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向性范文10篇

在電視鏡頭的拍攝與剪輯中，也是有一定傾向性的，只要這種傾向性是善意的，并且新聞主體不失實、廣告拍攝與制作中不做假，那么也是無可非議的。這就像電視新聞節目的播音員和其它節目的主持人，出鏡前一般都會進行化妝，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給觀眾一個美好形象。對于電視新聞和電視廣告來說，鏡頭除了要體現畫面的有效信息量、穩定性、光與影的合理配置外，還應該考慮畫面的情感色彩，讓電視畫面充滿美感。這里就會涉及到一個電視鏡頭拍攝與剪輯中的善意傾向性問題。

一、拍攝新聞時主要體現在選好角度

“新聞報道的傾向性是絕對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而客觀性則是相對的。作為社會中的人，是無法做到完全客觀的報道的。”①電視新聞報道的傾向性既存在于文字稿中，又反映在鏡頭里，后者主要體現在如何選好拍攝角度和流暢的剪輯。在拍攝電視新聞時，電視記者一般是不能干預采訪對象的，也不能讓采訪對象按照記者的要求做這做那，只能有選擇地抓拍。但遇到特殊情況時，電視記者為了把具有審美價值的電視畫面奉獻給觀眾，適當采取一些相應措施也是應該允許的。實際上現在的電視新聞拍攝中，為了拍好電視新聞中的人物，有時電視記者除了“擺拍”外，在技術手段上稍作些調整也是可以的。例如：某地有位領導，也許是因為工作太辛苦了，臉又粗又黑像大寨梯田一樣。電視臺記者在拍攝這位領導時，除了打平面光、在攝像機上裝上柔光鏡外，還用手動光圈鎖定曝光，對他的面部曝光采取過曝半檔的做EWSWINDOW法。例如：有的采訪對象，左臉上有塊明顯的胎記，那拍攝者一般會從右面去拍攝他的頭像，除了拍攝角度，有時電視記者在拍攝時還會適當提醒一下拍攝對象。筆者在當攝像記者時，經常會遇到個別同志在開會或參加活動時抽煙的情況，筆者在拍攝前就會走過去請這位同志把煙滅掉，當然同志也是很配合的。鏡頭語言是電視新聞的基礎語言，電視新聞的最大優勢就是能夠充分展示鏡頭語言的魅力。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電視對畫面的要求更甚于文字。電視說到底還是一門剪輯藝術，剪輯的環節也很重要。因為電視畫面是攝像機從開機到關機不間斷地拍攝所記錄下來的一個片段。觀眾所看到的電視節目是經過剪輯、修改、制作以后得到的“成品”。畫面是電視節目的基本元素，合理組接才能構成有機的畫面語言。如在剪輯一條會議新聞時，電視記者在領導講話的特寫鏡頭后面，接上一個全場鼓掌的鏡頭。

二、廣告拍攝與剪輯中力求追求完美

對于電視廣告的拍攝與剪輯來說，也有一個傾向性問題。只要對面向消費者的產品和服務不做假，對一些非主要元素作適當地美化，也未嘗不可。前幾年，紹興市柯橋區有個企業家來我臺做廣告，要求我臺的攝像師為他拍個視頻片，并且要有他講話的同期聲。然而，這位企業家有嚴重的口吃，說話結結巴巴，并且頭還是癩的。雖然在拍攝時他戴上了頭套，但他的同期聲卻是“在企業開、開業十周年之、之際……”后期制作人員在廣告播出前，對這位企業家斷斷續續的話語進行了剪輯，雖然口型對不上，但老總的話卻很連貫了，一點也聽不出他是口吃的。廣告播出后，這位老總非常滿意，后來又多次來到柯橋區臺主動要求播出廣告。長期以來，有的人始終把平淡、隨意、無技巧甚至模糊、變形的表現手法作為電視鏡頭的拍攝模式。但這種“是什么拍什么”、表現出“原生態”即可的無目的拍攝方式，是發揮不出電視鏡頭拍攝者主觀能動性的，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電視作品的思想深度，失去了電視鏡頭應有的影響力和社會效果。在通常情況下，選擇電視鏡頭的拍攝角度非常重要，要用一組鏡頭來表現某一事物，這一組鏡頭就可以選用不同的角度。如想把物體拍攝得很高大，只要把拍攝位置靠近一點，用仰角度拍攝就行；如想把場面拍得大一些，使畫面顯得遼闊廣大，只要把拍攝位置選擇在高處，用俯角拍攝，就會得到想要的結果；如想把物體拍得具有立體感，除了燈光配置外，拍攝角度選擇在物體的側面，立體感就能出來。電視節目是由多個鏡頭組接在一起后來完成敘事和表意的，如果一組鏡頭中的每個鏡頭或者某一個鏡頭拍攝不到位，那必然會影響到電視作品的質量。所以，這就要求我們在拍攝每個鏡頭時，都要認真思考，不僅要注意到畫面造型的美，更要去尋求畫面思想內涵的表達。在電視廣告鏡頭的拍攝與剪輯中作適當后期加工，目的就是在不做假的前提下使視聽信息更加流暢、更為簡潔，讓觀眾在收看的同時又能有美的享受。電視媒體與廣告主是一種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關系，廣告片的拍攝和制作要在不欺騙消費者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令廣告主滿意的效果。

三、畫面客觀性與傾向性的辯證關系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緒論；公共危機與電視媒體；不同公共危機中電視媒體的不同疏導；疏導的特點；結論五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疏導工作的傾向會直接影響公眾的情緒和行為、公共危機：政治性危機；社會性危機；宏觀經濟性危機；生產性危機；自然性危機、電視媒體的疏導、“5.12”汶川地震中的中國電視媒體、1992年洛杉磯黑人騷亂中的美國電視媒體、紀念“9.11”一周年中的美國電視媒體、疏導的具體運作方式、疏導和真實性的關系、疏導的兩面性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中的我國媒體在抗震救災的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他們公布救災信息、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救災熱情進行了正確的引導并且在報道的過程中成功塑造了政府的正面形象。我由此受到啟發，想就公共危機中電視媒體的作用進行分析和闡述。但由于受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分析電視媒體的疏導公眾情緒和行為的作用。疏導作用是在公共危機發生以后電視媒體的一個重要作用，疏導工作的傾向會直接影響公眾的情緒和行為。目前在業內有很多對于在公共危機中媒體的作用的研究，但是公共危機中電視媒體的疏導作用還沒有人系統的對其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歸納。我將通過對“5.12”汶川地震中我國電視媒體的表現等幾個事例的分析來論述疏導的傾向性對于公眾情緒和行為的影響，以及疏導的利與弊。

緒論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中的我國媒體在抗震救災的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他們公布救災信息、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救災熱情進行了正確的引導并且在報道的過程中成功塑造了政府的正面形象。我由此受到啟發，想就公共危機中電視媒體的作用進行分析和闡述。但由于受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分析電視媒體的疏導公眾情緒和行為的作用。疏導作用是在公共危機發生以后電視媒體的一個重要作用，疏導工作的傾向會直接影響公眾的情緒和行為。目前在業內有很多對于在公共危機中媒體的作用的研究，但是公共危機中電視媒體的疏導作用還沒有人系統的對其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歸納。我將通過對“5.12”汶川地震中我國電視媒體的表現、1992年美國洛杉磯黑人騷亂和紀念“9.11”一周年活動中的美國電視媒體，三個個事例的分析來論述疏導的傾向性對于公眾情緒和行為的影響，以及疏導的利與弊。

一、公共危機與電視媒體

（一）公共危機

摘要：時問管理傾向與心理健康水平多因子間存在顯著相關，與學業成績具有因果關系，與工作倦怠存在顯著負相關。企業可通過心理管理傾向測試的方法選拔適合工作崗位的員工，并通過培訓提高員工的時間管理技能。

關鍵詞：時間管理傾向；心理健康水平；學業成績；工作倦怠；企業管理

一、時間管理傾向研究的歷史背景和概念

20世紀50年代末，隨著工業化大生產的深入、競爭的日益激烈，時間管理作為一種有效應對工作中時間問題的方法被介紹。這種方法包含了許多時間管理的技巧，如：決定短期內追尋哪個目標，怎樣將這些目標轉化成任務和活動以立即被完成，怎樣計劃和確定它們在日常事物中的優先順序，怎樣避免不必要的工作中斷，等。自此，在學術研究和公眾生活中，時問管理變得非常流行。

2001年我國學者黃希庭和張志杰最先提出并界定了時間管理傾向(TimeManagementDisposition)。時間管理傾向是指個體在時間價值感、時間監控觀和時間效能感上的穩定特征，是一種人格特質。時間管理傾向反映了人們對待時間的態度和價值觀念，具有一定動力性，推動個體向一定目標行動。時間管理傾向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現程度、跨情境性和潛在的可測度。

時間管理傾向三個緯度中的時間價值感是指個體對時間的功能和價值的穩定的態度和觀念。它包括時間對個人的生存與發展以及對社會的存在與發展的意義的穩定態度和觀念，通常是充滿情感的，從而驅使人們朝著一定的目標行動，具有動力或者導向作用。時間價值感是個體時間管理的基礎，通常包括社會取向和個人取向。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媒體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各地市的廣播電視臺在受地域環境和經濟條件的影響下，發展受到嚴重制約，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廣播電視臺在新聞宣傳工作就出現了一些不良的傾向性問題。

一、重創收、輕創優，宣傳質量下降

當前，有的廣播電視部門，由于認識不清和經濟拮據等原因，出現了借產業屬性片面追求經濟效益，“重創收、輕創優”的傾向。表現為“一手硬、一手軟”，頻于創收而疏于創優，這顯然是擺錯了創優與創收的位置，把創收當成了硬指標，創優當成了軟指標。這些地方創優意識淡化，宣傳質量下降。為了達到創收目的，不惜迎合低級趣味，影響了廣播電視形象。廣播電視的宣傳屬性才是首要的，當宣傳屬性和產業屬性出現矛盾時，必須服從宣傳屬性，讓位于宣傳屬性。正確的方法應該是：以宣傳中的創優帶動創收，以創收保證創優，抓拔尖報道，創名牌節目，多出精品，首先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吸引聽眾與觀眾。同時，通過優質服務創造一個眾望所歸。同時，通過優質服務創造一個眾望所歸的環境來帶動創收。

二、賣時段、賣欄目，搞有償新聞

一些部門隨意夸大廣播電視的產業屬性，在創收中產生了“怪胎”———有償新聞或變相有償新聞。為了創收，一些格調不高，內容不健康，質量低劣的節目屢見不鮮，一些地方出賣時間段、出賣欄目，你給我拿錢，我給你時間，使廣播電視節目的銅臭味很濃，讓群眾生厭。有人稱“這就是市場經濟等價交換”，其實，世界上幾乎所有實行市場經濟國家都反對有償新聞，即使是在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都明文規定，廣播電視的從業人員不得介入商業活動。實踐也證明“有償新聞”使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滑坡，單位聲譽受損害，個人形象受玷污，直接影響了“客觀公正”的新聞原則，結果只能是從失掉創優開始，最后還失掉了創收。以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為例，制片人孫玉勝在創建、完善《焦點時刻》記者隊伍時，反復強調、認真執行的一點是：記者沒有什么“創收”任務，下去采訪不打招呼，不吃請，記者是電視臺的雇員，要為電視提供真實可靠的新聞，拿了人的錢，就會影響新聞的真實性，節目的含金量低了，節目也就沒人看了。而《焦點時刻》正是靠節目質量贏得了群眾的喜歡，以鮮活的內容脫穎而出，成為收視率最高的節目之一，隨之創收也相當可觀。由此可見，深化廣播電視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追求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和諧，廣播電視的社會效益好，收聽、收視率高，經濟效益才能好，才能實現廣播電視的最佳綜合效益。

三、人人搞創優，人人搞創收，往往是顧此失彼

隨著我區郊區城市化建設速度的加快，征地拆遷范圍不斷擴大，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部分群眾切身利益，因而引發的各類矛盾糾紛比較突出，解決的難度也不斷加大，為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我們認為應做好以下幾點工作。

一、提高認識，加強領導，精心組織，把矛盾糾紛排查工作擺到重要位置。

搞好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工作是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體現，各級政府、黨委要高度重視此項工作，要把社會穩定工作和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工作作為維護社會穩定工作的大事來抓，擺到工作的議事日程，各級的主要領導作為“保一方平安”的第一責任人，要成立穩定工作領導小組，全面負責轄區內的穩定工作，同時各村（居）委會也要相應的成立領導小組，明確分工，落實責任，形成合力，營造齊抓共管的工作局面。機關工作人員要改變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深懷愛民之心，恪守愛民之責，善謀實民之策，多為民辦實事，多與群眾交流，傾聽群眾意見，樹立干部在群眾中的信任感和親和力，要從心里和情態上和他們打成一片，消除隔閡。例如寧南街道在2002年3月，共青團路南下造路時有203人農轉非因戶口沒有得到落實，影響了群眾勞動就業、子女入園、入托、入學。群眾反映比較大，意見也很多。經過街道領導認真分析，走訪群眾，了解困難所在，責成有關部門相互配合，做群眾的解釋工作，得到了群眾的諒解，實際證明，只有各級領導重視，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的作用，只有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工作才能順利展開。

二、認真排查，全面分析，依法治理，鈍化矛盾

（一）明確糾紛排查方法

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開展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針對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問題，精心安排，在實際工作中應采取：

論文關鍵詞]調性訓練調式音程傾向性調式和弦

[論文摘要]要做好調性訓練,首先在基本練習中就要進行系統訓練。基本練習中的調性訓練一般可從調式音階訓練、調式音程訓練、傾向性訓練和調式和弦訓練四個方面入手，結合靈活的節奏組合、音程組合方式進行系統的、循序漸進的訓練。

一首樂曲無論屬于哪一種調式總是存在著一個作為中心的音(即主音)，和弦的構成、曲調的進行及收束的形式都圍繞這個中心進行。視唱練耳的訓練目標之一，就是要建立良好的調性感覺。同時，良好的調性感覺又對視唱練耳能力的提升有積極的幫助。

一、調式音階訓練

調性訓練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良好的音高感(即音準)。雖然在視唱練耳的基本練習中無法明確聲帶振動的頻率。但音的物理屬性會使人對它的高低產生不同的感覺(包括音高、音色等方面)。這種感覺在音高的運動、變化中會更加明顯。因此，要建立起良好、有序的音高感，首先就要把各個孤立的不同高度的音按照一定的關系組織起來讓人感知，這樣才能幫助人按規律建立起音準座標，調式音階恰好就能起到這種作用。

1．調式音階的構成。調式音階是指調式中的各音級按順序從主音到主音依次排列。不管是西洋大、小調式還是我國的五聲性調式。調式音級均分為穩定音和不穩定音兩種，不穩定具有傾向于穩定的特性。在運動的過程中，不穩定音都傾向于穩定音，并對穩定音形成一定的支持。正是調式音級的這種穩定和不穩定相互依存的動靜規則及其在相互關系作用下形成對調中心音(即主音)的傾向與肯定才構建起穩固的調式體系，并顯示出其嚴謹而豐富的內涵。

【摘要】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在當今聲樂教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藝術價值，它是古代詩詞運用現代音樂風格及創作手法的藝術精品。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雖然具有藝術歌曲的基本特征，但因受本民族藝術哲學、文化心理、審美情趣的影響而顯現出自身的中國特色。在當今聲樂教學中，只有對古詩詞的文化內涵有深刻理解，才能對古詩詞藝術歌曲進行正確的藝術詮釋。文章對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體裁形式進行分析，以把握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演唱的規律和要求，從而窺探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在中國話語方面的重要性。

【關鍵詞】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審美;中國話語

古詩詞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寶貴財富，由于詩樂本同源的道理，如今的歌詞創作和古詩詞的關系顯得更加的密切了。據了解，我國古代的歌曲創作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以樂從詩，就是根據音樂的節拍來填詞，另一種是以詩從樂，就是先做詩，然后根據詩的含義去譜曲。

一、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體裁形式

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創作是在20世紀初即思潮的推動下而產生的，是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藝術形式的完美結合，詩詞文字所呈現的韻律美，內容的細膩含蓄，以吟唱的形式展現給世人，堪稱藝術精品。其創作體裁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一）格律詩。格律詩是一種有著較為嚴格程式和要求的詩歌體裁。自唐代以來的絕句、律詩、宋詞、元曲都屬格律詩范疇。我國古代詩歌，通常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兩大類。近體詩興起于唐代，唐人稱之為今體詩（包括絕句和律詩）。近體詩在字數、押韻、平仄、對仗等方面都有許多講究，格律很嚴。如北宋文學家、政治家王安石的五言絕句《梅花》：墻角數枝梅，（平仄仄平平）/凌寒獨自開。（平平平仄平）/遙知不是雪，（平平平仄仄）/為有暗香來。（仄仄仄平平）唐代近體詩的押韻，要求偶數押韻，而且為平聲韻。如王維的五言絕句《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平平仄平仄）/夜靜春山空。（仄仄平平平）/月出驚山鳥，（仄平平平仄）/時鳴春澗中。（平平平仄平）一句之中，節拍字平仄交錯，第一聯（上下句）之間，節拍字的平仄對立，上下聯之間（即第二句與第三句，第四句與第一句）節拍字的平仄相粘，這就是絕句和律詩的“粘對”規則。所謂對就是平對仄，仄對平；所謂粘就是平對平，仄對仄。近體詩這種一句中的平仄交錯，使詩的有聲表現富有旋律性的起伏和變化，并在節拍字的平仄關系中形成了對比、相似、對立等多種變化，在這種變化、起伏和對比的有聲運動過程中，又充分地體現其“粘”的手法，從而達到統一的目的。如《楓橋夜泊》的旋律升降非常明顯，這種旋律升降來自于詩的韻律和吟誦腔調，因此，當按譜吟誦時，倍感此詩旋律優美動聽。又如《雨霖鈴》，這首詞章節拗怒、聲情哀怨凄斷。全詞皆押入聲韻，表達內心難以壓抑的激烈情緒；由于詞中用了許多拗句，如“驟雨初歇”（仄仄平仄），“都門帳飲無緒”和“今宵酒醒何處”（皆為平平仄仄平仄）、“暮靄沉沉楚天闊”（仄仄平平仄平仄）、“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因此，全詞的離情別緒更為強烈。（二）古體詩。古體詩概指唐代以前和唐代以后的非近體詩歌，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不受近體詩那種嚴格的格律約束，其句數、字數、押韻、平仄關系等較自由，是一種接近自由體或稱半自由體的詩歌。值得指出的是，唐詩中也有類似的長短句結構，如白居易的《長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古體詩可以是二、三、四句一首，亦可有多句一首；詩句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不等；用韻可一韻到底，也可轉韻或用多個韻；可對仗，也可不對仗，也可半句對仗，半句不對仗。如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為三句詩。李凌先生認為：“楚調原來不是四言而是三言，后來才發展到三言、四言混合。如項羽的‘力拔山兮氣蓋世’，‘兮’字是語助詞，實際上是兩句三言組合。”《大風歌》也屬此類。古體詩可以說是貫穿了我國詩歌的整個發展史，進入20世紀，也還有很多詩人創作古體詩，如劉半農的《聽雨》。就是在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律、七律盛極的唐代，仍然能看到古體詩的身影。像《唐詩三百首》中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便是五言、六言混合：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三）宋詞。詞源于宋代的大曲和唐代的民歌，最初是為入樂而寫的。當時一篇脫手，即付歌壇。如李白的《清平詞》、白居易的《柳枝詞》、張致和的《漁歌子》等，題目、曲腔和詞意混為一體，并依照曲作的體制分為“小令”“中調”“長調”。現代學者蔣伯潛、蔣祖怡的研究認為，詞的產生與唐宋樂制有關，大曲不定有歌，這是大曲的歌法。后人以大曲填入文字，并且不再如大曲的聯合幾只曲子而為一套，完全折取其中的一段為詞。宋代詞中如柳永的《六幺令》、晁無咎的《梁州令》以及詞中的《伊州令》《石州引》《大圣樂》，皆是由大曲中的片段而成為詞的。所以詞的調名，有許多是出于大曲的。因而可以說，詞是大曲中的一部分。樂府之變成律詩的歌唱，而使詩變成詞，實與當時樂制的復雜也很有關系，因為詩的句式有一定（規格），長短也有一定（規格），歌唱時不易討好。所以詩變成詞，一句有長短，音節變得不整齊了。所以，詞的起源乃是文人想變化樂調的一種嘗試。詞是依聲填詞的音樂文學，有詞調（即詞牌、歌譜），詞調不同，則旋律唱腔也不同，聲情表現也不同。據清代吳衡照說：“有八百二十余調，二千三百余體。”（《蓮子居詞話》）調為曲調，體為詞形。到后來許多詞人寫詞，已不是專為某一個命題來新寫，而是采用已流行的詞牌，按照這個詞牌的字句填詞。從文獻記載看，宋代詞譜主要為音樂譜，大致有三種類型:一是“虛譜無辭”的單調譜；二是當時詞人自度曲專譜；三是朝廷修纂大型歌譜中所輯的詞譜。

二、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審美對中國話語的重要性

80年耕文學研究組基本是從真實性問題、典型性問題和革命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這三方面展開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早在1980年2月，陜西《延河》文學月刊辟出“關于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專欄，當年刊出5篇文章展開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其中，暢廣元在《發揚文學批評的現實主義傳統》中指出，文學批評同文學創作一樣需要發揚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方法，不僅作家遵循，評論家也不例外。”［2］暢廣元以鮮明而強烈的批評意識，針砭“工具論”的錯誤，批駁其偽現實主義的實質。盡管這種認識依然駐留于60年代對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把握，即從創作方法和創作原則范疇內把握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然而，其包蘊著的自覺而獨立的批評意識，表明文學研究者力求擺脫政治意識形態諸多非文學因素制約的努力。無疑，這為后來如火如荼現實主義文學討論的展開起了好頭。

第一，真實性問題。真實性是現實主義文學藝術遵循的基本原則，求真實也是文學的根本命脈。但一個時期，我國片面地追求文學的政治性、黨性原則與革命性，似乎文學的生命不在于真實，而存在于“革命的”傾向性之中，從而過分夸大傾向性作用。表現在創作上作家成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創作觀念上陷入形而上學的泥沼，真實性與傾向性的關系被割裂開來。1981年1月13日，筆耕文學研究組第一次在西安舉辦學術研究活動，就文藝真實性和傾向性進行討論。筆耕文學研究組首先梳理真實性與傾向性的概念，王愚認為藝術真實是對生活真實的把握，而思想傾向是對生活真實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觀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問題的實質:生活真實是藝術真實的基礎，片面強調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徑;其次，大會厘清真實性與傾向性的依存關系，“作品的傾向性，即包含滲透在文學的真實性之中”。作家的傾向性是通過藝術作品流露出來的思想觀念與情感態度，這種觀念與情感判斷本身源自生活，并經作家心靈化訴諸作品。因此，傾向性不可能離開真實性，寓于真實性中。費秉勛的藝術真實觀頗有見地，他認為討論真實性要注重藝術本身的規律，指出我國文藝思想和文藝理論的研究存在嚴重問題，遠離藝術規律談真實，這對“文學真實性的討論，對于我國文學的發展，并沒有根本性的意義”［3］。建國以來，文藝一直提倡現實主義真實性原則，實踐中卻游離藝術本體談真實，駐留于政治性、黨性原則等環節。實際上，當我們以為抵達真實內核時，真實本身卻隱匿起來、逃之夭夭，藝術真實性在不間斷的追問中顯得玄妙虛空、難以捉摸。

這次真實性問題的討論，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陜西文學批評隊伍的陣容。批評者根據創作發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評品格具有實踐的針對性，不少觀點不乏真知灼見。費秉勛回歸藝術本體論，具有向內轉的研究視角，這對長期囿于外部的文學研究來說具有反撥作用，雖則文學內在自律規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陜西文學研究界還未充分展開，限于研討會的倡導，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圖走出庸俗社會學批評的迷津，逼近藝術本體的價值訴求。以上從真實性和傾向性的關系進行討論，蒙萬夫從理論層面重提“寫真實”。他認為“寫真實”“首先要緊的是作家、評論家在生活和藝術面前的膽識和勇氣”，作家應該“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響坦陳在讀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銳的生活題材的真諦”，“敢于為人民群眾的歷史命運挑擔子”;反對那種“回避現實矛盾沖突，編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飾生活的創作現象”［4］。這顯示了批評者直面現實的勇氣，其認識直逼文學本質。蒙萬夫批評視野中的藝術真實是什么呢?他從現象與本質的關系闡述:“就是事物表現特征的真實和事物內在規律真實的統一。前者屬于現象范疇，包括細節真實，是客觀社會以具體感性形式呈現出來的‘本來’樣子。后者屬于本質范疇，是生活邏輯的真實，矛盾沖突發展趨勢的真實，現實關系的真實。后者通過前者體現出來，或者說同時就包含、隱藏在前者中。”［4］這種認識立于現實基礎，“寫真實!讓作家在生活中學習吧!”斯大林的真實觀是抵達藝術更高意義的必經之路，蒙萬夫呼喚作家和評論家對待生活的態度要與廣大人民群眾相結合。這種文學評論滲透著濃郁的民本意識和敢于擔當的社會情懷，反觀今天日益疲軟的文學批評，不無警示意義。

第二，典型性問題。典型性問題是現實主義理論范疇中又一重要問題。恩格斯曾在別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觀點上提出:“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性外，還要求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著眼于戲劇文學以及敘事類文學創作，通過生動的個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會意義典型性的這一特征，幾乎適用于所有的現實主義文藝作品。1981年，徐俊西認為典型論觀點是“一種必須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層浪，典型論爭再度展開。經過討論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論觀點。第一，“典型環境應該看作是總的社會歷史環境和具體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體環境的統一，既不能只講社會歷史環境，也不能只看到具體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體環境”［7］。第二，藝術形象是多樣化的;第三，這次討論厘清了理論上模糊不清的問題，如“一個時代一種典型環境”、“一個階級一個典型”，甚至于“每個階段只有一種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國典型論談論的語境下，筆耕文學研究組著眼于實現典型化途徑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學月刊開辟專欄“小說提高與突破的討論”進行長達一年的討論，李星認為進入藝術創造境界的標志就是實現典型化，京夫就是這樣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從更高的意義上把握了生活，再現了生活的本質規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機械式的寫作，看好作家極大的概括能力和無邊的想象能力。李星號中了陜西文學創作癥結，作家膠著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實。在文學創作的起步階段，他敏銳指出藝術升騰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藝術概括力與想象力的培養與提高，這種見地對膠著生活的陜西文學創作意義重大。如何實現典型化?肖云儒針對作家重視描寫人物而忽視典型環境營造的現象，《在生活環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設計出實現環境典型的三個途徑。其一“捕捉典型的沖突”，要求作家將隱藏在生活素材中的沖突，經過藝術的重組和虛構，焊接、鑄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設置典型的人物關系”;其三“貫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緒”［9］，如果作品的生活畫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時代的詩情意緒，作品的典型環境蘊藉的意趣由此得以顯現。典型化途徑提供了創作操作的具體方法，尤其“貫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緒”對克服陜西及全國文學創作過“實”而缺乏藝術升騰力的狀況有指導性。

第三，革命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革命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在我國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談到詩歌創作問題時說:“形式是民歌，內容應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對立的統一。”周揚認為:“同志提倡我們的文學應當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結合，這是對全部文學歷史的經驗的科學概括，是根據當前時代的特點和需要而提出來的一項十分正確的主張，應當成為我們全體文藝工作者共同奮斗的方向。”［10］郭沫若認為:“古往今來偉大的文藝作家，有時你實在難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義者還是現實主義者。”茅盾覺得“兩結合”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他從作家進步的世界觀來強調“兩結合”。但是，有人認為“兩結合”是遠遠高于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第三種創作方法”。王愚在《現實主義的厄運及其教訓》中指出“兩結合”并非最好的創作方法，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這兩種創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側重，途徑迥異”，一個依照生活本來面目反映生活真實，一個通過夸大、變形反映生活;其次，兩者并非水火不容，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如《紅樓夢》閃耀著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當地夸大浪漫主義，導致50年代后期虛假浪漫主義的泛濫，其惡果“不是推動文學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長了瞞和騙的文學”［11］。王愚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結合陜西文藝實際，希望陜西文藝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藝術規律”的良性路徑。陜西文學批評有關兩結合創作方法的討論也涉及到“歌頌與暴露”問題的論爭，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學月刊編輯部就社會主義文學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陰暗面組織展開討論［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筆耕文學研究組召開賈平凹近作座談會［13］，也涉及到歌頌與暴露的問題。

當代文學為什么會出現“兩結合”的怪胎呢?回到“兩結合”提出的歷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風”盛行，政治上我國與蘇聯分裂，雖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與蘇聯修正主義路線無關，但文藝上依然沿襲蘇聯口號總不如自己的口號更貼近形勢。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紅樓夢》這類優秀現實主義文學作品閃耀著理想之光，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因素完全可以一體并存，把“兩結合”作為一種生硬的創作方法倡導是沒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在“兩結合”中看起來并駕齊驅、不偏不倚，實質是“抽空了現實主義也萎縮了浪漫主義”［14］181。在當代文學史上，一邊獨尊現實主義，一邊卻極力反對寫真實，文學一旦觸及到真實，難免要揭示社會陰暗，而暴露陰暗就可能與為政治服務的原則背道而馳，講現實主義就可能演變為反革命的代名詞;浪漫主義在當代文學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義本身具有的主觀隨意性、感傷頹廢的意緒向來為無產階級文學所不齒。然則浪漫主義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學所需要的，也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闡釋者青睞不已。“兩結合”創作方法既回避了現實主義“寫真實”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義理想的崇高品質。揭開“兩結合”真面目，術語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一、社會輿論背后的“推手”———刑事司法報道

社會輿論的主體也就是公眾，他們獨立的自我意識是可操控的也就是說是可以被影響的，而這種影響因素除了包含公眾自身因素以外還有許多域外因素，其中重要的一種域外因素就是報道。報道的載體隨著社會的不斷變遷和發展，已經從傳統媒體(報紙、雜志等)單一發展的紙媒時代突圍到了新興媒體(網絡等)快速發展的微時代。在當今的微時代，壟斷性報道來源的打破使得報道的出處無處不在，作為普通公民的我們都很有可能一不小心成為報道的者。與此同時，微時代信息交流的暢通性更加增大了社會輿論產生的群眾基礎和擴散渠道。社會輿論的可導性，決定了社會輿論是可以被某種有組織的、有策劃的報道所影響的。根據諾埃勒．諾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論”:“人們在表達自己想法和觀點的時候，如果看到自己贊同的觀點且受到廣泛歡迎，就會積極參與進來，這類觀點越發大膽地發表和擴散;而發覺某一觀點無人或很少有人理會(有時會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贊同它，也會保持沉默。意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如此循環往復，便形成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大，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發展過程。”這一原理的恰當運用就形成了當今新聞傳播學中報道的議程設置，借以實現影響社會、影響公眾輿論的效果。由此，報道是社會輿論產生或者發展的“幕后推手”。在刑事司法實踐當中，刑事司法報道也就成了社會輿論的“幕后推手”。在不斷彰顯新聞自由和不斷追求司法獨立與公正的社會主義法治新時代下，刑事司法報道具有它應有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刑事司法報道所涉及的司法過程所審理或處理的事實、司法機構及其成員的職務行為以及司法的總體形態這三個方面的報道是社會、媒體對刑事司法進行監督的有力的重要途徑。刑事司法報道的行為授意來源于我國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刑事司法報道的傳播價值在于讓社會公眾知悉并了解案件事實和司法現狀，同時增進并提升公眾的法律知識和素養。刑事司法報道的司法價值在于加強公眾對司法的監督作用，讓司法在陽光的監督下有效的運行。但是刑事司法報道權力濫觴的結果就是可能導致社會輿論監督的矯枉過正，出現社會輿論對刑事司法進行干預以及對司法公信力產生破壞的現象。

二、刑事司法報道的規制———把刑事司法報道關進法治的“籠子”

借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句話，就是“把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同樣，對于刑事司法報道的濫觴，我們要把“刑事司法報道關進法治的籠子里”。實現司法在社會監督的陽光下運行的同時，也讓刑事司法報道在法治的陽光下發揮它的正能量。由此，刑事司法報道的規制是刑事訴訟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實現公正審判和言論自由在刑事訴訟領域當中的沖突。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性國家———英、美兩國對刑事司法報道的規制主要體現在立法規制、司法規制以及媒體自律等方面。在立法規制上，藐視法庭罪是英、美兩國規制刑事司法報道的相同策略，而英國則是世界上對藐視法庭罪規定得最為嚴格的國家。1981年《藐視法庭法》將藐視法庭罪的歸責原則限定為嚴格責任原則，構成此罪并不要求出版者必須具有主觀上有干擾司法的故意。1981年《藐視法庭法》還對“正在進行的訴訟程序”進行了界定，但是這種界定將媒體在訴訟程序啟動之前(警察逮捕之前的偵查期間)或上訴程序啟動之前所作的報道和評論排除在嚴格責任的藐視法庭罪之外。而普通法上的藐視法庭罪則對嚴格責任的藐視法庭罪的不足進行了彌補，即便相關刑事訴訟尚未啟動，只要相關公開行為基于故意而給公平審判帶來具有現實可能性的損害風險，即構成藐視法庭的刑事犯罪。從司法角度的規制上，英、美兩國是從法院對媒體獲取未決信息的能力進行限制的，包括嚴格控制下的封閉法庭措施和嚴格管制下的媒體禁口令。由于嚴格控制下的封閉法庭措施有妨害司法公開之嫌，只有在司法要求進行秘密聽審的特殊情況下才能進行，因此對其的采納只有在符合苛刻條件的情況下才能夠予以準許。媒體的禁口令則是針對相關媒體禁止其其合法取得但可能會對被追訴人造成不利影響的某種信息，是防止傾向性報道產生的重要方式。

英美兩國的媒體禁口令都不涉及對此信息的絕對禁止，只是要求推遲信息的發表時間。英國1918年《藐視法庭法》第4節第2款規定“在正在進行的或任何其他未決或迫近的訴訟程序中，當似乎有必要采取措施以避免對司法管理造成偏見的實質性危險時，法院可以命令，將對整個訴訟程序或某一部分所作的報道推遲至其認為必要的一段時間之后再予公開。”《藐視法庭法》第11節規定:“法院進行訴訟期間，在法院要求對相關人員的姓名或其他事項予以保密的任何場合下，只要法院認為它這樣做是必要的，就可以發出指令，要求禁止對與相關訴訟有關的姓名或事項予以公開。”在美國，針對媒體的禁口令被稱為鉗口令，禁口令的適用需要滿足三個條件:首先，必須存在有關案情的強烈、煽動性的公開報道;其次，禁口令將會有效并真實地使陪審員避免接觸有偏見的信息;最后，沒有其他替代性辦法能夠消除審前報道的影響。據統計，自內布拉斯加新聞協會案以后，對媒體施加禁口令的刑事案件非常罕見，到現在為止，針對媒體禁口令且被聯邦最高法院支持的案例只有一例。在對刑事司法報道進行立法和司法管制的同時，英、美兩國都建立了限制刑事司法報道的媒體職業倫理規范。要求媒體在接受來自他律的同時，也引入自律機制規范自身的行為，在進行刑事司法報道時必須尊重被追訴人的隱私權并堅持無罪推定的原則。在英國，對媒體的自律主要由《英國新聞工作者行為準則》和《英國新聞工作者業務準則》兩部道德規范規定。1994年新聞工作者的《行為準則》也要求，新聞工作者應尊重人們的隱私;應力求公正、準確地傳播信息，不得歪曲事實，出現報道失實情況時，應迅速糾正，在顯著的位置刊載相應的更正與道歉。美國廣播電視新聞主任協會2000年通過的《道德和職業行為準則》規定:尊重報道對象，莊嚴地對待他們，給罪行受害者或悲劇受害者以特殊的同情;在報道涉及兒童的情況下特別審慎并給予兒童以(比給予成年人的)更大程度的隱私權保護;(在進行犯罪報道時)尊重公平審判的權利。在傾向性報道產生后，英、美兩國都比較重視在刑事司法程序上采用了延期審理、警告陪審團、陪審團甄選、重新審判、撤銷有罪判決等措施避免社會輿論對司法進行的干擾。延期審理又稱中止審理，是在媒體報道嚴重干擾司法管理和被追訴人人權時法院所采用的將案件推遲至該傾向性報道的影響己經消減的特定日期進行審理的措施。在備受公眾關注的重大案件中，當審前傾向性報無所不在時，通過預先甄選程序識別出受過報道影響的預備陪審員，并通過回避程序免除由于審前報道而真正產生偏見的人，以克服傾向性報道不利影響。

一旦審判開始，媒體仍然能會報道與被告有關的那些最初或事先存在的信息，仍然會報道可能給正式陪審員造成偏見的信息，于是警告陪審團已有必要，法律告誡其不得受外界信息的干擾，而應根據法庭上的證據和事實作出裁斷。如果圍繞案件的輿論過于強烈，已經給被告人造成了不公正的審判，那么重新審理又是英、美兩國避免司法受輿論干擾采取的又一共同舉措。以德國、法國以及日本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在對刑事司法報道規制發面采取的手段主要涵蓋立法規制和新聞自律兩個方面，究其緣由是因為大陸法系的法官既沒有他們的英美法系法官那么高的素質，也沒有其英美法系法官那么高的尊敬和威望，他們的素質不足以擔當起規制刑事司法報道的重任。由此，大陸法系無一例外都將規制刑事司法報道的重任交由立法機關，立法規制就成為比英美法系更為重要的規制方法。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均在本國的法律體系中建立了完善的刑事司法報道規制機制，而我國至今沒有一套科學合理的刑事司法報道的規制體系。參考外國的刑事司法報道規制體制，結合我國刑事司法運行實踐，筆者針對我國的刑事司法報道規制制度提出以下幾點構建設想。

**市認真貫徹落實省委組織部關于在全省組織部門開展“和諧信訪”創建活動的要求，有效發揮組織部門信訪工作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著重采取四項措施，扎實開展“和諧信訪”創建活動。

一是著力抓好信訪老戶的清理工作。認真開展“迎十七大、創和諧組工”活動，在省黨代會召開以前對以往的信訪老戶進行集中清理，并召集相關責任單位和部內職能科室“集中會診”，進行逐個分析審核。對處理恰當、已有明確結論的老案，如信訪人不服、繼續越級上訪的，及時進行復查或復核；對辦理過程中尚有疑問的，進行認真把關，堅持解決問題和做思想工作相結合，努力減少信訪老戶。同時，實行“全程跟蹤負責制”，對相對復雜的信訪問題，指明相關科室，搞好跟蹤關注，做到有問必答、問必有果，嚴禁任何形式的推諉塞責、敷衍應付。

二是開展“和諧信訪”專題調研活動。結合當前正在開展的“深入一線摸實情、破解難點謀發展”蹲點調研活動，認真開展“和諧信訪”專題調研，把創建“和諧信訪”作為組織部門跟蹤蹲點調研的重要內容，結合組織部門信訪工作實際，認真總結和分析組工信訪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及時發現傾向性、苗頭性問題，為開展“和諧信訪”活動奠定基礎。同時，積極開展提高初信初訪辦結率的調研工作，聯系市信訪局、市委政法委等部門，認真總結落實初信初訪首辦責任制的有效做法、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措施，并形成調研報告，將調研成果在實際工作得到轉化。

三是進一步加大信訪事項回訪督辦力度。嚴格按照《暫行規定》和《辦結制意見》的要求，進一步完善部內信訪工作制度，實行組工信訪部長督查詢問制，對鄉鎮、街道采取掛牌消號、限期解決的辦法，對排摸出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和群眾的來信來訪來電，按照“分級負責，層層落實”的原則和“誰分管、誰接防，誰負責”的要求，由部領導直接督查詢問，實行跟蹤督辦，要求職能部門、責任人及時化解，限期辦結；對排摸出的重大組工疑難信訪件和重復上訪件，由部領導親自督辦，落實職能科室負責人及時做好調處工作，主動約談上訪群眾、下基層一線調查核實，做好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時，實施廉情摘報制度，將一段時期內有苗頭性、傾向性的信訪問題，群眾關注的熱點問題，群眾聯名上訪的重要集體訪情況等情況，按照信訪責任分工，分別報送給分管部領導及有關市領導，并積極獻計獻策為領導決策當好參謀，切實形成責任明確、反應及時、運轉高效的信訪協調辦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