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理論范文10篇

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中。55個少數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學藝術理論思想，是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當然的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全面挖掘整理、翻譯和研究我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著述，更能完整地展現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的悠久、精深和多樣的風貌。

80年代伊始，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學家和奠基人郭紹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識到時代賦予中華文藝理論研究的新機遇，及時地向研究界發出呼吁：“應該擴大我們的研究領域”，改變長期以來“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論”的狀況，并欣悅宣告“兄弟民族理論也有所發現”。自此以后的20年間，我國有一批文藝理論工作者，排除萬難，以開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的豐厚寶地。他們首先從原始資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譯人手，很快地從西雙版納的密林深處，從大小涼山，從雪域高原，從天山腳下，從青海湖濱，從松花江畔，從內蒙古草原——相繼發現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驚喜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論著。1981年，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級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級者)撰寫、今人巖溫扁翻譯整理的《論傣族詩歌》，立即引起學術界的注目，被譽為“一個重要的發現”。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買買提·祖農、王弋丁主編的《中國歷代少數民族文論選》，這是第一本綜合性的少數民族文藝論著選，收錄了15個少數民族36位論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風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約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論家舉奢哲和阿麥妮(女)撰寫、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譯的《彝族詩文論》。民間文藝研究家賈芝先生在此書序中說：“彝族詩文論手抄本的發現，是繼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論傣族詩歌》之后的又一重大發現。”與此同時還出版發表了阿買妮的《彝語詩律論》、布獨布舉的《紙筆與寫作》、布塔厄籌的《論詩的寫作》和舉婁布倫的《詩歌寫作談》。這些文藝論著大約產生于隋唐時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魯云濤、劉一沾、馮育柱、于乃昌編篡的《中國少數民族古代美學思想資料初編》，選入有文字的蒙、藏、維、彝、壯、傣、納西等少數民族的古代文藝、美學論著55篇(部)約40余萬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義〉簡楔》、《〈西游記〉回批》，藏族的《詩鏡》(藏族理論家依據印度擅丁《詩鏡》藏文全文譯著之作)、《畫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疏》、《造像量度經》，維吾爾族的《詩論》、《論詩人藝術的規律》，納西族的《跳神舞蹈規程》、《舞蹈來歷》、《舞蹈的出處和來歷》、《魯般魯繞》、《什羅祖師傳略》等，都是第一次從民族文字譯成漢文全文發表，從一個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數民族的文藝思想和美學思想。

1990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繼推出布麥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實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論家撰著的《論彝詩體例》、《彝詩例話》、《彝詩史話》、《詩音與詩魂》、《論彝族詩歌》、

《談詩說文》、《彝詩九體論》等漢文譯本。進入90年代以來，又不斷地有少數民族文藝論著的新發現和結集問世。其中，于乃昌、馮育柱、彭書麟主編并完成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輯錄了我國55個少數民族和4個古代民族自先秦以來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下兩千年間，190余位論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藝論著，總計逾百萬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發現和新譯作，舉其要者，如藏族學者薩班·貢嘎堅贊的(樂論)、第巴·桑結嘉措的《白琉璃論獻疑·除銹復原》、《關于詩的文辭修飾》、《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詩論》、久·米龐的《歌舞幻化音樂》，維吾爾族詩人黎·穆塔里甫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熱愛藝術》、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樂師史》，滿族學者允祉的《八音樂器說》、唐岱的《繪事發微》、高秉的《指頭畫說》，侗族的《歌詩傳》、《戲師傳》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這部《集成》中，還編入了已確定系少數民族出身而在中國文藝理論思想史上都久負盛名、堪稱大家的論著和精湛而豐富的少數民族民間口頭文藝論和審美論。《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展示了中國少數民族無與倫比的迷人的文藝理論壯茂景觀。以上說明，中國少數民族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是十分豐富而多彩的，是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珠玉，它們為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豐富、發展和繁榮作出了獨特貢獻。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某些文藝理論研究者的視野只局限于漢族的文藝理論領域，而對異彩紛呈的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卻視而不見，成了研究的盲區。這不能說是正常現象。高揚55個少數民族在共同締造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大廈中客觀存在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使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當代文藝理論研究者的歷史使命。

二

［內容摘要］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化語境下中華民族文化面臨的生存環境，提出了中華民族影視藝術在挑戰與機遇中如何發展的一些思考。文章分四個部分：一、全球化語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二、電影電視的國際傳播；三、用最現代的語言體現最傳統的中國文化；四、民族影視如何進入國際主流市場。

［關鍵詞］全球化；多元化；民族文化；民族影視藝術

一全球化語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

21世紀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全球化，可以說是當代社會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對于全球化問題的討論，是當前世界范圍內最引人注目的話題之一。隨著新世紀的來臨，伴隨著全球化的經濟交往與信息傳播的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強。在全球化語境下，大眾傳播媒介（報紙、雜志、廣播、電影、電視、因特網）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加拿大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早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關于“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為現實。尤其是以電視和因特網為主導的傳播界正在重構著人類的生存空間，全球被村莊化，人類被世界化，大眾傳播媒介深深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

在這種全球化進程中，我們不能不面臨與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全球化進程中，獨具特色的文化能否得到保持？全球文化發展究竟應當“一元”還是“多元”？我們認為，全球化不僅限于經濟領域，它也滲透到社會、文化等領域，改變著人類生活與全球面貌。從一定意義上講，全球化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新階段，全球化就是人類社會整體化、互聯化、依存化。所謂整體化，是指全球作為同一個整體而存在，世界各國之間的影響日益加強；所謂互聯化，是指所有國家和民族在信息交往、經濟利益、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普遍相關性；所謂依存化，是指國際合作與協調，對話與協商，已經成為任何國家與民族發展的基礎與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全球趨同，更不能將其想象為一種“世界大同”的幻想境界。對于文化來講，更要看到它既有時代性，又有民族性，既要看到現代文化的創造性發展，又要看到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文化是一個在特定的空間發展起來的歷史范疇。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時空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逐漸形成各具風格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養育了各種文化類型；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環境的變遷和文化自身的運動規律，在不同歷史階段其文化呈現各異的形態，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前者是文化的民族性（或曰地域性），后者是文化的時代性（或曰階段性）。文化作為有理性的人類的創造，與人類主觀精神的能動作用有著密切關系，但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時代特征終究不是人的主觀精神的隨意作品，而只能是各民族在不斷適應和改造所處的自然——社會環境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1)顯然，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點，使得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保持文化多元化的態勢。

【關鍵詞】/民族理論/民族政策

【正文】

中圖分類號：C95—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23X（2000）06—0073—04

民族理論是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列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的實踐和發展。民族理論反映在、、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的著述中，其中以的著述最豐富、系統、深刻，據不完全的統計，自1919年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至1970年《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共約50年間的著述中，直接提到民族、中華民族、少數民族、民族革命等民族理論的文章有近60篇，這些文章主要是講國內民族問題理論、政策和策略的，也講到一些國際民族問題的理論、政策和策略，都極大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理論。

——揭示了中國的民族特點和民族問題的特殊性。

在具體分析中國民族、國情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中國是一個古老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確認了中華民族是中國各民族總稱的概念，他很早就指出了我國少數民族的特殊性，認為少數民族問題，它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點。

【摘要題】民族理論

【正文】

民族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民族工作是黨的全部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民族問題的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不斷推動民族工作實踐的發展。同志和鄧小平同志關于民族問題的論述，都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運用與發展的成果。這兩大理論成果的創立和發展，對于實現各民族在平等基礎上的團結與聯合，引導各民族共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推動我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勝利前進，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為標志，世界范圍的民族主義浪潮洶涌。西方敵對勢力借機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我國民族關系面臨空前嚴峻的考驗與挑戰。國內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展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現許多新的情況。總之，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有許多問題需要在理論上加以正確回答。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就是，怎樣進一步正確認識和解決當代中國的民族問題？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站在歷史發展和時代要求的高度，敏銳把握國際國內民族問題的發展變化，以與時俱進的政治勇氣，勵精圖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科學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問題、怎樣解決我國現階段的民族問題，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征的嶄新的民族理論，開創了我國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從五個方面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民族觀。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同志對我們黨觀察、研究和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作了科學的概括。2001年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根據同志的有關論述，又進一步全面總結和系統概括了我們黨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民族的產生、發展和消亡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時期是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的階段，各民族間的共同因素在不斷增多，民族特點、民族差異將長期存在；民族問題是社會總問題的一部分，我國現階段的民族問題只有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事業中才能逐步解決；國家統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處，不斷鞏固各民族的大團結；各民族要加強互助合作，努力實現共同進步和繁榮；發展經濟、改善生活是我國現階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解決其他各種問題的基礎；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重大貢獻，是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制度；不斷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備的少數民族干部隊伍；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織在一起，在處理民族問題時要注意貫徹黨的宗教政策。

摘要：馬克思主義對民族治理方面中形成的一整套治理理論內涵十分豐富，涉及內容包括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等重要研究理論。以相關理論為核心，共產黨人結合實際發展狀態，最終打造了科學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其不僅實現了國家統一、民族和諧發展目標，同時也在民族治理理論發展階段內發揮十分關鍵的影響作用。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民族治理理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國家統一

1馬克思主義民族治理理論的形成

《共產黨宣言》的，代表馬克思主義正式進入成熟化發展階段，同時也驗證了馬克思主義民族治理理論開始進入相同發展歷程。在《宣言》內，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民族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就如何解決民族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思路。階級斗爭作為社會主義革命中最直觀的斗爭方式同樣可以應用在民族解放運用之中。在馬克思看來，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等的根源就是由于階級的產生導致的，只有消滅階級，民族對民族的剝削才會最終消失。同時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不是為某個民族服務的，而是為全人類服務的，因此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是建立在全人類高度之上的，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民族解放問題受到了馬克思的關注，《共產黨宣言》在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進行指引的同時，也對世界范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著指導。在列寧的領導下，十月革命的勝利讓俄國大地上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蘇聯建立之后，列寧沿襲著馬克思關于民族問題的研究思路，同時進行了深化，針對蘇聯境內復雜的民族問題，列寧提出了“民族自決權”這一概念。民族自決概念用今天的話簡述，即被壓迫和殖民統治的民族具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和選擇，與美國《憲法》中“人人生而平等”相似，殖民之下的民族也是人類，擁有獲得幸福和平等的權利。列寧強調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通例和常態，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條件下民族運動的核心發展方向，所以，任何情況下，不能忽略經濟因素所發揮的重要影響作用。“民族自決權”在實行之后，極大的激起了蘇聯內各民族的共鳴，民族首領紛紛響應列寧的號召，這也使得蘇聯在建立之后在短時間內得到了穩固，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增添了生命力。賦予“民族自決權”這一方法不僅在解決蘇聯民族問題上得到了很好的反饋，同時也成為世界范圍內解決民族問題的新思路，列寧對“民族自決權”進行了初步深刻的闡釋，確立了無產階級“民族自決權”的基本原則，發展、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民族自決的理論，對后來其他國家無產階級解決本國民族問題、爭取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勝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為實現民族自決，社會始終抵制各種由外部因素影響民族自決的行為，例如殖民者的暴力侵占行為和利益組織的非正義侵占行為等。并且社會民族黨將沒有任何條件地承認任何民族自決自由斗爭，但支持和幫助殖民民族或弱勢民族并非社會的第一要義，促進各民族無產階級自決才是社會在實現民族自決中的首要任務。列寧在馬克思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民族治理理論，將理論和實踐統一了起來。

2民族治理理論在我國的歷史演進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深受蘇聯影響，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照搬了蘇聯的民族治理模式。在1922年主張建立聯邦國家，參照民族自決方法提出了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實現民族自決的主張。然而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卻發現，蘇聯的方法不適配于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在1934年紅軍長征期間，在少數民族地區行軍作戰的經歷使得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廣泛地接觸了少數民族，在艱苦的斗爭中將馬克思主義民族觀與中國民族問題實際相結合，1937年后，中國抗日形勢嚴峻，面對著國民黨的圍剿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1938年10月，同志在《論新階段》報告中，系統闡述了如何使存在的國內民族問題得到解決，其表示，多個少數民族應當與漢族享有相同權力，在原則一致條件下，各自管理自身事務，但始終與漢族共同形成統一化國家。如果部分區域范圍內屬于少數民族與漢族群眾混合居住狀態，則需要少數民族群眾代表共同組建委員會，負責相關事務管理，包括對各民族關系進行調節等，各級政府委員系統中也應當為其保留相應位置。六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標志著我國民族治理政策開始與蘇聯的民族政策相分離，中國化的民族治理理論正在逐漸形成。新中國成立之初，《共同綱領》正式，其明確表示，在我國區域范圍內，擁有多個少數民族，政府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維護祖國的統一。從中也能夠看出，全國各民族群眾都希望團結一致，共同創造美好生活。后續發展階段內，民族區域自治也被納入我國憲法管理范疇，因此也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所強調的民族區域自治不僅體現在理論研究方面，而且在解放區進行了積極的實踐。一是在實踐中形成了三級民族自治地方的體系。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正式組建，其也為我國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儲備豐富經驗，同時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標志著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走向成熟。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建立了一批自治州、自治縣以及民族鄉鎮等。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正式出臺，不僅對民族自治區域進行劃分，同時也提出民族鄉能夠對相關體系起到一定補充作用。后續發展階段內，又先后成立了四個民族自治區。二是加大民族團結深度，要求少數民族地區也要從長遠發展角度考慮問題，成立更多民族自治區域。新疆、廣西、寧夏、西藏4個自治區的籌備時間一般都用了二三年的時間，經過各級干部、上層人士和群眾反復地充分協商，使得這些地區的各族干部群眾認識到聯合起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重要性。在醞釀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時，總理親自做廣西漢族和壯族代表人士的工作，深刻地闡明了漢族與壯族“合則雙利，分則兩害”的道理，并指示要把這個問題提到省、縣、市的人大、政協以及廣大群眾中去討論，以達成共識，使自治區的建立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中。55個少數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學藝術理論思想，是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當然的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全面挖掘整理、翻譯和研究我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著述，更能完整地展現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的悠久、精深和多樣的風貌。

80年代伊始，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學家和奠基人郭紹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識到時代賦予中華文藝理論研究的新機遇，及時地向研究界發出呼吁：“應該擴大我們的研究領域”，改變長期以來“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論”的狀況，并欣悅宣告“兄弟民族理論也有所發現”。自此以后的20年間，我國有一批文藝理論工作者，排除萬難，以開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的豐厚寶地。他們首先從原始資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譯人手，很快地從西雙版納的密林深處，從大小涼山，從雪域高原，從天山腳下，從青海湖濱，從松花江畔，從內蒙古草原——相繼發現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驚喜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論著。1981年，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級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級者)撰寫、今人巖溫扁翻譯整理的《論傣族詩歌》，立即引起學術界的注目，被譽為“一個重要的發現”。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買買提·祖農、王弋丁主編的《中國歷代少數民族文論選》，這是第一本綜合性的少數民族文藝論著選，收錄了15個少數民族36位論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風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約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論家舉奢哲和阿麥妮(女)撰寫、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譯的《彝族詩文論》。民間文藝研究家賈芝先生在此書序中說：“彝族詩文論手抄本的發現，是繼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論傣族詩歌》之后的又一重大發現。”與此同時還出版發表了阿買妮的《彝語詩律論》、布獨布舉的《紙筆與寫作》、布塔厄籌的《論詩的寫作》和舉婁布倫的《詩歌寫作談》。這些文藝論著大約產生于隋唐時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魯云濤、劉一沾、馮育柱、于乃昌編篡的《中國少數民族古代美學思想資料初編》，選入有文字的蒙、藏、維、彝、壯、傣、納西等少數民族的古代文藝、美學論著55篇(部)約40余萬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義〉簡楔》、《〈西游記〉回批》，藏族的《詩鏡》(藏族理論家依據印度擅丁《詩鏡》藏文全文譯著之作)、《畫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疏》、《造像量度經》，維吾爾族的《詩論》、《論詩人藝術的規律》，納西族的《跳神舞蹈規程》、《舞蹈來歷》、《舞蹈的出處和來歷》、《魯般魯繞》、《什羅祖師傳略》等，都是第一次從民族文字譯成漢文全文發表，從一個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數民族的文藝思想和美學思想。

1990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繼推出布麥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實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論家撰著的《論彝詩體例》、《彝詩例話》、《彝詩史話》、《詩音與詩魂》、《論彝族詩歌》、

《談詩說文》、《彝詩九體論》等漢文譯本。進入90年代以來，又不斷地有少數民族文藝論著的新發現和結集問世。其中，于乃昌、馮育柱、彭書麟主編并完成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輯錄了我國55個少數民族和4個古代民族自先秦以來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下兩千年間，190余位論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藝論著，總計逾百萬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發現和新譯作，舉其要者，如藏族學者薩班·貢嘎堅贊的(樂論)、第巴·桑結嘉措的《白琉璃論獻疑·除銹復原》、《關于詩的文辭修飾》、《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詩論》、久·米龐的《歌舞幻化音樂》，維吾爾族詩人黎·穆塔里甫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熱愛藝術》、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樂師史》，滿族學者允祉的《八音樂器說》、唐岱的《繪事發微》、高秉的《指頭畫說》，侗族的《歌詩傳》、《戲師傳》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這部《集成》中，還編入了已確定系少數民族出身而在中國文藝理論思想史上都久負盛名、堪稱大家的論著和精湛而豐富的少數民族民間口頭文藝論和審美論。《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展示了中國少數民族無與倫比的迷人的文藝理論壯茂景觀。以上說明，中國少數民族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是十分豐富而多彩的，是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珠玉，它們為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豐富、發展和繁榮作出了獨特貢獻。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某些文藝理論研究者的視野只局限于漢族的文藝理論領域，而對異彩紛呈的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卻視而不見，成了研究的盲區。這不能說是正常現象。高揚55個少數民族在共同締造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大廈中客觀存在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使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當代文藝理論研究者的歷史使命。

二

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中。55個少數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學藝術理論思想，是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當然的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全面挖掘整理、翻譯和研究我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著述，更能完整地展現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的悠久、精深和多樣的風貌。

80年代伊始，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學家和奠基人郭紹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識到時代賦予中華文藝理論研究的新機遇，及時地向研究界發出呼吁：“應該擴大我們的研究領域”，改變長期以來“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論”的狀況，并欣悅宣告“兄弟民族理論也有所發現”。自此以后的20年間，我國有一批文藝理論工作者，排除萬難，以開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的豐厚寶地。他們首先從原始資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譯人手，很快地從西雙版納的密林深處，從大小涼山，從雪域高原，從天山腳下，從青海湖濱，從松花江畔，從內蒙古草原——相繼發現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驚喜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論著。1981年，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級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級者)撰寫、今人巖溫扁翻譯整理的《論傣族詩歌》，立即引起學術界的注目，被譽為“一個重要的發現”。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買買提·祖農、王弋丁主編的《中國歷代少數民族文論選》，這是第一本綜合性的少數民族文藝論著選，收錄了15個少數民族36位論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風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約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論家舉奢哲和阿麥妮(女)撰寫、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譯的《彝族詩文論》。民間文藝研究家賈芝先生在此書序中說：“彝族詩文論手抄本的發現，是繼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論傣族詩歌》之后的又一重大發現。”與此同時還出版發表了阿買妮的《彝語詩律論》、布獨布舉的《紙筆與寫作》、布塔厄籌的《論詩的寫作》和舉婁布倫的《詩歌寫作談》。這些文藝論著大約產生于隋唐時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魯云濤、劉一沾、馮育柱、于乃昌編篡的《中國少數民族古代美學思想資料初編》，選入有文字的蒙、藏、維、彝、壯、傣、納西等少數民族的古代文藝、美學論著55篇(部)約40余萬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義〉簡楔》、《〈西游記〉回批》，藏族的《詩鏡》(藏族理論家依據印度擅丁《詩鏡》藏文全文譯著之作)、《畫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疏》、《造像量度經》，維吾爾族的《詩論》、《論詩人藝術的規律》，納西族的《跳神舞蹈規程》、《舞蹈來歷》、《舞蹈的出處和來歷》、《魯般魯繞》、《什羅祖師傳略》等，都是第一次從民族文字譯成漢文全文發表，從一個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數民族的文藝思想和美學思想。

1990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繼推出布麥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實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論家撰著的《論彝詩體例》、《彝詩例話》、《彝詩史話》、《詩音與詩魂》、《論彝族詩歌》、

《談詩說文》、《彝詩九體論》等漢文譯本。進入90年代以來，又不斷地有少數民族文藝論著的新發現和結集問世。其中，于乃昌、馮育柱、彭書麟主編并完成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輯錄了我國55個少數民族和4個古代民族自先秦以來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下兩千年間，190余位論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藝論著，總計逾百萬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發現和新譯作，舉其要者，如藏族學者薩班·貢嘎堅贊的(樂論)、第巴·桑結嘉措的《白琉璃論獻疑·除銹復原》、《關于詩的文辭修飾》、《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詩論》、久·米龐的《歌舞幻化音樂》，維吾爾族詩人黎·穆塔里甫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熱愛藝術》、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樂師史》，滿族學者允祉的《八音樂器說》、唐岱的《繪事發微》、高秉的《指頭畫說》，侗族的《歌詩傳》、《戲師傳》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這部《集成》中，還編入了已確定系少數民族出身而在中國文藝理論思想史上都久負盛名、堪稱大家的論著和精湛而豐富的少數民族民間口頭文藝論和審美論。《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展示了中國少數民族無與倫比的迷人的文藝理論壯茂景觀。以上說明，中國少數民族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是十分豐富而多彩的，是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珠玉，它們為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豐富、發展和繁榮作出了獨特貢獻。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某些文藝理論研究者的視野只局限于漢族的文藝理論領域，而對異彩紛呈的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卻視而不見，成了研究的盲區。這不能說是正常現象。高揚55個少數民族在共同締造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大廈中客觀存在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使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當代文藝理論研究者的歷史使命。

二

【摘要題】民族

【正文】

民族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民族工作是黨的全部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民族問題的具體實際和特征相結合，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不斷推動民族工作實踐的。同志和鄧小平同志關于民族問題的論述，都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運用與發展的成果。這兩大理論成果的創立和發展，對于實現各民族在平等基礎上的團結與聯合，引導各民族共同走上主義道路，推動我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勝利前進，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為標志，世界范圍的民族主義浪潮洶涌。西方敵對勢力借機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我國民族關系面臨空前嚴峻的考驗與挑戰。國內改革開放和化建設的全面展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現許多新的情況。總之，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有許多問題需要在理論上加以正確回答。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就是，怎樣進一步正確認識和解決當代中國的民族問題？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站在歷史發展和時代要求的高度，敏銳把握國際國內民族問題的發展變化，以與時俱進的勇氣，勵精圖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問題、怎樣解決我國現階段的民族問題，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征的嶄新的民族理論，開創了我國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從五個方面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民族觀。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同志對我們黨觀察、和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作了科學的概括。2001年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根據同志的有關論述，又進一步全面和系統概括了我們黨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民族的產生、發展和消亡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時期是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的階段，各民族間的共同因素在不斷增多，民族特點、民族差異將長期存在；民族問題是社會總問題的一部分，我國現階段的民族問題只有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事業中才能逐步解決；國家統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處，不斷鞏固各民族的大團結；各民族要加強互助合作，努力實現共同進步和繁榮；發展經濟、改善生活是我國現階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解決其他各種問題的基礎；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重大貢獻，是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制度；不斷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備的少數民族干部隊伍；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織在一起，在處理民族問題時要注意貫徹黨的宗教政策。

【摘要題】民族理論

【正文】

民族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民族工作是黨的全部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民族問題的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不斷推動民族工作實踐的發展。同志和鄧小平同志關于民族問題的論述，都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運用與發展的成果。這兩大理論成果的創立和發展，對于實現各民族在平等基礎上的團結與聯合，引導各民族共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推動我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勝利前進，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為標志，世界范圍的民族主義浪潮洶涌。西方敵對勢力借機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我國民族關系面臨空前嚴峻的考驗與挑戰。國內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展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現許多新的情況。總之，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有許多問題需要在理論上加以正確回答。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就是，怎樣進一步正確認識和解決當代中國的民族問題？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站在歷史發展和時代要求的高度，敏銳把握國際國內民族問題的發展變化，以與時俱進的政治勇氣，勵精圖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科學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問題、怎樣解決我國現階段的民族問題，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征的嶄新的民族理論，開創了我國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從五個方面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民族觀。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同志對我們黨觀察、研究和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作了科學的概括。2001年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根據同志的有關論述，又進一步全面總結和系統概括了我們黨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民族的產生、發展和消亡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時期是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的階段，各民族間的共同因素在不斷增多，民族特點、民族差異將長期存在；民族問題是社會總問題的一部分，我國現階段的民族問題只有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事業中才能逐步解決；國家統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處，不斷鞏固各民族的大團結；各民族要加強互助合作，努力實現共同進步和繁榮；發展經濟、改善生活是我國現階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解決其他各種問題的基礎；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重大貢獻，是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制度；不斷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備的少數民族干部隊伍；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織在一起，在處理民族問題時要注意貫徹黨的宗教政策。

摘要：鄧小平民族關系理論對當前鞏固和發展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具有現實意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民族關系，必須以各民族平等為基點；以和諧發展區域經濟為核心；以各民族文化和諧共存為重點；以各民族間的真誠互助為手段；以加強民族民主法制建設為保障。

關鍵詞：鄧小平；民族關系理論；民族和諧；啟示

民族關系問題歷來是我國革命和建設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強調：“少數民族問題解決不好，國防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好。”［1］“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對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是一個關系到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鄧小平的論述為統一全黨、全民思想，為順利開展民族工作奠定了理論基礎、指明了方向。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鄧小平民族關系理論，突出了正確處理民族關系問題的基本原則和主要途徑，關照了少數民族的地位、權益及感情，對當前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怎樣鞏固和發展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以實現各民族平等為基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民族關系

堅持民族平等是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原則。列寧曾明確指出：“誰不承認和不堅持民族平等和語言平等，不同各種民族壓迫或不平等作斗爭，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堅持民族平等，是鄧小平處理中國民族問題最為鮮明的基本立場。“我們的民族政策是正確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2］

鄧小平立足并歸宿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反映了人民利益和時代要求，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也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完全一致。歷史經驗表明，民族之間如果相互蔑視、歧視甚至敵視、仇視，或以大壓小、以強凌弱，就會導致民族危機，引發民族沖突，造成社會動蕩。只有在堅持民族平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促成各民族間的正常往來，只有接近、了解，才能消除民族歧視、偏見與隔閡，才能創造各民族相互信任、團結、互助的和諧局面。當前我國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現象仍然存在，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是少數民族群眾不安定的原因所在，也是少數民族地區不穩定的潛在威脅。必須誠心誠意為少數民族服務，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使少數民族群眾政治上真正享有平等權利、經濟生活得到切實改善、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逐步消除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