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范文10篇

1．屈原的作品及思想

在《楚辭》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絕大部分，共收他的詩作8卷20余篇。包括《離騷》、《九歌》（11篇）、《天問》、《九章》（9篇）、《遠游》、《卜居》、《漁父》、《招魂》等?？梢姵o雖從大的方面講是楚文化的產物，它的形成卻離不開屈原。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說“不有屈原，豈見《離騷》”。其實在這里也可以說不有屈原，豈見楚辭。

屈原的代表作《離騷》，是我國古代最長的一篇浪漫主義抒情詩，也是開了中國浪漫主義詩歌之先河。最能代表“楚辭”的辭格。由此，世人稱“楚辭”為“騷體詩”，并與《詩經》并稱“詩騷”。后人又把“詩騷”稱為“風騷”。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多以敘事為主，體現著現實主義精神；騷指《離騷》，代表《楚辭》，多以抒發內心情懷為主，充滿著浪漫主義氣息。因此風、騷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的兩大流派。

《離騷》在思想上是反映了屈原對楚國政治上的腐敗黑暗的悲憤與控訴。同時抒發了自己遭陷害的哀怨之情。因此形成了全詩纏綿悱惻，悲憤哀怨的感情基調。

在藝術形式上《離騷》開辟了一個象征世界。這樣就使詩歌富有詩性與蘊味。這種象征世界的開辟，主要在于他在詩歌意象上的創造。《離騷》中最典型最巧妙的意象創造便是香草、美人。這種復雜而又巧妙的香草美人意象的組合形成了象征比喻系統，從而形成了象征世界。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九歌》較《離騷》之不同在于它的更多的紀實性，以及其中滲透大量的楚國當時盛行的巫祭現象。而且其中還融入了愛情。這就是說，用男巫來照女神，女巫來招男神。接情愛來對神的吸引。表達了對愛情與神靈的崇仰與追求。

一、教法建議

【拋磚引玉】

(一)郭沫若是我國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對其生平及作品要向同學們作介紹。

(二)老師需向學生介紹清楚本劇寫作的歷史背景及寫作意圖，以便把握本文主題。

(三)屈原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對屈原生平及作品特別是其愛國主義精神和高潔的品質，更有必要讓學生了解、掌握和領會。

(四)學習本文，了解本文的精髓，即主要學習屈原的光明磊落、大公無私、不隨波逐流、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潔品質，學習他心系國家至死不悔的愛國主義情操，培養學生愛集體愛國家的主人翁責任感。

摘要：貶謫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常見現象，從屈原起，貶謫又和文學發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緣關系，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中唐南貶詩人詩作均有屈原情結。劉禹錫、柳宗元受屈原《離騷》、《九歌》等作品的影響，突出怨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較強，對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認可，但并不學習屈原意志；韓愈與李紳通過與屈原悲慘遭遇的比擬，抒發自己無辜被害的怨憤，偏重于個人情懷的表現。初盛唐貶謫詩人的屈原情結，是中唐詩人的淵源，二者盡管有理性與情感之別，但總體上中唐時的悲劇氣氛要比初盛唐時期濃厚得多。

關鍵詞：中唐文學；南貶詩人；屈原情結

Abstract:Those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intheMidTangDynastyallshowedaQuYuancomplexintheirpoems.Forexample,undertheinfluenceofQuYuan''''spoems,suchasLISAOandJIUGE,LiuYuxiandLiuZongyuanexpressedprimarilyaspiritofcomplaintandfurywhilethemorerationalYuanZhenandBaiJuyibothacceptedQuYuan''''scharacterofloyaltyanduprightnessbutrefusedtofollowhiswillofconsistence.Incontrast,HanYuandLiShenexpressedtheircomplaintaboutinnocentmistreatmentbycomparingtheirexperiencetoQuYuan''''smiserabletreatment.TheQuYuancomplexofthepoetsrelegatedintheEarlyandProsperousTangDynastywastheverysourceofthatoftherelegatedpoetsintheMidTangDynasty.Ingeneral,theformerwasrationalwhilethelatterwassentimentalbutmoretragicthantheformer.

KeyWords:literatureintheMidTangDynasty;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theQuYuancomplex

貶謫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常見現象，至少從屈原起，貶謫又和文學發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緣關系，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號稱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遼闊，其駕馭臣下，恩威并施，對于犯法忤旨的官員，往往給以貶謫。所貶之地，以嶺南、湖南最為殘酷。嶺南、湖南地區，遠在天涯，習俗迥異，加以瘴癘蠻荒，故北方士人視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貶數量甚大的時代，明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卷8中，曾舉出歷代流貶的士人多達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貶士人之大多數。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詩人貶謫較為集中的時代，著名者就有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李紳、呂溫等。他們多數是具有經世治國抱負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濁的時代因素，或權力角逐的宦海風波，被疏離于權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貶謫蠻荒。政治生命的終結，人生經歷的巨大落差，極大地撼動其破碎的心靈，在對政治前途的幻滅中，他們把精力與心智轉向了文學創作，以其文學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補償政治的失意。這種與屈原相似的經歷，使他們對屈原產生了特殊的情結。由于每位詩人貶謫經歷的不同，其屈原情結，也表現出各自的個性差異。本文選取劉禹錫與柳宗元，元稹與白居易，韓愈與李紳6位大約三種類型的貶謫詩人，作為考察對象。

一

問題緣起司馬遷、劉安及班固全都注意到屈原的心志。司馬遷曾說“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鼻捌渥髌返闹疽馐欠窨梢杂谩芭c日月爭光可也”來贊揚，對此班固是持保留態度，他的說法是:“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钡谙旅娴脑捳Z里他的態度就很肯定了，他的批評也變得激烈起來:“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闭f屈原的志意“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否“過矣”，是否在班固所說的意義上“過矣”，這是可以爭辯的，只是我們這里不能進行。司馬遷贊屈原的志意“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在如下文本內:“《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秶L》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边@段文字里“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否是司馬遷《屈原列傳》所固有，是否是司馬遷自己所寫入，從而是否可以視為司馬遷所懷有或贊同，這點在屈原研究內長期以來是存在爭論的，有的屈原研究家認為連同其他一些話語，這一贊揚是后人“羼入”太史公《屈原列傳》本文之內的。張葉蘆在《＜屈原列傳＞誤解辨正》一文內詳細描述了有關分歧，他不同意說那是后人從外面加入的，說“我們只能說司馬遷《屈原列傳》對《離騷》及其作者屈原的評論和頌揚，吸取有劉安《＜離騷經＞章句》序文的話，這才符合實際。”［1］筆者是外行，不能斷定孰是孰非，但傾向于接受張葉蘆所作的那些論證，進而試來展示屈原心志具有的廣崇維度。原則蘊含屈原的心志，這是理解屈原的一個關鍵。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解釋屈原的心志，較為簡單的方式是從《卜居》這首詩著手。在這首詩里，屈原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來問太卜鄭詹尹。這些問題具有兩難抉擇的性質，集中在這一發問:“此孰吉孰兇，/何去何從?”太卜鄭詹尹的回答集中在這句話:“用君之心行君之志”。屈原不只是接受了這句話，而且這句話本也就是屈原自己的意向。我們現在的課題是試圖從哲學上把這句話闡釋為一條道德原則。如果這是必要的，在語義學和語用學上也能夠成立，那就應當對其內蘊做進一步說明，因為其中確實含有一些極其重要的東西。此外我們相信，如果與此相聯系談談屈原的死，將可使我們的理解更為充實。太卜鄭詹尹的這一回答直接是作為對屈原的建議給出，但它在詩意的脈絡內也含有一條哲學倫理學原理。通過對它的表達，標示出一個巨大的精神轉折，它可以評價成一種思想革命。在時間上這一轉折是前此從未以這一方式表述出的東西，更不要說已經普遍得到了承認。此前作為道德倫理原則確立的毋寧是一種人格神，是被崇拜的祖先，是傳襲而來的倫常與程式化的禮儀，是愈益強化的政治權威，特別是某些傳說的和歷史的政治個人。

“用君之心行君之志”。個體的主體性覺醒在此獲得了確證，自律事實上已經成為道德原則。個體的心志通過個體確立為有效。我們看到我們的詩人試圖對直到他的時代的主體性與自律理念提供某種的總結。以此他確乎已做出他特有的東西。通過他以詩與思獲致的這一原則性言談，他不是在把過時的倫常與禮儀權威化，使之成為定制。他所重視的是個體意志在廣大意域內自己立規的尊嚴性。適如他不是儒家與法家，他也不是道家，但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卻能夠融匯各家。他在世界內尋求他的自律與自由，但是同時也超越世界，直面他的時代的各種沖突。他不企求單單維持自己的自然生命，津津自得地延長自己的自然生命。他讓我們理解有一種生命，這種生命有價值，有尊嚴，有色彩，有寓意，而不是漠然的，阿世的，犬儒式的。恪守著他的原則，我們的詩人是他自己，而他自己是恪守他的原則的。在他的原則和他個人之間有一種同一性，這一同一性使他成為一種一次性的歷史現象，并賦予他以意義。這樣的一種同一性及其展開，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東西。詩與思對于他同時是生活與行動。在他的原則所在的地方，他自己也在場:一種分離完全不在考慮之列。而這意味著他的原則被他自己高高敬仰著。他的原則對于他之為個體，構成根基，比之他單單個人的東西總歸是某種更高的東西，他甘愿聽從它的聲音。當屈原談論“正則”、“常度”等等的語詞，乃是合乎邏輯的事。事情關乎某種普遍有效的原則，一種向他給出、由他立定，并且由他恪守的原則。這樣，“他的”原則同時也是能以推普的原則，是一種普遍性的原則。

人們可以看到他如何在一個紛亂的時代尋找著普遍有效的原則，并且認識到它，與之同一化，將之建于自己之內，通過自己的自我修煉將之展現出來。從哲學上來說，他并非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是什么主體主義者，個人人格主義者，他所持有的哲學也不能歸于人們所說的“主體哲學”。一般地說來，人們所謂的主體哲學對于解釋屈原是一過于狹窄的框架。他這一原則自成論證，自成證信。在它與道德主體之間是一種具體的、活的和內在的統一。它被尋找，被探問，而后被發現和被解答，通過主體內外進行的一個自我反思過程達到意識，而這一主體已經以這一原則的名義進行認知和行動。這一自我反思過程因之是自我意識的形成，既是對這一原則的自我意識，又是對行動主體的自我意識。而以此普遍性的原則也就成為主體的原則，成為主體自己的內心信念，人們有時也稱之為良知。這里是一個內在化過程，是自由的產生與實現。內心自由的原則被加工而成，心志現在成為提供尺度的，規定著行為或行動。與之相反，太卜詹尹批判地分析了的那些東西:物、智、數、神，以及龜策，是不可靠的，有缺陷的，甚至是行不通的。通過和太卜詹尹的交談，屈原的信念得到了加強，更好地說，經過了升冪。行動的尺度是主體的心志。主體從自己的心志來規定自己。他的意志確信自己正當，自律地引致行動。個人主體性原則首次得到發現，不僅找到一種建言的講法，而且找到了一種設準的講法。這在那時是一種不同尋常的東西。在屈原那里，這一原則是作為對他的一系列問題的答案引入的，這些問題構成一種重大的發問:我該何去何從?

這是關乎他的道路的發問。事情一直涉及道這個概念。太卜詹尹所表述的準則也屬于這一層次。這是值得留意的。這同樣能夠說明為什么這一原則絕不是唯我論的，絕非唯意志論的，也非單純直覺式的，不能從心理主義解釋的。對此“心———志”這一連接便是證據?！爸尽币馕吨迹赶蚶硇运季S。“志”在屈原那里也表示意志，但卻恰恰不是一種非理性的意欲。“志”在他那里是一系列行為準則。而在他那里重要的是這點:主體的意向和主體的意志都只是屬于天地人的統一體，它們在自身內凝聚這一統一體，分有這一統一體。偉大的個體之能在世間如日月，也只是因為他們一直造訪泰初之源，不斷呼吸元氣，并且清楚告誡自己不為之先。屈原把自己統一于壹氣之和德，而那對于他來說才是正義，真理和美，是道本身。作為個體行動的原則，心志實存于大道，而大道之可及只有經由求索、問詢，經由詩與思。這是一些路徑，它們如同屈原發現的那樣并不那么平坦，而卻可能很長很長。這樣看來，這一個體主體的原則終究須得理解為是超越主體的，超越個體的，或者也可以說是本體論性質的。屈原可以說是走在本體個體化的時空。他的詩與思既是最高主體性的，又是最高超主體性的，既是最高個體性的，又是最高超個體性的。他之達到自己的高度，是由于他把這些向度統一地設計起來，完善表現出來。個體性向著明朗天空開花，是因為它不割斷自己的本有根蒂。個體性方面與本體性方面的這一貫通是屈原創作與人生的靈魂，通過使之展現、擴展，聚集、晶結，屈原立意特立于一切，但又與一切共生。他強調自己的自我修養，他的修養過程在于使個體性的東西和本體性的東西自覺統一起來，是從前者達于后者，又是從后者達于前者。道德、吉兇與生死這樣一來，屈原所走的道路，現在就行進到它自己那里，因此而是自在而自為的大道。這樣一來，我們的詩人現在就有可能與必要，從自己出發按自己來行動。他的心志是正，是真，是美，因為他的心志是一個體化的本體物，一種本體性的個體物，假如我們可以這樣來形容的話。而這一統一的雙重物，或這一雙重的統一物，則既是在他之內，又是在他之上。這也就是他讓自己加以接受、又讓自己加以踐履的那種可能與必然，自愿加以接受和踐履的可能與必然。

從現在起一個原則被確立起來，王船山在《楚辭通釋》內將之概括成“君子自行其志”。然而這一原則絕不是一種單純主觀的東西。這點再次加以強調是必要的，因為屈原在上世紀80年代被一些研究者樹成了他們所主張的主體性的象征。在《卜居》行文內這一原則構成對屈原所提那些問題的最后回答。那些問題含有對于奴顏婢膝，對于偽善，對于貪婪，對于虛榮心，對于隨波逐流，對于工巧陰險等等的明顯厭棄。不被屈原看高的是被上流社會趨時者們視為幸福的一切。他所崇敬的是可名之為正的東西，例如正直、正言的東西。這是主體的行動所圍繞的樞紐，而非一般所稱幸福的東西。正當與幸福之間的聯系是一種僅僅相對性的、或然性的聯系，而非絕對的、無條件的聯系。正當有可能不依幸福發揮作用，因此恪守正當的東西和獲取幸福可能不是同一物，因此恪守那一原則也可能意味著承受沉重的運道。按照你的心意與志向行動，這在屈原那里意味著在正當與幸福之間明確做出選擇，意味著選擇前者。這恰恰成就他的偉大，因為唯有這樣才是合乎道德與倫理的。這一原則可能面臨一種情形，在那里正當和災殃糾結在一起。在這種情形下倫理主體將自愿決定來符合這一原則，因而迎向不幸。倫理主體將從自己出發這樣做，并不要求他人也這樣做，雖然說他們同樣具有這種稟賦和能力。就是在這一方面這一原則也是以自律精神草寫出的，在屈原那里這又構成一個特出的方面，他最終選取了一條導致他受苦，導致他死亡的道路。與我該何去何從這一發問相連，屈原也曾問“孰吉孰兇”。對這一發問的回答依然是包含在這句話之下:“用君之心行君之志”。們把這句話加以形式化，將之視為一條哲學倫理學原則。對這一原則屈原令人驚贊地保持了忠貞。他恪守這一原則同時也面向不幸和苦難。他的發問須看作是命運性的，他的回答亦然。這一對應關系顯示出正義所要求的那種必然性。王船山在《楚辭通釋》內曾這樣來解釋:“亢龍雖有悔，而不失其正”。這一解釋自然是依據《易經》。

在生活條件迅速變化的社會中，能保持與自然和祖輩遺留下來的歷史遺跡密切接觸，才是適合人類生活的環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及自然遺產保護的國際公約》77）城市圈內的風景資源的開發是創造最優人居環境的自然化，人類通過保護風景，來享受生活。因此風景資源具有的獨特環境特征和生態功能，不僅包括客觀事物（空間、植物、水體、人的活動等）、蘊涵著無形的文脈和人類漫長時間跨度內形成的歷史軌跡，更重要的是風景資源內孕育著改善人類生存環境的生態能，我們對風景資源要倍加珍惜[1]。通過問卷的形式對屈原公園景觀與綠化調查的反饋結果顯示，市民對屈原公園現狀比較滿意，關于綠化，環境小品及人文關懷方面的意見也呈中性。屈原公園呈帶型狀，景觀節點分段布置。現狀滿足城市景觀設計的基本原則，但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問題。

1屈原公園景觀設計原則

將原臨江公園改名為屈原公園，并在園內布置屈原雕像以及一些詩作碑刻，也賦予了整個公園歷史文化背景，同時也為整個常德市增添了些許文化氛圍。屈原公園利用沅江、護城河、九重天住宅區以及人民路分隔，不再另砌圍墻，使人在城市道路上行走就有了到公園的感覺。結合到城市的發展，屈原公園應有長遠規劃，預留發展空間，分期按階段實施。可以適當增添牌匾、石刻等點景，增加人文因素，激發游人在園中游覽的藝術想象空間，從自然景觀緩慢過渡到特色景觀。

1.1異質性原則

屈原公園中，樹種豐富，且有護城河環繞，與公園內各種元素結合，追求整體景觀的多元化和多樣性。根據整體帶型地形環境，為追求景觀整體的有機設計，與周圍綠地結合起來，分段進行功能分區。

1.2多樣性原則

“櫻桃桑葚與菖薄，更買雄黃酒一壺，門外高掛黃紙貼，卻疑帳主怕靈符”！

提起端午，人們不由想起令人垂涎欲滴的粽子；想起趣味橫生的龍舟。而我則不同，一首流傳千古的《離騷》；一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钡暮姥詨阎?，已使我無暇可想。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先生懷著一顆赤膽忠心，踏上了一條為國為民的不歸路，他以自己淵博的學問，博得了楚懷王的贊賞，受封之時僅二十多歲。初出茅廬的屈原，已對當時政治局勢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倡導舉賢受能，富國強兵，指點江山，力主聯齊抗秦。他以機制雄辯的說服力，聯合各國，建立六國聯盟，消除秦國威脅，挽救祖國危亡，革除弊政，消除人民疾苦。

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

那些擔心屈原的改革計劃會使他們失去權勢的高官奸臣們，倚仗楚王寵妃的勢力，加害屈原，致使意志薄弱的楚王罷免了屈原的官職。

一、推進屈原詩廉文化的實踐與探索

愛國主義詩人屈原既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更是屈鄉兒女的自豪。他愛國憂民、清正廉明的高尚品質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推崇和敬仰，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長期以來，縣委、縣政府就如何把屈原愛國憂民的精神、清正廉潔的品質與他優秀的詩歌作品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屈原故里的旅游資源開展廉政文化教育進行了積極的實踐與探索。

（一）精心建設基地，為屈原詩廉文化謀“形”。2008年以來，縣將屈原廉政元素集中起來，以屈原祠景區為依托，建設屈原廉政教育基地，充分展示屈原愛國、勤政、為民、廉潔的高尚情操，為游客提供更加豐盛的“文化大餐”。縣紀委、縣文化旅游局、縣文聯、縣文物局、縣屈原研究會先后赴隨州廉政教育基地、中共五大會址廉政教育基地和武當山道廉教育基地進行了考察，確定了屈原廉政教育基地建設的基本思路、風格結構。

一是動靜搭配求“活”。在基地的規劃中，既注重內容充實、設計美觀、圖文并茂的靜態展陳要求，又突出流動性、參與性的展陳特點。根據屈原名句“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分室內和室外部分設計了“清醒泉”和“獨醒堂”兩個部分，在“清醒泉”的景點中：石山中汩汩清流，賦有靈性，象征屈原高潔情操；泉池中荷蓮旖旎，泥而不滓，寓意屈原出污泥而不染的忠耿品質；石山崔嵬，卓立于世，堪稱屈原千古不朽的偉大形象；這些設計使基地在整體上靈動起來。

二是豐富多彩求“鮮”。在基地的規劃中，既注重傳統的展板布展方式，又引入“電子翻書”“聚音設備”等現代聲光電設施，將屈原廉政思想、廉政作品、廉政故事、古今偉人對屈原的評價和屈鄉兒女踐行屈原精神的杰出代表和先進事跡等內容進行編輯，圖文并茂的嵌入電子翻書設備中，將屈原廉政名言和、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論述錄制到聚音設備中，使游客在參觀中參與、在參與中參觀，既飽了“眼福”，又飽了“耳?！?，增加了“互動”元素，增強了展陳的“鮮活性”和吸引力。

三是空間和諧求“美”。在反復修改“屈原廉政教育基地展陳方案”的基礎上，充分考慮與屈原祠整體布局的和諧，以及布展形式、內容的統一，按照“美觀”的要求組織屈學專家、美工專家、書法大家等各方面的人才反復討論，進行了多次修訂，確定了終審方案，從空間、造型、色彩、燈光等方面進行了最完美的設計，對四大主題分別確定了展陳風格，確保布局合理、錯落有致、搭配和諧。

【摘要】郭沫若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偉大的詩人、戲劇家，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創者，他很早就接受了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并使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社會，同時，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從事歷史劇創作，取得了豐碩的文學成果。《屈原》是郭沫若歷史劇的代表作，體現了唯物史觀的人民本位的思想，但由于作者當時對唯物史觀的理解還不充分，使人物形象設置出現了矛盾之處。研究郭沫若的創作經歷，能幫助廣大劇作者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科學從事文藝創作。

【關鍵詞】郭沫若；唯物史觀；歷史劇；《屈原》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郭沫若是“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詩人和劇作家”[1]，他的歷史劇思想深刻、藝術魅力豐富，對中國話劇藝術現代化、民族化的進程產生了巨大的推進作用?！肚肥枪魵v史劇的代表作，他自覺將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融入創作，重新詮釋了屈原其人其事，豐富了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精神內涵，體現出深厚的思想價值，并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普及了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但作為早期研究者，郭沫若對唯物史觀的理解還不充分，因此，《屈原》對唯物史觀的呈現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以文本細讀為基礎，分析唯物史觀思想在《屈原》一劇中的體現與局限，以期更深入地理解郭沫若的文學及史學思想。

一、郭沫若對唯物史觀的接受

1912年，郭沫若遠赴日本學醫，旅日期間，郭沫若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1924年5月，郭沫若翻譯了日本學者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該書從經濟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不可克服性，論證了資本主義社會必將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規律。此書雖略顯粗糙，但已體現了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此前，郭沫若已經零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部分觀點和術語，但正是在翻譯該書的過程中，他才系統地學習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并因此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為了共產主義者。在同年致成仿吾的信件中郭沫若寫道：“我從前只是茫然地對于個人資本主義懷著憎恨，對于社會革命懷著信心，如今更得著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情感作用了”[2]，1959年，在給青年文學愛好者的回信中，他表示：“（通過翻譯）使我前期的糊涂思想澄清了，從此我初步轉向馬克思主義方面來?！盵2]1927年，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以失敗告終，次年，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艱難歲月里，他的史學研究卻取得了輝煌成果。1930年，他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該書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生產力的發展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發展的全過程，并且從社會經濟形態出發論證了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發展的共通性，對中國古代歷史的分期提出了別具一格的新看法?！吨袊糯鐣芯俊肥鞘状芜\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及歷史的著作，為中國歷史理論研究開辟了新天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二、唯物史觀在《屈原》中的體現

戰國時代，楚秦爭奪霸權，詩人屈原很受楚王器重，然而屈原的主張遭到上官大夫靳尚為首的守舊派的反對，不斷在楚懷王的面前詆毀屈原，楚懷王漸漸疏遠了屈原，有著遠大抱負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懷著難以抑制的憂郁悲憤，寫出了《離騷》、《天向》等不朽詩篇。

公元前229年，秦國攻占了楚國八座城池，接著又派使臣請楚懷王去秦國議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陰謀，冒死進宮陳述利害，楚懷王不但不聽，反而將屈原逐出郢都。楚懷王如期赴會，一到秦國就被囚禁起來，楚懷王悔恨交加，憂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國。楚頃衰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國，頃衰王倉惶撤離京城，秦兵攻占郢城。屈原在流放途中，接連聽到楚懷王客死和郢城攻破的噩耗后，萬念俱灰，仰天長嘆一聲，投入了滾滾激流的汩羅江。

江上的漁夫和岸上的百姓，聽說屈原大夫投江自盡，都紛紛來到江上，奮力打撈屈原的尸體，紛紛拿來了粽子、雞蛋投入江中，有此郎中還把雄黃酒倒入汪中，以便藥昏蛟龍水獸，使屈原大夫尸體免遭傷害。

從此，每年五月初--屈原投江殉難日，楚國人民都到江上劃龍舟，投粽子，以此來紀念偉大的愛國詩人，端午節的風俗就這樣流傳下來。

端午節

在端午節聯歡會上的講話節日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每年的固定日，共同舉行的儀式或慶典。全民認同并參與，一年一度，周而復始。

我國的傳統節日，豐富多彩，源遠流長，蘊涵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影響廣及東方，乃至世界。中國的節日文化，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國節日，從元日到除夕，計十四個，其中最盛大的節日是端午、中秋、年（春節）三節。

端午節起源，傳說多種。五月正值仲夏，“端”即“初”，端午既初五，古人“俗重五日”。又當“夏至”，漢初定五月五為節日，為逐疫辟邪。唐宋時稱為“端午”（“五”“午”相通），別稱端陽節、重午節。包粽子、賽龍舟成為端午節中國兩大民俗。

五月五日又是偉大愛國詩人屈原的殉國之日。每逢此日，屈原家鄉人民以竹筒盛糯米，投江中紀念屈原。后演變用竹葉或葦葉代替竹筒并系以彩繩，即“粽子”。于是，端午節包粽子紀念屈原，為廣大人民所認同，兩千年來，代代相傳，延續至今。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任楚國左徒，世稱三閭大夫。他對內主張舉賢任能，改革弊政；對外主張聯齊抗秦，興邦強國。因遭讒臣嫉謗，被楚懷王蔬遠，后又放逐湘沅，雖輾轉艱辛，仍憂國憂民。聞秦軍攻破郢都，憂憤交加，投淚羅江以殉國難。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