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鴻雋范文10篇

[摘要]任鴻雋的中國現代有影響的、有睿思的科學人。本文僅僅圍繞他關于學界和學術研究，中國學術之敝及其原因，中國古代無科學，知識和常識、發明和研究等加以評介，以揭示他的思想的幾個富有啟發性的側面。

[關鍵詞]任鴻雋中國學術和科學科學人中國現代科學思潮

任鴻雋（H.C.Zen,1886-1961）是中國現代著名的科學家和教育家，是中國現代科學建制化的開路先鋒和中國現代科學思潮的先知先驅，也是一位睿思的科學人（manofscience）。鑒于我已就任鴻雋的科學觀、科學文化研究、教育思想以及他與批判學派的思想關聯另文論述，本文僅想闡釋一下他對幾個具體學術問題論述的理路和睿思。

（一）關于學界和學術研究

任鴻雋對學術界和學術研究向來十分注重和關心，他在1914年赴美不久，就接連發表了“建立學界論”（pp.3-9）和“建立學界再論”（pp.10-13）二文，詳細論述了學界的意義、界定、基礎等等。在前一文中，他把學界對于一國的重要性看得似乎無以復加：夫將有求于暗夜之中，非燭何以昭之？有行于眾瞽之國，非相何以導之？學界者，暗夜之燭，而眾瞽之相也。國無學界，其行事不豫定，其為猷不遠大。唐突呼號，茫昧以求前進，其不陷于坎阱者幾希。且夫學界之關系一國，豈特其未來之命運而已，實則當前之盛衰強弱，皆將于學界之有無為正比例焉。吾人試一盱衡當世，其能杰然特出雄飛大地之上者，必其學術修明之國也。其茶阘不振，氣息奄奄，展轉于他人刀砧之上者，必其學術荒蕪之國也。蓋國民性者，教育之結晶。無真實之學界，必不能有真實之國民性。國家者，國民性之發越。無強固之國民性，必不能有強固之國家。一事之成，必有由來。一國之興，斷無幸獲。欲覘人國之強弱者，先觀之于學界可矣。何為學界？他給我們做了如下的描繪：

今試與游于世界強國之都會。于其繁賾深遠不可測度之社會中，常見有一群之人焉，汶然潛伏群眾之中，或乃蟄居斗室，與書冊圖器為伍，舍其本業與同儕外，未嘗與世相競逐也。然天下有大敵，或疑難非常吊詭新奇之事出，為恒人所瞠目結舌，惶懼不知所出者，則人皆就之以伺其意見焉。是人也，平日既獨居深造，精研有得。臨事則溯本窮源，為之辨其理之所由始，究其效之所終極，歷然如陳家珍于案而數之也。其言既騰載于報章，聽者遂昭然若發蒙。其事而屬于政治也，將有力之輿論，由之產出，而政府之措施，因以寡過。其事而屬于學問也，將普通之興味，因以喚起，而真理之發舒，乃益有期。是群也，是吾所謂學界也。

[摘要]任鴻雋是中國研究和傳播現代科學觀的最著名的先驅和成就卓著者之一。本文圍繞他關于科學的本性和分類、科學的功能或價值、科學與社會、科學主義和反科學、促進科學發展的途徑等議題，比較全面地評介了他的科學觀。我們從中可以汲取歷史的智慧，獲得現實的啟示。

[關鍵詞]任鴻雋科學觀中國現代科學史批判學派

任鴻雋（1886-1961）是中國現代科學的組織者和倡導者，也是在中國研究和傳播現代科學觀的最著名的先驅和成就卓著者之一。他的業績在中國現代科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有關“科學論”（sciencestudies）思想至今還具有啟迪睿智的魅力。

任鴻雋早年留學美國（1912年12月至1918年10月），深受西方學術思想和科學思潮的熏陶。當時，以馬赫和彭加勒為首的批判學派的新科學觀和科學哲學正風行世界，任鴻雋自然不會置身事外，可以肯定，他從中汲取了豐富的思想營養。有證據表明，他從皮爾遜和彭加勒之處受益良多，因為他在留美期間，研讀了新出版的皮爾遜的經典名著《科學的規范》和彭加勒的經典名著《科學的基礎》。因此，在他的諸多觀點和論述中，明眼人不難發現批判學派思想銘刻的痕跡。

作為中國科學事業的開拓者和現代科學觀念的首倡者，任鴻雋可謂“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當時，中國科學的狀況是怎樣的呢？

（一）國人對科學的認知

摘要任鴻雋是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他關于教育的一般理念、科學教育、大學教育和專門教育以及對與教育有關的幾個具體問題的看法都頗有見地。這些思想至今還有現實意義和值得借鑒之處。

關鍵詞任鴻雋教育思想科學教育大學教育專門教育

Abstract:H.C.ZenisoneofthefamouseducatorofmodernChina.Hisviewpointsconcerninggeneralideasoneducation,scienceeducation,universityeducationandthespecializededucation,afewconcreteproblemthathaverelationwitheducation,areallalotofsenseinwhathesays.Uptonowthesethoughtsstillthereisrealisticmeaningwiththeplacethatdeserveanddrawlessonsfrom.

KeyWords:H.C.Zen，ideasoneducation，scienceeducation，universityeducation，thespecializededucation

任鴻雋（H.C.Zen,1886-1961）不僅是中國現代科學事業的拓荒者、現代科學觀念的研究者和鼓吹者，而且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教育家之一。1914年至1918年，他先后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文理學院、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工程系就讀，獲化學碩士學位。歸國后，他在1920年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請，受聘為該校化學系教授。次年，又應教育總長范源濂之邀，出任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此后，他參與諸多與教育有關的事務，最直接的有兩件：一是在1923年冬赴南京任東南大學副校長，任期將近兩年；二是1935年9月至1937年6月入川任四川大學校長。當學生、做教師、任官員和任校長的經歷，無疑使他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加上他勤于思考，善于總結，從而形成了他的比較有見地的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看來，這些思想還富有教益，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

（一）教育的一般理念

科學是一種知識體系和研究活動。在這種特殊的生產知識的社會活動中，需要借助科學方法和科學思維才能創造出新的、日趨完備和完美的知識體系。當今，“科學已經成為追求知識的主要范式。”作為一種追求知識的范式的科學，對追求自然知識之外的其他知識具有示范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科學方法和科學思維模式主導的。誠如雅赫爾所說：

科學是人類活動的特殊形式，是憑藉相應方法獲得新知識的創造性過程，它創造客觀反映世界并被實踐檢驗的新思想。在自己漫長而艱難的道路上，科學收集了許多事實，得出了許多設想和理論，發現了規律性并逐漸變成嚴整、完美的產物。這是人類最美好的成就之一。

一、什么是科學方法

“方法”（method）一詞源于希臘語“沿著”（μετα）和“道路”（σδσζ），即meta和hodos的合成，其本意是“沿著某一道路”或“按照某種途徑”，后意指達到某目標或做某事的程序或過程。中文“方法”一詞最早出現于《墨子•天志》，原為量度方形之法，后轉意為知行的辦法、門路、次序等。“科學方法”（scientificmethod，methodofscience）是認識自然或獲得科學知識的步驟、順序或過程；它既意謂特定科學門類所使用的或對其來說是恰當的探究程序、途徑、手段、技巧或模式，通常實施時是比較有秩序的、合乎邏輯的、系統的和行之有效的；它又意謂處理科學探究的原則和技巧的研究領域或學科，大體相當于“科學方法論”（scientificmethodology）。

以上所言，是本文作者對科學方法的界定。許多學者對此都持有自己的大同小異的看法。辛格認為，進行科學研究的觀察、分類、導出定律等連鎖活動構成科學的“方法”。波蘭尼強調：“與解決實踐問題時的情況相比，科學方法的設計正是為了在更小心控制的條件下，用更嚴密的標準達到詳細闡明事物本質的目的。這些條件和標準只能通過對它的題材純粹的科學興趣才能被發現，而這種興趣又只可能存在于受到過鑒賞科學價值的教育的心靈之中。這種感覺力不可能為它的內在熱情以外的目的而隨意觸發。”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學人也有發表了諸多值得注意的見解。例如王星拱指出，科學方法就是“實質的邏輯”，即“制造知識的正當方法”。丁文江言簡意賅：

我們所謂科學方法，不外將世界上的事實分起類來，求它們的秩序。等到分類秩序弄明白了，我們再想出一句最簡單明白的話來，概括這許多事實，這叫做科學的公例[定律]。

科學是一種知識體系和研究活動。在這種特殊的生產知識的社會活動中，需要借助科學方法和科學思維才能創造出新的、日趨完備和完美的知識體系。當今，“科學已經成為追求知識的主要范式。”作為一種追求知識的范式的科學，對追求自然知識之外的其他知識具有示范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科學方法和科學思維模式主導的。誠如雅赫爾所說：

科學是人類活動的特殊形式，是憑藉相應方法獲得新知識的創造性過程，它創造客觀反映世界并被實踐檢驗的新思想。在自己漫長而艱難的道路上，科學收集了許多事實，得出了許多設想和理論，發現了規律性并逐漸變成嚴整、完美的產物。這是人類最美好的成就之一。

一、什么是科學方法

“方法”（method）一詞源于希臘語“沿著”（μετα）和“道路”（σδσζ），即meta和hodos的合成，其本意是“沿著某一道路”或“按照某種途徑”，后意指達到某目標或做某事的程序或過程。中文“方法”一詞最早出現于《墨子•天志》，原為量度方形之法，后轉意為知行的辦法、門路、次序等。“科學方法”（scientificmethod，methodofscience）是認識自然或獲得科學知識的步驟、順序或過程；它既意謂特定科學門類所使用的或對其來說是恰當的探究程序、途徑、手段、技巧或模式，通常實施時是比較有秩序的、合乎邏輯的、系統的和行之有效的；它又意謂處理科學探究的原則和技巧的研究領域或學科，大體相當于“科學方法論”（scientificmethodology）。

以上所言，是本文作者對科學方法的界定。許多學者對此都持有自己的大同小異的看法。辛格認為，進行科學研究的觀察、分類、導出定律等連鎖活動構成科學的“方法”。波蘭尼強調：“與解決實踐問題時的情況相比，科學方法的設計正是為了在更小心控制的條件下，用更嚴密的標準達到詳細闡明事物本質的目的。這些條件和標準只能通過對它的題材純粹的科學興趣才能被發現，而這種興趣又只可能存在于受到過鑒賞科學價值的教育的心靈之中。這種感覺力不可能為它的內在熱情以外的目的而隨意觸發。”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學人也有發表了諸多值得注意的見解。例如王星拱指出，科學方法就是“實質的邏輯”，即“制造知識的正當方法”。丁文江言簡意賅：

我們所謂科學方法，不外將世界上的事實分起類來，求它們的秩序。等到分類秩序弄明白了，我們再想出一句最簡單明白的話來，概括這許多事實，這叫做科學的公例[定律]。

今天下午有機會跟大家在一塊兒交流學術問題和思想見解，我感到很高興。我要講的主題是“五四先哲對科學和民主要義的洞見”，這個題目是周雁翎老師點的，他讓我講一講五四時期關于科學和民主的觀點。恰好，在五四新文化運動80周年前夕，記得是在**年末或1*9年初，我應沈陽一家出版社之約，就這個論題寫了三萬余字的長篇論文，后來因為出版計劃告吹，一直沒有機會發表。直到2001年，才在安徽的《學術界》雜志第3期和第4期連載。大家不需要記筆記了，這篇文章收錄在你們北大那個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網站上，還有我的一些相關文章。如果有興趣的話，你們可以查閱。因為時間關系，我在這里只能給大家講一講要點。

大家知道，中國的，實際上是一個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思想啟蒙運動，也是中國文化現代化、思想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的肇始。提起文化這個概念及定義，的確眾說紛紜，但是它的內涵、它的層次，人們的意見基本上還是一致的。文化有三個層次：一是器物層次，二是制度層次，三是觀念層次——就是思想、習俗、傳統、意識形態、價值觀、心態、國民性之類的東西。有了這個前提，我轉而講一下中國的現代化問題。中國的現代化與西方不同，不是原發的，而是后發的，跟西方現代化的歷程正好相反。西方現代化的歷程是從觀念層次開始的，比如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是以觀念形態為先導的，是從思想啟蒙開始的。先啟蒙你，開導你的思想，然后過渡到制度層次，比如說英國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最后進入到器物層次，比如說產業革命或工業革命。這是大方向，是總的路線，可能有一些細節上的交錯，但是一般趨勢是這樣的。但是，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卻反其道而行之。這是落后國家面對現代化的挑戰，從本能反應到自覺應對的一個很自然的過程。人家洋槍洋炮打進來了，中國人看到洋槍洋炮比大刀長矛厲害多了，所以就搞洋務運動，開礦山、辦工廠、造機器、制槍炮。得搞這些東西，不搞就得吃眼前虧，怎么能行呢？誰料甲午一役，堂堂大清國的裝備現代化水師，卻吃了大敗仗。國人傻眼了，洋務好像也不是靈丹妙藥，救不了中國。反思反思，中國之所以強大不起來，原來跟制度有關系。于是，隨之。變法變不動，辛亥革命接踵而來。孫中山搞的這個革命，是制度層面上的變革，大清王朝變成了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了，長時間徒有其名，軍閥混戰、封建割據乃至復辟綿綿不斷。一看，事情就這樣明擺著：制度層次的變革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雖然皇帝被趕下臺了，但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落后的文化心態還是根深蒂固的，弄得共和體制只是個空架子。怎么辦？當時，一些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看到，西方之所以發達興盛，主要有兩個法寶：一個是民主，另一個是科學。他們就這樣舉起了“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兩面大旗，在中國掀起了一場啟蒙運動，這實際上是一個企圖使文化和思想現代化的運動。

我在這里所說的，不是專指**年那一年，我用的是一個泛時間概念。嚴格講來，應該是一個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從*14年中國科學社成立，或者說從*15該社出版《科學》雜志，還有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起始，到**年科學與人生觀大論戰結束。或者，也可以說是**年前后三四十年的時期，都可以算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在中國的現代史上，新文化運動的意義怎么估計都不會過分。這是一個各種社會思潮激烈交鋒的時代，是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的時代，是中國思想現代化的源頭。后來，70年代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我們在改革開放時期搞的現代化，也就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主要是物的現代化。我們提及的科學技術，心目中意指的是技術，高官名人說科學是生產力，老百姓說科學是財神爺，就是把科學混同于技術，當作器物看待。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是器物現代化，是器物層次的現代化，而沒有強調制度層次的現代化，甚至沒有提到思想的現代化、觀念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而這才是現代化最根本、最深層的東西。當然，在近20多年，我國現代化的成就是顯著的，大家也看得到，但是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尤其是觀念層面的現代化步履艱難，拖了器物現代化的后腿，這也是事實，明眼人心理都很明白。

在現代社會，人的現代化和思想的現代化是最根本的現代化。你們都知道，海灣的石油國家是挺富裕的，錢很多，不費太大的氣力就能買一個“現代化”，你能說它們是現代化的國家嗎？物質的東西，的確是現代化了，但是相當多的人的思想，還停留在一種很過時的、很落后的理念上。在五四前后，國人對科學、民主的意識是很淡薄的，有的只是無知和誤解。不僅科學知識在國人里面不普及，包括對科學的整體看法也很差勁，看不到科學的真精神，看不到科學的真諦。當年，科學社的創始人之一任鴻雋留洋回來一看，不光是老百姓，就是飽學之士，對科學的理解也相當淺薄，把科學看作是奇制和實業的代表，是變戲法的，開工廠的。另外把科學看成跟中國古人做文章、做八股文章一樣的事情，只不過題目不同而已，不知道科學要用儀器、用試管來做實驗的，要運用數學來推導和計算的。對于科學的看法有很多誤解和曲解，把科學看得很淺薄。正像梁啟超所說的，一是把科學看得太低、太粗了，把科學看作藝和器。二是把科學看得太呆、太窄了，不了解科學的性質，只知道科學的結果有用，不知道科學本身的精神價值，以為科學就是實業，就是講科學，也僅在實用上考慮。三就是把科學看得太勢利了、太俗了，以為科學使得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科學鬧得社會不得安寧，還闖下了戰爭的禍害。一句話，對科學多有誤解，很有偏見。

但是，五四先哲就不一樣了。我所說的五四先哲，指的是五四時期一些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他們相當一部分有國外留學的背景，所以對外國的現代化，對外國的科學、民主制度比較了解，而且他們畢竟是從中國本土出去的，對中國的國情也比較熟悉。兩相對照，中國的各種弊端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同時，他們也找到了救治中國痼疾的良藥，這個良藥就是科學和民主。

我首先講一下五四先哲對科學要義的洞見。

胡適的白話詩學是百年中國新詩發展的理論起點。在這個起點上，胡適為文學史呈現的是一種“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樣說，就怎樣說”的“詩體的大解放”的新詩文體學。他以內容明白清楚，用字自然平實，節奏自然和諧，詩體自由無拘來想象新詩的理想模樣。這種模樣與舊詩的根本不同，是其語言體系的轉換。按照胡適的描述，他的白話作詩的動機，是為了造就“文學的國語”而創造“國語的文學”所必須發起的攻堅戰。在胡適看來，造就“國語的文學”的語言資源不外乎來自這樣幾個方面：古白話、今日用的白話、歐化語、文言的補充。［1］建立在這些資源基礎上的白話新詩，會在不同文化資源的相互角力中，形成新與舊、中與西、懂與不懂的問題。這些問題在胡適白話詩學的接受過程中，總是以爭論的形式突出地表現出來。新與舊涉及以“白話作詩”取代“文言作詩”而來的“白話”為詩的合法性和“文言”詩語的生命力問題，以及由舊詩淵源深厚的審美成規與慣例導致的新舊文體學范式的沖突問題。中與西涉及新詩抗衡傳統與傳承傳統的矛盾關系，以及新詩發展道路的民族化與西化取舍問題。懂與不懂涉及新詩選擇大眾化的白話口語和走向精致化的文人書面語之間常常滋生的糾結，以及包含其中的明白與晦澀的風格美學問題和讀者的接受問題。由于這些問題所引發的爭論所觸及的是基于現代漢語的新詩文體學建構的基本問題，所以，在新詩發展的百年道路上，時代文化因素的變化必然會引起不同聲調此起彼伏的回響。中與西、懂與不懂的問題，筆者有另外的文章論述，本文意在從接受視野對胡適詩學爭論中關于新舊之爭及其歷史回響作一基本的梳理。

《嘗試集》出版以前，胡適在與論敵的論爭中逐漸形成其基本的“白話”詩學觀。他倡導“作詩如作文”，以俗話俗語入詩，清除舊詩根基，從中國詩歌的語言向度上，沖破古典詩歌體系的羅網。這時的論爭，集中表現在白話能否入詩，白話詩里可否用文言，以及新舊詩的創作范式問題。1915年夏到1916年秋，胡適與其留美朋友梅光迪、任鴻雋發生的論辯，是以白話能否入詩為討論核心。胡適主張用白話做一切文學的工具，而梅光迪認為“小說詞曲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任鴻雋也認為“白話自有白話的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于詩”。［2］［p．120］當胡適提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時，梅光迪用“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的區別予以反駁。他認為用“俗語白話”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因為這種日常口語“未經美術家鍛煉”，缺乏凝練精致的美感，而“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鄙俚乃不可言”。［2］［p．116］在梅氏看來，文言是詩性語言，白話是日常語言，非詩性語言不可能詩性化，不能用于詩歌創作。而胡適堅持“詩味在骨子里，在質不在文”，［3］［p．184］他相信清晰與透明的白話同樣能創造詩意。這場論爭的結果是促成了胡適對白話詩的實驗。“文學革命”轟轟烈烈發生后，白話作詩已經在新文學陣營達成一致，這時所面臨的問題是在白話詩語中有沒有文言的位置。《新青年》上，胡適、錢玄同、朱經農、任鴻雋的論爭，是以文言能否入詩為討論核心。胡適最初是想將文言也作為一種詩學資源的。《新青年》1917年3卷4期上發表了胡適的4首白話詞，隨后在1918年與錢玄同的通信中，他曾表示自己最初不愿雜入文言，后忽然改變宗旨，不避文言，并且認為詞近于自然詩體，主張“各隨其好”。胡適并不想對文言（包括傳統詩體）“趕盡殺絕”，并不愿在白話與文言及傳統詩體之間形成完全徹底的“斷裂”，他力圖在白話語言系統中仍然保存文言的活力部分。直到20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歷史才向我們顯示，這種包容其實具有更為寬厚的現代意識與縱深的知識視野。但錢玄同當時決然反對填詞似的詩歌，強調“今后當以‘白話詩’為正體”。［4］錢玄同二元對立的思維堅定了胡適摒棄文言舊體的決心，于是他在追述自己白話作詩歷程時，認定了一個“主義”，即“充分采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的音節”。“詩體的大解放”主張由此而來。盡管如此，新詩能否用文言仍然有所爭議。朱經農認為“文言文不宜全行抹殺”，他并不反對白話，但認為“應該并采兼收而不偏廢”。［5］任鴻雋提出“詩心”問題，認為用白話可做好詩，文言也可做好詩，重要的是“詩心”。

學衡派的吳芳吉認為：“非用白話不能說出的，應該就用白話；非用文言不能說出的，也應該就用文言；甚至非用英文不能做出的，應該就做英文。總之，所謂白話、文言、律詩、自由詩FreeVerses等，不過是傳達情意之一種方法，并不是詩的程度。”“至于方法，則不必拘于一格。”［7］［p．422］經過這樣的爭論，雖然胡適詩學偏向了更純凈的“白話”作詩，但反對者們重視文言“詩性”特征，主張新詩可以摻入古詩文言提升詩性的觀點，在后來新詩的發展道路上也獲得了斷續的回音。早期詩人那里發生過關于“寫”與“做”的爭論，它屬于新舊詩創作范式之爭。胡適提倡“作詩如做文”，“有什么話說什么話”，強調“做”詩要自然而然。相對于舊詩嚴格的格律套用，這是一種基于白話詩性的寫作美學。這種觀點在許多詩人那里得到了相似的回應。比如宗白華與郭沫若圍繞“做詩”的討論。宗白華在給郭沫若的信中表達：“我向來主張我們心中不可無詩意詩境，卻不必一定要做詩”，他希望郭氏多研究詩中的自然音節、自然形式，以完滿“詩的構造”。［8］［p．3］郭沫若提出貌似不同的看法：“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9］［p．7］他認為，“我們的詩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我想詩這樣東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來的。”［9］［p．6］康白情也同樣認為“詩要寫，不要做，因為做足以傷自然的美”。［10］［p．328］雖然這里“做”與“寫”似乎產生了矛盾，但實質上詩人們都是針對舊詩的形式美學，強調創作詩歌要以“自然”為原則觸發詩的靈感，讓情緒與情感自然流動與散發，利用這種天然的詩性思維，打破舊形式、創建個人主體性自由自主的新形式。鄭振鐸、王平陵、應修人、潘漠華、馮雪峰等人都作了類似性的回應。不同的是，學衡派吳芳吉認為胡適強調“自然”，是以為“西洋詩體，是隨便寫出的，不是做出的。”［11］［p．383］他提出“自然的文學，是任人自家去做的”，［11］［p．382］新詩的“自然”需要“做詩”的“工夫”。［11］［p．383］雖然他與胡適一樣用“做”字，但顯然他不是立足于“白話”，而是立足于書面語，更傾向于以舊的格律詩的寫作慣例來談新詩創作。后來在《談詩人》中，他批評新文學運動發起后，許多并沒有理解“詩味”的人，“都濫于做起詩來。又誤解詩是寫出，不是做出的話，于是開口也是詩，閉口也是詩，吃飯睡覺都有的是詩，詩的品格，可是墮落極了！”［7］［p．412］其反對白話口語詩歌寫作美學的立場更見分明了。俞平伯在《做詩的一點經驗》和《詩底方便》對“寫”與“做”進行了總結與分類。他認為，“寫”與“做”不是對立，“一個是天分，一個是工夫”，應該兩者兼備。［12］［p．580］在肯定自然的美學的同時，也肯定創作新詩的人工技巧。這種眼界開啟了新詩書面語化向度的寫作空間。

隨著20世紀20年代初《嘗試集》正式出版和廣泛接受，語言的新舊之爭具體化為白話詩音韻問題的探討。胡適在理論上倡導“詩體大解放”，“不拘格律”、“詩當廢律”。他設想的新詩音節應該是“自然的音節”，包含兩個基本要素：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韻要自然。他主張詩歌用韻應該有三種自由：第一，用現代的韻，不拘古韻，更不拘平仄韻。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韻，這是詞曲通用的例，不單是新詩如此。第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新詩的聲調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輕重高下，在語氣的自然區分———故有無韻腳都不成問題。［13］［p．172］這種自然音節論，雖然對韻的要求比較寬泛，并未將之完全廢除，但以音節為根本，已經與舊詩文體學完全不同了。這一新詩文體學的內涵顯然是習慣于舊詩聲韻者不能接受的，因此，音節的新舊之爭首先來自舊文學陣營。舊文學陣營堅守韻是區分詩與非詩的界限。章太炎講授國文課時，將詩與文用有韻無韻來區分，“凡稱之為詩，都要有韻，有韻方能傳達情感，現在白話詩不用韻，即使也有美感，只應歸入散文”。［14］［p．30］他以韻為標準判定白話詩非詩。學生曹聚仁寫信反駁其觀點，認為韻“純任自然，不拘于韻之地位，句之長短”。［14］［p．6］呼應胡適的新詩音韻觀。梁啟超將《嘗試集》分成“小令”和“純白話體”。他認為“小令”有音節，“格外好些”；而白話詩“滿紙的‘的么了哩’，試問從那里得好音節來？”也是用韻做衡量詩好壞的標準。［15］［p．15］另一種論爭所指向的不是用有韻無韻來區分詩與非詩，而是承認胡適對新詩的勾勒里韻的存在，但不認同其押韻的方法。這種觀點實質上仍然是帶著舊詩的趣味審視新詩，具有代表性的是以胡懷琛為中心的詩學論爭。胡懷琛于1920年先后在《神州日報》和《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讀〈嘗試集〉》及《〈嘗試集〉正謬》，對《嘗試集》中詩作的具體字詞進行修改和批評，引起一場論爭。這場論爭從1920年4月延續到1921年1月終，先后有劉大白、朱執信、朱僑、劉伯棠、胡渙、王崇植、吳天放、井湄、伯子等在《神州日報》、《時事新報》、《星期評論》等報刊發表論辯文章。胡懷琛申明“我所討論的，是詩的好不好的問題，并不是文言和白話的問題，也不是新體和舊體的問題”。［16］［p．1］但這種好與不好的評判標準在他這里仍然是舊詩韻律規范。比如，他對胡適雙聲疊韻和押韻方法的批評就是以舊詩韻律規范為標準，而胡適已經跳出了舊詩的文體邏輯，雖然也強調字詞的押韻，但其押韻方式卻是現代的、寬泛的，不拘于舊詩的規范與標準。胡適在回復的信中提到：“詩人的‘煙士披里純’是獨一的，是個人的，是別人很難參預的。”

這種詩性思維表達出個人化與主體性的訴求，具有現代意義。關于這場爭論中押韻的討論，朱執信對胡適的“自然音節”論，即“白話詩里只有輕重高下，沒有嚴格的平仄”［13］［p．171］的回應頗為可貴。朱執信并未像其他人那樣糾結于新詩用韻的問題。他一針見血指出胡適對“音節”的含混之處，“似乎詩的音節，就是雙聲疊韻”，而且對“平仄自然”、“自然的輕重高下”，“說得太抽象，領會的人，恐怕不多”。［18］［p．31］他敏銳地看到新詩如果僅僅只是尋求在雙聲疊韻上如何和諧，并沒有真正抓住新詩音律的要領。他提出“聲隨意轉”，“要使所用字的高下長短，跟著意思的轉折，來變換”，［18］［p．34］將詩歌的聲韻從外在聲韻轉向了內在聲韻。傳統詩論主張“無韻者為文，有韻者為詩”，固定的語音結構框架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基本生存點，所以舊詩講求外在音節的和諧，外在聲韻成為其獨立自足的“詩語”系統的中心。而內在聲韻論使語義成為詩歌聲韻的中心，這也正合于胡適所謂“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復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里去”。胡適沒有明確地將不同于古代詩歌語音節奏模式的白話音韻與“語義”的邏輯明確地闡釋出來，而胡適白話詩學的接受者幫其完成了。對此，胡適非常認可，他在《嘗試集》再版自序中寫到：“我極贊成朱執信先生說的‘詩的音節是不能獨立的’”。這話的意思是說：詩的音節是不能離開詩的意思而獨立的……所以朱君的話可換過來說：“詩的音節必須順著詩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輕重，自然高下。”再換一句話說：“凡能充分表現詩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輕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詩的最好音節。”古人叫做“天籟”的，譯成白話，便是“自然音節”。［3］［p．202］由胡懷琛挑起的這場胡適詩學論爭發生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場域，而遠在邊緣之地的東北，以《盛京時報》為中心，也發生過一場幾乎沒有引起后人關注的關于新詩押韻的討論，它屬于胡適詩學接受過程中的一種擴散性的回應。1923年8月至10月間《盛京時報》登載了羽豐（吳伯裔的化名）《論新詩》、孫百吉《論新詩》、羽豐《論新詩兼致孫百吉君》、吳老雅（吳伯裔的化名）《對于論新詩諸公的幾句閑話》、王蓮友《讀羽豐先生的〈論新詩〉》、王大冷《讀吳裔伯先生的〈論新詩兼致孫百吉君〉》、趙雖語《讀王蓮友先生論新詩》等文章。論爭由羽豐對新詩形式的散漫發難開始。他認為新詩缺乏詩歌本體內在的音樂感和節奏感，主張新詩押韻，“方有詩的真精神，真風味”。［19］［p．76］他從詩與樂的關系出發，認為詩歌是可唱的。［20］［p．82］詩的“自然之音響節奏是給耳聽的，意義是給內部聽的”，所以有韻才會在感觀上給人以美感。如果新詩“既有詩的意境，又可以唱出來”，則是上乘的詩作。［19］［p．77］孫百吉、王蓮友、王大冷等人分別予以反駁。王蓮友從新詩的本質出發，認為用韻與否與詩的本質無涉。他以胡適對于新詩有韻“亦有不滿意的表示”為證據，并列舉胡適所認可的白話新詩，來證明新詩初生之時，多半講求葉韻，而現在詩人們共同的趨向是用自然的音節，不拘泥于葉韻。因為“新詩的本質，與葉韻沒有密切的關系”，“詩的優劣，是在乎包含詩的要素充足與否，而不在乎有韻無韻。”［21］［p．38］王大冷認為“唱起來好聽與否，是在詩的情感與聲調，而不是在有韻與否。情感豐富，聲調自然，就是無韻，也是很好聽的。如情感不濃，聲調不好，就是葉韻，也不能好聽。”［22］［p．32］“有韻的詩，是快于官覺，故以為美。但是久于研究的，自覺那無韻的韻，比有韻的韻，更動人了”。［22］［p．33］趙雖語對王蓮友提出反駁。王蓮友以胡適認為《鴿子》為白話舊詞，說明其不滿意新詩有韻，趙雖語認為這是誤解，指出胡適的不滿意不一定與韻與關，“如果說他是追悔作得字太深，或文法不熟，所以不是真的新詩，有什么不可呢？”［23］［p．116］這里雙方都存在對胡適的誤讀。胡適在《嘗試集•再版自序》中列舉自己所認可的白話新詩，正是從音節的現代性上考慮的，認為其余的詩只是“可讀的詞”，“不是真正白話的新詩”。胡適表示不滿，并不像王蓮友所理解的那樣，是對“新詩有韻”有所不滿，而是在考量如何押現代的韻；而趙雖語所理解的更是相差甚遠，胡適何嘗有過“追悔作得字太深，或文法不熟”？這場論爭情緒色彩頗為濃厚，也不乏誤讀與罵辭，但爭論促進了對胡適白話詩學的理解，并從新詩意境、美感與押韻之間的關系加深了對新詩的理論認知。三在上述論爭之外，胡適的自然音節論還引起許多積極的回應。早期對其做出積極回應的有白話詩人康白情、俞平伯等。康白情主張新詩要從形式解放，首先要打破格律。他認為新詩“自由成章而沒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節而不必拘音韻，貴質樸而不講雕琢，以白話入行而不尚典雅”。［24］［p．324］雖未明言，但作為胡適的弟子，康白情明顯受到胡適詩學觀的影響。宗白華主張新詩的創作，是要“用自然的形式，自然的音節，表寫天真的詩意與天真的詩境”。［25］［p．170］俞平伯認為新詩“不限定句末用韻”，但“句中音節”要“力求和諧”。［26］［p．264］這些都是以胡適“詩體大解放”和“自然的音節”為核心所闡發的言論。20世紀40年代朱自清對抗戰初期詩歌發展趨向作概括時說：“抗戰以來的詩，注重明白曉暢，暫時偏向自由的形式。這是為了訴諸大眾，為了詩的普及。”他將這種“自由的形式”追溯到胡適“自然的音節”上。

高蘭在《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中強調詩的吟誦性韻律的特點為：“字音的輕重徐疾的節拍”、“內在的韻律”及“感情的起伏”，指出“詩的韻律決不在腳韻上。不是詩，有腳韻也不是詩，是詩，沒有腳韻也是詩。所以也并沒有什么有韻詩與無韻詩之別。”［28］［p．23］這與胡適“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有無韻腳都不成問題”的主張具有一致性。主張“詩是自由的使者”的艾青是“寧愿裸體”，也不愿“讓不合身材的衣服來窒息”“呼吸”，［29］［p．192］他對詩的自由的渴望繼承著胡適要打破一切鐐銬的傳統。這些基于自由詩的特征而提出的審美原則，是胡適白話化語言、自由化詩體的詩學觀念的深化。與這種積極的回應相對，還存在著連綿不絕的反對的聲浪。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反對的聲浪已經不再是出于舊詩的立場，而是出于詩美訴求中對傳統價值的重新審視。隨著現代漢語從初期的“白話”向著更為精致的文人書面語發展，新詩也像書面的文言一樣走向文人書面語的精致化，這時，韻律與音樂性成為新詩在新的發展層面上提升詩性的追求。由這種追求引發的反省與探索者，往往將批判的矛頭指向胡適。比如，陸志葦在押韻方面進行過積極的探索，他認為自由詩“節奏千萬不可少，押韻不是可怕的罪惡”。［30］［p．70］象征派詩人穆木天批評胡適的“作詩須得如作文”“給中國造成一種ProseinVerse（像詩一樣分行寫的散文）”。［31］［p．263］他主張在古典詩詞中尋找詩性資源：“我們得知因為有了自由句，五言的、七言的詩調就不中用了不成？七絕至少有七絕的形式的價值，有為詩之形式之一而永久存在的生命。因為確有七絕能表的，而詞不能表的，而自由詩不能表的。”所以應該“保存舊形式，讓它為形式之一”。［31］［p．262］梁實秋提出新詩的音韻問題，指出舊詩不管內容如何淺薄陳腐，但“聲調自是鏗鏘悅耳”，而新詩缺乏一種“音樂的美”。他認為像胡適這樣的“主張自由詩者”將音韻看作“詩的外加的質素”，以為“詩可以離開音韻而存在”，并未了解詩的音韻的作用。要彌補新詩音韻方面的缺憾，要么走回到舊詩路上去，要么便創造出新詩的“新音韻”，并從韻腳、平仄、雙聲疊韻、行的長短四個方面來闡釋理想的“新音韻”。［32］［p．199－202］到新月派那里，格律則成為其綱領性主張。饒孟侃認為新詩是“音節上的冒險”，他將胡適所重視的“雙聲、疊韻”視為“小巧的嘗試”，“在詩里面并不是一定必需的”。［33］［p．13］通過《新詩的音節》、《再論新詩的音節》兩文，他系統探討了新詩的音節問題，并指出，“詩根本就沒有新舊的分別”，新詩的音節“沒有被平仄的范圍所限制”，“還有用舊詩和詞曲里的音節同時不為平仄的范圍所限制的可能”。［34］［p．175－176］聞一多進一步強調格律的重要性。他反對“純粹的‘自由詩’的音節”，認為“詞曲的音節”屬于“人工”，“自然的音節”屬于“天然”，應該“參以人工”來“修飾自然的粗率”。［35］［p．25］在聞一多看來，胡適那種“偶然在言語里發現一點類似詩的節奏，便說言語就是詩，便要打破詩的音節，要它變得和言語一樣”的主張，無異于“詩的自殺政策”。他認為白話“須要一番鍛煉選擇的工作然后才能成詩”，所以要將格律作為詩的“利器”。［36］［p．82－83］在反對的聲浪中，新詩的音樂性問題是韻律問題的深化。胡適在評論新詩時，持有“讀來爽口，聽來爽耳”的口語化節奏標準，［37］［p．806］他認為白話“既可讀，又聽得懂”，

摘要：科學的動機包括社會動機和個人動機，尤其是個人動機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個人動機又包括外在功利動機和內在心理動機，前者又可細分為有形功利動機和無形功利動機。有形功利動機既有“大我”功利動機，也有“小我”功利動機。內在心理動機可以分為消極心理動機和積極心理動機。積極心理動機又可再分為理性心理動機和情感心理動機。首要的情感心理動機是好奇心或驚奇感，還有對自然和科學的興趣、愛好和熱愛，對自然美和科學美的鑒賞和陶醉，難以名狀的激情與精神上的樂趣和快慰，以及冒險和刺激。

關鍵詞：科學探索動機動力

Abstract:Motivesofscienceincludesocialmotiveandpersonalones.Personalmotivesarevariousandcomplex,whichgenerallyconcludeoutsideutilitarianmotive(visibleorinvisible)andinsidementalmotive.Visibleutilitarianmotivesareforcommunity(“bigself”)orego(“smallself”).Insidementalmotivesarenegativeonesandpositiveones,whichincluderationalonesandemotionalones.Chiefemotionalmentalmotivesarecuyiosity;surprise;interest,loveandpassiontonatureandscience;appreciationandinebrietytobeautyfromnatureandscience;indescribableenthusiasmandspiritualjoyandcomfort;andrisk,excitement.

Keywords:motivepowerofscientificexploration

（一）各種見仁見智的觀點

“動機”一詞在漢語中的意思是“推動人從事某種行為的念頭”，“動力”一詞是“比喻推動工作、事業等前進、發展的力量”。二者的詞義雖然有些許差別，但是交集還是頗大的。在英語中，motive和motivation的主要涵義是“動機”和“動力”。因此，在探討科學探索或科學研究的動機或動力時，我們對這兩個詞一般不加區分，實際上也很難把“推動人從事科學的念頭”與“推動人研究科學的力量”區別開來，因為動機中每每包含動力，反過來也是一樣。

摘要：或純粹科學面臨的境遇是相當嚴峻的，一般而言總是要排斥純粹科學。捍衛純粹科學的神圣理想就是捍衛科學的自主性和科學研究的自由。純粹科學的精神氣質或規范結構（包括社會規范和認識規范）確實能夠作為、而且也部分成為人們的標準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應該給基礎研究以必要的支持。當然，應該認真考慮，選擇什么基礎研究課題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種傾向——過甚地鉆牛角尖——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

關鍵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必要的張力

在現代社會，基礎研究或純粹科學面臨的境遇是相當嚴峻的：不僅反對和攻擊之聲不絕于耳，民眾的懷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視和忽視也是明擺著的。雷斯尼克在談到政府應該為科學研究提供資金時，提出了三個論據——這實際上也是對基礎科學所做的辯護。不過，他很清楚，這些論據幾乎說服不了當代政治爭論中的力量，也難以獲得多數民眾的認同——在這個緊縮預算的時代，不產生實際結果的科學被看做是學術恩惠，因為科學資助應該與實際結果聯系起來的觀念源遠流長。況且，

在現今這個一只時尚手袋比一打哲學理論還要吃香、一個三流歌星比諾貝爾獎得主還要走紅的時代，功利主義的價值觀恣睢猖獗，物欲主義的人生觀恣肆蔓延，工具主義的科學觀恣意流布，難得有純粹科學的一方凈土。即便偶有殘存，在應用科學和技術對社會影響如日中天的與境下，攪得純粹科學也難以以純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許多人都明銳地察覺到這種情勢。默頓早就預言：“當前對于科學的社會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許預兆著一個新的限制科學研究范圍的時代。”梅多沃承認輕視應用科學會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矯枉過正，只注重科學的實際應用，純粹科學卻受到損害。在英國，不恰當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則資助科學研究，斷送了純粹科學。齊曼注意到：“現有的社會經濟理論要么把科學神化為創造財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學妖魔化成技科學（techno-science）的“軍事工業復合體”（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禍首。這兩種觀點都認定研究的功能是：通過任何切實可行的手段生產出人們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識，以滿足實際的或期望的物質需求。實際上，每個科學領域都被當做一種可供選擇的工具，捆綁在實用技術的前端，幫助其提高發明能力。”他進而指出，工具主義模式支配著所有其他科學形態，它還支配著許多見多識廣的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們對科學的理解。這樣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將會被為廣泛利益服務的工具主義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貝雷爾（J.Harberer）則挑明：

現代科學表現出以優先倒置為特征的工具論，從而知識作為力量的化身變成它的主要原動力，而公正追求知識則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摘要：或純粹科學面臨的境遇是相當嚴峻的，一般而言總是要排斥純粹科學。捍衛純粹科學的神圣理想就是捍衛科學的自主性和科學研究的自由。純粹科學的精神氣質或規范結構（包括社會規范和認識規范）確實能夠作為、而且也部分成為人們的標準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應該給基礎研究以必要的支持。當然，應該認真考慮，選擇什么基礎研究課題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種傾向——過甚地鉆牛角尖——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

關鍵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必要的張力

在現代社會，基礎研究或純粹科學面臨的境遇是相當嚴峻的：不僅反對和攻擊之聲不絕于耳，民眾的懷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視和忽視也是明擺著的。雷斯尼克在談到政府應該為科學研究提供資金時，提出了三個論據——這實際上也是對基礎科學所做的辯護。不過，他很清楚，這些論據幾乎說服不了當代政治爭論中的力量，也難以獲得多數民眾的認同——在這個緊縮預算的時代，不產生實際結果的科學被看做是學術恩惠，因為科學資助應該與實際結果聯系起來的觀念源遠流長。況且，

在現今這個一只時尚手袋比一打哲學理論還要吃香、一個三流歌星比諾貝爾獎得主還要走紅的時代，功利主義的價值觀恣睢猖獗，物欲主義的人生觀恣肆蔓延，工具主義的科學觀恣意流布，難得有純粹科學的一方凈土。即便偶有殘存，在應用科學和技術對社會影響如日中天的與境下，攪得純粹科學也難以以純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許多人都明銳地察覺到這種情勢。默頓早就預言：“當前對于科學的社會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許預兆著一個新的限制科學研究范圍的時代。”梅多沃承認輕視應用科學會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矯枉過正，只注重科學的實際應用，純粹科學卻受到損害。在英國，不恰當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則資助科學研究，斷送了純粹科學。齊曼注意到：“現有的社會經濟理論要么把科學神化為創造財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學妖魔化成技科學（techno-science）的“軍事工業復合體”（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禍首。這兩種觀點都認定研究的功能是：通過任何切實可行的手段生產出人們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識，以滿足實際的或期望的物質需求。實際上，每個科學領域都被當做一種可供選擇的工具，捆綁在實用技術的前端，幫助其提高發明能力。”他進而指出，工具主義模式支配著所有其他科學形態，它還支配著許多見多識廣的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們對科學的理解。這樣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將會被為廣泛利益服務的工具主義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貝雷爾（J.Harberer）則挑明：

現代科學表現出以優先倒置為特征的工具論，從而知識作為力量的化身變成它的主要原動力，而公正追求知識則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