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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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有著長期半殖民地經歷的小農國家，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嚴重滯后，長期處于國際社會的邊緣地位。外國勢力的長期壓迫、現代化進程的挫折情緒、抗拒全球化的封閉心態和某些勢力的鼓惑與煽動，培育了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肥沃土壤。全球化時代下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在當代中國的長期存在和惡劣影響，最終可能嚴重威脅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一、從被壓迫民族的排外情緒到極端民族主義

中國長期以來自認為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歷史上國人夜郎自大，自以為“華夏”乃世界之中心，漢民族甚至將周邊的其他民族蔑稱為“蠻”和“夷”。沿襲這一觀念，當西方國家的商人和傳教士到中國來時，國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稱之。中國的歷代王朝都不遺余力地強調“中華中心論”，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級觀念居高臨下地對待其他國家，朝貢制度即為一例。從此種意義上說，當代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級文化。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優越論”嚴重束縛了國人的眼光和思維，正如費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點是思想和體制方面的，也就是說對外國的現實一貫無知，并且存心不去考慮現實。[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導致國家強盛，何況人類歷史上也沒有哪個國家是永遠的強國。

近代中國從虎門銷煙起，歷經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抗日戰爭等戰爭和旅順、南京等大屠殺，早已失去了往昔的東亞之尊。近代中國的歷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爭史。現代化進程的挫折感，長達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贖理想主義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滿耳是大眾的嗟傷，一年年國土的淪喪”，這種“四萬萬同胞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內化為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半殖民地廢墟上的，這個廢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清代中葉以前，國人眼中的日本不過是個學著中國走路的東夷小國。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制造了當代中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中共領導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當作政治旗幟。但是，為了得到蘇聯的扶助，這場革命對繼承了沙皇俄國對外策略的蘇聯卻另眼相看。其實，沙皇俄國是侵占中國土地最多的國家，蘇聯對現代中國內戰的干預也從未間斷。在蘇聯的策劃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建立就卷入了朝鮮戰爭，其結局是不勝不敗。朝鮮戰爭沒有使中國變得獨立，相反卻加重了中國對蘇聯的依賴。30年以后再度打開國門，才發現中國的落后程度有多大。這是20世紀后半葉國人經歷的又一種挫折。

隨著“”和“事件”之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的破產，“”結束了，國人重新認識到過去30年中他們信奉的政治經濟制度其實近乎于破產。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自由主義思潮在改革開放后填補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危機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義成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義思潮在20世紀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

自由主義思潮遇到打壓后，正統意識形態并未能收復“失地”，在這一思想空間里，新左派思潮、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等蠢蠢欲動，其中極端民族主義發展最快。中國的市場化過程恰巧遇到了經濟全球化浪潮，過去20多年中國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是史無前例的，對外摩擦也隨之增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的理性的民族主義畸變成了可怕的排外的極端民族主義。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幾部書《中國可以說不》、《中國還是可以說不》是當時極端民族主義發展的一個高峰。當時有外國記者向外交部提問，這幾部明顯違背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書是否代表官方立場，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先生在回答時只能說，這些書的問世至少說明中國還有言論出版自由。1999年美國空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地下室事件更是引發了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的一個高潮。

現代化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全球化的過程。雖然中華文化也可參與到這個歷史進程中，但作為一種前現代性的文化，它在全球化進程中必然要面對這樣的問題：如何對待象西方文化這樣的外來文化，如何理性地區分西方文明與西方霸權。這些問題在一個理性主義者眼中是很簡單的，但對一個現代化進程不斷遭遇到挫折的小農國家的普通國民來說，卻需要有非同尋常的鑒別力才能弄清楚。就本質意義而言，這需要一個啟蒙的過程。從滿清之季風起云涌的義和團運動到共和國草建后的長達10年的“”來看，國人還是習慣于以夜郎自大和閉關鎖國抗拒全球化的方法來維持民族的自尊心。理性精神的缺失表明啟蒙事業遠未完成。21世紀初的中國，自由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在賽跑。

二、民族主義的分野與當代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的發展

民族主義不是一套完善的意識形態，作為思考世界的一種方法，它強調民族在解釋歷史發展和分析當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宣稱“民族特征”是人類劃分的主導性因素，它在本質上要求每個民族組成一個主權國家[2].人類歷史上有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從其基本理念來劃分，有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也可稱為立憲民族主義），也有極權主義的民族主義（即極權民族主義）；從民族主義對社會變革的主張來看，有溫和主義的自由主義，也有極端主義的民族主義。本文所要重點分析的是后者，即極端民族主義和它的惡性發展極權民族主義。

極端民族主義乃源自對世界主義（世界大同主義）的厭惡。“民族主義情緒在這里是指在政治上特別強調用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和不顧其他價值觀念，如戒絕殺戮，遵守國際法以及通過雙邊或多邊條約維持國際合作，以此尋求本民族的利益。這種特別的民族主義同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的關系就如同自私自利與個人主義的關系。自私自利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不會顧及別人的利益，而個人主義的信念是，只有在尋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尊重別人自由地追求他們的利益才是合理的。[3]”良性民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形式上有相象之處，它們都以愛國的名義影響民眾，民眾往往很難識別極端民族主義的真正政治面目。

在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真正在全國發生影響，成為一種社會思潮，始自世紀之交，是伴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而活躍起來的。由于新的信息技術的交互性特征及其低廉快捷的性能，鼓勵了民眾積極地參與社會生活，也為民眾的社會參與提供了技術手段。正是互聯網使民眾得以通過網絡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同道，極端民族主義的支持者們就是這樣聚合起來的。這些志同道合者散處各地，雖然理論修養參差不齊，政治經驗各異，但很容易通過互聯網溝通聯絡、討論時事、發起動議、進行游說。“9.18”愛國者同盟網等5個網站即在北京市東城區成功地組織百萬同胞簽名參加抗議日本的活動，此項游行示威活動差一點就成行了。

日本是在20世紀犯下嚴重戰爭罪行而又拒絕認錯的唯一國家，至今其右翼政治勢力仍然拒絕承認當年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不僅不為其當年的戰爭罪行懺悔，相反還通過教科書、歷史展覽等種種形式試圖掩蓋乃至歪曲國家犯罪的歷史。戰后日本利用了被侵略國家的寬容，躲過了嚴厲的制裁，卻保留了當年侵略者對被侵略國家的傲慢和掩藏在禮貌表面之下的蔑視。盡管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殺害了數千萬中國人，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但戰后中華民國政府本著以德報怨的精神放棄了戰爭賠償要求。可是，日本朝野似乎對此并不領情。許多日本人甚至拒絕承認日本的侵華戰爭之罪惡及其失敗，認為日本只不過是敗給了強大的美國，但并未敗給中國。而在日本的靖國神社里，那些在歷次侵略戰爭中喪命的將士仍然被當作為國捐軀的英雄來紀念。總體來講，日本是一個怯于面對自己國家歷史罪惡的民族，在其民族自尊的背后其實掩藏著道德上的懦弱。

中國民間對日本的不滿由來已久，2003年發生的一些事件讓極端民族主義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2003年6月，有民間組織發起登上釣魚島；8月，網上萬人簽名反對京滬高速鐵路使用日本技術；9月，又發生了日本游客集體赴珠海的事件。緊接著，2003年10月29日，西北大學爆發了反日抗議活動，這后來又演變成西安街頭的示威游行。這次反日風潮的起因，據說是4個日本師生在該校外語學院的日本文化藝術節上的下流表演。這本是一個學校內部秩序的管理問題，至多也不過是日本師生不當行為在中國引起的一起治安事件。然而在反日、仇日情緒的刻意渲染下，對日本師生的不滿急劇演變成了帶有打、砸、搶性質的學潮，驚動了兩國政府的高層，成為一起外交突發事件[4].

在西北大學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荒誕的現象，與1998年印度尼西亞的反華仇華暴行一樣，日商投資企業被砸，無辜的日本留學生被毆打，留學生樓和西北大學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以至于后期的示威行動演變成了西北大學師生和防暴警察集體保衛西北大學的行動。“西北大學黨委用了這樣一個字眼，就是如果沒有及時制止的話，它會成為西北大學的空前浩劫。[5]”這種暴民運動實質上是“義和團”精神的現代翻版，是“紅衛兵行動”在21世紀的再現。

在現代科技和特定政治文化的支持下，不僅中國的普通公民和民間小團體得以在BBS論壇等地方找到了議論外交事務的機會，而且極端民族主義的鼓吹者們也利用網絡的虛擬空間和匿名發言方式煽動激進行為和觀念。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毫無顧忌地在網站上發表和轉載反日、仇日的言論和文章，乃至于號召抵制日貨、強攻釣魚島，有人甚至主張進行一場東京大屠殺，把日本婦女都強奸了，把日本男人都殺了。這樣的言論在平面和音像媒體上是無法想象的。由于互聯網成了宣泄民族主義情緒的場所，有論者將這種社會現象稱為“網絡民族主義”[6].

香港“鳳凰衛視”著名時事評論員呂寧思在2003年11月4日的時事開講欄目中說：“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強烈的感覺到一種現象，就是中日關系在民間很難冷靜討論。主張理性處理中日關系的言論，往往被民粹主義的熱情所淹沒，甚至為此常常出現人身攻擊和謾罵，這些都是一個文化優秀的國家公民所應有的道德水平嗎？中國最厲害一個詞就是‘漢奸’，而這個‘漢奸’直接就和中日關系相聯系的。事實上，我們包括鳳凰衛視的幾位評論員，不管是在討論任何問題上，只要談論到對日的關系，都有人被罵‘漢奸’的。但是，今天我們一定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我覺得在中日關系上這是一個很長遠的問題，如果現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東西都調動出來，將來對中國并沒有好處。[7]”

中國政府并未像對待其它持不同政見者一樣打擊壓制這些言論。原因之一是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理念上，抨擊美國或日本符合正統意識形態的觀念。而另一原因是，中國國內的問題成堆，積重難返，需要轉移民眾的注意力，于是在與國內政治不太密切相關的對外關系上讓民間有一個發泄聲討的對象，就符合官方的利益了。因此在互聯網上凡是出現批評國內政治的觀點或涉及到敏感話題的貼子，很快就會被網站管理員依照政府的要求刪掉；但如果網民們在互聯網論壇上鼓吹反人類的種族滅絕行為，例如贊揚在美國制造“911”事件的恐怖主義行為，卻不會受到來自官方的任何壓力或指責。

三、極端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特點和暴力傾向

在現代社會里，政治家們哪怕是那些從骨子里鄙視大眾的最極端的精英主義者，都喜歡強調“人民”、打著“人民”的旗幟行事，因為以“人民”的名義似乎就占據了道德優越感和政治制高點。通過強調熱愛國家（以及隱在這個抽象的概念之后的政治家）、熱愛民族，政治家往往可以動員大批民眾。在各種高舉“人民”旗號的意識形態當中，極端民族主義最常用的是民粹主義，而民粹主義又與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有著血緣關系，至少在俄國和中國是如此。作為多數暴政的理論基礎，民粹主義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理由；它排斥代議制民主政治制度，蔑視程序正義原則，是一種對憲政秩序及其性質的根本誤解。在民粹主義者眼中，與其說人民是偉大的，還不如說人民被當作群氓來利用。民粹主義和極權主義都主張，任何個人的存在都要服從集體或群體，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隨時可以而且應該犧牲個體的利益。民粹主義強調大眾對社會政治事務的直接參與，鼓吹街頭運動，卻排斥程序民主和法治，因此它無法導致政治進步。當民粹主義的群眾運動與極端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時，很可能引導社會走向動亂。

在中國，民眾用自發的游行示威來表達和直接參與對外關系的處理，表面上看是外交事務參與的大眾化，但實際上這是一種并不正常的局面。因為，民眾們在政治參與的基本層面──國內政治的參與方面──事實上被剝奪了憲法賦予的權利，公安部門原則上不會批準學生自發組織的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只有舉著民族主義旗號反對外國的示威游行才偶然有機會上街成行。在涉外示威游行活動中，很可能有人會趁機渲泄情緒、做出過當行動，而這樣的情緒渲泄本身可能包含著很復雜的動機，包括不滿意缺乏基本政治權利等因素。

在民主社會，只要法律許可而公民承諾并不危害社會或其它人的利益且愿意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后果，公民就能享受憲法賦予的自由和權利；而在中國，憲法賦予的自由和權利在多數情況下是不經批準就不能得到的，何況行政批準程序本身的目的就是阻止憲法的實施。中國的民粹主義式極端民族主義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以民族的名義，捍衛著這個剝奪自由的系統。也正因為如此，極端民族主義的鼓動才被容許。可是，由于被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影響的示威游行活動中，人們情緒的渲泄可能指向當局不愿意觸及的話題，所以這類示威游行活動也經常被勸止。

啟蒙大師孟德斯鳩有一句名言：“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這是唯一的一句在中國教科書中被反復強調的有關自由的經典語錄，但恰恰是這段唯一被認可的經典，人們往往只理解了后半句。中國所缺少的是孟德斯鳩前半句話所言，而民粹主義所煽動的一些極端行動則恰恰符合孟德斯鳩的后半句話。

真正的政治現代化只有通過政治民主化才能實現，以反對外國為旗號的極端民族主義街頭運動并不代表政治現代化的進步，相反，它很可能被極權主義所利用，當年納粹黨煽動的排猶運動就是如此。在國內的BBS論壇上常常有這樣的帖子，句首是“是中國人就看”、“是中國人就不要刪除”。西北大學學生的游行宣傳單上也寫著“是中國人就不要撕；如若撕之人人得而誅之”。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現象：似乎只要舉起了極端民族主義的旗號，站在這個旗號之下的人就自動擁有了無限的權威，可以判別或剝奪中國公民的公民資格。在中國最大的商業網站新浪網上，每逢重大事件，如伊拉克戰爭或討論巴以沖突的合法性問題，這些話題本來關系到人權主權孰高孰低的政治哲學命題，但辯論的結果總是呈現這樣一個簡單的結果，那些支持西方國家的網友被謾罵成“漢奸”、“賣國賊”。

誰賦予極端民族主義的捍衛者們這種天然的權威和權利？他們有什么資格剝奪他人保留和發表其觀點的權利？人類歷史上總有一些人想舉著各種旗號為自己封一個天然的無限權威，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無非在重復這種舉動而已。極端民族主義自以為把握了唯一的道義標準和利益尺度，因此覺得自己使用的話語工具和訴求是唯一正確而高尚的，動輒無視其它價值觀念的存在，動輒以式的語言宣布“人人得而誅之”，視公民權利和人性的尊嚴為草芥。

針對這種現象，著名政治學者托克維爾說過：“無限權威是一個壞而危險的東西。在我看來，不管任何人，都無力行使無限權威。……當我看到任何一個權威被授以決定一切的權利和能力時，不管人們把這個權威稱作人民還是國王，或者稱作民主政府還是貴族政府，或者這個權威是在君主國行使還是在共和國行使，我都要說：這是給暴政播下了種子，而且我將設法離開那里，到別的法制下生活。[8]”

極端民族主義者忘記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權威的形成都不是自封的，而是來自于基于成員個體同意的共同體的道義基礎。所謂的國家主權并不是政府意志的代名詞，國家主權不過是人民主權在國際關系方面的延伸，最終服務于社會的個體。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一個價值多元的世界，沒有任何一種價值觀有權利把自己的看法強加于人或迫使他人放棄自己的價值觀。民主制度本身之所以在絕大多數國家受到歡迎，就是因為它允許各種價值觀自由地討論，不會排斥異己。

極端民族主義不僅僅直接抵制民主制度，而且也固執己見、排斥其他觀點、拒絕各種觀點之間自由充分的交流，從而就拒絕了以民主的方式與持其他觀點的人平等共處，這也意味著拒絕了維護公民自由和人性尊嚴的制度安排。如果極端民族主義沿著它的思路發展下去，它勢必還要千方百計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和壓制市民社會的私人領域空間，一旦走到這一步，極端民族主義就變成極權主義了。從希特勒到日本軍國主義者，歷史上持極端民族主義的權力發展到了極權主義不都是這樣表現的？

極端民族主義還忘記了人類生活的本來意義，人類社會最終是靠愛來穩固的，而不是靠恨和敵意來維持的。非此即彼、非敵即我的簡單思維常常讓我們忽視一些本原的東西。在國際關系領域，極端民族主義這個自封的無限權威以犧牲洛克、杰斐遜、密爾們所珍視的自由和人性的尊嚴為代價，去追求一種虛幻的“帝國”的榮耀和自豪感。人類歷史上有過好幾個極端民族主義的統治者，這些暴虐的領袖任意拿國家和社會這個有機體作活體實驗，最后以統治者的敗亡和國家民族的巨大苦難而告終。

中國今天的極端民族主義還沒有獲得權力，它只是服務于現有的意識形態，同時在為自己尋找、擴大話語空間。在它的眼中，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就是帝國主義化；而為了它要捍衛的“民族”和“國家”，寧可構建一個封閉而落后、了無生氣的社會；它拒絕審慎漸進的改革開放，追求的是一個以對“國家”（事實上是對統治者）的忠誠為標準的封閉的等級秩序。依照這幅圖景，極端民族主義如果能主宰一切，它所成就的也不過是拿破侖式的帝王基業。

在國際關系方面，極端民族主義者所主張的是不理性的沖突和對抗，而不是談判、對話和合作；它甚至樂于看到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矛盾激化到無法收拾的地步，因為這樣或許正好證明它存在的“價值”。極端民族主義者雖然不是一個階層，但卻可能因其觀念主張而形成一個利益集團，希圖通過爭取話語權力而獲得社會政治地位。一旦他們成功了，理性的真正愛國的民族主義者將為自己曾經對極端民族主義的寬容和同情而感到后悔。

這種充斥著民粹主義暴力傾向的極端民族主義在青年人當中頗有市場，除了意識形態教育的影響外，還因為它是一種廉價的精神麻醉劑，它可以讓沒有自由和基本人權的人們暫時忘卻自己的卑微和痛苦，在宣揚極端民族主義口號的過程中發掘體驗到虛幻的“偉大”和“英勇”，盡管尋找這種體驗其實常常就是向專制妥協的結果。他們更不愿意思考這樣的問題：當他們痛斥憲政民主國家時，他們事實上所捍衛的究竟是自己身邊的自由還是專制？

現今中國的執政集團雖然大力推行經濟發展，但政治改革卻被置于腦后。事實上，把民眾對其執政的認同建立在經濟績效之上是相當危險的。一旦經濟發展因腐敗和其他種種制度內生的原因而遭到挫折，國內矛盾迅速激化，同時極端民族主義的發展又形成一種無法控制的社會運動，政府會不會干脆充當起極端民族主義運動的引路人？如果權威主義的國家體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潮結合起來將形成什么樣的畸形產物，是否就是法西斯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會不會拿解決臺灣問題作為動員社會的口號？假如極端民族主義的興起與中國每5年、10年周期的領導人更替交織在一起，會不會有領導人鋌而走險尋求極端民族主義的政治支持？這些風險都是可能存在的，國人不得不未雨綢繆，冷靜思考。「注釋」

[1]《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一部分第260頁，轉引自吉爾伯特·羅茲曼的《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8頁。

[2]〔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主編，鄧正來等譯，《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民族主義（Nationalism）思想卷，第531頁。

[3]出處同上，第532頁。

[4]轉引自鳳凰衛視同日時事開講何亮亮先生語，：8086/fhkp/singlepage.jsp？itemId=141811&currchid=489）。

[5]出處同上。

[6]朱學勤，“這一年：基于自由的創造”，《南方周末》2004年新年特刊，見/southnews/zt/zztk/zggc/200312310082.asp.[7]出處同注[4].[8]（法）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1988年12月，第289頁。