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批評范文10篇

【論文摘要】生態文學批評是一種新生的跨學科、跨文化的文學批評理論。它的主要任務是重審人類文化，揭示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態批評認為，人類今天所面的生態危機歸咎于西方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本文概述了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兩種主要表現形式：基督教文化；科學技術以及生態批評所提出的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即，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向生態整體主義轉變。

【論文關鍵詞】生態文學批評；人類中心主義；基督教；科學技術

二十世紀后半期以來，人類面臨著空前的生態危機和生存危機。如果危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不遠的將來人類作為一個生物種群將有可能從地球上消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全新的文學批評理論：生態批評應運而生。生態批評的主要訴求是重審人類文化，揭示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態思想家沃斯特明確指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本身，而在于我們的文化系統。要度過這一危機，必須盡可能清楚地理解我們的文化對自然的影響。”生態批評以當代生態整體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從跨學科、跨文化的視角探討文學、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雄辯地揭示了生態危機本質上是人類文化的危機。反對簡單地將生態問題還原成經濟問題或技術問題。要從根源上解決生態危機，僅靠自然科學技術或經濟手段遠遠不夠，必須有人文社會科學的積極廣泛的參與和引導。要解決生態危機，必須走出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打破基于二元論、機械論的傳統學科的界限，從跨學科、跨文化的視角探尋解決生態危機的對策。

生態批評家們達成的一個共識是：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是根植于西方文明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因為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人類中心主義，所以要想徹底解決生態危機，必須多視角、深層次地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各種表現形式進行分析和批判。

一、基督教人類中心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以人為宇宙中心的觀點，它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是一切價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內在價值而只是工具價值。因此，人類實踐活動的出發點和目的只能是人的利益。人類中心主義將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關懷范圍之外。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整體主義和生命倫理相對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國的生態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環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起人徹麗爾·格羅費爾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學：生態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評術語，提出“把生態學以及和生態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詩學”(ecopoetics)、“環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位講授生態環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表生態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費爾蒂的統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環境文學的專刊。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羅德·費羅姆(HaroldFromm)發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協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作：新環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專題討論。同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作，推動傳統的和創新的研究環境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環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生態批評于20世紀70年代在英美初露端倪，從90年代至今發展迅速，在不少國家的文學研究領域產生了一定影響。我國是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生態文藝學”、“生態美學”等課題的研究的。1974年美國學者密克爾出版專著《生存的悲劇:文學的生態學研究》中提出“文學的生態學”(literaryecolo-gy)這一術語，主張批評應當探討文學對“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系”的揭示，要“細致并真誠地審視和發掘文學對人類行為和自然環境的影響”。1978年，魯克爾特在《衣阿華評論》當年冬季號上發表題為《文學與生態學:一次生態批評實驗》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態批評”一詞，明確提倡“將文學與生態學結合起來”，強調批評家“必須具有生態學視野”生態批評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大大提升了大批文學研究者的生態自覺，使曾被文學研究界忽視的“環境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生態批評的產生有著時代的必然。當前全球所面臨的環境危機有目共睹。文學應該直面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現狀。生態文學家有著強烈的自然責任感和社會使命感，把生態環境問題與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實踐緊密地聯系起來，把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命運攸關的社會問題在文學中表現出來。

一、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在文學作品中的體現———生態文學

1．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與文學。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天人合一”講的就是天與人、人與物，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國古代豐富的生態思想形成的基礎。《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莊子追求精神自由，認為人與天地自然的合一，是最高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境界。此外，中國古代的文人志士無不從不同的側面表現了“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歐陽修在他的《畫眉鳥》一詩中，以物詠志，自然呈現出來的生機和活力，回歸自然過無拘無束的生活。韓愈在《山石》中則反映了一種把自然當作家園和歸宿的情結:“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天人合一”的恩想表現出了一種生態倫理，體現了中國古人善待自然、保護生物資源的樸素的生態智慧。自然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棲身的家園，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是相互依存的，珍惜自然就是珍惜人類自己的明天。

2.西方文學中人與自然的和諧音。在西方，產生了支配人類意識和行為達數千年之久的人類中心主義。在這種思想基礎之上，人類以征服自然為榮，以統治自然為樂，這種征服與統治使人與自然的關系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人類將為此承受長期的生態危機和生存危機。然而，西方也有著綿延數千年的生態思想。西方最早的文學主要是神話、詩歌等口頭文學，是由群體創作群體傳承的，其原始性大都具有原生形態的天然特色，這類原始文學，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是生態文學。作為西方文學一個主要源頭的《圣經》，既包含了征服、統治自然的觀念，同時也有很多物種平等、生態平衡的生態思想。《創世紀》第13章記載，亞伯拉罕和羅德各自擁有大量的山羊和綿羊，而土地不能同時承受它們，因為他倆擁有的羊只太多，所以他們不能在一個地方一起生存。亞伯拉罕對羅德說:“讓我們分開吧，你如果往北我就往南，你要往南走我就到北邊。”《圣經》告訴我們，亞伯拉罕已經有了生態平衡的意識。對人類中心主義提出質疑，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樣的生態思想蘊含在西方生態文學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揭示和藝術表現中。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不以人類的利益和行為準則為價值判斷的尺度，含有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梭羅是浪漫主義時代最偉大的生態作家，被評論界認為是“綠色圣徒”。梭羅在《緬因森林》里，批評了只知道占有和利用自然的態度，呼吁人們詩意地對待自然。他說:“幾乎沒有過什么人來到森林里看松樹是怎么生活、生長、發芽的，怎樣將其常青的手臂伸向光明—看看它完美的成功。大部分人都只滿足于看到松樹變成寬大的板，運到市場上，并認為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在梭羅看來，人的發展絕不是物質財富越來越多地占有，而是精神生活得充實和豐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與自然越來越和諧的同時人與人之間也越來越和諧。

二、人與自然的不和諧關系在文學作品中體現———反生態文學

生態批評不僅要研究所有生態文學作家和作品、所有作品具有生態意義的部分，而且還必須對己有的反生態的作家和作品進行生態思想角度的重新審讀和重新評價。這有利于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重新鑄就一種生態文明時代的生態人文精神。人類征服和統治自然的思想根源是人類中心主義。柏拉圖的《泰阿泰德篇》記載了普羅塔戈拉的一句話:“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臘文學鼓勵人們以統治者的態度對待自然，是人類中心主義最深遠的思想根源。拉伯雷是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人文主義作家。他的長篇小說《巨人傳》以贊賞的口吻描寫了巨人卡岡都亞不可抑制的強烈欲望。卡岡都亞是格朗古杰國王的兒子，他生下來就會說話，要喝17000多頭母牛的奶，要用12000多尺布做一件衣服……小說大肆夸張巨人們的生理需要，肆無忌憚地大談特談飲食男女之大欲，所有這些都象征著人類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重渴求，以及對探索自然、開創未來的渴求。歷史地看，這部小說具有反抗禁欲主義和張揚人性的進步性;但如果從生態角度審視，則不難發現這部小說的巨大危害性。假如所有人都像巨人這般瘋狂地、毫無限制地滿足無盡的欲望，那么，生態系統總崩潰早就到來了。在中國，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文學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也經歷了由和諧、疏遠到對立這樣一個過程。從莊子的“與造物者游”到陶淵明的田園之游或李太白的酒酣“夢游”，文學反映出來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和諧的、親近的。元明清以降，城市的商品經濟開始活躍起來，與之相應的敘事文學形式如話本、小說、戲曲、鼓詞開始興盛起來，文學藝術的主體遂由田園逐漸轉向了市民生活。《金瓶梅》、《牡丹亭》、《紅樓夢》等代表了這一時期文學的最高成就。作品中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肯定是更加豐富了，但在無意間卻漸漸丟落了在古代文人和詩詞中占據絕對意義的“自然”。20世紀中期以后，中國剛剛擺脫戰爭的災難，整個中國大地處于百廢待興的狀態。然而，這時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發生了一個很大的偏差:他們把人類的進化程度與社會的發展程度等同于人與社會擺脫自然約束的程度。于是，整個社會在有意識地進行著改天換地的操作。這一時期的文學如《紅旗歌謠》突出地反映了這種人與自然不和諧的關系。

生態文學批評是文學研究和現代生態哲學思想的有機結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工業革命帶來的生態危機的回應。生態文學批評作為一種文化批評思潮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美國形成,然后又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出現。許多學者對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進行了界定,其中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發起人同時也是主要倡導者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認為,所謂生態文學批評就是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間關系的批評,這一定義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把生態文學批評界定為研究文學乃至整個文化與自然的關系的批評,揭示了這種批評的主要特征。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文學這種特殊的方式對人類文化進行重新審視,進而通過文化批評來探索人類在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模式等方面怎樣影響人對自然的行為,怎樣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人們已經認識到,需要深入研究人類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與此相關的人類生存方式。只有這樣,人類才能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人類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之間的不可分割的關系。人類研究文學除了要研究怎樣運用文學話語表達自然以外,還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考察那些能決定人類對待生態系統態度和行為的所有社會文化因素,并把這種考察研究與文學批評聯系起來。因此,生態文學批評就是要“歷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1]。

十多年來,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無論在學科化還是在體系化等方面均獲得了迅速的發展。1989年,美國西部文學研究會建議以“生態批評”來替代以前沿用的“自然寫作研究”;1992年,成立了美國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緊接著在第二年該研究學會又創刊《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六年后,美國現代語言學會吸納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為該組織會員。美國生態批評的發起人之一謝里爾?格洛特費爾蒂認為,生態文學批評在體系構建和批評實踐方面將會按照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用文學再現荒原即天然自然;第二階段通過研究重現長期以來被眾多文學工作者忽視的實體自然創作,廣泛深入地研究有生態傾向的文學作品;第三階段將會致力于研究通過文學語言對人類世界的重新建構,批判西方傳統文化將人類與自然割裂開來并主張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二元對立思維。不難看出,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堅持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和諧統一的基本原則,揭示了人類中心主義和二元對立思維給自然環境及生態系統帶來的危機。“生態”一詞在美國生態文學批評那里體現了更為鮮明的實踐價值,蘊涵了更為深厚的人文精神。這種努力將會培育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這種生態文化批判思潮將會變成一場將自然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進而對人類現代文明做出深刻反思的文化運動。

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工業革命與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在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性成就的同時,由于片面地把自然當作征服的對象,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一方面是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全球性的環境污染與生態危機,另一方面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開發利用不僅是寅吃卯糧甚至已經到了竭澤而漁的地步。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環境公害事件”層出不窮。西方國家首先步入工業化進程,最早享受到工業化帶來的繁榮,也最早品嘗到工業化帶來的苦果,美國作為西方發達國家更是首當其沖。這時人們開始對工業與科技革命帶來的生態危機進行反思,已經認識到,如果人類不改變自我中心的立場,繼續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資源,那么在創造了空前的物質繁榮和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的同時,也埋下了人類自我毀滅的禍種,由生態危機帶來的種種環境問題將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受到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美國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些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把生態問題引入文學研究領域,在文學研究中進行生態思考,嘗試一種融合生態視角的文學研究方法,而文學研究領域生態思考的發展結果是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誕生。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產生又有著一定的思想淵源,即當代西方環境倫理思想。這種環境倫理思想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肯定人類價值高于自然價值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另一部分是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并倡導人類與自然具有平等價值的非人類中心論思想。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發展了這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主要思想,與此同時,它又借鑒了西方現代生態學涉入社會科學的理路,發展為獨樹一幟的生態文學批評思潮。美國生態文學批評認為,自然界中每一個有生命的物體都有其內在價值,應當受到與人類同等的尊重;整個生物圈,包括人類、其他物種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人類不應當把自然環境看成是僅供人類享用的資源,相反,應把它看成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價值中心。因此,人類需要把善、同情等道德情感從人自身擴展到整個生態系統。

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發展到今天,已經深入到哲學層面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哲學思想。第一,通過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提出了生態主義的自然觀與只關心人類利益的人類中心主義恰好相反,這種生態主義的自然觀關心的是整個自然界的利益,因此它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和整體主義的。同時,它又與專注于環境退化的癥候,如污染、資源耗竭等等的環境保護主義不同,環境保護主義提出只要改善針對環境問題的管理方式,不需要改變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就能夠解決環境問題,但是生態主義自然觀則認為,這種觀點已經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深層矛盾,必須以徹底轉變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及其人與環境的關系為先決條件,因此在實踐上主張重建人類文明的秩序,使之成為自然整體中的一個有機部分。[3]多布森(AndrewDobson)在《綠色政治思想》一書中明確指出,生態主義首先是從根本上懷疑目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它不追求一個高增長、高消費乃至高科技的社會,而是期望一個以更多勞動、更少物品和為人類服務需要的“美好生活”為目標的后現代社會,這一點明顯有別于環境保護主義;其次,生態主義特別強調地球的有限性資源,在這個前提下來追問什么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是可能的;再次,在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上,生態主義所關心的是必須把人類活動限制在什么范圍內才不至于干擾乃至威脅自然界的生存和發展,而環境主義關心的只是人類對自然界活動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會威脅到人類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第二,通過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系進行探討,提出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說這種環境倫理說認為,諸如物種、生態系統等非人類存在物具有和人類一樣的道德地位,因此,人類對它們負有與人同等的責任和義務。一般而言,環境倫理說旨在系統地闡釋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系,它假設人類對自然界的行為能夠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規范約束著。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著名的環境倫理學家、美國教授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發表了《存在著一種生態倫理嗎?》的學術論文,首次從環境哲學的角度提出了生態倫理和環境倫理的概念,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環境倫理學》,該書認為,人必須從價值上擺正大自然的位置,在人與大自然之間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倫理情誼關系,人類才會從內心深處尊重和熱愛大自然;也只有在這種尊重和熱愛的基礎上,威脅著人類乃至地球自身的生存的環境危機和生態失調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倫理觀要求人類與自然建立一種良好的和諧關系,倡導人類熱愛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和維護生態平衡,主張人類要在維護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合理地開發自然,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規范在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范圍內。而破壞大自然與浪費自然資源,就等于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殺。人類需要秉承一種生態危機意識,才能擔負起保護地球、保衛家園的神圣職責。因此,環境倫理觀將道德關心的對象擴展到整個生命界與自然界,構筑了以“尊重自然”為終極道德意念的倫理學體系。第三,美國生態文學批評也意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生態智慧在美國有越來越多的生態思想和生態文化研究者認識到,發掘和引入古代東方生態智慧,很可能為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找到解決當代環境問題的思路。在這方面,中國古代的文化哲學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國哲學異于西方的最顯著的特征。以中國與西方比較,中國哲學之歸趨,人與天合;而西方哲學之歸趨,人與天分。中國哲學以人生觀察宇宙,使人與天合而為一。西方哲學,則道德哲學(精神哲學)與自然哲學,各有領域,分送發展,源遠而未益分。所以,從中國傳統文化哲學來看,天人合一論中所蘊含的人與自然不分彼此、融為一體的和諧共生思想與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對割裂人與自然、文化與自然的二元論的解構,存在內在的契合,富有極大的生態智慧。事實上,生態文學批評的這一發展傾向,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走向世界學術論壇的契機。在生態批評的世界論壇上,許多人正期待著中國學者的參與,期待著來自古代東方生態智慧故鄉的學者為綠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啟示性的精神資源。

總之,通過對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思潮的反思,需要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人與自然都是整個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共生共存的重要組成部分。人與自然不存在統治與被統治、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諧共處、共同促進的關系。為了人類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必須樹立起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觀,從根本上形成人與自然的“天人合一”。

作者：蔡仕謙酈偉單位：惠州學院

1995年，美國學者大衛•阿什德在《傳播生態學：控制的文化范式》一書中提出了“傳播生態”的概念，指出傳播生態“是信息技術、各種論壇、媒體以及信息渠道的結構、組織和可得性。”[1]“傳播生態”概念的建立改變了長期約束人們的機械思維方法，認識到傳播是一個由相互聯系的復雜網絡組成的有機整體。傳播生態系統是指在一定的空間與時間內傳播要素之間以及傳播要素與傳播環境之間通過信息流動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信息流動功能單位。傳播生態系統的功能主要通過信息流動來體現，信息流動是傳播生態系統的基本功能。傳播生態學是研究傳播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的科學。傳播生態學的建立使傳統的傳播學發生了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首先表現為傳播思維的轉變以及對基于機械理性思維的經典傳播模式的重構。傳播生態系學為我們研究建筑批評的傳播過程提供了一個框架。在建筑批評傳播生態系統中，建筑批評的信息發送者與接收者、信息與媒介等傳播基本要素以及傳播環境間在不斷地進行信息交換，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建筑批評的傳播過程及傳播效果是由傳播生態系統的結構所決定的。

一、傳播形式

傳播形式是對信息進行選擇、組織和展現的方式。它是影響傳播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的關鍵性因素。建筑批評信息的傳播主要有專業書籍、雜志、電視、網絡、建筑展覽會以及學術會議、建筑論壇、建筑教育等傳播形式，在一個傳播過程中可能存在多種傳播形式，它們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下面我們以魏森霍夫（Weissenhof）住宅建筑展與紐約現代建筑展為例，分析傳播形式對建筑表皮信息傳播過程的影響。1927年由德意志制造聯盟在德國斯圖加特主辦的魏森霍夫住宅建筑展是現代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個重要事件。展覽會由密斯•凡•德•羅擔任藝術指導并進行規劃，參加展覽會的設計師來自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與奧地利的頂尖建筑師，其中包括后來被稱為現代主義建筑大師的密斯•凡•德•羅、格羅皮烏斯和勒•柯布西耶等現代建筑大師。在魏森霍夫的一個小公園里聚集的16座住宅，充分展現了歐洲現代主義的一致性，推動了現代建筑的發展。[2]魏森霍夫住宅建筑展使歐洲新建筑聞名遐邇。脫離傳統、新穎獨特的建筑形象使親臨現場的參觀者們感受到了強烈的視覺的沖擊。由于參加魏森霍夫住宅建筑展的建筑師分別來自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與奧地利———這種泛歐洲作者的身份增強了國際性的印象，它似乎暗示了魏森霍夫住宅建筑展的“新建筑”超出了地方域性，具有了國際化的特征。來自美國的菲利浦•約翰遜（PhilipJohnson）在參觀者展覽會之后，敏銳地感覺到展覽會上展出的建筑將會成為世界建筑的發展趨勢。1932年，剛剛擔任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建筑與設計部主任的菲利浦•約翰遜與美國建筑史學家希契科克（HenryRussellHitchcock）組織了美國第一次現代建筑展覽，邀請了來自15個國家的40多位歐洲建筑師參展，通過攝影圖片和建筑模型將歐洲的現代主義建筑運動直接介紹到美國。希契科克與約翰遜特別為這次展覽出版了《國際主義風格：1922年以來的建筑》一書介紹參展的作品，認為這些歐洲建筑師的作品所呈現出的建筑形式具有相同的一致性，并以“國際主義風格”加以界定。該書出版以后廣為流傳，被認為是奠定“國際主義風格”理論基礎的第一部理論著作。[3]國際主義風格界定了當時歐洲國家中開始傳播的簡潔理性的建筑表現形式，使帶有社會改革熱情的歐洲現代建筑運動在美國演變成為了一種新的建筑風格。其建筑形象從此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傳播，直至20世紀50—60年代演變成為壟斷世界建筑面貌的主流建筑風格。紐約國際現代建筑展重構了現代建筑的歷史景觀，國際主義風格建筑用具有欺騙性的同質性———平面化的形式、自由平面和開放空間隱喻了對不同文化與氣候的普遍適應性。通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對歐洲現代主義建筑進行了重新闡釋和再包裝，使國際主義建筑風格在20世紀30年代為美國主流文化廣為接受。國際現代建筑展在美國巡回展出長達兩年的時間，成為了隨后數十年影響美國建筑發展方向的重要事件。可見，傳播形式（展覽會和書籍、雜志等）控制著建筑批評傳播的過程，影響建筑評論意義的產生、變化以及意義變化的時空變量。在傳播過程中，建筑批評信息被傳播形式選擇、組織和展現，建筑的特征被界定、歸納和定義，最終形成了明確的概念與意義———“國際主義風格”的概念并成為現代主義建筑的代名詞風靡世界。

二、媒介技術

由于傳播過程涉及建筑批評中意義的轉換、解釋、交流和分享，因而作為信息載體的媒介的作用不僅僅是傳遞信息，媒介技術在信息傳播的時空維度中對信息進行處理、塑造與表現并在不同的傳播環境中賦予信息特定的意義。所謂媒介技術包括能夠處理、復制、再現和傳送信息的各種技術，如攝影技術、印刷技術、網絡技術等。隨著媒介技術日新月異地發展，信息流動的時空范圍得到極大的拓展，同時，媒介技術對信息的塑造與表現能力也在不斷增強。對媒介技術在傳播過程的重要而復雜的作用，馬歇爾•麥克盧卻只用了一句格言描述：媒介即信息。他認為是系統性、強制性的媒介技術壓倒了語言和含意，文字已經過時，視覺的圖案印象主宰著思想，形式消滅了內容。[4]我們繼續通過魏森霍夫住宅建筑展進行分析。展覽中建筑的形象隨同建筑批評借助于建筑書籍和報刊向全世界傳播。在傳播的過程中，建筑的形象與建筑批評信息以攝影照片和文字為媒介進行傳播時，信息的內容及其意義發生了變化，而當信息的接受者———首先是建筑師和建筑評論家———根據這一信息再次作出詮釋時，信息的內容與意義再一次發生了變化。在當時的媒介技術條件下，關于魏森霍夫住宅建筑展的建筑批評信息在傳播過程中，黑白照片隱藏了展覽會上住宅建筑的豐富色彩：柯布西耶的雙聯住宅是藍色和綠色的，密斯的建筑是粉紅色的，布魯諾•陶特的建筑采用強烈的紅色和藍色，斯塔姆的住宅是鮮活的藍色，貝倫斯的是赭黃色。黑白照片使新建筑的簡單立方體風格由于色彩的缺席而被強化了，黑白照片導致了“白色建筑”的傳播———白色強化了建筑形象的視覺一致性。當希契科克與約翰遜關于“國際主義風格”的展覽和與之齊名的著作向美國和其他國家傳播現代主義建筑時，魏森霍夫住宅建筑虛假的視覺的一致性演變成為形式的教條，而風格上的特征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建筑批評將興趣的焦點集中于“國際主義風格”的純粹美學，在建筑評論家的推波助瀾下，國際主義建筑風格不可避免地走向追求純粹理念與形式、忽視地域特色與差異的極端。[5]顯然，媒介技術在這一傳播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建筑照片展現了建筑的象，在通過書籍和報刊進行傳播時，完成了對建筑和建筑批評信息的處理、塑造和表現過程，并創造出了新的意義。正如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所言，“攝影圖像的觀眾能同時接收到感知的和文化的信息”。建筑的攝影照片在向我們傳遞建筑形象的視覺信息的同時傳遞著建筑的文化意義，在媒介技術的支持下，照片成為了建筑批評意義的塑造者和傳釋者。

[論文關鍵詞]生態批評；理論基石；生態存在論審美觀；反思

[論文摘要]生態批評的提出和建構在最為根本的意義上是在當下人與自然關系語境下介入人的問題思考的一種理論努力。其理論基石是“生態中心”原則，這是一種生態存在論審美觀。它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標志著人們價值觀念的一種轉型，但也有可能造成美學中“人”的光彩的暗淡甚至是缺失。生態批評的學理基礎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一、生態批評的提出

生態批評是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一種文學批評理論。在70年代初出版的《生存的戲劇：文學生態學研究》一書中，美國學者約瑟夫·密克爾提出“文學生態學”(literaryecology)這一術語，主張應當探討文學所揭示的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系，要細致并真誠地審視和發掘文學對人類行為和自然環境的影響。1978年，威廉·魯克爾特在《愛荷華州評論》第9期上發表題為《文學與生態學：一次生態批評的試驗》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態批評”(ecocriticiam)這一概念，認為應該把生態以及和生態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此后。生態批評迅速發展，并引起了學術界廣泛關注。到90年代，生態批評逐步成為了文學批評理論中的顯學。

目前，學術界對生態批評概念的界定所廣泛采用的是美國文學與環境教授徹麗爾·格羅費爾蒂下的定義，“生態批評是研究文學與物理環境之間關系的學問，……按地球中心的方法人手來研究文學”。前者可以看作是對生態批評對象的界定，以文學和物理環境(自然)的關系為研究對象；后者則意在說明研究的方法，“以地球為中心來研究文學”可以理解為站在地球生態的立場上來研究文學，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創作更多的生態文學作品，喚起人們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意識，從而建構一種更為合理的生態理念。

生態批評產生于后現代語境之中，屬于后現代批評理論，受到解構主義思潮的影響，它挑戰、揭露、批判“邏各斯中心主義”，消解中心，顛覆傳統。生態批評攻擊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表現為“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是近代以來西方主流哲學文化價值觀，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以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為前提，主張人是自然的主宰、世界的中心，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自然是人類統治、駕馭的對象，自然界作為“他者”沒有任何“內在”價值。“人才是一切價值的主體，是一切價值的創造者和承擔者”。這是一種絕對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它將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極度拔高，過分強調人的主體性，嚴重扭曲了人與自然合理的生態存在關系。這種價值觀在人類生產力水平不高、人類的生活活動還不足以對自然構成巨大威脅的歷史時期曾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于是，近代文藝復興以來，出現了培根的“命令自然”、笛卡兒的“使自己成為自然的主人和統治者”以及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等等“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突出表述，這也表明了近代“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形成。

最近在好幾個場合聽到這樣的質疑：生態文學家或者生態批評家不夠重視藝術性。我想簡略答復一下：生態文學的前提是生態的——對待自然、表現自然和表現人類時的思想觀念是生態的，而非人類中心主義或者環境主義的。沒有這個前提，再藝術、再有詩味的詩也不是生態詩；在有了這個前提之后，我們希望詩人更注重藝術性。但是，除了傳統的藝術性之外，我們特別希望生態作家能創造出生態文學獨具的藝術性。

生態批評之所以對文學性、內在研究說得不多，并非研究者不想說，而是很難說。嚴格意義上的生態批評所要研究的文學性是生態的文學性，而非人類中心主義文學傳統的文學性，否則就不是具有特色的研究和批評了，如果生態批評大談特談結構、韻律、意象、想象、象征、情感等其他任何傳統的批評都能做也都做過的研究，那還叫生態的批評嗎？同理，如果生態文學的藝術性是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文學或現代的環境文學都具有的藝術性，那么它在審美藝術方面還有“生態的”特色嗎？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存在、能否找到、能否論證生態文學所獨具的、與傳統的描寫自然環境和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學截然不同的審美和藝術特征。如果對于生態文學作品的美學分析和藝術分析，與對非生態文學、對環境文學的同類分析基本一樣，那么這樣的美學藝術研究就失去了生態批評的特色。與其沒有特色，還不如不予突出強調。其實，不僅僅是生態批評，當代的許多批評流派，比如女性主義批評、后殖民批評等，都遇到過這個難題。這個難題堪稱世界性難題，我們期待著美學家和藝術理論家能夠早日構建出獨具一格的生態的美學體系和藝術論體系，在那個時候，生態文學的內部研究或者說文學性研究才有了理論基礎。

在認識到美學和藝術角度的生態文學研究之困難性之后，有必要強調：即使生態批評僅僅是思想文化批評，即便生態批評僅僅是通過對文學與自然、人與自然關系的審視，來揭示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它作為一種批評方法或者批評流派也完全能夠成立。從整體上看，文學批評當然不能僅僅是思想心態、文化社會視閾的批評，必須包括審美的藝術的批評；但就一個批評流派、一種批評方法來說，將批評的視野限定在特定的范圍之內，不僅是可以的，而且甚至是必須的。不應該以批評視閾的局限性為由苛求任何批評家、批評流派或者批評方法，而應當把評價的重點放在這類有限度的批評所達到的深度、高度和創新程度上。是否具有審美和藝術批評特色，不是判斷一種特定批評能否成立的必需標準；否則，精神分析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后殖民批評等許多對整個文學批評做出重要貢獻的批評流派都將被排斥在批評之外了。至于生態文學，我同意，在生態的前提之前，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更為首先的，是文學。

無論有多么明確、多么深刻的思想，但寫出來的不是文學作品，那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歸屬；正如生態批評一定也要是批評，是具有嚴格學理規范的學術研究，如果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都算不上，那還何談生態批評。在生態美學、生態文學理論體系尚未建立之前，生態文學創作可能只好暫且借鑒一般的人類中心主義文學的審美藝術性，但那沒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也沒有什么好研究的，因為它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獨創性。同時還要特別提防：不少傳統的藝術表現或者藝術性，是與生態文學的核心訴求相矛盾的，比如：自然人化（包括顯性的擬人和隱性的移情），自然客體化，自然工具化等，在作家特別是詩人運用意象、象征時，非常容易落入人類中心主義審美的窠臼，從而使得作品的生態性大為受傷，甚至使作品不再是生態文學作品了。值得作家們高度警惕的是：贊美自然、抨擊征服自然并不一定就是生態的文學，人類中心主義的文學和環境文學也可以這樣寫，而且早就這樣寫了，從古希臘就有了。客觀地說，不少自命為生態作家的作者，并沒有完全搞清楚生態文學與傳統的自然文學、與環境文學的區別，對生態文學的使命也不是很明確。在一些人看來，只要謳歌自然，只要批判破壞自然的行徑，只要倡導環境保護，就是生態作品了。生態詩歌乃至整個生態文學要健康發展，其前提條件之一就是明確何為生態詩和生態詩何為。我希望所有愿意自稱為生態文學作家或者生態批評家的人，都能夠首先明確生態的與非生態的、生態的與環境的這兩者之間的不同——思想理論上的不同和審美藝術上的不同，那樣才能真正是名符其實的。

生態作品最核心的、使之與其他描寫自然的作品相區別的獨特屬性——不是以人類為中心而是以生態整體為終極價值標準，不是人與自然物的主客二元論關系而是兩者之間的主體間性關系。如果仍然把人（包括作者自己）當作中心，把自然視為人類不可或缺的、必須愛護的環境條件，把自然物僅僅當作給人帶來審美愉悅的對象，當作表現人類自我力量的客觀對應物；那么，無論作者對自然傾注了多么強烈的感情，也無論作品多么感人、多么獨特地表現了自然的美，這樣的作品仍然算不上生態作品。至于生態批評，我想可以首先集中力量于生態思想方面的研究，同時盡可能對生態審美和生態的藝術變現做一些探索。

當歷史進入21世紀，隨著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和實踐，和諧社會的建設和推進，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發展相當活躍、收獲頗豐。科學發展觀與和諧文化建設、唯物史觀與當前文藝創作、文化研究、生態文藝批評、網絡文學及其理論發展、關于底層文學的理論探討都是近5年來提出并取得很大進展的一些文藝理論問題。現就一些比較重要的文藝理論問題做一疏理，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編者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全球生產力空前提高和社會經濟總量迅猛增長，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狀況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類在改造自然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遇到了諸如人口失控、環境污染、糧食短缺、能源枯竭等嚴重的生態危機。人們不無遺憾地深切感到，物質財富的創造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幾乎是同源、同步地降臨到人間，人們往往尚未來得及享受和品味現代化的成果，就頻頻陷于惡劣環境的困擾與折磨之中。更為嚴峻的是，當今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不僅表現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失衡，而且也擴展為新的社會危機、文化危機和精神危機。如何開辟一條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已經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關切。以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出發，在21世紀之初就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發展理念，為我們在新世紀新階段破解發展難題，創新發展思路，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開拓了廣闊視野。就此而言，我國方興未艾的生態文藝批評的出場可謂適逢其時，它是“人類減輕和防止生態災難的迫切需要在文學領域的必然表現”。

然則，中國生態文藝批評的現狀如何呢？它在發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也需要我們在科學發展觀的視域下予以認真總結。

在我看來，中國21世紀生態文藝批評，經過了一段短暫時間的“西天取經”之后，目前正處在良好的文藝生態過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創作與批評共展的良好生態文藝場域。我們知道，文藝批評固然具有超前引導文藝創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礎仍然有賴于文藝創作本身的發展，缺乏豐富文藝作品支撐的文藝批評只能是胡說八道。從這一點來看，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始終是與生態文藝創作齊頭并進的，已經初步生成了創作和批評共展的良好生態文藝場域。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生態文藝創作異常活躍，涌現了包括姜戎、陳應松、葉廣芩、胡發云、哲夫、郭雪波、阿來、李青松、陳桂棣、徐剛、莫言、賈平凹、張煒、李松濤等著名作家在內的一支實力雄厚、生態意識明顯的創作隊伍，也奉獻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態文藝作品，其中像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圖騰》（2004）和阿來《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與此同時，生態文藝批評也呈現出異常繁榮的發展態勢，生態批評隊伍日趨壯大，生態批評研究日趨深入。在魯樞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經之、王先霈、王寧等知名學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諾、趙白生、宋麗麗、劉蓓、彭松喬、蓋光、陳劍瀾、韋清琦等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人積極參與下，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正在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其中像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2000）、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2000）、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2003）等論著，從某種意義來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與東方互動的良好生態批評研究平臺。毋庸諱言，中國生態文藝批評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態批評的啟發而產生的。所以，以介紹西方生態批評為己任的“譯介式”生態批評無可爭辯地獲得了話語優先權，像王諾的《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朱新福的《美國生態文學批評述略》、梁坤的《當代俄語生態哲學與生態文學中的末世論傾向》、劉蓓的《生態批評研究考評》等論文，宋麗麗直接與西方生態批評家對話的文章，特別是王諾的西方生態批評專著《歐美生態文學》（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態批評研究成果。不僅如此，從事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還特別注重對西方生態文藝創作和生態文藝批評的推介，如《世界文學》2003年第3期，有一輯就是“美國生態文學小輯”；清華大學出版的《新文學史》叢刊就設有“生態批評”專欄，選載英美生態批評譯文。這些有關西方生態批評的研究和介紹，為中國21世紀生態批評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系。而中國本土生態批評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從最近幾年的生態批評研究來看，以中國本土具有生態意蘊的文學文本和理論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的文章與著作正呈現逐年遞增的態勢，并且研究隊伍越來越壯大，越來越趨向年輕化。這其中既有錢中文、陸貴山、童慶炳、李衍柱等學術前輩的有意介入和推動，也有陳炎、王德勝、張皓、黃秉生、彭松喬等學人的著意建構，還有一批更年輕的研究生的積極參與，目前已經取得了一批較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張皓主編的國內第一套文藝生態探索叢書（2002）、彭松喬最近推出的《生態視野與民族情懷——生態美理論及生態批評論稿》（2006）以及以黃秉生教授為學術帶頭人的廣西民族大學文藝學學科對民族生態美學與民族生態文學批評的研究尤為值得關注。無論是側重于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還是側重于中國本土生態批評建構的學者，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長補短，這無疑為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發展搭建了西方與東方互動的良好生態批評研究平臺。

其三，它創設了主流與邊緣共生的良好生態批評話語空間。在生態文藝批評的首倡者魯樞元、曾繁仁等學者的引導與規范下，中國21世紀生態文藝批評的話語形態真正體現了多元共生的生態精神。有人曾經在《文藝報》上撰文專門論述生態文藝批評的多元話語形態，將之概括為“宏闊的、開拓建設的生態批評觀”，“激進的、生態主義的文學批評觀”，“溫和的、以人為本的生態批評觀”，“低調的、要求學理化的生態批評觀”，“寬容的、主張多元化的生態批評觀”等五種基本形態。雖然這種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國生態文藝批評實際，但是說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已經創設了主流與邊緣共生的良好生態批評話語空間則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態批評聲音十分強勁，同時邊緣的生態批評聲音也頗具特色。正因為如此，每一次生態文藝批評會議的召開總是予人以和諧、進步的積極效應。以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東青島舉辦的“人與自然：當代生態文明視野中的美學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例，會議吸引了國內外180多位學者與會，收到了100多篇學術論文，并分為“中國當下的生態文學與生態美學研究態勢”、“西方的生態批評與環境美學”、“東方生態智慧和生態文化”、“生態倫理與生態美學”四個論題展開研討。盡管研討會上大家的觀點有很大不同，有時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但由于主辦者及在場學術前輩秉持多元話語共生的學術胸懷，會議開得十分圓滿，達到了團結廣大學人，推進生態文藝批評研究和生態美學研究的預期目的。

當歷史進入21世紀，隨著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和實踐，和諧社會的建設和推進，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發展相當活躍、收獲頗豐。科學發展觀與和諧文化建設、唯物史觀與當前文藝創作、文化研究、生態文藝批評、網絡文學及其理論發展、關于底層文學的理論探討都是近5年來提出并取得很大進展的一些文藝理論問題。現就一些比較重要的文藝理論問題做一疏理，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編者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全球生產力空前提高和社會經濟總量迅猛增長，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狀況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類在改造自然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遇到了諸如人口失控、環境污染、糧食短缺、能源枯竭等嚴重的生態危機。人們不無遺憾地深切感到，物質財富的創造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幾乎是同源、同步地降臨到人間，人們往往尚未來得及享受和品味現代化的成果，就頻頻陷于惡劣環境的困擾與折磨之中。更為嚴峻的是，當今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不僅表現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失衡，而且也擴展為新的社會危機、文化危機和精神危機。如何開辟一條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已經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關切。以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出發，在21世紀之初就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發展理念，為我們在新世紀新階段破解發展難題，創新發展思路，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開拓了廣闊視野。就此而言，我國方興未艾的生態文藝批評的出場可謂適逢其時，它是“人類減輕和防止生態災難的迫切需要在文學領域的必然表現”。

然則，中國生態文藝批評的現狀如何呢？它在發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也需要我們在科學發展觀的視域下予以認真總結。

在我看來，中國21世紀生態文藝批評，經過了一段短暫時間的“西天取經”之后，目前正處在良好的文藝生態過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創作與批評共展的良好生態文藝場域。我們知道，文藝批評固然具有超前引導文藝創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礎仍然有賴于文藝創作本身的發展，缺乏豐富文藝作品支撐的文藝批評只能是胡說八道。從這一點來看，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始終是與生態文藝創作齊頭并進的，已經初步生成了創作和批評共展的良好生態文藝場域。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生態文藝創作異常活躍，涌現了包括姜戎、陳應松、葉廣芩、胡發云、哲夫、郭雪波、阿來、李青松、陳桂棣、徐剛、莫言、賈平凹、張煒、李松濤等著名作家在內的一支實力雄厚、生態意識明顯的創作隊伍，也奉獻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態文藝作品，其中像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圖騰》（2004）和阿來《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與此同時，生態文藝批評也呈現出異常繁榮的發展態勢，生態批評隊伍日趨壯大，生態批評研究日趨深入。在魯樞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經之、王先霈、王寧等知名學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諾、趙白生、宋麗麗、劉蓓、彭松喬、蓋光、陳劍瀾、韋清琦等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人積極參與下，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正在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其中像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2000）、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2000）、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2003）等論著，從某種意義來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與東方互動的良好生態批評研究平臺。毋庸諱言，中國生態文藝批評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態批評的啟發而產生的。所以，以介紹西方生態批評為己任的“譯介式”生態批評無可爭辯地獲得了話語優先權，像王諾的《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朱新福的《美國生態文學批評述略》、梁坤的《當代俄語生態哲學與生態文學中的末世論傾向》、劉蓓的《生態批評研究考評》等論文，宋麗麗直接與西方生態批評家對話的文章，特別是王諾的西方生態批評專著《歐美生態文學》（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態批評研究成果。不僅如此，從事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還特別注重對西方生態文藝創作和生態文藝批評的推介，如《世界文學》2003年第3期，有一輯就是“美國生態文學小輯”；清華大學出版的《新文學史》叢刊就設有“生態批評”專欄，選載英美生態批評譯文。這些有關西方生態批評的研究和介紹，為中國21世紀生態批評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系。而中國本土生態批評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從最近幾年的生態批評研究來看，以中國本土具有生態意蘊的文學文本和理論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的文章與著作正呈現逐年遞增的態勢，并且研究隊伍越來越壯大，越來越趨向年輕化。這其中既有錢中文、陸貴山、童慶炳、李衍柱等學術前輩的有意介入和推動，也有陳炎、王德勝、張皓、黃秉生、彭松喬等學人的著意建構，還有一批更年輕的研究生的積極參與，目前已經取得了一批較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張皓主編的國內第一套文藝生態探索叢書（2002）、彭松喬最近推出的《生態視野與民族情懷——生態美理論及生態批評論稿》（2006）以及以黃秉生教授為學術帶頭人的廣西民族大學文藝學學科對民族生態美學與民族生態文學批評的研究尤為值得關注。無論是側重于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還是側重于中國本土生態批評建構的學者，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長補短，這無疑為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發展搭建了西方與東方互動的良好生態批評研究平臺。

其三，它創設了主流與邊緣共生的良好生態批評話語空間。在生態文藝批評的首倡者魯樞元、曾繁仁等學者的引導與規范下，中國21世紀生態文藝批評的話語形態真正體現了多元共生的生態精神。有人曾經在《文藝報》上撰文專門論述生態文藝批評的多元話語形態，將之概括為“宏闊的、開拓建設的生態批評觀”，“激進的、生態主義的文學批評觀”，“溫和的、以人為本的生態批評觀”，“低調的、要求學理化的生態批評觀”，“寬容的、主張多元化的生態批評觀”等五種基本形態。雖然這種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國生態文藝批評實際，但是說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已經創設了主流與邊緣共生的良好生態批評話語空間則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態批評聲音十分強勁，同時邊緣的生態批評聲音也頗具特色。正因為如此，每一次生態文藝批評會議的召開總是予人以和諧、進步的積極效應。以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東青島舉辦的“人與自然：當代生態文明視野中的美學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例，會議吸引了國內外180多位學者與會，收到了100多篇學術論文，并分為“中國當下的生態文學與生態美學研究態勢”、“西方的生態批評與環境美學”、“東方生態智慧和生態文化”、“生態倫理與生態美學”四個論題展開研討。盡管研討會上大家的觀點有很大不同，有時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但由于主辦者及在場學術前輩秉持多元話語共生的學術胸懷，會議開得十分圓滿，達到了團結廣大學人，推進生態文藝批評研究和生態美學研究的預期目的。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國的生態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環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起人徹麗爾·格羅費爾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學：生態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評術語，提出“把生態學以及和生態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詩學”(ecopoetics)、“環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位講授生態環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表生態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費爾蒂的統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環境文學的專刊。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羅德·費羅姆(HaroldFromm)發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協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作：新環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專題討論。同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作，推動傳統的和創新的研究環境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環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