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內貿易范文10篇

東盟自由貿易區從1967年成立以來已走過了35年的發展歷程，被視為發展中國家間最成功的區域性組織之一。雖然人們對20世紀90年代以前東盟經濟合作的評價不一，但東盟各國的經濟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92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的出臺使東盟經濟合作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東盟經濟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眾所周知，自由貿易在長期是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來貿易保護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加入自由貿易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調整成本）。因為關稅的取消、貿易壁壘的消除總會引起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使資源在各個產業之間重新配置。然而，這個過程是痛苦的。那些原來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會發展壯大，而那些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則終將被淘汰，從而導致一些產業的部分資本荒置和勞動力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些國家在執行自由貿易區計劃的決心和行動。但是，如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來自產業內貿易，那么，各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成本就比較低(DixonandMenon,1995)。因為產業內貿易并不是導致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流動，而是在同一個產業內流動，是產業內的專業化，其資本和勞動力的變動更容易適應新環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認為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是以何種形式——產業間貿易還是產業內貿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東盟的區內貿易

自1994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正式實施以來，在區內關稅減免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稱為《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運行機制。CEPT產品包括四類，即列入清單產品、暫時例外產品、一般例外產品和敏感產品。）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屬于“CEPT列入清單”，其中92.7%商品的關稅在5%以下。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區內貿易總額為1595.91億美元（注：2000年泰國區內貿易的進出口值只包括頭9個月的數據。），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時，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19%。因此，從區內貿易比重來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在擴大區內貿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當然，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對各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有所下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居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首位，但其區內貿易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卻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萊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變化起伏較大。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區內貿易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長率分別達6.67%、7.92%和4.79%，說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區域內原先貿易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加強了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其出口產品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二、產業內貿易指標

對產業內貿易問題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涉及經濟一體化對貿易專業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伯和勞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伯－勞艾德指標(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如下：

東盟自由貿易區從1967年成立以來已走過了35年的發展歷程，被視為發展中國家間最成功的區域性組織之一。雖然人們對20世紀90年代以前東盟經濟合作的評價不一，但東盟各國的經濟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92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的出臺使東盟經濟合作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東盟經濟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眾所周知，自由貿易在長期是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來貿易保護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加入自由貿易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調整成本）。因為關稅的取消、貿易壁壘的消除總會引起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使資源在各個產業之間重新配置。然而，這個過程是痛苦的。那些原來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會發展壯大，而那些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則終將被淘汰，從而導致一些產業的部分資本荒置和勞動力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些國家在執行自由貿易區計劃的決心和行動。但是，如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來自產業內貿易，那么，各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成本就比較低(DixonandMenon,1995)。因為產業內貿易并不是導致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流動，而是在同一個產業內流動，是產業內的專業化，其資本和勞動力的變動更容易適應新環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認為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是以何種形式——產業間貿易還是產業內貿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東盟的區內貿易

自1994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正式實施以來，在區內關稅減免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稱為《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運行機制。CEPT產品包括四類，即列入清單產品、暫時例外產品、一般例外產品和敏感產品。）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屬于“CEPT列入清單”，其中92.7%商品的關稅在5%以下。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區內貿易總額為1595.91億美元（注：2000年泰國區內貿易的進出口值只包括頭9個月的數據。），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時，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19%。因此，從區內貿易比重來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在擴大區內貿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當然，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對各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有所下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居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首位，但其區內貿易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卻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萊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變化起伏較大。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區內貿易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長率分別達6.67%、7.92%和4.79%，說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區域內原先貿易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加強了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其出口產品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二、產業內貿易指標

對產業內貿易問題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涉及經濟一體化對貿易專業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伯和勞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伯－勞艾德指標(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如下：

東盟自由貿易區從1967年成立以來已走過了35年的發展歷程，被視為發展中國家間最成功的區域性組織之一。雖然人們對20世紀90年代以前東盟經濟合作的評價不一，但東盟各國的經濟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92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的出臺使東盟經濟合作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東盟經濟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眾所周知，自由貿易在長期是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來貿易保護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加入自由貿易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調整成本）。因為關稅的取消、貿易壁壘的消除總會引起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使資源在各個產業之間重新配置。然而，這個過程是痛苦的。那些原來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會發展壯大，而那些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則終將被淘汰，從而導致一些產業的部分資本荒置和勞動力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些國家在執行自由貿易區計劃的決心和行動。但是，如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來自產業內貿易，那么，各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成本就比較低(DixonandMenon,1995)。因為產業內貿易并不是導致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流動，而是在同一個產業內流動，是產業內的專業化，其資本和勞動力的變動更容易適應新環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認為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是以何種形式——產業間貿易還是產業內貿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東盟的區內貿易

自1994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正式實施以來，在區內關稅減免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稱為《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運行機制。CEPT產品包括四類，即列入清單產品、暫時例外產品、一般例外產品和敏感產品。）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屬于“CEPT列入清單”，其中92.7%商品的關稅在5%以下。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區內貿易總額為1595.91億美元（注：2000年泰國區內貿易的進出口值只包括頭9個月的數據。），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時，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19%。因此，從區內貿易比重來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在擴大區內貿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當然，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對各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有所下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居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首位，但其區內貿易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卻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萊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變化起伏較大。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區內貿易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長率分別達6.67%、7.92%和4.79%，說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區域內原先貿易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加強了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其出口產品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二、產業內貿易指標

對產業內貿易問題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涉及經濟一體化對貿易專業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伯和勞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伯－勞艾德指標(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如下：

東盟自由貿易區從1967年成立以來已走過了35年的發展歷程，被視為發展中國家間最成功的區域性組織之一。雖然人們對20世紀90年代以前東盟經濟合作的評價不一，但東盟各國的經濟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92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的出臺使東盟經濟合作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東盟經濟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眾所周知，自由貿易在長期是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來貿易保護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加入自由貿易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調整成本）。因為關稅的取消、貿易壁壘的消除總會引起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使資源在各個產業之間重新配置。然而，這個過程是痛苦的。那些原來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會發展壯大，而那些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則終將被淘汰，從而導致一些產業的部分資本荒置和勞動力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些國家在執行自由貿易區計劃的決心和行動。但是，如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來自產業內貿易，那么，各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成本就比較低(DixonandMenon,1995)。因為產業內貿易并不是導致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流動，而是在同一個產業內流動，是產業內的專業化，其資本和勞動力的變動更容易適應新環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認為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是以何種形式——產業間貿易還是產業內貿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東盟的區內貿易

自1994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正式實施以來，在區內關稅減免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稱為《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運行機制。CEPT產品包括四類，即列入清單產品、暫時例外產品、一般例外產品和敏感產品。）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屬于“CEPT列入清單”，其中92.7%商品的關稅在5%以下。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區內貿易總額為1595.91億美元（注：2000年泰國區內貿易的進出口值只包括頭9個月的數據。），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時，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19%。因此，從區內貿易比重來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在擴大區內貿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當然，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對各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有所下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居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首位，但其區內貿易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卻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萊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變化起伏較大。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區內貿易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長率分別達6.67%、7.92%和4.79%，說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區域內原先貿易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加強了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其出口產品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二、產業內貿易指標

對產業內貿易問題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涉及經濟一體化對貿易專業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伯和勞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伯－勞艾德指標(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如下：

東盟自由貿易區從1967年成立以來已走過了35年的發展歷程，被視為發展中國家間最成功的區域性組織之一。雖然人們對20世紀90年代以前東盟經濟合作的評價不一，但東盟各國的經濟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92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的出臺使東盟經濟合作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東盟經濟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眾所周知，自由貿易在長期是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來貿易保護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加入自由貿易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調整成本）。因為關稅的取消、貿易壁壘的消除總會引起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使資源在各個產業之間重新配置。然而，這個過程是痛苦的。那些原來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會發展壯大，而那些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則終將被淘汰，從而導致一些產業的部分資本荒置和勞動力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些國家在執行自由貿易區計劃的決心和行動。但是，如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來自產業內貿易，那么，各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成本就比較低(DixonandMenon,1995)。因為產業內貿易并不是導致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流動，而是在同一個產業內流動，是產業內的專業化，其資本和勞動力的變動更容易適應新環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認為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是以何種形式——產業間貿易還是產業內貿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東盟的區內貿易

自1994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正式實施以來，在區內關稅減免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稱為《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運行機制。CEPT產品包括四類，即列入清單產品、暫時例外產品、一般例外產品和敏感產品。）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屬于“CEPT列入清單”，其中92.7%商品的關稅在5%以下。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區內貿易總額為1595.91億美元（注：2000年泰國區內貿易的進出口值只包括頭9個月的數據。），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時，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19%。因此，從區內貿易比重來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在擴大區內貿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當然，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對各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有所下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居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首位，但其區內貿易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卻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萊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變化起伏較大。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區內貿易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長率分別達6.67%、7.92%和4.79%，說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區域內原先貿易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加強了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其出口產品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二、產業內貿易指標

對產業內貿易問題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涉及經濟一體化對貿易專業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伯和勞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伯－勞艾德指標(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如下：

東盟自由貿易區從1967年成立以來已走過了35年的發展歷程，被視為發展中國家間最成功的區域性組織之一。雖然人們對20世紀90年代以前東盟經濟合作的評價不一，但東盟各國的經濟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92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的出臺使東盟經濟合作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東盟經濟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眾所周知，自由貿易在長期是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來貿易保護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加入自由貿易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調整成本）。因為關稅的取消、貿易壁壘的消除總會引起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使資源在各個產業之間重新配置。然而，這個過程是痛苦的。那些原來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會發展壯大，而那些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則終將被淘汰，從而導致一些產業的部分資本荒置和勞動力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些國家在執行自由貿易區計劃的決心和行動。但是，如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來自產業內貿易，那么，各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成本就比較低(DixonandMenon,1995)。因為產業內貿易并不是導致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流動，而是在同一個產業內流動，是產業內的專業化，其資本和勞動力的變動更容易適應新環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認為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是以何種形式——產業間貿易還是產業內貿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東盟的區內貿易

自1994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正式實施以來，在區內關稅減免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稱為《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運行機制。CEPT產品包括四類，即列入清單產品、暫時例外產品、一般例外產品和敏感產品。）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屬于“CEPT列入清單”，其中92.7%商品的關稅在5%以下。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區內貿易總額為1595.91億美元（注：2000年泰國區內貿易的進出口值只包括頭9個月的數據。），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時，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19%。因此，從區內貿易比重來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在擴大區內貿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當然，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對各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有所下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居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首位，但其區內貿易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卻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萊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變化起伏較大。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區內貿易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長率分別達6.67%、7.92%和4.79%，說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區域內原先貿易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加強了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其出口產品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二、產業內貿易指標

對產業內貿易問題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涉及經濟一體化對貿易專業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伯和勞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伯－勞艾德指標(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如下：

［摘要］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國家推動了一系列區域經濟、金融合作與建設，取得重要進展。但是，東亞經濟金融合作仍然存在諸多障礙和問題。首先，東亞區域的貿易一體化進展有限，較為依賴區域外貿易。其次，區域金融一體化程度落后于貿易一體化。東亞各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金融聯系遠遠高于與區域內其他經濟體的金融聯系。最后，與此相關聯的，東亞國家的政治互信仍有待加強。

［關鍵詞］東亞；經濟金融合作；一體化；障礙

1997—1998年，東亞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各國政府開展了一系列促進區域合作和金融一體化的舉措以應對外部沖擊。如今20年過去了，盡管各類區域貿易和金融的合作機制在不斷增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在不斷加強，然而考慮到當前資本流動波動性加大及其對經濟金融體系潛在沖擊的增加，東亞區域經濟、金融一體化進展仍遠遠不夠，我們有必要回頭審視東亞區域實體經濟與金融一體化面臨的障礙與挑戰。

一、區域貿易一體化進展有限、仍然較為依賴區外貿易

東亞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是通過商品市場中的貿易渠道展開。然而，事實上，盡管區內貿易不斷增加，但東亞地區的區內貿易擴張幅度有限，東亞地區各國的貿易仍主要依賴于區外貿易。ADB的亞洲區域一體化指數顯示：1995年，10＋3國家的區內貿易占比45．01％，2015年則是47．16％（2015年是最新數據）。也就是說，在上述20年當中，東亞區內的貿易占比僅僅只提高了2．15個百分點。而在同一時期，歐盟的區內貿易占比一直處于60％左右的水平。此外，東亞區內的加工貿易、中間品貿易占比較高，這是東亞區內貿易的一大特點。如果剔除掉這方面因素、只考慮最終需求，則東亞區內貿易占比還會有明顯下調，東亞各國最終需求受到其他區域，特別是美國的最終需求的推動。可見，東亞經濟還遠遠談不上與其他區外經濟的脫鉤。基于現有的實體經濟基礎，東亞地區對區外的貨幣、匯率、金融市場的依賴性也較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般路徑是從貿易、投資，再走向貨幣、金融領域。在二戰后，出于對戰爭的反思、對和平的渴望，政治驅動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是從煤鋼共同體、關稅同盟、歐共體這樣的合作一步步走過來的。而東亞財金合作的初始動力，則是基于對金融危機的反思，直接走向了貨幣金融合作，比如清邁協議及其多邊化、亞洲債券市場倡議等。這種就金融合作來應對金融危機的思路難免忽略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實體經濟原因，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短視的做法。對于東亞各國而言，一直以來的出口促進戰略使得貿易仍主要依賴于美國、歐洲等區外貿易，因此，各國政府更傾向于穩定與美國、歐洲之間的匯率，對區域內匯率的穩定主要是出于減少在區外貿易中的競爭的目的，從而造成了東亞各國對于穩定區域內匯率的動力不足，對東亞區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形成障礙。

二、金融一體化發展滯后

一、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建立與東亞經濟圈的事實形成

二戰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由于成功實施了以政府主導性、出口擴張性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發展戰略，國民經濟在戰爭的廢墟上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隨著日本經濟在戰后的重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特別是70、80年代以來，作為在東亞地區唯一的經濟發達國家，日本開始逐步向東亞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在東亞地區建立了以自己為核心的“東亞雁行國際分工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東亞雁行發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的“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在這一理論模式中，赤松要認為，日本的產業發展實際上經歷了進口、進口替代、出口、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因為這四個階段呈倒"V"型，在圖表上酷似依次展飛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日本學者引用赤松要“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將戰后東亞地區國際分工體系和經濟發展過程也喻為一種“雁行形態”或“雁行模式”。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基本內涵是：戰后以來，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潛在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后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依次轉移到東盟諸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80年代初，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也開始參與東亞國際分工體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圖景，在他們之間形成了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階梯式產業分工體系。

隨著東亞區域雁行國際分工體系的逐步建立，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縱觀整個東亞地區，就地區對外貿易來看，東亞區域內相互出口由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進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個東亞地區內部相互貿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貿易的43%。而東南亞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在短時間迅速波及到其他東亞國家（地區），也充分反映了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經濟關系的緊密程度。

由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基于傳統雁行分工體系之上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緣上相近，文化傳統上相親，因此，二戰以后，在東亞地區實際上形成了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非制度性經濟圈。

摘要：東亞金融危機之后，東亞金融市場正在進行重新整合，出現了許多金融一體化與貨幣一體化的倡議，本文主要考察現階段東亞金融一體化的發展程度，通過最優貨幣區理論、產業內貿易與最優貨幣區和政策協調難度三個靜態指標考察東亞金融一體化所處的階段。結果顯示東亞各國之間的一致性以及國際化水平都有待加強，要達到真正有利于金融一體化的金融自由化程度，東亞還需要時間。

關鍵詞：金融一體化最優貨幣區產業內貿易政策協調

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Mundell預言在未來10年內將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區。以單一貨幣聯盟為特征的歐元，問世兩年多來盡管命運多舛，但畢竟是民族國家進行貨幣主權讓渡的偉大嘗試；以美元化為特征的主導貨幣區域在拉美的迅速擴展則同樣引人注目，拉丁美元區乃至北美貨幣聯盟的出現并非不可思議。那么，亞洲貨幣聯盟可能會沿著怎樣的路徑演進，亞元是否會在21世紀出現？引起了多方關注。要探討一個地區實現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該區域的金融一體化程度是一個基本前提，只有金融一體化達到了相當的程度，才有可能進行進一步的貨幣合作。因此，在對東亞進行貨幣合作的討論之前，有必要對東亞金融一體化現狀進行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東亞是否達到了金融一體化？

在2004年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亞洲銀行家認為，東亞正不可阻擋地加強債券市場、貨幣和外匯儲備管理的合作，金融一體化程度不斷加強，而金融一體化的推動力基本上來自地區貿易和投資的快速增長。借鑒歐元的成功經驗，東亞的金融合作通過貨幣互換等形式，正在逐步加強匯率與貨幣合作，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合作方案，甚至最終可能推出一種共同的亞洲貨幣。

事實上，從90年代末開始，東亞貨幣一體化已經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1988年底，中國香港貨幣局總裁任志剛正式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同盟的建議。1999年10月，香港的財政秘書長DonaldTsang提出了促成設立亞洲共同貨幣的計劃；他建議，為了對付新的全球挑戰，新加坡和香港應當走向一種貨幣同盟并最終擴大到整個東亞。一個月后，當時的菲律賓總統埃斯特拉達在東盟首腦年會上呼吁東盟10個成員國建立一個東亞共同市場并實行統一貨幣。1999年8月，馬來西亞主持了討論東亞貨幣同盟的國際研討會，并且委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個專家小組研究該問題。當時，東盟秘書長RodolfoC.Severino在會議總結中指出“鑒于已經取得的經濟一體化程度，與關稅同盟和共同市場一樣，一種東盟貨幣至少變得可以考慮了。”

內容摘要：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的高消費和亞洲地區的高儲蓄，同時也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后生產分工模式變化的必然結果，并不完全取決于匯率水平。因此，解決中美貿易差額問題不能只盯住中國的匯率水平。中美應在加強磋商的基礎上，分別出臺措施緩解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壓力。對于中國而言，主要做好七件事，包括加快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管理、加大“走出去”戰略的實施、積極發展本土資本市場、運用貨幣對沖操作手段、提高亞洲區內貨幣的結算功能和落實內需主導戰略等。

關鍵詞：國際貨幣體系匯率機制政策選擇

一、解決世界經濟矛盾的著眼點既不能盯著中國匯率，也不能完全依靠美國的調整

過去的十年，中國占美國總體貿易逆差的比重一般在20％～25％的區間浮動，2004年的比重比1997年還有所下降。盡管2001～2004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占美國總貿易逆差的比重上升了4.68個百分點，但同期美國與日、韓、中國臺灣的貿易逆差占美國總貿易逆差的比重下降了7.06個百分點。而且，雖然美國與東亞、東南亞的貿易逆差額上升，但比重也在下降。可見，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全局性的，而不是地區性的。

2000～2004年，中國與美國、歐盟的貿易順差增加了780億美元，而與此同時，中國與日本、亞洲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卻增加了350億美元，加上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中國2004年的貿易順差僅比2000年增加80億美元。如果計算中國大陸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轉口貿易，中國與美國、歐盟2000～2004年的貿易順差增加了770億美元，但與日本、亞洲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卻增加了1040億美元，總的看來，這幾年反而是增加了650億美元的逆差。

進一步看，外資企業可以解釋中國對主要國家貿易差額的70～80％，中國貿易差額是全球企業資源配置的結果，尤其是亞洲國家產業鏈轉移地結果。1999年，中國為出口加工目的而進口的產品中，25％來自日本，20％來自中國臺灣地區，20％來自香港地區、新加坡和韓國。但只有5％來自美國，7％來自歐盟。另一方面，生產出來的產品卻有26％直接銷往美國，如果加上經中國香港地區轉出口的產品，美國的份額可能略微超過30％，歐盟則分別是14％和19％。這表明，中美貿易失衡事實上是亞洲地區與美國之間的貿易失衡。造成這種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兩個地區經濟結構的互補性，即美國的高消費和亞洲地區的高儲蓄，同時也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后，生產分工模式變化的必然結果，并不完全取決于匯率水平。因此解決中美貿易差額問題眼睛不能光盯著中國的匯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