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范文10篇

【正文】

關于是否是一名民粹主義者，或是否具有民粹主義思想的問題，近年來引發了一些學者的爭論。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Meisner）。1982年，他在《馬克思主義、毛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一書中稱：“民粹主義的影響成為毛主義解釋馬克思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此后，國內亦有知名學者認為具有明顯的民粹主義色彩。例如，李澤厚在他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1987年，東方出版社）中認為，“民粹主義的理想和革命戰爭時代軍事共產主義的成功”是“”錯誤的根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斗爭哲學，‘斗私批修’的道德主義，‘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民粹主義，構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朱學勤在其撰寫的《和他的民粹主義傾向》（《書林》1988年第9期）、《民粹主義與“”》（《思想研究》1989年第3期）等文章中，認為，近現代中國思潮有兩種傾向，“以康有為、嚴復、孫中山、胡適、陳獨秀為突出代表的西化思潮與以洪秀全、章太炎、魯迅、章士釗、、梁漱溟、等人為突出代表的民粹主義思潮”，雖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民粹主義等固有觀念，是來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過來。”

那么，究竟是不是民粹主義者，或者說，他究竟是否曾經具有過民粹主義色彩呢？特別在他晚年，有沒有顯示出民粹主義的色彩呢？如果沒有，又是什么東西促使有些人相信與民粹主義之間有一定的聯系呢？要理清這些問題，首先必須說明民粹主義的本質，以與的思想相觀照。

一、民粹主義的實質及問題的提出

20世紀初，列寧在與以米海洛夫斯基為代表的俄國民粹派進行思想論戰中指出，所謂民粹主義，是指這樣一種觀點體系：

（1）否認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把資本主義當作一種“西歐病”，竭力反對俄國走資本主義道路。

【內容提要】某些西方學者在思想的研究中，認為思想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因素，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偽裝的民粹主義。本文概括出這種觀點得以提出的四個主要依據，即所謂關于歷史發展的主觀唯心論、所謂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與農民自發意識的推崇、關于革命道路上對農民革命的偏愛和所謂對落后優越性的浪漫主義贊賞，并逐一對它們進行分析，從中得出結論：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正文】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維系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思想保證。同時，思想作為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日益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但是由于觀點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學者對思想有種種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認為思想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因素，并有斷言，正是這種民粹主義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著中國革命的進程。美國學者莫里斯·梅斯納在其論著《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說：“民粹觀念的沖動曾是革命時代的主義的特點。”（［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167頁）同時他又認為，在革命勝利后，民粹主義還存在于思想中并影響社會的進程。因此他斷言：“不僅是一個在馬克思主義偽裝下民粹主義者而且民粹主義思想和要求還深刻地影響了他修改和運用馬克思的方法。”（同上書，第51頁）有些日本學者也認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俄國民粹主義者”，象“群眾路線這個后來由定型化的革命觀和人生觀念，可以從俄國民粹主義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國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作為他終生不變的思想上的潛流在持續不斷地流動著。”（《日本學者視野中的》第26-30頁）這個觀點涉及一個根本的原則問題，即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扭曲或變形、甚至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本身相悖的“馬克思主義”？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民粹主義是十九世紀后期出現在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其一系列觀點的形成和演變始終反映出小生產者的目光短淺、互相隔絕，對自己單獨經營的田園生活方式的依戀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種狹隘的、落后的社會主義思潮，是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在哲學上，民粹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地把適合“人類天性”的社會理想等主觀意識看作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認為歷史只是人類理性的產物；在歷史主體問題上，民粹主義斷言英雄創造歷史，而視群眾為“群氓”；在歷史進程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和歷史作用，主張在小生產基礎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在革命力量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而斷言農民是“本能的社會主義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喚起農民、發展農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但是，民粹主義并不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正如列寧所說的，它只是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代表農民的利益。對民粹主義的這些思想，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做了大量的工作進行批判，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掃除了障礙。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根據之一，是所謂思想關于歷史發展的主觀唯心主義因素。梅斯納說，“強調覺悟在創造歷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這反映出主義長期存在的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傾向”。（［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55頁）他說：“主義者認為‘主觀能夠創造客觀是首要的信念’”，（同上書，第337頁）“對來說，決定歷史進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們的思想和他們從事革命的意愿。”（同上書，第55頁）我們先來看看，思想究竟有沒有把精神性的意識、意志和覺悟看作社會發展的首要因素。曾清楚指出，“感覺和思想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哲學批注集》第145頁）“世界是物質的，不是精神的。物質決定精神，不是精神決定物質。”（同上書，第296頁）“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選集》第1卷第384頁）“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同上書，第302頁）當然，思想并不是一種機械唯物主義，在堅持物質因素的首要作用的前提下，思想的確具有重視精神、意識、覺悟作用的特點。例如1936年在總結戰爭的經驗教訓時就說過：“戰爭的勝負，主要地決定于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于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他又說過，“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同上書，第182頁）還從哲學理論的角度指出：“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同上書，第326頁）這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關于物質的作用和精神的作用并不是等量齊觀的。思想將物質的作用看作本原性的、第一性的作用，而精神的作用、甚至決定作用是在一定的具體條件下、就一定意義上講的。如果堅持了物質決定作用就不能肯定精神的巨大作用，那就貶低了人的主體價值和作用，最終必然陷入宿命論。假如強調精神、意識在一定條件下的決定作用就是民粹主義因素的話，那么恩格斯的“贏得戰爭勝利的是人而不是槍”，“槍自己是不會動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強有力的手來使用它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頁；第16卷第211頁）的論述也是民粹主義的了。毋庸諱言，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的某些階段，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確犯過某種主觀主義、唯意志論的錯誤，但是我們認為，這些錯誤并不是民粹主義潛流的顯現，而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在探索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過程中的挫折和偏差，其中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復雜的社會原因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的挖掘。然而從根本上說，思想關于歷史發展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展開。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依據之二是所謂它對職業專長的敵視，對知識分子和專家的極不信任態度和對群眾特別是農民自發意識的推崇。（［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48頁）梅斯納說十分欣賞農民天生的“智慧”而很不信任城市知識分子所帶來的知識。（同上書，第192頁）永野英身把與巴枯寧作類比，斷定是個民粹主義者而不是馬列主義者。他說，說的“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與巴枯寧的“農民是不自覺的社會主義者”是一致的，甚至他認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與巴枯寧說的“只有人民自發的行動，才能創造人民的自由”是相似的，（《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思想》第30頁）的群眾路線是典型的民粹主義路線。我們認為，這些觀點中存在著很多誤解。長期以來，我們黨對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極為重視的。早在抗戰時期就指出：“沒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選集》第2卷第618頁）“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同上書，第620頁）因此，提出，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加強革命知識分子隊伍的建設。之后還指出：“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選集》第5卷第227頁）“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同上書，第462頁）“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我們要……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同上書，第472頁）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就是群眾史觀。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選集》第3卷第103頁）并確立了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與巴枯寧推崇人民自發意識的思想相反，在肯定人民歷史創造作用的同時，思想也強調教育群眾的重要性，克服群眾行動的自發性，增強其自覺性。說，“我們要教育人民認識真理，要動員人民為解放自己而斗爭”。（《選集》第4卷第1322頁）事實上，思想與民粹主義的本質區別在這里特別突出。民粹主義否認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作用。它認為創造歷史的是“個別杰出人物即‘英雄’；群眾、‘群氓’、人民、階級是盲目地跟著英雄走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12-13頁）而思想堅持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認為，“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并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和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選集》第4卷第1260頁）對于誰是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西方一些學者認為特別推崇農民階級而完全不重視城市工人階級，從而把思想與民粹主義扯上關系。然而實際上，及其戰友始終把無產階級作為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革命的領導者和生力軍。說：“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選集》第1卷第298頁）“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選集》第4卷第1479頁）雖然中國無產階級有其不可避免的弱點，例如人數較少（和農民比較），年齡較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比較），文化水準較低（和資產階級比較），然而他們終究成為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動力。同時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懂得，他們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是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選集》第2卷第645頁）而作為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的貧農和中農是無產階級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動力的重要部分。“貧農和中農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能得到解放；而無產階級也只有和貧農、中農結成堅固的聯盟，才能領導革命到達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同上書，643-644頁）這與列寧的工農聯盟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列寧曾深刻指出：無產階級要弄真正成為“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先鋒隊，在推翻剝削者的斗爭中作為他們的領袖來出現和行動”，就必須“把農村群眾團結在城市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周圍”。（《列寧全集》第31卷第132頁）而且，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即使如此，思想也并不回避農民的弱點和缺點。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選集》第4卷第1477頁）才能走向社會主義。顯然這是與民粹主義的農民是本能的社會主義者和天然的革命者觀點大相徑庭的。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依據之三是所謂思想對農民革命道路的偏愛。梅斯納認為，領導農民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思想的民粹主義觀念，它與俄國民粹主義的“到民間去”，通過發展農民“村社”過渡到社會主義觀點是一致的。的確，馬克思等對農民“革命”的局限性曾進行過科學而深刻的分析，但他們是根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進行分析的。由于中國革命在對象、性質、內容上有著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特點，因而照搬馬克思等的結論顯然是愚蠢的，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原則。正是在對中國革命發展階級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基礎上提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革命乃是農民革命”的。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廣大農民正是封建地主階級剝削的直接對象，因此中國農民革命必定是對封建制度的致命打擊。誠然一般來說，農民革命本身并不代表先進的生產方式，但是，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因其自身的軟弱性而不能完成本應由它來進行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而農民革命在得到代表先進生產方式的無產階級的領導的特殊情況下，農民革命完全可能成為一種解放生產力、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進步的民主革命。并且，中國農民革命由于所處的時代及革命的內容，它也完全可能成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民粹主義則相反，它是在俄國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企圖用農民落后的生產方式來抗拒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所以它所倡導的“農民革命”不僅不是革命的而且是保守的，因為這種“革命”是在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可見，思想關于農民革命的理論與民粹主義的“到民間去”、通過農民“村社”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思想的這個理論正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大貢獻。關于革命的具體道路，馬克思、列寧曾認為革命一般是通過城市武裝起義然后以城市為中心推及農村的道路進行的。而中國革命則是從農村入手，由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這到底是不是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革命道路的理論呢？是不是民粹主義“到民間去”，用農民“村社”抵抗城市資本主義觀念的表現呢？列寧指出：馬克思是嚴格根據他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一切前提確定無產階級策略的基本任務的。只有客觀地考慮某個社會中一切階級相互關系的全部總和，因而也考慮該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考慮該社會和其他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才能成為先進階級制定正確策略的依據。思想關于革命具體道路的理論正是依照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原則，在對中國國情科學分析和對革命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基礎上提出的。指出，強大的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反動同盟軍，總是長期地占據著中國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隊伍不愿意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妥協而要堅持地奮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隊伍要準備積蓄和鍛煉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和強大的敵人作決定勝負的戰斗，那就必須把落后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不僅指出了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必要性，而且還分析了這條革命道路在中國的可能性。他說，第一，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使一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選集》第1卷第49頁）。第二，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只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就能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就能獲得戰勝一切敵人的人力物力等各種力量，從而形成強大的革命戰爭態勢。第三，中國是一個富有農民革命戰爭傳統的國家，歷來農民戰爭都是首先在農村開始和發展，最后奪取城市，這就為民主革命提供很好的經驗。第四，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領導，從而可以使農民具有嶄新的內容即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踐證明，這條道路是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同時，中國共產黨選擇這條道路決不是以農民革命對抗城市經濟的發展，相反，它正是為了驅逐外敵壓制，清除封建桎梏，為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開辟道路。例如解放戰爭時期就再三強調保護好城市民族工商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城市或鄉鎮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須堅決反對”。（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事件的回顧》上卷第7頁）可見，這與民粹主義的以農民“村社”抵抗城市近代經濟的發展是根本不同的。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依據之四是所謂它對落后的優越性的浪漫主義贊美。在1958年4月曾說過：“除了個別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梅斯納認為，“從‘一窮二白’這一論點中的含義看，它是一個與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思想中心論點有驚人相似的概念，即設想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不會有那種已經扼殺了西方先進國家革命精神的歷史‘過分成熟’和道德墮落之弊病，因而比其他國家更有革命的潛力。正如俄國民粹主義聲稱的，工業化前的俄國比工業化的西方國家更接近社會主義，因為它們比較缺乏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也同樣宣稱中國革命有一窮二白的特殊優點并看到工業化前的中國正在開辟通往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未來之路。”（［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238頁）的確談到過“一窮二白”的特點，即窮則思變，激勵人民革命，但是這與民粹主義沉湎于落后的優越性情感有原則的區別。并不認為貧窮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更近，相反他認為，工業化是建成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他說，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建國后，提出，我們“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著作選讀》下卷第849頁）“只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我們國家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根本上建成了。”（《選集》第5卷第462頁）一貫認為革命就是為了改變貧窮落后。他說“一窮二白”的優點是窮則思變，努力朝著富裕方向前進，他絕對不是在提倡窮則安逸，這里體現的是對貧窮的辯證理解，它與窮則沒有希望的悲觀思想是相對立的。從事實看。建國以后，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致力于經濟建設，努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雖然其中也有曲折和挫折，但是其思想一直未變，幾十年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創造性運用和發展的理論結晶，而不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偽裝下的民粹主義。誠然，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革命的實踐中曾犯有一定的錯誤，走過曲折的道路，但這只能說明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工程。西方有些學者喜歡用或其他人在某種特定場合、針對某個特定問題的某些話來猜測他們思想中具有什么“潛流”，并把中國革命與這種“潛流”主觀地掛起鉤來，而不研究他們一貫的基本的思想特征。這種做法——如果不從學者們意識形態方面的虛假性和片面性講——也許很新奇，但并不全面；也許很獨特，但并不客觀。科學的研究必須以嚴肅的態度面對對象，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選集》第1卷第312頁）

民粹主義在俄國歷史上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思想流派，這股社會思潮一經滋生，與俄國特定的社會條件結合，便產生了不容忽視的社會影響。在俄國的舊民主革命時期是這樣，在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產生之后，甚至在布爾什維克主導的歲月里，盡管作為思潮傳統載體的民粹派逐步消亡，但就其思想趨向而言仍或多或少地隱藏在人們的意識深處，繼續對俄國歷史的發展施加特有的影響。俄國蜿蜒曲折的革命歷程提出哪些問題，革命者又是如何解答的，本文試圖通過考察民粹主義向布爾什維主義（即列寧主義）的歷史性跨越，提供一種思考的維度。

一、早期民粹主義的革命實踐

十九世紀中葉的俄國仍舊是由沙皇專制統治為核心的封建社會，但在西歐資本主義的

沖擊之下，封閉的小生產型農業經濟似乎已走到盡頭。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廢除農奴制度，此舉標志著俄國正式步入資本主義的發展路途。俄國資本主義是沙皇政府出于維持專制制度大局而通過自上而下的漸進式改革主動培植的。它是一個奇怪的混合物，在其復雜的運作機制里極權專制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并行不悖，互為條件的。由于俄國社會生產力的嚴重滯后，而農奴制殘余勢力強大，工商業資本家集團力量微薄，輔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國家專政機器，類似西歐的資產階級自由派運動始終難成氣候。

民粹主義不是舶來品，恰恰是當時知識分子對扭曲的社會制度的扭曲反應而已。在民粹主義那里，俄國的沙皇專制與資本主義的價值觀通常是受到共同抵制的。早在農奴制改革前夕，民粹派的鼻祖之一車爾尼雪夫斯基就在《路易十八與查理第十時代法國黨派斗爭》一書中強調了“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兩種概念。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看來，“民主主義”者注重的是消滅貧富分化和實現平均，而“自由主義”則只注重抽象的自由權利，而這種“抽象的權利”1）因為會被資產階級所壟斷而變得一文不值。他所謂“民主主義”的基本理念后來為民粹主義所接納，成為一代民粹派革命斗士所夢寐以求的社會理想。

六、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的主張趨向激進，他們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反抗沙皇專制統治。不過，民粹派眼里的社會主義，并不同于西歐的概念。在馬克思那里，社會主義是資本階級民主革命的繼續，而民粹派卻出于對資本主義的本能反感而熱衷于“走另一條路”。民粹派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的出現是一種“偶然”現象，有了知識分子的“理想”與農民的“共產主義本能”就能阻止其在俄國的發展。特別讓他們傾心的莫過于俄國的農村公社，村社據說是保證了俄國不致出現類似西歐的“赤貧狀態和無產階級化”，這一說法源自德國人哈克斯特豪森2），卻被民粹派人士廣為頌揚，視為俄國無須經由資本主義階段而徑直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憑證。于是，“到民間去”的著名口號提出來了，“人民的精粹”胸懷高昂的革命斗志，開始反對專制統治的漫漫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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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維系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思想保證。同時，思想作為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日益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但是由于觀點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學者對思想有種種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認為思想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因素，并有斷言，正是這種民粹主義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著中國革命的進程。美國學者莫里斯·梅斯納在其論著《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說：“民粹觀念的沖動曾是革命時代的主義的特點。”（［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167頁）同時他又認為，在革命勝利后，民粹主義還存在于思想中并影響社會的進程。因此他斷言：“不僅是一個在馬克思主義偽裝下民粹主義者而且民粹主義思想和要求還深刻地影響了他修改和運用馬克思的方法。”（同上書，第51頁）有些日本學者也認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俄國民粹主義者”，象“群眾路線這個后來由定型化的革命觀和人生觀念，可以從俄國民粹主義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國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作為他終生不變的思想上的潛流在持續不斷地流動著。”（《日本學者視野中的》第26-30頁）

這個觀點涉及一個根本的原則問題，即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扭曲或變形、甚至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本身相悖的“馬克思主義”？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民粹主義是十九世紀后期出現在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其一系列觀點的形成和演變始終反映出小生產者的目光短淺、互相隔絕，對自己單獨經營的田園生活方式的依戀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種狹隘的、落后的社會主義思潮，是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在哲學上，民粹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地把適合“人類天性”的社會理想等主觀意識看作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認為歷史只是人類理性的產物；在歷史主體問題上，民粹主義斷言英雄創造歷史，而視群眾為“群氓”；在歷史進程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和歷史作用，主張在小生產基礎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在革命力量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而斷言農民是“本能的社會主義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喚起農民、發展農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但是，民粹主義并不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正如列寧所說的，它只是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代表農民的利益。對民粹主義的這些思想，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做了大量的工作進行批判，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掃除了障礙。

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根據之一，是所謂思想關于歷史發展的主觀唯心主義因素。梅斯納說，“強調覺悟在創造歷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這反映出主義長期存在的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傾向”。（［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55頁）他說：“主義者認為‘主觀能夠創造客觀是首要的信念’”，（同上書，第337頁）“對來說，決定歷史進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們的思想和他們從事革命的意愿。”（同上書，第55頁） 

我們先來看看，思想究竟有沒有把精神性的意識、意志和覺悟看作社會發展的首要因素。曾清楚指出，“感覺和思想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哲學批注集》第145頁）“世界是物質的，不是精神的。物質決定精神，不是精神決定物質。”（同上書，第296頁）“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選集》第1卷第384頁）“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同上書，第302頁）

【內容提要】某些西方學者在思想的研究中，認為思想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因素，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偽裝的民粹主義。本文概括出這種觀點得以提出的四個主要依據，即所謂關于歷史發展的主觀唯心論、所謂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與農民自發意識的推崇、關于革命道路上對農民革命的偏愛和所謂對落后優越性的浪漫主義贊賞，并逐一對它們進行分析，從中得出結論：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

【正文】

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維系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思想保證。同時，思想作為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日益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但是由于觀點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學者對思想有種種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認為思想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因素，并有斷言，正是這種民粹主義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著中國革命的進程。美國學者莫里斯·梅斯納在其論著《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說：“民粹觀念的沖動曾是革命時代的主義的特點。”（［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167頁）同時他又認為，在革命勝利后，民粹主義還存在于思想中并影響社會的進程。因此他斷言：“不僅是一個在馬克思主義偽裝下民粹主義者而且民粹主義思想和要求還深刻地影響了他修改和運用馬克思的方法。”（同上書，第51頁）有些日本學者也認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俄國民粹主義者”，象“群眾路線這個后來由定型化的革命觀和人生觀念，可以從俄國民粹主義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國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作為他終生不變的思想上的潛流在持續不斷地流動著。”（《日本學者視野中的》第26-30頁）

這個觀點涉及一個根本的原則問題，即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扭曲或變形、甚至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本身相悖的“馬克思主義”？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民粹主義是十九世紀后期出現在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其一系列觀點的形成和演變始終反映出小生產者的目光短淺、互相隔絕，對自己單獨經營的田園生活方式的依戀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種狹隘的、落后的社會主義思潮，是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在哲學上，民粹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地把適合“人類天性”的社會理想等主觀意識看作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認為歷史只是人類理性的產物；在歷史主體問題上，民粹主義斷言英雄創造歷史，而視群眾為“群氓”；在歷史進程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和歷史作用，主張在小生產基礎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在革命力量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而斷言農民是“本能的社會主義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喚起農民、發展農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但是，民粹主義并不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正如列寧所說的，它只是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代表農民的利益。對民粹主義的這些思想，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做了大量的工作進行批判，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掃除了障礙。

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根據之一，是所謂思想關于歷史發展的主觀唯心主義因素。梅斯納說，“強調覺悟在創造歷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這反映出主義長期存在的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傾向”。（［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55頁）他說：“主義者認為‘主觀能夠創造客觀是首要的信念’”，（同上書，第337頁）“對來說，決定歷史進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們的思想和他們從事革命的意愿。”（同上書，第55頁）

【內容提要】某些西方學者在思想的研究中，認為思想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因素，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偽裝的民粹主義。本文概括出這種觀點得以提出的四個主要依據，即所謂關于歷史發展的主觀唯心論、所謂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與農民自發意識的推崇、關于革命道路上對農民革命的偏愛和所謂對落后優越性的浪漫主義贊賞，并逐一對它們進行分析，從中得出結論：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

【正文】

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維系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思想保證。同時，思想作為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日益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但是由于觀點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學者對思想有種種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認為思想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因素，并有斷言，正是這種民粹主義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著中國革命的進程。美國學者莫里斯·梅斯納在其論著《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說：“民粹觀念的沖動曾是革命時代的主義的特點。”（［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167頁）同時他又認為，在革命勝利后，民粹主義還存在于思想中并影響社會的進程。因此他斷言：“不僅是一個在馬克思主義偽裝下民粹主義者而且民粹主義思想和要求還深刻地影響了他修改和運用馬克思的方法。”（同上書，第51頁）有些日本學者也認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俄國民粹主義者”，象“群眾路線這個后來由定型化的革命觀和人生觀念，可以從俄國民粹主義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國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作為他終生不變的思想上的潛流在持續不斷地流動著。”（《日本學者視野中的》第26-30頁）

這個觀點涉及一個根本的原則問題，即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扭曲或變形、甚至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本身相悖的“馬克思主義”？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民粹主義是十九世紀后期出現在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其一系列觀點的形成和演變始終反映出小生產者的目光短淺、互相隔絕，對自己單獨經營的田園生活方式的依戀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種狹隘的、落后的社會主義思潮，是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在哲學上，民粹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地把適合“人類天性”的社會理想等主觀意識看作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認為歷史只是人類理性的產物；在歷史主體問題上，民粹主義斷言英雄創造歷史，而視群眾為“群氓”；在歷史進程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和歷史作用，主張在小生產基礎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在革命力量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而斷言農民是“本能的社會主義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喚起農民、發展農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但是，民粹主義并不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正如列寧所說的，它只是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代表農民的利益。對民粹主義的這些思想，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做了大量的工作進行批判，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掃除了障礙。

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根據之一，是所謂思想關于歷史發展的主觀唯心主義因素。梅斯納說，“強調覺悟在創造歷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這反映出主義長期存在的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傾向”。（［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55頁）他說：“主義者認為‘主觀能夠創造客觀是首要的信念’”，（同上書，第337頁）“對來說，決定歷史進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們的思想和他們從事革命的意愿。”（同上書，第55頁）

【內容提要】某些西方學者在思想的研究中，認為思想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因素，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偽裝的民粹主義。本文概括出這種觀點得以提出的四個主要依據，即所謂關于歷史發展的主觀唯心論、所謂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與農民自發意識的推崇、關于革命道路上對農民革命的偏愛和所謂對落后優越性的浪漫主義贊賞，并逐一對它們進行分析，從中得出結論：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

【正文】

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維系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思想保證。同時，思想作為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日益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但是由于觀點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學者對思想有種種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認為思想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因素，并有斷言，正是這種民粹主義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著中國革命的進程。美國學者莫里斯·梅斯納在其論著《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說：“民粹觀念的沖動曾是革命時代的主義的特點。”（［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167頁）同時他又認為，在革命勝利后，民粹主義還存在于思想中并影響社會的進程。因此他斷言：“不僅是一個在馬克思主義偽裝下民粹主義者而且民粹主義思想和要求還深刻地影響了他修改和運用馬克思的方法。”（同上書，第51頁）有些日本學者也認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俄國民粹主義者”，象“群眾路線這個后來由定型化的革命觀和人生觀念，可以從俄國民粹主義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國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作為他終生不變的思想上的潛流在持續不斷地流動著。”（《日本學者視野中的》第26-30頁）

這個觀點涉及一個根本的原則問題，即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扭曲或變形、甚至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本身相悖的“馬克思主義”？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民粹主義是十九世紀后期出現在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其一系列觀點的形成和演變始終反映出小生產者的目光短淺、互相隔絕，對自己單獨經營的田園生活方式的依戀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種狹隘的、落后的社會主義思潮，是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在哲學上，民粹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地把適合“人類天性”的社會理想等主觀意識看作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認為歷史只是人類理性的產物；在歷史主體問題上，民粹主義斷言英雄創造歷史，而視群眾為“群氓”；在歷史進程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和歷史作用，主張在小生產基礎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在革命力量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而斷言農民是“本能的社會主義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喚起農民、發展農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但是，民粹主義并不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正如列寧所說的，它只是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代表農民的利益。對民粹主義的這些思想，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做了大量的工作進行批判，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掃除了障礙。

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根據之一，是所謂思想關于歷史發展的主觀唯心主義因素。梅斯納說，“強調覺悟在創造歷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這反映出主義長期存在的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傾向”。（［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55頁）他說：“主義者認為‘主觀能夠創造客觀是首要的信念’”，（同上書，第337頁）“對來說，決定歷史進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們的思想和他們從事革命的意愿。”（同上書，第55頁）

【正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前院長胡繩撰文說，在如何認識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系問題上，曾染上民粹主義色彩，其典型說法是“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注：胡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世紀之交的回顧與前瞻》，《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6期。）。作為長期在身邊，參加過著作整理的資深社會科學家，胡繩的觀點頗具權威性。然而以往也有學者引證的許多話，不同意說有民粹主義思想。看來在這個問題上，作一點深入的探討是必要的。

一

胡繩說，認為中國可以從農業國跳過資本主義（跳過工業化）直接到達社會主義的看法，一般被稱作“民粹主義”。而那些不同意說有民粹主義思想的論者則引證1944年致秦邦憲的信，信中說：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建立近代工業社會。“新民主主義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注：《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頁。）在信中的話，證明他非常重視國家的工業化問題，并不認為“跳過工業化”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他且知道“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的確，重視工業化的言論還有許多。在實踐上，新中國成立后，很快就開始了國家工業化建設，也是人所共知的。

那些不同意說有民粹主義思想的論者繼而又引證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中說的話：“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的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頁。）

的確，在新民主主義理論中，關于中國需要發展資本主義的言論還有許多。這與“跳過資本主義”的民粹主義主張是不同的。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對中國當代史稍有了解的人會發現，在取得全國勝利后不久，便放棄了新民主主義。1951年，即批評劉少奇等人按《共同綱領》保護私有的主張，質問為什么不能動搖私有？為什么不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還要經過什么？（注：參見《中國農業合作化史資料》1990年第6期。）在全國快速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后，1958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總結說：我主張不斷革命論，你們不要以為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革命就要趁熱打鐵，一個革命接著一個革命，革命要不斷提出，中間不要冷場。托洛茨基主張民主革命未完成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不是這樣，如1949年解放，接著搞，剛結束，就搞互助組，接著又搞初級社，然后搞高級社，七年來就合作化了，生產關系改變了。像波蘭、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義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農。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事實證明，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并鞏固了政權之后，是主張“不斷革命論”的，主張越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

作為一個有著長期半殖民地經歷的小農國家，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嚴重滯后，長期處于國際社會的邊緣地位。外國勢力的長期壓迫、現代化進程的挫折情緒、抗拒全球化的封閉心態和某些勢力的鼓惑與煽動，培育了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肥沃土壤。全球化時代下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在當代中國的長期存在和惡劣影響，最終可能嚴重威脅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一、從被壓迫民族的排外情緒到極端民族主義

中國長期以來自認為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歷史上國人夜郎自大，自以為“華夏”乃世界之中心，漢民族甚至將周邊的其他民族蔑稱為“蠻”和“夷”。沿襲這一觀念，當西方國家的商人和傳教士到中國來時，國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稱之。中國的歷代王朝都不遺余力地強調“中華中心論”，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級觀念居高臨下地對待其他國家，朝貢制度即為一例。從此種意義上說，當代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級文化。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優越論”嚴重束縛了國人的眼光和思維，正如費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點是思想和體制方面的，也就是說對外國的現實一貫無知，并且存心不去考慮現實。[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導致國家強盛，何況人類歷史上也沒有哪個國家是永遠的強國。

近代中國從虎門銷煙起，歷經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抗日戰爭等戰爭和旅順、南京等大屠殺，早已失去了往昔的東亞之尊。近代中國的歷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爭史。現代化進程的挫折感，長達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贖理想主義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滿耳是大眾的嗟傷，一年年國土的淪喪”，這種“四萬萬同胞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內化為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半殖民地廢墟上的，這個廢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清代中葉以前，國人眼中的日本不過是個學著中國走路的東夷小國。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制造了當代中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中共領導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當作政治旗幟。但是，為了得到蘇聯的扶助，這場革命對繼承了沙皇俄國對外策略的蘇聯卻另眼相看。其實，沙皇俄國是侵占中國土地最多的國家，蘇聯對現代中國內戰的干預也從未間斷。在蘇聯的策劃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建立就卷入了朝鮮戰爭，其結局是不勝不敗。朝鮮戰爭沒有使中國變得獨立，相反卻加重了中國對蘇聯的依賴。30年以后再度打開國門，才發現中國的落后程度有多大。這是20世紀后半葉國人經歷的又一種挫折。

隨著“”和“事件”之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的破產，“”結束了，國人重新認識到過去30年中他們信奉的政治經濟制度其實近乎于破產。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自由主義思潮在改革開放后填補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危機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義成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義思潮在20世紀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

作為一個有著長期半殖民地經歷的小農國家，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嚴重滯后，長期處于國際社會的邊緣地位。外國勢力的長期壓迫、現代化進程的挫折情緒、抗拒全球化的封閉心態和某些勢力的鼓惑與煽動，培育了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肥沃土壤。全球化時代下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在當代中國的長期存在和惡劣影響，最終可能嚴重威脅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一、從被壓迫民族的排外情緒到極端民族主義

中國長期以來自認為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歷史上國人夜郎自大，自以為“華夏”乃世界之中心，漢民族甚至將周邊的其他民族蔑稱為“蠻”和“夷”。沿襲這一觀念，當西方國家的商人和傳教士到中國來時，國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稱之。中國的歷代王朝都不遺余力地強調“中華中心論”，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級觀念居高臨下地對待其他國家，朝貢制度即為一例。從此種意義上說，當代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級文化。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優越論”嚴重束縛了國人的眼光和思維，正如費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點是思想和體制方面的，也就是說對外國的現實一貫無知，并且存心不去考慮現實。[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導致國家強盛，何況人類歷史上也沒有哪個國家是永遠的強國。

近代中國從虎門銷煙起，歷經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抗日戰爭等戰爭和旅順、南京等大屠殺，早已失去了往昔的東亞之尊。近代中國的歷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爭史。現代化進程的挫折感，長達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贖理想主義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滿耳是大眾的嗟傷，一年年國土的淪喪”，這種“四萬萬同胞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內化為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半殖民地廢墟上的，這個廢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清代中葉以前，國人眼中的日本不過是個學著中國走路的東夷小國。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制造了當代中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中共領導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當作政治旗幟。但是，為了得到蘇聯的扶助，這場革命對繼承了沙皇俄國對外策略的蘇聯卻另眼相看。其實，沙皇俄國是侵占中國土地最多的國家，蘇聯對現代中國內戰的干預也從未間斷。在蘇聯的策劃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建立就卷入了朝鮮戰爭，其結局是不勝不敗。朝鮮戰爭沒有使中國變得獨立，相反卻加重了中國對蘇聯的依賴。30年以后再度打開國門，才發現中國的落后程度有多大。這是20世紀后半葉國人經歷的又一種挫折。

隨著“”和“事件”之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的破產，“”結束了，國人重新認識到過去30年中他們信奉的政治經濟制度其實近乎于破產。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自由主義思潮在改革開放后填補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危機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義成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義思潮在20世紀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