍功半；若同作者相反，于理解作品則難上加難。為了避免陷入后者的尷尬境地，譯者在翻譯之前可以選擇同自己在性情和經歷方面具有相似性的作者。之后，譯者就面臨著修補自己和作者在其他方面的差距，即帶來前見的其他因素，包括種族文化背景、歷史文化背景和社會政治等大環境和個體的知識結構，如語言能力、教育背景、文學藝術修養和其他同文本內容相關的知識。文學研究是補充這些知識的有效途徑。種族文化背景、歷史背景和社會政治等因素相對于個人因素而言，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和地域范圍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生活在同一個時代或地區的人更有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的前見。如果譯者翻譯的是同時代同地域的作家作品，不論表達，至少在理解方面具備優勢。但是多數情況下，譯者不可能據此為界，因為翻譯的本質就是異質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轉換。譯者在翻譯外國作品和本國古典作品時不可避免地會遭遇社會歷史環境的差異，由此而生的譯者和文本作者的前見也必不同。如果譯者在這一方面的知識儲備不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肯定是不足的———理論上可以而且必須利用各種資源去彌補。同樣，個體的知識結構，如語言能力、教育背景、文學藝術修養方面也需要從文學研究中汲取養分，而且，這些方面同翻譯表達的關系更為密切。為了證明研究之于理解的促進作用，我們以譯者的語言能力為例進行進一步分析。伽達默爾給出兩種區分真假前見的途徑，其中之一是“凝目直接注意事情本身”，并注明“這在語文學家那里就是充滿意義的文本，而文本本身則又涉及事情。”［6］（p．345）面對“事情本身”，即“充滿意義的文本”，海德格爾描述的一般的理解過程是“誰想理解某個文本，誰總是在完成一種籌劃。一當某個最初的意義在文本中出現了，那么解釋者就為整個文本籌劃了某種意義……作出這樣一種預先的籌劃———這當然不斷地根據繼續進入意義而出現的東西被修改———就是對這里存在的東西的理解。”［6］（p．345）那么，譯者在閱讀文本前作出最初的預先籌劃后，是憑借什么一步一步地進行籌劃和修改籌劃的循環？是憑借他對于文本中借以描述某事物的語言，換言之，就是當時作者所使用的語言。如果作者使用的是譯者的本族語，那么譯者做出預先籌劃的前提就是“某個與我講同樣語言的人，是在我所熟悉的意義上使用語詞的。”［6］（p．346）如果該文本的作者所使用的語言對譯者來說是外語，那么譯者做出預先籌劃的前提就是“我們認為我們具有這種語言的正常知識，并且在我們理解某個文本中假定了這種正常用法。”［6］（p．346）如果譯者對語言的掌握，特別是外來語言的掌握同作者的差別過大，那么在理解過程中，譯者就無法保證做出預先籌劃的前提，沒有預先籌劃，修改籌劃也無從談起，理解就無法進行。所以，當譯者決定翻譯某位作家之前，如果沒有達到該作家對這種語言的應用程度，就必須通過后天的努力進行彌補，這是理解得以產生并繼續下去的前提。更進一步地說，倘若譯者不但對該外來語言運用自如，更能夠在研究中熟悉該作家的語言風格———因為譯者需要從文本使用的語言的角度去理解該文本，那么譯者“對本文感到不滿”，［6］（p．346）并不得不停下考慮用語差別的時候就會減少，即籌劃和修改籌劃的循環相應減少，譯者便更容易完成對該文本的理解。這一點當然也同樣適用于翻譯的表達步驟。

三、源語世界的文學研究：深刻理解原作

摘要:政府的權力、職能和規模受到憲政的規制。憲政視域下,政府建設應突出政府結構、角色定位和運行機制三個層面。宏觀上,構建精神要件、實體要件、程序要件“三位一體”的政府結構;中觀上,政府應扮演社會的服務者和合作者角色;微觀上,構建科學規范、運行有序、公平公正的政府運行機制

關鍵詞:憲政政府建設

憲政是國家依據一部充分體現現代文明的憲法進行治理,以實現一系列民主原則與制度為主要內容,以實行法治為基本保證,以充分實現最廣泛的人權為目的的一種政治制度。其中民主是憲政的基礎,法治是它的重要條件,人權保障則是憲政的目的。在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三權中,立法權具有人民性、抽象性和間接性,司法權具有程序性和被動性,行政權具有主動性和直接性。因此,作為行政學意義上的政府與憲政的關系也就成為焦點,它在許多重要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憲政的實現。憲政視域下,政府在權力、職能和規模上受到嚴格的憲法和法律約束、限制,政府建設只有在憲政的基礎和平臺上進行才能得到民眾的理解和認同,才具有合法性。

1憲政視域下的政府結構:精神、實體和程序要件“三位一體”

憲政視域下,價值要件,實體要件和程序要件三者互為存在條件,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構成一個政府的宏觀結構。

首先,精神要件是政府建設的基礎。精神要件是政府的價值基礎和導向,政府要牢固樹立以民為本的導向理念、公平公正的價值理念和法治理念。在憲政制度下,政府與人民之間是一種契約關系。政府是人民為了一定的目的而從基本人權中派生出的一種權力。政府的權力產生于人民的授權,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權力。而人民之所以設立政府并授予權力。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和實現公民權利,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平公正”是政府的觀念柱石和靈魂,政府應承認社會的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這些權利和機會不因為個人的出身、天賦、種族性別、財富等的差別而受到損害,不能被特權和權力所剝奪,也不能拿來于其他人的經濟利益交換。政府應奉行法治之上的理念,其一切行為活動都應限定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法治意味著政府除非實施眾所周知的規則以外不得對個人實施強制,所以它構成了對政府機構的一切力的限制,這當然也包括對立法機構的權力的限制。”[1]

摘要：畬族民歌是一種口頭文學，它產生于畬族人民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族的起源、生態環境、傳統習俗、社會教育等文化背景。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畬族民歌很少有人知道。本文對民間藝術視域下的畬族民歌進行了淺談，從而讓人更深入地了解畬族民歌。

關鍵詞：文化背景；畬族民歌；民間藝術

畬族民歌內容極其豐富，喜愛歌唱一直是畬族人的民俗。無論是在田間，還是茶余飯后的小憩，無論是談情說愛的浪漫中，還是婚喪喜慶時，畬族人民都會用唱歌來表達內心的喜怒哀樂、希望、愛恨情仇。這些表達地思想情感內容，都可以在現如今傳唱的歌曲中感受到。伴隨著時代的發展，畬族民歌發展面臨危機。

一、畬族民歌發展的文化背景

（一）民族的起源與圖騰。畬族以廣東潮州鳳凰山作為民族發祥地，據說畬族的祖先就葬在這里。正因為如此，也就成為了民族的起源，也是畬族人民的精神支柱。至于民族的圖騰，我們很容易在服飾、舞蹈、音樂等方面看到。例如：姑娘們的頭飾，是以鳳凰的花樣形式，結婚的時候，身穿鳳凰公主服飾，這些都是為了紀念祖先。（二）傳統習俗。畬族擁有豐富多彩的傳統習俗，從一出生百天的過關儀式到16歲成人禮，以及婚禮、葬禮、祭祀等儀式和逢年過節，都伴隨畬族民歌。例如：逢年過節的時候，大家除了紀念先祖外，大家聚在一起歌藝交流，培養感情。當然在畬族的婚俗中，民歌更是不能缺少的一部分，男方去迎親的路上唱《度親歌》，女方在路上唱《攔路歌》。（三）生態環境與生產勞動。畬族主要生活在浙江、江西、安徽等廣大山區，在這里氣候比較濕潤，生態環境比較不錯，可以種植水稻，同時這里生產茶葉以及名貴藥材。畬族人生活艱苦，非常勤勞，大多數人生活在半山腰。當然在畬族人民在勞動中也離不開民歌，好多民歌產生于辛苦勞作中，歌詞中飽含辛勤勞動的優良傳統。例如：在《做田歌》都深情地表達了畬族人民種田勞動地喜悅之情。（四）語言文化。畬族擁有自己民族的語言，民歌就是在民族語言的基礎上進行升華，是畬族人民智慧的彰顯。畬族民歌充分體現了民族音樂文化的完整性和多樣性。目前畬族民歌現存“小說歌”的手抄本就有130本。（五）社會教育。畬族的社會教育中包含很多，這里簡單說一下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是主導者，是孩子們學習生活勞動知識的傳授者。畬族民歌就是教育的最基本教材。孩子們主要是通過唱本，通過學習歌曲、練習歌曲、會歌的一系列過程來逐步習文識字。畬族民歌包括歷史傳說歌、生活歌、勞動歌等內容。例如：在《祖宗歌》講述了畬族的歷史。

二、民間藝術視域下的畬族民歌內容

本文作者：尹鳳桐劉遠趙瑋工作單位：山東大學法學院

目前,刑法改革已經在悄然醞釀。作為我國刑法規則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金融刑法,其改革方向和路徑受到較多關注。本文擬從金融刑法視域的實證分析和變革要求出發,對金融刑法改革問題進行探討。

一、國民經濟視域的金融刑法的基本表現

國民經濟視域的金融刑法所依托的金融體系往往是一種單一主體的金融體系,即國有金融機構占絕對主導地位的金融體系。這種市場態勢使得金融刑法在金融犯罪主體的立法上表現出片面性。片面性之一:我國金融刑法存在明顯的保護金融機構主義色彩。本來,金融刑法以規制金融犯罪為己任,而金融犯罪的主要危害在于破壞金融秩序,無論是金融機構的客戶還是金融機構自身及其從業人員,都可能出于追逐利益而實施破壞金融秩序的行為,這些行為完全可能達到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嚴重程度。作為金融秩序保護神的金融刑法,理應堅持保護金融秩序的根本宗旨,對任何達到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程度的犯罪行為都一視同仁地加以懲罰。但現實情況卻是,金融刑法只關心金融客戶因侵害金融機構利益而破壞金融秩序的犯罪,而對金融機構侵害金融客戶利益從而破壞金融秩序的嚴重違法行為卻不注意予以犯罪化立法。我們早在幾年前就指出了這一立法缺陷[1]。我們注意到,后來有的學者也提到這一問題。論者稱之為國家金融機構中心主義客體觀,也認為我國金融詐騙罪的立法傾向過于重視保護國家金融機構,而忽視了對金融機構詐騙客戶的懲治,這種刑法思維基于陳舊的銀行中心主義、銀行本位金融理論,而現代金融理論奉行的銀行、客戶雙中心主義,甚至是客戶本位主義要求金融刑法對金融交易雙方平等保護和平等規制,甚至是對金融客戶進行重點保護和對金融機構進行嚴格規制[2]。我們認為這一論述與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實際上,所謂中心主義已經是從較積極的方面看問題了,而保護金融機構主義可能更切中時弊。其一,金融犯罪侵犯目標的單向性。最為典型的是在對金融欺詐行為的立法中,只重視對金融客戶欺詐金融機構行為的規制,而對金融機構欺詐客戶的行為視而不見。以保險領域為例,保險詐騙罪僅規定懲治從保險公司詐騙保險金的行為,而沒有專門規定保險公司及其人詐騙保險客戶保險費的犯罪。從理論上看,保險機構及其當事人完全可能構成保險欺詐犯罪。例如在保險業務中隱瞞與保險合同有關的重要情況,誘騙客戶投保的行為;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故意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進行虛假理賠的行為等均屬于保險公司的欺詐行為。金融刑法過于放任金融機構的行為,不利于從根本上防止金融欺詐行為的發生;而且刑法對金融機構的過多保護,易使金融機構產生優越感,將犯罪原因一推了之[2]。其二,金融犯罪行為主體的片面性。這主要表現為對金融中介機構犯罪缺乏刑事規制。目前,金融中介機構已經成為中外金融犯罪的一個新的增長點。例如近年來,美國金融市場屢次爆發的假賬丑聞,都是由于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缺乏應有的獨立性結構,收受客戶的高額咨詢費用,疏于對客戶的財務狀況進行審慎的審查,或是由于中介機構與客戶相互勾結,幫助客戶偽造賬目所致。而在我國,根據一項統計表明:國家審計署對16家具有上市公司年度會計報表審計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的年度審計報告進行審查,發現有14家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了23份嚴重失實的審計報告,造成財產會計信息虛報71.43億元,共涉及41名注冊會計師。近年來,爆發的一些金融大案如銀廣夏、瓊民源、億安科技、鄭百文等也均是由于相關的會計師事務所惡意包裝、蓄意炒作所致[3]。而且較之金融機構的犯罪,中介機構犯罪有著更強的隱蔽性、誘導性和危害性。但是我國的金融刑法還未對這一新的主體給予足夠重視。例如在保險領域,對保險人、經紀人隱瞞保險事實,欺騙保險人和投保人、被保險人的行為;對非法從事保險或經紀業務的行為均缺乏刑法的規制;又如在證券領域,刑法第181條對誘騙投資者買賣證券、期貨合約罪的主體界定中,只規定了傳統的金融交易主體,而對證券登記結算機構、證券交易服務機構等中介機構沒有進行相應規定。片面性之二:我國金融刑法存在對國外金融機構及交易人員規制缺位現象。我國目前的金融刑法無法對外國金融機構及交易人員進行基本的規制,這已經成為我國刑法規制的一大盲點。雖然學界和金融界的學者專家一再呼吁,應該及時填補立法上的這一盲點,但是我們發現目前的立法還未對此引起足夠的關注,如正在審議的5刑法修正案(六)6雖然設置和修改了許多金融犯罪罪名,卻無一款涉及增設外國犯罪主體問題。在注重國民經濟發展的時代,國外金融機構及交易人員的金融活動無論是在范圍上還是在影響上都存在著很大的限制性,因而上述行為無法進入立法者的視野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國加入WTO五年中,可以看出,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的門檻將逐步降低,大量國外金融機構紛紛搶灘國內金融市場,在這種情形下,不再關注這一立法盲點,必將后患無窮。其一,在我國加入WTO的初期,許多金融市場的新型業務都是國外金融機構的強勢所在,同時也是新型金融犯罪的高發區,而我國司法機關由于欠缺相關經驗,往往對此一籌莫展,在有些利用遠程技術進行金融犯罪的領域,司法機關甚至對此無動于衷。長此以往,只會使上述立法盲點進一步擴大。其二,這一盲點的存在違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對國外金融機構金融行為缺乏必要的約束,無疑會進一步壓制原本在投資技巧和理念上就落后于國外的大多數國內金融機構的發展空間。在這種內外交困情形下,國內金融機構或是通過聯合、兼并、參股等形式,聯合國外機構共同進行違規操作,或是采用金蟬脫殼之計。如離岸公司,改頭換面為外國金融機構進行違規操作。而現行的金融刑法對這類換湯不換藥的國內主體犯罪無法同一般意義上的金融犯罪進行平等規制。其三,由于國際游資的大量存在和各國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使得資金在全球資本市場上跨越國界大量快速流動,這為國際金融犯罪活動提供了便利與可能。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國際金融犯罪往往更需要各國加強防范措施,加強合作,進行聯合規制,而我國立法的上述盲點導致我國無法對國際金融犯罪進行主動、直接、有效地規制,這無疑會影響我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乃至國際社會的地位和聲譽。

二、金融發展呼喚全球經濟視域的金融刑法

金融發展逐步深入的過程也是金融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過程。從國際環境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2世紀7年代初固定匯率制度瓦解為標志的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二是以全球性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建立為標志的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三是以全球性銀行業合并和兼并浪潮興起為標志的金融機構的全球化;四是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協調機構建立全球統一金融監管標準形成為標志的金融協調和監管的全球化;五是以牙買加體系成立為標志的貨幣體系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使得實質經濟在全球范圍內以最快的速度、最優化的資源配置與風險分散而發展成為可能[4]。金融全球化潮流的快速推進,同時也表明當代國際上金融力量對于打破國界、穿越國界的金融市場全球擴張產生了巨大的要求,顯示出處于先進和優勢地位的發達國家的金融勢力在新的市場激烈競爭中,對于國際化與全球化運作的迫切需要。從國內環境看,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也強烈沖擊著我國固有的封閉的金融體系,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以后,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根據我國與WTO組織簽訂的入世協議,我國已相繼對外開放了證券、保險市場,銀行市場,外資正在并將繼續以驚人的速度涌入中國市場。據有關資料統計,僅25年一年,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的外資,幾乎就是此前1年的總和。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金融市場中由裝點式的角色一躍升級為市場的真正參與者、競爭者。不僅僅是請進來,在外資銀行步履匆匆地踏入中國之際,國內銀行也暗自鋪開了海外布局。建行在香港成功上市,增加了國際投資者對建行的了解和信任,這也為建行海外業務發展帶來了新契機。近年來,建行海外業務盈利猛增。24年末,建行的境外機構資產達42.8億美元。25年上半年,其海外業務稅前利潤總額達1.58億元人民幣;24年,全年稅前利潤數據為4189.78萬美元(按當時匯率計,約3.5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59.8%。雖然國有商業銀行的老大中國工商銀行的海外機構發展較晚,然而其海外觸角卻伸展迅速。25年底,工行透露了其雄心勃勃的境外擴張戰略。在亞洲,工行將積極嘗試通過兼并重組、股權互換等方式擴大市場規模,并依托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結合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關系發展,特別是在1+1、1+3的合作框架下,進一步加大開拓東亞、東南亞市場的力度。據了解,目前工行的境外機構網絡布局已初具規模,境外資產持續增長,經營效益穩步提高,跨國經營戰略已顯成效。截至25年9月末,工行已擁有16家境外機構,其中分行8家、全資子銀行3家、控股公司2家、代表處3家,境外分支機構總數已達1家;境外機構資產總額已達到229億美元,占到工行全部外匯資產的32.8%。金融全球化是世界金融的一種運動過程,其不僅表現為在金融國際化的基礎上實現生產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而且還體現為金融活動規則及價值理念在全球范圍內逐步趨于統一或被要求趨于統一。金融刑法同樣如此。有學者指出,入世以后,外資證券經營機構逐步進入國內市場,將其價值體系和投資理念帶入國內證券市場,證券市場運行規則將發生全方位的新變化。例如代客理財、過橋貸款、融資融券等高風險的證券經紀業務都為我國目前法律所禁止。但是,在證券市場轉型前,由于對證券違規和犯罪更多是依靠行政命令式統一管理模式進行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證券市場中違規犯罪與刑事法律之間固有的矛盾,而在證券市場轉型過程中,證券市場內部結構產生失調,破壞了原有證券市場整體結構之間的平衡,使得原有各種市場矛盾逐漸開始暴露,加劇了證券市場秩序結構在某種程度上的動態失衡,加之市場調控的新規則尚處建立之中,就會出現一些證券市場控制的盲點,并在特定的環境下有可能引發證券市場危機[5]。在國內金融市場尚未完全開放的情況下,活動規則及價值理念不一致尚不會對金融發展構成實質性影響,但是在我國金融市場即將全面開放的背景下,上述的不一致所帶來的只會是金融市場的結構性混亂和金融失范行為的層出不窮、防不勝防,進而使國內金融市場逐步淪落為世界弱勢市場。所以,在國際強勢金融市場和國內弱勢金融市場進行的跨世紀對話中,立足于全球經濟的視野,立足于尋找和構建全球金融市場共同的法律語言和懲治金融犯罪的普遍性規則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京劇作為國粹，其產生于清代中葉年間著名的“花雅之爭”。元代的雜劇和南戲的早期之爭便是為地方戲樹立戲劇的楷模，自此隨著市民階層的進一步擴大，戲曲的發展日益蓬勃，出現的劇類繁多，每個地方有其地方代表戲劇。在明中葉盛行的主要是高雅的昆曲，在劇壇擁有壓倒性地位。在康熙至乾隆年間，各種地方戲開始蓬勃發展并大放異彩，贏得了地方居民的喜愛，開始能夠與昆曲爭長短。李斗《揚州畫舫錄》說：“雅部即昆山腔；花部為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但是地方戲有些地方較為低俗，難登大雅之堂，一直受到統治者的排擠，只是因為群眾喜好日益擴大與昆區爭奪群眾，最終在乾隆晚年期間爆發了著名的“花雅之爭”，隨后京劇便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傳播學是關于傳播的一種視角,通過匯集各種觀點和方法論來研究各種傳播活動。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一切傳播行為和傳播過程發生、發展的規律以及傳播與人和社會的關系的學問，即傳播學是研究人類如何運用符號進行社會信息交流的學科。它具有交叉性、邊緣性、綜合性等特點。回顧京劇成為主流劇種的過程，就是傳播學發展的歷程，而由蘇移主編的《中國京劇史（1790—1949）》（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年出版）更是能夠基于傳播視域的角度更好理解從1870—1949年間京劇的傳播與發展過程，同時從這本書出發，能夠對國粹有更為深刻的認知。而我們將基于這本書分析在京劇形成期間的傳播與發展，以及根據現有的經驗在進入新時代后如何看待京劇的傳播。

一、爭議中發展

一是政治得勝。乾隆年間地方戲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揚州兩大中心。尤其是北京，它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各地造詣較高的劇種爭先恐后在北京演出，“花部”的地方戲自然也從全國范圍內的周旋，轉為集中在北京與昆曲爭奇斗勝。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60歲壽辰時，“自西華中門至西直門外高梁橋，每數十步間一戲臺”，“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趙翼《檐曝雜記》這樣子記錄。這是花部傳播過程中極為顯著的一例。在封建王朝統治期間，貴族的崇尚會帶動平民的喜好趨勢，其中更為重要的一點是，“花部”取得了政治地位，封建皇權的喜好代表了官方的認可，如在十六七世紀的歐洲皇庭，封建貴族崇尚觀看古典主義戲劇，它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政治上代表了官方的推崇喜好。從此來看，“花部”得到皇太后的喜愛，自此邁出了政治地位上庇護的第一步。二是市場得勝。《中國京劇史（1790—1949）》中第一章中，花部陸續進京，與雅部進行較量。首先是技藝高超的弋陽腔與昆曲爭勝，弋陽腔在北京的分支京腔取得優勢，甚至壓倒昆曲，出現“六大名班，九門輪轉”的局面，受到統治者的青睞，進入宮廷，很快演化成御用聲腔，昆曲則失去剛健清新的特色，逐漸因雅化而衰落下去。乾隆四十四年（1779）秦腔表演藝術大師魏長生進京，與昆、京二腔爭勝，轟動京師，大有壓倒后者的勢頭，占取上風，以致“聞歌昆曲，輒哄然散去”（徐孝常《夢中緣傳奇序》）。清廷出面，屢貼告示，禁止演出，魏長生被迫離京南下。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弘歷皇帝八十大壽，高朗亭率徽班來京演出，以安慶花部，合京、秦二腔，組成三慶班，接著又有四喜班、春臺班、和春班，即著名的四大徽班進京，把二簧調帶入北京，與京、秦、昆合演，形成南腔北調匯集一城的奇特景觀。統治者想再以行政手段干涉和禁演，但花部已成氣候，無法阻止其在京城的發展壯大，最終取得了絕對優勢，雅部逐漸消歇。北京花、雅之爭，是花部劇種遍地開花、戰勝昆曲的一個縮影。在傳播視域下，要想擴大事件的影響力，可以通過對原有聲譽大或者地位高的人物或者劇種進行挑戰，能夠吸引群眾的眼球和目光。所以可以說，當時地位較低的“花部”對于政治地位高且影響力大的“雅部”的挑戰，打響并擴大了其知名度。

二、京劇的規范

在傳播學當中，如果要獲得持續不斷的關注，必須拿出高質量的作品，才能吸引觀眾取得良好的口碑，通過口耳相傳的效果能夠進一步擴大影響力，且這種影響力是更為深遠且持久的。在《中國京劇史（1790—1949）》中詳細闡述了京劇劇目的豐富與變革。僅初步統計，清代同、光、宣年間京劇舞臺所見劇目，就有七八百部之多。就劇本故事而言，以演《三國演義》《隋唐演義》和《水滸傳》故事的居多，其次為《東周列國志》《說岳全傳》《楊家將演義》《西游記》。取材于《彭公案》《施公案》的劇目為數也不少。歌頌人民反抗精神的《四進士》《打登州》《五人義》《打漁殺家》；有反抗民族侵略，宣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楊家將》《岳母刺字》《蘇武牧羊》《木蘭從軍》;有直接反映平民生活的小戲，如《打砂鍋》《小放牛》《絨花記》等，都是觀眾喜聞樂見、久演不衰的劇目。從這些劇本的風格樣式來看，既有詼諧幽默、情趣盎然的喜劇，也有寓意深刻、催人淚下的悲劇；既有正面描寫政治斗爭的文戲，也有表現古代戰爭的武戲;既有反映帝王將相宮廷斗爭的長劇，也有表現民間生活的短劇。總之，此時的京劇劇目，其題材之廣泛，內容之豐富，形式之多樣，均是以往時代的戲曲劇本所難以與之相比的。此時期，京劇演出劇目仍以來自徽、漢、梆、昆等的傳統劇目為主，但在演出中演員們根據舞臺表演的需要大多經過整理、加工，使之與京劇表演的結合更為緊密。本時期的代表人物譚鑫培主要演出的劇目，大多經過了他的加工整理。例如，《空城計》按過去老演法，在“觀圖”場有大段西皮三眼，使全劇顯得松散、拖沓。譚的演唱將此段刪去，而把大段演唱集中在城樓上。這樣，“觀圖”以后戲的節奏突然加緊，接著“三報”，戲劇沖突急劇激化，舞臺氣氛緊張熱烈；當諸葛亮在城樓上唱念表演時，內緊外松，唱腔舒展流利。前后對比，極富表現力地刻畫了孔明大智大勇的性格特征。全劇腔調的優美，韻味的醇厚，使得這出戲成為近百年來久演不衰的劇目。京劇優秀的劇目精湛的表演，使得其樹立了良好的口碑。同時京劇也完善其培養模式，使得京劇培養了一大批人才，這些人才成為京劇后續傳播的力量，其中就有梅蘭芳。

三、走向世界傳播的京劇

摘要：互聯網的出現及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發展，為“智慧消防”建設創造了良好條件，但在推進“智慧消防”建設過程中，存在一系列問題，本文提出針對性的建議，以促進“智慧消防”在互聯網領域下更好地發展。

關鍵詞：互聯網+；“智慧消防”；創新；產業鏈

一、“智慧消防”發展新機遇

（一）“智慧消防”建設需求

“智慧消防”是利用現代技術和信息通信技術，匯集各部門力量，通過資源共享、信息交互和數據交換，實現智能化消防。其主要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在消防領域實現單位自我管理、政府執法監督和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的有機融合，是信息技術和消防工作結合的科學“答卷”。

（二）“智慧城市”為“智慧消防”搭建平臺

一面碩大的玻璃嵌在墻上；十余只斑斕的熱帶魚浮游在玻璃背后，賞心悅目。許多人的心目中，"賞心悅目"就是熱帶魚飼養的意義--這還能有什么疑義？可是，不久之后，一個面積相當的電子屏幕代替了嵌在墻上的玻璃，屏幕之中顯現的熱帶魚、水草和一串串水泡均是電子影像；某種程度上，電子影像甚至比真實的熱帶魚還要生動。對于現今的數碼成像技術，這不過一個微不足道的游戲。這時，人們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如果僅僅企求賞心悅目，插上電源就夠了，一切繁瑣的事務均可以徹底免除。然而，如果電子影像不會生病或者突然死亡，也不會惹人憐愛或者傷心悲慟，這是否預示了另一個怪異的前景：電子影像是否正在篡改生命與生命之間的自然對話？自然是否正在迅速地退后甚至消失？如果生存于愈來愈密集的人工符號之中，人類的命運是什么？這些問題的壓力甚至會迫使人們重新想一想：熱帶魚的飼養是否還存在另外一些意義？

這是一個小小的例子。但是，這個例子喻示了一個重要事實的浮現：電子技術成為一系列新型大眾傳播媒介的催生婆，這些傳播媒介形成的沖擊波正在打開生活的種種傳統界限，重新書寫一批著名范疇的涵義，諸如自然與文化，虛構與現實，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科學與神話，生與死，遠與近，進步與落后，權力與民主，財富與貧窮，如此等等。一批傳統界限的消失產生了一系列亦真亦幻的恍惚之感。對于親眼目睹電子傳播媒介歷史演變的人說來，技術與自然之間的分界依然清晰可辯；可是，如果下一代人心目之中的電話機或者電視機如同窗外樹木一樣"自然"，與生俱來，那么，二者不都是他們所置身的"現實"嗎？

迄今為止，電子傳播媒介已經積累了一大批意味深長的問題：電影給人們的視覺開啟了什么？電影工業昭示了文化生產方式的哪些根本改變？城市人口每日耗費幾個小時的觀看電視節目？電視與教育、書籍以及兒童成長之間如何產生聯系？中等發達國家的電話普及率是多少？移動電話改變了哪些生活觀念？計算機聯網為金融活動帶來了什么？網絡精英是哪一代人的偶象？如何利用互聯網從事政治競選和商業信息？詳盡地搜集種種統計數據之后，人們驚訝地發現，電子傳播媒介已經進駐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并且形成一個巨大的網絡。這個網絡正在對社會的經濟、文化和行政組織產生深刻的改造。種種傳統儀式--例如，政治或者宗教聚會，師生授受的教育形式以及活躍在一個個村落的社戲--正在被電波、電纜、芯片和集成電路所摧毀。技術的力量正在清除這些文化儀式擁有的象征符號。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類身體的延伸；如果人類的身體因為媒介的配置而發生變異，如果人與機器的結合體正在形成某種新型的單元，那么，這種身體與機器組織的社會必將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種種變異。新技術的內化與文化的轉型同時發生。一些理論家甚至主張按照生物學的原則理解機械，某些機械正在跨越生命與非生命之間的界限。馬克·波斯特認為："人類對于身體的機器復制過程已經到達這一時刻：人類正在以電腦和一般意義上的電子媒介交流系統對人腦進行一點一點的復制。一種智能性的機械身體如今已成為工業、科技和大學圈內許多人士夢寐以求之物。"這時，機械、電子技術與主體建構之間復雜的聯系必須得到正視。（1）電子傳播媒介對于主體的形成是一個無可回避的問題。這個意義上，正面提出和闡述"電子文化"這個概念已經時機成熟。相對于印刷文化和紙張的社會，電子傳播媒介是否誕生了另一種文明？如果說，種種歷史湮久的遺址和古老的典籍還如此引人注目，那么，無論如何，人們沒有理由對于即將進入的另一種文明視若無睹。

在大多數人那里，電子傳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視為一種進步的標志。這不僅因為電影、廣播、電視或者互聯網相繼為大眾的日常現實制造了巨大的快樂；更為重要的是，新型傳播媒介的問世往往是與進一步的民主和開放聯系在一起的。歷史證明，媒介的壟斷時常導致符號的壟斷；反之，符號的解放必然吁求媒介的解放。相對于報紙，電視顯然提供了一個遠為廣泛的公共空間。不同的性別、年齡、文化階層都可能圍繞電視形成種種共同體。電視分別被視為稱職的安慰者、孤獨者的伴侶、新聞中心或者良師益友。盡管如此，許多人仍然抱怨電視是一種單向的發射。電視仍然壟斷了信息的收集、組織、編輯、詮釋和。因此，計算機互聯網的出現再度激動了人們。許多人看到，計算機互聯網正在將這些權力歸還大眾。互聯網是無中心、無權威的。互聯網不僅最大限度地敞開了門戶，而且，互聯網的特征是大眾與傳播媒介的互動。

所以，人們對于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隱蔽枷鎖不易察覺。人們往往忽略了，電子傳播媒介的強大功能之中存在強大的控制。的確，電視是一扇觀察世界的窗口，這扇窗口正在向人們展示無邊無際的經驗，人們仿佛從這個窗口躍入一個不同尋常的天地；然而，如果人們察覺到，如此之多的人面對的是同一扇窗口之中的相同景象，那么，人們就會意識到這個窗口隱藏的另一種威力。無論是呼吁、召喚、勸誡還是發號施令，電視的符號體系和傳播范圍都是無可匹敵的。如果說電視發射臺的部分權威來自機械的力量，那么，互聯網的無中心網絡結構--互聯網的進出路徑是分散的--同樣得到了強大的技術支持，網絡似乎是一個自由出入的空間。海關、邊防線、國界、遼闊的海域和崇山峻嶺--這些傳統的空間柵欄對于互聯網已經失效。民族國家賴以劃定的地理界限正在被漫不經心地跨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技術知識和語種突然顯示了比地理位置遠為重要的意義。沒有一定軟件知識和技術的人無法在網絡之中自如地馳騁，計算機程序的編寫者已經事先指定了人們所能馳騁的范圍；另一方面，英語是網絡空間的通行語種--不諳英語的人進入網絡之后常常空手而歸。換言之，只有受過良好教育和通曉英語的人才能更多地享有網絡所提供的種種優惠。人們無法想象，一個文盲可以利用網絡制造不凡的機遇。這個意義上，網絡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會條件為前提。這即是另一種新型的限制。因此，在我看來，必須在雙重視域之中考察電子傳播媒介的意義：電子傳播媒介的誕生既帶來了一種解放，又制造了一種控制；既預示了一種潛在的民主，又剝奪了某些自由；既展開了一個新的地平線，又限定了新的活動區域--雙重視域的意義在于，人們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當伯明翰學派的子弟，又扮演法蘭克福學派的傳人。也許，人們沒有必要急于確定一個結論，一個肯定或者否定電子傳播媒介的評價。人們需要的是分析和展開，從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現為一種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現為一種控制。許多時候，電子傳播媒介考察的雙重視域幾乎同時開啟。如同人們意識到的那樣，多數電子傳播媒介不是逐漸從民主轉向保守，從開放轉向封閉，或者將局部的微型解放納入總體性的權威體系；在我看來，二者之間基本不存在某種辯證的轉換。電子傳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幾乎是同時發生的，解放和控制均與電子傳播媒介的技術特征聯系在一起。電視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如果電視臺沒有如此強大的發射功率，電視又怎么能得到如此之多?壑詰撓蕩鰨苛硪環矯媯綣縭猶ㄔ誦械姆延貌皇僑绱酥擼愀嬪逃衷趺茨莧绱斯婺5匕課幕Γ枚ǖ縭詠諛康娜の叮踔臉淶蔽ㄒ壞牟鎂觶?BR>這提示人們充分地關注電子傳播媒介的性質。這時，人們迅速地想到了麥克盧漢的著名論點：媒介即信息。媒介傳播什么內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質所傳送的信息。機械的意義不在于機械本身，而在于機械如何為人類所使用。麥克盧漢在這個意義上反復地闡述了印刷術與電子傳播媒介的意義，例如，"電力時代生活中的新結構和新形貌，越來越多地與機械時代陳舊、線性和切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相沖突。"電子傳播媒介甚至改變了傳統的擴張式社會組織模式而產生了彼此糾纏和相互擁擠的內向性"爆炸"。（2）所以，技術程序的意義是決定性的，不同的傳播媒介將會改變既有的信息。鮑德里拉形象地闡釋了麥克盧漢的觀點："鐵路帶來的’信息’，并非它運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種世界觀、一種新的結合狀態，等等。電視帶來的’信息’，并非它傳送的畫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關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團傳統結構的改變。"（3）

雖然麥克盧漢的論點曾經遭受異議，但是，媒介的性質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人們至少必須意識到電子傳播媒介與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之間的關系。所以，J·希利斯·米勒在麥克盧漢論點之上進一步說："媒體的變化將改變信息。換個方式說，’媒體就是意識形態’。"J·希利斯·米勒認為，阿爾都塞所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了出版、無線電和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新的電傳技術現在生產出用以取代所有這些的新形式。這些新媒體--電影、電視、因特網--并不僅僅是以未被改變的形式傳播意識形態或真實內容的被改動的母體。它們構成它們所’輸送’的內容，并任意把那個’內容’改造成該媒體本身所強加的信息的表達。"（4）J·希利斯·米勒察覺到，電子傳播媒介不僅決定性地改變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而且大規模侵入政治生活、社區生活和社會生活。"對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抵制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霸權的各種手段、意識形態、大學、性別、種族和階級等所有那些問題都由于我的這樣一個信念而曲折地表達出來，即新傳媒技術是所有這些領域的決定性因素。"

【摘要】我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養老也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問題。在當前建設“積極老齡化”社會的背景下，政府應高度重視老年人的精神層面新需求、不斷擴展公共服務的內容、創新社會養老理念、更新傳統養老方式、促進社會和諧健康發展。

【關鍵詞】文化養老；養老觀念；公共文化服務建設

近年來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長，養老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人們往往注重給老人外在物質的滿足和享受，卻忽視了老人內在精神需求和文化訴求。我們應當看到養老出現的各種問題，多關注老人精神層面的需求，在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上為文化養老做出努力。

一、問題與現狀

隨著我國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早在十七大就確定了“老有所養”的國家戰略規劃，但是目前社會養老服務體系是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以滿足老年人養老服務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質量為目標，面向所有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復護理、精神慰藉、緊急救援和社會參與等設施、組織、人才和技術要素形成的網絡，以及配套的服務標準、運行機制和監管制度。而隨著社會的迅速發展，社區人口密度越來越大，在不斷加強社區養老工作同時，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文化需求將成為養老問題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即文化養老。目前，老年人的溫飽和社會保障方面基本得到滿足，但是由于子女多不在身邊，即便是同城生活也擺脫不了“孤寡現象”。個別社區開展了豐富多樣的老年文化活動，但是普及性不強，政府也積極開展文化進社區活動，但是涉及范圍不廣泛，老年人參與性有限，活動開展的常態性不足，從而引發老年人過多關注個人健康、私人財產問題，極其容易造成一些老年人的社會問題，對構建和諧社區，促進社會穩定和家庭問題產生了不同層面的隱患。

二、轉變養老觀念

摘要：本文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和翻譯的關系，闡述了文化翻譯理論的發展，提出譯者應在翻譯實踐中注重文化意識的培養。

關鍵詞：文化；翻譯；文化翻譯理論；文化意識

一、引言

作為文化傳遞的載體，翻譯活動在人類走過的幾個世紀中可謂影響深遠。I·A·理查茲曾于1953年提出，翻譯很可能是世界史上最為復雜的一種活動。翻譯是兩種語言溝通的橋梁，主要任務是在目的語(TargetText)中再現源語(OriginalText)的思想內容，也就是文化信息在傳遞中的解碼和重新編碼的活動，以達到跨文化的社會交際、傳遞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社會的特殊文化活動，“翻譯從來就不是在真空中產生的”。當今世界科技、經濟和信息網絡的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文化的多元一體化態勢漸趨明晰，翻譯的文化功用日益彰顯，語際翻譯必然是文化翻譯。翻譯研究需要“客觀地考察譯文在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動因，分析研究社會、歷史和文化因素對翻譯策略和方法的制約，以及譯著對接受文化產生的影響”。

二、文化的范疇

在我們試圖探討翻譯和文化這一主題之前，首先我們來定義一下文化這個概念。文化無疑是一個復雜的現象，它有著豐富的內容。文化人類學之父愛德華·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書中認為：“文化是一種復雜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人們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一切能力和習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文化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根據《辭海》的解釋，文化“從廣義來說，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它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結構。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每一社會都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薩莫瓦(Samovar)也認為，文化是-個民族知識、經驗、信仰、價值、態度、等級、宗教以及時空觀念的總合。文化具有一貫性、持久性，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風俗習慣、服飾禮儀、婚喪慶典、節日禁忌等等。據說文化影響已深埋于人的新大腦皮層之下，成為集體潛意識。我們從生到死，甚至死后的葬禮也擺脫不了文化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